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杜博妮:我為什么翻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杜博妮是澳大利亞著名的漢學家、翻譯家。1972至1990年,她先后在悉尼大學、倫敦大學、哈佛大學等漢學研究重鎮從事教學、翻譯和漢學研究。1990年,她成為英國愛丁堡大學首位中文教授。杜博妮的研究生涯整合了漢學研究與文學翻譯,她是第一個系統提出漢英文學翻譯理論的漢學翻譯家,她翻譯了多部著作,在漢英文學翻譯界深具影響力。
1958年,杜博妮被澳大利亞共產黨派到中國,在北京大學文學院學習中文。自此,杜博妮對漢語著迷,回國后她繼續在悉尼大學學習中國文學,先后取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1975年,杜博妮前往倫敦大學,專門研究朱光潛的寫作方式和朱光潛對文學批評的見解。后來,杜博妮在法國阿爾薩斯大區北部城市斯特拉斯堡,也就是朱光潛獲得博士學位的地方,與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的人共同研討了朱光潛的學術歷程與學術著作。1978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杜博妮選擇來到中國,在楊憲益和戴乃迭的幫助下進入外文出版社工作。杜博妮感慨道:“這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時期,楊憲益和戴乃迭都是非常好的人,給予了我很多學術研究上的指導和生活上的幫助,他們是漢英翻譯的泰斗,是一對非常杰出的夫婦。”杜博妮還談道:“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期間,同事們都很友好,幫助我更加深刻理解了中國文化,我的中文也進步得特別快。我也和后來的外文出版社領導者黃友義成為很好的朋友,他是我最熟悉的翻譯家之一,他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做得十分出色。”這段工作經歷,讓杜博妮深入了解了中國文化,理解了中國人民,她對中國的看法也發生了轉變。1984至1986年,杜博妮來到外交學院教書,并從事翻譯與寫作。這一時期,杜博妮翻譯了阿城的作品,還去往西雙版納,參加了電影《孩子王》工作室的會議。后來,杜博妮離開中國,去往挪威,但她依然非常想念中國,一直覺得必須要回到中國,她已經很難把自己從中國分離出來了,也很難適應在挪威的工作與生活。之后,杜博妮搬到了愛丁堡,擔任愛丁堡大學的東亞研究教授。在這期間,她完成了《兩地書》的翻譯,這是一項偉大的翻譯成就。后來,杜博妮又回到了悉尼,在母校悉尼大學擔任訪問教授,繼續從事著翻譯工作,和其丈夫一起繼續翻譯董啟章的作品。
杜博妮坦言:“我翻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因為我在哈佛大學圖書館偶然發現了這本書,這本書解決了中國文藝革命的方向問題,是一部非凡的作品,可以加深外國人對中國的理解。我希望通過翻譯這本書讓外國人更好地理解感受毛澤東的政策是如何受到中國人民贊賞的。”杜博妮以歷史研究為基礎展開譯介,把翻譯與漢學研究相結合,致力于讓英語世界的讀者明晰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意蘊。同時,杜博妮提到,毛澤東曾在北京學習了一些西方文學理論,所以西方讀者理解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的講話并不困難。杜博妮的譯本在英語世界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引發了很多人的閱讀興趣,也被重新出版多次,并廣為宣傳。杜博妮提到,她在選擇作品翻譯之時完全是出自自身興趣,她喜歡有深刻內涵的作品,敬佩毛澤東的文字力量。
在悉尼大學求學階段,杜博妮深受戴維斯教授的影響,戴維斯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翻譯家,翻譯了許多優美的詩歌,他的翻譯作品很受歡迎。正是戴維斯告訴杜博妮應該翻譯中國現代文學,戴維斯推薦了詩人何其芳,所以杜博妮選擇了何其芳的散文詩歌來翻譯。杜博妮的翻譯著作《夢中道路:何其芳散文詩歌選》十分尊重原文,但并不拘泥于原文。這本譯著是較為系統完整的英文版何其芳詩歌集,翻譯精準,不僅成功跨越語言的藩籬,還很好地傳達了原詩的內涵。杜博妮在翻譯之時,將何其芳散文詩歌置于宏大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展現何其芳散文詩歌的美學意蘊。她以漢學家“他者”視閾進行翻譯,既有雙語的專業素養,又有漢學家獨特的文化眼光。此外,翻譯何其芳的作品也影響了杜博妮后期的博士論文寫作。
談及翻譯,杜博妮說:“人們在翻譯過程中的經歷是十分迷人的,我喜歡思考并書寫這些經歷,我對翻譯經歷的探求甚至比探究翻譯的本質更加感興趣。”2010年,杜博妮搬回了悉尼,她出版了一本關于“翻譯領域”的書籍即《當代中國翻譯地帶:威權命令與禮物交換》。這本書不是一本翻譯理論的書,而更像是一本歷史書。在這本書中,杜博妮指出,中國文學的外譯類型分為四大類,即學術翻譯、國家翻譯、商業翻譯、個人翻譯。她還結合自身的翻譯歷程,來解釋自己所處時代翻譯的歷史現象,主張關注中國翻譯活動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杜博妮探討中國應該怎樣在世界范圍內介紹自己,才能讓不同語言國家的人更好地理解中國。她認為,應該讓更多的外國人來中國生活,源語言國家的生活經驗對于譯者來說無疑是很重要的。對于想要翻譯中國文學的譯者而言,能有在中國的生活經驗當然是更好的。源語言國家的生活經驗有助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以中國文化為中心,展現真實的中國,有利于中國文學“走出去”。她認為,如果中國政府能給予這些人幫助,無論是資助譯者來中國訪問還是助力于譯者與出版社進行合作交流,都十分有利于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都將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
(徐寶鋒系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劉佳熹系北京語言大學在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