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

四叔敲門的時候，我正和律師通電話。我一邊對著手機表達我無意將人情做絕，一邊去開門，將地上的拖鞋用腳尖挪給四叔。

四叔換了鞋，站在我面前，饒有興致地聽我通話。為了表示對他的尊重，我摁下擴音鍵，客廳里頓時響起了借貸、民事判決、強制執行一類關乎法律的嚴肅話題。

我盡量縮短通話時間，明確我的意思，然后掛斷電話。

四叔說：“我聽出來了，人欠你錢，七萬，你準備打官司。”我說：“官司打過了，法院已經下了判決，我勝訴，但勝訴沒用，人家跑路了，律師叫我再去法院，申請執行，我是念及舊情，想暫且放一放。”四叔說：“人都跑路了，你還念及舊情！我們家人都這樣，心善。”我說：“其實我也是打了小九九，申請執行還要預交執行費，人跑了，前面的判決等于一紙空文，再搭上執行費，我心有不甘。”四叔說：“怎么現在到處都是欠錢欠債的事？你看巧了，我來你家，也是跟你談欠錢的事。”

四叔住城里，和我家隔著一道長江，雖然乘船坐車都方便，但平時走動不多，一年也難得見上兩回；好在我們常通電話，嘴比腿勤。四叔告訴我，我大伯從老家來電話了，叫我們回去一趟，共同商量還人錢的事。

講明了來意，我不大高興，也不便朝長輩擺臉，我說：“這事啊！這事已經討論多少年了，一直講到現在，有意思嗎？”四叔一張白凈的臉立刻現出討好的意味，說：“怎么辦呢，你大伯九十多歲了，我們家還沒有一個活到他這個歲數呢，也不容易。咱們就聽他一回，回去一趟，也算是看看九旬老人。”

話講到這一步，我只好聽四叔的。我想的是，都是長輩，不能叫長輩說我耍態度。

2

我請了一天半的假，周四下午和四叔驅車去蘇北老家。四叔坐我旁邊，一路上，他幾次問我累不累，說累的話就由他來開一程。瞧四叔謙卑的態度，我不忍，挺直了腰板，說：“四叔你也是七十歲的人了，我怎么也不敢叫你開高速啊！”

小車行駛在蘇北平坦的大地上，長江沿岸的水鄉氣息早已褪盡，一路向北，初秋平原的景致撲面而來，即便關了車窗，那莊稼地暖烘烘的淡香氣味也不請自來，擠進車里。汽車被田野粗獷的色調圍裹，想象中我的坐騎應該是一只貪吃的小蟲子，在香味十足、黃綠相間的巨型面包上爬行。

為了不使旅途寂寞，四叔問起我和律師通話所談的案件情況。

我說，我的一個初中同學叫王欣，多少年沒聯系了，突然來單位找我借錢，借二十萬，說他父親生了大病，要動手術，換器官。我說二十萬我拿不出，手頭上只有七萬，還不在身上，在銀行。王欣說，看在我們多年老同學、老鄰居的分上，你還是借給我吧，救個急。我們初中那撥同學，差不多都是鄰居，知根知底，他父親20世紀80年代在單位開汽車，還帶我們去城里玩過呢。他一提他父親，我就覺得沒理由不借，便帶他去銀行，將七萬元存款取出來，轉到他的卡里。也沒好意思叫他打借條。他呢，也沒主動提，只說借半年，到時間就還。回到家，我把這事告訴小蔣，小蔣不高興，說同學幾十年都不來往了，他到底靠不靠譜？他父親是不是真的生病了？又說，沒到期的存款提前支取，利息全沒了，這損失算誰的？又說，你這同學，連個借條都不打，起碼的規矩，他也不懂？

四叔說：“小蔣說得對。”

我接著道，小蔣一講這話，我底氣頓時不足了，第二天就去找王欣。還好，人在家。見他在家，我又不慌了；不僅不慌，還為自己的小肚雞腸私下埋怨。我硬著頭皮對他說，我老婆叫我來要一張借條，我只好過來。王欣很爽快，說這是當然，昨天一急，忘了寫借條了。當即拿紙筆寫了。不但寫了借條，還問我利息怎么算。我按小蔣的意見，說利息就按銀行走，畢竟是從銀行半途取出來，也損失了一些。王欣說，銀行利息太低了，按每月兩個點計算吧。我不懂什么叫兩個點，他說兩個點就是百分之二，折算成年利率，就是百分之二十四。我當即說，太高太高，砍掉一大半都嫌高。我從中間一連劈了三刀，按年利率百分之三計算。拿了借條，臨走，我還特別倉皇，感覺自己就像是去他家打劫似的。

四叔說：“我們家人都這樣，說好聽點兒叫心善，說難聽的，叫傻，改不掉的。”

我告訴四叔，半年后那邊毫無動靜，又等了一個月，我去找王欣，可那邊連人影都不見。我慌了，急著跟人打聽，才知道王欣到處借錢，到處欠債，而他父親已經去世好幾年了。又聽說，好幾個同學都去法院打官司向他要錢。有個叫余洪飛的，借給他五萬，雖然法院判決了，可王欣“玩失蹤”，判了也等于沒判，余洪飛老婆現在正鬧著要離婚呢。經余洪飛提醒，我哪敢再等，趕緊去法院打官司。

四叔重復著我先前講過的話，判決書后來下來了，但相當于一紙空文。

我笑了。我說：“坐了這么長時間的車，四叔你累不累？”四叔說：“我不累，你要是累，你就進服務區歇一下。”我說：“也好，主要是剛才談案子，談得不開心，犯困。”

3

我們是午飯后出發的，幾小時的車程，太陽還在西天閃光，已經到了徐州。從城市外圍繞過去，又趕往下面的縣里。

大伯如今已住進縣城，和五哥一家生活。五哥即大伯家的老五，長我幾歲，多年在外搞工程，干出了名堂，雖已六十歲出頭，但精力旺盛，前幾年將公司轉給了兒子，他自己還是閑不住，帶著一幫人，在縣城一帶接一些溝溝坎坎的小活計。五哥家房子大，只是東西堆得太滿、太亂，凡離開地面的家具平面，桌子、茶幾、電視柜、寫字臺之類，一概堆滿了大小物件，有點雜貨鋪的陣勢。五嫂一如五哥那樣爽直，知道我們都不喝酒，為我和四叔各準備了五個油煎荷包蛋外加兩張油餅。四叔當場笑起來，說你想把我們給噎死啊。

大伯在床上，下不了地。畢竟九十多歲高齡了，我們也不敢過分驚擾他。五哥被人拖去處理工程上的事，一時回不來。簡單地吃過，我們就洗漱休息。

真正的大餐是在次日中午。五嫂做了一大桌菜，模樣是有了，但口味偏咸，需不斷地喝水；五哥還不停地為我和四叔搛菜。大伯自然是不能下床。待吃完飯，幾張椅子在大伯的床邊排開，我們才算是話入正題。

大伯半躺在床上，有時也直起身子坐一坐，開口卻少。基本上由五哥代言。

“馮家前陣子來人了，說是進城，順便來看看俺爸。”五哥操著不太濃重的蘇北口音，“他們始終不把話挑明，可他們上門，意思很清楚，就是為了煙葉錢的事。俺爸就把話挑明了，說那件事，我們不會耍賴，該他們的，一分錢也不會少。”

四叔說：“大哥說得對。人家登門，意思是明擺的，又不好意思直說，不如大哥直接把話挑明。”

我說：“最近我為錢的事打官司，也學了一點法律。馮家是沒有道理的。第一，我爺爺我大伯做事嚴謹，當年記下的賬，不可能錯；第二，馮家拿出的是他們自己的記錄，并沒有我爺爺的簽名認可，我們這邊又沒有賬，所以不算數；第三，法律還存在一個訴訟時效問題，這么多年了，他們還提這事。關鍵當初我們家還債的時候，附近莊上的人沒有一家不知道的，他們不來，事后隔那么多年，反而來了。我都懷疑，馮家會不會是故意偽造。”

五哥聽了這話，拉下臉來，臉因此更顯黑了：“你這話我不贊同。為什么呢？你要講他作假，我不相信。要是說偽造，這么些年了，他偽造又有啥意思？沒那必要嘛！”

四叔一向隨和，附和道：“也是的，沒那個必要。”

五哥又說：“多年的問題，爭取這一趟你們來，一次性解決。”

大伯在床上幾乎不插話，但頭腦清楚，鄭重地點了點頭。

大伯雖然一臉老年斑，氣色卻好，寬寬的下巴頦，成了我們李家的另類，既顯得誠懇，又仿佛帶了些匪氣。五哥膚色紫黑，下巴頦沒那么寬，滄桑卻寫滿了整張臉。四叔比五哥年長將近十歲，可看上去，倒像比五哥還年輕：畢竟他是在大城市里生活，風吹不著雨淋不到。

為了緩解尷尬局面，四叔半帶回憶地聊起了舊事。

四叔說，那是1944年還是1945年，他還沒出生呢，爹在徐州一帶販煙葉。煙葉是什么模樣，他其實也懵懂，因為在他出生的20世紀50年代，家鄉已經不種煙葉了。直到許多年后，他去卷煙廠參觀，看生產流水線，才知道煙葉一片片那么粗豪，全是烘干的，看上去有點像玉米葉，但沒有玉米葉那么厚。四叔說，那一趟，爹帶著“二哥”走了一百多里路，去徐州城里販煙葉，途中遇到了日本人，鬼子正在戒嚴、搜捕，子彈亂飛，老百姓都在奔跑、逃命。慌亂中，爹的柳條筐被踢翻了，煙葉撒了一地，爹和“二哥”還想去收拾呢，旁人說，還不趕緊跑，命都沒了，還要那些？爹和“二哥”空著手，都跑了。等跑到安全地方，爹一看，“二哥”沒了，忙又回頭找，可再也找不到二哥。

“二哥”就是我父親。父親就此失蹤了。關于這段故事，后來我多次聽父親講過。那年父親才十三歲。父親找不到爹，也不知道家的方向，又餓，就隨著逃難的男女爬上一列南下的運煤貨車，一路到了長江邊，從此在江邊的北門鎮上討生活。摸魚搗蝦，做伙計，扛大包，凡是能干的，什么都干。新中國成立后他才回了一趟家。

那時父親還不滿二十歲，已是享受供給制的國家干部。也恰是在父親回家那一年，有好幾戶人家登門，說要討回當年的煙葉錢，爺爺奶奶和大伯正在家里發愁呢，見到我父親，像見了救星，當即商議還錢的事。

爺爺早前做小生意，后來聽說種煙葉賺錢，地里就不種玉米和紅芋了，改種煙葉。村上和附近莊里的人看到我們李家會經營，也紛紛改種煙葉，且把種好、曬干的煙葉交給我爺爺售賣。爺爺辦事認真，拿個小本本，過秤以后，一筆一筆把每家的賬都記得明白。掙了錢，回來再一筆一筆付錢銷賬。三個兒子（我四叔那時還沒出生）死了一個我三叔，失蹤了一個，煙葉也丟了，村里人沒法找我家算賬；可現在解放了，每家都過上了太平日子，村人們便舊事重提，一個個接連登了門。

父親算是給爺爺壯了膽。爺爺和大伯就一家一家上門去還債，有的人家已絕戶，聯系不上，也想辦法人托人把錢還給人家相應的親戚。多虧了父親在外面工作，有固定收入。等到把小本子上的賬全部還清，爺爺和奶奶終于消停了，各自長出了一口氣，撒手歸西。

然而，到20世紀70年代初，我們鄰莊馬廟一戶姓馮的突然上門來，說那一批丟失的煙葉里，還有他家的貨。那時四叔還在老家，還不滿二十歲，自然是一問三不知。大伯比四叔大二十多歲，知道得多，說，不對呀，咱家有小本本，賬是一筆一筆全清了，咱才把它給毀了的。馮家人說，你看，咱家也有小本本，都記著，這不是寫著嗎，給大牙送的煙葉。大伯湊上去一看，果然上面寫著“大牙，5斤”。大伯一時便啞住，答不上話。

大伯隨后又帶四叔去馮家，拎了兩盒當地的特產蜜制蜂糕。大伯說，還是不對呀，咱家的賬十幾年前全都跟人結清了，動靜鬧得那么大，你們不會不知道，你們當時怎么不來？馮家人說，我們當時是沒找到這個小本本，現在找到啦。

“大牙”是我爺爺的外號。據說我爺爺不僅牙齒大，還有點“地包天”。

馮家人也感到事情突兀，所以此后起碼有二十多年沒再上過門。一樁舊事仿佛不了了之。可到了90年代，馮家上一輩人死了，下一代人又提這事；雖然沒再登門，卻在莊上放風說，李家兩個兒子都在大城市當官，但不夠仗義，欠了多年的煙葉錢不還。他們所說的兩個兒子，是指我父親和我四叔。四叔先是當兵，后來從部隊轉業到市政府，在城里安了家。其實馮家講這話的時候，我父親已經因病去世了。大伯一戶在老家，感到勢單力薄，也就裝聾作啞。當然馮家只是講講而已，也沒采取行動。

但是，又過了三十年，就在前不久，馮家人居然又念起此事，并且還登了門。雖然緘口不提煙葉的事，可那是面缸里的老鼠屎，明擺著。

4

聊了兩個多小時，大伯該休息了，五哥就開車，領著我們去李村的墳地燒紙。

爺爺奶奶的墳我們是不易找到的，那是當年平墳運動的結果。

平原地帶，原先各家的墳都在田里，占了耕地；后來上級統一安排，將棺材從地里起出，將墳深挖，然后再把棺木深埋，如此，墳地表面上仍然可以種莊稼。我家的老墳在別人家的田里，也不可能立碑，因此，每次回來，都是五哥帶我們去找墳。

磕了頭，燒了紙，三人返回。經過一片青綠的甘蔗地，我突然想啃甘蔗。我說我進去拔一根，你們幫我看著點兒。話一說完，我就撥開“青紗帳”拱了進去。我費勁拔出一棵粗壯的甘蔗，甩去根部泥土，剛走到地頭，一個三四十歲的女人迎過來。五哥尷尬地說：“七嬸，這是你家的地吧，我老弟嘴饞，想吃了。”我顧不得他們在年齡和輩分上的巨大反差，本能地就要把甘蔗丟在田邊的地上。七嬸說：“喲，這就是你常提的二哥家的大侄子吧，沒事的，多拿幾根，多拿幾根。”說著就要自己鉆進甘蔗地。我忙伸手攔她，說足夠足夠，這一根都吃不完！

回來的路上，我直發感嘆，說老家人到底是忠厚、質樸。

晚上，大伯的精氣神明顯好于中午，話也多了，說：“一家一個代表都到齊了，現在咱們李家就指望你們三人了。”又說，“當年咱們還債，那是啥滋味？能把人累死！不也挺過來了？”又指著我說，“你爸那回回來，咱們就跟你爺爺商量，一咬牙，還錢！咱們說到做到，一戶一戶硬還上了。”大伯將胳膊耷拉下去，繼續說，“一開始是舊幣，我記得一塊錢那時候叫一萬塊，具體還了多少我也說不上，全忘了；就是你爸受大苦了，要是不指望他，再過十年也沒法還。”

受了甘蔗甜味的影響，我興致也很高，我問大伯，那個小本子究竟是什么樣的。大伯說：“你爺爺到藥鋪里抓藥，看到臺子上有個小本子，也沒有封面，前面還撕去了幾張，就向小伙計討要，要來了，總共有十幾張二十張吧。”他伸出一只手，正面反面比劃了一下，“比我這手，還要大一些。”

四叔說：“那本子我也見過，那時候我剛識字，看到你爺爺寫的字，一筆一筆，蠻認真，記著日期，記著數目，還記著人家的姓名，有的只有一個姓，有的好像就是外號，劉大頭，王胡子。”

大伯說：“你爺爺文化不高，好多字都寫錯了，把人家姓汪的，上面加了一點，寫成了‘注’，把人家姓謝的，右邊那個‘寸’都給丟了。”

大伯神色黯然，一臉落寞，又說：“臨死，你爺爺說，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然后他說，本子可以撕了，可以擦屁股。我是反復看了多少遍，所有的賬，全都被你爺爺打了勾。”

五哥見大伯講累了，過去將他身子放平，叫他休息一會兒，扭臉說：“就是不知道，當時五斤煙葉，值現在多少錢，還有利息，該不該給，給多少。”

大伯說：“所以才把你們都給請來。”

我始終不敢插話，生怕哪句話又惹怒了大伯和五哥。

我心里清楚，這錢可以不還的，理由在上墳前我都跟他們講清了，可他們有他們的思路，我知道我沒辦法扭轉他們的想法。于是我也學了四叔的乖巧，說：“我以前看過新中國成立前的《新華日報》，上面有一些實物報價消息。”然后自告奮勇，“明天禮拜六，我先到縣圖書館去一趟，查查，看能不能換算出來。”

大伯斜臉看看我，點了點頭。

5

周六一早來到縣圖書館，門還沒開。我是打算，用一上午時間查閱老報紙上相關報價情況，中午回去算出應該給馮家多少錢，下午去馮家了卻舊債，周日便能順利返程。

在圖書館泡了一上午，一無所獲；與煙葉有關的報價還真查不到。

我悻悻然準備離開，想想又不甘心，臨時決定繼續泡兩小時。

果然有了收獲，當然這收獲與報價無關。

無意中翻到了縣志，我徜徉在縣志的小小海洋里。

是的，那么厚的一本大部頭，像一片海域，帶著一陣風，把我卷進海里。我翻閱“大事記”，不敢在這片水域游太久，又游向了“建置”“傳說”和“人物”。老實說，以往讀志書，這幾部分都是我的最愛。卻不料，翻看中，一個叫“周大牙”的名字突然從紙上跳出來，把我攫住了。

我立刻循著這名字，朝前后展開，才發現它出現在“吳誠之”的條目里。而后者，是“近現代人物”章節里的一個條目——

吳誠之，生于1908年，卒年不詳。曾在嵩山少林寺拜師習武。縣城被日軍占領期間，縣里舉辦比武大賽，吳誠之受邀參加，打敗了日本武師，被日本人關進監獄。后在徒弟周大牙等人的營救下，越獄脫險。

難以說清我是興奮還是緊張，但我的動作明顯加快，翻遍了全書。

眼睛看得生疼。只可惜，八百多頁的縣志，提及“周大牙”的，我只找到這一處。我閉一會兒眼，回味被我驀然找到的線索，感覺朦朧得很，在朦朧中又有無限的思考空間。

我捧著打開的縣志，指著那一頁上“周大牙”三個字，詢問圖書館工作人員，可曾聽說過這個人。年輕的女工作人員一臉好奇地看著我，帶著些微嘲笑的眼神，搖了搖頭。我這才意識到，我過于唐突了。

閉目思考了半分鐘，我決定轉移閱讀方向，專門查找這個叫周大牙的義士。

我在電腦屏幕上搜找書籍目錄，一連查出幾本可以翻閱的資料，然后一本一本，不厭其煩地借閱。

終于，在一本名為《縣革命斗爭史》的小冊子里，我找到了“周大牙”。這名字依舊是由營救武術大師吳誠之而引出，信息量稍有拓展，但也僅有兩行字——

周大牙本名周致，周寨集人，追隨吳誠之習武多年，曾賣過藥、做過木材生意、販過煙葉。

周寨集我聽說過，離我老家約二十公里。過去沒有高速公路，每次回老家，我們都是坐火車到徐州，然后乘長途汽車走老路，周寨集是必經之地。

從“販過煙葉”幾個字里，我像是找到了我要找的東西。

我激動不已，拿出手機，悄悄將這一頁的文字拍下來。

回到五哥家，已接近黃昏。我把最新成果轉達給眾人。我說馮家的后人不知道有周大牙周致這個人，就像我們也從未聽說過這個人一樣。四叔立刻接過話去，說明天我們就去周寨集打探一下消息，如果確切，再回頭去馮家，把消息傳給他們。

我說：“臨時加了個圖書館項目，本來打算用半天時間的，結果耽誤了一整天。”

四叔說：“這也不叫耽誤，發現了新情況，值得。”

五哥說：“這么一講，咱向馮家還款的事可就說不準啦！明天我來開車。”

6

星期天下小雨，但絲毫沒有減少我們下鄉的熱情。

去周寨集倒沒有什么可表述的。一路都是省道，快到的時候，下省道是水泥路，路窄，幸虧對面沒有來車。路邊一條小河溝早已干涸，如同一張敞開的長嘴，即便下雨，也滿足不了它的饑渴。向路邊一位上了歲數的人打聽周致周大牙，回說知道呀，咋能不知道？問他家的后人住哪兒，說只有一個小孫子還住莊上，也有六十歲了，平時常去女兒家，這邊房門總是關著。

指點了路徑，到跟前一看，果然鐵將軍把門。

四叔靈機一動，說我們問問這兒的人，看他們知不知道我家老爺子。

于是我們向另一位老人打探，問他可知道有一個販煙葉的李大牙，李村的。

老人想了半天，搖頭說，沒聽講過，先前倒是聽說一個姓黃的販煙葉，叫黃大牙還是大黃牙，記不清了。

四叔不甘心，又問，李大牙當年很有名的，您老怎么沒聽說過？

老人愣了片刻，搖搖頭說，你要論名聲，誰有周大牙名聲響，咱這一帶誰不知道？

我忍不住地問：“為什么我們縣里當年有那么多‘大牙’？”

老人麻木著一張臉，說：“生活條件不好，沒啥吃的，牙嘛，總往大處去長；也是眼饞人家那些牙大的。”

這解釋出乎我們意料，我和四叔、五哥都笑起來。

我們沒在周寨集耽擱太久，驅車趕往與我們李村挨邊的馬廟，去“債主”家。

按照大伯吩咐，車上備了兩瓶洋河酒、一條紅雙喜香煙。

馮家經濟條件中等，明顯不及我們李家。一個不大的院子，沒蓋樓房，和周圍比較普遍的二層、三層樓相比，遜色許多。院子里雜亂邋遢，房間則空曠、陰暗，或許和陰雨天有關；兩只半大的山羊在廈房里“咩咩”叫著，隱約傳遞出主人的勤勞與本分。一位五十歲上下的男人出來迎接我們，他上穿背心，下著黑褲，褲襠的拉鏈是敞開的。當看到我們手里的禮物時，他眼里放了光。顯然，他想不到我們會親自登門。他帶著頗多拘謹對五哥說：“還麻煩您……麻煩您來咱家。”

一見這男人，我頓時打消了先前的想法。這么老實、窩囊、沒見過世面的人，不大可能弄虛作假，刻意訛我們的錢財。

將我們讓進堂屋，男人開了燈，慌著要去倒水，但找了一陣子也沒找到茶杯，只拿了一個搪瓷茶缸。五哥率先坐下，說你別找了，咱不喝水。男人便轉回身，放下茶缸，也不顧我和四叔都站著，自己坐下了。似乎想想不對，又站起身，說要打兩個電話，把他弟弟和他老婆都叫回來。

在褲子口袋里掏了幾掏，掏出手機，他去門外打電話。像是在院子里講不清楚，他又往前走，匆匆忙忙地走出院子。等他在我們眼前消失，講話聲音才隱約傳過來。

我們只好坐下來等候。

不料這一等，竟等了二十多分鐘。直到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前后跨進院門，先前那男人才跟在他們后面進來。

簡單客套幾句，兩個男人坐下，女人卻站著。話入正題。

五哥說：“老弟，你家的賬本上只寫了‘大牙’兩個字，我問你，這‘大牙’是姓周還是姓黃，或者是姓咱的李？”

開頭一句話就把馮家兩個男人問蒙了。

不等他們想出應對的話來，四叔說：“大侄子、大侄媳婦，我是他四叔，特地為處理這事從外地趕回來的。我告訴你們，當年，咱縣里可不止一個‘大牙’呢。四十里開外有個周寨集，那兒有個周大牙，可有名啦！咱縣還有一個黃大牙，你們可聽說過？”

馮家人顯然都沒聽說過，他們懵懂的神色表明了一切。

我說：“我們家的賬本，當年反反復復翻了多少遍，沒有你家這筆煙錢。你們家的賬本，那是你們自己記的賬，也沒有我們的認可，怎么作數呢？”

馮家弟弟說：“當年咱記賬，不都是這樣嗎，哪還管對方咋記？”

五哥說：“話是這么說，可咱家的賬，也沒記你們馮家這一筆呀！”

四叔便打圓場：“你們應該去周寨集，去找周大牙的后人，再去找黃大牙的后人。我估計呀，咱們縣當年做煙葉生意的，都不止這三個‘大牙’！”

馮家三個人一時無話可說。四叔為了緩解尷尬局面，以長輩的口吻問起他們家里的情況，又聊起縣里的發展和變化。而我注意到，被馮家男人招呼回來的兩個人，這時已經把注意力轉移到桌上的煙酒上去了。

回去途中，四叔如釋重負，說：“這么多年沒能解決的問題，總算告一段落了。”

五哥一邊開車一邊說：“你以為這就解決啦？我看呀，再過三十年，這馮家弄不好又跳出一個什么幺蛾子呢！你看馬上回去，俺爸會講啥話我都知道——他會說，反正再過幾十年，人要是再找來，我也死了，留給你們去解決，到時候再說到時候的話吧。”

四叔笑道：“到那時候，我也死了。”

7

晚飯桌上，我們心情都很好，話題也多了。我知道，這是因為出師告捷所致。本來打算下午就和四叔往回趕的，我視力不好，不敢夜里開車，就給單位領導打電話，又請了周一上午半天假。

大伯果然如五哥所料，差不多就是重復了五哥在車上的原話。我們不禁都笑起來。

正笑著，手機響了，我看一眼，竟是老同學余洪飛打來的。我感覺很怪異，知道與借貸糾紛有關，趕緊出門，在幽暗僻靜的院子里接電話。

“喂，告訴你，王欣死了！”余洪飛說。

“王欣死了？怎么死的？”我驚問。

“這誰知道，他媽剛才打電話告訴我的。”余洪飛的語氣顯得氣急敗壞，“他媽一向躲著我，這回主動了，主動給我打電話。”

“那你，打算去他家？”

“我正在考慮呢，所以給你打電話。”停頓片刻，他又說，“按理講，人死了，繼承人根據繼承到的財產應該承擔債務。可他媽明講了，王欣離了婚，還有個孩子，沒有一分錢財產。”

我猶豫了一下：“如果不去，這層關系不就斷了嗎，以后還怎么向他家人要錢？如果去，那我們……要不要出份子？”

余洪飛勃然道：“法院都判決了，我們也收不回一分錢！鬧得我現在，家不像家，老婆喊著要離婚！他家還想收份子錢？”

雖然遠隔幾百公里，雖然沒有圖像，但我仿佛已經看見了老同學鐵青的臉。

【李敬宇，中國作協會員。作品見于《鐘山》《中國作家》《花城》《北京文學》《十月》等刊，出版有長篇散文《老浦口》、長篇小說《沉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