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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藜閣存書目》第一冊記有“《紅樓夢》十回 清曹雪芹抄本四冊殘存第一至十回”，與卞藏本完全相符，可謂“將劉文介與卞本徑直銜接起來，緊密關聯起來”的關鍵書證，從此書證不再“匱乏”。

曹雪芹的長篇小說《紅樓夢》分八十回古抄本和一百二十回印本兩大系統。文字更接近原稿面貌的八十回古抄本尋之不易，至20世紀末，全世界范圍內也僅得十一種（有一種藏于俄羅斯），其中上海藏有兩種。

2006年6月，人們期待已久的第十二種古抄本現身，亦與滬上相關。深圳收藏家卞亦文在上海敬華拍賣公司購得一部僅存前十回及五十八個回目的《紅樓夢》舊抄本。此本得到紅學家周汝昌、馮其庸、劉世德等人的認同，被稱為“卞藏本”，于同年12月由當時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紅樓夢》校注本2008年和2022年修訂版將其列為參校本。與紅學界的肯定不同，卞藏本一面世，就在網上受到強烈質疑。2007年6月，卞藏本原件通過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專家杜偉生、趙前、史睿的鑒定，但網上的質疑聲浪并未因此平息，報刊亦現真偽爭議之聲，《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遼寧日報》《紅樓夢學刊》《曹雪芹研究》《紅樓夢研究輯刊》等紛紛參與討論。

論爭中，卞藏本書前“民卅七年”（1948年）的“眉盦”題記成為爭議焦點。由于卞藏本有與列藏本（即前述俄羅斯藏本）特同的文字，而1948年列藏本遠在當時的蘇聯且尚未被紅學研究者知曉，不可能有人據之偽造。所以可以認為：卞藏本上的民國題記與印章真，卞藏本即真。正是為此，主真、主偽雙方在題記與印章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爭論。

題記全文如下：

“殘抄本《紅樓夢》，余于民廿五年得自滬市地攤，書僅存十回，原訂二冊。置之行篋，忽忽十余載矣。今夏整理書籍，以其殘破太甚，觸手即裂，爰親自襯補，訂成四冊。因細檢一過，覺與他本相異之處甚多，即與戚本、脂本亦有出入之處，他日有暇，當細為詳校也。民卅七年初夏眉盦識于滬寓。”

落款處鈐“文介私印”，題記右下角蓋“上元劉氏圖書之印”章。

2007年8月，于鵬在工作單位國家圖書館查到《上元劉氏家譜》，在家譜中意外發現劉文介的名字，這個名字與卞藏本上的“文介私印”正相符合。經劉世德進一步研究，最終證實在卞藏本上撰寫題記的眉盦正是這位劉文介，其字號為眉叔。

2011年6月，古書藏家王鵬披露其購得的《莫愁湖志》，書上有“上元劉氏圖書之印”及“眉道人”手書，另有三處“孟晉齋主人”的鈐印。

2011年7月，曾為《上元劉氏家譜》的發現提供線索的蘇州《紅樓夢》研究者曹震披露了一部滬上收藏的《十三峰書屋全集》。此書中同時出現“上元劉氏圖書之印”“文介私印”和“孟晉齋”三印。其中“文介私印”同卞藏本，“孟晉齋”印又與《莫愁湖志》的“孟晉齋主人”章形成互證，“上元劉氏圖書之印”更是將三種文獻聯系在一起。對卞藏本主偽的曹震也不否認這些印章的真實性，認為“‘上元劉氏圖書之印’、‘文介私印’、‘文介’、‘孟晉齋主人’和‘孟晉齋’這些印，應該都屬于一個人或一個家族所有”。但他依然堅持卞藏本為偽造，認為卞藏本為真印偽鈐。

2012年3月，江蘇退休公安人員邱華東請江蘇公安系統內的專業筆跡鑒定人員將《莫愁湖志》上的眉道人筆跡和卞藏本上的眉盦題記筆跡進行鑒定，“得出結論，《莫愁湖志》劉文介筆跡和《卞藏本》題記筆跡為同一人筆跡”。此同一認定實際上對“真印偽鈐”說提出了反駁。

2012年10月，王鵬在上海博古齋有限公司購得劉文介手稿《孟晉齋藏碑目》。在《碑目》中劉文介多次以“眉菴”和“眉叔”落款，與之前發現的資料相互印證。據《碑目》可知，劉文介自1929年起就一直居于滬上，推翻了質疑者關于卞藏本題記中提及的1936年、1948年其不在上海的猜測。

依據《碑目》信息，王鵬在上海檔案館查到劉文介親筆填寫“工會會員入會登記表”。從中得知：劉文介為南京人，生于1892年9月14日。1929年來上海后，先后任職于上海工部局、民國上海市政府，解放后任職于上海市人民政府秘書處。

2012年11月22日，根據檔案資料線索，王鵬訪得劉文介孫女劉經樂并會晤劉文介四女劉璥章。據她們介紹，劉文介育有四女二子。長女劉玨章，二女劉璧章，三女劉璩章，四女劉璥章。長子劉琥章（即劉經樂之父，生前和劉文介同住），次子劉珩章。劉文介一生愛書，其書齋號為“孟晉齋”，《孟晉齋藏碑目》為其所有碑帖藏品一覽表，生前經常翻閱。1968年元旦，劉文介在滬上寓所去世。劉璥章和劉珩章基于革命和愛國熱情，在領導動員下以低廉價格將其大部分藏書賣給了上海古籍書店。《孟晉齋藏碑目》《莫愁湖志》及《紅樓夢》卞藏本等都直接間接來自上海古籍書店。

2017年，沈治鈞發表文章再次質疑卞藏本的真實性。

一個對劉文介身世輪廓有所了解的今人，模仿圖章（或偽鈐真印）、效仿字跡、編制謊言、炮制贗品，都不難辦。“后劉文介孫女劉經樂女士等亦證實，《碑目》確為劉文介手稿，她們在劉文介生前均見過此書。”那么劉氏家屬們半個世紀前是否真真切切“見過”卞本，這才是主旨話題的核心所在。……劉家賣掉的藏書中的的確確有一部《紅樓夢》殘抄本嗎？ 印象從何而來？ 此為證據鏈最最吃勁的關鍵一環，可將劉文介與卞本徑直銜接起來，緊密關聯起來，故半點含糊不得。……存疑輕省，辨偽易，證真難。正方只得多辛苦些。王鵬先生居上海，占地利之便，不妨再作訪查。書證匱乏時，人證也是證。

簡而言之，文章認為劉家人并未親口證實卞藏本和《碑目》一樣為劉文介藏書，進而懷疑劉氏家族內部周邊是否有內鬼作偽——如此，縱使劉家有人開口證實亦難有效。又云“書證匱乏”。“書證”本來有印章及公安人員專業的筆跡鑒定，但沈文認為“模仿圖章（或偽鈐真印）、效仿字跡、編制謊言、炮制贗品，都不難辦”。言下之意，拿出“將劉文介與卞本徑直銜接起來，緊密關聯起來”的直接證據方可證卞藏本之真。

這種直接證據于四年后現身。2021年秋，于鵬收到王鵬從上海寄來的新購《青藜閣存書目》。“青藜閣”頗有來歷，西漢學者劉向讀書曾遇黃衣拄青藜拐杖的老人，傳為佳話，故劉氏后人愛用“青藜”二字。劉經樂2013年8月20日曾撰文介紹：“祖父把他認為最珍貴的書藏于木箱中,這些木箱的箱蓋上都刻有‘青藜閣’三個字,是他特意請舊書店定制的。”此木箱已由劉文介外孫女沈宗列贈與王鵬。

上海的古舊書藏家胡愚（愚平）在2012年11月6日曾介紹一種《洪罕女郎傳》小說，上有“劉”（花押）“孟晉齋主人”，其上卷扉頁“青藜閣”，此信息距今已過十年，此前一直無人注意。另，《青藜閣存書目》扉頁均題《上元劉氏存書目錄》。據此幾點可知青藜閣為劉文介命名，《青藜閣存書目》為劉文介手書其藏書目錄。

當初王鵬購藏《孟晉齋藏碑目》時，曾詢問了上海博古齋有限公司（原上海古籍書店）收購《孟晉齋藏碑目》的時間。工作人員告知：該單位在1990年代之前所售古籍均用舊式白紙紅字（編號、冊數、售價）之標簽。《孟晉齋藏碑目》和《莫愁湖志》封底都有這樣的舊標簽，《青藜閣存書目》之白紙紅字標簽亦與之相同。

《青藜閣存書目》尺寸約27x19cm，保存情況較好，但因年久竹紙脆弱，書頁中縫多有裂開。書目存第一、二冊“木刻本、抄寫本（上、下）”及第四冊“鉛印、石印本”（下），闕第三冊“鉛印、石印本”（上）。經王鵬用兩部書原件核對，《青藜閣存書目》與《孟晉齋藏碑目》封面及內文的用紙相符（均為當時的竹紙），氣韻如出一轍，甚至封面上的墨點都相近，放在一起，可以混搭不清。

據現存三冊書目推算，劉文介晚年藏書量約在三千五百部，其中明清刻本、抄本約一千八百部，其余為民國鉛石印本。劉氏藏書多見金石類，其次是詩詞、文集類，再其次為史地、小說類和其他。嚴格按照經史子集編目，每條注明書名、冊數、卷數、作者、版本。網上售賣的“上元劉氏圖書之印”之書，多見于書目。

《孟晉齋藏碑目》的《靈飛經》等處有劉文介小字標注“璧取去”，“璧”當指其次女劉璧章。而《青藜閣存書目》第四冊的《文心雕龍十卷》《蘇辛詞二卷》及《考正白香詞譜三卷附詞韻一卷》，亦有劉文介小字標注“珩取出”及“珩帶出”，“珩”當指其次子劉珩章。

《青藜閣存書目》第一冊記有《莫愁湖志》八卷附楹聯一卷二冊，金陵刻本，即此前提及的王鵬之藏書。《青藜閣存書目》第四冊記有《十三峰書屋全集八卷》石印一冊，即前文曹震所提滬上藏家之書。《青藜閣存書目》第四冊記有《現代十家詩選抄十卷》石印四冊，為于鵬因“上元劉氏圖書之印”購藏。

尤為重要的是，《青藜閣存書目》第一冊記有“《紅樓夢》十回 清曹雪芹 抄本 四冊 殘存第一至十回”，與卞藏本完全相符，可謂“將劉文介與卞本徑直銜接起來，緊密關聯起來”的關鍵書證，從此書證不再“匱乏”。

《青藜閣存書目》原件或影印件除筆者外，經劉世德、任曉輝、曹立波、張云、辛欣、高樹偉等研究者寓目，得到充分肯定。劉世德寫下題記，謂其“乃劉文介之書”，“誠乃研究《紅樓夢》卞藏本之重要參考書也”。

1936年，卞藏本在上海被藏書家劉文介發現并收藏。2006年，卞藏本從上海售出。卞藏本真偽之爭參與者集中于京滬兩地，而推動進展之重要資料《莫愁湖志》《十三峰書屋全集》《孟晉齋藏碑目》《青藜閣存書目》等均由滬上學人購藏與披露，可謂海上尋真。《青藜閣存書目》的發現，使尋真之路功德圓滿，前后歷時16年。

《青藜閣存書目》亦為劉文介藏書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為鑒別劉文介藏書之標尺，愿所佚之第三冊有重見天日的一天，從而合成全璧。劉文介生平收藏碑帖舊拓五千余品、線裝舊籍三千余部，這是一座豐厚的文化寶藏，堪稱滬上一代收藏大家。他為《紅樓夢》百花園增加了一部珍貴的早期抄本，為海派收藏留下了一段傳奇佳話，為文明傳繼留下了不熄的火種。

（趙建忠，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天津師范大學教授。于鵬，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