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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陳平原老師七十大壽之年。商務印書館推出了24卷共44種包含了文學史、學術史、文化史、教育史各領域研究專著及散文隨筆集的皇皇巨著《陳平原文集》。這是學界一大盛事，因為“陳平原教授的學思歷程”，也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人文學術演變的“一份生動的時代證言”。

很難相信，陳老師已經七十歲了。他一直活躍在學術研究的前沿領域，他的勤于著述、著作等身，學界有目共睹。作為二十年前師從陳、夏二位老師的老學生，我想從學術研究和專業話題的側面，說一說我所知道的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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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零后”正青春

我第一次見到陳老師是上個世紀末，他到山大做講座。大講堂里座無虛席，當講座開始陳老師從外面走進來時，滿場都是“這么年輕啊”這種感嘆。陳老師講的是“五月四日那一天”，用各種資料、數據、細節及背景分析帶領大家“回到現場”，讓我第一次了解了“五四運動”這個被看作中國現代史開端的大事件發生的原因、具體過程以及相關人物所起的作用。不僅是那些林林總總的歷史細節引人入勝，陳老師那種不避繁瑣地考掘史實的功夫和反復追問事實真相的執著，更加令人欽羨、著迷。

2000年我進北大時，感覺如果不是站在講臺上，陳老師會在校園熙熙攘攘的學生中泯于眾人。他常常背著雙肩包，捧著一大摞書出入北大圖書館，不認識的話簡直看不出他是老師。陳老師的夫人夏曉虹也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有一次陳老師帶陳夏師門的同學們去百旺山游玩，山路上有人上前，給行進中的大家拍了張大合影。照片中，陳老師興致勃勃地走在一側。我的一個好友看到這張照片，指著陳老師說“這位同學看起來年紀有點大”，我大笑說這是陳老師啊。我朋友說，怪不得，我還奇怪這里面為什么沒有老師呢。

那時的陳老師雖只有四十多歲，卻已在學界成名多年。1988年，陳老師與黃子平老師、錢理群老師合作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一出版就引起學界強烈的反響；同年，陳老師的博士論文以《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為題出版；1989年，陳老師撰寫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刊行，這幾部力作的橫空出世，使三十出頭的陳老師即成為當時最為知名的年輕學者。

也許是少年成名，讓陳老師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等“新青年”們別有一種惺惺相惜的認同。他曾經在課堂上給同學們一一列舉出1919年時從最年輕的胡適到最年老的魯迅的年齡，“五四”之所以是一個青春洋溢、狂飆突進的時代，從某一方面說，也是因為在《新青年》上發表那些文章的人們，是真正的“新青年”啊。在陳老師看來，五四留給今天的國人最大的思想遺產在于其懷疑精神，他借用魯迅筆下狂人的追問：“從來如此，便對么？”認為晚清及五四的“疑今”與“疑古”，是當時時代的最強音。“用批判的眼光來審視歷史與現狀。敢于并善于懷疑，‘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持強烈的自我批判立場，此乃晚清及五四的時代特征，也是其最大的精神遺產。”

陳老師對“五四”的研究，與他對現代中國大學史的研究互相映發，互補互勘，已經超過二十年，至今仍是《未完的五四》。在陳老師看來，“未完成性”正是五四的魅力所在。在他本人身上，既常常折射著梁啟超的“少年中國”、陳獨秀的“新青年”，以及李大釗的《青春》夢想，也不乏“五四”那代人“壁立千仞的姿態以及自我批判的立場”。他的“五四”研究之所以能進入大眾閱讀，顯得格外有魅力，也正是因為那不僅僅是書齋里外科手術式的冷靜剖析，更融合了以意逆志的“了解之同情”，和感同身受的情感代入與思想認同。“五四”經得起后人的言說、審視，甚至毀譽，自有其不朽價值。陳老師在我們弟子眼中，哪怕是已屆古來稀的七十“高齡”，仍是一位不折不扣，懷揣著理想和激情的“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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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性情不逾矩

在陳老師身上，除了其引人注目的“新青年”特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其文人雅趣。他在2017年生了一場大病，病中以寫字作為修養身心、排遣病痛之方，不料竟別辟新界，在文人書法上自成一家。不但此后陳老師自己各種著作的出版都由陳老師親自題寫書名，還在臺北、北京、潮州、廣州等好幾個地方辦過小型書法作品展。他的書法不是獨立意義上的書法藝術展示，而是與書籍裝幀、文字趣味相伴而行，醉翁之意不在書法，在乎藉書寫來寄托情趣。他還在閑暇中“玩”過瓷器，把書法和傳統詩文與瓷器結合，制作了一批有他法書的筆筒、茶杯分贈師友門生，令人愛不釋手。

說到文人氣，不能不提到《千古文人俠客夢》。而這部滿紙刀光劍影，縱論豪杰游俠的書稿，竟然在廣州火車站被劫，“紙上談兵”的陳老師卻只能束手興嘆，畢竟是書生啊！但是在學術領域，陳老師卻是縱橫馳騁的猛將，這部以武俠通俗文學作為研究對象的著述，冠以“武俠小說類型研究”的副標題，一下子就提升了通俗文學研究的理論色彩。十年后，當這本書由新世界出版社再版時，陳老師不僅又加進了兩篇新的研究論文，還獨具匠心地把自己關于圖文研究的創獲與武俠小說研究相勾連，在章節之中插入了陳洪綬的《水滸葉子》和任熊的《劍俠傳》的精美圖畫。豪杰與游俠，圖像與文字，得以在書中相映生輝。

除了在水墨書寫和圖像研究中有陳老師揮灑不盡的文人氣，陳老師的散文寫作也是自成一格。作為學者，他很重視品位的高雅，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他的文章往往是不俗而能通俗，在知名學者中，他的書可以說是大眾讀者極多的，做到了雅俗共賞。有些文章看似平淡，不經意，背后其實都有陳老師在文章上的經營和苦心，沒有一篇是敷衍粗糙的，都有用力之處和筆墨趣味。陳老師的隨筆散文，在我一路看來，感覺是越寫越好，真的是“七十從心所欲而不逾矩”了，既能暢所欲言，又極其嚴謹有分寸，平淡而近自然。套用陳衍對“學人之詩”的描述，陳老師的散文，也是“證據確鑿，比例精當”，是真正的“學者之文”。在陳老師著述中，也有多部散文隨筆集，其中記人言事，細膩有情，堪與桐城雅潔之文媲美。因此也可以說，陳老師是合“學人之文與文人之文”二而一之，這是一種難以企及的藝術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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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事不嫌小”

過去三十年中對現代中國的學術史研究，陳老師也是中堅之一。他不僅對章太炎、王國維、梁啟超、蔡元培、魯迅、胡適那一代二十世紀初的學者不斷“追憶”，表彰學術，兼志思慕，也對自己在中大和北大的導師及學界長輩，都有極其細膩生動豐富的回憶文章，感念自己在年輕時候受到各位師長的提攜鼓勵。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十年前陳老師六十歲的時候，在接受一個媒體訪談時，就著重談到要給年輕人機會。陳老師自己在培養學生上面是花費了大量心血的，他不但對自己在北大、港中大、華師大所帶的弟子盡心盡力，還為普通高校學子大聲疾呼，希望國家給以資源上的投入。

陳老師關注教育問題，不僅僅是作為研究課題，更是現實關懷與踐行方式。他和夏老師二人的吃穿用度都很普通，也不購置豪宅，卻曾毫不張揚地多次在各個學校以捐贈的方式回報社會，捐助教育。就我所知道的：

2018年，在中山大學中文系捐資設立“吳陳饒紀念講座”基金，紀念他在中大的三位導師吳宏聰、陳則光、饒鴻競。

2019年，陳老師以父親的名義，在家鄉韓山師范學院設立“陳北國際交流獎學金”，資助家鄉的孩子讓他們有機會走出去看世界。這是陳老師向韓山師范學院捐贈家庭藏書后，回饋家鄉的又一善舉。他說：“我們家三代教書，深知教育是最好的‘投資’。”“所謂‘教育投資’的巨大回報，主要不是金錢，而是知識、教養與人格。家人如此，家鄉也不例外。潮州并不富裕，韓師也不完美，但潮人重視教育這一傳統，在這一方水土上可謂根深蒂固。具體到個人，我相信兩句大白話：一是‘為善最樂’；二是‘做好事不嫌小’。”

2023年，陳老師和夏老師在中山大學中文系設立“陳夏獎學金”，以獎勵研究生年度優秀論文。

回首陳老師四十多年的學術研究之路，不僅是與時代的大潮同頻共振，更帶有鮮明的個性特征和豐厚的人文內涵。從1980年代“三人談”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在學界引發“重寫文學史”熱潮，到2010年代以來的“重建現代中國人文學”，陳老師從反思現代文學學科開始，一路走來，打通古、近、現、當代的文學史研究，并向學術史、教育史、五四運動史等領域伸出人文學者的觸角，旁及圖文研究、都市文化研究、甚至網絡時代的人文觀察等等，經過上世紀九十年代以民間之力舉辦《學人》《文學史》，以及依托北大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創辦的《現代中國》等學術輯刊，在人文研究領域聚合了一群包括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甚至日韓與歐美漢學研究的精銳學術力量，以跨學科的問題意識為共同特色，將學院派的近現代文學研究推到了一個令學界矚目的高度，并積累了“走出現代文學”，重建“現代中國人文學”的巨大能量。

無論學問文章，還是知行合一，陳老師在我們做弟子的心目中，都是高山仰止，是我們愿意終生追隨的人。衷心祝禱陳老師青春永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