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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經典作家專刊——金庸
    來源:文藝報 | 湯哲聲 新垣平  2024年03月25日08:31

    金庸,本名查良鏞,生于1924年3月10日,浙江海寧人。他于20世紀40年代移居香港,50年代起以筆名“金庸”創作多部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包括《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記》等。其小說屢被翻拍為影視作品,享有“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的贊譽,部分作品還被翻譯成英文、法文、韓文、日文、越南文及印尼文等在海外流傳。今年是金庸先生誕辰100周年,本報特邀請兩位金庸研究專家撰文,以此紀念這位武俠小說大師。

    ——編者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

    ——金庸小說的價值評估與當代意義

    □湯哲聲

    眾人爭看金庸小說、萬人空巷看《射雕英雄傳》電視劇的盛況,已經成為時代的記憶,然而,金庸小說的魅力始終不減,不僅影響了當下中國武俠小說的創作,也是影視劇取之不盡的題材。金庸的小說作品屬于武俠小說的范疇,該門類的作家作品不計其數,為什么金庸的小說歷久彌新,成為中國文學經典?我認為,原因不僅在于金庸小說的價值觀念和美學表現超越其他武俠小說作家作品,也在于金庸小說為中國傳統小說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新的范式。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金庸小說的底色

    司馬遷的《游俠列傳》和《刺客列傳》給中國俠文化增添了鮮活的人物形象。漢之后,中國俠文化出史入文,中國俠義文學就成了中國俠文化主要的表現者和傳播者。儒家文化是中國主流文化的核心,其思想內涵和表現形態都與俠文化天然地融合。君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成長過程,可以外化為俠客修煉門派平地揚天下。正因為如此,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國傳統俠義文學主要承載的文化思想,從《水滸傳》一直到上世紀初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均是如此。上世紀30年代,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是中國武俠小說的創新之作,中國道家文化與中國俠文化開始融合在一起,而金庸的小說則是中國俠文化與中國傳統主流文化思想的一次全面融合。

    金庸小說將中國俠文化融入中國傳統主流文化的不同支脈體系之中,產生出了不同的文化表現,并在遞進中發展。金庸小說從儒家思想起步,《書劍恩仇錄》《碧血劍》還是《水滸傳》的傳統,將江山與江湖、君子與大俠聯系在一起。他的第三部小說《射雕英雄傳》是武俠小說文化思想的一次飛躍,將墨家思想與俠文化融合在一起。郭靖呈現的是墨家非攻兼愛、腳踏實地的一面,黃蓉呈現的是墨家機靈巧變、細民細作的另一面。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小說對儒家儒生采用了嘲諷的態度。《神雕俠侶》主要表現道家思想,順其自然、至情至性。故事發生在程朱理學盛行的宋代,而楊過所叛逆和批評的恰恰是程朱理學中的規矩和觀念。《天龍八部》是一部武俠奇作,是俠文化與佛家文化的融合。中國傳統文化中,佛家文化與俠文化最難相容,俠文化要的是出世、出手,佛家文化要的是放下、消弭。正因為如此,中國傳統的俠義小說中幾乎沒有以佛家文化為主的價值取向。金庸的《天龍八部》可能是中國最早深刻表現佛家文化的武俠小說。這部小說闡釋了佛家思想的三個觀念:一是萬事皆有因果,因而無人不冤、有情皆孽;二是成敗皆因緣分,因而前世注定、后世徒勞;三是人生就是過程,因而功利仇怨、空障而已。《笑傲江湖》誕生于特殊的寫作背景,解讀的是時代中的政治文化。作品中的角色為人真誠、處世逍遙和講求原則,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態度和人生態度。《鹿鼎記》是金庸的最后一部小說,也是金庸小說文化思考的一次超越。他已經不局限于以某一種文化形態思考問題,而是上升到從國民文化的高度來分析社會。民本思想、社會融合、國家安寧是這部小說重要的思想訴求。這部小說里沒有大俠,從另一個角度看,甚至可以說是一部“反武俠”的武俠小說。金庸創作了15部武俠小說,每一部小說讀來皆有韻味,且越讀越讓人入迷,因為他的小說有文化的承載,并不斷地創新。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和彰揚,給金庸的小說帶來了深厚的底蘊。以黃宗羲為代表的史學思想和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思想是浙東文化思想的核心。家國情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浙東文化思想則把以民為本視作為家國情懷的本質,發揮主觀自覺精神“致良知”是浙東文化思想的靈魂。從浙東的文化思想出發,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金庸小說始終將安民作為最大的社會訴求,而不是一家一姓的所謂“朝廷”;為什么金庸小說始終將真誠和良知視作天下之公,而非什么僵化的規范、規矩;為什么金庸小說不以正邪觀念為依據,而是以實際性、實踐性知人論事;為什么金庸小說中的大俠從來都有海納百川的胸懷,以及兼容并蓄的自創武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予了金庸小說深厚的內蘊,浙東文化思想則給予金庸小說更多的價值判斷和表現形態。

    新文化的接受構造出武俠小說的“人的文學”

    1997年,金庸與池田大作作過一次對話。在這次對話中,金庸對魯迅、沈從文等新文學作家給予了高度評價,并說自己深受其影響。自“五四”新文學登上文壇起,就對中國通俗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很多優秀的武俠小說作家融入新文學的創作手法,創作出大量優秀的武俠小說作品,比如白羽、王度廬等人。與這些作家相比,金庸對新文學的創作方法有著更為深透的認知和更為成功的實踐。

    傳統的武俠小說大致上分5種:復仇、情變、奪寶、爭霸、行俠。模式對武俠小說來說,既是故事情節的線索,也是文學類型的標識。換言之,武俠小說之所以被稱之為“武俠小說”,就因為有這些模式及其形成的故事形態。金庸的貢獻在于創建了寫人的模式,并以此統領武俠小說的5種模式。金庸小說依據一種“成長模式”來寫人,即以人物的成長作為小說的創作中心。“成長模式”確立了小說以寫人為中心的創作觀,不同的“成長模式”表現出人物不同的成長道路,不同的成長道路也就寫出不同的人物個性,表現出不同的人生欲望。金庸小說能夠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能夠化解武俠小說的各種模式,把人和事都寫活,根本原因就在這里。但在我看來,金庸小說的“成長模式”中更具獨特價值的還不是人物表現出的各異性格,也不是他們因不同“機緣”而獲得絕世武功的過程,而是性格各異的人如何實現了較好的人格設定。寫人物、寫性格還只是金庸小說“成長模式”的顯性表現,創造不同的人格設定才是他的“成長模式”的價值所在。

    論儒家人格,我們想到了陳家洛、袁承志、蕭峰;論墨家人格,我們想到了郭靖、黃蓉;論道家人格,我們想到了楊過、小龍女;論佛家人物,我們想到了段譽、虛竹;論為人真誠、灑脫,自然想起令狐沖;論機緣極好的市儈人物,自然想起那個以義氣為原則的韋小寶。金庸小說的人物不僅性格各異、形象多樣,而且都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烙印。如果將這些人物與新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相比較,就會發現,金庸不是在反抗傳統文化中寫人性的壓抑,而是在設定的文化中寫人性的張揚;不是現實社會的批判中寫人性的摧殘,而是在現實社會中寫人性的必然。從這個角度而說,金庸小說人物的性格和形象實際上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格設定。

    寫人模式的確立,使得金庸小說的結構更具有邏輯性。金庸的小說是章回體例,章回長篇小說的結構一直有著令人詬病的問題。確立寫人模式后,章回長篇小說結構的問題自然就解決了。當以人物形象塑造為中心,無論小說花開幾枝、表述如何,都是在展示人物性格。同樣,當所有故事情節都圍繞人物形象塑造展開,小說結尾的問題就迎刃而解。因為人物形象塑造完成,小說的故事自然就會結束,依據人物形象設定的情節不會枝蔓和贅敘。如果放置于中國傳統小說發展中,說金庸小說完成了中國章回小說的現代性建構,這樣的評價或許不算謬贊。

    武俠小說少不得武功的描述。當將寫人模式引進到武俠小說后,金庸也就創建了人生武功的新境界。中華武功進入俠義小說大概是從《水滸傳》開始,到了民國武俠小說家手中,武功的描寫已經豐富多彩。但是這些武功不管怎樣描述,基本上是招式和套路的描述。這些招式和套路,金庸小說中也有。但是真正體現金庸武功特點的是那些糅合人生、性格的武功。《笑傲江湖》中寫獨孤求敗20歲以前用青鋒之劍,取其銳利剛猛;30歲以前,他用紫薇軟劍,取其靈巧機智;40歲以前,他用玄鐵重劍,取其大巧不工;40歲以后,他用的是木劍,此是萬物皆為劍的境界;而到了50歲,他不用劍了,用的是劍氣。這說的是用劍的五個階段,可仔細想想,這哪里是講劍,明明是講人生,講的正是人生的五重境界。更為高妙的是,金庸還將武功與個性結合起來寫,郭靖練的是死功夫的降龍十八掌,黃蓉打的是靈巧的打狗棒,歐陽鋒最厲害的武功是蛤蟆功,小龍女揮灑的是飄帶小鈴鐺。楊過最高的武功是他自創的黯然銷魂掌。這一套黯然銷魂掌直抵心靈,是發自內心深處的武功。招式和套路再奇妙都是死的,只有與人生、性格結合起來,才有靈魂。

    大雅大俗使得小說旨趣妙遠

    從素材上說,金庸小說是歷史武俠小說。將江山、江湖聯系在一起,是中國武俠小說的一個傳統,這方面武俠小說史上已有很多優秀作品。金庸小說超越前人的地方在于他的小說展現出的歷史觀。金庸小說的歷史觀首先是中華大一統的歷史觀。在《鹿鼎記》中,以臺灣為代表的前明小朝廷雖然是漢族政權,卻是割裂國家的,金庸對此給予了嘲諷與批評。其次是反戰。在《射雕英雄傳》中,郭靖和成吉思汗有一次關于誰是英雄的對話,郭靖明確地說,真正的英雄不是殺戮,而是安民。清朝以后,中國的武俠小說基本上是漢族中心論,而金庸小說提倡的是民族融合論。金庸小說中的少數民族形象不再是野蠻和落后的,而是相當可愛、可敬。金庸明確反對以民族身份劃分敵我,提倡民族融合、共生共存。這樣的民族觀念在《天龍八部》中的蕭峰身上有著精彩的演繹。金庸對歷史有濃厚的興趣,如果是單做學問的話,他應該是位歷史學家。金庸的社會身份是報人,一手寫小說,一手寫社評,這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他的工作常態。選擇歷史武俠小說作為創作文類,并從中展開深刻的社會思考,是這位報人型作家的必然選擇和必然呈現。

    金庸出生在江南的世家,明清時科甲鼎盛。僅康熙一朝,家族中就有10人中進士、6人居翰林。康熙曾手書“敬業堂”和“澹遠堂”分賜查家,更給查家題聯:“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淵源深厚的家學培養了金庸獨特的人格、氣質和修養,他對自己的先祖也極為崇敬。章回體武俠小說中的“章回”是小說的兩條“眉毛”,把這兩條“眉毛”畫好了,下面的“眼睛”就會更有神。金庸采取的方法是用詩詞寫回目,其中寫得最精彩的是《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鹿鼎記》的回目。《倚天屠龍記》的回目是每回一句,每句7個字,全書40回,合起來就是一首古體詩。《天龍八部》是寫詞,全書分5卷,每卷的回目合起來就是5首詞,分別是《少年游》《蘇幕遮》《破陣子》《洞仙歌》和《水龍吟》5個詞牌。根據小說的內涵寫詩句回目,要涵蓋小說的內容,這需要才華。更體現出金庸才氣的是《鹿鼎記》的回目設置,它取自金庸的先人查慎行的詩詞集《敬業堂詩集》中的聯句。從這本詩集中,金庸挑了50句聯句組成了小說50回的回目。這意味著回目出自別人之手,要根據回目的要求來編故事,回目與回目之間還不一定有聯系,但是整個故事的因果關系卻是緊密相連的。

    金庸在《東南日報》《新晚報》和《大公報》工作的時候就是編副刊、寫隨筆,涉及各種生活知識。當寫武俠小說的時候,這些知識和才藝都融入他的小說,因此他的小說常常帶給我們特別的欣喜和愉悅。比如,他的小說品過很多花,其中最精彩的是《天龍八部》中段譽與王夫人論茶花。又如,武俠小說少不了酒,《笑傲江湖》中祖千秋論酒與酒杯的關系,是一種酒文化的深刻闡述。至于說到吃,當然是《射雕英雄傳》中黃蓉給洪七公做的食品最為精彩。值得一說的是,金庸小說中寫這些花草飲食,絕不是單純地寫其中之趣,還包含著學問。《俠客行》中寫俠客島人士每年臘月初八請中土人士上島喝“臘八粥”,在中土人士看來,被請喝“臘八粥”是件冒險的事,互相推辭不敢去。其實,這些中土人士沒有真正認識到喝“臘八粥”的含義。釋迦牟尼正是農歷臘月初八在菩提樹下“得道”,俠客島請人在這一天到島上喝粥,是為了讓人“得道”。因為那里有套絕世武功等待破解,破譯以后有機會成為武功高手。可惜這些人并不了解“臘八粥”背后的文化含義。

    金庸曾立志做一名電影編劇,也曾下過一番苦功。1953年,金庸編劇的《絕代佳人》上映,可看作他的編劇夢的實現。運用形象語言說故事,在金庸小說中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是他小說的開頭與結尾,幾乎都是電影語言。傳統的章回小說基本上按照時間展開敘事,金庸小說卻大量地運用空間敘事的方法。《飛狐外傳》中商家堡的大廳事變,《射雕英雄傳》中郭靖和黃蓉在牛家村的“密室”觀察,均是典型的案例。《連城訣》則完全是空間藝術的表現,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偵探懸疑小說中的密室脫困。金庸年輕時曾當過圖書館管理員,閱讀過很多外國作品,例如莎士比亞的戲劇以及大仲馬等人的小說,這些閱讀經驗在他的小說中留下了痕跡。《鹿鼎記》中的韋小寶有著莎士比亞戲劇中弄臣的影子,唐泰斯式的隱忍和復仇在金庸小說中甚是出彩,例如《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

    論雅,金庸小說有出眾的才華;論俗,金庸小說寫出了茶米油鹽的趣味。既能“行而上”,又能“形而下”,這是金庸小說能夠覆蓋社會各階層讀者的重要原因。

    金庸小說的當代意義

    金庸小說的影響已遠遠超越文本,成為一種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文化現象。在中國百年文學發展史上,能產生這樣影響的通俗文學作家作品并不多見。與我們熟知的中國百年文學史上很多經典作家作品不一樣,金庸的小說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與傳統美學的傳承、創化和發展,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文學的經典融合,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時代性。金庸小說之所以擁有大量的讀者,之所以能不斷地被IP化,且經久不衰,同樣也是因為他的小說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與傳統美學。中國讀者從中能夠體會到家鄉味道,能與作品中的是非針砭、美丑甄別產生情感共鳴;國外讀者從中則能夠感受到東方文化的奧秘,能夠體會和感悟到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和美學觀。

    金庸小說的實踐清楚地表明,如何塑造文學作品中的經典人物,應依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體系,運用中國傳統美學的方式,塑造內涵豐富、形象生動的經典人物。那種將傳統文化視作摧殘人性、壓抑個性的文化觀念并不正確,那種將傳統美學視作只能寫出“扁形人物”的美學觀念也并不科學。開闊的文化視野、進取的融創精神和出眾的文學才藝構造了金庸小說的大格局、大趣味。這其中既有時代的賦予,也有個人的才華加持。賡續歷史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打造出具有中華民族特性的經典文學作品,是金庸小說給予后人的最重要的精神財富。

    自“五四”新文學登上文壇,形成新的創作導向之后,中國文學的批評體系也形成了新的文學標準。根據這些批評標準,傳承中國傳統文化與傳統美學的文學作品并沒有受到充分重視,事實上,反觀百年中國的文學批評脈絡,曾多次對武俠小說等文類展開批評或質疑。金庸小說對這樣的批評標準提出了反思,究竟什么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標準,究竟什么是批評標準的科學性和適用性,應該是金庸小說對中國文學創作與批評體系的構建提出的更為深刻的問題。

    (作者系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基礎類重點項目“中國當代通俗小說史與大事記整理研究”[項目編號:20AZW019]階段性成果)

    金庸評價柏楊手稿 中國現代文學館供圖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嚴家炎先生與金庸先生的通信 中國現代文學館供圖

    根據金庸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天龍八部》(1997)劇照 

    我也曾坐過金庸的“船”

    □新垣平

    上世紀90年代中葉,我在浙江海鹽讀初中。不記得從哪一天起,我的人生中多了一項重大的樂趣:看金庸。和那個時代的很多少男少女一樣,晚間,我關上房門佯裝學習,卻從抽屜里拿出一本《天龍八部》或《神雕俠侶》,偷偷沉浸到小說的世界里,忘卻了周圍的一切。

    偶爾讀累了,我也會放下書,拉開窗簾,眺望窗外的景致。我家在縣城郊區的樓房里,樓下是一條普普通通的無名小河,可以看到河上燈火移動,船只往來,大部分是運貨的沙土船,也有一些可能是水產養殖的小艇,基本都是機械動力的,傳統木船很少。我有時也好奇這些船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但從來不知道答案。

    讀金庸小說,似乎和這條河以及河上船只毫無關系。直到有一次,我坐車去杭州,看到熟悉的小河拐了幾個彎,沿著國道平行延伸,像一條明亮的絲帶般在路邊展開,仿佛在陪伴我前往省城,河上自然也有若干船只來往。忽然間,我的心里涌出一個念頭:這些河船能通到金庸的故鄉海寧!

    當然,這個發現可以說微不足道。我早就知道金庸是海寧人,毗鄰海鹽,他的老家袁花鎮更位于兩縣交界處,汽車頂多半個小時就到,河道船只相通又有什么稀奇?但我卻感到一陣莫名的激動。很久之后,我才慢慢想清楚當時的隱約感覺:那條河不僅通向金庸的家鄉,也通向他的“江湖”世界。

    這種感悟來自于一遍遍閱讀金庸的沉浸體驗:金庸筆下的故事,有太多都發生在船上,特別是江南的船上:陳家洛和乾隆乘花船在西湖賞月,風月無邊中暗藏風波險惡;袁崇煥搭客船去衢州,恰巧與溫青青同舟,結下命定情緣;程英與陸無雙在南湖舟上采蓮偶遇武三通;張翠山在錢塘江畔,折下一根樹枝,躍上殷素素的船頭;阿碧和阿朱在太湖菱塘的小舟上戲耍鳩摩智,救下段譽;呂留良、查繼佐等人從嘉興乘船去杭州,被瓜管帶抓住,幸得陳近南出手……太多和船有關的故事,但卻好像沒見什么評論家探討過。

    現在想來,當時我所隱約觸碰到的,并不是任何一個具體的故事,而是這些故事得以構成的根本,金庸展開想象的生活源泉。

    在《鹿鼎記》第一回,金庸提到,“江南中產以上人家,家中都自備有船,江南水鄉,河道四通八達,密如蛛網,一般人出行都是坐船,所謂‘北人乘馬,南人乘舟’,自古已然。”作為名門望族的海寧查家,應當也在其列,可惜確切的資料已經難以尋覓。

    金庸和船有哪些緣分呢?很多年后,我看到金庸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提到1932年去硤石鎮吊唁徐志摩,當時是坐船往返;此外乘船出游的經歷,以常理度之,當亦不少。1937年冬,在抗戰的凄惶風雨下,金庸和中學師生一起從嘉興乘船前往杭州避難,又輾轉前往麗水。1940年,金庸轉學到衢州中學,可能亦是乘舟,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但《碧血劍》中袁承志乘船到衢州這段,寫得十分翔實,想必有生活基礎。另外,金庸在衢州留下了一生中最刻骨銘心的經歷之一:將得了鼠疫即將死去的同學放上小船,目送它隨水漂遠。

    在金庸的少年時代,乘船出行的傳統江南生活已經逐漸被汽車和火車所取代。但那個水道縱橫、乘舟往來的水鄉世界對出生于1924年的金庸來說,正如對更早一代的魯迅來說,仍然是豐滿鮮活的現實。可惜到了我讀金庸的20世紀末,那個世界基本上已經消失,交錯縱橫的河道上雖然還有不少船只來往,但載人的烏篷船、白篷船等早已絕跡,只有在旅游景點或可一見。

    往前追溯,這片水鄉的古老可能還超乎我們的想象。考古發現,在河姆渡和良渚文明的時代,舟楫往來已經是先民的常態。吳越時期,它更構成所謂“江湖”的直接起源。江湖本義是“三江五湖”,就長江中下游連通的水系而言,《史記》中范蠡的“乘扁舟浮于江湖”,可說是最早的江湖意象。

    在歷史早期,這片南方江湖對中原的朝廷來說,是遙遠野蠻的邊疆地帶,民風彪悍,雕題文身;后來,它逐漸開化,成為王朝的經濟重心,但發達的水路系統將行商、藝人、武者、僧道、盜賊、會黨、書生、娼妓等人群都容納其中,從水上道路轉化為神秘的場域,構成了和廟堂相對立的另一極。所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其實意味著大部分情況下,你不必去操心君王的事。江湖或者說舟船,提供了一種脫離土地的生活方式。神秘的奇人在這里出沒,玄怪的故事在這里流傳,別樣人生的可能在這里孕育,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正如構成這片江湖的水體,亦真亦幻,變動不居。

    金庸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乘船旅行,大概是在1948年3月30日調任香港《大公報》,從上海飛到九龍啟德機場后,發現自己沒有攜帶港幣,窘迫中跟人借來10港元,才能坐上渡船,抵達港島。這是金庸第一次到香港。很難想象他渡過維多利亞港時的心境。后來金庸回憶,他一開始極不適應港地生活,更何況還和熱戀的女友分別,自然心情郁悶。此后他還往來內地與香港間數次。但再回故土,已是滄海桑田。金庸不得不在筆下去尋回和重構那個消逝的過去,這成就了一段全新傳奇——包括金庸這個名字本身。

    金庸的船,正如金庸的人生,不止于流連江南,而是北行黃河,南至嶺表,西渡湖湘,東越滄海,從閭閻巷陌到奇峰秀谷,各種風景從船邊掠過。當然也有船到不了的雪山大漠等絕域。但大體而言,那是一張以水道系統為枝干的傳統中國地圖,是從水路上觀看的、不同于鄉土和廟堂視角的中國。在其中歷史、現實、傳說與個人想象相融合,構造出一個縱橫萬里、上下千年的“江湖”世界。對這個世界有很多詮釋,俠義精神、家國情懷、自由追求……都有道理,但船行水上的蕩漾,生成了這個世界的底色。

    可想而知,金庸的船充滿兇險。如《射雕英雄傳》中,先是郭靖和周伯通在黃藥師、歐陽鋒的海船上連番遇險,差點葬身鯊口;又是在沅江中,裘千仞襲擊郭靖黃蓉的坐船,兩人在滔滔江水難以自保——抗戰時,金庸曾兩赴湘西,想必也曾在湍流急灘中行船,所以小說中的描寫也尤其生動;《倚天屠龍記》中,張翠山和殷素素更是在謝遜的船上遭遇暴風雨,最后船破碎在從未到過的北極冰海……雖然是小說家言,但它們暗喻“江湖”的本性,船板下就是暗流洶涌、可能吞噬一切的水面。

    船隨水風來去,也帶來了邂逅美好未知的可能,特別是愛情。除去前面說過的袁承志和溫青青、張翠山和殷素素的相遇,金庸書中最令人激動的名場面之一,便是《俠客行》中丁珰在長江船上將石破天隨手擲向另一條船,卻正好扔到了命中伴侶阿繡的枕邊,旖旎無限。不過,金庸筆下最美的一段同舟是在《射雕英雄傳》里。郭靖被“義弟”黃蓉約到中都西面的湖邊,等待著小乞丐模樣的兄弟時,卻見到白雪梅花簇擁的湖水中劃來一條小船:“只見船尾一個女子持槳蕩舟,長發披肩,全身白衣,頭發上束了條金帶,白雪一映,更是燦然生光。郭靖見這少女一身裝束猶如仙女一般,不禁看得呆了。那船慢慢蕩近,只見那女子方當韶齡,不過十五六歲年紀,肌膚勝雪,嬌美無比,容色絕麗,不可逼視。”

    現出女兒身的黃蓉召郭靖上船,二人在船上傾心相談,雙手相握,脈脈定情。這段描寫美則美矣,就情節而論稍有些牽強,黃蓉何必專門去一條小船上和郭靖見面?而其景物不似在今天的北京附近,反而頗有西湖寒碧的韻味。后來我發現,金庸與第一任妻子杜冶芬1947年在杭州相戀,多半亦會泛舟西湖,故事里或者有金庸本人的記憶在焉。

    另一方面,有相聚便有別離。《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與情意深重的小昭船上分別,一東一西,永不相見。“兩人之間的海面越拉越廣,終于小昭的座艦成為一個黑點,終于海上一片漆黑,長風掠帆,猶帶嗚咽之聲。”雖然在小說中張無忌另有真愛,這不過是略帶哀婉的插曲,但也寫盡了人生愛別離的無奈。

    船行又似人生般變幻莫測,百轉千折。《笑傲江湖》中,令狐沖病入膏肓,又被最親近的人所懷疑,在絕境中坐在船上,“望著黃河中濁流滾滾東去,一霎時間,只覺人生悲苦,亦如流水滔滔無盡。”但乘船東下,經過一個個市鎮,奇遇接二連三地發生,終將他引入全新的人生境域。

    或許正是因為寄托了這么多的人生感觸,金庸小說中的船上也常開歌會。在《書劍恩仇錄》《碧血劍》中,都有歌妓在船上吟唱艷曲的描寫。或許覺得不夠清雅,在《射雕英雄傳》中,改成黃蓉在船上幾度歌吟宋詞,“放船千里凌波去”云云。后來此等“炫技”的寫法漸少,但《鹿鼎記》中吳六奇在柳江舟中高歌《沉江》一曲,寄托亡國之思,情景交融,堪稱絕唱。

    在《鹿鼎記》的最后一回,金庸寫到,韋小寶攜七位夫人乘船南下,又遇到天地會的催迫,為了擺脫這一切,放火燒船,偽裝出“船毀人亡”的結局,再悄然隱居。船的毀滅,作為金庸的江湖世界就此終結的象征,或許再合適不過。自然,這里的終結不是想消失,而是完成。

    我終究沒坐過幾次內河的航船,那個前現代的江湖世界,在我出生前就已經消失了,只留下一點點痕跡。但在金庸的小說中,我日夜遨游其間。

    我從未見過金庸先生,雖然新世紀后也有過幾次機會,但直到他去世,始終沒有緣分。不過我也不覺得十分遺憾,以年齡和身份的差距,即便能見面也難有深入交流,不過表達仰慕和求取簽名而已,這點遺憾,比起在金庸江湖中遨游的靈魂至樂,微不足道。

    最后還有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2005年春天,我和當時剛剛戀愛的女友、后來的妻子在北京玉淵潭公園約會,坐了一次游船。此前我曾經“考證”過,發現郭靖與黃蓉同舟共游的那個中都小湖,如果存在的話,根據書中描述,應該就是在玉淵潭的位置——玉淵潭也確實在金代得名,史實上頗有依據。

    所以,那次到玉淵潭乘船,我也留神尋覓書中的景致——自然找不到多少,但湖心云影,碧波蕩漾,漂泊人生,邂逅愛情,深層的情思剎那間打通古今虛實。金庸筆下如詩的句子,在我心中一一浮現。那一刻,我發現自己就在金庸的船上——或者說,發現自己早已在那里定居,再也不會下船。

    (作者系作家,中國作協會員,著有《劍橋倚天屠龍史》《劍橋簡明金庸武俠史》等)

    金庸部分小說封面

    繼2018年發行“金庸小說人物”特別郵票后,香港郵政于2024年金庸百年誕辰之際,于3月14日以“金庸小說人物Ⅱ-俠之大者”為題發行一套特別郵票,以雕塑家任哲的雕塑為藍本,呈現金庸筆下部分重要小說人物的全新形象

    附:經典作家專刊往期

    經典作家專刊——郭沫若

    經典作家專刊——曲波

    經典作家專刊——周立波

    經典作家專刊——唐弢

    經典作家專刊——林斤瀾

    經典作家專刊——草明

    經典作家專刊——鐘敬文

    [網絡編輯:陳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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