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文藝》2024年第3期｜加拉巫沙：剛剛好
一
竹鞭呼呼響，隨時落下來。
執鞭者個頭適中，穿中山裝，剪板寸頭，發質粗硬、花白，像點綴著淺淺的雪。出于害怕，站成一排的小人兒往后縮，隊伍的直很快歪斜了。他不在乎直線或斜線，鷹似的梭巡著，凡臉和手臟兮兮的必挨一兩鞭，啪、啪啪地打在攤開的手掌上。鞭打時，隱忍者一下就過；哭喊者會多挨，外送一句“小兔崽子”的罵。當時，我們不知道“法西斯”這名詞，若知，絕對將他的姓狠狠地拿來搓揉，喊他“賀法西斯”的。不過，我們還是搜腸刮肚，將他納入厲鬼的序列——“聶茨（nyitci）”，故喚他“賀聶茨”，即賀鬼。
完畢，他噌噌噌走到屋檐下，去敲垂吊著的一截鐵軌。那鐵軌銹跡斑斑，似臘肉，讓嘴饞的我們產生無盡遐想。
叮當當，叮當當……
他是偏遠彝區一個教學點的校長兼老師，隸屬甘洛縣則拉公社。
課堂上，他講的內容，我多半忘了。從語言的根性上講，小人們壓根不懂漢語，而作為漢人的他又不懂彝話，所以，教與被教、授與被授仿佛都是對牛彈琴，合不到一個熔爐里來，離鍛造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夢想遠著哩。學校配有姓阿色、丁惹和沙馬的三位彝族民辦老師。往往，語文和數學課先由賀聶茨教幾遍，等學生能從頭至尾背誦后，再由彝族老師口譯成母語，如此循環的結果是，有的真懂，有的似懂非懂。當然，不排除有學生騰云駕霧去了，哪管你這些方塊字和阿拉伯數字。期中和期末的分數下來，人人都得分，由賀聶茨按單科成績賞罰，零分的罰十鞭，一至三十分的罰五鞭，三十至五十分的罰兩鞭，五十分以上的賞水果糖。糖的那個甜，天哪，能把童年甜死。它是從賀聶茨的褲兜里慢慢掏出來的，好像他穿著一條魔褲，取之不竭，甜之不盡。他兜里還鼓著，但從外面拍了拍褲兜，說：“下次，拿分數來換！”
回到家，斗字不識半個的父母臉上綻放著花：“啊吧吧，我娃厲害，可背一本書。”不管父母指認哪篇課文，娃都要從第一篇依次起背，直誦到所抽查的最后一個字才停止。腦瓜子活泛的家長察覺到了荒唐，一張紙上的字，咋念老半天？娃娃學著賀聶茨的樣搖頭晃腦，搬出他的話：溫故而知新。家長不懂何意，又是一種對牛彈琴的場景，雙方臉上卻漾著滿意和驕傲的笑。
數學的加減法十分麻煩，數字超過二十，意味著小人兒的手指和腳趾已算干數盡，再無實招和硬招了。起先，賀聶茨允許學生用小石子和小木棒來湊數，后來，他發明了小竹棍數數法，要求家長仿制，所謂靠山吃山、靠竹吃竹。這土辦法好。家長的一臂之力，將權責、情感及手藝都融入了娃們的學習里。
父母砍來竹子，截取等長和等細的竹棍，將鋼絲頭燒紅，咝咝鉆眼兒，用麻繩串成圈，往娃的肩膀上一掛，別說二十的數，就連一百以內的數都可隨便加減。十多個娃從各自的寨子出發，不約而同地涌向學校時，奔跑的腳步聲、小竹棍間的剮蹭聲及竹棍與身體的磕碰聲嘈嘈雜雜，急成一團，也擠成一團，像紛紜騰突、馬鳴蕭蕭的遠古戰爭。
下午放學，娃們像佩著子彈帶的童兵，又是一陣聲響的騷亂，嗒嗒嗒，漸行漸遠。只要五六個娃縱隊奔騰，山路邊的牧者和土地上的勞動者是能聽到動靜的。這時候，娃們成了時間的代名詞，牧者知道快要牧歸了，勞動者知道快要收工了。當然，他們之前稍加留意的話，學校的鐵軌早當當地敲過，悠悠揚揚，傳遍山野。
越往高年級走，數學課越讓賀聶茨傷痛腦筋。一位數的乘法，學生勉強能夠應付，但兩三位數的卻漫無頭緒，師生怎么共同努力也枉然——當地土語說“笨得屙牛屎”，是也。賀聶茨和三位民辦老師商量，干脆開個家長會，集思廣益，尋出一個良策來。開會那天，賀聶茨精神抖擻地講啊講，幾乎把嗓子說啞了，只見土灰灰的家長呆頭呆腦，不知所云，才曉得他們都不懂漢語啊。彝姓阿色的老師站上堡坎，吃力地翻譯校長講解的內容。家長開始竊竊私語，這下真的聽懂了。我們在旁邊戲耍，不時嘻嘻地聽著。賀聶茨將手背在身后，踱來踱去，以為民間馬上貢獻出大智慧，配合著學校把學生培養成才。
拿出來的方案讓人既欣慰又傷感，跟智慧不沾邊，甚至將愚拙放大了無數倍，是徹骨的一種痛。大意是：娃們的學習夠好的了，當家長的相當滿意，他們不愿再為難賀老師；再說娃學那么多干嗎，將來做買賣時能認字、識秤和算錢，不被別人坑，已算賀老師桃李滿天下。
賀聶茨愕然，定在那里不說話，像一根木樁。良久，怒罵“朽木不可雕”。但見每張純樸且真誠的笑臉，他的心軟了下來，幾許酸楚，幾許同情。
自那以后，賀聶茨的課前訓話不再關注學生的臟臉和臟手，而是盯著誰的乘法口訣表應用得如何。他出的題目花樣繁多，最愛用蛋、雞和一些山貨舉例，要求學生對答如流，立即算出能賣多少錢。讓他大失所望者才挨鞭子。進了教室，繼續訓話，又是罰站，又是講題，叫我們非弄懂不可。那些賬單被我們倒來倒去，一些人成了富翁，一些人當了乞丐。讀望天書和算望天賬，誰敢堪比？
學生可塑性強，幾經周折，兩三位數的乘法難題被攻破，幾乎人人會，個個懂，只等著去攻克除法的堡壘了。期末考試，小人們的成績一下子沖進了全公社的前三甲，引得其他五六個教學點的校長自愧不如，恨不得找個地洞鉆進去。公社安排賀聶茨介紹經驗，他始終繞山繞水，應付了事。
全公社的教學點生源類同，盡是彝家娃，除了公社及其附近教學點的娃略懂些漢語，其余的你說砍腦殼，他們也聽不懂的。這就意味著，賀聶茨的教學確有制勝的秘籍：與其按教學進度嘩啦啦教完，讓學生一問三不知，不如悶鼓加重槌，讓學生起碼在教學的某環節上像響鼓和重槌，咚咚震天。再不濟的話，他們長大了，進城做個小買賣，不至于成為語言上的啞巴和數字上的瞎子。
這高分的奧秘里藏著些許無奈。無奈之下，賀聶茨記住了家長可憐和可嘆的既最高又最低的期盼：認字、識秤和算錢，別連男女廁所都不識，跑錯了門。
“蟄吉蟄(zhetjjyzhet)。”賀聶茨苦學彝語，很多方面雖詞不達意，但他最愛將這句漢譯“剛剛好”的話掛在嘴邊。
三十多年后，我想起他的經典動作，右手掌攤開，從前額往后捋黑白相間的硬發，似乎那是一把梳子，邊梳邊笑著說：“蟄吉蟄。”接著用漢語補充，“剛剛好，剛剛好。”
二
知道綽號“賀聶茨”是他學彝語后的事。他不責怪誰，說：“我不當‘聶茨’，你們將來就得當‘聶茨’。”
我過去看到，他吃的是大米飯，后來注意到，在多半的時間里，他跟彝民一樣吃苞谷飯和洋芋坨坨。再后來，他養了幾籠子雞，去公社辦事時抱一兩只去賣，零零碎碎，掙點外快。他十分在意的穿著也在逐漸發生變化，除了的確良白襯衣和呢子中山裝，天藍色的卡其布料衣褲已完全農村化，補丁縫補丁，看起來，只是比農民的干凈和板正而已。他熨燙衣褲的那套土法曾經風靡一時，將衣褲搭在長長的板凳上，毛巾覆之，再用裝滿開水的鐵盅盅往前壓，不妥的地方，重復便是了。他的褲子最好看，勻勻的，抖抖的，直直的，兩條若隱若現的褲線從上而下，好似褲的脊梁，又似刀的鋒刃。農民沒學會這套熨燙法之前，他們的褲兒怎么看都像皺巴巴的腌菜。
舉手投足間，他越來越像個農民了。
山里的彝人信奉萬物有靈。家人生病，得請高人或遣送或驅趕或捉拿附在病人身上的“聶茨”。盡管人民公社的“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抓得緊，但學校附近的人家總要在夜晚悄悄舉行的。起始，賀聶茨不請自去，想看稀奇。按規定，整個儀式結束前，必須送幾塊燒肉給“聶茨”，并派人將“聶茨”的象征物——草偶、泥偶或畫著怪異符號的木板送到野外的隱蔽處。某次，他主動承攬了這項輕巧的移送任務，病人三日后又恰巧痊愈。這下，賀聶茨聲名大振，仿佛他是藥引子，立竿見影，藥到病除。那些遠遠近近的寨子里，大凡搞儀式的家庭，私下都差人去邀他。
我家在諾蘇澤波，離學校最遠。有一回，家里給奶奶扎草偶，我負責去請賀聶茨，借他的威力向虛幻世界縱橫捭闔，讓所有魑魅魍魎統統滾蛋。還在羊腸小道上時，他老愛提問，從學生的回答里幾乎掌握了諾蘇澤波在讀的和適齡兒童的基本情況。到寨子后，他并未急著去我家，而是叫上我和幾個同學去串其他戶主的門。每訪一戶，他總要掏包，散發幾顆水果糖。客套話說完，彎彎繞繞，設法繞到教育的話題上去，唯有讀書高嘛。這天黃昏，他斜挎著的褪色的帆布包像潘多拉的盒子，給他帶路的我們像中了魔怔，心心念念包里面的糖。
等天光暗黑，賀聶茨給我們各賞了一顆糖。
參加儀式的約兩個時辰里，我家人十分尊重他，盡可能用簡單的彝語跟他交流，大拇指蹺了數十遍，夸他是個好老師。
他是無神論者，送草偶的時候，套用學生起的綽號說：“主人家噢，‘聶茨’走了，再也不來了。”一語雙關，暗合民心。
回程的路上，他獨自前往。漆黑的山那邊，電筒的光忽閃忽閃，多么像蒼穹中璀璨的某顆星，或成為迷茫者、迷惑者和迷失者的指引。我站在家門口，看著那束光漸漸隱沒于山林，最后消失在了山的另一邊。那刻，我暗下決心，往后的私底下，不再叫他賀聶茨，而是規規矩矩、恭恭敬敬地喊賀老師。長大后，我想像他的電筒般當束穿越黑暗的光，像他般當個穿過黑夜的人；也正如他，手執光明，照亮前路，去更遠的地方，耀更亮的光。
他心頭裝著教育，是個好校長、好老師。此乃正面之說。
不知道節約來干啥，像個乞丐，想吃那塊送“聶茨”的肉吧。此乃負面之說。惱人的是，還有人給他編了個極含鄙視的綽號“賀什虎（shefu）”，“貪”和“饞”的狀貌活靈活現，令人作嘔。漢文稍好些，意為“賀燒肉”，乍一聽，疑是紅燒肉的音。
在很長的時間里，兩種論調較勁兒，雄起雌伏，雌起雄伏。后來，三位民辦老師不忍心校長被抹黑，擠牙膏似的泄露了些秘密：賀校長省吃儉用，暗中資助了六名計劃輟學的優等生。再者，他利用送別“聶茨”的機會，苦口婆心地改變了十多個家長讓孩子輟學和退學的想法……
“賀校長不允許我們講出去，他也跟家長打過招呼，不得外傳。”
“哦。”
“嗯。”
細細想來，也是啊，他要訪問的人家若無學生和適齡兒童，他絕對不會去送那些“聶茨”象征物的。其意圖多么明確，趁機通過家訪，一則減低輟學率，二則確保每年招生時有潛在的生源。畢竟，在大山里活蹦亂跳的學齡兒童中，并不是每個孩子都會得到命運的眷顧，背起小書包，高高興興地去上學。
他做的更多善事，幾年之后才慢慢揭曉。
記得我讀五年級上半學期的那年，因病休學兩個月。其間的三個周日里，賀老師和阿色老師來給我補課，師生甚是融洽。這天，恰遇我父親給左鄰右舍的男子剃頭，賀老師說，他也剃一個。父親說，農民頭丑啊，千萬別剃。賀老師固執，哪個說勞動人民丑，我跟哪個急。見他認真，勉為其難的父親只得答應，吱吱吱，咔咔咔，千篇一律的鍋蓋頭發型大功告成。
在場的人哈哈笑。
賀老師邊笑邊問：“像農民不？”
父親奉承著答：“還是像老師。”
“不對，不對。這才像農民嘛。”
他歪著頭，右手的五指猛地插進上面的頭發，前后左右地撥弄。“蟄吉蟄！”先用彝話感嘆，馬上補齊漢語，“剛剛好，剛剛好！”
我注意到，賀老師頭頂上的白發比過去更多、更密了，似深深的雪，前后抖，雪未落；左右抖，雪亦未落。他種下希望，收獲幸福，卻逝去了絢爛的年華。
三
別小看語境，時間、空間、情景、對象和話語前提多么重要。
五個年頭來，我和很多娃在學校、家庭和純粹彝民的社會里切換兩種語言模式，但終究，除了能識讀課本上的漢字，日常漢語仍舊無法表達，偶爾說上幾句，也壓根兒不懂意思。我們靠超強的背功，將課本篇目和內容鐫刻在了記憶的深處。至于發音準不準、計算對不對，倒在其次，反正夠拼的了。我們酷愛音樂課，遺憾的是，賀老師安排得太少，這跟他有副破嗓子相干。他教的歌屈指可數，其中的一首困惑了我三十多年，直到在網絡上查詢到歌詞，才恍然大悟。
我是公社小社員啦
手拿小鐮刀呀
身背小竹籃
放學以后去勞動
割草積肥拾麥穗
越干越喜歡
啊哈哈，啊哈哈
……
歌詞較短，旋律優美，節奏歡快。但賀老師口耳相授的緣故，我除了懂得“放學以后去勞動”，其余的一概不知怎么發音。今天唱來，仍是我幼年想當然填的詞，不彝不漢，離原本的詞義離題萬里，甚至莫名其妙。你聽：
我是公蛇小蛇員啦
小拉小拉哆呀
掃把掃角呀
放學以后去勞動
姿采姐姐甩賣甩
越干越喜歡
啊哈哈，啊哈哈
……
我以為，歌唱一位叫“姿采”的姐姐，她由蛇變幻而來，扎著烏黑的小辮子，放學以后，最愛給學校掃地。舉此例，我是想強調語境和語言的重要性。
在彝語的環境里，學校教學及賀老師的漢語似一把銳劍，刺進了我母語的空氣里，接踵而至的是知識、科學和文明，且開發了一大批娃的心智、興趣乃至愛好，為未來步入漢語世界打下了基礎。跟我一樣的學生是幸運的，我們最起碼在漢語、識字和算術上超越了父輩，將來做小買賣，絕不會當傻瓜了。
前輩憨厚、純樸和木訥，送娃進學堂的目的那么干脆，那么實用主義。我輩讀書，仿佛不是為自己而讀，而是為了他們，成為給他們打下手的眼睛、嘴巴和腦子。依此來看，讓娃讀到小學畢業，算是家長有相當能耐了。是的，盡管賀老師一邊節衣縮食資助學生，一邊奔走呼告規勸家長，可五年前同屆的六十多個學生，臨畢業時已不足二十人，其他一至四年級的學生也零零星星，輟學率飆高，剎不住。教學點的使命可謂分崩離析，無可奈何花落去。送走我們畢業班后，教學點被撤并了。娃讀書，必須去單邊行程兩小時的公社里。
聽說，家長捶胸頓足，念賀老師的好，咒公社干部的壞。
又聽說，賀老師憑借民族教育之功，調到縣城附近的一所小學任教導主任，專攻教學。兩年后，他調回老家仁壽縣，到底積德累功，葉落歸根了。
我和賀老師五年的相逢，終究成了一生的分別，從此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參加工作后，我驚奇地發現，幼年的同學和校友絕大部分雖然當了農民，但他們的后代無一例外地被強迫著去讀書，唯恐孩子胸無點墨，怒其不爭，哀其不幸。而當年那些未曾進過課堂的同齡人，則少管子女是否入學，家里的錢要緊，讓娃重復他們的命運和生活。拿兩者比較時，我恍惚覺得賀老師正提著竹鞭吭哧趕來，揮一下，一枚種子，再揮一下，又是一枚種子。原來，他早在我們的啟蒙時期，種下了一枚枚夢想的種子。只不過，少量的種子在我這代人的身上萌芽，更多的蟄伏著、孕育著、希望著，在隔代人身上“一經造化手，各若矜春華”。
賀老師啊，是你帶著我們兩代人去了明天，去了春天。
現在，我仿著你的經典，將手伸進頭發，代你說彝語口頭禪“蟄吉蟄”。此外，我要向世間宣布你的尊姓大名：賀剛。
一切那么合適，一切都剛剛好。
加拉巫沙，1969年生于四川涼山，彝族。有作品發表于《民族文學》《天涯》《廣州文藝》《天津文學》《四川文學》《滇池》《邊疆文學》等刊物，曾獲第十七屆滇池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