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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花燈調》今年1月出版后，著名作家劉慶邦帶著這本書出差，從坐飛機到賓館的旅途中一直在看，一直在落淚。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說到動情處，劉慶邦依然會眼含熱淚，“我都已經70多歲了，也不知道為什么每次看這本書還有那么多的淚水，我明知道看到哪里會動情、會流淚，等真看到那段情節時，仍無法控制豐沛的情感。”

劉慶邦享有“短篇王”的美譽，著有長篇小說《斷層》《平原上的歌謠》《紅煤》《黑白男女》《家長》《女工繪》等，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走窯漢》《梅妞放羊》《遍地白花》《響器》《到處有道》等。根據他的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第五十三屆柏林電影藝術節銀熊獎。

新長篇《花燈調》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劉慶邦表示，自己從剛記事的時候，就在為這部書做準備，“當然，當初的準備不是文字、語言、藝術和技巧上的準備，而是饑餓的準備、生活的準備、人生的準備、生命的準備。我準備了大半輩子，醞釀了幾十年，終于把這本書寫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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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歷過極度貧困，寫完《花燈調》像完成了一個心愿

《花燈調》聚焦貴州偏遠山區的貧困村高遠村，女主人公向家明本已擁有了令人艷羨的工作、美滿幸福的家庭、富足安定的生活，但毅然選擇了當駐村第一書記。她走在田間地頭，攀在懸崖峭壁，宿在簡陋屋舍，在泥濘跟嚴峻中拓荒，在溝壑跟淤堵中楫水，與村民齊心協力，共同書寫了高遠村的華麗“變形記”。小說在出版前就先后入選“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

劉慶邦曾經歷過極端饑餓，因此，書寫一部關于中國脫貧攻堅戰的小說，對他來說是一個責任，“我終于把它寫出來了，好像完成了一個很大的心愿。”

劉慶邦1951年出生于河南農村，在三年困難時期最嚴重的1960年，劉慶邦九歲，“我爺爺餓得雙腿浮腫，一摁一個坑。爺爺一坐在地上，就無力站起，需要我和二姐兩個人使勁拉，才能把他拉起來。我父親饑病交加，在當年的農歷六月初六去世了。我小弟弟因為嚴重營養不良，得了佝僂病。我吃過從河里撈出來的雜草，吃過榆樹皮、柿樹皮，還吃過煳坷垃。食堂里燒煤需摻一些土，土里會混進一些砂礓子兒，經過火燒，堅硬的砂礓子兒被燒熟了，變成了煳坷垃。每當食堂往外倒爐渣時，我們一群小孩子就搶上去，從里面扒拉煳坷垃吃。每扒到一粒煳坷垃，我們就像得到一顆香炒豆一樣，高興得眉開眼笑。我被餓成了大頭細脖子、大肚皮細腿。為父親送葬時，當隊長的堂叔都擔心我摔不碎老盆，替我摔了。”

劉慶邦回憶說，幼時小伙伴們談論理想，期盼的是“天天吃白菜蘸蒜”“要是當了大官，路東邊這條路上的糞都歸我”。“我跟兩個姐姐說我的理想是家里經常有饃，想吃就可以隨便拿一個。我說的饃還不是白膜，是雜面做的，一抓就黏手的那種黑饃，但我當時覺得這個饃能隨便吃，就很不錯了。對于我這個理想，姐姐們并不認可，她們說你把饃都吃了，別人吃什么？”

劉慶邦的大姐和二姐現在還在老家，以前屬于貧困村，現在也都脫貧了，“兩個姐姐和我說現在日子也好了，吃穿不愁，再也看不見要飯的了。” 也因此，劉慶邦盛贊脫貧攻堅戰，他稱這是“一座豐碑，三個千年——千年一夢、千年德政和千年一步”。

劉慶邦表示，貧困離人們并不遙遠，至少他們這代人仍記憶猶新。“脫貧攻堅和消除貧困來得并不容易。越是經歷過貧困的人，對今天的幸福生活越是倍加珍惜。對書寫今天的巨大變化，也許更有責任感、使命感和緊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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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沒有這種壓抑不住情感和激情，急于寫出來的情況了

劉慶邦一直想寫一本小說來反映脫貧攻堅的變化，“這個‘反映’不是很容易寫，需要作家有大量的生活體驗，需要了解脫貧攻堅的過程。我雖然也知道一些變化，但是并不全面。而且寫作是需要契機的，它是手藝活兒，更是心意活兒，文思如涓涓泉水從心底流出，對自己的心意不可有半點違背。倘若逼著自己硬寫，其真誠度、含金量和質量都會大打折扣。”

《花燈調》的寫作契機出現于2020年的5月，當時，《中國作家》雜志社組織全國各地十幾位作家，到剛剛實現整體脫貧的革命老區遵義市實地采訪。劉慶邦欣然前往，行程中有一站是去脫貧的深度貧困村竹元村，中巴車在彎彎曲曲的山道上拐來拐去，駐村第一書記謝佳清在車上給大家講她的扶貧故事。“她曾在檢察院工作，來這里當了駐村第一書記，她講的經歷，讓我深受感動，忙于工作的她得病重了20多斤，還瞞著大家，有人看見她吃中藥，她說是因為胖了，所以吃藥減肥。獲得‘全國脫貧攻堅貢獻獎’的她，正是我要尋找的駐村第一書記中的優秀代表人物，既有堅定的信念，又有為人民服務的情懷。”

讓劉慶邦遺憾的是，當天他們只在那個山村走訪了半天，所得到的素材與一部長篇小說的容量相差甚遠。于是，2022年端午節的第二天，劉慶邦一人重返竹元村，村里沒有招待所，他住在駕校的宿舍里，很簡陋。

劉慶邦在村里待了12天，只要謝書記不忙，就和她聊天，“她到下邊村民小組開會的時候，我也跟隨她一起行走，隨著了解的深入，她對這片土地付出的心血和感情，令我經常淚眼模糊的。這12天的定點生活，收獲特別大。”

回來之后，劉慶邦心里有種壓抑不住的情感和激情，讓他急于把所見所聞寫出來，“以前我寫東西也有激情澎湃的時候，但是像這種情況，好久沒有出現過了。我甚至晚上都睡不著覺，出現了作息紊亂的狀況。”

于是，劉慶邦先寫了兩篇紀實性的文學作品，分別發表在《人民日報》和《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以后，我心里才消停些，開始進入長篇的寫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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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主題柔軟化，注入作者的情感

《花燈調》有原型人物和原型故事，細節生動豐富，令人讀著栩栩如生。劉慶邦表示，不同于他之前寫的那兩篇紀實文學，在進入小說創作后，所有的情節就變成了虛構，“虛構離不開現實，甚至離不開原型。但是，一旦進入小說狀態，就是進入文字，它就是虛構的，就是異化處理。”他舉例說，就像村里種高粱，高粱長在地里是糧食，但一旦碾碎、發酵、蒸餾，變成酒以后就是虛構的了，“寫小說的過程，就是從現實變成小說的過程，就像釀酒。”

如何定位《花燈調》藝術化的基調，劉慶邦的決定是“柔軟化”，“你不能寫得像報告文學一樣，我把這個主題柔軟了，我覺得最根本的就是情感要飽滿，要注入作者的情感，要真誠地表達主人公的情感。”

主人公向書記在小說中哭了六次，劉慶邦寫作時也很動情，他說《花燈調》是迄今為止，自己所有小說創作中哭得最厲害的一部，“可以說，任何一章，都有讓我淚濕眼眶的情節和細節。”

劉慶邦現在寫小說，還是用鋼筆在格子紙上手寫，完成后，妻子對著手機語音轉漢字錄入，錄完一段就轉到電腦里。“我很喜歡聽妻子讀我的小說，每當她讀時，我就在一邊閉目聽。聽著聽著仍擋不住有淚水涌出，讓我嘗到其中的咸和辣。我不止一次地自我解嘲，對妻子說，自己寫的小說，還讓自己這么感動，真是不可思議。還有一點讓我想不明白的是，看到或聽到某些段落，上次流過淚了，這次仍要流淚。按道理說，預知那個地方可能會流淚，是不是可以硬起心腸，平靜一些呢？可是，不行，我好像管不住自己的感情似的，到那個地方還是不可避免地落淚。這可能是藝術接受心理中的一個謎，我沒能力解開這個謎。要說魅力的話，這也許正是文學創作的魅力所在。”

《花燈調》的意境中有一股暖意，問劉慶邦是否覺得隨著年齡的增長，自己越來越寬容了，所以才會下筆這么溫柔？劉慶邦坦承，年輕時的熱情跟現在的激情不太一樣，“我年輕的時候寫過一些比較激烈的小說，我的成名作《走窯漢》就是一個復仇的故事，把事情推到一個極端的程度，呈現一種人性的碰撞。現在老了就不能那么激烈，好像有些激烈的情節你還沒寫，自己就開始心跳了。所以，我現在越來越平和，愿意寫美的，寫詩意的，寫自然的田園風光，寫善良的。我曾說文學寫作是一種心靈慈善事業，通過寫作做善事，而寫作的心態肯定會有變化，會有階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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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人之變、思想之變、文化之變、精神之變

創作《花燈調》，劉慶邦認為自己有三個優勢，第一吃過苦，第二不怕吃苦。在村里的定點生活很苦，小說里提到了上山的一條小路，是山民用鋼釬子在絕壁上一點一點鑿出來的，過那段小道時，人都不敢往外看，一看容易頭暈、腿軟，一不小心會掉進山洞，那可真叫爬山。而作為七旬老人，劉慶邦也去爬了那個山， “就是四肢著地，一點一點往上爬。如果我沒有這個體驗，很難寫得那么真實。其實現在我們中國的作家生活非常優越，甚至優越得差不多已經貴族化了。你讓他們把自己放下來很難，我愿意把自己放下來。我現在到煤礦也一定要下井，我說到煤礦不下井就等于沒到煤礦。”

第三個優勢則是寫作上的積累，劉慶邦從1972年開始寫第一篇文章，已經有50多年的創作生涯了。“對于寫作有一個長期的訓練，每天跟文字打交道，對詞性、語性都比較了解，也比較熟悉，知道如何將它們用得貼切、自然、準確。特別是寫小說，要把它詩意化。我對語言是很講究的，畢竟，語言是每個作家的看家本領。”

這些優勢并不意味著劉慶邦寫作《花燈調》沒有挑戰，他給自己的目標是寫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我寫這部小說一心要塑造一個新時代的新人形象。現在很多小說里的人物立不起來，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寫小說就是寫人，文學就是人學，人物立不起來，小說就很難立起來。”

小說中的高遠村可謂是典型環境，這里窮到什么程度？有在外地打工的村民娶親回家后，女方覺得太窮，生完孩子就跑了。因為沒有路，有村民沒見過小汽車。這個典型環境的變化太有的寫了，可是劉慶邦卻認為寫變化一定不要只盯著“物變”，“如果你只寫通路通水，是遠遠不夠的，那是表層的。我要寫人之變、思想之變、文化之變、精神之變，這是深層次的，這才是真正的變。”

而體現這些深層之變的，就是典型人物。“小說里的向書記就特別典型。她是新時代的新人，有新的思想、新的承擔、新的奉獻，但是她不完美，有弱點，有局限，有七情六欲兒女情長。寫山鄉巨變很難，難在哪兒呢？就是你必須找一個統帥性的人物。我覺得去遵義能遇見謝書記，是我寫作的一個幸運。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與否，是一部小說成敗的關鍵。主要人物是一部小說的綱，綱舉才能目張。又好比主要人物是一棵樹的骨干，只有骨干樹立起來了，才撐得起滿樹繁花。”

小說中除了向書記，還有很多人物，這些人筆墨雖有多有少，卻個性鮮明，十分“有戲”，生動多元的人物組成了《花燈調》多彩的人物長廊，也讓讀者感覺身在其中，由此故事也更顯得真實、親切、動人。劉慶邦說這得益于很多人物也有原型，“我若不是親眼看到，無法憑空寫出來。” 而這些人物，也如眾星捧月，將向書記塑造得更為飽滿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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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的勤奮和不斷的學習 意志力很重要

創作《花燈調》，劉慶邦從夏寫到秋，從秋寫到冬，又從冬天差不多寫到來年的立春。“在半年多的時間里，我每天都在寫，一天都沒停。其間我感染過新冠，發燒、咳嗽、嗓子疼痛，但我照樣寫作。在春節放假期間，我跟往年一樣，也是在寫作中度過的。”而問及“陽”后的狀態是否影響了寫作，劉慶邦表示沒有，“新冠對我基本上沒什么影響，我的心態一直是平穩平和。我始終認為人的生命是一個過程，所以我對外界的態度就是隨遇而安。”

盡管已年過七旬，但劉慶邦的創作狀態卻依舊飽滿高漲，這與他多年的自律密不可分。一直以來，他堅持早上四點開始寫作到五點半，然后下樓鍛煉，先是快走，然后慢跑，運動半小時左右。就算是大年初一，也會如此作息，“我是飲食有節，起居有常。每天晚上九點睡覺，我覺得什么都不能耽誤睡眠。比如說這兩天有乒乓球比賽，我和夫人都喜歡看，但是比賽沒完，我也要去休息了，比賽再激烈也不能影響我。我現在的創作狀態還很好，腦力和體力夠用，文字也不失水準。也許隨著年齡增長，我寫的會越來越少，但不會停，每天不寫點東西就覺得難受。”

在劉慶邦看來，光有寫作天賦是不行的，“天賦靠勤奮才能發揮出來，天賦是很脆弱的，我把后天的學習和勤奮說成是‘地賦’，‘地賦’是自己賦予自己的，需要不間斷地學習，不間斷地寫作，否則持續寫作是很難做到的。”

問劉慶邦是怎么做到持續寫作的，他的答案是要有平常心，有勤奮學習的信念，還要有知難而進的精神。“不斷的勤奮和不斷的學習這兩點很重要。我對我自己的意志力一直是很自信的。有時候一個作家能走多遠，不只是才華的比拼，很大程度上是意志的較量。如果你的意志力很薄弱，也可能走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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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了現實的話，就好像一個人被揪著頭離開地面

很多人認為現實主義題材很難創作，但劉慶邦卻始終堅持現實主義創作，他笑說如果自己離開了現實的話，就好像一個人被揪著頭離開地面一樣，是不行的。“我對現實可以說比較依賴，而之所以有人認為現實東西難寫，是現實有時候離我們太近了，不太容易看得清楚。比如你欣賞巨幅的畫作時，如果近看都是顆顆粒粒，但是，你站遠一些，才能審美，這是太近了的緣故，而且太近了容易流俗，這是現實主義的難。而現實主義的好，也在于離得近，我們容易抓住，對我來說，我覺得寫歷史小說太難，我連想都不敢想。”

現實小說要記錄現實，但又要超越現實，劉慶邦表示，這就是小說創造的實與虛的關系，“這個虛就是要超越現實，作家要有獨特的看法，有自己的思想，從感性上升到理性，把它提煉出來，然后才能超越現實。”

也因此，劉慶邦對人工智能并不擔心，他不認為人工智能會取代作家，“因為寫作是一個個性化、心理化的東西，我覺得那種智能是工業化的，所謂工業化就是一個普遍化的東西，它不能代替個性化和心靈化的東西。精神性的創造還是個性的，他們代替不了個體。”

寫作放松閑暇時，劉慶邦愛看《動物世界》，覺得身心愉快，他不住地夸贊：“現在的《動物世界》拍得可好了，此外，我還愛看體育比賽，乒乓球、NBA。”

對于當今的碎片化閱讀、短視頻流行，劉慶邦笑說自己會看看手機，刷刷朋友圈，“短視頻我看得不太多，我夫人愛看，我說她是‘三占’：占著腦子，占著耳朵，占著眼睛。”

因此，劉慶邦認為現在寫作也好，閱讀也好，是考驗耐心的時候，“你只有耐心，只有靜下心來了，才能進入自己內心的世界，你總是受到外界熙熙攘攘各種喧囂的干擾，就會難以進入。”

供圖/劉慶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