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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目語】

2024年，《作家通訊》全新改版，推出新欄目“扎根筆記”，邀請在基層一線工作、駐點、深入生活的作家、文學工作者分享他們對于廣袤大地和人民生活的觀察與體悟，展現新時代作家和文學工作者“向人民學習”的精神風貌。

曲山關內外

■劉大先

罷兵吧罷兵吧！

從此山梁無阻，

界樁枯朽了；

從此江水長流，

界樁枯朽了；

從此大田豐美，

界樁枯朽了；

從此房頂安樂，

界樁枯朽了。

——羌族英雄史詩《澤基格布》

一

澳門的一位朋友到北川來看我，我帶他沿著安昌河向南散步時，在河堤上看著東岸的山脈，忽然意識到，不同于原來的老北川縣城曲山鎮處于群山之中，是山間之城；新北川縣城（以下簡稱“新縣城”）坐落在安昌河畔，是一座山邊之城。縣城的整個東南面都是一片平疇，整體性空間的調整讓北川的核心地理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轉移。

新縣城并非自然形成的城鎮，而是修建在原屬安縣的安昌鎮和黃土鎮交接的河畔平地之上，可以說是無中生有。重建之初，新縣城就有明確的規劃，在自然山水的基礎上，羌族碉樓和現代樓房交錯，夾雜綠地、公園、廣場與河流，植被和溝渠都整飭得井然有序。新縣城中心地帶是羌城旅游區，東北方向的羌族民俗博物館與西南方向的禹王橋構成一條西北向的斜線，中間是新生廣場、禹王廣場和巴拿恰（羌語中意為“做買賣的地方”）商業步行街，規劃嚴謹，條理清晰，很容易辨識，這塊區域也就成了人造景區，為外來者必游之處。

群山與河流的限制，讓平地彌足珍貴，新縣城在有限的空間里無法像在平原上那樣做到方圓板正，只能因地制宜。初來乍到的人，尤其是習慣了正北正南走向的北方人，很容易被“關內”和“關外”兩個名詞搞糊涂，我剛到北川的時候也一樣。北方或者中原地帶說到“關外”，往往是指偏僻遼遠之地，比如山海關外、嘉峪關外；在北川，“關外”反而指的是人口較為密集繁榮的新縣城和永安、擂鼓等幾個平地多一點的鄉鎮，“關內”指的原縣域曲山鎮西北部分，基本上都是高丘山地與河谷巖地。

縣政府里沒有會議或者其他工作安排時，我一般都會下鄉調研，熟悉民生民情本來就是我工作的組成部分。除了新縣城所在地永昌鎮周邊的幾個鄉鎮，一般下鄉尤其是深入西北方向，都要經過7個連續相接約10公里的隧道——唐家山、馬鞍山、漩坪、黃皮溝、十里碑、大馬樁、小馬樁，穿越曲山鎮、漩坪鄉到禹里鎮的重重山巒。這些地方是北川的腹地，與外界僅靠崎嶇山路聯結，進出都不是易事，民風民俗也更為素樸原生。

曲山鎮位于湔江右岸，民間傳說二郎神捉拿孽龍時，孽龍原本欲西出大山，但聞獅子山上有人擂鼓吶喊，遂掉頭向鄧家渡方向而去，江水也隨之急轉向東。曲山因此又稱回龍，就是老縣城的所在地。

老縣城北面的山梁是從綿陽到茂縣的綿茂古道的必經之地，山上有一個隘口，唐代叫作松嶺關，明代設有軍堡，清代始廢棄。于是，這個山梁便被后人稱為舊關嶺，也就是曲山關。所謂“關內”“關外”的“關”指的就是這個曲山關。新中國成立后，人們鑿穿舊關嶺的山麓懸崖，建成了沿著湔江前行的公路，就不需要繞行很久翻越關梁了。盡管關堡廢棄，這個沿襲已久的地名卻留了下來。

以曲山關為界，“關內”指的是偏西北的漩坪、白坭、禹里、開坪、小壩、桃龍、片口、壩底、馬槽、白什和青片這11個鄉鎮，“關外”指的是偏東南的永昌、永安、曲山、擂鼓、通泉、陳家壩、桂溪、都貫8個鄉鎮。其中，永昌和永安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從安縣劃歸到北川的，而通泉鎮則由此前的通口和香泉兩個鄉合并，都貫鄉由貫嶺和都壩兩個鄉合并。之所以合并，有多方面考量，最主要的是這幾年的人口流出和經濟指標的因素。普遍來說，“關外”的經濟情況要好于“關內”，“關內”受限于嵯峨群山，幾乎沒有什么工業。

如果站在曲山的角度來看，如今的“關內”“關外”的說法弄顛倒了。按照北川文化學者趙興武的解釋，這是由于北川縣城的變遷造成的。從魏晉南北朝設縣開始，北川管轄的主要是青片河流域，唐高宗年間，北川并入石泉縣，一直到有清一代，石泉縣管轄的區域都只限于如今的“關內”地方。

雍正三年（1725年），擂鼓及曲山到陳家壩一帶才由平武縣劃歸到石泉縣，它們同此前的轄區共同構成了如今北川縣的主體范圍。那個時候，石泉縣的縣城設立在禹里鎮，站在禹里的角度來看，曲山關西北是“內”，東南是“外”。1952年，縣城從禹里搬到了曲山，人們口頭上習慣的說法卻沒有隨著行政區劃沿革而改變。這存在著一個由歷史沿革所造成的錯位，不過也顯示出一個意味深長的問題：即“關內”顯然是原住民從自己角度的說法。禹里為縣城的古石泉縣域，原是以羌民和白馬藏人為主要居民的區域。

原以為北川只有曲山關，后來才知道《明史》中曾記載，石泉縣境內還有石板關、奠邊關、大方關和上雄關數處，它們大多興建于有明一代。但凡涉及關隘軍堡，可以想見山勢之險峻和帝國勢力所及的范圍。

“關”是界線，是屏障和保護，所隱含的意義就在于，它所轄制的區域雖然以少數民族為主，但已經是歸化了的“漢區”。生活在“漢區”的羌民是熟羌，之外的就是生羌，這種情形也出現在中國的其他地方，比如湖南湘西自治州鳳凰縣里遺留的南中國長城，原初就是苗疆邊墻，“生苗”與“熟苗”的分界。各民族在“關”碰撞互滲，不同的族群在交鋒中交流，在交往中融合，都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員。

作為一個關鍵性的地方節點，“關”一方面意味著險阻與防御，另一方面也是通道、中介和聯結。進山7個隧道中的第一個就是312省道上的唐家山隧道，從老縣城背后穿唐家山堰塞湖垮塌山體而過，大致位置就是舊曲山關所在地。這個隧道很長，有3500多米，開工于2009年，2012年貫通，是松潘、茂縣和北川數十萬人的生命線。

山體在震后變得松軟，又因經常受到暴雨和泥石流影響，隧道的狀況并不太好，我在北川的一年里，它好像一直都在檢修中，雨水多的夏季則會讓隧道里的公路更加泥濘，頭上懸著的山石穹壁不時有水滴落在車頂上，砸得咚咚響，每次經過都會讓人感到很壓抑。2022年夏天，隧道口發生了一次泥石流，很長一段時間里，隧道只能半邊通行，另一半則在修復滲水造成的路面坑洼。

在入隧道前的筲箕灣大橋上，可以看到幽深陡峭的溝壑，如果沒有這個隧道，翻山越嶺可能需要一天的時間。這時你就能深刻體會到李白1300多年前的詩句不是浪漫主義的夸張，而是現實主義的素描：“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后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沖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

二

北川的“關內”“關外”雖然說不上是兩重天，但物候的差異確實隨著崎嶇險道的深入而逐漸增大。逐漸深入“關內”的過程，就是從成都平原邊緣向青藏高原地帶前行的過程，“關內”所在的龍門山就是平原與高原之間的山巒丘陵。“關內”基本上是由青片河和白草河兩塊（條）流域構成，海拔較“關外”高，大約在1000米到2000米之間，相應的氣溫則要低很多，尋常七八月間，市里與縣城已經溽熱如蒸籠，一進到山里就自然清涼起來。

7月初那幾天特別熱，我正好去各鄉鎮現場辦公，白天灼熱的陽光一會兒就把人烤得汗流浹背，晚上住在開坪鄉一處叫作西羌幽谷的民宿，吊橋與流水一下子讓人清爽起來。開坪同隔壁的平武縣相接，生態極佳，共同擁有一片大熊貓保護基地，河谷幽深處，四周密林修竹，晚上居然涼到要蓋被子。

“關內”的道路也比“關外”要難走，道路基本上隔一年就會被水毀一次，很多地方碎石嶙峋，普通的汽車底盤太低，無法前行，需要換成越野車。記憶比較深的一次是從與阿壩州白羊鄉接壤的青片鄉最遠處返回，由于沿著青片河的道路正在修繕，我們只得從山梁翻過。一路上盡是窄到僅通一輛車的鄉道，因為通行的人很少，鄉鎮上財力有限，無法面面俱到，有些道路硬化部分被山洪、滑坡毀壞沒有及時修復。山路九曲回腸，有時候是“之”字形的轉折，坡度最高甚至能達到30度，如果稍不留神翻下山去，就會粉身碎骨。常走此路的本地司機駕輕就熟，一點沒減慢速度，換一個外地司機肯定不敢這么囂張，注意力一旦不集中，就會滋溜一下滾下去，幾千米的陡坡，那就是九死一生了。

從磨基溝到鷹嘴巖、上寨子這段最為艱難，感覺像在云端上前行。山上種了大量筆直而光禿禿尚未發芽的厚樸，也有一些叫不出來名字的雜木，初春時地氣變暖，雖然大片的山呈現出蒼灰的色調，卻也夾雜著翠綠。漫長的山路令人身心俱疲，偶爾車子下到山谷，轉彎間忽然看到溝對面坡上的幾點嫩黃，是油菜花，會讓人心中一陣欣喜。

蒼茫莽野之中傾瀉出來的生機是滿目絕壁巉巖里的安慰，隱含著不屈的生命意志。“關內”的鄉鎮多是這樣，桃龍是夾在兩條河之間的藏族鄉，本無多少特別之處。婦女節那天，我趕到這參加活動。面積雖然不大，卻很精致，房屋與建筑都規整簇新。后來鄉長告訴我，2020年的暴雨災情非常嚴重，泥石流已經淹到鄉政府的一樓。當時還有一個辦公人員困守在樓內，好在泥石流沒有進一步往前推進，否則后果不堪設想。災情過后，鄉政府立即組織人員清理淤泥，修繕損毀建筑，一年之后又是一番新鮮生動的模樣。他們說到這些的時候，語氣溫和而從容。大山深處的農民坦然接受生活中的一切遭際，寵辱不驚，樂天知命，就像那些經冬不凋的草木，在冰雪中孕育著再次蓬勃舒展的萌芽。

三

“關內”內部還有一個“關”，也就是小壩鎮的走馬嶺，按照本地人的說法，是西遷羌和白草羌之間的分界。白草羌在犬戎入侵、周平王東遷時候就遷徙過來了；西遷羌則是秦以后的事。白草羌跟白馬藏人一樣，同古氐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密切，而羌族史詩《羌戈大戰》中的戈基人可能是原先遷徙過來的古羌人的遺脈（或也可能已經同氐人混血，目前學術界尚無定論），較早接受農耕文明；而西遷羌人則更多是游牧文明為主。兩個族群經過激烈的爭奪廝殺，最終水乳融合，和平共處。這些民間說法未必學理嚴謹，倒是反映出樸素的記憶與認知。

《羌戈大戰》可以視為羌人在流動中建立家園的微縮歷史，羅世澤先生在上世紀80 年代初曾搜集整理翻譯過，2008年出版了四川省少數民族古籍整理辦公室主編的《羌族釋比經典》，較前內容略有參差與豐富。參考前者，根據后者，史詩吟唱中，羌人最初原居住在西北的曠野戈壁、莽莽草原，后遷徙到岷山的草原地帶，牛羊興旺，羌寨歡歌，羌笛生生，口弦委婉。但是魔兵氣勢洶洶而來，燒殺搶掠，打破了太平祥和的生活，羌人被迫西行尋找新的家園。羌人部落被沖散，分為9支各奔一處。其中，阿巴白構率領的一支遷徙到如今川青兩省交界處的蒲格山（有的版本稱補尕山）下，暫時安營扎寨，獲得喘息之機。阿巴白構拜天界的錫拉始祖為師，被授以寫在白樺皮上的經書和金竹根做的神箭，能預知3日的天上事和3年的人間事，這讓行軍遷徙變得順利了許多。某天在林蔭間休息，阿巴白構在讀經書時疲勞纏身而睡去，經書落在地上，書頁被風吹散，白山羊偷偷將經書吃了。阿巴白構模模糊糊記不全經書，從此天事和人事都變得茫然了。他怒殺白山羊，將它的皮扒下來做成鼓，敲著鼓還能斷斷續續背幾段人事，天事就完全記不起來了。這個情節解釋了釋比和羊皮鼓的緣起。

失去了經書的阿巴白構變得憂心忡忡，“過去的事難回憶，往后的事難預見，只有勇往抗頑敵，不辭艱辛把兵練”。在日嘎嶺上駐扎的時候，魔兵鼓噪圍攻而來，阿巴白構帶領族眾血戰三天三夜突圍，人馬損失過半。敵兵追趕甚急，幸遇天神木比塔丟下3塊白石，變成3座雪山，阻擋住敵兵，羌人方才得喘息之機，砍木為船，殺牛造筏，渡過了急流，遷至松潘草原。

熱茲的壩上草原，林密草嫩泉水甜，土地肥沃牧場廣，山花野果遍山野，是天神祝福之所、重建家園的好地方。“九溝建了九座寨，寨寨之間碉樓修，碉樓頂上烽火堆，對敵來時能望見，九壩中央修羌城，好把百事來掌管。阿巴白構住中間，羌兵羌將守四面”。經過多年發展，族群逐漸壯大，牲畜繁盛，安居樂業。

好日子持續了一些年，寨中忽然陸續有牛羊丟失的情況。后來查明是戈基人搶掠造成的，他們甚至還想搶占寨子。雙方交戰于日補壩（羌語中的茂汶縣），戈基人兇猛善戰，兩邊相持不下。羌人向天神阿巴木比塔祈禱。恰巧木比塔的長子基波放牧神牛經常丟失，經過明察暗訪，發現是戈基人所為。木比塔又親自去探訪，看到戈基人不敬神，心中震怒，于是決定幫助羌人。

當兩個族群在日補壩交戰時，木比塔授羌人以木棒，給戈基人以麻稈，戈基人被揍得鬼哭狼嚎，而羌人毫發無損。天神又把雙方引到阿如山上的坪壩繼續開戰，給羌人白石頭，給戈基人白雪塊，結果自然又是羌人勝利。天神再把羌戈雙方帶到樂依山的懸崖峭壁邊上，對他們說巖下面是幸福的樂園，誰先到達巖腳下，天下的牛羊就歸誰管。羌人預先做好準備，扎了許多草人穿上衣服扮作真人。木比塔到崖上把草人一個個掀下去，探頭問巖下的生活怎么樣。事先藏在山下的羌人歡騰雀躍地說好。戈基人一看，生怕羌人占了先，爭先恐后地往下跳，大多都摔死了，剩下的人四處潰散。眾山從此重獲寧靜，牛羊再無丟失。

天神又讓羌戈雙方比誰先上天庭，誰先下河壩，誰劈柴力氣大，戈基人又都輸了。最后，天神降下洪水，乘船的羌人得以幸免，戈基人又遭受重創。羌人在茂汶重建家園，得以興旺發達，白構將其九子以及十八首領分別派駐各地，形成了現今的羌人區域。

史詩中唱道：

格溜地方真是好

綠水青山近眼前

四面環山水草茂

氣候溫暖宜居住

格溜地方三條河

沿河盡是大平地

大河上頭九條溝

溝溝翠綠山果甜

格溜在如今的阿壩州茂縣境內，在羌戈大戰后成為羌族的家園，而戈基人與羌人在戰后也逐漸融為一體，就像炎黃大戰后的交融一樣。羌戈之間的你來我往和遷徙流動，是人與人、人與空間之間的相互適應與磨合。族群與地方之間的聯合并不是固定不變的，羌人歷時千年不斷播遷，與原先的土著爭奪生存空間，也不斷地吸納對方。在茂汶一帶立足后，羌人到宋代以后逐漸穩固起來，成為帶有較為鮮明特征的族群。

元代的族群治理比較寬松，明之后對羌人進行了幾次征伐，開坪的永平堡等地就是當時留下的歷史印跡，而走馬嶺則是當初生羌的防線。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走馬嶺曾發生一場大戰。起因是白草羌不服中央政府，時常侵擾龍州（今平武縣），1543年，白草羌酋長自稱皇帝，并封李保將軍、黑煞總兵等職，發動了更大規模的騷亂。1545年，白草羌趁官軍防御松懈之機，聚集數千人發動突然襲擊，攻陷了今開坪鄉大魚口的平番堡，數百官軍被俘，繼而將其活動范圍擴大到石泉縣直接管轄的白坭等地，阻斷官軍的糧草運輸線。

騷亂發生后，松潘副總兵高岡鳳應對無方，被撤銷了官職。四川巡撫張時徹等接連上奏朝廷，請求派調駐防盧溝橋的原松潘總兵何卿回川主持平羌大局。1546年，何卿受嘉靖皇帝之命與張時徹一道平定“白草番亂”，他大約于這年春季從京城回到四川，到任后立即策劃計謀，平定北川一帶的騷亂，并修建了永平堡。

官軍從石泉、壩底、龍州三處發兵進攻，在走馬嶺與羌人展開決戰，然后分路進擊，占領了白草羌的大本營。明軍發兵進攻的時間是1546年農歷臘月底，占領白草壩的時間是1547年正月中旬，歷時十余日。官軍取得的戰果在《明史》和《石泉縣志》中所載基本相同，白草羌憑恃的山險防線與堡壘全部被攻破，武器被收繳，物資被清理，只留下白草河的名字到今日。

四

走馬嶺的古戰場位于峻嶺山頭之上，汽車開不過去，我順著山路邊的斜徑往上走。道路雨跡未干，我后悔沒有穿登山鞋，好在路面鋪了一些碎石，腳不至于陷到濕滑的泥土里。草木倒是有一些，之所以稀薄估計是因為海拔較高、氣溫較低、雨水不足。此處地勢居高臨下，是輸電線集中的地方，頭頂上全是亂七八糟的電線，讓人擔心哪條線要是漏電，把我電死這荒郊野外，估計要好幾天才能被人發現。

走馬嶺上荒草萋萋，據小壩鎮的賈書記的說法，戰役過后，羌人的碉樓與防御設施被拆除了。如今五六百年過去，煙消云散，沒有任何痕跡留下，這里就像一片從未被開發過的荒山野嶺。但是，佇立山頭，俯瞰山下河流場鎮，依然感覺氣派非凡，的確是易守難攻的天險關隘。走馬嶺對面白云繚繞的大山是野豬窩，《萬歷武功錄·白草風村野豬窩諸羌列傳》中說：“諸羌剽桀，善戰勇武。”這估計跟羌人行獵野豬是有關系的。打獵本身既是生計，狩獵過程中也鍛煉了武力和組織協調能力。眺望下方由于雨水而變得渾濁的白草河，南是禹里，西是桃龍與青片，北面是松潘與片口，東南是開坪，500年前的生熟羌界嶺已經不再，而河谷之中叢叢簇簇的樓房則顯示出新的氣象。

從走馬嶺驅車到不遠處的團結村，道路多是陡轉彎的爬坡，路邊是厚樸、水杉和紅豆杉。放眼望去，視野豁然開朗，山下白草河細如絲帶，場鎮則只有火柴盒般大小。路邊是大片的百合和重樓，還有陽荷，這種陽荷其實是姜的一種，我此前吃過，一直以為是一種灌木或者樹木的花苞，沒想到是葉子如同闊竹葉的草本植物。

團結村有3株800年的老柏樹，樹立在二郎廟里面。那個廟很有年頭，據說當年紅軍曾經在此駐扎。廟的構造簡單到稱得上簡陋，就是一個木制披廈屋，里面供奉的是三眼二郎神，但賈書記說，那其實是本地羌人領袖李保將軍。在走馬嶺戰役中，引起騷亂的李保將軍眼見不敵，便只身前去談判，甘領罪過，以換取此地和平的重新降臨。回望歷史，令人唏噓。走馬嶺戰役是兄弟鬩墻，說到底還是一家人。

我跑到二郎廟簡陋的前門樓下，仰拍廟的全景。賈書記問我有沒有注意到門口的幾株柏樹有什么特別的地方。我不明所以。他說，這幾株樹都是斷頭樹。我說，是雷劈的吧。他說，是，但是周邊也有很多高樹，唯獨廟里這幾棵被劈了，也很奇怪。這種帶有神跡的巧合，被當地百姓認為跟李保將軍的砍頭有關系。

從二郎廟出來，走了一段山路，到了聚寶村的寶華寺。這是一幢三間的大屋，沒有圍墻，旁邊就是玉米地。房屋中間供奉的是李保將軍夫婦，座前有四員裨將；兩側則是西方三圣、文昌帝君、王母娘娘、日光娘娘、月光娘娘這些不知道源出何處的散仙；正廳兩邊的廂房塑了一個牽馬戴帽的敞胸漢子，不知為何人，兩邊則是一頭黑牛、一頭黑豬。所有這些雕像的工藝都非常拙劣，顯見出于鄉村普通匠人之手，有種敷衍了事的態度，神主和配神也都莫名其妙地糊弄著搭配在一起，顯示出對于偶像本身無所謂的態度。這種情形在民間信仰里倒是常態。它們并非某種制度性宗教，而是彌散性的信仰，民眾在其中更在意的是自己內心的想法，至于觀念的寄托物，是只要有個東西在那支應著就行的意思。那個東西是一塊石頭、一條蛇，或者一棵樹、一個人，主要看訴求是什么。

一直到2019年，本地民眾每年都會在寶華寺這個院子里及緊連著的田地中搞廟會活動，其中有一個很特別的環節是把豬亂棍打死，然后分食之。我知道羌人歷史上有打狗埋石立誓的故事，是元朝地方官同羌人“蠻漢一百余人”，共同舉行“打狗埋石”的儀式。羌人立誓不再劫掠鹽茶道路上的商人貨物。這種盟誓是一種古老的契約和立法，有著自然法的智慧與尊嚴，體現了一種按照本地習俗柔性機動的治理方式。記載此事的碑銘鏨刻經過近800年，字跡漫漶剝落，如今還樹立在小壩新街一戶居民住房后面的山崖上。但是，打豬之事，我還是第一次聽說。

賈書記解釋說，豬是朱的諧音，朱是暗指朱明王朝，打豬儀式最初可能與走馬嶺戰役有關。伴隨著歷史的發展，中華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互嵌在一起，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它逐漸蛻去了其原初的激烈情緒，而轉化為一種自娛娛神的儀軌。這也表明多民族國家在漫長歷史進程中交流的歷史記憶與記憶內涵的轉移。

五

記得某次去都貫鄉的皇帝廟村，看有1700年樹齡的紅豆杉。伏羌堡就在不遠處，也是明代留下的軍事遺跡——這一片地帶在明代是關隘要沖。如今伏羌堡只剩下后來重建的兩個門墻，還有點兵臺的殘垣，衰草寒鴉。點兵臺下有一塊在山間難得的開闊平地，應該就是官兵營房所在地。早先山間坡地還有很大的跑馬場，后來都種上樹了，加上災后道路修建，早就看不出500年前的規制。歷史在時間之河中慢慢風蝕，大地重回原初的樣貌。

由伏羌堡出來，在與白坭鄉交界處的絕番墩，有個非常有意思的發現。這里曾經是龍州（今平武縣）的西部邊界，再往西過了山溝就是石泉（今北川縣）地界。舊時絕番墩是北川“關內”羌人東入龍州的必經之地，2008年地震后新修的北川都貫-開坪公路由此通過。1547年走馬嶺戰役中，從龍州出發的官軍經過桂溪、貫嶺、都壩抵達開坪北部之馬頭嶺，而后直驅小壩，基本上是與羌人此前的活動路線逆向而行。現在絕番墩修了一個可以眺望四野的碉樓，眼前山巒重疊綿延，呈現出不同的青灰色調。山風吹來，9月初的天氣都讓人陡然感覺到有點冷，此處大約海拔1600米，比山下要涼得多，秋意逐漸將山林染成了紅褐黃綠交織的疊彩景色。

此地生長著很多箭竹，清乾隆年間的地圖上，將其標注為“箭竹埡”。但同樣是清乾隆年間編纂的《石泉縣志》，在記錄明代軍事設施時，卻采用了另一種說法：“絕番墩，地名箭和埡。” 按照趙興武的說法，“箭竹埡”和“箭和埡”，雖然僅有一字之差，命名意圖卻迥然不同，前者明確表明了其地的代表性物象，單看名字就知道這是一個生長著箭竹的山口；后者與所在地沒有什么關系，卻與一個關于民族遷徙的傳說產生了關聯。

據說北川和江油交界的地方有個漫坡渡，原本叫蠻婆渡，古代是漢族和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分界線。1800多年前，蜀漢丞相諸葛亮為了確保成都平原地區的安全，便與羌人協商，希望羌人能夠讓出一箭之地。羌人見這個要求不高，便應允了。不料諸葛亮卻事先派人將箭預置在遙遠的松潘草地。羌人信守諾言，順著諸葛亮射箭的方向一直退讓到松潘，于是都貫一帶也就由羌地變成了漢區。

我后來讀到一個“孔明一箭讓石泉”的傳說《界碑》，與此說法大同小異。都貫鄉舊屬平武縣管轄，1956年才劃歸北川。早在公元前201年，劉邦剛建立的漢王朝就在今平武設置了剛氐道，管轄范圍大致包括平武縣境域以及北川關外部分地方。“道”是漢代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置的縣級行政建制。因為轄區內的少數民族主要是氐人，而這些氐人性情剛直，故名剛氐道。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記汶山郡東北（即剛氐道轄區）：“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言此地最大的部落為白馬，是“氐類”，也即今天的白馬藏族。古代文獻中氐、羌不分，舊志在追溯北川羌族的來歷時，往往稱其“先曰氐羌”。直到宋以后，此處的氐羌部落才由羈縻自治狀態發生改變，明代為土司轄制的番民，走馬嶺戰役后成為受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編戶齊民。

現在回頭再看永平堡、伏羌堡、絕番墩，還有平武的“鎮羌樓”這些地名，同平涼、永靖、威遠、鎮遠、綏遠、撫順等地名類似，背后見證了中華民族悠久歷史進程中的民族交融。空間的盈縮消長，同時意味著心理和文化認同的移形換位。

經過幾千年的交鋒與交流，內外聯結合一，不再有生熟之分，熔鑄為一個來之不易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曲山關內外就是一個具體而微、見微知著的縮影。如今那些地名作為歷史的見證存留下來，轉為文化的遺產，成了一種可供當代人認知與開發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