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放年假的前兩天，我忽然收到趙章來的微信，說他正在來省城的路上，問我明天是否有空一起吃午飯。我買的是后天返鄉的車票，便說好啊。他問我住在哪里，并把他要去的地方告訴了我。我打開手機地圖一查，那個小區跟我住的這邊剛好一個城東一個城西，便說我明天還要上班，要不干脆到我單位附近見面，那里在城中心。他說好呀，好。

我不禁為他高興。看來他日子過得不錯，在省城也買了房。說不定他的孩子也已經在省城工作并結婚成家了。我對趙章來那一屆的學生，還是有感情的。他是我中師畢業后教的第一屆學生。雖然是師生關系，其實班上有幾個學生比我小不了多少。甚至，他們會做的事情比我還多，比如騎自行車。我用頭兩個月的工資買來了一輛自行車，就是班上幾個學生利用晚自習后的時間在操場上教會我的，其中就有趙章來，另一個是李紅星。趙章來是班長，李紅星是勞動委員。剛開始是我臨時指定的，過了幾個星期大家熟悉了再選舉，趙章來還是班長，李紅星則由副班長改任勞動委員。其他人選也出入不大。選趙章來當班長是看他既憨厚實在，又處事果斷。看檔案，他在小學那幾年也是擔任班長的。李紅星是班里個子最高的學生，讓他當勞動委員絕對是人盡其才。他們輪流或合力抓住自行車后架，讓我用力蹬踩，他們跟著小跑。不知不覺間，他們松開了手，而我以為他們還在抓著后架呢。等我反應過來，車子扭了幾下竟然沒倒，他們高興地拍了拍手，說我已經學會了。

有了這些經歷，他們出入我宿舍就頻繁了。不過這也沒什么奇怪。當時幾乎每一個同事的房間里都住了學生，有的是自己的子女弟妹，有的是親戚或其他什么人的孩子。他們會帶其他同學到房間里來玩。學校沒有教師辦公室，中午或下了晚自習，趙章來他們也習慣到我房間里來匯報班里的情況。遺憾的是，我只教了他們一年。第二學年，我被學校派到剛成立的學校分部去教書了，等我調回本部時，他們已經初中畢業了。那個班上的學生，大多考上了城里的高中，幾年后，聽到一些學生考上了大學，有幾個還是很不錯的大學，但始終沒有趙章來和李紅星考上大學的消息，我也始終沒有再見到他們。

再次跟趙章來聯系上，是那年正月，我在省城過年，忽然接到一個電話，說他是趙章來。我馬上激動起來，問他在哪里，他說在縣城，正跟周水天等幾個同學一起喝酒。周水天也是那一屆的學生。說著他把電話給了周水天。我還記得周水天的聲音，隔了這么多年，竟然沒什么變化。他說自己現在在縣開發區工作，他要我晚上就去縣城，他派車來接。如果不是看到外面黑魆魆的而且還下著雨，我幾乎就答應下來了。我說已經比較晚了，你們繼續喝酒，我們下次見。放下電話，我在客廳來回走動。老婆說，也許他們是喝多了酒，你還真想去呀。我說，不就是兩三個鐘頭的路嗎，有時候，為了見好久沒見面的朋友，我隔兩天跑一趟縣里也是有的。不過，他們怎么知道我的電話呢？老婆揶揄道，你是名人，縣里有那么多熟人，找你的電話還不容易。她這是話里有話。有一次她回縣里辦事，在車上見一個人跟另一個人談起我，那人說跟我很熟，到過我單位和家里，跟我一家人都很熟。她一路憋著，等下車跟我打電話才爆笑出來。我父親有時候也想利用我的關系找人辦事。老婆說，還好你沒做官，不然早被拉下水了。實際上我也的確幫人辦過一些事情，比如在省報上刊登一兩篇新聞稿，或聯系記者做一些采訪。還幫人寫過起訴書和答辯狀。其實有時候也是稀里糊涂辦成的。比如一個初中同學在外面承包了什么工程，對方欠了他的錢不給，跑來找我。他以為我是記者，而記者經常跟在領導屁股后面，說話很管用。我說我不是記者，他說不管是不是，你幫忙打個電話，看他怎么說。我雖答應下來，卻躊躇了好幾天。本來我想說我是報社的，但電話接通后，我還是實話實說，說了我實際的單位名稱。我說有個事想麻煩一下，×××是我同學，那個工程款，如果方便的話請你們想辦法早點給他。說完我也沒有把握，之后就這樣不了了之。過了大半年，又一個同學來找我辦類似的事情，我忙推辭，說上次×××來找我，就沒有辦成。他說，我就是從他那里知道你能行，他說你電話一打，他第二天就收到了工程款。那家伙竟然連個消息都沒發給我。

那次終究還是沒能去縣里。后來電話又響起，我說晚上還是不去了，明天再說。周水天說那我明天派車去接你。見老婆那樣看著我，我對她說，你別擔心回來的車票不好買，大不了叫學生再送我回來。老婆冷笑一聲，說，那你先等著他們來接你吧。第二天，我整理了一下行李，做事有點心不在焉。說實話，在省城過年還是不好玩，有時候很想回縣里熱鬧一下。老婆總以為我沒多長根腦筋，其實她不知道，或許我不過是想給自己找個在春運期間回一下縣里的借口。但他們的確沒再聯系我。也許頭天晚上他們說的真是酒話。

有時候，我很懷念剛參加工作的那段時光。自己有想法，也有熱情。我深入了解每個學生的個人情況與家庭情況。有一個漂亮女生竟然是個孤兒，班上最注意穿衣打扮的一個男生，竟然是家里經濟條件最差的。教室其實是個小社會，既是未來的雛形，也是過往的縮影。有一天，我發現有幾個學生寫字的姿勢很奇怪，明明桌子有足夠的寬度（兩個人一張桌子），可他們寫字時都喜歡側著身子，作業本上的字也統一朝著一個方向倒去，像被大風吹了一夜的莊稼。我讓他們糾正過來，可沒多久，他們的身體和字又都向一邊伏倒了。后來我才知道，這是他們讀小學時養成的習慣，那時往往三個學生擠一張課桌。他們來自同一所小學。

知道我在報刊上發表過文章，學生們似乎很崇拜我。

無論哪個班都有幾個特別調皮的學生。后來我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不管怎么分班，班上所謂好學生與差學生的比例總是差不多。我想，即使把每個班的尖子生都放到一個班上，恐怕情況也是一樣。或許這就是社會的構成，整個世界的構成。其實無所謂好生與差生，每個人都可能是好學生，也可能是差學生。回想起來，我自己在學生時代，也從來就不是什么三好學生。我喜歡有點調皮有點創造力的學生。成績太好的學生往往比較冷漠，好像他在你班上讀書是給你面子。似乎無論什么老師教，他們的成績也都會很好。

趙章來他們無疑屬于前者。他們的成績不好也不壞，有一定的組織能力和處理其他事情的能力。當時班里有一個學生是鄉信用社主任的兒子，叫郭騰飛，仗著有點兒背景，瞧不起老師，更瞧不起這些父母都是農民的同學。他看什么都斜著眼睛，好像很叛逆。其實我不怕學生調皮，也不怕學生叛逆，但見不得郭騰飛這樣老是一副吊兒郎當的表情。

有一次，我正在講課，郭騰飛又搗起亂來。我瞪了他一眼，他斜著眼睛似乎在向我挑戰：你不是說你不會打罵學生嗎？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那天不知怎么回事，我實在忍無可忍，走上前甩了他一耳光（當時體罰學生很常見）。他沒有躲避，而是昂首挺胸、似笑非笑地望著我，以在全班同學面前表明，他是一個勝利者。他雖然挨了打，卻迫使我中了他的計。我不禁怒火中燒，索性又甩了他幾個耳光。當時我也是失去理智了。我左右開弓，他臉上噼啪作響，像在放鞭炮。他家庭條件好，養得白，奇怪的是，他的臉仍沒紅，好像他體內根本沒有血，或者說，要有也是冷血。他驕傲地望著我，我猜想這件事會惹來麻煩，但我等了好幾天，什么事情也沒發生。他沒有找家長讓我很感意外，當然，我也知道，很多家長希望我把他們的孩子管得更嚴一些，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放任他們，為此，有幾個成績好的學生還跑到教務處告我的狀。很多同事在知道我不體罰學生的原則后，也頗有些不以為然。我終于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后來我才知道，那天，趙章來和李紅星在課后找了他。起先郭騰飛還梗著脖子不理他們，但趙章來答應帶他去見一個人，他才表示合作。那個人是全縣有名的羅漢，跟趙章來是一個村子里的，而且兩家關系還挺好，那個人的一個表嬸是趙章來的姑媽。也不知趙章來還跟他講了什么，反正此后他對趙章來是客客氣氣的。我來省城工作后，有一年發大水，全鄉災情嚴重，不久政府推行移民建鎮政策，每戶人家補貼兩萬塊錢購物券，到指定經銷店買建材，其中的鋼材就讓郭騰飛一人壟斷了。

毫無疑問，趙章來這個班長的確是挺能干的。他（們）幫我省了很多事。我發現自己在處理這些事情上還沒有他們成熟。有時候，他們似乎知道我想怎么做但有所顧忌，便自作主張去幫我做了。記得是快放寒假的一天，我走進教室，看到一個叫焦華英的女生在那里哭。她本來就有點愛哭，一受委屈就紅著眼圈，眼淚“啪啪”掉個不停。我以為又是哪個男生欺負她，便朝她旁邊的呂斌望了一眼，說你們又怎么啦。他倆為了一條三八線沒少吵架，不是這個把墨水甩到那個的衣服上，就是那個把這個的文具盒摔到了地上。以往我要是講了呂斌幾句，焦華英就會擦干眼淚挺直胸脯，這次她仍哭個不停，且聲音有擴大之勢。我說你們到底怎么回事，焦華英說呂斌拿了她的鋼筆，這是她爸幾天前才給她買的。她爸爸我知道，是一所村小的民辦教師。我說呂斌你把鋼筆還給人家。呂斌說我沒拿。焦華英說你怎么沒拿，下課時我把鋼筆放在文具盒里，剛才打開就沒有了。旁邊的同學下課都到外面活動去了，就你在教室。我說同學之間偶爾玩個惡作劇也不是不可以，但也要有個度，呂斌你還給她吧。呂斌說，你要是不相信盡管搜好了。焦華英就伸手到他的抽屜里去找。我心想這個女孩子腦子真簡單，若真是呂斌拿了她的鋼筆，他怎么會讓人搜到呢？焦華英果然一無所獲，她眼巴巴望著我，似乎希望我親自去搜呂斌的抽屜。我說還是先上課吧，焦華英你下課后再找找別的地方，說不定是掉到哪里去了。我想不管誰拿了筆，在一節課的漫長時間里，他（她）完全可以想好究竟是把它悄悄拿出來還是繼續據為己有。當然，呂斌也不是沒有偷筆的嫌疑。說實話，這個學生總讓人看著不舒服。怎么說呢，他不是那種調皮搗蛋的學生（前面說過，我不討厭這樣的學生），他看上去很聽話，甚至還有點可憐兮兮的——臉上有一塊灰白色蛔蟲斑，衣服也總是皺巴巴的——但有時候特別固執。有一次他和焦華英在課間不知為什么事吵了起來，上課鈴響了，因為他座位靠過道，焦華英必須要經過他后面才能到座位上去，他把凳子往后一拉，就是不讓她過。剛好接著是我的課，焦華英紅著眼圈望著我，我只好去處理，誰知他仍然不讓。我很奇怪，不知道他為什么要這樣。我問他，他也不回答，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這樣的學生，簡直比郭騰飛還麻煩。就像他臉上的蛔蟲斑，即使吃藥把蛔蟲打下來，那斑還會留在那里。我也沒有別的辦法，不能為了這事耽誤上課。我只是納悶，如果他像郭騰飛那樣希望我打他耳光，來挑戰我不體罰學生的原則，那他還有個奮斗目標，可他并不是這樣。他性格里有一種可憐又可嫌的東西。它們糾纏在一起。我決定不理他，叫后排的學生搬動一下桌子，讓焦華英回到座位上去。

我一邊上課一邊想著怎么處理鋼筆的事。我偶爾用力盯呂斌一眼，看他臉色是否有什么變化。不過他肯定不會臉紅的。其實就算臉紅，也不能斷定就是他拿了焦華英的筆。因為我自己有這方面的經歷。我讀初中的時候，有一次也是班里一個同學丟了筆，老師想把偷筆的同學找出來，他看到我臉紅了，便以為是我偷的，把我叫到辦公室，語重心長循循善誘，希望我承認。自然，我讓他失望了，并且他把這失望一直貫徹了下去，直到我初中畢業。這對于一個學生來說是非常嚴重的事情，所以自己做了老師后，我下決心不讓這些重演。也許，一代代教育者，就是要不斷地糾正前輩們犯下的錯誤，那樣才能體現進步。問題是，有時候我仍然會滑進前輩們跌進過的陷阱。我想也許我跟焦華英一樣，錯誤地懷疑了呂斌。從心理角度來看，他不會那么明目張膽地偷焦華英的鋼筆。誰都認為某個人偷了東西，那往往反而不是那個人偷的。這樣的悲劇還少嗎？下課后，我把焦華英叫到一邊，叫她不要著急，也許拿了她鋼筆的同學是出于好奇或惡作劇，現在她這么一嚷，對方反而害怕了。所以要給對方時間，讓對方找個時間巧妙地把鋼筆還給她。

焦華英聽了我的話，回到座位上不吱聲。但過了好幾天，那支鋼筆還沒有出現，她又紅著眼圈來找我。這個學生，你都不能跟她說重話，不然她淚珠子會“啪啪”往下掉。你若叫她別哭，她反而哭得更兇。

看這架勢，我若不幫她找到鋼筆，她就會一直哭下去。

我把趙章來他們叫到房間，一起想辦法。沒想到，他們也一致認定是呂斌拿了鋼筆。李紅星說他知道有一次呂斌偷過人家的飯票。趙章來說他調查過，呂斌從讀小學起就有小偷小摸的毛病。李紅星說最好在班里開一次批判會，把呂斌好好教育一下。我說不管怎么樣，現在我們都只是猜測，沒有證據。趙章來說，這還不容易，我保證這兩天把證據拿到。

結果第二天，趙章來就把鋼筆找到了。連同鋼筆一起交到我手上的，是勾著腦袋、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的呂斌。我說把焦華英叫來。焦華英一看到那支鋼筆，馬上說是她的。呂斌說不是她的，是他自己的。我說，你什么時候買了一支跟焦華英同學一模一樣的鋼筆？你在哪里買的？有人作證嗎？呂斌說，鋼筆是他爸買的，他爸在縣城工作，昨天回了趟家，就給了他這支鋼筆。他本來不想帶到學校里來，因為它跟焦華英那支鋼筆太像了，但還是忍不住帶來了，就被趙章來他們帶到學校后面的小樹林里審問，要他承認，不承認就不讓他上課。他們還打他耳光。

我仔細一看，他臉上那塊蛔蟲斑好像終于有了點血色。這樣好看多了。我問焦華英，這支鋼筆真的是你的嗎？焦華英點頭，說是她的，不過狡猾的呂斌把墨水由純藍換成了藍黑。呂斌說，本來就是藍黑，他只有藍黑墨水。我說要不這樣吧，呂斌如果你要證明這支鋼筆是你的，你回去叫你爸爸寫張證明，說這支鋼筆是他給你買的。

但此事再也沒了下文。呂斌一直沒把他爸的證明拿來，我也就理所當然地認為那支鋼筆就是焦華英的。誰不希望證明自己不是小偷呢？

后來聽說呂斌家庭關系不好。他爸媽老是吵架，鬧著要離婚，但一直也沒離成，只能接著吵。后來我調到了學校分部，再也沒見過呂斌。兩年后我回到學校本部繼續任教，有個初一女生很會讀書，同年級的榜首位置往往非她莫屬，據說她就是呂斌的妹妹。我曾經在全校的歌詠比賽上見過她，覺得她潑辣張揚，跟呂斌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性格。至于呂斌，在那件事之后，似乎更不愛說話。他像個幽靈一樣來去，無聲無息，可有可無。但他是否真的拿了焦華英的鋼筆，因為后面發生的事情，我至今也不敢完全肯定。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我感覺趙章來等幾個跟我過從較密的學生（有的是班干部，有的不是）似乎有了些微妙的變化。有一次，李紅星也在我這里借了一本外國文學書，我有點意外，因為他是不讀小說的，更別說外國的。果然，后來我發現他根本沒看，他把它借給其他同學看。因為這本書我在課堂上提過多次，并且比較珍貴，不容易買到。他似乎想據有這本書，再把它借給別人，以獲得支配權。有一次，我胃痛又犯了，到鄉衛生院去開藥，走到操場上，剛好下課，學生們擁了過來。一個學生忽然跑過來叫了我一聲，他說老師你臉色不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說著伸出手來搭在我肩膀上，顯得很親密。我本來就不拘這些小節，并不以為不妥，后來我聽另一個學生說，這個學生跟鄰班的同學打賭，說他可以拍我肩膀，賭一根雪糕。這種感覺很不好，我想，是不是我過于隨和寬容了呢？

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趙章來他們有點神秘，好像在瞞著我做什么事情。有時候，他們幾個人在教室或其他什么地方嘀嘀咕咕的，見到我，便不作聲，或朝我有些詭異地笑笑。我說你們在搞什么名堂呀，他們說沒搞什么。我估計他們又在商量搞什么吃的。有時候，他們會去學校附近的菜地里拔人家的蘿卜。怕我批評，干脆把我也拉下水，讓我共享——其實，他們完全可以不讓我知道。也許他們覺得這根本不是個什么事。因為也從來沒有誰來學校告狀，說學生拔他家的蘿卜。其實那時候，到了晚上，我跟他們一樣餓。一餓，我好像也回到了學生時代。下了晚自習，他們沒回宿舍睡覺，到我房間來拿了飯盒到校門口去買餛飩，回來邊吃邊聊天。我房間就在教室旁邊，為了方便，他們幾個把飯盒放在我房間里，一放學就能很快沖到食堂去打飯。我還給了他們一把鑰匙。李紅星也要幫我買餛飩，我說不用。晚上校門口照樣有幾個賣夜宵的攤點。那天趙章來說鄰班有個同學偷人家的油條，被他看到了，他抓住對方說要告訴老師，結果那個同學把油條往他手里一塞，飛快地跑掉了。

他們從這件事里嘗到了甜頭。后來他們有意尋找偷東西的同學，看到了就把贓物繳獲過來據為己有，如果看對方不順眼，還會多要對方幾張飯票，他們再拿這些飯票去攤子上換吃的。有一次他們在我房間里說得忘乎所以，我從外面進來剛好聽到了。我把他們批評了一頓，叫他們以后不要這樣做。此后他們也的確沒有再這樣做。但我總覺得班里有什么地方不對勁，究竟是什么不對勁我一時也說不清楚。

有一天我忽然明白過來，班里太安靜了。其實我不喜歡這種安靜。那幾個平時愛搗蛋的家伙，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好像換了個人似的，上課時，無神地望著黑板。他們像被抽了筋，或吃了什么藥。剛開始我還真以為他們病了。每次課堂提問，也沒有了以往的活躍氣氛，雖然一定會有人回答，但沒有誰搶著回答，而且回答得都比較標準。沒有爭論，沒有不同意見。他們似乎達成了一種默契，不想給我添麻煩。其他同事也感覺到了這一點，他們說，班里最近怎么回事，你用了什么方法，把他們搞得這么服服帖帖？

那年春天，我請了兩天假，到市里參加一個會議。回來后，發現一個叫劉衛東的學生退學了。這個學生成績不好，不管什么考試都是倒數第幾。他在班里算不上搗蛋鬼，但就是笨。上數學課時，一道很簡單的題他居然不會做，氣得數學老師打了他兩巴掌，問題是，他還不躲避，好像嫌數學老師打得太輕，仍然梗著脖子，像是在挑戰。數學老師氣不打一處來，又甩了他幾個耳光。他依然沒什么反應，就像打在水泥墻上，反倒是數學老師自己的手掌被打痛了。趙章來說，劉衛東后來跟他說，他在家里經常挨打，有時候他爹還把他吊在房梁或樹上打，他不挨打骨頭反而會發癢，數學老師打他根本不算什么，就像在給他搔癢，而且還沒有完全搔到地方。我問趙章來他們幾個，劉衛東為什么退學了，他們說，劉衛東不想讀書了。上課時，看著劉衛東的空位子，我又覺得哪里不對勁，班里氣氛也怪怪的。有一兩個同學，眼神躲躲閃閃，似乎想跟我說什么卻又沒說。雖然劉衛東考試老是拖全班后腿，但這樣的學生哪個班沒有呢？如果因為成績差就退學，那學校和老師就失職了。

不久就期中考試了，我們班幾門主要課程的平均分大都是同年級第一。趙章來他們有點沾沾自喜，看上去比老師還高興。后來我隱約聽說，是趙章來他們把劉衛東逼退學了，不想讓他拖全班的后腿。

當時學校時不時地會來一次公開教學。我有點所謂的名氣，來聽課的老師比較多，一進教室，我看到教室后面密密麻麻坐滿了人，不免腦袋嗡的一聲，雖然上公開課也不是第一次了，但這次來的人比以前多，還有幾個陌生面孔，估計是分校或其他學校的老師。其實我教書并不算認真，從未刻意下什么力氣，但作為語文課老師，如果有一些創作經驗就更容易讓學生理解課文，尤其是分析結構之類，往往打個比方就說得一清二楚。當時讓學生死記硬背的老師還大有人在。正因為如此，我教的班級，平均分很少第一，但在同年級的五六個班級中，不是第二就是第三。不知什么原因，全校的最高分和最低分也往往在我班上。

這次公開教學出奇地順利。每次提問，幾乎每個學生都舉起了手，而且回答得很好。我剛說上句，他們幾乎就異口同聲地說出了下句。這是一種讓人陶醉的節奏和氛圍。我知道有的同事在公開教學前，會安排一些學生回答問題，甚至是講已經講過了的課文，但我絕不會這么干。我有點奇怪。公開課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我發現郭騰飛竟然沒來上課。

課后我問趙章來，郭騰飛怎么沒來上課，他有些得意地說，他們讓郭騰飛請假了。說著他把郭騰飛的請假條給了我。我又問他今天課堂上怎么這么整齊，他起先支支吾吾不肯說，后來才告訴我，他們把我桌上的教學參考書拿了去，把相關內容抄在黑板上，讓大家都抄下來背熟了。因為在他們看來，我的前幾次公開教學不怎么成功，尤其有郭騰飛這樣的家伙搗亂。

他們的好意讓我不寒而栗。他們竟然以為我的前幾次公開教學不成功，便把我這次的公開教學當成了一次演出，而我，似乎成了他們的道具。

其實此前我也隱約有這種感覺，只不過這次更強烈更明顯罷了。他們仿佛知道我想做什么事情，便代我去做了。即使我不同意，他們仍會背著我這么干。他們認為這樣干天經地義。他們總有辦法讓我很舒服。或者說，他們以為我很舒服。

第二天我在單位辦了些雜事。馬上放年假，單位不少同事已經請假回老家了。但我一整天也沒接到趙章來任何信息。我有點奇怪，心想他若有別的事情也該跟我說一聲。我翻出昨天的聊天記錄，沒錯，是說今天見面的。剛好我也有一件別的事情要辦，此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他始終沒跟我解釋那天為什么爽約，我也始終沒有問他，雖然我隱約有些擔心。好在很快就過年了，他給我發來了祝福短信，我也回復了他。好像那天說的吃飯見面的事情根本就沒有發生過。

陳然，男，1968年生，江西湖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供職于江西省文聯。已出版小說集《幸福的輪子》《捕龍記》《一根刺》《猶在鏡中》、長篇小說《蛹蝶》《隱隱作痛》等。作品多次被各大選刊轉載并入選多種年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