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世紀80年代，所謂“改革文學”，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廣義的，囊括了當時鄉村和城市的各種變革，包括體制性的改革；另一個則是狹義的，專指這一時期的工業文學，而其引領風尚者，一般都以為是蔣子龍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1979）。

關于狹義的“改革文學”，也即20世紀80年代的工業題材寫作，近年的研究大有進展，而且都以蔣子龍的創作為研究中心。我讀這些論文，獲益匪淺。但因此想到的，卻是另外一些問題。

在我的閱讀記憶中，一直有某種困惑。一方面，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再工業化的時代，但另一方面，工業題材的文學，好像并不是特別多。由此困惑引出的問題，主要和現代化這個概念有關。80年代，現代化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某種意義上，承擔著組織各種敘事的功能，從而推動著改革文學的發展。但這個概念進入不同的題材領域，想要表現的和表現出來的，并不完全一樣。因此，從工業題材領域的現代化出發，可以大致描述出現代化在文學領域的發展軌跡。

一、為什么要寫工廠

為什么要寫工廠，這話不太通。有工廠，自然就會有人寫，就好像有鄉村，就會有鄉村的書寫，這還需要討論嗎？換個說法可能更好，就是寫工廠的意義究竟在哪里。但這個意義也要看時代，還要看時代對意義的需要。

20世紀50—70年代，圍繞工業化，有很多敘述，不僅作家多，作品也多，意義自然就很豐富。這個意義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工業化自身帶來的意義，另一方面是工業化經過虛構以后，重新生產出來的意義。前者的意義來自題材，后者的意義來自敘述，缺一不可。

20世紀50—70年代的工業化書寫，意義大概有這樣幾個層次：

第一，工業化和國家有關。要建設一個現代國家，就必須發展工業，這就是現代化。說這里面有現代性，也可以。因此，這一時期的工業化書寫，背后是有國家的，或者說，工業化通向了現代國家。在這個意義上，工業文學的意義，不完全在工業，而在國家。這個國家，就是新中國。這一國家的意義，被文學源源不絕地生產出來，并且構成整個社會的愿景。即使鄉村書寫，也滲透著工業化的因素，《創業史》就隱隱約約寫了西安的工廠，《三里灣》沒有寫工廠，但寫現代化的農場，這個農場構成了三里灣的愿景。工業化勾連了城市和鄉村，形成一個整體的社會景觀。這個景觀是現代的，也是整個國家發展的愿景。它關系到國家的現代化，也和冷戰引發的安全焦慮有關，因此，20世紀50—70年代的工業化書寫背后，還有世界的因素。關鍵是，這個世界還是危險的。這一點，不可不察。

第二，工業化和組織有關。工廠是一個組織，這個組織是嚴謹而又精確的。組織的運行依靠科層化的管理制度。以為20世紀50—70年代廢除了科層制，是不對的。這一時期的工業化，依然有嚴格的管理，并依靠這一現代的管理制度，維持著組織的高速運行。工業化的文學敘述，持續生產著“組織”的意義。通過現代的組織，克服前現代社會的懶散乃至分散。它的意義同樣超越了具體的工廠形態，并以一種新的政治和文化的方式，重新組織社會。在某種意義上，50—70年代的特征之一，即是以工業化的方式重新組織鄉村，而以鄉村的生活方式克服城市的現代異化。因此，它的文化總是具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激進的，以現代的方式激烈地顛覆傳統，并重新組織一個新的社會；但另一方面又是保守的，保守性主要體現在生活方式以及相應的道德規訓，這在叢深的《千萬不要忘記》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組織的意義上，或者說在科層的意義上，工廠和軍隊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具有典型的現代性特征。因此，在20世紀50—70年代的工業化敘述中，優秀的新工人常常來自軍隊，轉業軍人幾乎沒有阻礙地成為優秀工人的代表，比如《百煉成鋼》中的秦德貴。這并不完全是巧合。

第三，工業化和崗位有關。當工業化的意義逾出工廠，就會開始根據工業自身的特點將社會組織成一個龐大而精準的“機器”?！皺C器”背后是科學，而在科學的意義上，一些準則開始逐步確立。比如，團體優先于個人。正是在工廠中，人們意識到，放任自流的個人主義將會損害機器（工業）的正常運行，因此，必須對個人權益作出某種必要的限制，這一限制既來自工廠的規章制度，也來自政治規訓。

工業化并沒有完全驅除個人的作用，個人依然是有用的，但個人又必須加以限定，包括空間的限制，這個限制就是崗位。每一個崗位都必須激勵起工人的最大熱情，完美的人物表征同樣來自《千萬不要忘記》，比如其中的季友良。有關崗位，有一個最合適的概念，即所謂的螺絲釘。這個概念完美地詮釋了個人和團體的關系，也是機器的部分和整體的關系。

以上三層意義說明了20世紀50—70年代的現代化涵義，但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社會主義本身就是現代的，而新中國也正是根據現代的意義進行了重新創造，并同時構建自己新的文化形態。但問題也正在這里，如果一切都是現代，那么中國社會主義的人文特點又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說，除了科學主義，還需不需要一種新的人文主義？這一點，在文學領域感受尤深，畢竟文學需要創造人物，改造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早在1959年，魏金枝就已經指出工業要跳出單純的“場景或機器的描寫”，“能夠站在高處”，“專重于人物的描寫……寫他們心情的變化，寫他們相互間的關系”，等等。1毛澤東則在1959年強調：“在勞動生產中，人和人的關系也是一種生產關系。在這里，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對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彼€說：“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時期內是有底的……但是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相互關系卻有很多變化?！?顯然，文學和政治都關注到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關注到了人的主動性問題。政治的最終表現就是著名的“鞍鋼憲法”，但在此之前，“鞍鋼憲法”的一些主要想法都在文學中或明或暗地得到了表現。顯然，面對怎樣的現代化或者說什么樣的現代化這一問題，文學和政治在人文的意義上具有某種默契。比如《百煉成鋼》和《乘風破浪》等作品，都相繼強調了工人突破崗位的限制，積極參與管理，而在1954年，唐克新的《古小菊和她的姊妹》則強調了“技術公開”。因此，在50—70年代，圍繞工業化的文學書寫一直存在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所謂的現代性，另一個層面，用汪暉的話說，就是反現代性的現代性，即通過對現代的質疑和克服，尋求一種更完美的現代性。因此，現代性一直處在一種未完成的狀態之中。這兩個層面一直相互纏繞，交替存在，并源源不絕地生產出自身的意義，這些意義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在工業文學中，對現代性的質疑具體來說就是對科層制的質疑。這一質疑當然也表現在“鞍鋼憲法”之中，而“鞍鋼憲法”質疑的前提正是蘇聯的“馬鋼憲法”。

“鞍鋼憲法”的核心正是革命性，在20世紀50—70年代，革命仍然是一個潛在而活躍的因素。革命首先要求工人成為主人，不僅是工廠的主人，而且還是國家的主人，是繼續革命的主體，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這樣，勢必要求工人從具體的工作崗位走向國家乃至更為廣闊的世界?？稍诰唧w實踐中，這樣的設想仍然有一定的困難。崗位和國家／世界的關系究竟應該怎樣處理？《千萬不要忘記》乃至后來的《海港》給出的回答仍然是立足本職工作?？墒橇⒆惚韭毠ぷ骶湍艹袚欠N宏大的政治使命嗎？如果不能承擔政治使命，那么工人的主體性將如何完成？在工業化的格局中，工人實際上很難擺脫螺絲釘的規定，可革命又要求個人不僅僅成為“機器”的一部分，還要進而控制“機器”。這種對人的主體期待和個人在實際境遇中的職業身份，仍然有一定的裂痕。如何縫合這一裂痕？應該說50—70年代的工業化敘事并沒有完全成功，其原因可能恰恰在于崗位（職業）和國家（遠景）之間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而清晰的中觀世界。也正是這一裂痕的存在，使20世紀80年代城市改革文學的發生成為可能。

但在另一方面，也就是在生活世界中，“鞍鋼憲法”又是成功的。工人和工廠的關系獲得重組，在工廠內部人和人的關系越出了冷冰冰的科層制度。在嚴格的管理之外，獲得一種德性的補充。實際上，科層制本身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是萬能的，尤其是到了車間以及車間以下的基層，依靠的往往還是核心的技術工人和工人的責任心，即使從管理角度來看，革命時代，重視基層的主動性，也是有道理的。在這一微觀世界的變化中，工廠就不僅僅是工廠，還是“單位”，在這個單位里面，理想的工廠，同時還應該是一個溫暖的生活世界。因此，20世紀50—70年代的工業文學，能夠真正打動讀者的，并不完全是工廠，而是工廠里面那個溫暖的生活世界。工人通過對工廠的積極參與獲得主體的尊嚴，人和人的關系里面包含著一種情誼。工人和工廠構成的是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這一關系，既是經濟的，也是情感的。

以上描述是簡略的，也是粗疏的，但在這一簡略而又粗疏的描述中，我想問的是，這些意義，在20世紀80年代，還需要嗎？或者說，哪些需要？哪些并不需要？哪些雖然需要但很難繼續生產？

二、還是要從《喬廠長上任記》談起

《喬廠長上任記》是個老話題，討論20世紀80年代的城市改革文學，嚴格一點說，80年代的工業文學，都會從這篇小說入手，研究很多，也很精彩，再談也談不出什么新意。但為了敘述需要，還是要從這篇小說談起。

小說發表在《人民文學》1979年的第7期上，某種意義上，它和劉心武的《班主任》（1977）、盧新華的《傷痕》（1978）構成了所謂“新時期文學”的起點。實事求是地說，這個起點不算太高，但意義非凡。意義就在傷痕和改革。有傷痕，就需要反思歷史，而反思歷史的目的，則在于現實的改革。這里面的邏輯和當時的政治／社會實踐，是遙相呼應的?！栋嘀魅巍泛汀秱邸穫戎厍罢?，《喬廠長上任記》順應了后者的需要，盡管蔣子龍婉拒了“改革文學”的稱號，說：“我寫工業題材小說時還不知‘改革’為何物，至今也搞不清‘改革文學’的概念?！?但《喬廠長上任記》呼應了當時的改革需求也是事實。所以，這篇小說甫一發表就得到了改革派的熱烈贊揚。其熱烈程度，超過了蔣子龍發表在1976年的《機電局長的一天》，盡管前者是后者的延續。這就是時勢，時勢造英雄。

《喬廠長上任記》和《機電局長的一天》之間的關系，吳俊做了先期的資料梳理，4李靜《社會主義文化與科學話語的復雜張力——蔣子龍工業題材小說綜論（1975—1982）》一文則有更詳細的材料補充。按照李靜的描述，《喬廠長上任記》原名《老廠長的新事》，《人民文學》的編輯涂光群在復審時將其改名為《喬廠長上任記》。5從編輯的角度看，這個修改是成功的，更有文學色彩。但依據李靜的材料梳理，我們更能在原題“老廠長的新事”中窺見這篇小說的創作肌理。

喬光樸是個“老干部”，但更是個技術干部，技術干部的文學前身是《乘風破浪》里的宋紫峰，在“鞍鋼憲法”的語境里，宋紫峰有點壓抑，但喬光樸不是宋紫峰，他臨危受命，整頓重型電機廠?！罢D”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關鍵詞，喬光樸的“新事”就是整頓。70年代末，農村是逐步地“放開”，企業則是“整頓”，這是不一樣的。農村的放開，包含了自由，所以當時的作家更愿意寫鄉村，因為在農村題材中感受到了非農村題材的意義。企業的整頓，則是收縮，收縮中整頓秩序。這個秩序是經濟秩序，但也隱喻了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在這里面寫作者能看到什么，后面再說。整頓，不是在70年代末才有，而是1975年鄧小平復出后就已經開始?！秵虖S長上任記》不僅是《機電局長的一天》的文學延續，也是1975年的歷史延伸。

所以，喬光樸的“新事”就是“整頓”，在這一點上，蔣子龍說：“我寫工業題材小說時還不知‘改革’為何物，至今也搞不清‘改革文學’的概念”，的確不是自謙之詞。后來說“摸著石頭過河”，這是20世紀80年代改革的真實寫照。但這個整頓也是有內在邏輯的，這個邏輯就是“鞍鋼憲法”試圖規訓的另一面，是“一長制”，是科層制的管理方式，這種管理方式被視為“科學”。所以，喬光樸不是宋紫峰。科學在80年代是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啟蒙有關，和知識有關，也和知識分子有關，它試圖規訓政治，當然，它最后變成了一種新的政治，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而在科學的機械規訓下，真理（正確）同樣只有一種，它所需要的，仍然是一種服從性人格。因此，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需要深入到20世紀50—70年代的歷史中去理解，許多想法實際上早就存在于那個時期的復雜結構之中。

管理科學的介入，把工廠區隔為兩個階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所有復雜的關系都被簡化，從共同體意義上的單位還原為生產意義上的工廠。正如李海霞所說，這是一種“新的科學與人性信條”6。

先說管理者。管理者由喬光樸、石敢和童貞構成。石敢是黨委書記，“文革”前能言善辯，但在“文革”遭受批斗時不小心咬掉半截舌頭，成了口齒不清的半啞巴，李靜認為“石敢被設置為‘半啞巴’，實則頗有深意”7。這個“深意”可能就在于喬光樸反對“用政治的方法管理經濟”，而強調“用經濟的方法管理經濟”，這是專業主義在1979年的最早表現。這里面，有時代因素，1979年企業變革的焦點是擴大自主權，這就需要打破約束，包括政治約束，是一種懸法之下的“例外狀態”8。但在文學的意義上，“黨委書記”歷來難寫，包括20世紀50—70年代的工業題材小說，比如《百煉成鋼》中的梁景春和《乘風破浪》里的唐紹周，等等。黨委書記連接著兩個世界——政治世界和生活世界；承擔的是雙重使命，對管理者施以（政治／道德）規訓，對被管理者給予（思想／生活）關心。對于黨委書記的形象，比如梁景春，一方面，專業評論家認為“單薄”，但另一方面，工人讀者卻“感到親切”。9工人的這種情感活動在《喬廠長上任記》里是被壓抑的，一直到《赤橙黃綠青藍紫》中才會再度復活。當然，如果兩個世界存在裂痕，黨委書記的角色就會相對模糊。這個難題并不僅僅存在于工業題材小說中，其他題材領域的文學亦如是。而在專業主義的影響下，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文學”要求政治退出管理，也相對構成一種態勢。石敢難寫，難就難在怎樣規訓喬光樸——喬光樸還需要規訓嗎？至于關心，當工人成為被管理者后，怎樣關心？關心和科層制又是怎樣一種關系？所以，石敢的形象是模糊的，模糊才有意思。

喬光樸和童貞曾是戀人，這樣的關系，想說明什么呢？也許作者并不想說明什么，這樣寫起來可能更順手。童貞是工程師，這是改革需要依靠的對象，但她也必須配合喬光樸，喬光樸需要的是賢內助，這是改革文學理想的權力—專業—管理的關系。這樣的寫法并不討好。20世紀80年代需要的，可能相反，是專業—權力—管理，這比較符合啟蒙主義的精神。

形象鮮明的是喬光樸，說他是鐵腕人物也可以。喬光樸是改革者，他要重建電機廠的秩序，就要顛覆原來的秩序，這就有點“戰時”的味道，而喬光樸身上也有點軍人氣質。只有“戰時”才可能懸法，才可能通過“例外”進入新的常規狀態。因此，他需要服從，既需要石敢的配合，也需要童貞的配合。

1973年，通過批判的方式，蘇聯的“改革”戲劇，比如伊·德沃列斯基的《外來人》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任犢、奚文熙的《“外來人”帶來的是什么》一文不僅附錄了《外來人》的劇情梗概，還指出：“切什可夫的‘科學管理’方法卻強調‘紀律’，他要求‘很快摧毀’涅列什的‘相互間象一家人的寬容態度’?！?020世紀80年代，已經有研究者注意到《喬廠長上任記》和《外來人》的關系，比如無為的《喬廠長與外來人——〈喬廠長上任記〉與〈外來人〉的比較研究》就注意到“兩部作品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11。當然，喬光樸不是切什可夫，也不是“外來人”，但他離開電機廠很長一段時間，這樣的時間設計也不是沒有深意。喬光樸重新回來，對電機廠已經有點陌生了，陌生才好辦事。這里有歷史因素。單位制包含了終身制，三十年下來，工廠已經變成熟人社會，不僅有親情，還有血緣關系，《千萬不要忘記》中，丁海寬和丁少純就是父子關系，此外還有夫妻關系、兄妹關系，等等。工廠變成一個共同體，一個熟人小社會。喬光樸要做的，就是把這個“熟人社會”重新變成“陌生人社會”，只有在“陌生人社會”中，科層制才能暢通無阻，這就需要“管理科學”的介入，科學本身就意味著一種服從。所以，《喬廠長上任記》和《外來人》有某種巧合，這是因為他們面臨的是同一個困境。

說到蘇聯，張帆有自己的觀察：“一九五七年，喬光樸在蘇聯學習的最后一年，到列寧格勒電力工廠擔任助理廠長?！苯Y合小說中喬光樸的管理模式，張帆詳細討論了喬光樸的“一長制”和蘇聯“馬鋼憲法”的關系，以及“馬鋼憲法”和泰勒制形式上的親緣關系。12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的改革資源實際上是相對匱乏的，在鄉村，征用的是小農業的思想／情感記憶，而在城市，能夠借鑒的，大概也就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經驗。這是當時的現實狀況。

管理科學的介入，同時生產出了被管理階層。這種管理在某種程度上的確降低了管理成本，同時也簡化了人際關系。在這種簡化過程中，工人被還原成“做工的人”，原來附著于工人身上的各種身份也隨之消失。同時，嚴格的科層制管理要求確立一種服從型人格。這是一種單向的垂直型關系。

但為什么要對工人進行這種嚴格的管理，小說必須給出理由，這就是青年工人杜兵形象塑造的緣由。13這里面，有實際存在的因素。杜兵的形象可以追溯到《千萬不要忘記》里的丁少純。這些青年工人已經不同于老一代的工人，老工人的主人意識來自強烈的翻身感，這一點，新工人是缺乏的。他們身上多的是不安分，是青春期的叛逆，這種性格特征和大工業，尤其是科層制的管理模式，有一種內在的格格不入。而如何規訓這一新出現的青年群體，實際上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經成為文藝想要表達的主題，比如《家庭問題》《千萬不要忘記》《年輕的一代》，等等。《喬廠長上任記》里的杜兵就建立在60年代規訓失敗的基礎上。因此，喬光樸重新啟用科層制的管理模式，也是為了應對這一新出現的青年群體，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

喬光樸的管理辦法，很重要的一點，是物質刺激，不能說這個辦法不合理，當政治烏托邦消失之后，工人實際的生活狀況就會凸顯出來。所以，物質刺激，工人是歡迎的。至于“績效社會”，雖然是后來的事情，但這里面卻有著邏輯關系，很多事情，是不以人的主觀意愿為轉移的。蔣子龍后來說：“1983年，城市改革逐漸起步，大工業的改革不同于農村的分田到戶。我所熟悉的工廠生活會變成什么樣子？無法預測。沒有把握，沒有自信?！?4但是，1979年的整頓，啟動了改革的邏輯，至于邏輯的發展和演變，則需要社會（時間／空間）多種因素的參與，時也，勢也，這又的確是蔣子龍“無法預測”的。作為杜兵的對照的，是德國西門子公司的青年工人臺爾，這個設置倒是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德國工人身上具有的“螺絲釘”精神，季友良都有?？蔀槭裁床皇羌居蚜寄?？季友良意味著一種規訓，這種規訓來自理想，也來自政治，來自意識形態。問題在于，當物質刺激作為管理的重要手段，就必須排除所有非管理的因素，更深的原因可能在于，當經濟回歸經濟本身，政治的宏大敘事也因此解體。當工人成為單純的“做工的人”，工業題材本身就很難繼續生產非工業的意義。因此，臺爾的工作／生活狀況就成為管理科學下最好的工人狀態，“他的特點就是專、精。下班會玩，玩起來膽子大得很；上班會干，真能干；工作態度也很好”15。這種狀態本身也意味著工廠成為一種單純的生產空間。

不能說喬光樸的管理沒有效果，政治的因素被剔除干凈，在所有制不變的情況下，大概也只能如此。但所謂工業題材能夠生產的文學意義也就相對有限。工業文學轉化成生產文學、管理文學。20世紀80年代初，所謂的“鐵腕人物”指向權威，也指向秩序的重建，所以，它能生產出當時需要的“改革”意義。但當這種意義試圖向其他領域蔓延時，就會受到質疑。其實，當時就有論者指出喬廠長改革措施的滯后性：“他致力于變革的目標，是恢復與重建‘一長制’模式。它之所以被人們接受，是因為它本身固有的毛病還沒有顯露”，而“那些經驗在產生它的母國也早已陳舊了”。16另外有學者從管理學演變的角度作了更為明確的表述：“喬廠長治廠，靠的是規章制度，辦法是懲罰”，但“它同現代管理科學之間，還有很大的距離”，“多少接近于目前已被西方大多數企業管理者放棄的X理論。這種理論的主要缺陷，就是忽視人的因素，忽視人的積極性的發揮?！?7更激進的批評來自三十年后的經濟學家。厲以寧認為喬光樸的故事“是一個改革者的悲劇。因為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是治標不治本的，并不足以使國有經濟單位成為真正的企業，所以不能從根本上改善企業經營。也正因為如此，國營企業的改革在八十年代初期陷入了困境”18。厲以寧的批評暗示了80年代的命運：它打開了20世紀90年代的大門，但又必將被后來的歷史所否定。

更激進的批評，不是對《喬廠長上任記》，而是柯云路的《新星》，當“鐵腕人物”進入政治領域，就會受到啟蒙精神的質疑，這種質疑的背后，是政治的現代化，也是“法治”對“人治”的警惕。

《喬廠長上任記》并不代表蔣子龍對工業改革的復雜思考，實際上，真正有力的反思恰恰來自作家本人，這就是蔣子龍發表在《當代》1981年第4期上的《赤橙黃綠青藍紫》。

三、新工人怎么管理

在蔣子龍的小說中，我比較喜歡《赤橙黃綠青藍紫》。四十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叫《什么是劉思佳性格》。四十年過去了，重新討論這篇小說，覺得還是應該把它和《喬廠長上任記》放在一起對讀。這個對讀的意義在于，《赤橙黃綠青藍紫》是對《喬廠長上任記》的引用、改寫，甚至解構。只有在這種引用、改寫，甚至解構中，蔣子龍思想的復雜性，包括對工業改革的許多想法才能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這些想法，坦率說，有許多和《喬廠長上任記》很不一樣。這個不一樣，就是喬光樸式的“科學管理”和工人之間產生了矛盾。

先說小說表現的空間。

故事的背景是第五鋼鐵廠的汽車運輸隊，選擇這個敘述空間，作家應該有自己的考慮。一個大型企業的汽車運輸隊，不同于工廠的其他部門，比如車間。這個地方比較特殊，一是流動性強；二是比較散漫；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人的主動性。這樣一種地方，天生就和科層制的管理格格不入。蔣子龍選擇這個題材，對自己是個挑戰，也是對《喬廠長上任記》的挑戰，是對喬光樸式“科學管理”的進一步質疑。換句話說，是對科層制進入基層的懷疑。因此，第五鋼鐵廠的汽車運輸隊又不僅僅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它所呈現的是一個真實的基層，這個基層由普通工人構成。如果說，《喬廠長上任記》講的是一個工廠的故事，那么，《赤橙黃綠青藍紫》則想講一個工人的故事?！冻喑赛S綠青藍紫》的故事有一個引子，這個引子是一個“事件”：劉思佳賣煎餅。小說寫20世紀80年代第一個春天的早晨，第五鋼鐵廠門前一派熱鬧景象。叫賣農產品的小商販包圍著這個生產鋼鐵的國營企業，而圍墻內卻高爐吃不飽，生產蕭條。但是這一天，買賣卻全被鋼鐵廠運輸隊的司機劉思佳和何順搶去了。他倆合伙賣煎餅，廠里一大堆人去看熱鬧。上班后，黨委書記祝同康接到好幾個電話，全是車間支部書記們詢問黨委對劉思佳賣煎餅的態度，報告職工對此事的反應。這個開頭，有些意思很隱晦。

高爐吃不飽，是原材料的來源出了問題，原材料有問題，生產就會蕭條，生產蕭條，經濟效益就會下降，經濟效益下降，工人收入隨之出現問題。第五鋼鐵廠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問題，而是問題鏈，這個問題鏈反過來也說明，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并不是一個工廠的問題，而是關乎整個國家的經濟運行，包括經濟體制。這種寫法，和《喬廠長上任記》有關系，但不是和喬光樸有關系，而是和郗望北有關系，郗望北認為喬光樸“不了解人的關系的變化”，是給喬光樸改革澆的一盆涼水?！秵虖S長上任記》壓抑了這個問題，也只能壓抑這個問題，否則敘事就沒辦法進行下去。但問題并沒有消失。1981年，這個問題成為《赤橙黃綠青藍紫》的開頭。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有一個特點，反思性特別強，這個反思不僅僅指向外在的社會和歷史，也意味著自我的反思。所以，一個主題剛剛確立，就會迅即被另一個主題所質疑，這是80年代文學“創新”的一個重要來源。

所以，《赤橙黃綠青藍紫》建立在《喬廠長上任記》改革的基礎上，是對喬光樸“科學管理”的質疑和反思。因此，這個開頭隱含的另一個隱晦的意思是，喬光樸不見了。所謂的行政管理退居幕后，在《喬廠長上任記》中逐漸隱退的石敢，又重新走向前臺，這就是小說里的黨委書記祝同康。不過，祝同康不是石敢，祝同康開始成為管理者，但這個管理者好像也不太成功。這樣的角色變化，可能意味著敘事者的某種思考，即工廠還需要不需要政治，政治和行政的關系，以及如何政治，等等。應該說，小說這方面的敘述并不成功，但思考本身卻很重要，重要之處在于人這個概念重新進入了工業題材小說。這個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這是鋼廠內部。鋼廠外部卻是另外一種景象?！斑@座五十年代建成的現代化的十里鋼城，現在被一片農村經濟繁榮的產物——自由市場包圍著……叫賣聲此起彼落，喚醒了沉睡的鋼城，蓋住了廠內鋼鐵的轟鳴?！?9當然，同時也擾亂了工廠的人心。1981年，“整頓”這個概念已經不怎么適合工廠，整個的社會秩序都在重構，工廠也很難例外。但何去何從，還沒有成為社會的首要議題，不過，文學已經敏感地察覺到工業題材的尷尬處境。

《赤橙黃綠青藍紫》和《喬廠長上任記》的視角不一樣。《喬廠長上任記》的視角是從上往下看，《赤橙黃綠青藍紫》的視角是由下往上看，視角不一樣，看到的東西也不一樣。

劉思佳賣煎餅，是小說的核心事件，是工人內部的事情，這些事情，祝同康看不到，喬光樸也看不到。但事情卻很簡單。“孫大頭的老婆從農村來治病，一住就是半年，已經確診是胃癌，沒有幾天熬頭了。大頭為給老婆治病拉了一屁股帳（“帳”應為“賬”——引者注），老家還有四個孩子”20。孫大頭也是汽車運輸隊的職工，是劉思佳的工友。不過，這個事情好像大家并不怎樣清楚，起碼何順就不太知道。

孫大頭不說，應該是要面子，說得學術點，是要尊嚴——工人也有尊嚴。不管怎么說，同情是好的，但同情里面多少也有點優越。何況，在同情的語境里，被同情者實際上也會自卑——窮人也有自尊。所以，在中國革命史的語境中，同情始終不曾占據最重要的位置，強調的是社會整體的變革，這里面是有考量的。被管理者如此復雜的心理，依靠所謂管理科學實際上很難察覺。

那么，管理者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孫大頭打過報告，有困難找單位，這是習慣，20世紀80年代，傳統社會主義的體制慣性還在，這個慣性實際上還在影響一般民眾的生活態度。但在現代管理制度下，“找單位”好像也不那么容易了，“上個月寫了申請，請求補助二十元，一級一級的審批，最后只給了十五元，這個月再寫申請還能補給他嗎？”21當然，工廠也有困難，“廠里連買手套、買肥皂的錢都沒有了，這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著落呢，靠廠子靠得住嗎？廠長們還顧得過他來？”22這里面有工人對工廠的理解，也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分層。工人對工廠的理解，延續了“單位”的共同體精神，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分層則開始解構這一共同體。80年代，兩者還勉強統一在一起，而在20世紀90年代，比如談歌的《大廠》，試圖重新恢復這一共同體精神時卻遭遇了重重困難。

這就是劉思佳賣煎餅的原因，祝同康不知道，劉思佳也不會說。背后是20世紀80年代的“三信危機”，對劉思佳們來說，就是所謂的“信任危機”。

喬光樸努力做的，是要把電機廠的“熟人社會”轉化成為“陌生人社會”，這樣，科層制的管理模式才可能順利實施。而劉思佳賣煎餅，則意味著他們要把這一科層制重新變成一個共同體模式。對工人來說，他們本來就生活在熟人社會中，想要他們裝成“陌生人”是困難的。這一點，喬光樸是想不到的，但蔣子龍是明白的。所以，被喬光樸的敘述所壓抑的東西，在劉思佳這里又重新復活。在20世紀80年代的作家中，蔣子龍是最懂工廠也最懂工人的，既知道上面的難處，也明白下面工人實際的情況。

小說的敘述焦點是劉思佳，劉思佳是當代青年，這個青年不同以往，來源于20世紀60年代，有想法，獨立性強，桀驁不馴，說白點，不服管，但劉思佳不是何順，而是有抱負有理想的青年，只是時運不濟，有點落難公子的味道。劉思佳這樣的人，已經超越了所謂工業題材，在20世紀80年代相當典型，比如《人生》里的高加林。這些青年，屬于同一個譜系。既有的管理體系很難容納他們，根子上，他們不是“工具人”。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廣闊天地，可以大顯身手，但80年代還很難給他們提供這樣一個空間。不要說80年代，越往后越難?！度松钒堰@類人物的命運推到極致，推到極致，就成了悲劇。劉思佳不是高加林，他已經從農村來到城市，他的命運也不像高加林那樣跌宕起伏。但越是這樣，劉思佳給人的感覺就越是壓抑。蔣子龍本意也是想要通過劉思佳這個人物寫出80年代的青年問題，這也意味著80年代還有一個愿望，希望在管理之外還有另一種更好的凝聚人心的方法。所以，重要的可能既不是喬光樸，也不是劉思佳，而是在喬光樸和劉思佳之間留下的空白。這個空白是什么，說不清，這個說不清，就是80年代。

劉思佳這樣的人，是天然的工人領袖。他有號召力，這個號召力和他的人格魅力有關，和他急公好義的性格有關，當然，也和他的技術有關。在工廠，一個技術好的工人，容易在人群中建立威信。

面對劉思佳，管理和政治都遭遇困難。

管理科學需要做的是把勞動者轉化成為勞動力。23但是劉思佳不愿意成為這樣一種勞動力，他渴望一種更有意義的生活。什么是意義？小說一直在努力描述，但好像又說不清，勉強說，劉思佳的生活意義還是和工廠聯系在一起，對他來說，工廠還應該是一個意義世界，而不是一個單純的生產空間。所以他一直在操心，既操心工友的生活，也操心工廠的問題。因此，小說設計了一個細節，就是所謂的八卦圖。這個八卦圖，如果在“鞍鋼憲法”的語境里，就是所謂的合理化建議。艾蕪《百煉成鋼》里就有這樣的細節描寫?！鞍颁搼椃ā钡睦碚摶A是工人不僅是工廠的員工，還是工廠的主人，工人和工廠構成的是一種命運共同體的關系。劉思佳想恢復這種關系，但好像有點困難，所以他把八卦圖扔在地上，把自己的建議托付給命運?！鞍颁搼椃ā崩?，有一種制度設想，就是所謂的“三結合”，但這一制度設想的實行，在喬光樸式的管理構架中有一定困難。在專業主義剛剛興起的20世紀80年代，實行這一制度設想有困難。更何況剛剛過去的時代，陰影還在。

而政治規訓好像對劉思佳也沒有什么很大的作用。

黨委書記祝同康高高在上，辦法不多，但核心問題還不在這里，而在于祝同康本身也官僚化了。政治本來承擔的職能之一是規訓科層制，以彌補科層制帶來的官僚化問題，但如果祝同康也成為這一官僚系統的成員，那么他和喬光樸式的管理差異又在哪里？而且，當政治也成為管理，它的特點又在哪里？從小說看，祝同康的管理也是依靠層層上報，這是現代化的大企業對政治系統的一個極大挑戰。比較有特點的是解靜。

解靜，“文革”中成長起來的干部，“文革”后受到批評，一度消沉，主動要求到汽車運輸隊。蔣子龍對這類人物似乎有點感慨，比如《喬廠長上任記》里的郗望北。解靜剛到運輸隊很不習慣，這也說明無論行政還是政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脫鉤已久。為了融入運輸隊，解靜學會了抽煙喝酒。不過，劉思佳對此不以為然。他覺得解靜真正應該做的是說話：“你是搞政治的還不懂這個？做人的力量就在說話里邊”24。可是對解靜來說，真正的困難卻是說話。這個困難，蔣子龍是明白的，所以，在《喬廠長上任記》里把石敢設計成“半啞巴”，讓他從一個最會說話的人變成不能說話的人，這里面，有深意。

解靜能說什么呢？老話變成了空話、套話和假話，她不能說，也不愿說；那么新話又是什么呢？她不知道，劉思佳實際上也不知道。這是20世紀80年代政治表達的困難。這個困難，也蔓延在文學中，敘述推動故事，而不是對話推動故事，更不用說重新征用“辯論”的敘事方式。但解靜也不是一無是處，她融入運輸隊這個新的集體，然后重新獲得工人的信任。80年代，信任的重建變得困難重重。

無論是解靜，還是劉思佳，身上都有一種可貴的品質，就是忠誠，對人、對國家和對工廠的忠誠，所以，寫作者設計了“救火”這一細節。忠誠是20世紀80年代非常需要的意義，可是，80年代能夠持續生產這一意義嗎？忠誠需要認同，劉思佳能夠認同什么呢？忠誠必須超越自我，80年代能夠超越自我嗎？當整個社會都在向自我回歸，對自我的超越又該依靠什么？當然，80年代并沒有放棄忠誠這個概念，比如王蒙的《布禮》，依靠的是重建信仰，再比如張承志，始終忠誠于人民這個概念。但這些并沒有成為那一時代的文學主流。

而在劉思佳，具體地說，鋼鐵廠的官僚系統，能夠持續地生產“忠誠”這一意義嗎？

劉思佳有劉思佳的苦悶。劉思佳的痛苦，在于有勁無處使。他并不滿足于眼前的生活，骨子里也瞧不上何順這樣渾渾噩噩的人，當時，工廠里頗多劉思佳這樣的人，有能力，但也心高氣傲，這是體制的“剩余物”。他們是體制很難解決——尤其是管理科學支配下的體制——但又必須面對的人物，這個問題解決不好，體制就會日漸喪失活力。而20世紀80年代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基層積累了很多人才，這些人才需要出路，所以那個時代流行龔自珍的一句詩：“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但祝同康也有自己的無奈，管理者也出現了問題，典型如運輸隊的隊長，“老奸巨猾，保命、保官、保權，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他除去一身官場習氣，別無所長”25。而他自己呢？按照劉思佳的說法，“黨委書記吧，誰也不能說他是壞人”，可他“到底是了解工人，還是了解工廠？”26不了解工廠，尚好解決，外行變內行，不是沒有。不了解人，就成了大問題?？墒牵?0世紀80年代的人是什么呢？又該怎樣了解？這些事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所以，《赤橙黃綠青藍紫》的重點，只能是劉思佳，而不是祝同康。

蔣子龍的本意也是要寫當代青年。應該說，這個目的達到了。寫工廠里的青年工人，當時不多，但也有，比如鄭萬隆的“當代青年三部曲”，等等。20世紀80年代的社會問題，核心之一就是青年。青年的問題，有生計的苦惱，也有思想的苦悶。思想的苦悶很復雜，源頭之一，就是所謂的“潘曉來信”。這方面的研究已經很多，無須饒舌。1979年，蔣子龍寫《喬廠長上任記》，還很樂觀，樂觀的原因無非兩點，一是科學管理，二是物質刺激。改革的目的就是效率。這種寫法后來成為“改革文學”的典范，比如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水運憲的《三千萬》，等等，講的都是效率。所以，盡管“沉重”，可畢竟還有希望。但到了《赤橙黃綠青藍紫》，骨子里，卻是悲觀。悲觀的原因是“青年”進入了寫作領域。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比如性別，后來就有了張潔的《方舟》，也有了張辛欣《在同一地平線上》。這些都不是“管理”也不是“物質”所能解決的。這些問題的出現，都要求文學突破題材的限制，尋求一種更為廣闊的表現空間以及相應的表現形式。比如像劉思佳這樣的人，既可能出現在工廠，也可能出現在鄉村。所以，文學革命，根子還在社會。從《喬廠長上任記》到《赤橙黃綠青藍紫》，只有三年，這三年發生了什么，不僅是社會史所要研究的，也是文學史需要關心的問題。蔣子龍當時曾有這樣的描述：“國家政治生活的動向發生了變化，許多概念都不一樣了。有些口號依舊，其內涵也有了根本性的改變。憲法改變了，婚姻法也改變了……社會政治生活的現狀改變了，群眾的輿論改變了，人們的興趣和追求也起了變化，新的憧憬與舊的習俗發生了沖突，新的觀念與傳統的道德發生了抗爭，新生活要破壞舊生活的軌道，有人積極去適應新的現實，有人則更喜歡舊的秩序。愛情、婚姻、家庭、倫理、道德、法律、風俗等等觀念都在有所改變，生活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人們的精神世界也處在一個十字路口。”27

當然，《赤橙黃綠青藍紫》寫的還是工廠，還是屬于工業題材范疇。這個時候的工廠，不同于《喬廠長上任記》里的工廠。不是整頓不徹底，而是出現了新問題。這個時候的工廠，搖搖晃晃，要么回到20世紀50—70年代，顯然，這不可能；要么市場化，但是20世紀80年代，市場化還未開始。

對于工業題材的文學來說，這時候的困難則在于，這一題材領域還能繼續生產什么樣的意義。像喬光樸這樣的鐵腕人物，集權力于一身，一旦延伸到其他領域，就會受到質疑，比如柯云路《新星》里的李向南。而劉思佳這樣的人物，在另外的題材中，甚至能得到更好的表現，比如路遙的《人生》。因此，工業題材的意義，是被時代限制的，并不是文學想要怎樣就能怎樣的。

這樣，工業題材越來越難寫，盡管還有作家在堅持，比如天津的肖克凡，但有影響的作品卻愈來愈鮮見。當然，也有例外，比如煤礦題材，有影響的作家有周梅森、劉慶邦、謝友鄞等人，但這些作品很多指向的是勞動的異化，異化和自由相關，而自由則是20世紀80年代最重要的概念。

所以，20世紀80年代，一方面是社會的再工業化，比如社辦企業的崛起，這里面當然有作家的熟悉程度，但另一方面則是文學的去工業化趨勢，工業化題材日漸枯萎。可離開工業化，現代化還剩下什么呢？

四、那么科學呢？

1982年，徐遲發表《現代化與現代派》一文，加入當時的“現代派”論爭。里面有段話比較有意思：“我們將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并且到時候將出現我們現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學藝術?！?8在徐遲的表述中，現代化與現代派構成了一種邏輯關系。徐遲對于現代派的真實想法暫且不論，但在他的表述中我們能感覺到的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現代化仍具有一種總體性的力量，并實際整合著社會和文化。那么，什么是現代化？按照官方的正式表述，是“四個現代化”，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僧斶@“四個現代化”進入文學領域，敘述上則表現不同。

工業題材已如上所說，遭遇到了意義生產的困難。農業，當社會實際進入小農經濟時代，現代化怎么敘述？20世紀50—70年代，現代化仍是農業愿景，因此，“農技員”的形象不時在文學中出現。29可是這個形象在20世紀80年代的小說中基本隱匿。國防，也就是軍事題材，由于80年代“安全”問題逐漸淡化，現代化好像也并不怎么被這一題材領域的敘述所重視。剩下的，就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了。

科學技術和知識分子有關，而知識分子題材，始終是20世紀80年代最熱衷的表現領域之一。這個領域的表述也有變化。從劉心武的《班主任》，再到諶容的《人到中年》，講的是知識的重要性以及知識分子的忍辱負重，而“反思文學”則更是使知識分子的慘痛遭遇得到全社會的同情，并成功地把中國當代史轉化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史。這里面不乏深刻之處，揭示出的是革命史錯誤的一面，其慘痛教訓不可不為后世銘記。而值得注意的，是王蒙的《春之聲》，在這篇小說中，“世界”這個概念開始進入文學。

《春之聲》并不是沒有故事，“這個小故事可以概括如下：一個探親過年回家鄉的科研干部，坐在一輛條件惡劣的悶罐子車里，本來有些不快，但沒想到在悶罐車中還有人放錄音機、學德語，這又使他快活起來”30。這個故事的素材來自王蒙的親身經歷，“不同的是我不是科研人員，我父親也不是地主，其次，我聽到的錄音不是德語也不是約翰·斯特勞斯的‘春之聲’”31。那么，為什么要進行這樣的虛構呢？王蒙對此作了詳細的解釋：“我主要采取了兩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我改動了小說主人公和錄音機主人的身份和其他有關狀況。請主人公擔任科研工作，又剛剛出國考察歸來，這樣，才能加強‘悶罐子車’給人的落后感、差距感，這種感覺的抒發不是為了消極失望，而是為了積極趕上去。我又加上了主人公的家庭出身、童年、曾有過的‘沒完沒了的檢討’等描寫，這樣不僅有了橫的、空間的對比（例如，歐洲先進國家與我國、北京與西北小縣鎮的對比），而且有了縱的、歷史的對比，有了歷史感，也就有了時代感。這種歷史感既回顧我們已經取得的進展和成就以增加信心，也痛心地記取我們走過的彎路，表達我們再不要重蹈覆轍的愿望，更表達我們珍惜已有的撥亂反正的成果，一定要把四化事業搞上去的決心。至于錄音機的主人，寫得虛一些，這樣也許比寫實了更真切也更耐人尋味一些，我又把錄音機的主人從男人改成一個抱小孩的女人，這樣，就增加了色彩，也強調了大家都在為四化而搶時間努力學習的熱勁?！?2虛構生產意義，但虛構可以有不同的選項，比如，主人公可以是王蒙式的文人，也可以是考察歸國的科研干部，當然，也可以是催討債務的郗望北式的人物，錄音機的主人也可能是長發披肩的青年，那可能更真實。所以，虛構和寫作者的“觀念”有關，并不是隨心所欲的。而王蒙如此虛構，有自己的想法，“幾個歌曲和樂曲，當然是為了‘歌德’，歌唱我們生活中的轉機。最后我寫道：‘如今，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都充滿著轉機，都是有趣的、充滿希望的和不應該忘懷的……’這就是小說的主題思想所在”33。

所以，《春之聲》盡管借鑒了“意識流”的寫法，但主題是明確的，邏輯也很清晰。王蒙自己也承認，“我不必否認我從某些現代派小說包括意識流小說中所得到的啟發”，但是，“我寫的，確實與某些西方意識流手法所表現的那種朦朧、神秘、孤獨、絕望、甚至帶有卑劣的獸性味道的純內向的潛意識完全不同”。34這是對的，“絕望”這個概念并不是20世紀80年代早期所要表現的對象，這個時候多的還是希望，而希望來自“現代化”的召喚。

小說主人公經過這樣的身份置換后，“世界”才可能就此呈現。岳之峰的出國考察，核心是“震撼”。如果我們考察20世紀80年代這些作家的出國游記，可以感覺這類“震撼”的存在。而在這一“震撼”中，世界的概念發生了語義的變化，更多指代的是“歐洲先進國家”，“第三世界”的意義開始淡化；而在這一世界面前，岳之峰深刻感覺到自己國家的“落后”，但落后導致的不是“挨打”，而是“貧窮”。這是非常重要的變化?！鞍ご颉笔?0世紀50—70年代焦慮的核心問題之一，在這一焦慮中，“挨打”和“安全”聯系在一起，并以此組織各種敘事。而在《春之聲》中和“落后”緊密聯系的卻是“貧窮”。只有在這樣的聯系中，“富裕”才可能真正獲得它的現代意義。也就是說，這一富裕從《鄉場上》的小農經濟和《芙蓉鎮》的小商業模式，上升到國家層面，也就此引進了現代化的概念。改革和開放在《春之聲》獲得了真正的統一，而這一統一只有在國家層面的敘事中才可能完成。

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現代化”首先意味著富裕，然后指向制度的改革，所以《芙蓉鎮》的結尾才會把小商業模式和現代化捆綁在一起，“山鎮上的人們啊，不曉得‘四個現代化’具體為何物，但已經從切身的利益上，開始品嘗到了甜頭”35。這是中國真正的改革史，通過對小生產者生活理想的征用，推動改革的進展，然后又陸續將其納入現代化的宏大敘事之中。所以，《春之聲》采用了“閑談”的敘事方式，通過對“閑談”的聽，論證了改革的正當性。當然，能夠聽到什么，這是經過敘事者過濾的，過濾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是為寫作者支配的。那幾年，王蒙整體上是樂觀的，這個樂觀，也是80年代前期的整體特點。所以，那個時候，王蒙很喜歡用“轉機”這個詞，不僅《春之聲》表現了“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都充滿著轉機”，而且，還用“轉機”這個概念評論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夜的眼》還有一個主題，這也是我在最近才明確的，就是寫了我們生活中的轉機。高曉聲同志的《陳奐生上城》的主題現在還在爭論不休。如果我來說，和他的本意也可能不盡相同，他是寫了生活的轉機。所謂‘轉機’，充滿了艱難，充滿著歷史的負擔，但又開始有了新的東西，大有希望?！?6所以，王蒙把《春之聲》看成“一篇真正‘歌德’的小說”37。當然，也有評論家對王蒙的這種樂觀頗有微詞，認為他在“幽默詼諧的外貌下，回避自己感受到的更尖銳的問題”。不過，王蒙并不同意，而是認為自己真正“成熟”了。這就是王蒙在《關于創作的通信》中和曉立（李子云）有關“少共”精神的爭論。也正是在這篇通信中，王蒙為自己“成熟”的辯護理由是“懂得了羊腿的價值”，“生產的發展，生活的提高，靠的不是驚人的高論或一時的熱血沸騰，而是持久的、耐心的、點滴的工作”。38這是80年代最早的關于革命和后革命的討論。

所謂轉機，無非是指歷史的轉折帶來了新的機遇，這樣，在敘事中就會相應加入時間的因素，這個因素就是對歷史的反思。這個反思，按照王蒙的說法，就是“縱的、歷史的對比……這種歷史感既回顧我們已經取得的進展和成就以增加信心，也痛心地記取我們走過的彎路。”39

在這樣的反思中，王蒙的時間脈絡是清晰的，也是理性的，的確不同于現代主義的非理性或潛意識（參照伍爾芙《墻上的斑點》）。這條歷史線索可以大致勾畫如下：華北的小山村－鐵匠鋪－北平－學生運動－沒完沒了的檢討－法蘭克福－噴氣式飛機－悶罐子火車。這樣的敘述想說明什么呢？重點是走過的“彎路”，這個“彎路”既是沒完沒了的檢討，也是無休無止的革命。可這里面有個問題，在王蒙的歷史反思中，“林震”（《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位置該怎樣安放？這就是曉立對“少共”精神的留戀。而王蒙則堅持“成熟”，告別“小林”，那么，“劉世吾”是成熟的嗎？遺憾的是，這場討論沒有持續下去，它涉及太多的問題。

這并不是曉立和王蒙的問題，而是20世紀80年代的問題。80年代并沒有給這些問題留下太多的討論空間，80年代關心的是現代化。所以，《春之聲》雖然難懂，40但非常符合20世紀80年代的主流精神，也就是王蒙說的“天心民意”。現代化重新規劃了歷史發展的路線圖，而在這樣的規劃中，所謂的“彎路”也清晰可見。革命的目的被重新提煉出來，就是現代，是富裕，而現代和富裕都需要開放。文學家的思考，遠遠領先于后來理論家概括的“吃飯哲學”。

現代化從來都是中國革命的題中之義、辯論的焦點，但是怎樣現代以及什么樣的現代化，卻意味著不同的歷史進路。當歷史被視為“彎路”，那么必然有一條更為正確的道路。20世紀80年代的反思有其深刻之處，歷史教訓實實在在地放在那兒?？稍诂F代化的總體性之中如何重新結構人和人的關系，則是一個更為重要也是更為困難的敘事主題。岳之峰的“震撼”，提示了80年代現代化真正的情感來源，震撼于“歐洲先進國家”的“噴氣式飛機”，也震撼于“悶罐子火車”的落后。貧窮構成改革最重要的情感動力。這是80年代極為真實的文學表現，無視這個真實，就是掩耳盜鈴式的理想主義，也就是王蒙所謂的“驚人的高論”?？墒牵罢鸷场崩锩嬉驳拇_包含著崇拜，這也很真實。80年代的崇拜，首先是一種物的崇拜，大到“噴氣式飛機”，小到“三洋牌錄音機”，這是80年代的“船堅炮利”。在中國現代史上，這樣的物的崇拜也是早已有之。而物的崇拜會導致制度崇拜，進而是意識形態崇拜。這樣的邏輯，在中國現代史上也是存在過的?？墒?，這一邏輯在80年代并沒有充分展開，文學家想得也沒有那么復雜。文學家不是先知，我們也不是，沒有人能預料歷史的曲折發展，那包含多種因素的復雜介入。文學家能夠把握的，是現代化這個概念能夠有效地重新組織并動員整個社會的改革，而改革的目的則是發展（富裕），也就是王蒙所說的“羊腿的價值”。

但是，怎樣現代的命題也依然存在，現代化是需要落實的。重新崛起的小農經濟是否能承擔農業現代化的要求，依然是一個問題。那么工業現代化呢？國營企業正在陷入各種各樣的困境，這一困境引起一些作家的思考，比如蔣子龍。離開這些現代化的基礎，王蒙“持久的、耐心的、點滴的工作”又該怎樣落實呢？

文學家能夠尋找到的答案，是學習，這就是《春之聲》中青年婦女的形象來源，在嘈雜的悶罐子火車里堅持學德語，無論這樣的描寫如何生硬，但的確折射出了20時世紀80年代真實的一面，聯系那個時代狂熱的英語熱、出國熱等，你就不能不承認，學習是80年代同樣重要的一個概念。這就是“師夷之長技”的當代翻版。

王蒙說的“轉機”是重要的，它使得20世紀80年代生機勃勃，也使這個時代感覺到了發展的各種可能性。而現代化則是一個有效的判斷概念，它可以用來判斷制度的有待改善，也可以用來提高生產效率，它可以用來克服貧窮，也可以用來推動社會發展。一項可能的研究是，80年代的現代化這個概念是怎樣運用的，指涉的是哪些對象，而在實際的運用中它和現代化的本義又是否一致。但不論怎樣的研究，都可能說明在80年代現代化是一個有效的概念，盡管這個概念的所指逐漸空洞。但也唯其空洞，才可能被填注進各種語義，并以此臧否社會。但另一方面，現代化和“歐洲先進國家”的緊密聯系，卻并不空洞，它促進了80年代的學習熱情，但也開始逐漸動搖這個時代的自信。

五、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

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它的前期，文學和現實的結合非常緊密，但有些地方還是會出現裂痕，這些裂痕都不大，只能算是縫隙。但即使是縫隙，也給我們提供了一些討論空間。

20世紀80年代，最好寫的是農民，因為在鄉村改革中農民獲得了某種自主性，這非常符合80年代崛起的主體性理論，所以作家和批評家都會在那里找到社會乃至自我的期許。最不好寫的是工人。80年代工人的自主性是什么呢？這個問題，批評家好像沒有什么討論，但作家繞不開這個問題。在20世紀50—70年代的工業題材脈絡中，所謂工業主要是寫工人。離開工人，工廠很難寫。80年代重新崛起的工業題材文學碰到的就是這個問題，離開工人，就只能寫工廠的管理，在管理者的視角下，工人一定會變成“問題工人”。蔣子龍從管理者的視角轉向被管理者，對這些“問題工人”給予了足夠的理解和同情，但再往下寫確實很困難。這樣，在文學和現實之間，就會出現縫隙。

社會的再工業化實現了嚴格的管理。管理沒有問題，即使是20世紀50—70年代管理也很嚴格。只是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再工業化中，所謂的嚴格管理導致的是工人的“勞動力”傾向，尤其20世紀是90年代以后，對這類工廠管理進行“深描”的不是文學，而是社會學。在社會學的“深描”之后，才是文學，比如曹征路的《那兒》。但《那兒》接續的是左翼文學的批判傳統，這個傳統不可能在80年代復活。當然，即使在今天，曹征路也沒有被這個所謂的文學界所接納。

另一方面，工人的“勞動力”傾向，也不可能被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所完全認同，不被認同的原因，主要不是左翼的理論支持，而是不符合80年代的主體性理論。一個缺乏自主性的工人形象很難承擔通向未來的重任。更何況，傳統社會主義的理論慣性還在，多多少少制約著單純的管理者視角。所以，當蔣子龍回到工人之中，就不可能無條件地支持這種所謂的“科學管理”。所以，一方面是社會的再工業化，另一方面則是文學逐步地去工業化。蔣子龍之后，我們很難看到有影響的工業題材的作家和作品，包括蔣子龍自己。

一方面，現代化作為一個總體性的概念，實際上在重新組織社會，也在重新組織文學。但另一方面，問題也隨之出現：怎樣現代化？

鄉村改革，固然打開了重新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但小農業的經濟形態，能否承擔農業現代化的使命，還是個問題。工業現代化，離開工人，這個現代化怎樣描寫？它一定會導致文學追問：誰的現代化？當然，這個追問不會在20世紀80年代出現。但追問不會停止，因為工業化一直在生產意義，問題是生產什么樣的意義。最困難的仍然是：誰是主人？這個問題牽涉到社會主體的選擇，也是迄今為止最為艱難的理論思考。

離開農業和工業，現代化的主要立足點自然傾向于科學和技術，這方面，既有《人到中年》《春之聲》這類小說，也有《哥德巴赫猜想》《李四光》等報告文學?？茖W和技術，涉及的是知識分子，即使所謂“反思文學”，講的主要也是知識分子的故事。因此，所謂“春天”，在文學表現中主要還是知識分子的“春天”。這和知識分子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遭遇有關。但是，離開經濟，知識分子有再多的想法也很難落實。所以，在實際的概念使用中，“現代化”的所指逐漸空洞，但是作為能指反而日趨活躍，可以指向任何一種有待改革的領域。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現代化逐漸轉移到兩個領域，一是政治現代化，二是人的現代化。政治現代化要求的是制度改革，這個改革強調的仍然是效率，推動的是反官僚主義（比如人浮于事）。比如水運憲的《三千萬》、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等等，即使高行健更具現代派色彩的《車站》，內含的仍然是效率。人的現代化，則是對“干涉”的拒絕，內含著對自由的要求，比如李陀的《余光》、馮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等。對“余光”的拒絕，即是對他人干涉的拒絕。這樣的寫作，發展出自由一脈。像這樣的內涵，是否還屬于現代化的范疇，事實上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借助于現代化這個能指，文學表達出了更為廣泛的改革訴求，這個訴求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更為廣闊的社會思想等領域。

但是，現代化仍然有其特定的概念內涵，即使作為一種控制性的觀念，這個觀念也會被現實世界所規定，這不是個人可以隨意控制的?，F代化是有方向的。這個方向就是“歐洲先進國家”。當“歐洲先進國家”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大他者，并實際控制了我們的想象，觀念會繼續上升為意識形態。雷迅馬將其概括為第三世界“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并說“在大量學術術語的背后，現代化理論的核心部分的那些概念都集中在以下幾個互有重疊互有關聯的假設之上：（1）‘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互不相關，截然對立；（2）經濟、政治和社會諸方面的變化是相互結合、相互依存的；（3）發展的趨勢是沿著共同的、直線式的道路向建立現代國家的方向演進；（4）發展中社會的進步能夠通過與發達社會的交往而顯著地加速?！?1對于20世紀80年代來說，雷迅馬概括的第三、四點可能尤為重要。

現代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勢必會倒逼經濟的變革，所謂工業現代化，也會從單純的管理制度進入所有制的改革。這個改革，就是20世紀90年代?？墒俏膶W已經開始遠離工業這個過于敏感的題材領域。

但問題仍然存在，這個問題就是：如何現代？怎樣現代？什么樣的現代？追尋現代貫穿了一百年的中國現代史，從而結構了一個現代中國，但追尋一個什么樣的現代同樣貫穿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之中。從現代化到現代性，不僅僅是單純的概念變化，它表征出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對現代化的反思，是追尋什么樣的現代的思想表現。這可能也是汪暉提出“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問題背景之一。而在80年代，對現代化的反思也已經開始，這就是1985年開始崛起的“尋根文學”。

注釋：

1 魏金枝：《前言》，上海十年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編：《上海十年文學選集 · 短篇小說選（1949—1959）》，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版，第XVII頁。

2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七五年七月）》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136頁。

3 蔣子龍：《“重返工業題材”雜議——答陳國凱》，《蔣子龍文學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頁，轉引自李靜：《社會主義文化與科學話語的復雜張力——蔣子龍工業題材小說綜論（1975—1982）》，《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2年第5期。

4 參見吳?。骸董h繞文學的政治博弈——〈機電局長的一天〉風波始末》，《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6期。

5 參見李靜：《社會主義文化與科學話語的復雜張力——蔣子龍工業題材小說綜論（1975—1982）》。

6 李海霞：《新的科學與人性信條的誕生——對新時期改革文學的再認識》，《文學評論》2010年第6期。

7 李靜：《社會主義文化與科學話語的復雜張力——蔣子龍工業題材小說綜論（1975—1982）》。

8 張帆：《從“機電局長”到“喬廠長”——蔣子龍與改革初期的文化政治》，《東方學刊》2020年第3期。

9 參見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頁。

10 任犢、奚文熙：《“外來人”帶來的是什么》，《學習與批判》1973年第4期。

11 無為：《喬廠長與外來人——〈喬廠長上任記〉與〈外來人〉的比較研究》，《外國文學研究》1984年第4期。

12 參見張帆：《從“機電局長”到“喬廠長”——蔣子龍與改革初期的文化政治》。

13 對杜兵的詳細分析，參見石岸書：《“群眾”的再想象與改革寓言的生成——重述喬廠長的故事》，《文藝理論與批評》2022年第1期。

14 蔣子龍：《重返工業題材雜憶——答陳國凱》，《蔣子龍文學回憶錄》，第59頁。

15 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張志英編：《蔣子龍代表作》，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頁。

16 吳亮：《變革者面臨的新任務》，《上海文學》1981年第2期。

17 魯和光：《談現代管理科學——從兩本小說講起》，《讀書》1983年第1期。

18 厲以寧、馬國川：《股份制是過去三十年中最成功的改革之一（上）——厲以寧談股份制》，《讀書》2008年第5期。

19 蔣子龍：《赤橙黃綠青藍紫》，張志英編：《蔣子龍代表作》，第221頁。

20 蔣子龍：《赤橙黃綠青藍紫》，張志英編：《蔣子龍代表作》，第271頁。

21 同上。

22 同上。

23 黃平：《〈機電局長的一天〉〈喬廠長上任記〉與新時期的“管理”問題——再論新時期文學的起源》，《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5期。

24 蔣子龍：《赤橙黃綠青藍紫》，張志英編：《蔣子龍代表作》，第257頁。

25 同上，第277頁。

26 同上。

27 蔣子龍：《誰的心里不鳴奏著生活的交響曲》，《不惑文談》，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88、89—90頁。

28 徐遲：《現代化與現代派》，《外國文學研究》1982年第1期。

29 李哲：《倫理世界的技術魅影——以〈創業史〉中的“農技員”形象為中心》，《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30 王蒙：《關于〈春之聲〉的通信》，《小說選刊》1980年第1期。

31 同上。

32 王蒙：《關于〈春之聲〉的通信》。

33 同上。

34 同上。

35 古華：《芙蓉鎮》，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228頁。

36 王蒙：《在探索的道路上》，王蒙等：《夜的眼及其他》，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頁。

37 王蒙：《關于〈春之聲〉的通信》。

38 曉立、王蒙：《關于創作的通信》，《文學評論》1980年第6期。

39 王蒙：《關于〈春之聲〉的通信》。

40 參見王蒙：《關于〈春之聲〉的通信》。

41 雷迅馬：《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