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是蔡磊最后一次創業了，目標是幫全世界近50萬名漸凍癥患者“找藥”。

同事稱他“鐵打的”“拼命三郎”：他曾是中國一家大型互聯網零售公司的副總裁，帶著團隊用45天完成競爭對手10個月干的活兒。他也不怎么生病，六七年沒進過醫院，所有的時間都撲在工作上。

被漸凍癥纏上后，他的形象在一點點變化：站不穩，喉部的肌肉萎縮，聲音喑啞，呼吸機徹夜響著，他需要24小時有人照料。

但這一點兒不影響他的“硬漢”形象。2019年確診漸凍癥后，他便開始最后一次創業：全力以赴攻克漸凍癥。

找不到投資，他把家里的車、房、大部分股票都賣了，持續投進去。“沒錢再去賺錢，有多少錢拿多少錢。”2024年1月，他宣布，和夫人將再捐助1億元用于漸凍癥攻克。“命都搭上了，還有什么不能投的。”

一位病友覺得這是現實版的“復仇者聯盟”：蔡磊積極奔走尋找“盟友”，聯合全世界的病友、科學家、醫生、醫藥企業，向人類歷史上近200年來都沒有重大突破的罕見病發起挑戰。

蔡磊在醫藥研發的各個環節尋找突破的可能性。2020年下半年之前的過去30年，中國關于漸凍癥的藥物管線只有14條。蔡磊介紹，他們自己獨立推動的藥物管線已超過100條，一邊接受失敗，一邊推進新的管線。一款新藥從研發到應用到患者身上起碼要10年，他要“將10年縮短為1年，甚至3個月”。

他可能也是漸凍癥藥物“最大的小白鼠”——試過的藥物不下六七十種。有的藥物是第一次在人身上使用，他上吐下瀉，但不忘調侃道：“我當時就想，我可能要在半個小時內死了。”

一位腦卒中和阿爾茨海默癥專業的教授，本不愿參與進來，但最終被蔡磊說動。蔡磊打動他的不是“能拉投資”。“他說他自己死了不要緊，但是他一定要改變漸凍癥的現狀。我覺得新技術就應該幫助這樣有斗士精神的人。”

2024年年初，聯合國第八任秘書長潘基文在蔡磊的自傳扉頁寫道：“我深深地敬佩你，為全世界人民樹立了鼓舞人心的榜樣。”

“僅僅在中國，我的漸凍癥病友每天都會倒下60多個，所以生命在和時間賽跑。”蔡磊說，“我別無選擇。”

1

很難有人像蔡磊一樣，牽動著一群漸凍癥患者的心。

“現在我正在熱搜第一名，所以好多人又擔心我，我就來上播吧。”北京時間晚上7點半，蔡磊出現在抖音直播間。4月24日，他病情加重的消息被幾家媒體彈窗推送。

“我蔡叔叔，蔡叔叔出來了！他救我媽媽！”4歲的孩子舉著爸爸的手機，大聲向全家人宣布。他每天從幼兒園回家幾乎都會問：“媽媽你怎么還站不起來啊，腿還疼啊。”

他不知道，媽媽被“凍住了”。這是一種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被稱為世界第一大絕癥。絕大多數患者在2-5年內死亡。科學家至今沒弄清發病原因，找不到靶點，無藥可解。

最殘忍的是，被漸凍癥選中的人，從頭到尾意識清醒，眼睜睜地看著全身肌肉逐漸萎縮，最后只有眼睛能動，吃飯需要胃造瘺，呼吸靠氣切，舌頭會萎縮到說不出話，排便需要人工去摳。

有年輕的漸凍癥病人去看病，接診的大夫說，趕緊去找蔡磊，全世界只有他那里有希望。

一名患者，32歲，發病后僅1年半就已經四肢癱瘓，說話困難，24小時離不開呼吸機。他不顧父母的哀求，去了歐洲，執行安樂死前，他撥通了蔡磊的視頻電話。蔡磊說服他堅持住，活下去。“蔡總，我聽你的，我回國。”年輕人答道。

確診漸凍癥時，蔡磊在中國一家大型互聯網零售公司任副總裁，負責整個集團的財務資產工作，管理著幾家內部創業公司，“每天聽匯報都聽不過來”。

他在自傳里回憶，確診那天，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神經內科主任樊東升在桌子上比畫一段大約20厘米的長度，然后說：“你的生存周期有這么長。”隨即他的左手迅速向右手靠近，兩只手掌幾乎合攏，中間的距離可以忽略不計，“現在還有這么長”。

從診室出來，他和母親等了兩三趟電梯都沒能擠進去，他拉著母親去走樓梯。“電梯都不愿意等，現在卻只能等死。”

他利用自己的人脈資源，見了國內外最頂尖的漸凍癥領域專家，得到的答復只有“等待新藥”。

他聽風水大師的建議搬過家，改過名字，也見了民間各派的“大師”“高人”。有的聲稱自己和外星人有過接觸，給他發“暗物質”治病。還有人重金求購他的聯系方式，推薦神秘的治療掛號費就要300萬元。

他不反對漸凍癥病友去嘗試各種可能的治療手段，同時，他把自己踩過的坑、各種偏方和奇門異術的效果如實記錄在“漸愈互助之家”大數據平臺上。

“如果能給你好的心理暗示，帶給你力量和希望，對身體無害，且價格符合市場標準，去嘗試無妨，”蔡磊明白，“希望”對于絕癥病人的意義。

2020年11月，一家致力于NurOwn干細胞療法探索治愈漸凍癥途徑的公司宣布，三期臨床試驗結束，實驗數據顯示，藥物對治療漸凍癥沒有明顯療效。長達19年的干細胞藥物研發宣告失敗。當天，該公司股價暴跌70%。

“我們還有希望嗎？”一名發病5年的病友在群里問。他之前一直堅信自己能等到這款新藥上市。

蔡磊去找樊東升，他想知道，為什么這個病到現在都不見有效的藥物和治療方法。

樊東升認為有兩點困境，自己從醫30余年，手上也只有3000個病例。有的患者在其他醫院問診，醫療數據不能打通，醫生和科研機構掌握的樣本不夠。另一方面，它累及的主要器官是大腦和脊髓，不像人體其他部分的病變可以活檢，它無法在患者生前完成。

蔡磊決定就從這兩件事入手：建立漸凍癥患者大數據平臺；推動漸凍癥患者大腦組織和脊髓組織的捐獻。

過去幾十年里，醫生、醫藥公司、公益機構都嘗試做過，但都失敗了。怎么找到全國的病人，讓他們配合著填數據？遺體捐獻需要手續，大腦和脊髓需要在病人去世6小時內取出。如何運輸遺體？哪里有解剖資質？一道道手續怎么跑？

蔡磊承認，越難的事越讓他感到興奮。工作幾乎曾是他的全部。他早就財務自由了，在北京20多年，他連長城、故宮都沒有去過，唯一一次國內游是和妻子拍婚紗照，出國兩次還是因為公差——他對享樂沒什么興趣。

他延續著生病前的工作強度，每天工作16個小時，他無法停下來等待死亡。

蔡磊知道，在美國，一些罕見病藥物的成功研發就是由患者家屬推動的，這給了他信心。

他認為，不是因為有希望才去做，而是做了才會看到希望。

2

“全世界都沒辦法，我來干，我就是這么想的。”蔡磊說。

他要自己去找藥企和科學家，推動藥物管線，“用創新的、顛覆的、極速的方式加速臨床試驗”。

最初聽到這個創業想法時，連妻子都覺得他“瘋了”。蔡磊的妻子段睿畢業于北京大學醫學部藥學院，研究生讀的就是藥物研發方向，自己還擁有藥物研發專利。

她知道“做藥”的艱辛——需要數十億元的資金打底，頂尖的科研團隊，至少10年的時間完成基礎研究、動物實驗以及臨床實驗，最后，還有極大的可能失敗。更何況，漸凍癥的致病機理尚不清晰，“子彈”打向哪里呢？

蔡磊不打算按傳統的方式制藥。他要做的更像是一個平臺，鏈接到患者、藥企、科學家，推動更多突破性的漸凍癥藥物研發。

蔡磊沒有任何醫學背景，生病后從零開始自學醫學醫藥知識。過去200年，關于漸凍癥只有約3萬篇醫學論文，他帶著團隊一個星期就讀完了，沒有答案。他有些迷茫，也動搖過，但只能繼續向前。

漸凍癥的論文讀完了，他們就去讀研究阿爾茨海默、帕金森等病的論文，因為“都是神經退行性疾病”。蔡磊按市場薪酬水平招募科研團隊，每人每天讀上百篇論文，從中找線索。

“無論是神經科學上的最新進展，還是細胞生物學上可能的突破，包括中醫藥對這個疾病的治療線索，每一個方向我們都不放過，”蔡磊說，包括那些連動物實驗都沒做，尚未進入大眾視野的，他們也關注到了。

對那些“有希望”“有潛力”的研究成果，他們立馬撲上去，給研究者發郵件，先作自我介紹，再問對方的實驗是怎么做的，是不是真的產生了這樣的一個結果。他們有時也會重復論文中的實驗，再評估在動物身上做的可行性。

他們也會詢問科學家需要什么資源，然后給予直接支持。有的告訴他們，自己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的靶點，在細胞上的實驗非常好，現在需要動物。蔡磊的團隊就會購買動物，直接發給科學家。

“科學家隸屬不同的機構或是企業，他們的研究數據互不共享。而藥企一般只聚焦在自己的藥物研發管線上。”蔡磊團隊的科研助理宋濤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解釋，在一些基礎研究上，他們不會等著藥企或科學家，而是自己出錢做，然后把這些數據向全世界的科學家開放。

科研的進展意味錢的快速“燃燒”。蔡磊賣掉了房子、車、手里的大部分股票，1000余萬元進去了，“彈藥”快打光了。

過去十幾年，蔡磊一直和錢打交道，參與過多個項目融資，從幾千萬元到上百億元的都有。

但這次創業，他路演了200多場，見的企業家、投資人不下100位，幾乎都失敗了。

有企業家想捐給他個人500萬元，讓他好好休息，享受生命最后的時光。

蔡磊苦笑道：“我要這500萬元干嗎，救我一個人不是我的追求，我需要的是上億元的資金，是能支撐藥物研發的‘大錢’。”

事實上，從創業之初，他就沒想過只救自己，他要救下這個群體。

在拜訪北京天壇醫院副院長王伊龍時，他告訴對方，自己大概率等不到藥了，但希望能讓以后的患者有更多的希望。“以運動神經元病為代表的重大神經退行性疾病有大約1000萬人，我想在死前能救下1/10，救下100萬人。”

他推動的一條藥物管線，在治療SOD1基因突致病型患者中看到了積極的效果。這款藥物不能救他自己，但有希望治好“不到2%-3%的病友”，“能救一個是一個。”

蔡磊也做過慈善籌款。他發起了“第二次冰桶挑戰”，但最終活動募集的資金總額不到200萬元，其中有100萬元是他帶頭捐的。

他試著找財資雄厚的病友，在他看來，這是用藥需求最迫切的一個群體。但也被拒絕了。如果藥物研發出來，對方愿意花上5倍、10倍的錢來買，但如果一起投資推動藥物研發就算了，“不知道活到哪一天，不想瞎折騰”。

蔡磊記得一個場景：晚上8點，北京國貿大廈外，燈火通明。他的路演不出意料地又失敗了。左手已經抬不起來，他用握手機的左手搭在腿上找個支撐，然后半弓著背，用右手操作屏幕。還沒點開打車軟件，一個小伙子將他撞個趔趄，他不得不重新調整姿勢，才發現，面前的屏幕被淚水打糊了。

坐在車上，有病友問：什么時候有藥出來？他想了想，回道：“年內有希望，大家保持信心。”

3

為了籌錢，蔡磊決定在抖音上直播帶貨。

“說句實在話，我不想做直播。我蔡磊要是做事情，那必須是高科技、互聯網、人工智能，搞這賣貨這太掉價了！”蔡磊曾在接受采訪時坦言。

“我為什么要做，因為科研需要錢。”蔡磊說，“沒關系，咱為了做公益支持科研，干啥事都不丟人。”

2022年9月21日，只有23個粉絲的“蔡磊破冰驛站”直播間開啟了第一場直播。為了支持他們，有朋友一個人拿著4部手機，家人的六七部手機也開始了“大合唱”。

妻子段睿曾是一家會計師事務所的合伙人，慢慢成了蔡磊最得力的助手和戰友。她放下了自己的工作，給直播間選品、策劃、溝通供應鏈，成了唯一一名沒有假期的全職主播。

她幾乎從不在直播時流露消極的情緒。段睿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不想以一個受害者的形象出現。“只要出現，就要有更積極的面貌和有價值的服務。”

“很舒服，很彈，冰冰的感覺，”直播鏡頭前，段睿大方地抻著手里的女士內褲。隨后鏡頭給出特寫，她向粉絲們展示“連底襠做得都是很透氣的。7A級抗菌材料，水洗150次，抑菌指數不會下降。”

幾塊錢的拖鞋、醬油，新上市的黃瓜、大蒜、地瓜干，十幾塊錢的餅干……直播間的“小黃車”里裝著一個大型集市。

他們有著龐大而穩定的觀眾群——漸凍癥患者。蔡磊一手建起來的病友群就有20多個，直接觸達的病友1萬多人。但直播間從不售賣漸凍癥患者必需的器械、藥品、工具。

“我不是不要掙錢，何況我還天天為錢四處奔走，”蔡磊說，“但我現在不要掙這個錢。”

夫妻倆不想讓人因為同情來下單。“那樣沒有任何意義，我會把這個直播間馬上停掉，”蔡磊說，“要給別人帶來價值，（做直播）這也是一樣。”

他們最開心的是收到粉絲反饋“占到了便宜”“薅到了羊毛”。直播間的復購率超過20%。

也常有粉絲說，“捐款吧”。蔡磊堅定地拒絕了。他覺得，大部分人都很不容易，很多捐款的人都很善良，如果對方沒有那么大財富能力的話，自己一分錢都不想要。

他和妻子不領一分錢工資，連蔡磊助理的工資都不從中支取。直播間的收入全部用于漸凍癥攻克。

2024年1月27日，蔡磊在社交平臺的個人賬號上宣布，經過1年多的努力，漸凍癥破冰事業重新裝滿“子彈”。他和夫人將再捐助1億元，用于支持漸凍癥的科研。

同時，他又發布了關于腦科學和神經系統疾病、免疫學、代謝組學、干細胞等方向的科學家、醫生、生物醫藥公司的合作方向。

“我們對科研成果和商業利益沒有訴求。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夠實現50萬名漸凍癥患者的生命救治。”蔡磊寫道，“在合作推動中，所有的科研成果歸屬于科學家、研究院所和醫療機構，藥物研發商業回報屬于生物醫藥企業。”

有病友問他：“蔡總，年初你說有藥，怎么藥還沒有出來？你是騙我的？”

4

在最后一次的創業里，他每天東奔西跑，找合伙人，找錢。跑不動了，他就窩在辦公室開會，看論文、接待來訪的病友。他留給妻子的時間只有共同出現在直播間的那一會兒，至于兒子，他晚上回家時小家伙已經睡了。

他最缺的就是時間。身體條件允許時，蔡磊每天都會接待來訪的病友。

創業的第一年，蔡磊建了20多個病友微信群，每個群500人。他要鏈接到更多病友，建立患者大數據平臺。

“沒什么更好的辦法，只能一個病友、一個病友地加微信去認識，去交流。”蔡磊說。那個綠色小人張開手臂的“抱抱”成了他最常用的表情。

“有人說我偉大，我說不能這么說，因為你不了解他們的故事。如果你接觸這些朋友，他們都如此的絕望，如此的悲慘，你說你要不要為他們去拼一把？”蔡磊說。

到現在，他們建立的“漸愈互助之家”成了全球最大的民間漸凍癥患者科研數據平臺。

今年3月，44歲的陳學鋒（化名）開車9個小時到昆明，然后和妻子坐飛機到北京。他想先流轉掉家里的一些土地，把錢收回來留著給患漸凍癥的妻子看病。過去幾年，他們種了近千畝香蕉，行情一直不好，“賣一車虧一車，連工人工資都付不起了”。

他還要去見蔡磊。這個念書只念到小學五年級的農民，買了蔡磊與疾病抗爭的自述《相信》。這是他輟學后讀完的第一本書。

見面那天，蔡磊戴著頸托，堅持坐著和他們聊了近兩個小時。今年2月，陳學鋒的妻子作為臨床實驗者，用上了蔡磊團隊推進的一款藥物。

蔡磊說話已經不清晰，說一會兒歇一會兒。其中一半的話需要助理宋濤幫忙“翻譯”。

蔡磊的團隊發布臨床實驗者的招募，要和患者簽協議。工作人員提示他們“認真閱讀”。

“我說不用看了，直接拿過來我簽了。我們提了心來，不管好壞，我們都要做這件事。”陳學鋒說，如果有效，我們就是早一點用上了，蔡總可以推動得更快。如果不好，可以給科學家一些了解，幫他們改進研發。

支持蔡磊的病友和家屬人數不少。蔡磊的一個助理，是患者家屬，從外地來找他時趕上新冠疫情封控，他在汽車后備箱里裝了輛折疊自行車，想著如果不讓通行自己就騎自行車過來，“半路凍死也要過來”。

有的病友自己就是外科醫生，主動加入了他們。“爭分奪秒地多研究一份報告，多對比一組數據，多看一篇論文。”

患者群里有不少“黑粉”。他們私下加患者微信，推薦藥物、療法，并且罵蔡磊是個騙子，拿病友的數據去賺錢。

“破冰”的直播間也不時出現“惡評”，“蔡磊成功了嗎，他不是要救你們的命嗎？他自己都那樣了！”

蔡磊不去爭辯，“沒時間和他們爭執”。

5

失敗和打擊每天都在上演。他回應最多的是：“沒關系” “斗志不減”。

2020年下半年之前的過去30年，中國關于漸凍癥的藥物管線有14條。蔡磊介紹，現在他們自己獨立推動的藥物管線已超過100條。有30多條已經明確失敗。

“沒關系，”蔡磊說，“每一條管線的嘗試都充滿了未知，但這世上多一個科學家研究漸凍癥，漸凍癥患者就多一分希望。”

去年10月，蔡磊試用了一款藥物。這款藥物的發明者根本不研究神經相關的疾病，更不要說漸凍癥。蔡磊主動聯系到對方，介紹說，根據團隊的研究成果，這款藥對我們漸凍癥可能會有很大的幫助，甚至是顛覆性的治療效果。

這款藥在動物實驗階段，沒有人用過。“做動物實驗，我不就是動物嗎？”蔡磊說，“我這勇氣來自科學認知和對科學家的信任。”

后來，他們欣喜地看到了效果。但兩個月后，又沒什么用了。

“沒關系，比過去這么多的努力嘗試還是好多了，”蔡磊補充道，“這已經是常態了。”

他也時常沮喪。看著病友相繼倒下，一條條藥物管線他滿懷著希望撲上去，再一次次失敗。

但他不能停。“如果遭受打擊就停下來，可能停下來不止100次了。”

團隊里的科研人員換了好幾撥，蔡磊尊重他們的選擇。面對絕望，他要每天給他們灌輸信念。“漸凍癥必須解決掉，必然解決掉，迅速解決掉，要不病友們就都死了，幾十萬人都在等死。”

他的身體狀況下滑嚴重，說話都會發生口水嗆咳。他也坦言：“非常累，抬頭都很吃力。”他需要反復到床上躺一會兒。“沒關系，繼續戰斗。”4月9日下午，他又安排了5場科研會議。

他沒有科研“計劃表”，“只要有新的發現，立馬撲過去，全力戰斗”。

4月18日，段睿在直播時少見地表達了自己焦慮的情緒。“時間越來越緊了，機會越來越少，”站在蔡磊旁邊，段睿坦言，自己最近狀態也不太好。

她不忘繼續提醒網友，“我們這個10塊錢的紅包，大家領到就扣‘1’啊。”隨即接上了之前的話，“壓力確實很大，不及細想。年初的時候心態怎么那么好”。

“我們會在中國盡快推進，” 蔡磊在一旁安慰她，“沒事，只要沒死就有希望，你怕啥？”

蔡磊曾在采訪中提到，自己夜里還不需要呼吸機時，夫妻倆睡在同一個房間。妻子經常在睡前問他：“看你的身體越來越不行了，那藥啥時候能出來，你到底能不能好，（藥）啥時候才能出來？”

“我說‘睡覺’。我說你問這句話有用嗎？沒有用。你為什么要問一些負面情緒的問題，睡覺，明天繼續戰斗。”蔡磊說。

但他也不知明天能不能醒來。

2023年冬天，蔡磊感染了乙流。夜里，他因為堵痰差點窒息。“水刑”般的體驗讓他覺得，后面又得插管，又要氣切，或許現在死了也不錯。自己也盡力了，先走一步。

病友知道他的情況后崩潰大哭。他們叮囑蔡磊，“千萬不要倒下，要倒下我們都死了”。

“我說不能這么看，我們前幾年的努力沒有白費，”蔡磊說，沒關系，自己還是充滿希望。

他婉拒了原本約好的采訪。他想的是，萬一記者上午采訪完，自己晚上因為堵痰死了，人家忙活半天不就沒意義了嗎。

“即便晚上就死去，白天依然會全部投入到漸凍癥的科研和工作事業當中。”蔡磊說。

他看見妻子在最近的采訪里哭了，“她看到我病情越來越重，我希望她不要悲觀，要堅強”。

6

時間越來越緊，他表示要“爭取每分每秒，打光最后一顆‘子彈’”。

“因為我知道，即使這樣，我們整個群體能否生存下來，依然未知，但如果不全力以赴拼搏，更沒有希望，這是我目前的狀態。”蔡磊說。

在對話漸凍癥患者“彼得2.0”時，對方問他，是否懷念過去？

過去，蔡磊被稱為“中國電子發票第一人”，擔任過跨國公司、世界龍頭地產企業的高管，在清華、北大、人大等多所高校講課。

他說自己還沒有時間懷念過去，只能馬不停蹄地奔跑。“相比于一些病人，我可能比他們幸運和強大一些，所以我就想這是不是一個使命，哪怕我倒下死亡，也要為這個病作出一點貢獻。”

蔡磊也做了很多身后的事，發起或聯合成立了4個公益基金。此外，2022年8月，他們成立了攻克漸凍癥慈善信托。蔡磊希望，它是一個和諾貝爾獎一樣科研永久續存的信托基金。如果自己倒下了，它依然可以支持科學家和組織機構進行科研工作。

“我也希望它能夠成為漸凍癥領域的諾貝爾獎。”蔡磊說。

2023年，北京大學醫學部神經病學系主任、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神經科主任樊東升、中國科學院藥物所教授高召兵、清華大學醫學院教授賈怡昌聯合研究團隊在Nature雜志子刊Cell Research發表雜志封面文章時，設計了一版蔡磊頭像的封面，這些科學家想借此向蔡磊做的工作致敬。因為雜志不接受真人頭像封面，最終沒能用上。

但蔡磊想要感謝的人更多。在《相信》這本書的最后，要感謝的人和單位，他寫了整整7頁紙。

“如果說……如果說，”蔡磊的嘴角忍不住上揚，“我有幸……”話還是沒說完，“等一下等一下，平靜一下。”蔡磊示意記者停下。他想了幾秒，重新對著鏡頭說：“如果說我有幸能攻克漸凍癥，恢復健康，英雄不是我，是這個時代，這么多科學家、醫學家、企業家和每一個為之奮斗的患者和愛心人士。”

事實上，在2019年11月開始“破冰”行動時，蔡磊就知道自己所有的努力最后大概率都是徒勞。全世界過去30年來，在神經退行性疾病的攻克上，投入了約1萬億美元，幾乎全部失敗。

但他仍每天“玩命在干”。“只要沒死，我就要和它死磕到底，”在蔡磊看來，攻克這個疾病，需要一代代接力下去。

4月，蔡磊在直播時介紹，今年上臨床的十多款藥，大部分都是他們推動3年左右的，從臨床實驗到融資，動物實驗、報批臨床。蔡磊坦言，當時自己推動的時候，也經常會想到，等到這藥物可用的時候，可能自己都已經不在了。“但是這不影響我們全力以赴，因為現在或未來的病友能用上。”

患病之初，蔡磊的兒子剛出生不久，他擔心兒子長大后對爸爸沒有記憶。但現在，他不擔心了。

在有著爸爸照片的“北京榜樣”公交站臺，在中國慈善家年度人物的頒獎臺，孩子都能感受到社會對爸爸的認可。蔡磊希望，兒子以后想起自己時，會微笑，會自豪，不會痛苦。

4月24日，“蔡磊病重”被多家媒體彈窗推送的那天，又有“黑粉”在直播間里評論道：“你們不要相信他！蔡磊是裝病的，他在演！”

段睿看著評論，搖搖頭，“我多希望你說的是真的”。

她一邊擺弄眼前的內衣樣品，一邊又將這句話重復了6遍。

（文中段睿、陳學鋒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