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春節過后，我的一本小說集出版了。可直到三月初，出版社才給我在市圖書館搞了一場新書發布會。請了兩個業余評論家、一個報社記者，臺下稀稀拉拉坐了十幾二十個聽眾。說的人和聽的人都顯得無精打采。這樣的發布會能有什么宣傳效果？名家和開始走紅的新銳，出版社會大張旗鼓地宣傳，其他人他們才懶得費神呢。沒辦法，既然他們指望不上，只能靠自己張羅了。

倒不是敝帚自珍，主要是因為這可能是我最后一本書了。我已經快兩年沒有寫作了，自從前年查出了高血壓，我只要一寫作——確切地說只要一動腦子，就頭昏腦漲，感覺血壓“噌噌”地往上躥。那就只好歇著了，總不能冒著腦血管爆掉的風險寫作吧。又不是寫《紅樓夢》，犯不著玩命。沒了稿費，只能靠接點雜活維生了，比如給雜志看稿，比如什么單位或報社搞征文比賽時去當個評委，比如什么不太重要的文學活動（某人的作品研討會，某小雜志的周年慶）去濫竽充數當個嘉賓，等等，收入很不穩定。

我想，如果我的身體狀況沒有大的改觀的話——改觀恐怕不太可能了，隨著年齡的增長只會越來越壞，哪會越來越好（吃藥只能維持，不能治愈）——那我就再也不會寫作了。那這本書就等于是我的封筆之作了，應該隆重一點不是嗎？雖不至于搞個什么儀式，但多幾個人知道，多幾個人看，假如有可能加印的話，再讓我多掙點錢，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吧。

我分別給兩家報社的文化版編輯打電話，他們一個答應給我登書評，而且負責找人寫，另一個只說給我發則消息。我又想起上海的一家挺火的自媒體是我一個朋友辦的，就給他打電話。朋友很講義氣，不但要給我登個訪談錄，還提議讓他手下的一個編輯專程來采訪我。接著就把一個叫蔡紅的女編輯的微信推給了我。蔡紅通過微信跟我聯系了一下，大致商定，她過一陣子空了的時候就來南京，但她沒有說具體哪一天，只說來了再通知我。

一個星期后的一天下午，我忽然接到了詩人朱昌西的電話，他叫我晚上到“1912”去吃飯。我和朱昌西是老朋友，但很久沒有聯系了，不明白他怎么想起請我吃飯。“有什么事嗎？”我問道。“沒什么事，”他說，“是不是上海有個叫蔡紅的女的要來采訪你？”我說是啊，你怎么知道的。他在電話里笑了起來，說他和蔡紅是朋友，早先去外地開詩會的時候認識的，她也是詩人。“她已經到南京了，”朱昌西說，“我自然要請她吃頓飯。她不是要采訪你嗎，那你就過來一起吃嘍。”

“1912”是前些年建的一片民國風建筑群。一棟棟小樓錯落有致，樓和樓之間是青磚小路，有的樓邊還有花園和五顏六色的遮陽傘。已是傍晚了，正是下班時刻，跟不遠處擁擠喧囂的珠江路相比，這里要安靜得多。遮陽傘下的小圓桌邊坐著喝飲料的青年男女，一個老頭在青磚小路上遛狗。路的拐角處，一個外地來旅游的小伙子背著背包，正在研究手上的地圖。這里的每座小樓都是飯店或酒吧，除非有人請客，一般我是不來這兒的，消費太高。

按照朱昌西給的地址，我來到一座名叫“杜公館”的小樓門前，一個穿著暗紅色旗袍的女服務員向我問好。我說了包間號，女服務員領我進門上了二樓。樓道的墻上是民國時期的大家閨秀和電影明星的相片，二樓的客廳懸掛著枝型大吊燈，一張寬大厚重的老式辦公桌上放著電影里才有的古董電話，一個女服務員坐在桌子后面。墻角有一架鋼琴，一個西裝革履的男人正埋頭彈著《夜來香》，這曲子20世紀80年代到處都有人唱，如今聽來真有隔世之感。

女服務員領著我在鋪著紅地毯的走廊上轉了兩個彎，來到一扇門前就離開了。我推門進去，發現這個包間連著陽臺，玻璃門外面的大理石欄桿上有正開著花的盆栽植物，對面是座小樓。包間內，長方形的小餐桌一邊坐著朱昌西，另一邊坐著兩個女的，他們正在喝茶。見我進來，兩個女的站了起來，她們看起來都是二十七八歲的樣子，一個高點，一個矮點。朱昌西給我們做了介紹。個子矮點的是蔡紅，就是她要采訪我。她圓臉短發，一縷頭發被焗成淺黃色，眉目中透露出一絲孩子氣。她衣著隨意，外套敞開，里面是一件舊的領口松垮的白絨線衫，跟她的圓臉相比，她的身體顯得偏瘦。個子高點的叫曹純，是蔡紅帶來的朋友。這絕對是個美人兒，一眼看上去就印象深刻。五官有點像混血兒，化著淡妝，神態優雅，迷人的眼波中似乎還含有一種有所期待的神情。她的長發順著耳邊垂到胸前，發梢從兩邊向中間卷曲，平添了一種溫婉柔順的女人味。她身上一件湖綠色的綢緞旗袍緊貼著苗條的身體。這兒的女服務員也穿旗袍，可無論是質地還是穿在身上的效果，都完全不能和她相比。

“你長得可真漂亮。”我忍不住夸了她一句。

“老師開玩笑了。”她的臉紅了。

“你有沒有覺得，”朱昌西蹺著二郎腿，朝我眨著眼，說，“曹純有種民國范兒，像這座杜公館里的大小姐。”

“那我呢？”蔡紅問朱昌西。他倆看起來挺熟，之前介紹她的時候，朱昌西就把她稱為自己的妹妹。這是朱昌西的風格，從前他就喜歡和姑娘們彼此哥呀妹的亂叫，現在一把年紀了也沒改掉這毛病。

“你嘛，嗯，有點像這座杜公館里的姨太太。”

大家都笑了。我在朱昌西身邊的椅子上坐下，兩個姑娘也坐下了，蔡紅坐在我的對面，曹純坐在朱昌西的對面。一個女服務員推開門探進頭來，問可不可以上菜。朱昌西說上吧，他又問我們喝什么酒，我說紅酒，兩個姑娘也沒意見，他出去了一下又回來了。

“如果她倆一個是姨太太一個是大小姐，”朱昌西接著剛才的話題對我說，“那你是什么呢？”

我說我是門房大爺吧，院子的門鈴一響，我就跑到大鐵門前，拉開上面一扇只露出眼睛的小鐵門問，你找誰？外面站著哆哆嗦嗦的朱昌西。什么，你找大小姐？不在。我惡狠狠地把小鐵門關上，一邊往回走一邊說，什么樣的癟三，也配來找大小姐。

大家又笑了，笑得比剛才更熱烈。“不不，你不像門房大爺，”蔡紅說，“你像這座公館里的老爺。”她看起來性格開朗，人挺活潑。

“你的意思他和你是一對公婆？”朱昌西說。

“去你的吧。”蔡紅也意識到自己的說法不妥，扮了個鬼臉。這時門開了，兩個女服務員走了進來，一個拿著兩瓶紅酒，一個端著托盤，上面是幾碟涼菜。酒菜放到桌上，女服務員又在每人面前放上高腳玻璃杯，斟上酒，就退出去了。我拿起酒瓶看了看，是法國紅葡萄酒。

朱昌西率先舉起酒杯提議大家碰杯。他今天穿了件咖啡色的外套，戴了頂棒球帽，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不少。他比我小一點，但也年過五十了。他是中學老師，但長期請病假，在家里寫詩。從前我們經常聚，還有別的朋友，一起喝酒打牌。這些年都上了點歲數，精力不濟，事情也多，很少走動了，但偶爾見面，還是很親切。

剛才的玩笑營造了一種輕松的氣氛，我們一邊相互敬酒，一邊品嘗盛在精致的青花小瓷碟里的涼菜，有鴨拐、海蜇頭、干絲、泡菜、熏魚。正菜很快也上來了，清蒸鱖魚、紅燒老鱉、罐悶牛筋、蘆蒿炒干子等。菜的味道很好，蔡紅和曹純都贊不絕口。

我喝了口酒，問曹純是干什么工作的。朱昌西大概是在我來之前已經了解過曹純的情況了，搶著告訴我，曹純是清華的生物學博士。真的嗎？我不無夸張地驚嘆一聲（心里的確也有些驚奇），說道，長這么漂亮的博士——還是清華的博士，真是難得一見。

蔡紅說，曹純還會寫詩呢，而且寫得很好，她就是通過曹純給她們網站投稿認識曹純的。她說其實她和曹純也沒見過幾面，但覺得和她特有緣，正好曹純最近沒什么事，就把她叫來玩幾天。

曹純放下筷子，一臉誠懇地看著我們說，她詩寫得不好，只是從小就喜歡讀詩，上大學后沒事的時候也學著寫寫，這次來南京，正好向老師們請教。我拍著朱昌西的肩膀對曹純說，朱老師是權威，向他請教就對了。朱昌西謙虛了兩句，然后讓曹純回頭發幾首詩給他看看。

這會兒玻璃門外面的天已經黑透了。對面的小樓燈火輝煌，那里也是一座飯店，從我們這里可以看見兩個包間，一個大包間里有十幾個人，頻頻一起站起來碰杯，另一個小包間里是一對情侶，兩人吃喝的間隙不時偏過頭去親嘴。那油膩膩的嘴巴不知親起來滋味如何。

我因為要抽煙，起身過去把通往陽臺的玻璃門拉開。不知是從樓下還是對面的小樓，傳來了鄧麗君《美酒加咖啡》的歌聲。這歌我挺喜歡，雖然歌詞幼稚，但配上鄧麗君那極具魅力的獨特嗓音，的確給人一種浮云朝露的虛無感。

蔡紅跟我要了一支煙，也抽了起來。她挪了挪椅子，朝我靠得更近了一點，跟我討論起給我做訪談的事。何時談，在哪里談，談些什么問題，她說還要準備個提綱。因為挨得近，她那喝了酒而紅撲撲的臉蛋，顯出了幾分動人。她上唇的汗毛挺重，鼻子邊還有一顆小痣。她的容貌當然不能和曹純相比，可卻是在我的欣賞范圍之內的。曹純的那種美貌，她整個人，離我太遠了，不屬于我這個階層。也許朱昌西的看法跟我不同，此刻，他正低聲細語地問曹純是哪兒的人，以后博士畢業想去哪里，有沒有男朋友。

酒快喝完了，朱昌西出去又要了兩瓶和之前一樣的酒。一會兒，又有女服務員接連上了兩盤菜，一盤烤羊排，一盤西芹炒蝦仁。兩個姑娘都說菜太多了，吃不下了。朱昌西說沒關系，多吃點。我注意到他盡管勸別人多吃，可自己卻吃得很少，只是不停地喝酒、說話。

我出去上了趟洗手間，回來時卻遇到了點麻煩，找不到我們的包間了。一來是酒有點上頭，二來是這仿民國風的小樓有點古怪。七繞八拐，以為到了，拉開門卻是儲物間，里面一格一格放著桌布和酒杯。再往前，看著到頭了，卻冒出一段樓梯，也不知通往哪兒。好不容易找到個女服務員，才回到我們的包間。

我在朱昌西的身邊坐下，他正在對兩個姑娘——主要是曹純，說著什么。他的聲音高亢有力，帶有不容置疑的氣勢。顯然在我出去的這段時間，他們的話題已經轉移了。“愛情是一種非正常的情感，你也可以稱之為間歇性的精神病。在這種非正常的情感支配下，人的行為舉止是變態的、夸張的、惡心巴拉的，所以是不可能長久的，理智終有回歸的時候。除非愛情的對象不是具體的個人，而是一種信仰，或一種宗教。此外，具體而丑陋的個人也承受不了愛情，愛情要求完美，而人正好是完美的反面，結果只能是失望——如果不是仇恨的話……”

從前我們都還年輕，朋友們聚會時如果有可人的姑娘在場，朱昌西就像變了個人似的，常常會沒來由地訓斥或罵朋友，以此抬高自己。這樣弄得對方很不開心，他自己卻感覺良好。但事后沒人會真正跟他計較，大家都知道他其實心地不壞，而且人特別大方，老是請客。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如今的朱昌西是多么成熟，我都被他深刻的思想折服了。

大約見我有一陣沒吭聲了，朱昌西邊說邊扭頭看了我一眼，我聞到了他的口臭。“說得好，昌西。”我說。

不知什么時候，鄧麗君的歌聲早就停止了，對面小樓的大包間和小包間里也都已經沒人了。我們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菜剩了一大半，但沒人動筷子了。我看了看手機，已經過了十點。“怎么說，”朱昌西意猶未盡，“再找個酒吧坐坐？”兩個姑娘沒吭聲，卻也沒有露出疲態，看樣子也不想散。

“別去酒吧了，”我借著酒勁提議，“咱們去梅花山吧，去那里坐坐。”

“我無所謂，”朱昌西說，“去哪里都行。”

“好啊好啊，”蔡紅叫了起來，“我還沒去過梅花山呢，咱們去。你不累吧？”她問曹純。

“不累，就是頭有點暈乎乎的。”

“沒事的，”蔡紅像哄孩子似的摟了摟她的肩膀，“過一會兒就好了。”

我們出了飯店，沿著樓邊的青磚小路向前走，拐了個彎，走到了珠江路。大街上行人已經不多了，路面被灑水車噴得濕漉漉的，反射著路燈的微光。商店的門都關了，只有一家超市還亮著燈敞著門。朱昌西讓我們等一下，他去了超市。片刻后他回來了，手里提著個大塑料袋，里面全是罐裝進口啤酒和零食。我們在路邊等了幾分鐘，攔了輛出租車，我坐在前面，他們三個坐在后排。

車開后，我們都沒有說話，大約同時意識到這事有點瘋狂。這是干嗎呀，快半夜了，我們喝得醉醺醺的跑去梅花山。我已經不記得什么時候干過這種事了。對了，年輕的時候好像有過。那是個夏天，也是外地來了朋友，我們一幫人，有男有女，晚上在飯店吃了飯，又去酒吧。從酒吧出來后，有人提議（是我嗎？）去爬紫金山，然后大家打了三輛還是四輛出租車去了紫金山。后來還發生了點事，一男一女兩個朋友大概因為喝多了酒，不知為什么斗起了嘴，那女的堅決不肯和那男的一起爬山。朋友們只好分成兩撥，一撥帶著那女的爬山，一撥隨那男的爬山。

出租車停在了梅花山門口，我們下了車。這是個溫暖的春夜，沒有風，樹木佇立在皎潔的月光下，空氣中有種潮濕的草木氣夾雜著花香。四周靜悄悄的，不見人影。進了門，我們沿著坡度舒緩的石板路向山上走去，路邊的小草上掛著晶瑩的露珠。起霧了，淡淡的霧氣在一棵棵梅樹間飄蕩。遠處樹林傳來了一聲鳥鳴。更遠處是黑黢黢的紫金山。

朱昌西本來是走在前面的，卻忽然停住腳步，等曹純走到身邊。“你頭還暈嗎？”他問道。

“還有一點。”

朱昌西把提著的塑料袋換了只手，攙住了曹純的胳膊。曹純說這不是梅花山嗎，怎么沒有梅花。朱昌西說你傻呀，還是博士呢，咋啥也不懂，這都幾月份了，還有梅花，早開過了。你要是想看梅花，明年早點來南京，我帶你來看。曹純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聲，像是承認自己啥也不懂。我扭頭看了一眼蔡紅。她是干癟了點，但并不難看，何況她是那么年輕。

右面的山坡頂上出現了一個亭子，蔡紅提議去那里坐坐。我們走過去，進了亭子，蔡紅和曹純在一邊的石靠椅上坐下，我在另一邊的石靠椅上坐下。朱昌西把塑料袋放在我對面的石靠椅上，沒有立即坐下，而是在亭子里來回走了幾步，像是有點焦躁。他在一根柱子前停下了，借著淡淡的月光，看著柱子上游人寫的字。

“喂，這兩句詩不錯，你們聽聽。”朱昌西說，“善養百花惟曉露，能生萬物是春風。”

“能生萬物是春風。”蔡紅說，“這句特別好。”

朱昌西在我對面的石靠椅上坐下了，開始分發啤酒，曹純說她不能喝了，朱昌西又從塑料袋里找出一罐椰奶遞給她。又問誰吃零嘴。沒人要吃。朱昌西硬塞給曹純一袋梅子，說能解酒，并熱心地幫她撕開包裝。

我們三個打開啤酒，隔空象征性地碰了碰。

“昌西哥，”蔡紅說，“你給我們講個故事吧。”

“我不會講故事啊，”朱昌西說。停了停，他對我說：“你來講個故事吧，這是你的長項。”

我想了想，說：“講故事就算了，我來講點別的。你們知道我們現在坐的是什么地方嗎？”

“什么地方？”蔡紅問。

我看了看朱昌西，等著他回答，他喝著啤酒，沒有吭聲。顯而易見，他也不知道，否則以他的性格，早就嚷嚷開了。

“我們現在坐的地方，”我說，“曾經是號稱民國第一美男子的墓地。”

“民國第一美男子，”曹純說，“誰呀？”

“汪精衛。”我說，“他死后就葬在這里，葬在我們的屁股下面。后來國民黨把他的墓給炸了，尸骨也挖出來火化，骨灰扔到臭水坑里，然后在原址上修了這個亭子。”

“我只知道他是漢奸，不知道他還是民國第一美男子。”

“看過他年輕時的相片，是蠻好的。”

“這里曾經是他的陰宅，他不會陰魂不散吧。”

我們正說著，樹林里起了一陣微風，吹得樹葉“簌簌”直響。

“鬼魂來了。”朱昌西哈哈大笑。

蔡紅站起身，向亭子四周張望。“真美。”她說。隨后她又俯下身，在曹純耳邊小聲嘀咕了幾句，曹純也站了起來。“你們先坐坐哈，”她轉向我和朱昌西說，“我和曹純去轉轉，一會兒回來。”

她倆把啤酒和椰汁放到石靠椅上就走了。我以為她們是找地兒方便去了，也沒多想。我和朱昌西喝著酒，有點心不在焉地聊著，朱昌西更是不時扭過頭去，望向兩個姑娘離去的方向。又出新書了？朱昌西問我。我說是啊，你不買幾本支持一下嗎？他說沒問題，明天就上網買十本，書名是什么？我說書名是《當妹紙遇到帥鍋》。他說多美的書名啊。我說還行，可是我的血壓要完蛋了，醫囑要限酒，最好不喝，今天過量了。朱昌西說難得一次，無所謂啦，你的余生還能有幾個這樣的夜晚，來，干！我們把剩下的啤酒一口干了。接著又各自開了一罐。

朱昌西的微信響了，他掏出手機看了看，然后一臉木然地沉默了片刻，說：“媽的。”

“怎么了？”我問。

他把手機遞給我。是蔡紅發給他的，上面寫著：昌西哥，這個夜晚過得太好了，我太感謝你們了。我和曹純，我們在一棵梅樹下接了吻。我們先回酒店了，你們慢慢玩。明天聯系，再一次感謝你們。

“這是真的嗎？”朱昌西說，“還是在一棵梅樹下接的吻。”

“你管她真假呢。”

那天夜里，我和朱昌西都喝醉了。

顧前，南京人，著有短篇小說集《嗨，好久不見》《有關一個女人的點滴消息》《一面之交》、長篇小說《去別處》《杯酒人生》等。作品被多種文學選刊轉載，曾獲紫金山文學獎、金陵文學獎、南京市文學藝術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