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呈現的就是“多元與無序”[1]的格局，基本上沒有具有明確一致性的思想潮流和創(chuàng)作方向。但21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十余年以來，以出生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80后”“90后”青年作家的創(chuàng)作為代表，中國文學呈現出比較顯著的共同特征，那就是技術化傾向。雖然青年作家[2]尚未占據文學主流位置，但他們代表著文學的未來，這一創(chuàng)作傾向也一定程度上是對當前文學整體態(tài)勢的折射，非常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

一

任何文學都離不開技術，或者說，技術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內容，每一個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都會重視技巧，追求藝術的提升和發(fā)展。但本文所言的技術化傾向不是如此，它的內涵是以技術為文學的中心和最重要的追求目標，深遠的宗旨則是對技術的崇拜。

文學觀念是文學傾向最直接的表征。作家們對文學觀念的自我宣示雖然不一定與其創(chuàng)作實踐完全吻合，但還是能夠基本代表他們的心聲。當然，要全面了解到青年作家們的思想觀念非常困難，但以葉窺木，通過一個典型個案來予以展示也是可行的。《鐘山》雜志從2014年到2018年連續(xù)五年舉辦全國青年作家筆會，讓每個作家寫一篇文章，闡述自己的文學思想、創(chuàng)作目的等，集結為《文學：我的主張》[3]出版。該書囊括了近70位青年作家，其中包括一些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嶄露頭角的優(yōu)秀者。由于筆會對作家發(fā)言沒有任何特別要求，而是讓作家們充分自由地表達，因此，作家們的文章都具有較強的自我個性色彩，真實思想表達的可信度較高。作家們表達了很豐富的文學思想，其中也包括部分作家談到文學的思想文化價值等，將“生存”“思想”等概念作為文學本質來認識。但大部分作家并非如此。盡管表達方式有顯有隱，但很多作家都顯示出將文學形式當作文學中心來看待的傾向，他們推崇各種文學形式的探索，將對藝術性的追求作為最重要的目標，其內在思想就是將文學理解為一種技術或方法。

青年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與上述思想觀念高度一致。以當前最重要的文體形式小說為例，青年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特征都呈現出強烈的技術化特點：

首先，是較少關注宏大社會生活和事件，更多逡巡于虛擬和個人世界。掃描當前青年作家的小說創(chuàng)作，直面現實社會生活的很少，虛擬世界成為他們最熱衷于表現的生活。比如，當前科幻小說的最主要創(chuàng)作者就是青年作家，涉獵過科幻文學創(chuàng)作的青年作家更是人數眾多。此外，歷史——非探尋歷史真實，而是以虛構、游戲和戲謔為特征的歷史書寫——也是青年作家們的主要創(chuàng)作領域。如青年批評家陳培浩曾這樣概括當前的青年作家創(chuàng)作特征：“通過或隱或顯的方式去觸摸歷史，成了當下‘80 后’青年作家一種相當顯豁的表達傾向，它表現在張悅然(《繭》)、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王威廉(《水女人》)、陳崇正(《碧河往事》)等作品中。”[4] 此外，還可以以網絡文學作為典型加以分析——因為從事網絡文學創(chuàng)作的作家基本上都是青年人，而且不少網絡作家也曾經有過傳統(tǒng)文學的創(chuàng)作經歷，甚至身兼兩重身份，所以，雖然網絡文學在當前文學中的位置不明，但依然可以從自己的獨特側面?zhèn)鬟_出青年作家的某些創(chuàng)作特征。網絡文學數量龐大，但毫無疑問，虛擬和想象是網絡文學的最重要特征。它的主要類型如穿越、盜墓、宮斗等都是科幻和歷史，距離現實很遙遠。

當然，這并非說青年作家們完全不關注現實，只是正如有批評家所說：“他們更在意的是被個人體驗過了的現實，是精神現實。于是，現實呈現出更為精巧、幽微，也更為狹窄的圖景。”[5]青年作家們筆下的現實世界存在兩方面的特點——其一是基本上以個人生活經驗和情感世界為中心。其二是狹小、瑣屑，很少反映廣闊的現實社會，更少觸及同齡人之外更廣泛的生活和社會群體。比如，“80后”的韓寒、鄭小驢、甫躍輝等，他們從一開始就普遍性書寫自己的成長生活。青春校園生活、鄉(xiāng)村童年生活是這些創(chuàng)作最廣泛的書寫對象，也是其最引人注目的文學主題。近年來，隨著這些作家年齡漸長，成長記憶也書寫殆盡，其中的部分作家逐漸遠離文學，堅持創(chuàng)作者也基本上始終堅守在自己的個人生活世界中，只是其范圍從鄉(xiāng)村拓展到城市，從中學校園拓展到了文化界。

其次，執(zhí)著于對小說形式藝術的追求。青年作家創(chuàng)作都很注重小說的藝術品質，特別是對敘事能力的追求，致力于把故事講得精彩、吸引人，追求突出的藝術想象力。他們的作品多敘事曲折、富有想象力，情感幽微而語言精致，具備“好看”的特征。這一點，評論界已經有較充分的關注，這里不再過多贅述。[6]

近年來最有影響的青年作家群體之一“新東北作家群”，可視為典型。以班宇、雙雪濤、鄭執(zhí)等為代表的這一群體作家之所以引人注目，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很關注現實——盡管不是作家本人所生活的當下現實，而是20世紀90年代東北下崗工人的生活——并通過對個人生活和精神困境表達關懷，體現出一定的人文關懷和批判精神，在同齡作家中顯得很突出。但即使是這些作家，也并不是將關注現實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最重要的追求，他們的重心依然是在文學審美和藝術形式上。也就是說，對于他們來說，生活最重要的意義在于一個巧妙故事的優(yōu)質題材，一個文學形式的優(yōu)秀試驗場。他們對文學的基本認識依然是“虛構”和“技術”。如雙雪濤就這樣看待自己的作品：“《大師》全是虛構。真實的東西占多少？一點也沒有。小說里的真實和虛構不是比例問題，是質地的問題。”“《長眠》是胡寫的。完全撒開了寫。原本想的故事和這個完全不同，但是具體是啥樣的故事，早就忘了。寫著寫著就變成了這樣。”[7]因此，他們的作品少有對問題的針砭和執(zhí)著追問，更少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探討，最多只有從人性出發(fā)的個人關懷，甚至不乏戲謔化的故事營構。作家們最突出的創(chuàng)作特色，也正如有學者的概括，是在幽默、荒誕與方言等藝術技巧方面的探索，而非思想上的突破：“‘80 后’作家筆下的‘鐵西敘事’更具有后現代的風格，敘事形態(tài)更加靈活新穎，結構多變，時間跳躍，文化符號更加生活化。”[8]

上述技術化特征是對當前青年作家創(chuàng)作的概括，但它也具有時代文學特征的更廣泛的普遍性。也就是說，這些特征在其他年齡段作家創(chuàng)作中也有一定呈現。比如，近年來的小說創(chuàng)作就呈現出明顯的非現實傾向。特別是長篇小說領域，較之于同時期的現實題材創(chuàng)作，無論是主題的豐富性還是作品數量，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都占據明顯優(yōu)勢。如近幾年出版的一些重要長篇小說，如劉震云《一日三秋》、王安憶《一把刀，千個字》、余華《文城》、胡學文《有生》、葛亮《燕食記》、孫甘露《千里江山圖》、王躍文《家山》、邵麗《金枝》、葉舟《涼州十八拍》、葉兆言《儀鳳之門》等等，都是在不同歷史文化中逡巡。只是相對來說，與青年作家們相比，這些作家的創(chuàng)作背景更深遠，對其技術化特征有所遮蔽，青年作家的創(chuàng)作歷史比較短暫，技術化的創(chuàng)作傾向就更突出，也在當前文學中更顯示出其代表性。

二

當前青年作家創(chuàng)作的技術化傾向，不是某個作家的個體行為，也不是偶然出現的，而是有著深刻的時代潮流背景，是社會現實和歷史多方面影響的結果。

首先是高度技術化時代的直接產物。最近二三十年來，人類社會進入到一個科學技術高速發(fā)展的時代。信息化、智能化科技進入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到最前沿的科學研究都受到改變，包括人們的思想情感世界。文學也深受科技的影響。比如，人工智能軟件的文學創(chuàng)作，完全改變了以往由人類創(chuàng)作文學的歷史，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人與文學的關系。科幻文學的快速發(fā)展，也體現出文學對現實科技發(fā)展的密切關注，蘊含著作家對人類未來的關懷和想象。科技也對文學觀念和思想產生影響，滲透到作家的精神世界和創(chuàng)作方法中。正如青年作家王威廉說：“一個越來越細膩的技術化時代已經到來。所謂‘技術化時代’，不僅僅意味著使用技術統(tǒng)治一切，更加意味著文化政治上的無條件許可。換句話說，技術本身超越了任何的意義話語，開始深度地塑造起人類的精神生活。”[9]當前青年作家的技術化傾向，就是時代潮流對文學影響的體現，隱含著技術主導時代產生的“技術崇拜”思想。

與技術因素密切相關的消費文化也起到一定影響作用。技術發(fā)展對消費文化有深刻影響，因為高科技帶給人們更多的生活便利，技術的意義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進一步促進消費文化的發(fā)達，并決定消費文化的特征和方向。比如大眾閱讀，隨著科技進入人們生活，人們更傾向于采用簡單便利的電子和圖像閱讀方式，內容上也日益朝被動接受的低級化和通俗化方向發(fā)展。在這種文化影響下，文學作品要獲得大眾認可，必然要適應時代消費特點的要求，也就是說，文學需要朝著故事化方向充分發(fā)展，努力運用高超的敘事技巧，把故事講述得精彩、吸引人，才能獲得市場上的成功。

時代文化的影響所針對的是所有群體，青年作家成為典型代表是時代效應的結果。技術快速發(fā)展和消費文化成為中國社會主導是在1990年代。正是在這一時期，“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精神和信仰漸次成為人們嘲弄的對象。新科技工具、新媒介方式，也迅速進入人們的生活。對于這一時期的成年人來說，由于他們之前已經有一定的文化準備，所以具備一定的免疫力和對抗性。而“80后”和“90后”完全是在這一文化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是其直接的文化產物。他們既缺乏穩(wěn)定的思想資源作為精神依靠，也很難形成確定的思想方向，只能接受消費文化的無情侵蝕，他們最有效和最可能的反抗就是依靠技術，在技術化潮流中尋求自己的創(chuàng)新和價值。而且，在對新科技的掌握和對新媒體的運用方面，青年人無疑是最快也是最熟練的。所以，青年作家成為技術化時代文學潮流的代表具有一定必然性。他們是技術時代的產兒，也自然要承擔技術化的思想。

其次，是文學發(fā)展的一種結果。當前文學的技術化傾向，很容易讓我們想到1980年代的“先鋒文學”潮流。包括創(chuàng)作題材上回避現實、選擇歷史，包括以技術為中心的文學觀念，都與先鋒文學潮流有著很多的相似。確實，從精神資源上說，“先鋒文學”的影響是當前技術化文學潮流形成的原因之一，特別是從文學發(fā)展角度看，它可以說是對“先鋒文學”遺產的繼承，是文學主體性的生長愿望。在20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的興起有充分的必然性，它代表了文學追求自律、自我形式發(fā)展的強烈愿望。雖然作為潮流的“先鋒文學”在中國文壇上只存在了短短幾年時間，但就像王蒙在1990年代初對“先鋒文學”退潮做過非常準確的判斷——“先鋒文學”之所以不再被人重視，不是它被人們拒絕，而是它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人們文學觀念的常識了。[10]在當前青年作家的談話和創(chuàng)作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影響痕跡。前述《文學：我的主張》一書中，大部分青年作家在談到自己的文學理想和崇拜對象時，大都列舉卡夫卡、海明威、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納等西方現代主義作家。雙雪濤、班宇等也贊譽“卡夫卡偉大”，以之為自己的精神導師。班宇更明確表示：“我對先鋒文學很迷戀，多年以來一直是現代派的忠實讀者。”[11] 從這個角度說，青年作家的技術化創(chuàng)作傾向具有文學自我完善和修正的特征，蘊含著新文學內在的藝術成長和完善的欲望和訴求。

當前文學技術化傾向背后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些相關文學思潮的身影。這一點在上海文學中體現得最為典型。上海是中國最開放的城市，也是當年“先鋒文學”最早興起的區(qū)域之一。在“先鋒文學”退潮之后，上海對其“遺產”的接受時間最早，效果也最突出。代表之一是《萌芽》雜志從1997年開始舉辦的“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這一活動具有全國影響，特別是在愛好文學的青年學生中具有很大影響，可以稱作是近二十年青年作家成長的搖籃。其早期獲獎者郭敬明、韓寒、張悅然等固然已經成為“80后”作家中最早具有全國影響的群體，后來的更多青年作家，也有相當部分參加過比賽和獲獎，受其影響而從事創(chuàng)作的“80后”到“00后”作家更是難以數計。“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的最大特點，就是強調文學的技術性質，將藝術性作為第一品質。此后不久，“創(chuàng)意寫作”也在上海的大學教育中迅速興起，并影響到全國——復旦大學是中國第一個創(chuàng)辦創(chuàng)意寫作專業(yè)碩士點的學校，王安憶是最早的“創(chuàng)意寫作”導師，培養(yǎng)出了甫躍輝等有影響的青年作家。“創(chuàng)意寫作”的基本內涵與“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如出一轍，都是將文學理解為一種技術，一種可以教育的科學文學。以這一觀念為主導，就是將文學創(chuàng)作視為一種訓練，作家完全可以通過技術化培養(yǎng)。

最后，與青年作家們的現實處境和自我追求有密切關系。與成長環(huán)境一樣，“80后”和“90后”作家的文學處境也比較尷尬。其一，前輩作家具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而且，這種借助于1980年代文學黃金時代建立起來的力量已經無法復制，這或許會成為后輩作家的巨大精神陰影。后輩作家要取得創(chuàng)作成功，必須另辟蹊徑；其二，這些青年作家在相對平靜和規(guī)范化的環(huán)境下成長，人生道路普遍缺乏更多的坎坷和復雜，生活閱歷也比較匱乏，他們無法按照前人的創(chuàng)作模式寫作，只能另找突破；其三，他們生活的時代，文學已經嚴重邊緣化和商業(yè)化，消費文化的影響力無處不在，他們既感受到壓力，也難逃其誘惑。“80后”青年批評家楊慶祥的《80后，怎么辦？》[12]，在同齡作家中得到廣泛共識，正是這種情緒的典型表現。

所以，青年作家們的技術化文學傾向中也體現著他們自我突破的追求愿望。一方面，在對技術化的追求中蘊含著他們突破環(huán)境限制的愿望，他們以之為突破前人窠臼、凸顯個性價值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也體現著他們對文學的堅持。他們以深化文學技術高度，尋求改善文學與讀者的關系，來促進文學得到更好的社會生存空間。

此外，如作家石一楓所表達的：“再加上中國文學有過一個特殊的階段，關心這個也不合適，思考那個也不穩(wěn)妥，最后發(fā)現只剩下琢磨技術才是最‘本分’也最貼切的……這種背景可能也加劇了對技術過分重視，以至于眼里只剩下技術的情況。”[13]現實文化多方面的影響也是技術化寫作潮流產生的重要原因。

三

當前文學的技術化傾向是時代多方面因素推動的結果，它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就總體而言，青年作家們的技術化傾向還是存在著一定的認識誤區(qū)，對他們個人創(chuàng)作，對時代文學方向都造成某些負面影響。

其一，也是最根本的，是對時代認識的誤區(qū)。技術化時代的到來任何人都無法回避，也無法抵御，從趨勢說，人類社會的科學技術發(fā)展會越來越快，它對人類社會文化的影響也會日益強大。但是，如何處理與技術的關系，是完全的認同乃至屈從，還是呈現出自己的獨立乃至反抗態(tài)勢，是非常重要的選擇。正如很多人文學者提出對科學要保持必要的警惕，我們既應該認識到科技的意義，也一定要看到單一性科學發(fā)展的危害。如果沒有必要的節(jié)制，特別是人文精神的引導，科技發(fā)展最終很可能讓人類文明走向歧途，甚至會導致人類走向末路。當前社會中的生態(tài)危機、戰(zhàn)爭危機以及心理危機都顯露出這樣的趨勢，并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當然，我們不是要求作家們做現代科技的簡單否定者，以停滯和保守的思想面對社會發(fā)展，我們只是認為不應該做科技的簡單崇拜者，而是要保持人文的清醒和冷靜，對時代進行主動思考而不是成為被時代奴役的對象。文學作為一種重要的人文文化，應該承擔起自己的責任，這是文學等人文學科存在的價值，也是其意義之所在。

從這個角度說，當前青年作家文學創(chuàng)作的技術化傾向折射出作家精神勇氣上的某些匱乏。這并非是單純針對青年作家們的責難。事實上，在科技巨大統(tǒng)治力的影響下，整個人類文化都呈現出科技膜拜的趨勢，人文精神的生存空間日漸逼仄，影響力也日益縮小。就世界文學來看，技術化思想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內在化、個人化和技術化的特征也彌漫其中。比較21世紀世界文學與19、20世紀世界文學就可以發(fā)現，像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那樣具有深刻思想性和深遠關懷意識的作家越來越少，更多作家朝著精致卻顯狹窄、細膩卻欠高遠的方向發(fā)展。如何堅持文學個性，保持對科技崇拜文化的清醒距離，是世界文學共同面對的難題，卻也是文學不可回避的使命。

其次，對文學本質認知的誤區(qū)。毫無疑問，技術是文學非常重要的內容，但是卻絕不是最核心的要素。文學本質上是一種人文精神，深刻的人文關懷思想是文學的根本性主導，也是其意義和生命力之所在。如果將文學理解為單純的技術、形式，是對文學價值的嚴重局限，也將使文學喪失其在社會文化中最重要的精神品質。正如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所說：“人是不朽的，這并不是說在生物界唯有他才能留下不絕如縷的聲音，而是因為人有靈魂——那使人類能夠憐憫、能夠犧牲、能夠耐勞的靈魂。詩人和作家的責任就在于寫出這些，這些人類獨有的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詩人和作家所能恩賜于人類的，就是在于提升人的心靈，來鼓舞和提醒人們記住勇氣、榮譽、希望、尊嚴、同情、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這些人類昔日曾經擁有的榮耀，以幫助人類永垂不朽。詩人的聲音絕不僅僅是人的記錄，它應該而且能夠成為一根支柱、一根棟梁，從而使人類獲得永生。”[14]，文學需要表達、探索愛和同情等情感，需要展現出對抗苦難和罪惡的勇氣，以及揭示人性的復雜，謳歌美和善。在這個意義上說，對現實的介入和關懷，承擔時代的思想、意義和信心，是文學不可回避的責任，也是當前具有技術化傾向作家們所特別需要注意和警醒之處。著名作家阿來在討論“創(chuàng)意寫作”時，曾批評過其中的一些問題，實質上也是對技術化文學思想的針砭：“我們的文科教學存在過度闡釋，并沒有提供一種真正面對新世界新問題、尋找新方法的藝術的可能與勇氣。”[15]

對文學接受的認識也存在著誤區(qū)。如前所述，青年作家們之所以將藝術性作為文學的首要追求目標，與他們重視文學接受和讀者問題有密切關系。這無疑是有意義的。但是，他們可能沒有真正理解文學接受的本質。對讀者來說，精致的技術（藝術）只是吸引讀者的因素之一，而絕非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故事等技術性因素也許能吸引讀者于一時，但很難做到持久。相比于技術因素，精神內涵對文學接受意義更深遠。“任何藝術作品中最主要、最有價值而且最有說服力的乃是作者本人對生活的態(tài)度以及他在作品中寫到這種態(tài)度的一切地方。”[16]這是當年托爾斯泰非常睿智的論斷。文學贏得讀者最根本的因素是作者心靈的投入與對所書寫對象的傾情關注。只有作者真正投入情感，書寫他們的真實生存處境和關切點，傳達出他們的內心渴求和深層心聲，才能讓他們產生深入而持續(xù)的興趣，保持對文學的熱愛。特別是在這個物質文化泛濫的時代，人們更渴求精神上的尊重和理解，更追求在文學中得到認同和共鳴。當然，最理想的方式是既具有高超的技術性，又具備文學的心靈關懷和真實生活表達，將文學技術融入現實生活和人文關懷當中。

技術化傾向已經對青年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構成了一定的制約和限制。正如有批評家所注意到的：“他們可能尚且無力就宏觀的結構性問題來進行敘事，轉而投入到過去的哀傷與當下的無望之中，希望和目標是缺失的”[17]，當前青年作家創(chuàng)作沒有呈現出一直向前、向上的勢頭，而是平行發(fā)展，甚至是下滑的趨勢（典型如一些“80后”作家曾經氣勢逼人，讓人對他們滿懷希望，但其文學光輝卻是日益黯淡，一些作家甚至逐漸淡出文學創(chuàng)作）。特別是這一作家群體始終沒有創(chuàng)作出具有獨特思想和文學個性的代表性作品，建立起他們在文學中的穩(wěn)定位置。無論是對作家個體還是對整個創(chuàng)作群體來說，這都是不能讓人滿意的。

技術化傾向隱含著一些思想上的認識誤區(qū)，但并非沒有意義。換言之，青年作家們對技術的追求并非缺陷，而是需要改變以技術為文學中心的思想觀念，理性地對待文學中的技術因素。如此，在這一潮流基礎上，也可能綻放出非常有意義的文學前景，對青年作家們來說，也可能創(chuàng)造出突破自我的重要契機。

其一，蘊含著與中國文學傳統(tǒng)深入關聯的重要契機。文學的技術因素與思想觀念之間不是絕對隔膜，深入的技術探索很可能會觸及精神層面的因素。特別是青年作家們的技術追求，本身就包含著期待大眾接受的因素。這樣，他們在尋求故事講述多元化和技巧化的時候，必然會聯系到中國大眾的審美習慣，會尋求與中國傳統(tǒng)文學審美因素和小說技巧之間的關聯——因為中國傳統(tǒng)小說藝術本就是大眾審美習慣的重要塑造者，要切近大眾審美，借鑒中國傳統(tǒng)小說技術（藝術）是必然的路徑。

所以，青年作家們的技術化追求，有意無意間就觸及了新文學一個重要的方向性問題，也就是文學如何借鑒民族文學傳統(tǒng)，如何呈現民族文學個性的問題。如果能夠真正深入地借鑒傳統(tǒng)文學技術，又不放棄現有的現代文學技術特點，而是進行有機地交織融匯，將很好地促進中國傳統(tǒng)文學藝術的現代回歸，并進而可能從技術進入思想、從自發(fā)進入自覺的層面。如果能夠將技術探索深入到中國本土審美傳統(tǒng)，并融入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涵，完全可能誕生出具有鮮明本土色彩的、真正創(chuàng)造性的藝術杰作，并通過讀者大眾的認可，贏得社會文化中的較大影響力。事實上，在當前部分青年作家的藝術探索中，已經可以看到某些明確的古典小說影響印記，以及對傳統(tǒng)思想文化意蘊的某些探尋。這無疑是很有意義的創(chuàng)作趨向。

其二，從青年作家角度說，這當中也蘊含著他們拓展自我的一個重要契機。如前所述，這一代作家具有較強的影響焦慮，重要原因在于他們生活積累上的先天缺陷。他們目前嘗試以技術化來作為自己的創(chuàng)作突破口，確實不是沒有其合理性，只是方向存在誤區(qū)，難以獲得應有效果。其實，青年作家們從思想角度來進行自我突破也同樣具有合理性。因為生活經驗匱乏并不妨礙深刻而獨特的思想。最著名的例子是卡夫卡。卡夫卡的生活經驗也比較狹窄，但他通過深邃的思想洞察力剖析了我們時代的人類困境，表現出獨特而具有深刻創(chuàng)造力的思想價值，從而抵達了同時代文學的最高峰。青年作家如果能夠調整好方向，將對文學技術（藝術）的熱情與對思想的探究結合起來，以思想深度來深化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其生活經驗匱乏的缺陷將迎刃而解，也可望進入文學的更高境界。

在這一過程中，青年作家們還可能以之為契機，通過向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尋找資源，對西方的發(fā)展主義思想進行反思和批判，從而呈現出獨特的思想意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確實存在著不少缺陷，特別是在政治文化等意識形態(tài)層面上，它具有明顯的非人性特點。但在哲學精神層面，中國傳統(tǒng)文化無疑具有自己的獨特價值。特別是當前人類社會遭遇戰(zhàn)爭危機、生態(tài)危機、精神倫理危機等諸多困境，這些困境與西方文化的單向度發(fā)展主義思想有著密切聯系。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人與自然和諧、中庸節(jié)制等思想具有對發(fā)展主義的針砭和批判意義，可以啟迪人類文明的發(fā)展，使其變得更為健康和合理。如果青年作家們能夠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借力中國傳統(tǒng)哲學思想，對現實、科學發(fā)展等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提出自己獨特的文學思考，將會極大地提升中國文學的品質，給世界文學以驚喜。那樣，既可推動中國文學抵達高峰時刻，也可望促進中國文化的現代復興。

注 釋：

[1] 丁帆：《鄉(xiāng)土小說的多元與無序格局》，《文學評論》1994年第3期。文章雖然針對的是鄉(xiāng)土小說創(chuàng)作，但也可以作為對近年來中國文學的整體概括。

[2] 本文的“青年作家”主要指出生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作家，也包括部分出生于1970年代后期的作家。

[3] 賈夢瑋主編：《文學：我的主張》，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

[4] 陳培浩：《從青春自傷到歷史自救——談李晁小說，兼及“80后”作家青年想象的蛻變》，《當代作家評論》2018年第3期。

[5] 岳雯：《80后作家，文藝的一代》，《光明日報》2014年11月3日，第13版。

[6] 目前對“80后”作家作品的評論主要集中在藝術角度，對作家們的藝術探索有較全面細致的闡述。參見金理：《小議“80后”文學之入史可能性》，《粵港澳大灣區(qū)文學評論》2022年第6期。

[7] 雙雪濤：《關于創(chuàng)作談的創(chuàng)作談》，《西湖》2014年第8期。

[8] 劉巍、王婷繡月：《沈陽籍“80后”作家的“鐵西敘事”——以雙雪濤、班宇、鄭執(zhí)為例》，《沈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9] 王威廉：《后記：從文化詩學到未來詩學》，《野未來》，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340頁。

[10] 王蒙、潘凱雄：《先鋒考——作為一種文化精神的先鋒》，見《今日先鋒》編委會編：《今日先鋒》，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

[11] 班宇與理想國寶珀文學獎的對談。見理想國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vOFOZOJLV0Ln13HwVNFUqg。

[12] 楊慶祥：《80后，怎么辦？》，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

[13] 石一楓：《不敢說是主張》，見賈夢瑋主編：《文學：我的主張》，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60頁。

[14] [美]威廉·福克納：《世界因詩而永生》，見程三賢編譯：《給諾貝爾一個理由——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精選（第一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頁。

[15] 周茉：《創(chuàng)意寫作：培養(yǎng)消化新生活的藝術家——2018世界華文創(chuàng)意寫作大會暨創(chuàng)意寫作高峰論壇舉行》，中國作家網2018年11月15日。

[16] [俄]弗·格·切爾特科夫：《筆記》，見[俄]康·尼·羅姆諾夫等：《同時代人回憶托爾斯泰》（下），周敏顯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頁。

[17] 劉大先：《東北書寫的歷史化與當代化——以“鐵西三劍客”為中心》，《揚子江文學評論》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