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園中的卡夫卡——規則怪談與控制社會
2021年11月30日，一個誕生于小眾二次元論壇“A島”的帖子震動了社交平臺。這個名為《動物園規則怪談》（作者為phKeaLx，以下簡稱《動物園》）的帖子發布在論壇的怪談類版面上。“怪談（かいだん）”來自日文，特指鬼怪故事。而規則怪談，則是一種特殊體裁，它沒什么故事，完全由一條條規則組成，但閱讀規則，又可以腦補出整個世界的恐怖圖景，產生“細思恐極”（越是細想越是覺得恐怖到了極點）的效果。《動物園》發表后，獲得了大量人氣，也令“規則怪談”迅速火爆，成了一個類型，在A島、知乎、B站、番茄等平臺均有創作。其中較為知名的有《切比雪夫糖果廠規則怪談》《封校規則怪談》《規則怪談：我即怪談》等，但相比《動物園》，無論是謀篇布局、恐怖程度，還是主旨升華，都差了很多。至今為止，《動物園》仍然是這個類型的巔峰，頗有些“孤篇壓怪談”的架勢。
《動物園》開頭如下：
親愛的游客，歡迎你們來到本市最大的動物園。……在觀光游覽時，請各位游客務必遵守以下規則，以確保你們的安全，否則后果自負。
1.本園安全措施保障絕對沒有問題，動物沒有出逃的可能性，尤其是小型草食動物大多被關押在不可觸摸的封閉性環境里。因此，如果您看見路邊有逃跑的兔子，請立刻帶著您的孩子遠離并報告工作人員，不要靠近，不要觸摸，尤其是兔子發現并且開始高速靠近你的時候。
2.猿類的園區只有一條街道，且只展示猿類動物。如果您發現了兩條街道，且展示動物包括兔子，請選擇左邊那條，并盡可能快速地結束對該園區的參觀。
3.大象是一種體型巨大、有著扇子一般的耳朵、鼻子很長、腿粗得像柱子的生物，而且不是白色的。請確保你在大象園區看見的是且只有大象。
4.動物園的飲料店不提供“兔子血”，如果您在貨架上看見了，請不要購買。
5.不要獨自停留在兔子園區的樹蔭下。
6.本園沒有海洋館。如果有工作人員向您販賣海洋館的票，拒絕他們。
7.如果您已經看見了海洋館，立刻離開，并打通地圖上標記的電話進行告知。
讀者剛開始可能一頭霧水，但讀著讀著，大約就會開始覺得不對勁了。明明是弱小得不能再弱小的兔子，卻要躲開它；明明每個人都知道大象的模樣，卻要強調它的外形；明明上一條還說“沒有海洋館”，下一條就在講“如果已經看到海洋館……”。這里有太多矛盾和不合常理的地方，令人不得不警覺起來：我會在這個動物園里遭遇什么？或者說，這里到底有什么？
整篇怪談分為九個部分，除了游客守則，還有動物園員工守則、海洋館員工守則、游客撿到的紙條、海洋館內部告示、海洋館員工守則、保安留下的便簽、園長桌上的文件和客房遺留的紙張。它們就像一套相互關聯的謎題（puzzle），或一套地圖，共同邀請讀者來探索這里的真相。乍看上去，這是推理小說的老玩法了，提供線索、設置懸念、誘導讀者進入錯誤的方向，再給他們一個完全意料之外的答案……除非——掌控了文本權力的“作者”，拒絕了傳統推理的套路：給出明確的答案，即可認識的真相。
《動物園》的神奇之處在于，一旦開啟推理，就會被迫一直推理；而每一次推理，都不會帶來任何真相，只會把人帶向下一個深淵。換句話說，人越是想要弄明白這座詭異的園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兒，就越是毛骨悚然。在“游客撿到的字條”中，先是有些亂涂亂畫的字跡“亂了亂了，全亂了”，然后歪歪扭扭地寫著：“前四頭白獅子是猿猴，第五頭白獅子是山羊，兔子是大象，藍色是黑色……你是大象（這句話字跡極其潦草），我是山羊（這句話字跡異常工整）……”
這位游客的恐懼，正是所有讀者的恐懼。而恐懼的閘門打開了，就再也無法合上。越是不安，就越是依賴規則；越依賴規則，就會卷得越深，越發不安……構成了惡性循環。而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我們將看到，這個惡性循環跨越了現代、科層制與后現代的問題意識，以游戲和隱喻的方式，將對社會現實的洞察擺在人們面前。而這一切，與一百多年前的卡夫卡在精神上遙相呼應。
一、安全區與精神空間
英國思想家安東尼·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后果》（1990）中認為，“我們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個可怕而危險的世界”。在其中，每個人都無力保障自己的安全，因為他們總是被迫陷入“無知”的境地。為此，吉登斯舉了個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例子：很多人都會開車，可他們都知道“車”是怎么回事兒嗎？怎么組裝？怎么發動？哪個零件卡殼了會爆炸？……人們表面上是在開車，實際上是在進行一項危險的活動。而為了降低車毀人亡的概率，就需要汽專家來進行“風險管理”。普通人能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安全交給專業人士、信任他們，然后冒著生命危險使用現代設備。沿著吉登斯的邏輯我們可以推論，“安全駕駛守則”就是外置的“汽車專家”。
現代生活中，每一條規則都是一條危險邊緣的高壓線，它下達各種禁止的命令，反向生產出一片安全區域，保障人的肉體安全。安全區內，做什么都可以；安全區外，沒有人會為你的死亡負責。這就意味著，如果一個人要進入一個稍微有點風險的空間，他應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閱讀規則。哪怕只是乘坐電梯，也不應該違反使用電梯的安全須知。關于規則最常見的說法之一便是：每一條規則背后，都有至少一條血淋淋的人命。
這不是一句虛假的恐嚇，規則問題就是生存問題。漢娜·阿倫特在討論20世紀中葉的技術條件時，曾用“海森堡人”這個隱喻來講述人“不得不”屈居于技術環境之內的境況。對于測不準原理，阿倫特描述道：
……測不準原理斷言，“有一些成對出現的性質，例如一個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之間存在這樣一種關系，以至于對其中一個測量的精確度提升了，另一個的精確度就要打折扣”。海森堡從這個事實得出的結論是，“在我們選擇了哪一種測量方式的時候，我們就決定了自然的哪一面要被測量出來，哪一面要被遮蔽”。
換句話說，測量永遠會出現選擇和偏差，無法完全還原客觀情況。但與此同時，技術還是架屋疊床般地完成了此前人類無法實現的夢想——比如登上太空。但技術力越高、速度越快，被遺漏和丟棄的部分也就越多。于是這里就埋藏了巨大的風險。好比說“載人航天”是冷戰時期美蘇軍備競賽中誕生的頂級技術，可宇航員在太空中哪怕面臨一點兒“真實環境”，都會死亡。現代生活中，類似的風險也遍布其間：生產車間、實驗室、汽車、飛機、地鐵……
正是這樣的意識，開啟了“規則”的敘事能力。當人們看到“禁止在電梯上蹦跳”就聯想到各種電梯跌落的恐怖場景時，規則就已經變成了一類可以生產許多敘事的“元敘事”。通俗地說，它就是恫嚇與腦補的雙重運作（“自己嚇自己”）：在一條規則背后，總是存在不止一種關于為什么會有這條規則的解釋；而每個人讀到規則后，聯想的場景也不盡相同。因此，安全區不是一個客觀區域，而是想象區域，它與規則的邊界不完全重合，在每一個人的理解中都可能發生位移和變形。這些腦補的場景，不見得是建立規則的事故原因，卻有可能變成新的事故。這非常符合常識：即使面對同樣的規則，人們也能根據個人理解，做出完全不同的操作。但萬幸的是，合理的規則設計總會留出足夠大的安全區，讓現代人在里面生存、喘息，保證人的想象與真實的安全范圍盡可能重合。
而《動物園》就是在利用這一點，并反其道而行之：它建構規則之間的矛盾、破壞所有的安全區。比如，我們可以在《員工守則》中看到這樣的描述：
6.本園沒有海洋館，如果你的同事對你提起海洋館并肯定它存在，馬上停止對話。這個同事已經不是你認識的人了。
7.如果你看見了海洋館，不要進入，告訴自己它是不存在的，馬上離開。
…………
10.如果有游客向你求助，聲稱在違背游客守則前提下與朋友走散，立刻攜帶該游客前往獅子園區，交給獅子園區的工作人員，他們會知道怎么做。在此期間你可能會遇見穿黑色工作服的同事試圖參與你的工作，拒絕并無視他們，他們不是你的同事。
…………
15.……如果你被正常狀態下的白獅子襲擊，但沒有當場死去，第6、7條作廢，不要急著去醫院，你不會死。離開獅子園區之后，前往海洋館，你會很快發現它，你將穿上黑色的工作服。
在第6、7條規則中，海洋館還是一個極具風險的地方，當它出現在對話或目光中時，需要停止對話、主動無視并盡快離開。第10條中的黑衣員工也是如此。可到了第15條，進入海洋館、換上黑色工作服卻變成需要遵守的規則。這正如一位網友評論：
……不同的規則指向的安全區域都不一樣，甚至有的會前后矛盾，在此之前的規則怪談中給人以安全感的，就是只要遵守規則就會安全，可是這個規則怪談沒有，前后矛盾的規則導致大家不知道該相信哪一個，僅有的這么一點安全感也就消失了。
他講得非常準確，一旦安全區徹底崩塌，任何遵照規則的行動都無濟于事，沒有任何一塊可靠的落腳之地時，人們便會陷入恐懼。
弗洛伊德在著名的《論“令人害怕的東西”》（“Das Unheimliche”）一文中提出，害怕的感覺來源于“被壓抑的熟悉的東西”，比如逝去的親人以幽靈的形態回來，玩偶突然崩開了線、變得面容可怖。這里，與恐懼相對的是“親切”“熟悉”“在家”（“heimlich”有“關于家庭、住宅”之意），恐懼則表現為矛盾和異樣。
關于規則的恐懼往往指向一個“自動”的技術環境，這個環境本質上是失控的。如果從弗洛伊德的分析出發，那么“自動”的機器本身就足夠可怕——本來應該靜止的東西以不可理解的方式運動，好像活過來一般——就像一個人初入工廠、面對龐大流水線可能會產生震驚與戰栗。但接下來，他唯有適應它，對這種“自動”的恐懼產生麻木，甚至漠不關心，才有可能投入生產與生活。換句話說，現代人已經經歷了“適應恐懼”（把“非家”的東西重新“在家化”）的二階辯證過程，才能若無其事地生活在現代社會。因而關于規則的恐懼總是朝向具體的操作，“非家”（unheimlich）則更像是一層底色。
此時，規則的作用就是在麻木的基礎上再次喚醒恐懼。規則告訴人們，違反規則的嚴重后果是受傷乃至死亡，它的酷烈程度不亞于古代的酷刑。于是，它造成了一種低于存在論的、赤裸的、關乎生死的恐懼：失去保護的恐懼（比如失去安全帽、口罩、隱私），被環境殺死的恐懼——這個環境甚至不用轉變形態，以不熟悉的方式歸來，它只要按照人們習慣的方式正常運轉，就足夠將人殺死了——就像流水線削去手指。只是，不同于酷刑，這種肉體刑罰再也沒有崇高的指向——它背后沒有什么法律、王權或上帝的意志，只能怪這個人頭腦混沌、咎由自取。這是現代的危機本質，也是工業生產的可怖側面。
因此，我們不妨將這種關于規則的恐懼視為“技術恐懼”（techno-fear），用來形容一種源自操作后果不可知的害怕，以區別于弗洛伊德意義上的“非家”的恐懼。“非家”的恐懼關乎存在方式，而“技術”的恐懼指向生命安全。現代人不可能弄清每一條規則的后果，只能把問題“外包”，交給專業的人或組織：希望自己活在對危險“漠不關心”的安全狀態，只需要足夠明顯的高壓線在自己可能犯迷糊的時候提示一下。于是，安全問題就轉變為一個流程控制問題：如何保證人的正常活動、而不使他們過度焦慮？如何在適當的時機提醒？
正是在流程的各個環節之上，《動物園》展開了它的詭計：它通過不斷引導和示警，把人從眼前的危險中拯救出來，帶他們進入“更安全”的空間。但每一次引導，都整體地將人推向了“更危險”的處境。直到破碎的安全空間無法拼湊出一塊完整的立足之地，人們才意識到文本的圖窮匕見：這一切的根源是認知已經不可信賴了。
于是，事情變得可怕起來。大家可能都聽過一個游戲，名字叫“不要想象一只棕色的熊”，游戲開始后，一旦腦子里出現棕色的熊，就宣告失敗。這個游戲讓人們注意到，人的意識最初只能接受肯定性的內容，無法接受否定性的內容。這正是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中提出的觀點：“否定性”是后天的、次級的，人們意識底層，只散落著一些雜亂的、肯定性的意義碎片。因此，越是極力否定某事，就越是在精神世界強化了它的存在。也就是說，人們可以在物理空間使用否定性規則反向劃定安全區域；但卻不能在精神世界復制這一做法：它只會起到反效果——只要在意識中種下危險的種子，危險便永遠不會消失。它永遠潛伏在暗處，伺機而動，隨時會被記起。
如果說“規則”作用于身體，“怪談”作用于精神，那么規則怪談就仿佛在用規訓身體的方式規訓精神，試圖讓它“不要去這兒”“不要去那兒”。但精神卻只會在這個句式中認識到：“這兒”和“那兒”是存在的，并在意識到“不要”的命令之前，就已然抵達了那些空間。于是我們的問題變成：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交錯？
二、規訓社會與控制社會的交叉點
1990年，德勒茲寫下了著名的《控制社會后記》一文。文中，他預言了一個萬事萬物都被“一個以數字（numerical，不一定是二進制）為語言的可變系統”控制的社會。在控制社會，萬事萬物都像電流一樣，在不同的空間流入流出，而系統通過“開門/關門”來決定事物的流向。比如，人拿著門禁卡就能在規定的時間穿越一些區域；否則就會被拒絕在外。而最為關鍵的是，這個社會形態中的最小單位不再是“個人”，而是“信息”。于是，人不再是規訓出來的、內核空空的原子人，而是依附于信息的、在各種機器的“開門”“關門”之間穿梭的精神流，這個精神之流不受肉體邊界限制——用德勒茲的話說，這也對應著人從不可分的個體（individual）變成了分體（dividual）。總的來說，我們可以把它大致想象為一種人在信息環境（比如今天的互聯網和大數據）中的存在方式。
不過，在整個社會真的邁入這幅“控制社會”的圖景之前，人們仍然面對著福柯意義上的“規訓社會”，即通過對人進行約束、規范、訓練，批量地制造出適應資本主義規則的、具有經濟價值的人。如果說控制社會把人視為一種“流量”，那么規訓社會就還是把人看作“原子”。“原子”從家庭、宗族、地方等集體中脫離出來，接受現代社會的規訓，變成一個無歸無屬的自由“原子人”，然后才能嵌入現代生產。
在這兩種社會形態之間，德勒茲注意到了卡夫卡的作品，他將《審判》看作“規訓社會”與“控制社會”的交叉點，認為在這個點上“司法展現了其最為恐怖的形態”。眾所周知，卡夫卡的作品通常被視為“現代性”的集中體現，里面有孤獨的“原子人”、荒誕的官僚、絕望的存在者……進一步可以說，他的作品代表了一種“去中心化的科層制”，預言了法西斯主義，也破壞了法西斯主義：一方面，意識形態呈現出高度集中、無微不至的模樣；另一方面，它卻在科層制中被“去中心”了。正如長篇小說《審判》中的那篇著名的短文《在法的門前》所暗示的：每一位看守，都能假借“上層”的名義“卡住”要通過這道門的人，將任何一道門（場所）變成司法空間，這些“審判”沒有任何總體性、毫不崇高、隨心所欲，只為了眼前的可憐蟲準備——但它合法。換句話說，科層制提升了社會效率，同時也內置了“去中心化”的潛能——只是這種“去中心”，完全靠每一位執行者意圖的暴力性來實現，毫無崇高可言。于是，面對這一切的人掉出了主體的外部。于是，“司法展現了其最為恐怖的形態”。
而在這種重壓之下，德勒茲觀察到，卡夫卡用不斷退行的方式逃避這一切：從人退化為鄉巴佬、駝背侏儒、孩子、動物以至于甲蟲——唯有如此，才能在這些框架中尋找縫隙、艱難逃生。于是，他從一只“獨居于穴”的鼴鼠，變成了一只開鑿洞穴、狡兔三窟的鼴鼠，把地下世界挖得四通八達。而這些隧道、為控制社會的“流動的蛇”的形態留下了先兆。
以今天的視角來看，德勒茲對于卡夫卡的分析帶有某種“后見之明”。他大概率會同意，建立在“科層制”之上的社會就已經是某種形態的“控制社會”了。只是在具體操作中，人們還在用“規訓社會”的方法維持著原本的慣性——人們還在假定“科層”與“意義”是一體的，它最終會把意義從頂層帶到底層。可是，敏銳的作家嗅到，科層與意義彼此分離，各行其是。在科層里找意義，只能竹籃打水一場空。卡夫卡從這種矛盾性中誕生了。這也正如本雅明在評價卡夫卡時所說的：“我想到的是現代市民清楚自己是聽由一架巨大的官僚機器擺布的，這架機器由權威操縱著，而這個權威對于那些執行器官來說也在云里霧里，而對于那些它們要對付的人們來說就更模糊不清了。”
如果補充一些技術上的背景，就更容易體會二者的共鳴。大衛·格雷伯在其考察“科層制”的人類學著作《規則的烏托邦》中談到，“科層”不是一開始就惹人生厭的東西，一百多年前，人類能設想的最發達的社會形態，就建立在最絲滑的科層制度上。而其中的代表，就是熱火朝天的郵政系統。18—19世紀，郵政系統從軍工走向民用，提供通訊服務。它秩序明晰、人員眾多、辦事高效，完全是一個精密、便捷的溝通體系。與此同時，這個系統采用的技術手段也非常先進高效。人們在城市中建立氣壓管道，利用蒸汽傳播信件，一封信件從城市的一端丟進去，就能從另一端冒出來。科層系統與資本主義相互成就，進入了高度繁榮的狀態。而當時的美國，已經被視為郵政系統高度發達的烏托邦。注重技術的社會主義者們（如列寧）也重視它。因此，在格雷伯看來，繁榮科層制正類似于今天的互聯網，是一個高效控制一切的網絡，而互聯網正是實現控制社會的技術條件。
于是我們不難發現，《動物園》是控制社會的怪談，它用規訓話語挑戰信息的可信度。如前所述，控制社會中流淌著信息，信息之于人的精神，先有“意識到”或“意識不到”，再有“肯定它”或“否定它”。可是在規則怪談中，“意識到”就已經意味著身陷泥濘。因為整場游戲，就是建立在認知失敗的前提下。這基本上在宣告：即使所有規則都在教你如何活下來，但一直往下閱讀的你，仍然會因為對危險的意識，變得在劫難逃。本應保護人身安全的規則，卻一點一點地碾碎了理性，只剩下一個不可名狀的“它”：
4.“它”被阻止會哭，“它”成功了會笑。不要管“它”是什么，只要發現了“它”就要遠離。他們還不知道。（《動物園規則怪談》“保安室里的便簽條”）
4.每三天檢查一次獅子園區的白獅子數量，并把白獅子數量變化頻率記錄下來，存放到電腦文件夾“它”的表格里。不要追究“它”指的是什么。不要給文件重命名。不要和別人談論這個文件夾，包括家人。（《動物園規則怪談》“動物園園長辦公室文件”）
13.時刻提醒自己人類有兩只眼睛，且只有兩只眼睛。（《動物園規則怪談》“動物園園長辦公室文件”）
“它”是一個拒絕被認知的東西。當規則拒絕通向一個完整的實體，或一個神話般的空位（比如“精神”“上帝”“人性”）時，“它”（It）就出現了，帶來一種邊緣感和異質感。它從語言表意失敗的地方前來，是外部（outside），是通信的噪聲，是非-意義，非-能指，但又處處結構著可言說的邊界。此時，世界反而從“它”活動的蹤跡中生成了，但隨即又在自相矛盾中破碎了。
因此，如果說卡夫卡嗅到了規訓社會與控制社會之間的齟齬，那么《動物園》也是。只不過，卡夫卡身處規訓社會，隱隱看到規訓通向了控制；而《動物園》則身處互聯網已經高度發達的控制社會，卻反過來一頭撞上了規訓的條條框框。換句話說，最發達的科層制力量，把完整的世界拆得支離破碎；而最發達的控制力量，則讓每條規訓都變成一個新的認知邊界，生成彼此矛盾的空間，源源不斷地撼動著表象。二者都極早地嗅到了底層邏輯的晃動：當規訓社會為了提升效率、借助科層制的力量控制一切，最后卻在層層嵌套中取消了意義，生成“無根的主體”，因為對每一個微小的環節來說，“暴力”永遠有“上面”的權力做背書，“上面”卻沒有具體的根源。而當控制社會反過來撞上規訓，結果卻是“無地基的世界”。因為控制只有流程，人的肉身與精神在流程中進進出出，感知到的環境也隨著流程的變化而變化，它們僅以算法相連，有時甚至無法拼湊出完整一致的空間（諸如在利用手機號碼定位對象的物理坐標時，容易出現誤判，因為二者基于不同的流程），于是主體必須承受這種不一致帶來的認知分裂。這種分裂敦促主體在流程的不同階段遵循不同的邏輯，而不是通過“在手/上手”的秩序建造一個世界。本雅明認為卡夫卡“將社會結構視為命運”，而規則怪談將理性本身視為危險。在這個意義上，《動物園》正是一樁極好的寓言。
二者都展示了某種絕境，也努力尋求希望，向外的希望。卡夫卡在與友人聊天時說：“我們的世界僅僅是上帝的一種壞情緒的產物，他倒楣的一天而已。”友人問：“這么說，除了世界這個表現形式之外，還是有希望的？”卡夫卡說：“噢，有充分的希望，無窮無盡的希望——只不過不屬于我們罷了。”而在《動物園》的末尾，一個處在精神崩潰邊緣的人留下字條：“團結，勇氣，和絕不動搖的忠誠，是人類最大的優點”“時刻記住自己是人類，不是動物”。他們發出了相似的聲音：絕望在這里（這個世界、動物園），希望在別處（別的世界、其他人），但不是完全沒有。
三、動物園中的卡夫卡
如果歌頌崇高人性為規則怪談畫上了希望的句號，那么在這場瘋狂的人與動物的游戲中，仍然有什么東西被漏掉了——孩子。回到第一部分的《游客守則》，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
12.可以給12歲及以下的孩子購買任何動物周邊玩具，包括兔子；13—17歲的孩子購買兔子玩偶后，請在一個月內丟棄；18歲及以上的人群不可以購買兔子玩具。
“兔子”是怪談中的危險的象征物之一，但孩子卻可以擁有兔子玩具。作者解釋道，這是因為小孩子的認知不夠健全。而正是這個簡單的設定，在規則中撬開了一道“例外”。正如卡夫卡的“退行”通向了科層制中的逃生之路，孩子的“不健全”也享受了一定程度上的“豁免”。只是可惜的是，在這場恐怖與崇高都“聲量過大”的游戲中，這個“例外”并沒有存在太長時間，不具有主場的地位。作者輕輕帶過了這條規則，讓故事走向恐怖而非童話。至于孩子抱著兔子玩偶可能會聽到什么、看到什么，大概只有孩子和“它”知道了。
在前兩節，我們對《動物園》進行了很多形式上的分析，它的結構、技法、控制社會與規訓社會的隱喻……而在文章的最后，我們不妨關注一下這篇充滿隱喻的文本不得不漏掉、才得以成立的關鍵：孩子——一個關于動物、人與孩子的隱喻。
一般情況下，孩子與大人之間似乎存在某種不可還原的秩序性。大人不應當重新變成孩子，正如人不可以重新變成動物。而“孩子”似乎正是二者之間的過渡形態，具有向著動物的可能。孩子可以像動物一樣運用自己的肢體（比如趴在地上吃飯、用嘴叼東西），隨時隨地釋放情緒，毫無忌諱地使用語言……他客觀地具有不確定性（因而也有可能性）。它像一個不明朗的黑箱，只能像動物一樣反復訓練、形成反饋。在很多文化中，孩子可以是“it”，一個用物的代詞指代的、尚且不足以成人的“小東西”。而當人們稱贊某些動物的智力時，也常常說“智商相當于X歲的孩子”。換句話說，人類的童年期，正指向這樣一個混沌地帶。而所謂的成長，就是離開混沌、步入理性的“進步”過程。
但《動物園》卻避開了這個混沌地帶，同時“扭轉”了不可還原的秩序。在動物園中，人與動物不存在必然的“分野”。人不知道怎么地就變成了“動物”，從“人”變成“兔子”“大象”“山羊”“水母”。甚至在變化之前，在他奔波于動物園、水族館、警衛室、園長辦公室之間時，他就已經失去了“人”性，淪為一只分類學上為“人”的、驚慌失措的動物。此時，“人”這個名字顯示出極致的怪異性。他明明應該依靠理性，卻只能在無知、茫然和混亂中打轉，握著從地圖上裁下來的邊角瑟瑟發抖，墮入暗夜。此時，他還沒有占據做幫兇的兔子、混淆視聽的猴子、拯救被污染者的獅子、犧牲的大象或水母的名字，他只是一個“人”，而他的全部努力，就是確保自己的物種邊界。而當物種邊界需要靠“認知”來保護時，“不要靠近兔子”的規則（rule）與“要時刻相信自己是人類”的律令（LAW）就失去了區別，同樣地承擔起安全功能。
拉康認為，“人的固有性、人的起源、人性的起源是法律，是與法律（大寫的法律）的關系”，它可以理解為精神分析上的超我，或美學上的崇高。而另一邊，物種意義上的人卻需要規則（rules）來保衛生命。人只有認出規則、接受規則，才能在一塊安全區中被當作“人”來保護，否則就是一攤隨時會因意外而飛濺的血肉（比如汽車的安全氣囊就不適用于動物和體型不夠標準的人類、也不適用不系安全帶的人類）。因此，當規則宣稱自己在保衛生命時，人無法直接接受或反對規則，只能接受或反對規則的“運用”；當為保衛人性與保衛生命畫上等號、把人性設定為生存的基本前提時，動物性與人性便發生了短路，產生了巨大的暴力。在這個意義上，《動物園》非常敏銳地洞見到：在這種暴力性中，無論以何種名義，人就是動物本身。
而更要命的是，這個人—動物必須為自己的恐懼負責。因為規則從一開始就植入了“免責”的險惡用心：“明明提醒了”“明明每一條規則都是那個情境中的最好選擇”“我們做的一切都是讓你保持人類（理性）的狀態”“但你還是一點一點掉進去了，而且出不來了”。這些指控令人窘迫，因為在規則明確的前提下，失誤會被視為一種愚蠢，可失誤又是必然發生的。獵物掉進陷阱，作者露出獠牙：“好的，這一切就是故意的，這里沒有理性，自始至終都只有‘它’”。
此時，只有安撫這個受驚的人類，令他堅信“它”可以重新被人關起來，才能成就一個圓滿的、安撫人心的“好故事”。可是為了一個“好故事”，《動物園》也在此一分為二，“當我們遇見動物的名字，像兔子、猴子、白獅子、水母、大象，我們從屏幕前驚起，意識到這已遠離人的大陸，通向對世界本質的無盡深思”；但另一邊，崇高與偉大又必須在結尾接管這個故事，“一切為了人類”是一道律令（LAW），同時也是一條新的“規則（rule）”，二者邊界的模糊讓人對自身的肉體生命產生了新的崇高感。盡管這不過是恐怖絕境中對人性的“勸百諷一”——作為希望，足夠真誠；作為救贖，遠遠不夠。
于是在這時候，我們又想起被漏掉的孩子。如前所述，沒有什么比孩子更能介于“人與動物”“他與它”“理性與非理性”之間了。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孩子在場，或者這個規則怪談就以孩子的視角來寫，它將立即變成一段冒險、一篇童話。在很多讀者看來，孩子與“它”高度相似，它們都會直白地袒露情緒：“成功了會笑，失敗了會哭”，而“它”似乎也有著“稚嫩的筆記”（《保安室留下的字條》）。如果理性不能與“它”溝通，那孩子或許可以；如果成年人在理智的圍墻中瑟瑟發抖，那孩子或許可以讓他閉起眼睛，牽著他的手，把他帶出絕境。
一個有著過度解讀的風險，但不得不提，且非常有趣的巧合是，在精神分析中，它（It）正對應著弗洛伊德的常常被翻譯為“本我”的那個概念：Es。“Es”是一個復雜而含混的概念，但有研究認為，“Es”就應當干脆利落地譯為“它”。在德語中，它是一個日常使用的詞匯，也能指不分性別的兒童，代表了某種童年期。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Es”代表了“不被意識到的心靈內容”。此外，Es也不以“我”為邊界，而是在人與人之間傳播、流淌、相互感染，接近榮格的“集體無意識”。換句話說，它不光可以是“我”的童年期，更可以是所有人類的童年期。這里暗藏著一些啟示：人類用理性壓抑了童年，但在理性失效的環境中，人未嘗不可能打開從小孩到大人的“不可還原的秩序”中的更多岔路。于是，一個矛盾出現了：被壓抑的“它”可能會重新歸來，可“它”也需要被重新關起來。然而，矛盾中也孕育著“無窮無盡的希望”，就像無窮多的別的世界一樣，這里也有無窮多的不確定性。
因此，唯有在即將結尾之時，我們才有可能回到標題：“動物園中的卡夫卡”。卡夫卡是一位在現代世界中被損害、被侮辱的，隨時會退行到光怪陸離的動物世界的“孩子”，也由此洞穿了現代世界的不同形態。現代世界是恐怖的，但孩子的眼睛能看到別的東西。所以，當孩子穿行于動物園，“它”指出了在人性與動物性之間并不非此即彼的地帶，在這里，個體不拒絕向人性的升華，亦不憂心向動物性的退行，而是勇于釋放無知與好奇，并因此獲得一些無畏。而這份不夠理性的勇氣本身，有可能將人們帶離恐怖，帶向規訓與控制的逃生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