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我嘗試談論“今天的文學還可以如何破圈”這個話題時，我才想起自己和文學的“非典型”關系——雖然有著七年的文學專業學習背景，但從我有創作意識開始，我投入最多時間與精力的，卻是戲劇編導創排、非虛構寫作、文化采訪和游戲策劃。我由此也時常顯得像一個“不務正業的人”或者“闖入者”。這似乎也造成了我在創作和工作里時時能觸碰到一種“矛盾”。因為工作和創作領域的寬泛，我并不是也不能成為“文學圈”“戲劇圈”或“媒體圈”等任何“圈內人”。但我工作和嘗試創作的領域，卻無一不和文學、文字相關。因此，對于具體創作者而言，真的存在一個封閉的“文學圈”嗎？

事實上，所有關心文學，并嘗試創作和談論文學的人，或許都曾多少感受過類似的“矛盾”。一方面，由于創作、發表和傳播媒介的更新迭代，在影視作品、各種短視頻甚至是段子表達里，作為情節、敘事、比喻、符號甚至文案本身的文學，似乎無處不在。另一方面，這也讓談論文學變得日益復雜，如果不在文學前加上系列限定的條件，似乎就很難準確表達與之相關的問題和感受。那么，文學破圈的問題或許可以從不同維度替換成類似的問題，比如：作為書籍的文學，要如何在掌上設備如此便捷和普及的情況下爭奪大眾的注意力？作為承載巨大責任與使命的嚴肅文學，要如何滲透到更廣闊的讀者群中發揮作用？

對于這些問題，出版發行人員可能需要把它轉化為具體可行的宣傳方案。但對于寫作者而言，我們應該去思考和實踐的，或許始終都只有一個：如何在寫作中兼顧個人性與公共性。由此，我想到了“‘把自己作為方法’的公共性”。“把自己作為方法”這句話出自人類學學者項飆，也是他在2020年出版的談話錄的書名。在那本書里，他用“把自己作為方法”解釋了他個人的研究動機，以及在當下“找到自己”的維度和方法。

人類學和文學的關注點固然有差別，但我想，項飆在書中談到的“如何提出真問題”“如何在混亂中安放自己并創造性建設個人世界”“如何逃脫固有規則想象新可能性”等思考，我們同樣可以將之平移至文學創作中去，從創作主題、審美風格和傳播范圍等維度，回應創作者和這個時代的關系。文學創作往往是從個人的經驗和感受出發，但它又不能僅僅停留于此。它需要我們思考：如何在創作中置入能讓更多人產生共鳴的主題？如何在面向個人寫作的同時面向公眾寫作？

事實上，在我個人的學習經驗里，我是接觸了媒體寫作訓練和更綜合的藝術的訓練后，才對創作產生了“公共性”維度的思考。此前我所理解的“公共性”更像是一種基于文學史的評價，對沒有社會經驗的我來說，如果嚴肅寫作的決心不能呈現宏大歷史、不能書寫人性幽深、不能進行筆觸犀利又具洞察力的時代批判，我的寫作似乎就是一種“次等主題”。但如今的我再回顧當時的“非次等主題”書寫，卻強烈感受到一種小孩在學大人說話的老氣。雖然我創作的故事都來自當下，但主人公時常就像兩個天外之人，他們有經典文學作品中出現了很多遍的“典型形象”的影子，但其實都沒有時代發展痕跡和基于時下生活經驗而生發出的不同困境。故事中的各種轉折和戲劇沖突雖取材自真實的記憶，卻都沒有來自強烈情感外的具體著力點，更接近兩團沒有形狀的情感沖動。

上述的問題固然可以靠實地調研、訪談和搜尋資料，或就是時間增長帶來的經驗累積所解決。但這并不是說，所有創作都要等到完全準備好那天才動筆。而且，作為創作者而不是社會觀察評論員，我們也不可能及時對所有社會熱點或有公共性的社會議題進行高效創作。但我相信所有創作者內心都有個強烈的創作母題，它會像烏云一樣凝視著我們的創作欲望，它關乎我們的敏感以及生命里曾體驗過的強烈情感沖突，它更關乎我們如何成為自己。

但是，無論我們如何強調個體的不同和風格的差異，所有創作者和讀者都不可能脫離時代而存在。這既是在說我們處于同一個歷史中，也是在說我們處在同一個社會結構里。我們能從鄉村/都市、男性/女性、北方/南方等不同身份特征里，定位到自己的位置，并身處于無數重疊又相離的分區里。落實到具體的創作中，上述的每個維度都可以關聯起復雜的歷史與現實，引申出無數人關注的議題。誠然，沒有人擅長討論所有社會議題，創作者也不該把“熱點”作為寫作出發點。但如果我們在意并總愿嘗試解釋自己的處境，我們才能為筆下的人物和故事找到他們真實的存在的依據，我們也才有呼喚更多讀者的底氣，我們在故事寫成時才有資格說這不只是為了自己的寫作，因為一定會有其他人從中洞見自己。

如果我們將上述感受和豆瓣熱門新書榜單結合，或許會有更具體的理解。就文學作品來說，除了已成名的大家和經典文學，容易被注意到的新作家作品，大多帶有話題性。這至少說明，讀者還是會被和他們更有關聯的故事所吸引。因此，作為創作者，我們只有明確公共性和寫作的聯系，才能往下探討如何讓創作產生更大影響力的問題。

然而，作為一個青年寫作者，我們只能堅持誠實地生活、寫作并繼續雕塑我們最想寫的那朵云，在它變成暴雨傾盆而下前，把生活和心態都維持在能持續創作的狀態。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