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壇炒作，久已有之，大師也不能免俗。本文從大量新發現和新解密的歷史資料出發，為我們揭秘現代文壇的一出好戲：這一出戲由胡適導演，胡夢華、章衣萍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演繹一幕熱鬧的雙簧，連同魯迅、周作人、聞一多等文化名人一網打盡，為汪靜之《蕙的風》成名而極盡捧場，終使胡適的幾位弟子躋身文壇。還有聞一多、胡夢華的相關往事，讓人感慨。

民國作家參與大學形象識別設計，前有魯迅設計北京大學校徽；后有聞一多參與設計中央大學校徽、校色、校旗、佩章，參與設計武漢大學校徽、山東大學校徽。

《蕙的風》出來，文壇上演第二場雙簧，魯迅、周作人、聞一多看戲入局，成為與臺上表演者互動的看客。民國文壇的第二場雙簧是對第一場雙簧的模仿，只因第二場登臺表演者胡夢華、章衣萍，是在校文學青年，小人物不敢公開承認，被遮蔽百年。利用檔案與報刊、日記、書信、回憶錄互證，解開百年前的這個雙簧迷局。

一

聞一多（1899—1946）與東南大學、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中央大學的關系，自一九二二年始。

一九二二年八月，小荷蜻蜓，汪靜之的白話新詩集《蕙的風》由胡適作序、推薦，在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亞東圖書館為安徽績溪人汪孟鄒（1878—1953）主持，繼一九二〇年出版胡適白話新詩集《嘗試集》后，積極扶持白話新詩人，出版了一批新詩集。我在《學衡派譜系——歷史與敘事》一書中，曾關注過聞一多與“學衡派”的關系，其中有涉及胡夢華的部分。胡適在為《蕙的風》作序時，特別強調“也許有人覺得靜之的情詩有不道德的嫌疑”，但“我們對于一切文學的嘗試者”要有“容忍的態度”，因為“社會進步的阻力是冷酷的不容忍”。

《蕙的風》出版后，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學生胡夢華（昭佐，1903—1983）就與在北京大學旁聽（同時幫胡適整理抄寫文稿）的章衣萍（洪熙、鴻熙，1901—1947）故意拿文學的“道德”說事，做出個“不道德”“不容忍”的戲局。兩個績溪后生，心有靈犀。

其中《蕙的風》中文學與道德糾纏的情結在這兩首詩里：

我冒犯了人們的指摘，一步一回頭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樣欣慰而膽寒呵。

嬌艷的春色，映進靈隱寺，和尚們壓死了的愛情，于今壓不住而沸騰著了，悔煞不該出家啊！

胡夢華的文學批評起點很高，他登上文壇，竟是如此開場。

一九二二年一月《學衡》在南京東南大學創刊，三月九日，即遭到魯迅《估〈學衡〉》的痛打；十三日，又遭受周作人《評〈嘗試集〉匡謬》對胡先骕的反擊。四月二十九日《時事新報·學燈》刊出夢華《評〈學衡〉》。夢華即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學生胡昭佐。他在文中強調：“批評者第一要素是了解的同情。”好的文章一篇就讓人記得。一九三〇年七月，清華大學陳寅恪提出歷史研究中要有“了解之同情”，對“古史辨”及“整理國故”運動的偏頗和局限，提出相應的修正。陳寅恪在《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中提出：“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而“了解之同情”一語的源流，來自德國啟蒙時代重要思想家赫爾德。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胡夢華在《時事新報·學燈》刊出《讀了〈蕙的風〉以后》，批評汪靜之《蕙的風》中一些愛情詩是“墮落輕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是有意挑撥人們的肉欲”，“是獸性的沖動之表現”，“是淫業的廣告”。一個批評者半年前才說過“批評者第一要素是了解的同情”，怎么會有如此快的轉身？

說“有意挑撥人們的肉欲”“獸性的沖動之表現”，尚屬“不道德的嫌疑”。說“淫業的廣告”絕對是出格了，有失文學批評的底線。那么這個“淫業的廣告”的批評話語，是說胡適的序嗎?還是說詩集?說前者他敢嗎?說后者，那胡適豈不為淫業廣告做廣告了?

他哪敢如此批評胡適!所以，其中必有內情。

十月三十日，章鴻熙在《民國日報·覺悟》發表《〈蕙的風〉與道德問題》，對胡夢華的“道德”判斷進行反駁；十一月三日，胡夢華又以《悲哀的青年——答章鴻熙君》為題，在《民國日報·覺悟》上回應，并發出“我對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議的淚已盈眶了”的感嘆。

一個愿打，一個愿挨。

此時聞一多在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習繪畫，他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致梁實秋信中說：“《蕙的風》只可以掛在‘一師校第二廁所’底墻上給沒有帶草紙的人救急。實秋！便是我也要罵他誨淫。”在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一封致聞家駟信中，他說汪靜之的藝術“粗劣”，“胡夢華底批評我也看見了，講得有道理”。這是聞一多與東南大學關聯的開始。因是私信，文字多帶情感。

其中還有些聞一多不知的內情。績溪上莊胡夢華家族與胡適家族有鄉誼，是世交。胡夢華的爺爺胡寶鐸任兵部主事時，與張佩綸（張愛玲的爺爺）聯名將胡適的父親胡傳推薦給在吉林寧古塔做欽差的吳大澂，胡傳得以入仕途。胡寶鐸中進士后，在南京城南門東仿清代江南織造，以官僚資本開設經營綢緞貿易的“胡正泰緞號”，并建有胡公館（內設綢緞機坊），胡夢華的童年即在此度過。胡夢華父親胡文騏與胡適是好友，經營“胡正泰緞號”蕪湖、安慶分店。胡文騏在胡夢華自蕪湖雅各中學、安慶保羅學校畢業報考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英文專修科時，來到南京，于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二日，與正在南京高師暑期學校講學的胡適見面，托胡適給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郭秉文（鴻聲）寫了封推薦信，說胡夢華是自己本家，請求關照（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鴻聲先生：

我有一本家胡昭佐君，是安慶圣公會圣保羅學校畢業的，他現來投考南高的英文專修科，我知道他的英文程度是很好的，別的功課也還好，只有三角和化學兩項，他恐怕不能及格。我知道他是很用功的學生，所以很希望先生，如果他的英文及他科都還好，就這兩項差些，也可準他入學，使他入學后補習此兩項。我知道先生能不怪我冒昧，故寫這信交給他。

胡適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二史館六四八—58，第234頁）

九月開學第一天，英文專修科主任張士一將郭秉文轉來的胡適推薦信，故意在課堂上展示，說：“這是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學教授，臨時在我校暑期學校講課的名學者胡適之博士寫給郭校長，介紹一位學生報考英文科的信。現在我們英文科錄取了這位學生，但不是憑據胡博士的信。”意思是說他是依據考生成績錄取的，不是憑借胡適的推薦書，意在表達對胡適的蔑視。但張士一的這個舉動，卻讓學校師生知曉胡夢華是胡適的本家子弟。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改制為國立東南大學時，胡夢華得以在一九二二年九月由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英文專修科轉入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本科。隨后胡適又參加了胡夢華、吳淑貞在南京的婚禮。汪靜之與胡夢華是績溪上莊老鄉，都是胡適提攜的文學鄉友（胡思永、胡夢華、汪靜之、章衣萍四位詩人中，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胡思永、章衣萍與應修人、胡冠英、曹誠英等自杭州聯名致信胡適，要求他在《努力》周報上增加文藝、思想方面的內容）。鄉友胡夢華、章衣萍效仿錢玄同、劉半農巧演雙簧（一九一八年三月在《新青年》第四卷三號，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刊出《文學革命之反響》；劉半農《復王敬軒書》作答），搞出這個惡作劇，老謀深算的紹興師爺周氏兄弟，出戲入局，不知內情，把胡夢華痛打一頓（周作人署名“作人”，寫了《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學》，刊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晨報·副鐫》。周樹人署名“風聲”，寫了《反對“含淚”的批評家》，刊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晨報·副鐫》，又名《晨報附刊》）。

事實上，周作人已經敏銳感覺到其中的某些關聯，只是尚不知道他們真正的意圖：

有人對我說，我的話未免太認真了。中國的慣例，凡是同鄉同學同業的，因為接觸太近，每容易發生私怨，后來便變成攻擊嘲罵，局外人不知此中的關系，很是詫異，其實并不足為奇；譬如《學衡》派之攻擊胡適之君即其一例，所以這回我也不必多事，去管別人的閑事。這話雖然說的也有理由，但我不知汪、胡二君的關系究竟如何，所以不敢輕信。又有人告訴我，這位胡君便是以前評過《新月集》譯本，相信了廣告上的話，堅持說這部詩集是給兒童讀的詩的批評家；他因為太相信別人的話，前回上了泰谷兒的當，這回所以又上了汪靜之的當了。我將八月份的《學燈》查了一遍，果真有那一篇文章，我也就心中釋然，覺得上面的話也可以不說了；但是既然寫好，而且中國的法利賽人也還多得很，可以給他們看看，所以仍舊把他發表了。

魯迅則于“實在不明白”中，“未免萬分可惜了”：

我不知道汪君可曾過了五十歲，倘沒有，則即使用了胡君的論調來裁判，似乎也還不妨做“一步一回頭地瞟我意中人”的詩，因為以歌德為例，也還沒有到“懺悔”的時候。

臨末，則我對于胡君的：“悲哀的青年，我對于他們只有不可思議的眼淚！”“我還想多寫幾句，我對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議的淚已盈眶了。”這一類話，實在不明白“其意何居”。批評文藝，萬不能以眼淚的多少來定是非。文藝界可以收到創作家的眼淚，而沾了批評家的眼淚卻是污點。胡君的眼淚的確灑得非其地、非其時，未免萬分可惜了。

這正是批評家的任性、隨意與權力，可以痛擊一點，不及其他。也是《新青年》“隨感錄”始開“熱風體”隨感、雜文的文體特性。

聞一多是局外人，當然無法知其內情，兩次在信中表示出對胡夢華的支持。

事實上，胡夢華《讀了〈蕙的風〉以后》的開頭即埋下明線引子，說“今年一月，思永南來，帶了汪君抄寄北京的詩”。這說明他們是詩友、文友，他們之間有所串通，有意對朋友的詩做出批評。隨后，他在對周作人批評的反批評《讀了〈蕙的風〉以后之辯護》中，仍堅持“有不道德的嫌疑”說辭，因為這是胡適給的命題。同時，他又說汪靜之作詩，是“未有良好的訓練與模仿”。他更表達了“我這種動機，誠不免太不識時務”，“做一個‘舊派’又何妨”。這個“舊派”說辭，是當時新文學陣營對南京東南大學的普遍看法。為重印《表現的鑒賞》寫序的吳俊升早在一九三五年《紀念母校南高二十周年》的演講中，曾提出“保守和前進，在促進文化上，是同等的重要”。

后來，胡夢華在《青春文藝因緣憶東南——重印〈表現的鑒賞〉前言》中說：

我倆（沈按：胡夢華、吳淑貞）一致主張：詩的革新與創新，必須徹底鏟除掉新舊詩體的格律，連根拔掉，不要有絲毫姑息、保留。

對于我們當時新詩的評論，我曾戴著假道學的眼鏡，以討好新女性的喜悅，我本是近視眼么，對我近同鄉、績溪八都汪靜之新詩作者的作品《蕙的風》脫離現實，閉目冥想有微詞。……但淑貞對我的想法不以為然。她說：浪漫主義時代，少年愛情奔放泛濫，言不由衷，且不符實，信口開河，夫子自道，在所不免。不能律以客觀唯物常情。文藝發展，由寫實主義，而象征主義，而印象主義，以至發展為電影戲劇，記錄影片，就難乎為詩人的想象構思了。我贊成并欣賞她的高見。

這里胡夢華承認自己“戴著假道學的眼鏡，以討好新女性的喜悅”，“我贊成并欣賞她的高見”。可見，他對汪靜之的批評，是有意劍走偏鋒。在汪靜之受到同鄉胡夢華批評時，胡適并沒有發言，知情者汪靜之、胡思永也沒有吱聲。因為胡適知胡夢華對他作序、推薦給亞東圖書館的出版詩集，斷不敢做出否定之舉，故意表現出的“道德”評判，一定是另有隱情——他聽任幾個年輕文學鄉友如此互動。結果，胡夢華這個“不容忍”戲局中的“微詞”，讓魯迅、周作人等一批知名作家卷入爭論，把汪靜之《蕙的風》炒到熱賣，讓汪靜之與出版方亞東圖書館偷著樂。這次事件成了繼文學研究會成員鄭振鐸、葉紹鈞、吳文祺與北京大學旁聽生臺靜農等在《時事新報》的《文學旬刊》群毆《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詩學研究號一》、新文學陣營合力反擊東南大學《學衡》雜志之后，又一次針對東南大學文化保守的批評事件。

胡夢華稍后的文章即徹底顛覆了他自己對《蕙的風》的“道德”判斷式批評，有意自己“破局”。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二日至十三日《時事新報·學燈》“論壇”分兩期刊出的《英國詩人雪萊之道德觀》一文中，他說“凡是做詩的人都不可以虛偽”，斷然否定強加給雪萊“淫徒”的世俗偏見，五次稱道雪萊是“革命家”，并表達自己對雪萊“偉大的精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于雪萊，心向往之”。

短于觀察的人們幾乎沒有一個不以為雪萊是“淫徒”，百年沉冤，有幾個能原諒他的苦衷，知道他的心曲？可憐這個為主義而犧牲的理想革命家幾乎永被犧牲了。不避刀斧的革命家呀，不怕槍炮的革命家呀，殺身成仁的革命家呀，舍生取義的革命家呀，有幾個能像雪萊這樣為革命而革命的純潔動機，犧牲一切名譽，地位，幸福，安寧以殉革命的主義。忍受一切譏笑丑詆以換取制度的解放，至死不悔；這是何等寬容的態度，偉大的精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于雪萊，心向往之！

由此可見，他之前對《蕙的風》所持“道德”判斷是別有用心。

風華曾與少年留，回看那年文學青年，幾人不動自由戀愛弦？現實比詩歌、批評更多風情，更有故事。當時，胡適與四位家鄉小詩友的關系別有一番景觀：在南開中學讀書的胡思永是胡適的親侄子，暑假到杭州時，與汪靜之同時愛上了女師的符竹因，兩人競爭，結果在杭州，汪靜之與符竹因熱戀后同居；胡思永因沒有得到符竹因，病情加重，不治身亡；章衣萍公開發表文章祝賀汪靜之與符竹因同居；南京讀書的胡夢華與同學吳淑貞由熱戀到在校結婚，并拉胡適當證婚人；胡適與曹誠英在杭州婚外戀，汪靜之、胡夢華、吳淑貞是見證者（胡適一九二三年七、八、九月在杭州與曹誠英婚外情發生的地方正是煙霞洞，胡適租住了和尚的客房。汪靜之詩中所寫“和尚們壓死了的愛情”，讓胡適在現實中復活。胡夢華八月十七日在上海與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一起送梁實秋登船赴美留學后，轉到杭州，與吳淑貞一同拜訪胡適，并在煙霞洞住下，見證了曹誠英照料胡適的情景）；而章衣萍此時更是以寫情人日記、情書走上文壇。在他們中間，胡夢華故意制造出個《蕙的風》中春情與道德糾纏的案子，讓文壇打斗、熱鬧。

更讓人驚訝的是《學衡》創始人，反對五四新文化，反對胡適及白話新文學的西洋文學系主任、已有妻兒的梅光迪，一九二三年春開始與本系女學生李今英熱戀（本校首批女生之一），成為中國大學的首例師生戀。據《吳宓自編年譜》第257頁所示：

1923年春，學生胡昭佐（見前）即屢告宓云：“梅先生與李今英戀愛，本系同學皆知之，甚憂校內之敵人將利用此事作材料，以攻擊梅先生而破壞西洋文學系，吳先生可否勸諫梅先生？宓答：此事，宓不便勸諫，亦不愿去管。”

一九二三年胡思永去世后，其詩作103首，由同鄉程仰之輯錄為《胡思永的遺詩》，于一九二四年由亞東圖書館出版。胡適在序言中說：“如果新詩中真有胡適之派，這是胡適之的嫡派。”

胡思永因失戀，病情加重，一命嗚呼。事后，胡適見到汪靜之時，有意提出要見見能要了侄兒胡思永命的符竹因，符竹因頗難為情，避而不見。

這是蘇軾“墻里秋千墻外道，墻外行人，墻里佳人笑”的場景，更是“多情卻被無情惱”的戲局。

胡適命題，胡夢華答卷，引出周氏兄弟判卷，自然而然，表面看并無破綻。

紹興師爺游刃于官場，徽商經營的是市場。如今紹興師爺轉戰文壇，雖說刀筆鋒利，所向披靡，但在徽商的局中，不免變成了幫著吆喝的看客。看似來砸場，實際成了幫場。聞一多是局外人，他當時并沒有介入打斗現場，他的書信也是后來編全集時才公開并為人知。

由上面敘事，我把胡夢華、章衣萍演雙簧的這個“局”理出一個明線：

章衣萍一九二〇年在南京半工半讀，到南京高師聽顧實文學課時結識績溪學子胡夢華；

汪靜之將詩集寄給胡適，請求作序；

到北大旁聽，在胡家做抄寫工作的章衣萍、從南開中學到北京休假的胡思永看了汪詩；

胡思永一九二二年初到南京時將汪詩帶給績溪鄉友胡夢華看；

汪靜之與胡思永、章衣萍三個績溪詩友一九二二年暑假在杭州相聚，談新詩，追女生；

《蕙的風》一九二二年八月在績溪人汪孟鄒創辦的出版社亞東圖書館刊行；

胡適序言中拋個“也許有人覺得靜之的情詩有不道德的嫌疑”的假設命題;

胡夢華成為“有人”，接命題作文，因為他是西洋文學系寫批評的科班生；

胡夢華愿打，汪靜之愿挨；

章衣萍回應；

引在北京的周氏兄弟出場看戲；

聞一多在美國的私信中表態；

胡夢華借談雪萊自己“破局”。

以上是我的后見之明。

這一“局”下來，汪靜之、胡夢華、章衣萍皆登上文壇。其中汪靜之成為“湖畔社”的著名詩人，章衣萍成為魯迅身邊的青年作家、“語絲社”成員，胡夢華成為年輕的文學批評者。胡適是背后最重要的人梯，更是導演。

六個績溪人玩的這個“局”，真正驗證了章士釗《評新文化運動》中說中國青年“以適之為大帝，績溪為上京”。

得隴望蜀，胡夢華又單擺下一明局，讓南北兩所大學舊、新學人交鋒，煞是熱鬧。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胡夢華與同班同學吳淑貞在南京花牌樓中國青年會舉行新式婚禮。胡適此時在南京講學，應邀做證婚人。梅光迪、樓光來為男女雙方介紹人，老師楊杏佛、柳詒徵、吳宓、李思純到場。胡夢華的同學徐書簡主持。也正是這樣一個難得的場面，使北京大學《新青年》派的胡適與東南大學《學衡》派的梅、吳、柳有了一次當面交鋒的時機。胡夢華說，在青年會這個婚禮喜堂上：

吾家博士適之叔展出文學革命觀點，梅、吳二師提出希臘大師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以示當時名遍中國學術界的杜威、羅素二博士，未必青勝于藍，更不足言后來居上。接著柳師還提出子不學的孟軻助陣，適之叔單槍匹馬，陷入重圍；杏佛師拔刀相助，雄辯滔滔。事后，淑貞與我研究，認為他們雄辯引經據典，俱有根底，給我們婚儀添了佳話。吾家博士主張文學革命提倡的話，展開新風氣。迪生老師堅持白話應提倡，但文言不可廢，則是不朽之論。

這是民國在校大學生的第一場現代婚禮。

有清一代，與“無湘不成軍”相映成趣的是“無徽不成鎮”，更有徽班進京，聚滿漢于一席，會宮廷市井于一聲。

五四運動前后，一八八六年進士、大總統徐世昌文治，皖系軍人武威。皖人陳獨秀、胡適之得以攜《新青年》進北大，登高順風。這是民國最自由的年代。

“無徽不成鎮”意指一個地方只要徽州人進來，就開始立店鋪、做生意，“鹽商”“朝奉”（當鋪管事）使鄉村變為小市鎮。而當鋪之盛，往往需要盤活資金，“朝奉”設局，拿典當拍賣，聚積人氣，坐地起價。六個績溪人玩的這個局，就是徽商當鋪拿典當拍賣時常演的戲。胡適玩的把戲隨后就被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兩個教授看穿。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與胡適同船赴美留學的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在日記中針對梅光迪去世一事寫道：“其喜歡批評胡適之，亦以適之好標榜，而迪生則痛惡宣傳與廣告也。”自中央大學到臺灣大學任教的徐子明，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胡適與國運》小冊子中，說胡適是用“徽州人的生意的手段”經營自己事業。

一九二六年八月，經清華學校同學、新月社好友張嘉鑄（禹九）推薦，聞一多被上海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張嘉森（君勱）聘為教授兼訓導長。但好景不長，一學期下來，學校即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停課閉校。三月三十日，北伐軍進入上海后，上海特別市黨部委任陳望道、劉大白二人為接收政治大學委員。因政治動蕩，政治大學無法繼續辦學，位于吳淞的校舍，自六月始，逐步移交給新辦的第四中山大學醫學院，原政治大學部分教員受聘于由東南大學改制的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八月，聞一多溯水而行，被聘為南京第四中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兼外國文學系主任。

盡管聞一多在南京任教時間較短（1927年8月—1928年7月），但這一年間，他的文學活動有三件可記：參與新創刊《新月》雜志及新月書店的組稿、編輯工作；出版第二部新詩集《死水》；發現、培養了兩位新月派詩人陳夢家、方瑋德。

陳夢家、方瑋德是一九二七年九月考入第四中山大學的。陳夢家后來回憶說在一九二七年冬曾到聞一多家中第一次拜訪。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聞一多在致朱湘、饒夢侃信中說：“陳夢家、方瑋德的近作，也使我欣歡鼓舞。夢家是我發現的，不成問題。瑋德原來也是我的學生，最近才知道。這兩人不足使我自豪嗎？……我的門徒恐怕已經成了我的勁敵，我的畏友。我捏一把汗自夸。還問什么新詩的前途？這兩人不是極明顯的，具體的證據嗎？……夢家、瑋德合著的《悔與回》已由詩刊社出版了。”蘇雪林在《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中寫道：“陳夢家與方瑋德又同作《悔與回》長詩，曾印為單行本，傳誦一時。其詩熱情奔放，筆勢回旋，有一氣呵成之妙，也算得新詩中的杰作。”

據聞黎明、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所示，這一年聞一多的繪畫創作有多種：為徐志摩散文集《巴黎的鱗爪》，徐志摩、沈性仁合譯詹姆士·司蒂芬的《瑪麗瑪麗》繪制封面；為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繪制扉頁插圖；為《死水》設計封面、版式；為梁實秋的《浪漫的與古典的》《文學的紀律》繪制封面。

二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新開放的檔案，顯示了聞一多在南京一年的重要活動，以及在昆明被刺殺后相關的事情。這里只展示與南京有關的部分。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張乃燕宣誓就任第四中山大學校長，他是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的侄子，是留學英國、瑞士的化學博士，對歐洲歷史卻情有獨鐘，著《歐洲大戰史》。他上任后，故作高深，執行新的教授薪俸標準：國際著名學者才能被聘為教授，學校一律將原有的教授聘為副教授（在其他學校已經是教授的，也如此聘用，而實際薪俸相當于教授，即全校執行名副薪正），薪酬標準仍執行最高大洋300元，等級差為20元。兼任系主任者為大洋320元，兼任院長者大洋340元。

身為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張乃燕校長，并不喜弄國民政府推行黨化教育給他的政治權力，此時要推行民主議事、教授治校。這就讓聞一多趕上了。

十月二十日，第四中山大學高教部致函各院院長：查本校校務會亟應成立，至各院教授代表推舉辦法案，經由校址酌定，每院就專任教授講師中選出一人；在十五人以上者得加選一人。

就聞一多當選為校務會議教授代表一事，二十一日，湯用彤致函高等教育部部長王星拱，報告聞一多在文學院共計十一人投票中，以得五票為最多數，當選為文學院教授代表，宗白華當選為哲學院教授代表，參加校務會議。

十月二十二日，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公布校務會議委員及專任教員名單。

十月三十一日，國立第四中山大學舉行第四十次籌備會議，程時煃、劉藻彬、湯用彤、鄭宗海、周仁、蕭純錦、胡剛復等參加，胡剛復為會議主席。討論胡剛復提議組織校徽、校色、校章、校歌委員會等事項，決議成立校徽、校色、校章委員會，推定周仁、李毅士、聞一多、呂鳳子、劉福泰為委員，周仁為召集人。

十一月四日，第四中山大學秘書處“除分函外，用特錄案函”致周仁、李毅士、聞一多、劉福泰、呂鳳子，通報校第四十次籌備會議決定推四位先生為校徽、校色、校章委員會委員，周仁為召集人。

這種屬于校方的規定行為，通常是集體創作。

校徽、校色、校章委員會委員中，李毅士（祖鴻，1886—1942），先留學日本，一年后轉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美術系學習繪畫，四年后又接受留學生公費進入格拉斯哥大學物理系。他用西法畫中國歷史畫，此時為教育學院藝術科西畫教授、主任。呂鳳子（1886—1959）是原兩江師范學堂的畢業生，為美術教育家，他著力在中國山水、花鳥、人物畫上，尤以人物畫見長。李、呂是聞一多的老師輩。

聞一多在美國芝加哥、科羅拉多、紐約三所美術學院學習繪畫，此時他雖為外文系主任，從事英文教學，但因其特殊的教育經歷，被選任委員。劉福泰留學美國，為著名建筑學家。周仁為冶金學家、陶瓷學家。

校徽、校色、校章委員會委員中，聞一多最年輕，設計校徽、校色、校章的具體工作，多由他承擔。

十一月十一日，各院系選定出席校務會議教授代表：

竺可楨、段子燮、孟憲承、高君珊、王琎、何魯、吳有訓、張士一、張天才、蕭純錦、蔡堡、徐善祥、張景鉞、龔賢明、葉元龍、聞一多、宗白華、沈履、郭須靜、常宗會、張謨實、盧恩緒、張峻、陳清華、蔡翹

二十五日，下午五時至六時，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校務會舉行臨時會議，蕭純錦、龔賢明、何魯、段調元、張景鉞、周仁、蔡翹、常宗會、吳有訓、沈履、孟憲承、胡剛復、楊孝述、樓光來、葉元龍等參加，胡剛復為會議主席，討論議定校內各委員會條例及辦法，計有政治訓育委員會、體育委員會、招生委員會、出版委員會、衛生委員會。其中出版委員會額定七人，公推孟憲承（召集人）、聞一多、錢寶琮、楊孝述、徐鳳石、時昭沄、蕭純錦為委員。這與聞一多參與《新月》及新月書店的組稿、編輯工作有很大關系。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中華民國大學院訓令：以大學委員會之決議，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改名為江蘇大學。

三月三十一日，江蘇大學舉行第七次校務會議，胡剛復、常宗會、張天才、鄭宗海、龔賢明、樓光來、湯用彤、王季梁、蔡堡、程與松、周仁、蕭純錦、劉藻彬等參加，胡剛復為會議主席，會議審定：

校徽采用紫金山圖，圈內加校銘，校銘暫定為“止于至善”四字。

校色定紫與金。

校旗仿照黨旗中用校徽，外加江蘇大學四字。

佩章改用紫、金兩色。

民國每個大學要有自己的校徽、校色、校旗、佩章、校歌等標志，是從外國學來的。

校徽、校色、校旗、佩章是學校的形象展示，與畫家的獨立個性創作不同，前者通常是由四個環節組合完成：畫家繪制后入選、專業專家委員認定、學校校務委員會議議定、廠家工藝制作完成。第七次校務會議記錄顯示校徽采用劉福泰、李毅士、周仁三位先生所定之紫金山圖，圖內加校銘。校銘定為“止于至善”四字。校色定紫與金。校旗仿照國民黨旗中用校徽，外加“江蘇大學”四字。佩章照呂鳳子顯示所定方式，但改用紫、金兩色。這里沒有顯示具體的設計者，只說“所定”人。五位校徽、校色、校章委員會委員中，四位是“所定”人，唯獨沒有說繪制者是誰。根據聞一多當時設計圖書封面，隨后設計武漢大學校徽、山東大學校徽的實際工作情形，我推斷：聞一多作為最年輕的校徽、校色、校章委員會委員，自然是具體的操畫筆者，是繪制人。因為不可能是他的四位老師輩具體操筆。他是“四個環節組合”中的第一環。同時也可以說，聞一多在臺下、幕后。

五月十一日，國民政府批準江蘇大學改為國立中央大學。校徽、校色、校章圖案沿用，只是將“江蘇大學”四字改為“國立中央大學”六字。

八月，湖北省教育廳廳長、武漢大學代理校長劉樹杞邀請聞一多服務梓里，出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長水長東，聞一多再次沿江逆行，離開南京。與此同時，胡夢華被聘為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外國語文系助教，講授本科英文、預科英文。這個教職是系主任聞一多離任前給胡夢華確認、落實的。

國民政府教育部及中央大學、臺灣大學檔案顯示抗戰勝利后聞一多、魯迅好友許壽裳被刺殺的詳細情況。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聞一多在昆明做《最后一次講演》后，被國民黨特務槍殺。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致中央大學信，請為聞一多出示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曾在中央大學文學院任教證明，以便為聞一多家屬申請撫恤金。十月八日，中央大學校長吳有訓回復清華大學信，為聞一多一九二七年八月起，至一九二八年七月曾在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后來更名為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任教授，出示了證明書。

在由江蘇大學、中央大學到南京大學的歷史沿革中，校色紫與金一直沿用，隨后又制定了校聲。

民國有校色、校聲的學校，唯這所大學。檔案顯示，有繪畫專長的詩人、學者聞一多，是集體創作校徽、校色、校旗、佩章的重要成員。

人生苦短，一個文學教授給自己的學業、自己的學生以及自己立身的大學留下了什么？

知否？更行，更遠！

回不去的從前。

官至河北省代主席的胡夢華在解放軍天津圍城時，送出家屬，說自己留下是為了安頓、保護天津市民。這固然是責任擔當，但也有“表演”成分。當年“太不識務”弄雙簧，活生生演成了喜劇。這一次冷冰冰演成了悲劇。

一九四九年，胡夢華隨陳長捷守城，海河冰上走，城陷淪為階下囚。文人從政，雪白雪紅，換來后半生傷別離恨，風中悲鳴。

“玉樹歌終王氣收，雁行高送石城秋。”（唐·包佶）

《別了，司徒雷登》一文出，讓聞一多復活在“聞一多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