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袁微子先生

袁微子寫給朱雪丹的第一封信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圖書館里，珍藏著厚厚一摞103封書信（復制件），寫信的是一位老編輯——人教社已故編審袁微子。收信的人，是浙江省小學語文名師朱雪丹。

袁微子（1913-1991年），浙江桐廬人，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學語文編輯室原主任，是一位編輯家和語文教育家。教育家顧明遠先生稱他為“繼葉圣陶、呂叔湘之后語文教育的又一代宗師”。袁微子寫給朱雪丹的第一封信，是1980年9月邀請她參加在北京香山舉行的“14省市中小學教材改革座談會”，這時候二人尚不熟識，一個是語文教科書的主編，一個是讀者和一線教師，字里行間還滿是客氣。

“朱雪丹同志：我們定于十月下旬請教育部出面，召開十四省市小學教材改革座談會，座談的內容主要交流小學語文通用教材一至三年級的試用情況和意見，交流識字、閱讀、作文和基礎訓練等教學方面的經驗，重點交流識字教學的經驗。在交流的基礎上，研究討論小學教材一至三年級試用本改為正式本的方案。”（1980.9.12日信。下文無特別注明的，均引用自103封信）

香山見證師生緣

信中所提到的“小學通用教材”，是指由教育部于1977年開始組織編寫的“文革”后第一套全國統編小學語文教材，主編就是袁微子本人，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小學語文教育、教學和教材編寫，幾乎是貫穿袁微子一生的事業。

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在浙江教育界已經有一定名望的袁微子調入人民教育出版社。這一兩年，與他同時來出版社的，還有全國各地各個學科的近百位文化干部，都由中組部、教育部從全國選拔、征調，可謂一時之選。從1955年至1966年，袁微子一直在人教社語文一室（后來的小學語文室）從事小學語文教材的編寫，先后參與了“文革”之前多套全國通用小學語文教材的建設。小學語文是人教社建設最早的學科之一，編輯隊伍的陣容也是頗為強大的。先后有辛安亭、朱文叔、劉御、陳伯吹、蔣仲仁、陸靜山等知名的專家、學者，老社長葉圣陶更是對小語教材編寫有很深的造詣。袁微子在與他們的共事中受益良多。

從1977年起，年過花甲的袁微子重新回到“文革”中斷多年的小學語文教材隊伍，并成為當之無愧的核心骨干。在教育部的統一組織下，他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優秀教師一起在西苑飯店、香山飯店夜以繼日地苦干三年，編寫出版了“文革”之后第一套通用教材，并于1978年秋季陸續投入使用。1980年7月，在大連召開的全國小學語文教學研究會暨第一屆年會上，他當選為副理事長，由此成為全國小學語文教學界實際上的領軍人物。

為了獲得一線教學對新教材的各類反饋意見，袁微子和同事們需要不斷地開展調查研究，持續地完善教材。不負眾望，這套小語教材經過多次修訂，質量不斷提升，一線教師也越教越順手，成為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期內最為穩定的一套教材，從1978年投入使用一直到1995年才最終退出歷史舞臺。但是好的教材僅僅只是第一步，袁微子更加孜孜以求的，是想從根本上破解小學語文教學長期效率低下的難題。袁微子一生敬仰的老師葉圣陶先生，在1980年的小學語文教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給大家出了一道題：

“現在大家都說學生的語文程度不夠，細究起來，原因是多方面的。語文教學還沒有形成一個周密的體系，恐怕是多種原因之中相當重要的一個。語文課到底包含哪些具體內容？ 要訓練學生的到底有哪些項目？ 這些項目的先后次序該怎么樣？ ……諸如此類，現在都還不明確，因而對教學的要求也不明確，任教的老師只能各自以意為之。”

作為葉圣陶、呂叔湘等人之后語文教育的新一代領軍人物，袁微子非常認可葉老關于語文教育體系不夠周密的看法，自覺地承擔起了“答卷人”的角色。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拼盡全力奔波勞累，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廣泛團結小語教學界的同仁，一心努力構建和傳播一個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新體系”。

朱雪丹當時是浙江省杭州市安吉路小學的一名教師，也是上世紀70年代末浙江首批小學語文特級教師之一，已經躋身名師之列。在試教袁微子主編的小學通用教材之后，她就小學二年級的課本《藍樹葉》公開發表了一篇課堂實錄，充滿靈氣的教學設計讓人耳目一新，也讓袁微子對這位“浙江小梅蘭芳”（江蘇省特級教師斯霞被譽為“小學教育界的梅蘭芳”）格外矚目。在深入了解她的教學業績后，袁微子認為朱雪丹代表著小學教學改革新的發展方向。

“一提到浙江的小學語文教學改革，我總會很自然地聯想到你，那是因為你的幾個課堂教學實錄使我深受啟發。最近看了《浙江教育》上對你刻苦用功的介紹，印象就更深了。……總希望浙江能出一批像你一樣的小學教學專家，為后一代造福，為新中國爭氣。”（1980.9.17）

朱雪丹沒有讓袁微子失望，她在1980年深秋香山召開的這次教材工作座談會上，介紹了自己在小學低年段識字教學和讀寫訓練方面的探索經驗，獲得了與會者一致好評。而她也有幸見到了葉圣陶、呂叔湘等語文教育界的泰斗級人物，以及斯霞、袁瑢、劉曼華等這些在“文革”之前就已經成名的語文名師，并當面向袁微子請教了很多教學困惑，得到的答復也讓她茅塞頓開、如沐春風。從袁微子隨后的信中，能夠感受到這次會面對朱雪丹震動很大，也更加堅定了她獻身小語教學事業的決心。一老一少也由此結下了“師生緣”。

“我不避淺陋地談論小語教學的理想，你默默地聽，一次兩次的記著，記著，有你的筆記為憑，我感到江南有了事業上的旅伴。……我老了，別無遺產，只有一份熱愛小語事業的心，而且深信不疑。尋尋覓覓，何處是芳草？ 見到聰慧的你，特別是那樣執著地愿意忠于這一份事業，我怎不歡欣萬分？”（1980.11.13）

也就是從這次會面后，二人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書信往返。這正是改革開放后思想大解放的“黃金十年”，也是袁微子領導全國小語教育界開展教學改革轟轟烈烈的十年。通過這些書信，我們得以從另一個角度觸摸到這段火熱的歷史。

漫步八千云月路

“我最近做了一件你要為之驚奇的事。我在王老師那個班上，上了一課，是第十冊《在仙臺》。不少人不是叫‘深難重’嗎，還說我們在高樓里編書，主觀主義，左的東西在作怪。我賭了一口氣，就‘下樓’去上它一課。”（1981.5.15）

1981年5月，經過精心的準備，袁微子在北京朝陽區和平里二小上了兩節公開課《在仙臺》，以此來示范語文教學大綱的貫徹落實。這堂課的教學實錄整理出來，發表在《人民教育》等報刊上被廣大小學老師揣摩分析。實況錄像也被大量復制，在全國進行傳播。后來，它的影響還走出了國門，日本廣島大學教授森本正一將此作為中國小學語文教育的范例進行專題研究，做了一篇《中國小學閱讀教學》的論文，在日本全國語言教學的大會上進行了宣讀。袁微子也向朱雪丹表達了對日本學者治學精神的由衷感佩：

“他從我的教學中總結出五條教學原則，雖然與我的設想不完全相符，但也可以看出日本人治學的嚴謹和刻苦來。我們國家有誰研究過一篇日本人的教學實錄呢，真夠慚愧的。”（1983.8.19）

對于一位老人來說，這樣的親身示范畢竟只能偶爾為之。他更多的精力是奔走于全國各地的教研現場，那里有無數教師在眼巴巴地期待他，往往出一趟北京就要連軸轉，日程排得滿滿當當，再回家就是半個月甚至一個月以后了。80年代初與袁微子共事于小語教學研究會的顧明遠說：“當時正值‘文革’以后撥亂反正時期，新的教學計劃和語文教材剛剛出版。新的教學計劃怎么把握，新教材如何教學，大家都很迷茫，需要專家的指引，袁先生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比如，1987年春天，袁微子應邀去云南講學，半個月內先后在大理、昆明聽了很多課，做了四次學術報告，他在信中說：

“主要是聽說云南語文教學一直沒有上路，而且辦了不少集中識字班，我想去傳播一下通用教材的體系，希望也能引起老師們注意。這個目的靠了四次講話，算是基本上有個良好的開端，據說影響相當大，要傳達到全省每一位小語教師。”（1980.3.20）

游走于各地課堂一線，接觸了大批一線優秀教師的探索課例，袁微子總能將觀察所得上升到更高的理論層次，總結提煉，并在更大范圍內進行傳播、推動。所以，他的講學從來都是新意迭出、實用解渴。各地教研部門也非常重視對他講學成果的持續利用，往往前腳剛走，后面就會根據錄音將講稿整理出來，印發到各校，組織更大范圍的學習、討論。每過兩三年，也會有出版社及時將他在各地講話進行整理、編輯，正式出版發行。

袁微子深知自己對教學一線的巨大影響力，不敢有絲毫懈怠，也不敢停止思考和創新的腳步，用他自己的話說：

“我守住一條，不炒冷飯，不講重復的話。所以總是在講之前開夜車，搞得很累。”（1983.5.14）

每到一處講學，他總是反復修改自己的講稿直到最后一刻，方敢直面成百上千雙充滿希冀的眼睛。在夏日悶熱的火車上，他會一直蜷身在過道上的小茶幾上，連續幾個小時翻查資料、整理思路，忘記了喝水和吃飯；提前到了講課地點，他會謝絕當地的游覽安排，把自己關在小屋子里，手持一桿紅筆認真修改完善講稿，一干就到深夜。他不忍心對求知若渴的教師群體有任何敷衍，也不愿意放過任何一次聽課、調研的機會。

像一團火，點亮了小語教學研究的天空

在信中，袁微子多次提到超負荷的工作嚴重加劇了自己的衰老，視力下降、容易疲勞，牙齒壞得很厲害，但他依然無法停止腳步。

“偶爾有幾個朋友來看我們，都一致勸我要‘量力而行’，該逛逛公園，在家里躺躺了。我知道這純屬好意，可絲毫減輕不了我思想上的精神負擔。我如今是被客觀現實推到了舞臺上，不把這一幕演到推到后臺決不能休止的。”（1988.3.21）

袁微子深知要改變一線語文教學長期效率低下的局面，單槍匹馬絕對不行，一定要拉起一支骨干隊伍。在全國范圍內的學術會議、一線調研座談，也是他不斷發現和挖掘人才的過程，每當看到有中青年教師敢于突破“老框框”，勤于思考，善于在日常教學實踐中總結出規律性的東西，他就特別興奮。不少一線名師主動投于他的門下，希望在他的指引下為小語事業奮斗終身，北京特級教師王秀云、浙江朱雪丹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一旦確定了“師徒名分”，他也從不客氣，總是像“催債”似的不斷逼迫徒弟們學習教育理論、撰寫教學筆記、整理課堂實錄、參加科研項目、參與書稿撰寫……“作業”到手，他又點燈熬夜進行認真的點評、指導、反饋。

“你樂意寫點教學筆記，這是你聽話的表現，好樣的。但老師的要求不低，你可不許哭鼻子。寫筆記，是整理自己的思想，促使自己從實際經驗中提高認識的好辦法。……每則筆記要有一個重點。這意思是，不妨有非重點的內容，但重點要明確。”（1983.1.6）

語文教學如何實現發展語言和發展思維的辯證統一，這是袁微子在各地講學、研討中與一線教師們反復探究的核心問題。80年代中期，他率領一批全國優秀教師對此開展了一次聯合科研攻關。課題是“小學語文教學和兒童認知發展”，由教育部立項，研究成果由浙江教育出版社結集出版。

“新安江的會議看來要在十月中旬才能開起來，浙江教育出版社為了這些論文，在人力、財力上給以大力支持，這樣高的氣魄、境界，使我十分感動。但愿論文質量能夠好一些，為小語教學改革實驗開出一條路來，便喜出望外了。”（1985.10.1）

1985年的深秋十月，袁微子帶領來自全國六個省份的老師們在新安江水庫邊閉關半個月，一篇一篇反復修改打磨大家的課題論文。在大家的集體評點審核下，所有的稿子都經歷了顛覆性的修改，每個人幾乎都曾改稿到凌晨，有的改到了五六稿方才獲得通過。朱雪丹還記得袁微子當時鼓勵大家的話：“做學問可沒有喝咖啡那么輕松！ 一篇好文章往往不是寫出來，而是改出來的。做學問要舍得下功夫。年輕時，我在開明書店跟葉老學編輯，葉老就是這樣要求我們，磨煉我們的。”最終，這些科研成果結集成《小學語文教學和兒童認知發展》一書出版。不少論文后來在全國性評比中都獲得了大獎。更重要的是，這次學術活動被看作小學語文教學科研的真正起步，一線教師開始將實踐經驗上升到學術的層次，一支兼具教學實力和科研能力的隊伍在全國逐步建立起來。

生命的最后十年，袁微子大力推動的另外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也可以被稱作“種子計劃”或者“星火計劃”。他最早關注到的，是山東省教研室舉辦的骨干教師“辯證唯物主義讀書班”。

“我想告訴你的是，山東朱敬本同志正以省教研室名義在青島舉行辯證唯物主義讀書班，參加的是骨干教師。他們打算分四步走，先請山東師大哲學系的老師講一講辯證唯物主義的主要觀點，接著骨干教師重點發言，接著看課，研究如何貫徹，最后大家寫體會，我覺得這樣做極好。”（1984.7.29）

受其啟發，并在袁微子的積極推動下，浙江省教育廳從1984年至1990年連續舉辦了十期的“小學語文教學研究班”（每期半年），除了面對省內的骨干教師，袁微子還推薦一部分外省市的青年教師前往受訓，前后一共有350余名教師從之江畔的這所“小語黃埔軍校”結業。教研班的舉辦理念和課程設置，無時無處不滲透著袁微子的心血。首席講師和班主任就是朱雪丹，袁微子只要出差到杭州，也一定會抽時間親自授課。該班沒有文憑學歷，不與任何待遇掛鉤，學習條件很艱苦，學習任務很緊張，但所有的學員都甘之若飴、終身難忘，因為在這里是真的長本事。這些骨干們就像“種子”一樣，學成回到當地，都會帶動周邊教學改革水平上一個臺階。袁微子親眼見證了河北承德市小語教研水平在幾年之內的快速發展，其中就有浙江教研班學員的貢獻。

“在杭州學習過的老師，有位黃志民，她這次做了一課《找駱駝》，很有點特色。幾次在杭州學習的有好幾批，有的回來任教導主任，有的任教研員，也有的仍當教師，進步都很大。”（1988.5.15）

全國億萬小學生的恩師

盡管袁微子從沒有承認自己對家鄉浙江的小語教育有“偏愛”之心，但客觀來說，他生命最后十年的“學術歷程”，與浙江這片土地的交融是更為密切的。由于袁微子調任北京之前，曾在浙江杭州初級中學、杭州師范學校都任教過，也在省文教廳任過職，所以幾代浙江語文人要么是他同事，要么是他學生輩，淵源都頗深。尤其是當1979年浙江開始恢復評選特級教師，羅云仙、朱雪丹、程玲、邵起鳳、林眉云等一批中青年骨干涌現出來，正好也是袁微子急需一線合作伙伴的時候，大家迅速攜起手來。其中，朱雪丹與袁微子之間的師徒情誼更是一段無比感人的教壇佳話。朱雪丹本身已是浙江小語界的佼佼者，但她謹遵師訓，努力突破自己，埋頭學習鉆研教育理論，聯系教育實踐，從試教、整理課堂實錄到分析教學情況，兩年中整整寫出27本教學筆記。這些筆記都隨信寄給袁微子，他都一一細看，并作了很多批注，如“老框框”“又是一個老框框”“教學改革首先要轉變教育思想”“好”“好極了”……除了朱雪丹，還有一大批浙江小語名師都受到過袁微子不同程度的點撥和教誨，譬如杭州安吉路小學、東園巷小學、天長小學等名校，都曾有袁微子長期蹲點指導的實驗項目。家鄉有這樣一批好學上進的優秀教師，一群積極主動、滿懷改革熱情的校長、教育局長、廳長，袁微子自然是“舉賢不避親”，把這片土地作為踐行自己教育理想的最佳“試驗場”，幾乎每年都會來浙江親臨指導。而浙江老師只要有機會去北京出差，也盡量抽空到沙灘后街袁微子的家中進行拜訪、匯報和敘談。

浙江人對自己的小學語文教育是“引以為豪”的，逐漸出現了浙派語文、浙派名師的說法，他們認為浙派語文是有“教統”的。就新中國成立以來浙派小語的開創者而言，大家都首推從浙江走出去的袁微子先生。整個80年代，他的足跡幾乎遍及了浙江的農村、山區、城市和海島，不僅親自為浙江培養了一大批小語名師，還直接促成了“精致、和諧、大氣、開放”的浙派名師風格的形成和發展。1988年深秋，袁微子以75歲高齡再赴浙江講學，在杭州授課完畢，又奔赴黃巖、寧波等地。旅途漫長艱辛、饑寒交迫，極度疲憊之下心臟病突發，本該急速回北京救治休養，可他為了完成對寧波教育界的承諾，堅持帶病在寧波作完學術報告。當他返回杭州時，兩腿連邁步都十分困難，需要兩個小伙子架著才能挪動。回京經過多方搶救，方才脫離危險。但自此以后，他只能臥床靜養，連下樓都變成了奢望，直至兩年后病逝。可以說，他的學術之旅實際上是在家鄉浙江劃上了句號。他最后留給浙江教育界的衰弱背影讓人心疼不已，那戰斗到最后一息的形象至今還常常被人追憶。

1987年，74歲的袁微子離職休養，不再擔任出版社的行政職務。按理說，年邁多病的他可以好好歇一歇，頤養天年了。但在兒子袁放的眼中，父親離休前后沒有什么變化。他幾乎每天都抱著一摞材料去辦公室，又抱著一摞材料回家，晚上還是對著一摞材料忙碌。

“父親常說，編輯就是作者背后的裁縫。（教材）每句課文每個詞都記錄著父親一生追尋的足跡。（各地師生）給父親的信如錢塘潮一般，每天都是一批，甚至信封上只寫北京和父親的名字就能收到。父親一直每信必復，連孩子的來信也認真回復。”

在高強度的伏案工作和不停歇的書信交流中，袁微子卻一直沒有時間系統整理自己的學說體系，除了一系列散篇論文和學術講稿合集外，他沒能留下一部學術著作。他舍不得把有限的時間來為自己干“私活”，寧肯用自己的筆給與他相識不相識的小學老師、教研員甚至小學生回信，為他們答疑解惑，探討課本使用中發現的問題，樂此不疲。

時代在發展，教育要創新。1991年5月，當袁微子去世之時，飽含他多年心血主編的新一套人教版義務教育小學教材正在投入實驗。這套教材延續1978年以來小學通用教材的優點和長處，同時極大汲取了十余年來一線教學改革、實踐的優秀成果。這套志在面向21世紀的小語教材受到了一線師生和社會各界的普遍好評，在全國超過80%以上的學校持久使用，直到2005年左右徹底“退役”，惠及了上億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有人因此將袁微子稱之為“全國億萬小學生的恩師”，這是對一位從業近40年的教材老編輯最高的贊譽，他當之無愧！

2013年，朱雪丹將自己精心收藏的103封書信原件捐贈給浙江桐廬縣檔案館。桐廬是袁微子的家鄉。她說，這份編輯和讀者之間的寶貴記憶，應該屬于整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