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2024年第2期｜王家新：黎明的灰燼——荷蘭行札記
“黎明的灰燼”
他已幾乎度過了一生。
他從冬日的北京起飛，穿過黎明灰燼的顏色，
而在灰燼之上，透出珍珠色的光。
在血液的喧囂中，
現在，他降臨到一個濱海城市，
就在乘車進城的盤山路上，大海出現，
飛機下降時的耳鳴突然止息。
他看到更美妙的山峰在遠處隆起。
他恍如進入到一面鏡子中，
在那一瞬他聽到
早年的音樂。
這是我2005年寫的一首題為《晚年》的詩，它通過一次從冬日的北京到一個海濱城市的經歷，來看我們的早年、晩年以及我們有可能獲得的“新生”。或者說，我試圖通過這首詩寫出某種一直伴隨我的“音樂”。
我只是沒想到其中的一個意象“黎明灰燼的顏色”，成了我的一部荷蘭文詩集的名字：“黎明的灰燼”。
而這是我的荷蘭文譯者給找出的書名。在翻譯過程中，譯者之一安娜貝拉來信問《晩年》這首詩怎么理解，“黎明灰燼的顏色”是不是和策蘭有關系（她知道我是策蘭的譯者），我回答她說“灰燼”是策蘭詩中常見的意象（近年我翻譯出版的策蘭詩選的書名就是《灰燼的光輝》），策蘭當然對我很有影響，但不在這首詩里。這首詩只是出于我在一個冬日清晨的經歷，黎明是火，但火都有燃成灰燼的時候，這正如我們的人生，就看我們能否從灰燼中再次開始。
也許，這樣的回答不僅解答了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照亮”了他們對我的創作的認識，所以我這部詩選的編譯者馬蘇菲博士決定采用“黎明的灰燼”作為詩選的名字。它由馬蘇菲、柯雷、伊歌等多位譯者參與翻譯，收有60多首詩，于2021年出版。
詩集本身也印得很漂亮。這使我再次相信了詩是“禮物”，而且是譯者們幫我接住了它！尤其是這個書名，一看到它我自己也有點激動，好像我又回到了早年的那個讓我流淚、召喚我上路的蒙霜的黎明。
我更沒有想到的是，正因為這部詩集的出版，我收到荷蘭文學基金會的邀請，請我在2022年3月去阿姆斯特丹做一個月的訪問作家。我當然為之興奮：在兩年多的全球疫情大封控和隔離之后，我又踏上了去美麗歐洲的旅程。
“安妮·弗蘭克之家”
我沒有想到的還有：在阿姆斯特丹，我居然被安排住在安妮·弗蘭克家的房子里！它處在阿姆斯特丹城南一個公寓區里，街口有一家書店，專門設有安妮日記專架，小區里有一個豎立有安妮塑像的花園，孩子們常在那里踢球或玩耍，安妮的家處在一棟連排公寓的二、三層，它是安妮的父親在20世紀30年代為躲避德國的排猶浪潮、舉家從法蘭克福移居到阿姆斯特丹后買下的房子。
現在，荷蘭文學基金會和安妮·弗蘭克基金會合作，把安妮家的這所舊居變成了一個作家之家，專門請作品被譯成荷蘭語的國際作家到這里駐留和寫作。我是兩年多的疫情過后第一個被請來的中國詩人。
這真是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所在。世界各國都有一些作家之家，比如英國和德國的幾個文學之家，我都曾在那里住過，但這個“安妮之家”卻非同一般。一住進這里，我不僅很興奮，還感受到一種囑托，甚至一種注視。而這是怎樣的一種注視？
這是一個在傳統上以猶太人為主的老公寓區。安妮家左鄰右舍大門前的磚地上，都嵌有紀念銅牌，上面撰刻著受難的猶太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安妮全家移居到阿姆斯特丹后首先就在這里居住，她在這里度過了愉快的童年，直到1940年5月德軍占領荷蘭。1942年7月6日清早，安妮全家從這里悄悄遷移到位于阿姆斯特丹王子河畔一處隱蔽的住所。新住所在一處臨河房子的后座里，那里有秘密增建的三層空間。安妮全家在這里偷偷住了兩年零一個月，直到1944年8月4日，接到舉報的納粹警察闖入，他們最終被發現并被帶走。
現在，阿姆斯特丹王子河畔這所安妮隨全家躲避迫害并寫作秘密日記的住所，已成為“安妮·弗蘭克之家”博物館。它已和凡·高博物館一樣成為阿姆斯特丹的象征之一。我去參觀的時候，在外面排了很長的隊才得以進去。看著從世界各地來的絡繹不絕的參觀人群，我想這已不是一個一般的紀念館了，它已成為一個躲避迫害、以秘密的寫作見證生命與黑暗歷史的神話！
《安妮日記》是安妮在父親送給她的十三歲生日禮物日記本上寫下的，它記錄了安妮從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的經歷。這就是說，小安妮在隨全家躲到阿姆斯特丹王子河畔前幾周就開始動筆了。就在我住進來后沒幾天，有兩個猶太小女孩在她們父親的帶領下敲門來訪。安妮之家故居本來不對外開放，但我破例引領這兩個小女孩上樓參觀了安妮的小房間，給她們看安妮的小床、小書桌和書架——一個純真可愛、富有文學天賦的小女孩就是從這里開始她的“作家夢”的！
當然，這可不是一般的“作家夢”。我們甚至不能稱安妮為一個“作家”，但是，當我們面對她那些雖然不無稚氣但卻異常真實感人、并在世界上產生了如此持久不衰的影響力的文字時，我們難道不會為自己的寫作感到羞愧嗎？另外，在我于2022年3月初到達的那些日子里，我們都知道世界上正在發生什么。一場全球性的可怕疫情尚未完全過去，我們能不感到揪心嗎？能不重新思考文學本身的處境和責任嗎？
整個世界都會影響到一個詩人。而我們自身的存在，也是一種不可能無視他者或能擺脫他者的存在，用哲學家伊曼努爾·列維納斯的話來講，我們在本質上乃是“他者的人質”。因此，在回答一個記者的采訪時，當他問到我對當前世界的看法，我很委婉地引用了我近年來關于維特根斯坦的一節詩：
在何種程度上石頭會痛苦
在何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到一塊石頭疼痛
但是火星難道不是一個痛苦的星球嗎
火星的石頭疼痛的時候
你在它的下面可以安閑地散步嗎
在阿姆斯特丹的那些日子里，我就不時地想著這樣的問題。讓我驚喜和感動的是，當我三月上旬來到安妮家入住時，阿姆斯特丹城南運河邊的一樹樹桃花已開了，而接下來又是梨花初綻，櫻花紛飛……多美啊，我沒有想到阿姆斯特丹的春天是如此美！而順著安妮家的陽臺往右看，還有一樹含苞欲放的紅玉蘭！
我能不感動嗎？我每天都要去那個小河邊走走，我感到那一株株泛綠的拂向閃亮黑水的垂柳，仿佛也在寫下它們的生命日記！我知道，我是走在小安妮當年常走過的路上。我甚至還邊走邊在心里對她講話：小安妮，你還在藏身之處寫你的秘密日記嗎？你手中握著的，是怎樣的一支筆？我們知道在最后除了安妮的父親外，安妮和她的母親、姐姐都死于德國納粹的集中營，所以我還這樣想象：
小安妮，你還在押送至奧斯維辛的路上往回看嗎？
看吧，透過一道道鐵蒺藜往回看——
阿姆斯特丹的春天來了！
是的，阿姆斯特丹的春天來了，在兩年多的疫情管控解封之后，阿姆斯特丹的街巷、廣場和一座座老橋上游人如織，熱鬧異常。但是我知道，我是穿行在小安妮已永遠離去的世界里。我呼吸著這讓人流淚的春天。我知道，我手中也握有一支筆！
詩歌的“迷失”，一個為我們“秘密磨制鏡片”的人
來到阿姆斯特丹，就不能不想起多多的名詩《阿姆斯特丹的河流》。這是詩人三十年前寫下的一首懷鄉詩。今天我們還會這樣寫嗎？已很難了。這不僅在于我們個人的變化，也在于時代本身。這就像我已記不清是誰講過的一句話：全球化不僅把家鄉、甚至把“流亡”這個詞也給取消了。
再一次，我來到阿姆斯特丹“Perdu”詩歌中心。它處在靠近市中心的一座古老黑色鐵吊橋的旁邊。“Perdu”，一個法語詞，意思是“迷失”或“丟失”。好吧，那就迷失吧，我也真愿阿姆斯特丹來教我一種如本雅明所說的“迷失的藝術”！
多年前，我曾和詩人藍藍一起應邀在“Perdu”進行過一次朗誦，這一次，因為我是在另外一個地方朗誦，我只是作為“Perdu”的客人參加過一次他們的詩歌活動。但我多次經過“Perdu”，有幾次在夜里我騎自行車走錯路時，我就回到“Perdu”重新開始。對我來說，好像它已是阿姆斯特丹這座迷宮里“線團”的起點。是這樣嗎？是。詩歌讓我們迷失，但又讓我們走出迷失。
迷人的阿姆斯特丹，我經常去或愛經過的地點，還有倫勃朗舊居博物館和立有斯賓諾莎青銅塑像的阿姆斯特河畔。我曾數次參觀過大師的舊居，昏暗、寂靜的展廳，盤旋的樓道，一個個楠木老畫框里，那猶如打進地牢里的光……大師的命運是“戲劇性”的嗎？其實，它早已寫在那些自畫像中他自己的眼神里……
倫勃朗之外，阿姆斯特丹的另一個著名歷史人物，就是猶太裔哲學家巴魯赫·斯賓諾莎（1632—1677）了。他高大的塑像立在變開闊的阿姆斯特河畔的橋頭邊，書卷般的青銅學袍上，還繡滿了雀鳥和蜥蜴——在人們看來，也許這就是信奉“泛神論”的哲人的標志？
不過，我自己要尋找的，卻是一個為我們“秘密磨制鏡片”的思想者。斯賓諾莎早年被猶太教團以異端罪革出教門后移居到阿姆斯特丹，改名換姓，以磨制鏡片為生，同時在艱難條件下從事哲學和科學研究。我曾經試圖在阿姆斯特丹迷宮般的街巷里尋找那間曾布滿致命矽塵的店鋪（斯賓諾莎在四十五歲時因肺癆去世，可能和他磨制鏡片吸入了大量矽塵有很大關系），當然，這已不可能。好在我曾譯有策蘭的一首詩《波城，更晚》。策蘭的這首詩，從法國西南部城市波城開始，詩最后的重心卻指向了這位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巷里為我們秘密磨制鏡片的思想者：
……而巴魯赫，那永不
哭泣者
或許已磨好了鏡片
那所有圍繞你的
玻璃棱角，
那不可理喻的，直視的
淚水。
正因為法國波城是一個曾遭到教皇和法王鎮壓的異端教派的“投影”，詩人的目光投向了他的阿姆斯特丹之旅，并最終投向了那位“永不哭泣者”“巴魯赫”——巴魯赫（Baruch），這正是斯賓諾莎被革出教門移居到阿姆斯特丹后為自己新起的名字。
萊頓，鹿特丹，“這條街”
萊頓，著名的大學城（它也是倫勃朗的故鄉），這次在荷蘭的首場活動就是在萊頓大學圖書館舉行的。它傍著風景優美的河邊，本身并不宏大，但它的建筑設計卻很別致，就像是個藝術館。
萊頓大學為歐洲漢學研究重鎮，出過數代著名漢學家，以研究和翻譯中國現代詩著稱的柯雷教授屬于新一代。我和柯雷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了，這次他在主持朗誦和對話活動期間，也不時在屏幕上放出我們當年的照片，那是我嗎？歲月的流逝真是讓人感嘆。
朗誦和對話之后的互動也讓我難忘。一位中文名字叫“何斐”的醫生，熱愛中國詩，翻譯過蘇軾，可能是年老身體有問題，他是坐著輪椅從鹿特丹乘火車到萊頓參加活動的。不僅如此，他還讀了他自己譯的我的一首詩《田園詩》，說這首詩包含了許多字面上看不出來的東西，他這樣一說，現場的氣氛更活躍了。活動之后，看著他搖著輪椅離去的背影，我真是心生敬意。
在一家小巷深處的中國餐館聚餐后，我要趕回阿姆斯特丹，在萊頓大學訪學的中國學者湯巧巧送我到火車站，經過一個燈火璀璨的小廣場時，她的手一指：“看，五月花號紀念廣場。”是嗎？我這才知道，四百多年前，那些受迫害的英國清教徒是先到荷蘭住了一段時間，然后其中一部分人才決定乘坐“五月花號”（May flower）朝向更遙遠的北美的。這真是一段值得銘記的歷史。
海港城市鹿特丹，也屬于重訪。多年前我是來參加鹿特丹著名的國際詩歌節，這次則是應邀給一個高中的學生們讀詩。活動結束后，我們游覽鹿特丹，我覺得它變了，變得更整潔和亮麗了（三十年前參加鹿特丹詩歌節時，似乎只給我留下一個亂糟糟的印象，顧城、謝燁住的旅館房間甚至被偷）。因為在1940年曾遭受過德國大轟炸（火車站的出口即有一處大轟炸紀念碑銘），鹿特丹的很多建筑都是后來新建的，十分現代和炫酷。一條購物街的街口有一家文藝小書店，我們進去一看，我的荷語版詩選《黎明的灰燼》就擺在那里，在那里我還發現了荷語版的保羅·策蘭詩選。鹿特丹，還真是一個詩歌的城市。
這次荷蘭行最主要的活動，自然是荷蘭方面為我在阿姆斯特丹一個文學中心組織的朗誦會。它的對面是兩家挨著的著名書店：雅典娜書店與美國書店（它以英文書籍為主，在那里我還發現有艾青、伊蕾的英譯詩選）。荷蘭方面邀請了當代最活躍的詩人英格瑪·海策與我對話，主持人為女詩人尼斯琳·姆巴基，柯雷教授、馬蘇菲博士則參與現場翻譯和朗誦。
幾位荷蘭的詩人也來了，其中有著名詩人K·米歇爾，我曾讀過他譯成中文的詩，想象奇絕而富有哲思。他說他是看到朗誦會的消息后自己來的，說他在這之前已買了我的荷語版詩選。這是一位誠摯、敏感的詩人，我也希望讀到他更多的詩。
詩人海策來自荷蘭東部城市烏得勒支，據說他在朗誦時常常配有樂隊，算是明星般的詩人了，他與我的對話很生動，柯雷的現場翻譯也真好（他的中文口語甚至比我的還要“標準”）。這里還要夸夸馬蘇菲博士，她是柯雷最為稱贊、推崇的中國文學和詩歌翻譯家，已翻譯出版多部中國現當代小說和詩選，近年又和其他三位漢學家合作翻譯了《紅樓夢》，成為譯界的一件盛事。我的荷語版詩選就是由她編選和組織翻譯的，她在詩選后記《水晶：王家新的詩》中認為我的詩像水晶一樣達到一種結晶狀，同時能從不同角度和層面折射不同的光。但愿如此吧。我只是為她所做的一切感動，我也很信任她的文學眼光和趣味。她本來已移居到法國東南部勃艮第安靜的鄉村專事翻譯（這和她安靜、優雅的氣質真是很相稱），這次因為我來，她也受荷蘭文學基金會邀請來到阿姆斯特丹。在我們的交談中，她很欣賞我的近作《在你的房間里》《這條街》等詩——這兩首也是由她本人翻譯的，那我就朗誦這兩首和其他幾首詩吧。
《這條街》中的“這條街”是我和家人為了孩子上學在北京西邊世紀城租住的房子所在的一條小街，我們在那里住了五年（“我的靈魂已帶上了它們的顏色”）。在這期間，我翻譯了曼德爾施塔姆，他死于流放。這成為我這首詩的一個背景。全詩十四節，每節五行，在朗誦時我的感情也調動了起來，因為這畢竟是我自己最真實難忘、也難以割棄的生活。詩的最后一節是：
而“那條街”也就是“這條街”，正如
“這條街”也將變成“那條街”——
明年我們的孩子小學畢業，我們也將搬走，
但多少年后我會重訪這里，我們的孩子也會——
我童年的燕子也許會跟著他一起到來。
朗誦會后，幾位詩人和聽眾都很動情地同我談到了這首詩。是啊，北京的街，圣彼得堡的街，阿姆斯特丹冬去春來的街——詩中的街，現實中的街，消失在我們望眼中的街……多少紛亂的腳步，多少相異而又熟悉的命運！而作為一個詩人，我只希望我的詩像“那條街”一樣，能承載人們的徘徊和漫游，承載我們的愛和希望，承載我們的過去與未來……
荷蘭的大師們
荷蘭，藝術之鄉：倫勃朗，維米爾，凡·高……縱然我在這之前已數次參觀過阿姆斯特丹的國家美術館和凡·高博物館，但我還是要利用這次機會盡量多看一些，好好感受一下人類繪畫藝術黃金時代的光輝。
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先去維米爾的故鄉代爾弗特古城的。約翰內斯·維米爾（1632—1675），人人熱愛的荷蘭黃金時代的畫家，代表作有《戴珍珠耳墜的少女》《倒牛奶的女仆》《花邊女工》等。我曾在兩年前寫有這樣一首短詩：
維米爾的小女孩，有那么多詩人
贊美你耳垂下的那顆珍珠，
但對我來說，它的美，
它所凝聚的光和重量，
其實是一顆淚珠。
這也是我訪問維米爾故鄉的動因。不是那種表面的美，而是一些更深層的動因，促使我們踏上了這藝術的朝圣之旅。
我是從阿姆斯特丹坐火車去的，湯巧巧博士和她的兩位朋友就在代爾弗特車站等我。上午十點，我們穿過石頭拱橋，走在代爾弗特清冽的古老街巷里，仿佛就走在維米爾的畫中一樣。我們不禁要問：沿街開門掃地的“女傭”哪里去了？而在二樓窗前，“讀信的女主人”是否會注意到我們經過？古老的運河更黑、也更清澈了，而我們走入神圣的大教堂，從那高高的彩色玻璃窗透進來的陽光，正好打在維米爾及其家族的碑銘上：生命的贊頌者和恩典的領受者啊。從那里出來后，我們繼續沿著河岸前行，探尋維米爾謎一樣的故鄉。我和湯巧巧都邁著最輕的步子。我們來到這里，仿佛就是為了更安靜一點，“安靜得能再次聽到/從那只牛奶罐中倒下的/永恒的汩汩聲響”……
這只是一首詩所能容納的印象。實際上我的感受更多，也更難以表述。參觀完代爾弗特一些景點后，湯巧巧還要帶我們去附近一個大學校園看櫻花，我說下一次吧。如此豐盛的美，對我來說已太奢侈了。
而在這之后的一天，在海牙附近一個中學的“孔子學堂”給學中文的荷蘭中學生們讀完詩后，帶著校長贈送的一本倫勃朗畫冊，我們還特地去海牙參觀了著名的皇家博物館。正是在那里，我看到了維米爾的《戴珍珠耳墜的少女》、倫勃朗的自畫像和其他荷蘭大師們的眾多藝術珍品。真是難以置信啊，我們在這里又與倫勃朗深邃而睿智的目光相遇，而那個戴珍珠耳墜的少女也扭頭望著我們，唇齒間還留著些微口紅……
到了海牙，也不能不順路去看看著名的海牙國際法庭，也不能不去海牙的海邊走走。三月風沙天，我們坐在海邊空蕩蕩的咖啡屋里，看著英吉利海峽上空的霧，這些天來紛亂的感受，似乎都一一涌到了心頭。
現實加深了我們對荷蘭大師們的理解，甚至也拉近了與他們的距離。我想起了很早讀到的扎加耶夫斯基的一首詩《荷蘭畫家們》，那是我第一次讀到這位波蘭詩人的詩，通過一位叫“桴夫”的譯者。而一接觸到他的詩，我便知道這是一位“精神同類”。在該詩的前半部分，詩人對繪畫藝術的獨到感受已具有足夠的吸引力了，而他的思考和聯想還不時地把我們引向歷史和人生的更深廣層面：
……門都開得寬敞，風很溫和。
掃帚做完了工歇著。
家庭景象揭示一切，這里畫的
是一個沒有秘密警察的國家。
只有在年輕倫勃朗的臉上
落下了早年的陰影，為什么？
荷蘭畫家們啊，告訴我們，什么
將發生，當蘋果削完，當絲綢變舊，
當一切的顏色變冷，
告訴我們什么是黑暗。
這不僅來得突然，也頗震動人心。的確，我們很難想象一個西歐詩人會如此“觀畫”。扎加耶夫斯基是帶著他的“東歐經驗”在贊頌荷蘭黃金時代的藝術的，或者說，帶上了他自己的國家和人生命運給予他的全部賦予！
“為了紀念”
阿姆斯特丹真是一個迷人的城市，可看的地方太多，何況還有一些新增加的“看點”，比如在凡·高博物館和國家藝術博物館不遠處的一座石頭老橋欄桿上拴靠的一輛涂成黃藍兩色、車頭上還繪有一大朵金黃的向日葵的自行車。它在波光粼粼的黑色河水的映照下格外醒目。游客們紛紛到此合影拍照，我也一再從那里走過，凡·高的向日葵，烏克蘭燃燒的田野和向日葵，我們充滿了痛苦和渴望的生命，在此已融為一體。
但是，說到這次最使我受震動的經歷，還是對“荷蘭大屠殺受難者名字紀念碑”的參觀。我想我已多少了解一點納粹占領時期荷蘭猶太人的歷史（包括反抗的歷史，如我參觀過的阿姆斯特丹植物園對面的“抵抗博物館”），來之后我也住在安妮·弗蘭克家的舊居里，而這個我在路過時發現的“荷蘭大屠殺受難者名字紀念碑”還是讓我深受震撼。它位于阿姆斯特丹猶太文化中心區，靠近猶太歷史博物館和圍繞著古老橄欖樹的葡萄牙猶太會堂。它由荷蘭奧斯威辛委員會委托著名猶太裔設計師丹尼爾·里伯斯金設計（里伯斯金設計的著名的柏林猶太歷史博物館，我多年前在柏林時也參觀過），這個紀念碑群采用了希伯來文字母“????”（“紀念”）的書寫造型，由四大組菱形不銹鋼鏡體和紅色磚墻構成，磚墻上的一萬零兩千塊磚刻有荷蘭猶太人、羅姆人和辛提人的名字，另外還有一千塊空白磚，以紀念那些不知名的大屠殺受難者。
自第一次發現這個紀念碑群后，我后來又數次單獨來過或帶朋友來過。三月，鄰院的墻頭上桃花怒放，大院子里高高飄揚的烏克蘭國旗則折射到紀念碑群光潔、菱形的不銹鋼鏡面上。在這里，我記住了第一個希伯來字母：“????”——“紀念”。是的，活著，但要記住！活著，要與那可怕、可恥的遺忘搏斗！活著，要去接受那些痛苦的亡靈的目睹。也許，這才是我們活著的意義。我的手掌在紅磚墻面上緩緩撫過，那里，每塊磚都代表一個受難者，也許她就是另一個安妮·弗蘭克，我甚至感到，當我的手掌觸及那塊灼熱的磚面，她的面容和眼神就會浮現……
我在這里找尋，每一個來到這里的世界各地的參觀者都在找尋。這就是這座紀念碑群所產生的力量。我知道有很多非荷蘭籍的受難者的名字不在這里，但我仍在找尋。
我在找尋，仿佛我要找到更多我認識的人，
我們的紀念碑
由無盡的淚柱支撐。
我的仿佛生了根的腳步
沿著這一面面展開的紅色磚墻移動，
我們的哀悼
永不完成……
古城根特的雪，倫勃朗的風車
這次荷蘭行的最后一次詩歌活動是在比利時根特大學。根特是比利時第三大城市，也是比利時的佛蘭芒語區亦即荷蘭語區，我的荷蘭文詩集即是由荷蘭語最主要的詩歌出版中心根特詩歌中心出版的。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的老朋友和譯者伊歌就生活在根特。這次來，除了看望伊歌全家，我還特意去祭奠了伊歌丈夫彼特的母親露特女士。彼特的母親很有文學和藝術修養，又很善良，每次我去根特，她都要為我開一個party。我不知道她是否死于新冠感染（我知道伊歌的伯父是如此），我在花店里買了一株堅挺的玫瑰樹，和伊歌、彼特一起把它種在了露特女士的墓碑后，希望那不斷盛開的玫瑰能永久地陪伴她。
比利時西北部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最慘烈的戰場之一。在安葬露特女士的古老墓園里一路走來，我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無名戰士紀念碑和許多死難將士的墓碑，其中的一座高大墓碑下，還有一個中彈倒下的持槍士兵的雕像，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曼德爾施塔姆流亡時期借戰爭題材寫下的組詩《關于無名士兵的詩》：
不可收買的天際橫過戰壕，
浩瀚的星空批發著死亡，
如此完備，我跟隨你，躲開你，
我的嘴在黑暗中飛竄。
教教我，瘦弱的小燕子，
現在你已忘記了如何飛翔，
無翼，無舵，我又怎能
對付空氣中的那座墳墓？
這組詩書寫了個體生命在宇宙和歷史暴力中的無助和盲目犧牲，它被視為詩人后期“最迂回和富有影射性”的重要作品。在最后一首《主動脈充滿了血》中，詩人把自己也寫了進去：
……我貧血的嘴唇在低語：
我生于1月2日至3日的夜里
在一個十九世紀—或別的什么年代的
不可靠的年頭，
而世紀圍繞著我，以火。
這樣的詩“過時”了嗎？不，即便是今天它仍有警示意義。
根特大學的詩歌活動，沒想到是在莊重、堂皇的頒發學位的禮堂里進行。活動結束后，4月1日清晨，冒著撲面而來的飛雪，伊歌開車送我到根特火車站，我將從那里搭乘直接開往阿姆斯特丹國際機場的歐洲快車，結束這次難忘的詩歌之旅、歐洲之旅……
也許是在快速行駛的車上，我從未見過如此急劇的滿天飛雪，我想起了多年前我在根特寫下的那些詩（“……橡子炸裂之后/園丁得到了休息；接著是雪/從我的寫作中開始的雪……”）；不過，在列車行駛一個多小時進入荷蘭后，雪漸漸停了，但見白茫茫的田野和村莊間，籠罩著一縷縷雪霧。隔著車窗，我看到遠方的雪野上一座巨大的風車，然后是另一座……荷蘭的古老象征啊。
是的，倫勃朗的巨大風車仍在為我轉動。不過，那里仍有不少難解的謎。比如，他為何要在巨大的旋轉的風車葉片下畫上一只不起眼的蝸牛？還有，為什么他在史詩般的《夜巡者》中竟插入一個神秘而又驚慌的小女孩，而在她的衣裙上還掛著一只死鳥？
的確，還沒有任何一次旅行像荷蘭之行這樣，讓我如此進入到藝術之謎、人生之謎和命運之謎中。而我感謝這樣一次機遇，我想我也沒有白來！
尾聲，或又一支“敘事曲”
就在這次荷蘭行的幾個月后，我收到馬蘇菲博士的來信，說是一位荷蘭的作曲家范特·德·坎特（Fant de Kanter）要為我的詩《瓦雷金諾敘事曲——給帕斯捷爾納克》譜曲，這，我又是沒想到！
中國的讀者已熟悉這首詩，它也被很多人視為我20世紀90年代初的“代表作”之一。“瓦雷金諾”為帕斯捷爾納克小說《日瓦戈醫生》中的一個地名，在小說中，日瓦戈躲到那里，想獲得安寧并從事寫作，但卻在雪夜里聽到了狼群逼近的嚎叫聲。這就是我這首詩所借用的主要情節，但實際上，這首詩與其說是獻給帕斯捷爾納克，不如說是在寫我們自己“內在的絞痛”，寫我們自己“兩難”的歷史命運：一方面，作為一個詩人，他要從事純粹的藝術，他也相信藝術高于一切，但在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正視真實的命運；他試圖以寫作來克服恐懼，把苦難轉變為音樂，但是，他能嗎？……所以到這首詩的最后，一切都不可抗拒，一切也都更內在化了……
至于這首詩所喚起的廣泛共鳴，在當時寫它時我并不曾料到這一點，更沒有想到它會被譯成另外的語言，被另外的讀者們所接受。相反，我總是在想這首詩對他們來說會不會有隔閡，或者說，他們對這首詩又能讀進去多少。
時間本身打消了我的疑慮。從這首詩被譯成多種語言后的反響來看，它超越了具體的歷史時空而獲得了普遍的意義。收到作曲家坎特本人的一封長信后，我也更多地知道了為什么一位荷蘭的作曲家會“找到”這首詩。他在來信中說他自己出于對世界的深切體驗，一直想創作一部《黑暗降臨》，作為對英國作曲家威廉姆斯的弦樂名曲《云雀升騰》的回應或“對位”。威廉姆斯的《云雀升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根據一位英國詩人的同名詩作譜寫的，作為對一個可怕年代的預感和精神超越，他也想找一首詩來創作他的《黑暗降臨》，因為根據歐洲音樂傳統，他的作品要根據一首詩來創作。他說他為此已買了許多詩集，書架上都堆滿了，但都沒有找到“那首詩”，直到他在一家書店里發現了我的荷蘭文詩選《黎明的灰燼》，直到他翻開那首他稱之為“難以置信”的詩：《瓦雷金諾敘事曲——給帕斯捷爾納克》。
但他說，他在為這首詩譜曲時加了一個副題：“一個可怕的年代——為了活著”。那是拉麗莎在瓦雷金諾聽到狼嚎時對日瓦戈所說的一句話。加上了這個副題，這部音樂作品就更有時代內涵了。
這支曲子于2023年1月15日在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首演，首席小提琴為荷蘭著名的俄裔女小提琴家莉薩。首演之前，荷蘭的報紙進行了報道，在演出現場還給聽眾們配了《瓦雷金諾敘事曲——給帕斯捷爾納克》全詩的譯文。
我無緣前去聆聽這場首演，但我相信作曲家在信中對我所說的話：“音樂跟隨著詩的每一行，它說著詩中說出和未說出的話。獨奏小提琴是敘述者，而合奏團評論它……”
我還想起了在這之前的信中作曲家問我的一些具體問題：為什么這首詩會出現那么多的發問？還有，“又一場暴風雪/止息于他的筆尖下”，這個“筆尖”是什么筆尖？
我還沒有聽到這音樂，但是，我在內心里已聽到了，我又聽到了瓦雷金諾或北京冬夜里那筆尖的沙沙聲——是鋼筆尖！帶著那個時代的全部重量和壓力，帶著它才有的尖銳……
是的，我又聽到了。我甚至看到了那揮弓的女小提琴手，已化身為那棵暴風雪中的松樹，似要發出致命的斷裂聲……
我聽著這音樂，又起身開始了我在多年前的尋找，像暴風雪中尋找著拉麗莎的日瓦戈，像那位一次次走在阿姆斯特丹坑坑洼洼的街道上的作曲家……是的，尋找，相互尋找，仿佛是在難言的苦痛和長久的昏睡之后，我又開始了我的尋找。
王家新，1957年生于湖北丹江口，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詩集《紀念》《游動懸崖》《重寫一首舊詩》等，詩論隨筆集《夜鶯在它自己的時代》《為鳳凰找尋棲所》《翻譯的辨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