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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比作家思想中的歷史觀更為重要的是作家的實際創作。每一個作家都會有個人的歷史認知歷史觀點，存在一些局限，進入一些誤區并不奇怪，事實上也很難避免。然而，進入創作后，作家忠于生活，按現實本來的面目去描寫，去表現，尊重藝術規律進行創作，講故事，寫人物，通常都會彌補作家思想的局限性，幫助作家走出思想的誤區。優秀的作品，都會有這樣神奇的突破調整的功能。歷史上不少偉大的作品，都是在這個自我修復、自我調整、自我再生的創造過程中，實現思想藝術的突破和創新。我們常說的作品大于作家，形象大于思想的道理，說的就是這個藝術規律。《家山》將再次實證這個規律。

關鍵詞：《家山》 歷史觀 人物形象 文化力量

作家王躍文的每一部長篇小說都引發了高度的社會關注，最新創作出版的長篇小說《家山》則更多受到評論家們的熱情贊揚。在不久前召開的作品研討會上，評論家認為，這部作品是作家“將自己蓄積已久的創作力來了一次總爆發”，作品“如一幅徐徐展開的鄉土中國的長卷”，表達了“出于善而得到和”的主題思想1。盡管這種研討會式的評論還顯得有些任意，但卻清楚地提醒我們，中國文學可能正在迎接一部重要的小說作品。

一

長篇小說《家山》以湖南接近西部一座叫沙灣的鄉村兩個陳姓耕讀人家的家族生活故事為主體，反映了從大革命時期到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鄉村的歷史風云，描寫了水深火熱的中國農民的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態，考察了傳統道德所面臨的歷史性的困境，美好的人性所面臨的時代性考驗等現象，從而展現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沖突中的傳統鄉村社會的變化和中國農民的生存斗爭精神，揭示出社會發展和時代進步的基本規律。當代中國家族小說的時間跨度一般都要超過百年，經歷著不同的歷史時期，作品主人公不斷交替，而《家山》則有意把時間跨度控制在大革命時期到新中國成立之前的二十多年里。這是中國現代史上社會矛盾沖突最復雜最激烈的動蕩時期，佑德公（陳修福）是一個德高望重的鄉紳，兒子陳齊美（劭夫）從軍在外，女兒陳貞一也外出讀書。這個家族在沙灣地位最高，影響最大。另一個耕讀之家以陳遠逸為家長，六個兒子，人丁興旺。其中老大在國民政府高層做官，三公子陳揚卿留學日本，回歸鄉里。由于這兩個家族恪守傳統，敬畏孔孟，知書達禮，行善積德，和陸相處，多少年來一直引領著鄉村風尚，使這個處于風雨飄搖時代的小村子一直過著平安祥和的生活，成為遠近聞名的仁義之村。然而，這二十多年里，發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打破了鄉村寧靜生活，改變了沙灣村人的命運，也改變了沙灣村的歷史走向。

第一件大事是劉桃香家的男人陳修權（四跛子）在一次與鄰村的械斗中，失手殺了自己的外甥，引發了官司。主事的農會主任陳揚高鄉里橫，上不了臺面。女人劉桃香被迫出面，為自己的男人辯護，打贏了官司。劉桃香出了名，被尊為“鄉約老爺”，但沙灣鄉卻很沒有面子。那么多讀書人，卻讓一個弱女子出來擔事。最后是桃香生了兒子，過繼給四跛子的姐姐，才算平息了兩家的仇恨。主人公佑德公并不認為是偶然，而認為是兩個村子五百年來利益之爭（田水之爭）的延伸。所以他拼命消除化解兩個村子之間的世仇，但事情本身卻揭開了沙灣村打破平靜生活的序幕。

第二件大事是縣長李明達為解決財政難題，一改過往的“減租減息”，推行“賦從租出”的稅制改革。這個想法李明達縣長最初曾與佑德公討論過。出于對沙灣田家與佃家真實關系的考慮，佑德公提出“賦從租出”的核心內容。思路沒有問題，但施行起來卻遭到了農民們的強烈抵制。政府本來就是想利用稅收向百姓那里多拿錢來補貼財政，所以借著稅制改革，不斷出臺繁多的稅種，農家苦不堪言。農家受不了，不得不紛紛抗租，鄉紳們也向省里狀告縣長。稅制改革走向了反面，不得不隨著李明達調離自動流產。正人君子的佑德公也有苦難說，有口難辯。這件事不光是佑德公受委屈，實際上已經觸及傳統鄉村的基本經濟關系，揭示出深刻矛盾。

第三件大事是佑德公的小女兒貞一給新來的縣長朱顯奇寫信提倡放足。縣長很重視，舉辦了解放婦女纏足的盛大現場會，一些婦女當眾放腳。沙灣桃香的五歲女兒月桂也作為封建社會的受害者參會，縣長把她變形的小腳舉起來示眾，并親自給她洗腳，引得桃香跑到縣政府門口大罵縣長找的是婊子們來放腳。事情辦得有點走板，但社會效果還是好的。婦女們因害怕再被叫去洗腳，也就不再纏足了。對沙灣村來說，這件事加速了辦教育的進程。在回鄉潛伏的共產黨員陳齊峰和軍人陳劭夫以及鄉紳們的支持下，祠堂掛起了“沙灣陳氏國民初級小學校”的牌子，村長陳修根擔任校長，日本留學歸來的陳揚卿當老師。纏足又放足的月桂長大后，腳越發難看，后來被夫家休回娘家，不得不選擇出家當尼姑。

第四件大事是紅軍在沙灣住了三天，指揮部設在佑德公家。村里連同佑德公家的長工共十二人參加紅軍。紅軍走后，新來的縣長吳放貼出布告，捉拿共黨頭目周介民。同時，在全縣范圍內剿殺紅軍家屬。齊峰來報信，佑德公緊急安排村里所有“紅屬”連夜進山，躲過血腥的大屠殺，但還是有兩人來不及走，被燒死在屋里。幾天里，全縣有兩百七十多名“紅屬”慘遭殺害。沙灣村損失最小。

第五件大事是進入抗日戰爭以后，村里一批青年以在前線帶兵作戰的劭夫為榜樣，自愿參軍。征兵是個大難題，逃兵役的現象十分嚴重。縣里不斷安排下的名額越來越多，讓保長陳揚高非常頭疼。同時，他又欺負朱家勢力弱，想讓小學老師朱克文去當壯丁。壯丁之事為一向游手好閑的五疤子提供了發財的好機會，他提出朱家出十石谷米，他就可以替朱克文當壯丁。雖然是征兵的舞弊犯法行為，卻解了鄉長向遠豐和保長陳揚高之圍。五疤子過幾天就從部隊里開小差跑回來，繼續干著替人當壯丁的勾當，不過，谷米漲到十二石。劭夫戰場受傷，回家養病，榮歸故里，成為英雄，起到榜樣的作用。村里一批青年深受教育，懂得保家衛國的意義，自愿走向抗日前線。五疤子也有所覺悟，要求跟著劭夫殺敵，終成一名堅強的革命戰士。

第六件大事是陳揚卿設計多年的紅花溪水庫終于開工建成，為整個地區增加上萬畝好田，老百姓的貧困生活得到了緩解。然而，政府乘機巧立名目，又增加了新的稅種，直接就剝奪了老百姓因水庫建成帶來的好處，好事變成了壞事。正趕上一次重大的洪災，包括沙灣村在內的許多地方顆粒無收。政府因打內戰的需要，不管老百姓死活，不減稅賦，強逼老百姓，終于引發了大規模的抗稅暴動，佑德公成為沙灣村抗稅斗爭的領頭人。

第七件大事是兩年前就率部起義的劭夫回到沙灣，和在這里堅持斗爭的周介民（陳齊峰）、史瑞萍，以及進步人士、警察局長朱克文等人會合，成立人民武裝，配合人民解放軍的攻勢，迎接新中國的到來。沙灣的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還可以講出不少事情來。實際上，《家山》大量的篇幅，是在描寫鄉村的風土人情，寫老百姓平淡無奇、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由農事活動、家長里短、油鹽醬醋、民風民俗構成的鄉村關系、社會關系，人際關系，也構成所謂的“鄉土中國長卷”的血肉。這些大事像筋骨一般穿插分布其間，形成鄉村歷史的一些重要結點，讓人看明平靜的鄉土深處的歷史運動的熱流，也可以形成生活的亮點與光彩，讓人感受著鄉村歷史的特殊魅力，碰撞出一部悲壯而又激動人心的鄉村史詩。

二

讀《家山》不用特別用心，就一定會注意到，作品下大力氣講述佑德公家和陳遠逸家的故事，確實有一個“出于善而得到和”2的思想前提，表現了在那樣一個動蕩的時代，沙灣鄉人頑強地保持著傳統道德，堅持著自己的日常生活理念，守望著鄉村的風俗人情，雖然有些不識時務，也有些自不量力，但這種抗拒精神卻襯托出傳統文化的力量，顯現出鄉村之善、鄉村之和、鄉村之美。作家對近現代以來的歷史特別是鄉村史以及歷史的演進有著深入的學習和研究，也逐漸有了自己的歷史認知，形成更傾向更接近深受孔孟等傳統思想影響的、以“善”為核的文學的歷史觀點，突出作品的思想主題。

把“善惡”關系轉化為一種文學的歷史觀，通常被表述為“人性論”，在當代家族小說創作中相當普遍。這種文學歷史觀曾經一度很流行，并在改革開放時代再度流行，成為一個時期文學思想的優勢，也暴露出這個時期文學思想的局限。過度迷戀“人性論”容易進入思想的誤區。歷史進程的規律本身不能簡單用“善惡”道德來描述，但文學講述故事描寫人物通常會有“善惡”之分。如何處理好這種關系，建立什么樣的歷史觀，是目前文學創作思想的糾結所在。

其實，比作家思想中的歷史觀更為重要的是作家的實際創作。每一個作家都會有個人的歷史認知歷史觀點，存在一些局限，進入一些誤區。然而，進入創作后，作家忠實于生活，按現實本來的面目去描寫去表現，尊重藝術規律進行創作，講故事，寫人物，通常都會彌補作家思想的局限性，幫助作家走出思想的誤區。優秀的作品，都會有這樣神奇的調整突破的功能。我們常說的作品大于作家，形象大于思想的道理，說的就是這個基本的規律。《家山》將再次實證這個規律。

作者本意要寫這兩個耕讀人家，仁義人家，打底的就是“善良”與“和諧”的故事和人物思想基調，描寫的就是美好的人性，講述的就是一個仁義的村莊人們和諧共生的日子。而我們讀到的，除了作家要告訴我們這些內容外，還發現，沙灣村美好的人性道德，傳統文化與帶有強烈沖擊性破壞性改造性的先進思想和社會革命之間，特別是當時如火如荼的湖南農民運動之間，不僅沒有像許許多多小說那樣，矛盾沖突，勢不兩立，不可調和，反而能和諧統一地融為一體。或者說，作品成功地讓傳統的文化融進了一個革命的時代，成為先進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推動著一個時代先進文化的發展。而這些具有創新意識的內容，遠遠超過作家想告訴我們的本意，很可能作家創作之前也沒有預料到。正是沖突而又和諧的關系的存在，沙灣村古老的傳統文化，才閃爍著新的時代光彩。

作品是怎樣擺脫歷史的局限，怎樣把思想誤區變為思想的高地？在提煉出來的沙灣村大事紀里，就可以找到重要的線索，那就是作品對鄉村田家與佃農之間關系的深刻揭示。幾乎所有講述傳統鄉村故事的鄉土小說，更看重的是鄉村的宗法制度和宗法關系。這些作品把鄉村的密碼寄托在文化關系的破解上，而《家山》則更看重鄉村的真實存在的土地租賃關系、分配關系、稅賦關系的揭示。從這些基本的民生入手，抓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去破解鄉村文化密碼，寫出真實的傳統鄉村。新的發現令作品出現意想不到的思想格局的調整、思想深度的調整，從而使作品轉換到新的視角，產生新的思想主題。這是作品描寫鄉村揭示鄉村關系的獨特之處，也是這部作品比其他家族小說寫得更深的獨到之處，更是作品超越作家個人可能存在的歷史局限思想局限的獨特之處。

作家筆下的沙灣村佑德公家祖上最多時候有五千畝地，到他這輩只剩下三百多畝。因為獨生子劭夫從軍在外，他一個人的能力只能種八十畝，忙時還要請工。其他的土地就租給其他人，其中有一百多畝租給了村農會主任陳揚高。他們家兄弟多，自己家田產少，只能靠租別人地種。沙灣村幾百年不變的田家與佃家的經濟關系一般都是五五分。佃家只交租，不向政府完賦。政府稅賦全由田家負責。時間長了，五五分成并沒有那么嚴格執行，但政府的賦稅一點也不能少。按佑德公給縣長算的賬，陳揚高家租他家的地，已有五十年之久。久佃成業，這一百多畝地差不多就是陳揚高家的了，賦稅卻一直由佑德公家交。這樣一來，佃家比田家合算，實際日子過得比田家好。在一些地方，出現地主變成佃家，佃家變成地主的情況，好像風水輪流轉。所以佑德公主張賦從租出。田家可以減租，佃家完田賦。當然，在那個稅賦層出不窮，變著法子出的年代，再好的稅賦主意，最后都會變成更重的稅賦壓在農民頭上。

作品不厭其煩地描述這個現實，顯然是在提醒我們注意沙灣社會復雜的特殊的經濟關系，并非簡單的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關系，也并非用一般的階級斗爭理念就可以揭示這些政治關系、社會關系、文化關系的內涵。沙灣村的鄉村關系比階級關系要復雜得多。所以當外界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在沙灣這個地方卻沒有搞起來。沙灣的鄉紳佑德公這樣的田主，自己也是勞動者，更像真正的農民。而像陳揚高這樣的佃農，在村子里爭取到了一定的政治地位，會玩一些權術，在鄉里呼風喚雨，日子也比別人好過，看上去更有田家的派頭。他們之間的關系完全有可能倒過來。事實上，陳揚高很多時候比佑德公更像地主，更像土豪劣紳。因此，在佑德公這樣的人身上，反而更加體現農民的質樸、農民的艱難、農民的革命性。沙灣的地方政權，實際上并不掌握在鄉紳佑德公手里，而是掌握在日子過得比鄉紳還要好的陳揚高手里。這樣特殊的階級關系，必然大大消解了階級斗爭的力度。因此，沙灣村盡管知道外面連縣長等官員都被殺死了，也沒有掀起農民運動的風暴，就像一個世外桃源一樣。沙灣村在大革命時代，保全了“仁義村”的完整，避免了沙灣社會的動蕩。

了解沙灣村的鄉村基本關系后，就能理解作家思想的傾向性，也能讀出《家山》基于沙灣村的現實，找到了一個擺脫階級斗爭模式來描寫中國鄉村歷史、中國農民歷史的文學表現的入徑方式。這個方式可能還帶有很強的探索性，卻也打開了作品的敘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空間。

三

《家山》的主人公佑德公并不是沙灣村最有權勢之人，還不算強旺家族，卻是最受人尊敬的鄉村智者。六七十歲了，仍然每天都在田間勞作，是一個勤勤懇懇的老農民。敬神尊祖，仁義做人，規矩做事，厚道待人。他每年都按政府的要求，自己早早就納完稅賦，還積極動員鄉里人依法納稅。沙灣村因此成為遠近聞名的“模范村”。村里遇到大事難事時，村長陳修根和農會主任陳揚高都會來聽聽佑德公的意見。他們兩人雖然掌管著村里的大小事務，但只有聽到他發話，心里才能踏實。佑德公其實就是宗法制度的維護者，也是沙灣村的壓艙石。

如果仔細讀《家山》，就能發現佑德公其實一直憂心忡忡，如履薄冰。桃香的老公四跛子，因與鄰村械斗，失手打死了外甥，佑德公緊張得不行，連夜在祠堂開會，商量怎樣平息。春節，村里辦例行的游街，也要偷偷到鄰村通報，生怕引起誤會。陳遠逸家房間多，借給叔伯兄弟陳遠達家住，時間長了兩家發生矛盾，本無佑德公什么事，他也要前去關心，調停糾紛。他心里知道，自推翻滿清以來的世道，就一直非常動蕩，沙灣村這種傳統的鄉村，根本無力抗衡外界的沖擊。特別是農民運動的烈火，離沙灣村越來越近。他從陳揚高蠢蠢欲動的表現中，感覺到這股熱浪正在逼來。所以，村子里的一點風吹草動，都會引起他內心的不安和恐慌，都要想辦法平息，防止事態的擴大。越怕事越出事。縣長李明達找他商量農民稅賦改革問題。他覺得這個縣長想干點事，問題也提到點上，就如實地談了自己的“賦從租出”想法。不料，這些想法一經政府實施，就走了樣，佃家不滿，田家也不滿，最后引發了鄉紳聯名告李縣長，還把火燒到佑德公身上，說是他出的主意。佑德公無法辯解，內心則對國民黨政府的無能腐敗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形勢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紅軍來沙灣村住佑德公家，他看天太冷，讓人送點炭過去，結果紅軍回他一個光洋。紅軍走后，白色恐怖接踵而至。共產黨員陳齊峰急切找到佑德公，說新來的縣長吳放正在陰謀追殺“紅屬”，村子里有十二個青年跟著紅軍走了，他們的家里人面臨危險。佑德公馬上安排他信得過的好人陳有喜，將五十多名“紅屬”帶進山避難。然后，他專門找了當上保長的陳揚高，交代他守住道德底線，不許出賣鄉親。陳揚高雖然剛參加了國民黨，但關鍵時刻仍然分得清是非。很快，其他村子的“紅屬”慘遭殺害，而沙灣村因為有佑德公，損失最小。這件事情對佑德公觸動很大，他深知：自己和沙灣村的命運已經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裹挾著，進入了一條他無法掌控的歷史軌道。

好在他有著樸素而堅定的信念，那就是越來越相信自己的兒子陳劭夫，也認為兒子的幾個朋友陳揚卿、陳齊峰是好人，是一些可依賴的人。兒子從抗日前線回鄉養傷，給他帶回許多外界的信息，讓他大開眼界；給他講了許多革命道理，激活了他內心的家國情懷，看到民族解放的前途和力量。他雖然對國民黨的抓壯丁和各種舞弊深惡痛絕，卻仍然以大局為重，動員村里有為青年參軍抗日。同時還組織支持和鼓勵村里的農戶，把余糧捐獻出來送給前線。他從為村里人做好事，慢慢發展到為國家、為民族做好事——善良本性加入了國家民族大義。佑德公的覺悟轉向革命轉變，是在沙灣村遇到特大洪災之后。災年農民嚴重歉收，許多人家日子都過不去，政府不但不賑災，反而不斷加稅，引發了新一輪的抗稅浪潮。征收處的人專門來請佑德公這個納稅模范現身說法，帶頭完稅。佑德公說出了他內心：“我帶頭抗欠。”由此，他站到了歷史正確的一邊。

這個人物形象的挺立，真實而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傳統鄉村農民從保護舊文化到接受新思想到參與中國革命的曲折而必然的過程，展現了中國革命自己的特點和規律。農民身上有太多太重傳統的負擔，他們的革命精神，是在現實斗爭中，一點一滴卸下負擔，一點一滴地孕育積累起來的。正是時代矛盾沖突最劇烈的時候，農民的斗爭精神才如火山一樣迸發出來。作品通過佑德公這個人物，也表明，革命可以不必意味著以傳統文化的嚴重破壞為代價，紅色文化與傳統文化有著天然的血脈關系。傳統文化經受著時代的考驗，證明可以助力新的時代，也可以融入新的時代思想結構里，這是佑德公這個人物形象大于作家思想之處。

沙灣村另一個大戶的兒子陳揚卿這個形象則是生動代表著一種接受西方先進思想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文化。他剛回鄉那陣，與鄉村文化并不和諧。農民們都穿草鞋，他穿皮鞋。他喜歡人家叫他陳老師，以示自己西式的優越感。他努力為村子里辦教育，卻在相當長時間里，找不到與村民更融洽的溝通方式。有一次，他看到武漢來的史瑞萍把草鞋當鞋套，走過泥地進屋前脫下，保持了鞋子的干凈。這個細節，不僅使他愛上了史瑞萍，也找到一條與農民溝通情感的途徑——學會穿草鞋。他雖然清高，卻也有士為知己而死的俠氣。縣長李明達離職前的那個雪夜，交代他要造福百姓就是興水利。從此，在日本學水利的他一直記在心里，一個人自費進行多年田野調查，走遍全縣山水，規劃水利線路，找到建水庫的最佳位置，寫出了一份詳實的專業報告。經過多年的堅持，他的報告得到政府批準，水庫得以建成，他的理想終于實現。作品花了較多筆墨去寫他設計水庫的過程，突出他的專業能力，更突出他深入嚴酷的現實，接觸真正的民情，感情發生了變化，政治意識也得以提高，開始同情共產黨人，特別是在共產黨員史瑞萍的引導下，成為革命的同路人。這個人物與佑德公形象異曲同工，相映成輝，展現了傳統文化精神與西方進步文化在鄉村歷史的互補進步作用。

中國自己的先進思想由陳齊峰、陳劭夫、史瑞萍等共產黨人共同傳播，引導著沙灣村朝著歷史的正確方向變化演進。在村里人看來，陳齊峰是一個很神秘的人，他的公開職業是鄉村小學教員，其實見多識廣，朋友很多，整天忙得家也不回，老婆孩子也無法管，家里對他很不滿意。只有佑德公一個知道他的真正身份，知道他在干著大事情。他最信任的人，還是佑德公，他們共同完成了轉移五十多位“紅屬”的任務。后來，人們才知道，他是一位地下黨的領導，也是政府通緝的共黨要犯周介民。

陳劭夫是國民黨軍隊里的將領，帶兵在抗日前線英勇作戰，其實，他早年就是一名共產黨員，受黨的委派，常年潛伏，等待時機。他愛上了大家閨秀朱容秀，卻在大婚的日子回不來，家里人只好請一只生機勃勃的大公雞扮新郞，與新娘拜堂。他動員妹妹陳貞一到長沙讀書，使其成為一個現代女性，嫁給了同樣潛伏在軍隊里的共產黨員郭書坤。郭書坤犧牲在臺灣，陳貞一被迫滯留在那里，直到改革開放后才回沙灣故鄉定居。小說正是巧妙以陳貞一的現在視角，講述著沙灣的歷史故事，所以很合理地只講到新中國誕生之前。

作品描寫共產黨人的手法較為簡約，如寫史瑞萍，寫得較多的是她與陳揚卿戀愛生子，成為沙灣村普通的女人。她做的最光彩的事情，是教會孩子們唱現代歌曲和西方音樂，帶進新的文化，很少看到她直接參與革命行動。不過，在作品的敘述過程里，我們時常能看到共產黨員們的身影，感覺他們時時存在。作品中的共產黨員以及進步人士的形象，除了具有堅定的革命信念、革命意志之外，他們都尊重傳統的鄉村文化，作品想通過他們傳遞出一個思考：革命不是傳統文化的破壞者，而是把傳統文化建構成跟上時代的新文化的建設者。

作品塑造人物形象時，留下了一個小小的遺憾。小說一開頭，就寫桃香充當“鄉約老爺”角色，為自身的權益敢跟政府打官司，個性非常突出。可惜，作品后來更多寫她與女兒月桂的關系，放棄了讓她對社會生活的更多參與。

四

《家山》還延伸出幾個文學創作上的問題，可以提出來進一步討論。一是作品顯然受到《白鹿原》的影響。《白鹿原》寫的是白鹿兩個家族之爭產生的復雜沖突關系，而《家山》則寫的是兩個家族的和諧相處。前者的歷史觀被小說中的智者朱先生表述為“鏊子論”，也給作品帶來一些爭議。這種樸素的鄉村歷史觀，上升為文學的歷史觀就會加大負面的因素。不過，這是改革開放反思歷史時期的思想產物，真實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思想困惑與迷茫。而后者與當代和諧和平的歷史觀有更多的聯系，反映了當前的社會和解溝通對話的文化思潮，突出了國家民族的共同命運、共同理想。

二是作品的現實問題意識。作品寫的是舊中國的故事，農民問題在當時是個突出問題，不過，今天的時代仍然是一個突出問題。例如，作品重點描寫農民長期無法擺脫貧困，農村長期無法得到振興，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沉重的稅賦。舊中國根本無力破解這個難題，新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成果，積累了豐盈的社會財富，才可能反哺農業農村和農民，通過農業稅的取消，有力推動鄉村擺脫貧困、振興發展。作品抓住這條線索貫穿整個故事，用心良苦。

三是作品有自己鮮明的問題導向，意味著作品雖然帶有濃重的鄉土生活氣息，卻仍然屬于農村題材小說，而不是近年來流行的那種鄉土小說、新鄉土小說。從新中國文學建構起來的農村題材創作，直至改革開放后，對準的正是“三農”實際問題。這種小說可以寫得很接近“鄉土”，骨子里卻很“農村”。與現代文學一脈相承的鄉土小說對準的是知識分子的內心，強調的是人性批判，鄉土是知識分子內心的田園，并非真實的農村。這類小說無論怎樣“農村”，骨子里都在表現自己的“鄉土”。相對而言，寫“鄉土”容易，寫“農村”難。《家山》選擇了難。

注釋：

1 2 王躍文長篇小說《家山》研討會在京舉行，中國新聞網2023年3月2日，引自http// baijiahao.baidu.com/。

[作者單位：作家出版社]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