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兒子：我長大了干活有錢了，給你買好東西。買蘋果汁。買可樂。你說要買什么好東西？

父親：給老爸買啤酒吧。

兒子：買啤酒，還給老爸買糖糖！

三歲的兒子很有孝心，這是當年跟他的對話。曾幾何時，我是他的偶像。他所知道的最好的工作就是我這樣的：可以睡懶覺，可以晚上不睡，可以無限上網，還有人給我發工資和稿費。女兒也很有孝心，那時她還小，我騎自行車帶她，她看到路旁的花圈覺得好看，說：老爸，等你死了我也送你一個。好的好的，我謝謝她。

謝謝孩子們，有這樣的好孩子，當老爸的要努力啊。

我在世紀末時曾預測過二十一世紀的文學，現在重讀，猜得不算太離譜：

我想二十一世紀的文學將更為焦慮，作為作者，面對形形色色的紛亂，內心的焦灼一定會通過文學來排遣。文學中，人的地位進一步下降，不光不是古典文學中的半神，也不是今天文學中努力維持著的比較自尊的形象。這一切也因為在社會生活中，關于人的定義在發生改變。克隆人算不算人，基因被修改的人算不算人，身上移植了動物器官的人算不算人，移植了異型大腦的身體算不算人，由父親生育的人算不算人，完全在人工的環境中培養出來的人算不算人，人和近緣動物雜交的物種算不算人？還有，人的知識是可以從機器中直接拷貝的嗎？他的人格是可以通過技術的辦法輸入和改變的嗎？人類一直想當上帝，像上帝般創造萬物。到下一世紀，非自然繁殖的人真的要由人創造出來了嗎？人在做到這一切之后，難道會更滿足更安寧嗎？人已不人，那時候的文學，豈能對此視而不見。

二十一世紀，文學的書面語和日常口語更為接近，成語典故一類的成分更少，比較適合大多數人不費腦筋地閱讀。語法的規范較為松弛，新的詞大量涌現。文學已不再是文學家的專利，人人可以染指。本世紀，最好的文學作品是職業作家寫出來的，下世紀大概不這樣了。下世紀的文學會和多種藝術手段相融合，比如造型藝術。音樂是文學的良伴。人們眼睛看到的將不再是書本而是可以方便攜帶的電子閱讀器，它可以儲存人類所有的文學作品，并能從網絡下載最新最好的文章。傳統的出版社被改造，編輯的職業要重新定義，作品很容易地直接從作者之手傳到讀者之手，中間沒有中介。人們會懷念那種由紙質書籍傳遞信息的素色的文學讀物。

只要人們還使用語言，只要人們還要聽故事，文學是不會被取締的。經過一個大眾化的卡拉OK般的時期，還會回到它的詩性的年代。文學是從詩開始的，它的滅絕也應該是詩。

一九九六年，我在《下一個世紀》一文中說：

再后來，電腦會生物化嗎，有它獨特的思想感情與倫理道德？善于教唆的蛇在哪里呢，吃了智慧果的電腦將怎樣看待人類？下一個世紀的電腦，會聰明到發現人是多余的嗎？會不會有一個壞人，發出“把人類干掉！”的指令？

假如二十一世紀真是這樣的一個世紀，二十一世紀的人干什么呢？他們用什么來表示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必要呢？

二十一世紀就要來到了，什么是它的明星呢？人們在十九世紀末，猜到了原子彈、艾滋病、電腦、航天飛機、克隆羊了嗎？他們猜到希特勒、黨衛軍了嗎？猜到蘇聯的痛苦誕生和突然解體了嗎？我們對自己的猜測有幾分自信呢？

上世紀末．我懷著深深疑慮繼續雞零狗碎地寫文章。前輩何振邦先生來約稿，我寫了一篇長看某人交差。寫中韓足球賽，寫《戀愛的模式》。那兩年做成系列的是《小說老子》的八十一章。還有電視片世界名人系列的串聯詞。懷孕的楊瀾來我家，他們公司從海外買入傳記片的版權，邀我和曹雷等人幫著為中文版加上串聯詞。達爾文、海明威、孔子、蒙哥馬利、鐘樓怪人、馬可·波羅等等。節目高雅，付酬很快，是個好活。

北方的朋友來約稿，草草寫了一個很短的小說《恩》，題材跟網絡相關，一個垂死的老人在網上跟女孩聊天。一朋友編短篇小說集問我有什么作品，我將這篇發她應差。她想必很鄙夷，這怎么也算小說？

看蘇樂慈導演的話劇《股票的緣分》，看歌劇《茶花女》。在王景國的真漢咖啡劇場看張獻的話劇《屋里的貓頭鷹》。看孟京輝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看《壞話一條街》。我喜歡看話劇，一九八二年還在北京看了高行健的小劇場話劇《絕對信號》。

也有不很愉快的經歷，曾去某出版社簽一本散文集的出版合同，發現合同將版稅壓得很低，他們給的理由是出版社目前經濟有點緊，請各位諒解。這個理由很牽強。這種閑書，有困難的話大可不做。我能因為我家有困難請將版稅抬高嗎？我的月薪還不夠交女兒的幼兒園費用啊。那么低的版稅都敢簽字，作者以后的日子還怎么過？

對寫字謀生來說，報紙是最叫得應的。最快的時候，晚上十二點寫完的文章，第二天的報攤上已經出現了。全國有那么多報紙，每天需要大量文字，身后有報紙挺你就不會餓死。其次是雜志，出版慢一點，發放稿費晚點。書是最后的。能出書當然好，但不能救急，一本書拖個幾年都是常見的，也有拖到最后黃了的，退稿費連買文稿紙都不夠。書出版后，如果是余華創作的《活著》，那可以指望它養老，而一般的書印個幾千冊一兩萬冊就無疾而終了。運氣好的話，可以用版稅換一臺新電腦。進入掙了錢買電腦，買了電腦去掙錢的死循環。

我有幸是所謂“專業作家”，有一份工資和公費醫療。那年外國作家聽說我們有工資，羨慕得窮眨眼睛。我說，一個月二十美元，您來嗎？我知道，全世界的嚴肅作家都不容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著名的窮鬼，寫《百年孤獨》的馬爾克斯連寄文稿的郵費都湊不齊。盡管收支無法平衡，但有工資這個事實，造成我們這些人跟沒工資的寫作者的巨大隔閡，網上一提起就一片恨恨聲。葉兆言勸我，我們都是既得利益者了，被人家說就說了，別跟他們爭吵。他說得對。

一九八三年起，上海作協實行創作假辦法。申請者提交創作計劃，被選中的作者，由作協跟原單位協商，保留編制，停發工資，改由作協每月發放生活費。之后在家寫作，不必坐班，創作假期滿，回原單位上班。這類似于后來的簽約作家辦法。盡管這是有風險的，長期脫離原單位，將來在這個單位的預后肯定不好。但寫作多有趣，而且靈感來了可以通宵達旦地寫下去，不必擔心明天一早的上班。還有，雖然單位已經很開恩，但接到令人興奮的筆會通知依然會難受一下。三個筆會讓你去了兩個，你還要怎么樣呢？你的同事可是每天在上班啊。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說。一旦請好了創作假，時間都是自己的，愛上哪里上哪里，開心得要飛起來。請假后的當年我就跟曹冠龍、薛海翔接受國家林業部的委托，用一個多月時間去大渡河木材水運局采訪，一路上各執一詞各抒己見爭論不休。翻山越嶺，山路險峻，看懸崖下大河奔騰。在林區聽那些創業者驚心動魄的故事，去川劇團聽悠遠的傳說。期間還跟林業部攝影隊去了當時人跡罕至的九寨溝。那個水啊山啊好得如在仙境，驚得我從座位上蹦起來。山路上，我朝天亂叫“老虎來啦”，沒人搭理。諾日朗瀑布前就站著我們三個人。我在鏡湖邊解開個木筏，獨自劃向湖心。玩好了將筏子系回樹上就行了，沒人看管。

回來后我寫了散文《九寨的秋》和中篇小說《走通大渡河》，曹冠龍和薛海翔寫電影文學劇本《雄河》（未開拍）。下一年，我和曹冠龍接受國家地礦部的委托，去海南島采訪地質員工，一輛吉普載著我們上五指山下萬泉河，海口就一個紅綠燈，三亞的海灘沒幾個人。發給我們螞蝗襪，走遍海南，還搭乘軍艦登上西沙群島。軍艦出榆林港時，曹冠龍赤著膊穿著紅色游泳褲在艦上走來走去。一軍官要我叫他回來，跟我說，軍艦出母港，全體不在崗的官兵都要在船舷邊肅立，向母港告別，行注目禮。他說，如果是戰爭時期，很可能一出港再也回不來了。我說，明白了。

一九八五年，上海作協開始實行專業作家制度，有十個編制（包括王西彥、胡萬春等老作家）。我申請成功，編制轉入了作協，生活費變成工資。沒有辦公室辦公桌，依然在家寫作。調令一發，我的原單位也松了口氣。它是修路架橋建排水站的國企，因待遇不高，露天作業辛苦，招來的都是考試分數最低的那批中學生。公司的大學生極少。當時有個國務院文件，要國企辦職工學校將員工的文化水平補習到初中畢業。我的語文課無非是教他們多認幾個字，將來寫情書時少點錯別字。這樣的教師太好找了，我這種占著編制不出力的教員確實應該滾走。飛快地辦好手續，我小人得志地說，有一兩個月時間，我是上海唯一的專業作家。宗福先等人被單位挽留，要請領導出面做工作才放人。吳亮、程德培是工人編制，轉到事業單位要辦復雜的手續，其他人也被稍微挽留后才惜別，我的老單位很通情達理，握握手就說“下趟來白相”，這對彼此都好。

順便一提，我的同事葉永烈曾記錯了，說他也是最早的專業作家之一。他是一九八七年調進上海作協的。我跟老葉說過不對頭，請他去組織人事那里查。他是寫歷史的名家，寫下來就可能成為“史料”。不太遠的事情，連當事人都會記錯，因此有必要提一筆。

陳思和教授曾向我啟蒙，以前魯迅他們寫作的同時還當教授，巴金他們同時在辦出版，活路較多。一九四九年之后，體制設計成作家跟大專院校和新聞出版業脫開，寫作者的生路只在作品。一旦發表受阻，立刻有謀生問題。真是受教了。

可以想見，對那些無法得到公家或基金會資助的寫作者，生存的壓力更大。文學有它的魔力，盡管前途莫測，所有的文學青年都是自愿走上這條小路。那些做得漂亮的，如王朔，可以不依附體制而自力更生，讀者是衣食父母。

圈外的人好奇，作家們一個個稱兄道弟的，是怎么相互認識的。

一個人寫作了，就可能結識不少各地的同行。多數是先看到作品，記住名字，然后在各種活動中邂逅，例如我認識阿城何立偉張潔鐵凝鄭萬隆韓少功陳建功賈平凹陳忠實余華莫言高曉聲陸文夫邵燕祥王蒙張承志陳染趙玫遲子建（人太多了，數不過來）。一九八一年參加《百花洲》雜志的廬山筆會，認識林斤瀾李國文莫應豐劉心武彭荊風葉之蓁等；一九九一年參加《小說家》雜志的筆會，游船從武漢駛向重慶，船上是王朔劉震云朱蘇進池莉葉兆言儲福金陳應松等人。劉震云稱王朔為王爺，王爺就笑著賞賜他一個官銜：朕封你為甲板行走。那些朋友中，有人是自己找來的，例如馬原、肖全。或者，只是彼此知道，一輩子沒見過面，如北村和洪峰。我沒見過殘雪，但寫過她，也存有她的來信。只有一個人是我多次去找他，那就是史鐵生。他在輪椅上動不了，極少參加筆會，我到北京總去請個安，吃陳希米準備的飯。

上海的小說家很容易見到，那時我們有個小組，《上海文學》的彭新琪老師是我們的領導。她幫我們開公假條，組織定期的活動。那時比較文雅，一個文學雜志開出的假條，企事業單位能認可公假，放員工工作時間去參加活動，甚至參加外地的筆會。我跟宗福先、曹冠龍、薛海翔最熟，常見到的還有周惟波趙長天趙麗宏崔京生沈善增倪輝祥王小鷹程乃珊倪慧玲俞哲李健等。有次去金山跟郊縣作者交流，有一張多人的合影真的認不出誰是誰。誰知多年后被萬能的網民揭露，原來我早就跟韓寒的父親接上頭了。

作家跟編輯天然接近，進入巨鹿路六七五號后，我看編輯于炳坤、肖崗、周介人像看大哥，有時會跟他們放刁。楊曉敏、肖元敏像是姐妹，她們幫我打飯，關心我的私事。茹志鵑、李子云、彭新琪、趙自、唐鐵海則是上一輩的老師。外地的編輯常常找來，其中有朱偉、劉恒、周梅森。那時的風氣不錯，從來不必請客吃飯或送禮。年輕人能將小說寫好，大家就喜歡你。

我跟批評家比較生疏，跟他們不是一伙的。大批判小評論我知道，但不了解文學批評是干什么的。小說家可以只讀經典，躲開爛文，他們什么都必須看，令人同情。既然入圈，不管是不是一伙的，開會了總能見到。在周介人組織的會議上，我首次見到那個大頭大腦的男人，他們說他叫吳亮。吳亮是男高音，另外一個音色稍遜的叫程德培。他們一伙還有蔡翔、李劼等，那時十分活潑。

那張上海作協的合影上，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上海的小說作者們和編輯老師。

一九八四年杭州的“尋根會議”的合影，拍下來自全國的幾十個批評家和作家。

彼此不可能都親如一家，但氣氛還是不錯。氣味相投的人自動聚集。有贊賞也有批評，不帶惡意。記得吳亮寫文章批評張辛欣，要她少來點雜碎湯。張辛欣實在太會寫，那句話常被我們用來嘲笑吳亮：吳亮哎吳亮，你好狠！好毒！

北京作代會之外，最大的一次聚會是一九八六年在上海金山的漢學家會議。我在那里見到汪曾祺先生被簇擁，見到舒婷大姐笑靨如花。那時我的第一本小說集《走通大渡河》正好出版，我帶了幾本書興沖沖送朋友。一上海朋友說，你送我急什么，你要去送給外國人呀。我一看，機會難得，不少人向漢學家推薦自己作品。但我對漢學家真的沒什么興致，他們連《紅樓夢》都讀不來。外國人讀不讀我的小說在我不是問題。我寫給《收獲》并成為雜志廣告語的那句話就是這個會上來的：

我向幾個西方漢學家推薦《收獲》，說它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簡寫本。

他們說：啊哈。

一九九七年十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首份《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為這個新生兒拍了一張快照。

上網計算機29.9萬臺。大多數是撥號上網。上網用戶數62萬人。男女比例7:1。其中44%在北京上海。其中約四分之一的用戶可在家上網。

CN下的注冊域名4066個。中國大陸www數量約1500個。從4個口子出去25條國際線路，總容量25.408Mbps。絕大多數信息流量用在了瀏覽網頁、收發電子郵件和FTP文件傳輸。

三分之一的人抱怨收費太高，一半的人抱怨網速太慢。抱怨中文信息太少，除瀏覽實際可做的事太少。

回到正題。上網了，馬上就從閱讀《收獲》《上海文學》跌落到讀那些閑言碎語。馬上從結識各種有根的人轉到撞見大量不知從什么地方冒出來的什么人。互聯網上，你不僅不知道坐對面的是不是一條狗，你還不知道自己是否也是一條狗。

以人的敏感，首先是去發現上網之后什么東西是新的，什么東西變了。

最先的竊喜是國界沒有了。以前只是聽說到了共產主義沒有國界了，天下大同，現在提前了。盡管不想作奸犯科，但自由地到處走走多快樂。在網上，你不知道自己是在何方。一個網站建在東半球還是西半球，建站者的成本可能不同，對網民來說沒有區別。信息飛快地繞地球一周又一周，比瞬間更瞬間，距離已沒什么意義，你的黑夜是他的白天，日夜也是相對的。

有互聯網之前，收音機和電視機已經普及，住宅電話正開始普及。新聞和娛樂靠的是電視和報刊。那都是有排片表的，它不播不刊登你就沒得看，夜里它還休息。有了網絡，自己去找吃的，好東西日日夜夜在那里。雖說有指南一類書籍引路，但網絡的變化太快了，這里剛印完，網上就變了。能看到什么全靠自己的悟性、技能和運氣。

中國大陸屬于后到的，到我上網的一九九七年，發現網上已有不少好東西。我喜歡的書中有一本叫《金瓶梅》，書店是買不到的，因我算文藝工作者被優待，買過三本一套的內部出版的限量印刷品。不僅印數不多，該死的還缺了一萬多字，是所謂的“潔本”。朋友幫忙，去大學的專業圖書館借閱后按我的索引復印缺失的文字，我將復印來的文字抄寫在書的天頭地腳，頁面的空白不夠就補上一頁白紙。這種小事簡直擴大成一個工程，好辛苦。等我一上網，阿彌陀佛，發現不僅有全本《金瓶梅》，還有好人將那被刪的一萬多字掛在那里，免費，只消很簡單地下載便是。于是崇拜起互聯網，代蘭陵笑笑生謝謝它。不僅文字，還有我們人類最美好的樣子也都儀態萬方地擺在那里了，橫的豎的，風情萬種地迎你。欲說還羞，我們都是過于純潔的成年人，Playboy都沒見過，我們被科普，我們被啟蒙。

網絡是個大世界，分門別類地放置人類的各種知識和各種疑問。數理化之外，若喜歡郵票，喜歡煙斗，喜歡研究各種死法，喜歡妖魔鬼怪，都能找到同好。隨著帶寬的增加，圖片、聲音和視頻漸漸多起來，我曾找到金斯伯格朗讀《嚎叫》，找到胡適答記者問的錄音。電影和電視劇，藍光和高清，720p落伍了，要1080p，后來還有4K。后來可以拿在手里看，到處走動著看。看官不妨問問家里的老人，一九八○年之前，家中是否訂閱報紙雜志，有多少藏書，是否打開過畫冊，一年看幾次電影幾次演出，是否買過唱片，一生打過幾個長途電話。從文化來說，互聯網是極為奢侈的盛宴，一夜之間提供比過去一萬年還多的內容。窮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城里人和山里人，被進補的文藝工作者和沒得進補的非文藝工作者，有可能看到同樣的作品，不至于少見多怪營養不良。這也是之后的網絡文學、網絡視頻和網絡直播的物質基礎。

我們換個視角，互聯網是有原罪的。它從侵犯知識產權起家。一些偷得早偷得快的成了富豪。像那種某某文庫，鼓勵讀者用偷來的書交換看它庫存的書，以偷養偷。一些自稱圖書館的網站，肆無忌憚地盜用版權作品。你們還真當我已經死了五十年？我曾找過一個網站論理，揚言要起訴。它最終承認侵權并書面道歉，說是給我補償。我覺得可笑的是，直到他們道歉，其實沒搞清楚侵權的是哪幾本書。更可惡的網站，將建國后的眾多期刊一網打盡，并把即將發表的東西也通通預吃。它們自稱是刊物授權。版權是作者的，刊物如何可以授權？較早的年份根本沒有互聯網，作者怎么可能授權刊物將作品上網？據說這些事情是有機構管的，起訴的話法院也受理。但打官司贏了，獲得的賠償可能還不頂打官司的費用。我曾說，好容易抓到小偷，它百般抵賴，即便狡辯無效，敗訴后只被要求將錢包歸還原主，那不是鼓勵偷盜嗎？為什么不狠狠罰它，將罰款送給養老院？勝訴都令人灰心喪氣，那就沒幾個人會起訴。某些無良網站，靠當小偷去爭首富或二富，無論老板穿著多貴的西裝上臺扮酷，他仍是個賤賊，而且是劫貧濟富偷盜窮人的賊。這樣大規模盜竊公民巨額財富，破壞文化生態，難道不應該公訴？

一九九九年九月，王蒙等六名作家起訴世紀互聯通訊技術公司侵犯版權，未經授權在網上傳播他們的版權作品。一審和二審作家都勝訴。

看盜版是全球的普遍現象，貓捉老鼠似的。網民對看盜版的心理是復雜的，有時會說自己欠誰一張電影票。但有些東西，你不看盜版根本沒得看。中國的電影觀眾據說水平最高，其中還出了幾個特別能說會道的，這高水平應是看盜版看出來的，見識不一樣了。他們只是自己看一下，并沒去開公司賣錢發財。若為他們辯解，這是不是有點像魯迅說的盜火。也像印度不承認外國藥物的專利權，擅自仿制，救人要緊。

在電腦上，如果所有的軟件都用正版，其費用肯定比買硬件還高。微軟的Windows家喻戶曉，以前很貴，我周圍一度沒幾臺機器裝的是正版。后來它薄利多銷，以較低價格授權給電腦公司預裝，在網上按年銷售使用權，正版用戶多了起來。微軟作為業內數一數二的大公司，它最賺錢的軟件是Office。我曾去它設在上海的一個部門做個講座，它沒給我講座費，而是贈送一套Office軟件。那兩張光盤的市價幾千元錢，據說它在中國大陸賣出極少，少到網民不相信我用的竟然是正版，怎么可能，要我出示證明。用盜版確實不值得驕傲，苦惱的是，如果都用正版，中國可能剩不了多少電腦。是啊，如果買來手機，還要另買比手機更貴的軟件才能啟動，現在的街頭還會有多少手機？

互聯網是一個民主的發明，且不討論這個。縮小到實用的意義上，對我來說，互聯網的工具性最為吸引人。它好像是我們出門坐的車，打獵用的槍，甚至吃飯用的筷子。現在，沒有網絡我完全無法寫作。尤其這種非虛構作品，不可胡編亂造。我常停下來去搜索一番，力爭不要搞錯。就算是自己硬盤上的資料，也要靠搜索去找出來。有網絡的幫助，可以看到最新的消息，最完整的討論，最接近事實的資料。多種聲音在線，可供比較和甄別，提高國民素質。它的一個負面效應是，網上一直有非常多的不實信息。壞人樂于制造假消息，因其內容聳人聽聞，往往被轉發轉送，所謂的“病毒式擴散”。如肯費心搜索一下再決定是否轉發（但極少有人這么較真），十有八九可以判別真假。也有網站在嚴肅地探求消息的真偽。在人工智能加入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將會越來越糾結。

上網之后，我每天在網上逛來逛去，樂此不疲。那時的熱詞叫“沖浪”。一九九八年，我為《電腦報》采訪上海信息港辦公室綜合處。他們提供的數字最為權威：迄今已領到《上海市公眾信息服務業準營證》的有四十余家，已登記在辦申請的有六百多家，至于前往咨詢的更有上千家了。我帶著相機去采訪一個出名的網吧：3C+T。它在上海的陜西南路上，旁邊就是著名的淮海路。顧客一人一臺電腦。收費不算貴，每小時十五元人民幣，飲料除外。當然也可以花兩百元買上十個小時，那是包括飲料的。人們過來找資料，發電子郵件。周六周日來人較多，晚上人多，有時竟會客滿。服務時間平日每天十六小時，即將增加到二十二小時，雙休日二十四小時。看來人們上網的熱情已無法抑制。后來，網吧成了年輕人打游戲的樂園。

一九九九年夏天，我接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的姑娘叫何從，邀請我七月二十四日出席榕樹下網站的開張典禮，在波特曼酒店。網絡文學我聽說過，也讀過一點作品（后文再談）。那天我是帶著女兒去的。留下的照片上，有沙葉新和我在臺上發言，陳思和與老沙聊天，有我跟女兒和沙葉新等一起吃飯。與會的作家還有白樺、趙長天、陸星兒、曹正文等。原本就是去看著玩玩，誰知會后被網站的創始人朱威廉先生邀請，期待我能參與網站的工作。談了一下。正如上文提到的，我對電腦和網絡非常有興趣，對文學的未來有所猜測，深感好奇。就這樣，我成了當年唯一一個以工作姿態介入網絡文學網站運營的職業作家。

榕樹下網站的全稱是榕樹下計算機有限公司（域名：http://www.rongshu.com），冠以“全球中文原創作品網站”的帽子。“生活·感受·隨想”是公司理念。公司地址在上海北京西路一三九九號的建京大廈十二樓。老板是美籍華人朱威廉，不到三十歲，我們叫他Will。這類公司人人都有個英文的網名，彼此直呼其名。將名字印到茶杯上的時候問我叫什么，我想起一個衛生用品的商標名，說，就叫toto吧。小寫，免得跟名牌小便斗沖突。

網上的許多工作可以遠程去做，我不必常去公司。我倒是很愿意去那里玩玩。榕樹下公司的氣氛很好。大辦公室的中間是一棵舞臺布景一樣的大榕樹，樹下散放許多電腦桌，供編輯使用。公司核心業務是將網友投稿來的作品經人工編輯上傳到榕樹下網站。樹下還養著一只小動物。人們走來走去，喝茶喝咖啡吃東西，忽然會有一聲笑罵。戴著耳環的寧財神跟他心儀的姑娘在一個小房間，四五個人一堆，便于說說情色笑話。那時他熱衷于鬼故事。安妮寶貝和兩三個姑娘在另一個小間，做的欄目是“安妮寶貝工作室”。趙波的欄目叫“趙波和她朋友的客廳”。我有欄目沒桌子，我的欄目叫“看陳村看”，貼一些自己的作品，評論一下網文。這些欄目都定期更新。公司尚綠，員工的名片都是綠色的。

我在榕樹下有個頭銜。Will要我給自己想一個。我是外人，有個職務可以叫小的們幫我做事。我不要當官，胡亂起了個奇異的說法叫“網眼”，意思是到網上看個熱鬧，幫弟兄們探路。后來公司引入投資要正規化，于是改稱藝術總監，聽著很不錯，很不務正業。有人告訴我，藝術總監的英文簡稱就是CAO。這在中文世界里不雅。

我寫完這篇是在二○二三年的最后一天。它的發表要等到三月號刊物面世。大量時間耗費在復雜的流程中。要想將文章這會兒就發到網上，一個回車就行。二○二四年的元旦，全世界人民在新年第一天就可以讀到這篇新作。只是，作者我沒一分錢的稿費，事后此文也可能無從查到。而發表在《上海文學》雜志可順利進入圖書館系統，被保存到人類毀滅。這就是目前的互聯網和傳統出版的區別。

看到吳亮的一段話：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十一點，我混入淮海路的人流。二十世紀的最后一小時。我想起小時候父親帶我在這條街上看燈。時光仿佛倒流。我與陌生人同在。我與往事同在。無數興奮的面龐，就為了某個時刻的來臨。那興奮傳染給了我。我隨著人流緩緩移動。燈海連著燈海。中環廣場，香港廣場，八仙橋，西藏路，我抬頭了，我清楚地記得那一瞬間：一個通體發光的怪物突然闖入我的視域，即那個龐大的，粗鄙的，野蠻的，丑陋的，臭名昭著的電視塔。此刻，它如此不當，混濁，不講道理，橫暴，用巨大的體積和對岸的文明對抗。它笨拙而愚蠢，它沒有自知之明的原因在于它找不到一面同樣巨大的鏡子來照照自己。正在胡思亂想之際，人群開始騷動，外灘的鐘聲和汽笛聲響成一片。二○○○年從天而降！令人難以置信，只需要一秒鐘，那么多歲月、人事、記憶、感受、經驗、印象就全部留在“那一邊”了。

我也寫過世紀末：

今晚安定地坐下，拋開雜事，為的是和一九九九話別。

這些天總有電話來問，那個二○○○，那個最末的一天或一夜。

我說，二○○○，我想出來的一句話是：我將死于這個世紀。大家說不好，還沒開頭就要說死，不好。我雖不信邪，只好收回。但我知道即便收回，我也是見不到二十二世紀的。生我者二十，死我者二十一，一點都不會錯。可是，不錯的話有時也要收回。

我說這樣的話，是在隱隱說自己和二十世紀的關系。我總是二十世紀的人了，不管再活多少年。我的好，我的心，我的百感交集，都留給二十世紀了。我沒料到新世紀來得那么快，它急不可耐地不由分說地來了，無人能擋。既然它是自己要來，既然它總要來到，我便不稀罕它了。我對即將逝去的那一百年懷戀深深。那一百年的苦難和紛亂，惆悵和狂喜，已經在我的生命中定格。這個世紀的寒冷的冬天，昏黃的路燈，相濡以沫的對視，一文不名的快樂，已經定格。

這一年，我不停地整理。處理老照片，修訂舊日文章，翻出保留的來信。掃描儀和刻錄機被頻頻使用。在那個分界到來之前重溫。在下一個百年重溫，下一個千年重溫，會是不同的意味。而今，我在舊址之上，趁它還沒蓋起新樓。

我明白最后的那個夜無可逃遁。我沒有精神也沒興致去作弄那個夜晚。我說，一睡了之。和妻子孩子道過晚安，一個人，抽支煙，翻一下當日的報紙，關燈。就讓我在睡夢中走出這個世紀。我把自己的夢留給這個世紀。

不會忘記的是一九九九年的十月一日晚上，在上海也是中國的最高建筑金茂凱悅酒店的八十六層“主席套房”。朱威廉開房請朋友們請榕樹下的伙伴觀賞焰火晚會。那年是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即將跨入新世紀。樓下是蘇州河流入黃浦江的河口，對岸的外白渡橋旁是低矮的外灘。生在上海，我們從小就看焰火，并不稀罕。但是，我看見的是一團團五顏六色猝不及防地從你的腳下升起，一波波升起，在你面前綻開，流淌，閃著各色光芒，覆蓋整個視野。黑夜的城市是它的背景。禮花的發射點就靠著金茂飯店，隔著厚厚的玻璃可聽見沉悶的炮聲和炸裂聲。你瞠目結舌。它就打在你的面前和你的腳下，夢幻一樣的赤裸裸的，兇悍還嫵媚地在你的面前開放開放開放，將你照亮，然后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