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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新時期以來，學界陸續發表、出版了200余篇有關沈從文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參與了新時期沈從文歷史形象的構建過程，而且與新時期的文學生態形成了復雜的歷史糾纏。通過對沈從文回憶錄的爬梳考索，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沈從文回憶錄發表、出版的整體情況，還原沈從文歷史形象的建構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呈現出來的沈從文形象，而且試圖探討由此反映出來的新時期文學場域的歷史復雜性。

關鍵詞：沈從文 回憶錄 新時期 歷史形象

1980年代，隨著社會發展的轉型和文藝政策的調整，一大批中國現代作家的歷史地位逐漸得以回歸或得以進一步確認。在此過程中，三個方面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作品結集出版重新發行、學術研究重新開啟以及相關回憶性文章/著作發表或出版。作品為讀者提供的是作家文學成就的直觀體驗，研究為學界提供的是作家的歷史審美價值，而回憶錄則可以為讀者提供一個相對立體豐滿的歷史形象。所以，在作家歷史形象的塑造過程中，回憶錄的價值不可忽視。但是大家似乎更為看重回憶錄的史料佐證價值，而相對忽視了它們在建構作家歷史形象方面的文本價值。這種現象在新時期以來與沈從文有關的回憶錄研究方面表現得比較突出。本文一方面梳理總結新時期沈從文回憶錄的相關文獻，另一方面希望在此基礎上討論有關沈從文歷史形象的建構。

回憶錄的發表及其作者

作家回憶錄主要包括“自傳性回憶錄”“他傳性回憶錄”和作家“回憶文藝社團、文藝運動、文藝報刊或重大文學史實的文字”1。沈從文的自傳性回憶錄也有不少，如不同歷史時期回憶介紹自己人生經歷的文字《從文自傳》2《我怎么就寫起小說來》3《二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4《在湖南吉首大學的講演》5以及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王亞蓉編著《沈從文晚年口述》收錄的3篇演講6，歷次政治運動中所作的交代、檢查《一個人的自白》《總結·傳記部分》《總結·思想部分》《交代社會關系》《沈從文自傳》《我的檢查》《文學創作方面檢查》《最后檢查》等7，各類作品選集的題記、序言《〈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沈從文散文選〉題記》《〈湘西散記〉序》等，在接受各類訪談時就某一問題回憶自己的文字《社會變化太快了，我就落后了——與美國學者金介甫對話》《論公平還是讀者公平——與王亞蓉在火車上的談話》8《答瑞典友人問》9等，在給友人撰寫回憶錄時涉及自己的文字《記胡也頻》《記丁玲》《記丁玲續集》《憶翔鶴——二十年代前期同在北京我們一起生活的點點滴滴》10和懷念徐志摩的《友情》11等。從總體上看，沈從文回憶自己的文章篇目不少，但是，由于大多數文章在《沈從文全集》出版之前都沒有發表，所以，本文所探討的回憶錄，主要是別人回憶沈從文的他傳性回憶錄。

新時期關于沈從文的回憶錄最早發表在1980年。這一年，《花城》第5期發表了朱光潛、黃永玉和黃苗子的3篇文章。《新苑》《文匯月刊》《中國建設》各發表1篇。1982年和1984年《讀書》雜志發表了2篇，1985年《文藝報》《文學》《詩書畫》共發表3篇，1986年岳麓書社出版了詩人荒蕪編輯的沈從文回憶錄選集《我所認識的沈從文》。所以，沈從文去世之前，中國大陸發表的沈從文回憶錄并不太多，也就十幾篇的樣子。

沈從文去世后的1988、1989年，對他的回憶出現了一個高潮，發表文章近百篇，其中不少文章是受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和鳳凰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約請撰寫的，或者在其他刊物發表后被收入這兩家機構編輯的回憶錄文集：《長河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年）12、《鳳凰文史資料第二輯·懷念沈從文》（1989年12月）。應該予以交代的是，其中很多文章在收錄之前都沒有發表過，尤其是收入《鳳凰文史資料第二輯·懷念沈從文》的文章，在其他刊物上發表的極少。就這些文章發表的刊物而言，比較重要的有：《人民日報》（1篇）、《光明日報》（1篇）、《文匯報》（1篇）、《人民政協報》（1篇）、《湖南日報》（1篇）、《新觀察》（1篇）、《人民文學》（1篇）、《新文學史料》（6篇）。

1990年代，有關沈從文的話題依然熱度不減，回憶沈從文的文字依然不少，有近30篇。1992年是沈從文誕辰90周年，《吉首大學學報》第3—4期集中發表了6篇回憶錄作為紀念。1998年是沈從文去世10周年，岳麓書社出版了《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憶沈從文》的紀念文集。除了這兩次集中發表、出版之外，1990年代發表有關沈從文回憶錄的主要刊物還有：《光明日報》《文匯報》《收獲》《讀書》《隨筆》《新文學史料》。另外，1997年學林出版社出版了孫泳編的回憶錄文集《沈從文印象》；李輝的《人生掃描》，黃苗子、郁風的《陌上花》，張允和的《最后的閨秀》也回憶了沈從文。

進入21世紀以后，有關沈從文的回憶錄主要是幾部文集，主要包括陳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國文壇紀實》中的《午門城下的沈從文》（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永遠的從文——沈從文百年誕辰國際學術論壇文集》（2000年，未正式出版）、王亞蓉編《沈從文晚年口述》（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13、劉紅慶的《沈從文家事》（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王亞蓉編《章服之實——從沈從文先生晚年說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年版）、張新穎編《生命流轉，長河不盡：沈從文紀念集》（北岳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

1980年代，在沈從文的直系親屬中，哥哥、弟弟、妹妹均已去世，姐姐也已年邁，均無回憶錄發表。長子沈龍朱2011年在《文藝報》上發表了《我所理解的沈從文》14，次子沈虎雛發表了《團聚》15和《雜憶沈從文對作品的談論》。直到去世，張兆和都沒有發表過關于沈從文的回憶錄。沈家人尤其是張兆和在這一方面的保守多少有些讓人難以理解。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他們比較尊重沈從文“不要宣傳自己”的主張。為人低調、不事張揚大概是沈家人的一貫原則，這一點在陳徒手、劉紅慶的采訪手記中都有說明。陳徒手說：“他們做事都極為低調，不張揚。”16據沈龍朱說，黃永玉曾把張兆和給《從文家書》寫的后記刻成石碑放在沈從文墓地顯耀的位置。張兆和知道后很不高興，堅持要求挪到一個偏僻的位置。17第二個原因可能是他們覺得自己不太理解沈從文。張兆和說：“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18沈虎雛說：“我不理解他。沒有人完全理解他。”19沈龍朱說：“不光當時不理解，就是后來也不理解。”20出于對逝者的尊重，在不太理解的情況下，回憶錄的撰寫可能就需格外慎重。

在沈從文的旁系親屬中，撰寫回憶錄較多的要數黃永玉和張允和。張允和寫了兩篇關于沈從文的回憶錄，《三姐夫沈二哥》和《沈二哥在美國東部的瑣瑣》。由于生活環境的原因，她的文筆依然是去國前的調子，活潑靈動卻也流露著一股貴族氣息，與1980年代中國大陸的文風頗為不同。黃永玉關于沈從文的回憶錄有4篇：《太陽下的風景——沈從文與我》《這一些憂郁的碎屑》《表叔沈從文的詩和書法》《平常的沈從文》。黃永玉的回憶錄文學色彩很濃，具有很強的可讀性，但也可能因此而使得他的回憶錄在真實性問題上受到一些質疑。比如他對沈云麓的回憶。在《這一些憂郁的碎屑》中，沈云麓簡直就是一個相貌丑陋、既窮且迂的破落戶形象。但在周少連的回憶中，沈云麓卻是當地“較有名望的聞人”，“解放后受聘為湖南省文史館館員”21。同為沈從文鳳凰老鄉的劉祖春也證實了這一點，而且劉的文章還透露說，“云麓大哥的工資是全縣工作人員中最高的，1963年后工資為一百零五元，活到近八十歲才去世”22。張兆和五弟張寰和回憶說沈云麓在沅陵的一個住處別墅：“這是一幢橫臥山腰，精致典雅的意大利式小樓，樓上有一排寬敞的走廊，面臨湯湯沅水和重重遠山。”23雖然也有幾個親友回憶說沈云麓性格比較古怪，這可能讓他在家鄉的形象多少有些受損，但也絕不至于像黃永玉回憶的那樣“窮的可以”，從而成為沈從文“捏著”的“三個燒紅的故事”中的一個。黃永玉之所以這樣描述，可能不是記憶出錯，而是因為他想突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沈從文的苦難遭遇，一個是沈從文面對苦難時的堅忍精神。“他捏著三個燒紅的故事，哼都不哼一聲。”24在評價黃永玉對沈從文的回憶時，李輝說“不少人寫過沈從文，但寫得最好的是黃永玉”25。李輝這里所說的“最好”，恐怕不是說最大程度地呈現了沈從文生活中的“真實”，而是最大可能地描畫了沈從文的精神風貌。

沈從文有很多文藝界的朋友，但是新時期以來撰寫回憶文章的并不太多。從現有史料看，大概只有巴金、施蟄存、朱光潛、梁實秋、卞之琳、蹇先艾等人撰寫過關于沈從文的回憶錄。究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幾點：有的已經去世，如周作人、徐志摩、朱自清、林徽因、梁思成、楊振聲、陳翔鶴等；有的移居海外，如陳西瀅、凌淑華等；有的是因為友誼破裂，如丁玲、蕭乾；既沒有去國，也沒有過節，1980年代依然健在的，如金克木、羅念生、趙家璧、金岳霖等，他們之所以沒有撰寫回憶錄可能是出于對歷史的忌憚。26因身體衰老或歷史原因而導致的故人去世，因天崩地解海天兩隔而導致的音訊斷絕，因時代變化而產生的友誼崩裂以及由一世沉浮而塑造出來的敏感與脆弱，讓半個世紀之前的文學界朋友星云四散，不能不讓人生發出命運與歷史的喟嘆。

給沈從文撰寫回憶錄的主要還是他的晚輩。其中有他在西南聯大或回到北大后教過的學生，如汪曾祺、袁可嘉、杜運燮、巫寧坤、楊苡、金隄、吳小如、鄧云鄉等。這些學生中文系的不多，他們或者聽過沈從文的課，有些可能連課也沒有聽過。在回憶錄中他們之所以稱沈從文為老師，主要是他們年輕時出于對文學的愛好，經常與沈從文聊文學，或者在寫作上長期得到沈從文的培養和指導。由于大多身處海外，在撰寫回憶錄的時候，他們對沈從文的文學史地位往往提得很高。這一方面大概是對沈從文長期以來受到壓制和冷落表示不滿，另一方面，他們的評價大概多少也受到了夏志清、馬悅然、司馬長風等人的影響。有一些晚輩，雖不是沈從文的學生，但是因為投稿的原因也曾經受到過他的扶持，如季羨林、王西彥、嚴文井、邵燕祥、田濤、柯原等。20世紀三四十年代，沈從文曾長期主持《大公報》《益世報》文藝副刊。通過這兩個報紙他曾經扶植過不少年輕作家，在歷史條件允許以后，這些作家紛紛撰寫回憶錄懷念沈從文對他們的幫助。還有一些青年作家，如黃苗子、林斤瀾、蕭離、荒蕪、黃裳、彭荊風、古華、蔡測海、徐盈、彭子岡、徐城北等，他們在新時期也撰寫了不少回憶沈從文的文章。他們與沈從文之間的關系，與其說是師生情義或文學道路上的扶持與幫助，不如說是思想上的志同道合或情感上的理解與同情。這里面有幾個作者值得關注。蕭離生于1910年，只比沈從文小了8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沈從文的同代人。兩人過從甚密，友情深厚。1985年5月，“土家族名記者、老作家蕭離先生，直接上報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反映先生健康、工作及生活情況”27。在沈從文的所有回憶錄作者中，蕭離的回憶錄應該是最多的，多達5篇。荒蕪編輯了第一部沈從文回憶錄文集。古華和蔡測海都是湖南人，比沈從文小很多，其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沈從文的影響。對他們，沈從文給予過肯定，也提出過批評，但這種批評反而更加促進了他們與沈從文的親近關系。時代環境發生變化以后，沈從文逐漸成為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海內外出現了不少專門研究沈從文的專家學者。沈從文在世的時候，他們都不同程度地與之有過學術交往。這些經歷后來往往成為他們回憶沈從文的主要內容。這里面主要有凌宇、金介甫、李輝、劉一友、向成國、龍海清等。在沈從文回憶錄的作者中，還有幾位是他晚年研究文物時的助手、學生，如王?、王亞蓉、黃能馥、武敏等。他們主要是沈從文在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時的助手，在研究中國古代服飾的過程中，他們不同程度地從沈從文那里得到了很多文物方面的指導。

矛盾的性格及其命運

在涉及沈從文性格的回憶錄中，前期主要強調了他性格中恬淡、平和的一面。很多回憶錄都反復描述了他的微笑、他的低聲細語，甚至他的與世無爭、低調忍耐。1950年代初期是沈從文最為困難的時候，“在那一段日子里，從文表叔和嬸嬸一點也沒有讓我看出在生活中所發生的重大的變化”28。“在十年劫難中，盡管住處房子擠得難以容身了，他還滿不在乎；大量藏書當廢紙處理了，他無所顧惜；家被前后抄了八次，他置之度外”29。但在后來的回憶錄中，人們開始強調他性格中相互矛盾的兩個方面：平和恬淡之外，也有“不安分”或者“強悍”的一面。李輝就認為，沈從文“性格中有溫和的一面，也有湘西人的強悍的一面”30。“不平和，或者說不安分”，是沈從文“性格中重要的一面”31。與沈從文有著“五十九年歷史交情”32的劉祖春也說，沈從文性格中有水的一面，“待人總是一臉微笑，說話聲音不大，平易近人”；同時也有山的一面，他“從鳳凰和湘西的高山崇嶺學到了堅硬、肅穆的力量，就是沉默。沉默是超越一切的一種偉大力量”33。

為什么要強調沈從文性格中的這種矛盾呢？我們認為，這種矛盾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一生的命運。他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可以從這種看似矛盾的性格中找到解釋。平和沖淡讓他疏于交游，陷于寂寞；“不安分”的性格又讓他無法長期忍受寂寞。喜歡寫信、喜歡與青年作家交往甚至卷入各種論爭都可以視為他擺脫這種寂寞的努力。“抗戰前他在上海《大公報》發表過批評海派的文章，引起強烈反感。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的人。因此常有對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議論出現。他可能感到一點寂寞，偶爾也發發牢騷。”341949年后，社會形勢讓他不得不長時間地陷入更加深重的寂寞。由于這種寂寞主要不是由個人性格導致的，一時之間他也就很難擺脫。“北平解放前后當地報紙上刊載了一些批評他的署名文章，有的還是在香港報上發表過的，十分尖銳。他在圍城里，已感到很孤寂，對形勢和政策也不理解，只希望有一兩個文藝界熟人見見他，同他談談。他當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仿佛就要掉進水里，多么需要人來拉他一把。”35然而即便如此他也并非沒有做過努力。這一時期，他頻繁地給張兆和、沈云麓甚至龍朱虎雛兄弟寫信，36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自愿給人做說明員，都可以視為他努力的一部分。甚至，一旦條件稍有可能，他還試圖重返文壇，只不過由于“信”的要求與“思”的堅持之間存在著較大的沖突他才不得不選擇放棄。37

直到晚年，這種矛盾依然糾纏著他。一方面，幾十年的歷史教訓讓他不得不繼續低調行事，反復告誡自己“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阻止各種宣傳自己的活動。“我今年已七十過七，適宜牢牢記住孔子說的‘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的名言，和老子‘為而不有’的訓戒，今后在什么新的運動中，得免意外災星，即是大大幸運”38。“至于年來國內外的‘沈從文熱’，可絕不宜信以為真，‘虛名過實’，不祥之至。從個人言，只希望極力把自己縮小一些，到無力再小地步，免得損害別的作家的尊嚴，近于‘絆腳石’而發生意外災殃”39。但另一方面，為擺脫人生寂寞，即便中風之后家門上貼有“謝絕來訪”的條幅，他依然對各種訪客來者不拒，一談就是好幾個小時。“1986年以后，他身體愈來愈差，我去他們家，見到門上貼有字條，大意是他宜多靜養盼訪問者諒解。后來他對我說：‘門口禁條對你例外，我很喜歡和你談’。其實也并不是僅僅對我例外。……曾經有過不少的登門求教的人仍去敲門，舅媽和表弟開門解說，但他卻在房里叫喊起來，‘行，行，我能見，我能見。’弄得舅媽與表弟們十分尷尬。”40從沈從文盼望接見來客那急切的聲音中，我們似乎更能理解他心中的寂寞。1982年5月他曾經在火車上與王亞蓉有過一番談話。在談話中，他不僅對丁玲評價十分刻薄——可能說刻薄都是輕的，還無端涉及他人，比如茅盾、王瑤，甚至國家領導人。41由這次談話，我們仿佛可以想見他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參與文學論爭時那種“不安分”的情形。

在關心培養青年作家方面，沈從文得到了很多人的尊敬和懷念。在相關回憶錄中，稱贊他這方面成績的不僅有他當年的學生，而且有他同輩的朋友。他西南聯大時的學生袁可嘉評價說：“可以不夸張地說，沈老通過刊物和個人交往栽培了40年代開拓文學新風的一批作家。”42他一生的好友巴金對他的這項工作也很是嘉許：“他對年輕人、對朋友，都樂于幫忙。他自己掏錢給卞之琳出版詩集，蕭乾也是他幫忙走上文壇的。他為許多青年作家改稿子，介紹刊物。”43

沈從文為什么如此喜歡與青年學生交往呢？不可否認，作為老師的責任心、推動文學發展的事業心以及他熱心助人的性格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我們是否也可以認為這是他擺脫寂寞的一種努力呢？據他西南聯大時的學生易夢虹回憶說：“沈先生書生氣較重，平素很少交游，淡泊處世，不慕虛榮，不知世間上最講‘關系學’，或者也知道，卻不以為然。再加上他自己沒有煊赫的學歷，因而他在西南聯大中文系里的處境，聽說多少有些尷尬。”44在這種環境下，沈從文的寂寞是難免的，不甘于寂寞的沈從文與青年學生加強聯系大概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我們的這種分析也可以在沈從文回憶錄的作者那里得到印證。在給沈從文撰寫回憶錄的晚輩中，他在西南聯大時的學生占了很大一部分。這或許也可以說，他與青年學生接觸最多的時期是他在西南聯大任教的八年，而這八年大概也是他相對比較寂寞的一個時期。45

據凌宇考證，沈從文參與的論爭主要有：京派海派論爭，禁書政策論爭，“差不多”問題論爭，作家從政與反對作家從政論爭，自由主義文藝觀和戰爭觀論爭，民族自殺悲劇論爭。46這些論爭不僅在當時給沈從文帶來很多爭議，此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也加劇了他的糟糕處境，47甚至在1980年代依然是比較敏感與棘手的問題。所以，出于意識形態、人事糾葛乃至為尊者諱等因素的考慮，包括沈從文本人在內，關于他的回憶錄要么盡量回避這些論爭，要么否認問題的存在。48

沈從文生前曾反復強調他不是“京派”“現代評論派”和“新月派”。“現在人們把我拉作現代評論派、新月派，這是沒有資格的。我當時只是投稿，有個名字。”49“有很多人講我是現代評論派，或者新月派，都是不太知道實際情況。我這幾個關系都是讀書的……我哪里夠‘派’啦，不夠派。”50如果我們忽略了沈從文性格中“不安分”的一面，很可能會對沈從文不愿意也很少介入各種文學論爭的回憶信以為真。而實際上，沈從文不僅參與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一系列文學論爭，甚至還是一些論爭的發起者。施蟄存回憶說，“1933年，他忽然發表了一篇《文學者的態度》，把南北作家分為‘海派’和‘京派’，贊揚京派而菲薄海派。他自居于京派之列。這篇文章，暴露了他思想認識上的傾向性”，“從文在文章和書信中，有過一些譏諷左翼作家的話。話都說得很委婉，但顯然暴露了他對某些左翼作家的不滿”51。王西彥的回憶與施蟄存大體相似：“‘京派’和‘海派’之爭原是由從文先生發表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題為《文學者的態度》一文引起的，他頌揚了‘京派’文人‘五四’以來誠樸治學的好風尚，批評了‘海派’文人為攫取名利而迎合小市民趣味、粗制濫造的現象。”52“在‘京派’和‘海派’以后，在關于‘私罵’（從文先生以‘炯之’的筆名所寫《談談上海的刊物》一文中指摘彼此互罵現象）問題和關于‘差不多’（從文先生在《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和《再談差不多》兩文中指摘青年作家的作品所表現的觀念差不多和‘隨風氣壓力自己總忽左忽右’）問題上，都招致了魯迅的批評和左翼文藝運動方面的不滿。再加上他的經歷和交往，就不免給人一種與左翼文藝運動相對立的印象。”53

關于沈從文參與這些論爭的評價，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稍早一些的回憶錄一般站在沈從文的立場上，替他開解辯護。馬蹄聲在解釋沈從文所謂的“民族自殺悲劇論”時認為，“沈從文的本意則是真誠希望廣大人民不再受戰爭的折磨和對和平安寧的呼喚”，而后來逐漸升級的政治誤解則將沈從文批評成了“‘罪不容誅’的‘反革命’”。54在梳理完沈從文參與的文學論爭之后，凌宇分析說，“這些論爭有這樣兩個基本特征：一是沈從文的觀點沒有得到全面的理解，而是斷章取義，主觀加以延伸，隨意轉移話題；二是政治上的批評不斷升級，從京派景觀到反對抗戰、反對作家從政到等待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役，甘當亡國奴。直到解放戰爭時期的作為反動派活著，是地主階級弄臣的桃紅色作家。解放前正是從這個角度進行批評的。”55另一些回憶錄總體上也對沈從文持肯定態度，認為，“從文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56，“跟反動文人有著本質的區別，不能說他是一個反動派”57。而且，更重要的是，“對一個作家來說，無論他所屬的派別也好，他所發表的議論也好，畢竟比不上他的作品更重要。因此，對一個作家的評判，首先應該看看他在寫作實踐上的表現”58。但是，在整體上的肯定之后，就沈從文參與的一些文學論爭，他們也提出了批評意見。巴金認為，“京派、海派的提法是他的偏見，他不太了解情況”59。施蟄存說他“是思想上的不革命”，“受了胡適改良主義的影響”；同時指出，“從文一生最大的錯誤，我以為是他在40年代初期和林同濟一起辦《戰國策》”60。作為晚輩，王西彥對沈從文參與這些文學論爭也頗不認同。“我還覺得，當時他的種種意見，多系從個人對文學藝術的特性的認識出發，卻未能從政治斗爭的形勢和要求上著眼，未免有些迂泥。”61

李輝在解釋沈從文的復雜性格時認為，“他似乎仍然保持著湘西人的倔勁，自由地隨意地揮灑著他的思想，對所有他所不習慣的文壇現象發表議論，并不顧及其準確性和可能招致的結果。在他的眼中，沒有尊貴之分，沒有壁壘之分，他只是按照自己對文學的理解，即他的文學觀來議論文壇……在文學之外，他對許多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也時常隨意地發表見解，不管其是否正確”62。其實，這已經不只是性格的問題了。除了性格上的“不安分”“倔強”之外，沈從文之所以不顧利害和是否準確而發起或參與一些文學論爭，恰恰反映了一個具有深切責任感和赤誠之心的作家、知識分子所應該具有的勇氣和擔當。他不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些論爭會給他帶來什么，但是，出于一個知識分子對時勢的觀察和一個作家對文學發展的憂慮，他“深憂痛感郁結于心，迫不得已，不吐不快，乃至一說再說”63。如果說在沈從文留給我們的遺產中什么東西最值得珍視，除了那些優秀的文學作品之外，他的這種飽含著中國傳統文人和五四知識分子精神氣質的責任與擔當，也是很值得我們深思和探討的。

轉行的原因及其評價

1949年以后，沈從文從文學創作轉向了古代服飾研究。在以后的40年中，他幾乎沒有再從事文學創作。面對這一重大轉折，幾乎每一個為沈從文撰寫回憶錄的人都嘗試做出自己的理解和評價。從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回憶者的理解和評價發生了很大變化。變化產生的原因與其說是個體之間理解的差異，倒不如說是時代環境的變化給這種理解與表達提供了不同的契機。

在回憶者的敘述中，沈從文對文物產生興趣的時間幾乎與他開始文學創作一樣早，而且他對文物的收藏與研究一直沒有中斷，只不過，在1949年之前，文物之于他主要是一種業余的興趣與愛好，他主要的精力和時間都花在了文學創作上，文學創作的光芒遮掩了他在文物方面的才情。1949年以后，對于古代服飾的研究則成了他安身立命的唯一職業。關于轉行，在早期的回憶錄中，主要強調他對文物的興趣由來已久，卻基本上不解釋他放棄文學創作的原因。對沈從文的轉行，張允和似乎頗有些慶幸的味道，“他說他不想再寫小說，實際上他那有功夫去寫！有人說不寫小說，太可惜！我認為他如不寫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64金介甫不僅認同沈從文由文學創作轉向文物研究的“興趣說”解釋，而且還天真地拿他的這種轉行與魯迅、聞一多、陳夢家等人作比較。“沈從文早在解放前就為一生致力于中國藝術史和文物史的研究有了基礎”65，“有趣的是，沈從文從創作轉到現在的領域，令人想起類似的轉變，如聞一多和陳夢家（兩位都是他的密友），而魯迅在日本初期的翻譯西方小說及文學評論得不到讀者以后，也曾在北京紹興會館搞過古代拓碑”66。如果說張允和的解釋是出于對親人的愛護和她對意識形態的理解和自覺，那么，金介甫對這一問題的理解就不僅讓人看到了文化隔閡給學術研究帶來的障礙，而且還能感覺到金介甫身上那種多少有些學究氣的天真與可愛。

當社會環境變得稍微寬松了一些之后，大家開始把沈從文轉行的原因歸結為外在形勢的要求。一個是相關的批判使他心有余悸，擔心文學創作會給自己帶來災難。“沈先生的改行，是‘逼上梁山’，是他多年挨罵的結果。”67再一個是文學創作的要求發生了變化，這種要求與自己之前的創作經驗有較大的沖突，自己無法適應。“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或因性情內向，缺少社交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68在這兩個原因之間，前者似乎更多一些政治上的批判與傾訴，后者則主要是文學創作規律的分析，同時也有對一代作家文學命運的慨嘆。

即便是批判與傾訴，早期與后期也并不一樣。從最初的“如所周知”到后來的“歷史的誤解”“北京大學批判”直到最后極“左”勢力的“壓迫”“鼠目寸光之輩”的“嫉妒”和“壓抑”，批判的指向越來越明朗、具體，批判的鋒芒也越來越尖銳、鋒利。沈從文一生的摯友蕭離在解釋他轉行的原因時說，“解放初期，如所周知，主客觀條件都使得這位老作家不得不來一個‘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巨大轉向，不言而喻，這樣的‘轉向’當然是經歷過一個十分痛苦的過程的。從從文先生的某些自白里，看得出來其中包含的有少一半的謙虛和多一半的難言之隱，這里就不多去說它了”69。寫于1980年的這篇回憶錄在解釋其中的原因時依然相當隱晦。比較而言，后來的解釋要直接得多。《羊城晚報》的解釋是，“四十年代末期，北京大學批判了他，……為此，他燒過自己的書，也尋過短見。直到五十年代初，他被安排在歷史博物館工作，他的生活才有轉機，決意挖掘悠久燦爛的文化寶庫，繼續為社會做出貢獻”70。香港的《文匯報》認為，“是極‘左’的勢力加予他的壓迫，剝奪了他文學創作的權利”71。其實，就外在批判帶來的心理陰影而言，上面的解釋很難說有多么準確，也談不上全面。在晚年的一次談話中，沈從文直言，“說良心話，沒有強迫我不寫”72。就社會形勢來說，導致沈從文放棄文學創作的因素大概有如下幾點：一直沒有停止的批判的聲音，批判者在文學界所處的高位，沈從文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與左翼文學產生的沖突以及由這些因素導致的沈從文內心的恐懼。

與歷史環境的影響相比，創作習慣的不適應似乎是沈從文以及他同時代作家放棄文學創作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關于這一點，沈從文很早就有了十分清醒的認識。上文引用的他關于“思”與“信”的思考就是他在1948年12月7日寫給文學青年吉六的一封信中的預言。就此后很長一段時間的歷史事實來看，我們不能不佩服沈從文的預見性。在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沈從文小說選集》的《題記》中，沈從文又一次表達了相似的看法。“當更大的社會變動來臨，全國人民解放時，我這個和現社會要求脫了節的工作，自然難以為繼，這分未竟全功的工作必然停頓下來了。”73當自己以往的創作方法與當下的文學要求不相符合的時候，要么改變自己，要么放棄寫作。從沈從文這一代作家在1949年以后的創作情況來看，改變的努力不是沒有，但似乎收效甚微，于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自覺地放棄了繼續創作。

“十七年”時期，沈從文也曾有過繼續創作的可能，而且也做出過改變自己以適應新的要求的努力。“他內心深處覺得離開文學很可惜，總夢想在文學上健步如飛。50年代末就曾思考是否歸隊，一些好心人也勸他應該拿起筆。……他對外不說，但在暗暗使勁，看看自己能否找回重新創作的能力。這是他長期擺脫不掉的念頭，時常勾起聯想，內心矛盾反復出現。”741957年3月他曾給中國作協遞交過一份《創作計劃》，沒有完成；1958年，他在十三陵水庫寫了一篇報道型散文《管木料廠的幾個青年》，卻被評論為“一個工地的通訊員寫這類文章比他還順溜”75。1961年，中國作協給了他到青島、井岡山休假、體驗生活的時間，但是，以張兆和堂兄一家三代鬧革命為素材的長篇小說還是沒能創作出來。

就沈從文轉行這一歷史事件，回憶錄的作者們大體上有兩種不同的評價。一部分人從愛護沈從文的立場出發，認為沈從文當年的轉行是明智之舉。張兆和在1990年12月7日回憶此事時說，“幸好他轉了，轉的時候有痛苦，有斗爭。他確實覺得創作不好寫了，難得很”76。他在西南聯大時的學生馬逢華也認為，“將近40年前，他堅守自己的原則，作了一個明智的選擇，決定了自己后半生的命運，也維持了自己做人的尊嚴”77。從前面的論述來看，所謂“堅守原則”“維持尊嚴”的說法顯然是拔高了，在很大程度上沈從文不是不愿意改變自己的創作習慣，按照新的創作原則進行創作，而是多年的創作習慣難以改變，多次嘗試也并不成功。他的后輩同鄉劉一友假設說，“我想，真在文壇，1955年就難于過關，1957年更難漏網，1966年命運不會比老舍這位‘人民藝術家’更強。什么《長河》，早就是‘短活’了”78。但是轉行畢竟不是茍活，如果要肯定轉行的意義，則必須強調沈從文在文物研究方面的價值。他的摯友蕭離認為，“放棄文學創作，對個人興趣而言，也許是損失。但因此而有機會在中國古代文物的整理方面，為祖國填補了一個難得有人過問的空白點，這未嘗不是塞翁失馬——對祖國卻是有益的事”。而后，他就此事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如果第一本大書和第二本大書對從文先生來說，一個是魚、一個是熊掌的話，他卻采取了兼而得之的態度。只是有時這個是‘正業’，那個是‘副業’。如今是‘東隅’未失，‘桑榆’已收，我們該向老人慶賀的。”79

但是，也有不少人從他的文學創作實績出發，對他在年富力強的時候被迫停止文學創作表達了深沉的悲嘆。“1949年以后，沈從文先生能夠專門從事古文物的研究，可以說在30年代就打下了基礎，但我不相信他當時已經立意以后要專門研究中國古代服飾。命運逼迫他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就離開文學創作，只差完全放下筆桿，總令人感到可悲。”80“在閱讀這類文章時，我總覺得對作為一個作家的從文先生來說，他的放下寫小說的筆去改行探究古文物，把自己晚年的生命消耗在故宮的文物庫里，實在是一個令人痛心的悲劇。”81卞之琳先生從科學研究與文學創作的不同特點出發，認為并不能因為沈從文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就可以彌補他停止文學創作的遺憾。他引用伽利略的話說，“沒有一部科學著作只有一個人能寫”，即使他不寫，遲早也會有人寫。但是，“文學作品總特別具有個人特色，不是另一個作家可以代寫，從文沒有能再寫出文學作品，總是不可彌補的損失（雖然寫出來也不見得不待以時日，就立即得到大家一致肯定的評價）”82。

雖然在回憶起這件至關重要的人生轉折時，沈從文往往會給人以慶幸之感，但是，作為一個杰出的作家，在創作逐漸進入佳境的時候突然因為外在的力量被迫放棄文學創作，他不可能沒有深深的遺憾。王西彥回憶說，“我記得有一次我到社科院宿舍去看望他時，他從書櫥里取出有幾位美國學者研究他作品的書刊給我看，嘆息著說自己恐將再也不能寫小說了，表情充滿凄涼”83。所以，在人生的晚年，當沈從文回憶起40年前的這一重大轉折時，他的內心應該是十分復雜的。一方面，他慶幸當年的“明智”選擇，使自己的后半生得以平安度過；另一方面，當國內外逐漸興起“沈從文熱”，尤其是傳言他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他不可能不對自己當年被迫放棄創作充滿遺憾。

文學史地位及其爭議

進入新時期以后，隨著社會環境的逐漸寬松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逐漸深入，沈從文逐漸從文學史的背面走向了文學史的前臺。人們對他的作品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之后，這個在中國文壇消失了30余年的優秀作家逐漸受到人們的認可和肯定。雖然文學史上批判的聲音還沒有去除，但是他的作品已經被越來越多地出版發行，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開始肯定他的文學史價值。一時之間，不僅出現了“沈從文熱”的文學現象，而且出現了呼吁重新評定其文學史地位的聲音。

由于文學史書寫的相對滯后性，在1980年代前期的文學史著作中，沈從文依然處于被批判者的地位。“1976年‘文革’結束出版的《中國現代文藝思想斗爭史》，沈老的一篇文章就是以‘反面教材’的面貌，附錄在郭沫若的謾罵之后，來做批判材料的。這種情形要到80年代中期左右才開始改變。1984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田仲濟等編寫），對沈從文小說形式和語言方面的探索，都相當肯定，但還是要批判說：‘對黑暗現實正視不夠，也未在藝術概括上下功夫。’不過，1985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的兩大冊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反而開倒車，基本上沿襲‘文革’前的官方評價，以魯迅、巴金和老舍等作為發展主線，而忽略沈從文。楊義在1986年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也沒有提到沈老。”84但是，反思的萌芽已經產生。“雖然‘文革’剛剛結束，思想禁錮仍然極嚴，即便‘平反’‘翻案’，優先權也屬于丁玲、周揚、馮雪峰一類作家，一時還輪不到沈從文頭上，但在我輩身上，已開始了對文學史上已成定論的反思。”85

在1980年代，這種反思并非一兩個學者的行為，而是隨著時代變遷逐漸興起的一種學術思潮，也就是說，“沈從文熱”的興起是與1980年代的重寫文學史緊密相關的。86沈從文研究專家凌宇在回憶錄中敘述了他在1980年所經歷的“沈從文熱”。“我的第一篇論文寫成不久，得知消息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的編輯即來索稿；出版界也開始了沈從文著作的出版熱。先是湘潭大學來人找我，要與我合作選編兩冊以湘西為題材的沈從文作品集；接著是花城出版社，提出印行《沈從文文集》，沈先生推薦我與邵華強承擔這份選編工作；再是人民文學出版社，要我選編三本沈從文作品集；又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約我編選一套五卷本的《沈從文選集》。”87在1980年代，沈從文的作品還陸續被選入其他一些作品選中。“第二個十年（1927—1937）《新文學大系》由巴金同志作序的小說集，已于1984年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選了從文的短篇《丈夫》和《貴生》。幾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研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編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選了從文的《蕭蕭》《丈夫》《顧問官》。《中國現代散文選》也選了他的《西山的月》等8篇散文。1986年北大出版社出版嚴家炎編的《中國現代各流派小說選》把從文列入京派，選了他的《柏子》等6個短篇和中篇《邊城》（存目）。”88在這種背景下，沈從文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傳聞一時之間不脛而走，甚至連一些沈從文研究專家也推波助瀾。“1982年，一個國際漢學家委員會提名沈從文為諾貝文學獎候選人。……他最終未能獲獎，但很顯然，他的候選人身份一直是被認真考慮著的。”89“據小道傳說，瑞典曾提名授給沈先生諾貝爾文學獎，但在中國文聯（或是作協）的討論中被丁玲極力否決了云云。”90“近幾年，有人似乎預感了什么，早在報刊角落里撰文，說人家魯迅就看不起諾貝爾文學獎。有時又轉載洋人的牢騷，說諾貝爾文學獎是有政治偏見的等等，我想，沈老失去這個機會也好，落得耳根清凈。”91

在1980年代重寫文學史的學術背景下，學術界重新評價沈從文文學史地位的倡議與嘗試開始出現。早在1982年，汪曾祺就認為，“沈先生是一個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一個不老的抒情詩人，一個頑強的不知疲倦的語言文字的工藝大師”92。沈從文去世不久，汪曾祺又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重提沈從文文學史地位問題。“沈先生已經去世，現在是時候了，應該對他的作品作出公正的評價，在中國現代文學史里給他一個正確的位置。”文章在駁斥了社會上流行的幾種對沈從文的誤解——“不革命”“沒有表現勞動人民”“美化了舊社會的農村，沖淡了尖銳的階級矛盾”——之后，提出了對沈從文的一個歷史定位：“假如用一句話對沈先生加以概括，我以為他是一個極其真誠的愛國主義作家。”93也是在這一年，同樣作為沈從文西南聯大時的學生的袁可嘉給出了他對沈從文文學史價值的更為全面的理解。“我個人認為，沈先生作為當時北方國統區文學界的一面旗幟，抵制了泛濫一時的庸俗社會學的創作和批評思潮，以及標語口號式的概念化傾向，堅持了文學表現豐富人性、表現美的道路，栽培了一批詩人、作家、批評家和翻譯家，有的（如九葉派中的西南聯大詩人）當時已在開拓新風中嶄露頭角，后經40年的掩埋，在80年代才重以出土文物問世。這一段的文學史顯然有待重寫。”94還是在這一年，沈從文移居美國的學生馬逢華甚至略顯極端地說，“目前仍然存在的一個比較使人關心的問題，是沈先生在國內的歷史定位”，“如果國內堅持不肯承認文學本身的價值，一個可能的后果，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沈從文的歷史地位，最后將在海外寫成，在海外決定。”95這種略顯極端化的表達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拔高了海外學術研究的作用，而且還可能給反對者提供“被外國人牽著鼻子走”的口實，但是，它也的確真誠有力地表達了重評沈從文歷史地位的強烈呼聲。

面對社會上熱鬧非凡的“沈從文熱”和重評的呼聲，有著30余年歷史教訓的沈從文卻顯得要清醒得多。還是在那封寫給韓宗樹的回信中，沈從文就此事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所有作品，既已毀盡，那還別有辦法，把業已毀去的材料重新研究、重作鑒定？更何況照多年來習慣，作家多已排班定位，中國只有一個魯迅算得是代表中國新文學最高成就，算是世界的第一流人物。其次，則郭沫若、沈雁冰、老舍、巴金、冰心、曹禺……此外還有萬千少壯新起第一流新作家，在黨的培養下進行寫作，各自已取得歷史上無以倫比的不同成就，十分現實。那還有我插足余地？”96在這段滿含牢騷的回信中，沈從文預感到了歷史重評的困難。

現實也的確像他預感的那樣，困難重重。“大多數情形是，一些對卅年代爭論難免還心存芥蒂的老一輩人還是批評沈。”97“有名家在報上發表文章，對國內興起的‘沈從文熱’冷嘲熱諷，還毫無根據地指責國內的沈從文研究者是被外國人牽著鼻子走；接著是丁玲在《詩刊》《文藝報》上著文，指沈從文是‘市儈’‘膽小鬼’，說沈從文在《記丁玲》一書中，歪曲了胡也頻與丁玲當年參加革命的動機。”98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中，沈從文及其研究者遭遇了歷史上的又一次寒潮。“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82年夏天正是在批電影《苦戀》、批文藝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高潮中，亦有人趁機指責‘國內外現在的一股“沈從文熱”是要否定左翼文藝運動的功績’。”991983年，朱光潛因為給沈從文的一個作品選寫了一篇序言，不承想給自己招來了麻煩。“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有幾個系被確定為重點。又有列為重點的‘問題’，其中之一，便是朱光潛先生寫的《關于沈從文同志的文學成就歷史將會重新評價》一文。”100“在當時，某些頗有地位者，在一次會議上，振振有辭地歷數沈從文‘罪狀’，并且照例不加證明。……曾聽古華當面談起《芙蓉鎮》評獎事：一位舉足輕重的評委，在評委會上談她對《芙蓉鎮》的看法：‘還不是沈從文那一套！’……仿佛沈從文是罪惡之源。別人的創作，別人的研究，只要沾上‘沈從文’三個字，便立即成了一種罪過。”101

對沈從文文學史地位的這種爭議一直持續到他去世之后。不少回憶錄都對沈從文去世后的新聞報道和追悼會情形表示不解，提出質疑。巴金回憶說，“一連幾天，我翻看上海和北京的報紙，我很想知道一點從文最后的情況。可是日報上我找不到這個敬愛的名字。后來才讀到新華社郭玲春同志簡短的報導。……可是連這短短的報道多數報刊也沒有采用”。在解釋這種尷尬局面的原因時，巴金推測，“可能因為領導不曾表態，人們不知道用什么規格發表訃告、刊載消息”102。對此，王西彥也提供了相似的回憶，“從文先生是今年5月10日晚與世長辭的，但到6天后才由上海一家晚報刊登了一則從港、臺報紙上轉載的簡訊，這不能不說是對死者出奇的冷漠”103。如果說新聞報道表現出來的是“出奇的冷漠”，那么追悼會的場景大概就可以說是“尷尬的冷清”了。“沈從文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是我這些年參加過的同類活動中最簡單不過的。沒有要員，文藝官員也少見，都是他的學生和親友。”104代表巴金參加追悼會的李小林說，“她從未參加過這樣感動人的告別儀式。她說沒有達官貴人，告別的只是些親朋好友”105。“小林說不出這是一種什么規格的告別儀式，她只感覺到莊嚴和真誠。”106

區別對待的情況還延續到《沈從文全集》的整理與出版。“一九八一年《魯迅全集》出版，一九八二年《郭沫若全集》開始面世，一九八四年《茅盾全集》開始出版，一九八六年《巴金全集》開始出版。這些‘文學大師’的全集，都由官方組成陣容龐大的編輯委員會。比如為了出版《郭沫若全集》，就由周揚領銜，由三十四位委員組成了身份不一般的‘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盡管這些委員可能不直接參與編輯工作，但是，他們的身份表明了《郭沫若全集》的國家意志。”107雖然在1980年代出現了“沈從文熱”，甚至傳聞他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是，沈從文始終未能享受到這樣的待遇。2002年，32卷的《沈從文全集》才由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108而且，《沈從文全集》的編輯委員會成員沒有一位位高權重的權威人物，他們是沈從文的家人——張兆和、沈虎雛，學生——汪曾祺，助手——王?、王亞蓉，研究專家——凌宇、劉一友、向成國、王繼志、謝中一。但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隨著文學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沈從文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逐漸得到了越來越客觀公正的評價。

古文物研究及其困難

沈從文在文物研究方面的回憶錄，按說不屬于文學史考察的范疇，但是，1949年以后，沈從文的主要工作就是文物研究。所以，出于完整考察沈從文歷史形象的目的，我們認為，有必要對這一方面的回憶錄做一個簡要的討論。通過研讀我們發現，這一方面的回憶錄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條件的艱苦、周總理的囑托與郭沫若寫序。

1957年，在呈報給中國作協的《創作計劃》中，沈從文反映了自己的工作條件。“照目前情況說，‘研究’條件也十分差，哪像個研究辦法，我在歷博辦公處連一個固定桌位也沒有了，書也沒法使用，應當在手邊的資料通（統）不能在手邊，不讓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結合起來，這方面浪費才真大！”109很多回憶錄在描述他此時的工作狀態時，都著意強調了工作條件的艱苦和他在逆境中的坦然，甚至超然。據王亞蓉回憶，沈從文研究文物的困難主要在于：工作環境狹小，研究材料缺乏，沒有工作助手。110在所有的困難中，住房條件差是一個突出的問題。1947年沈從文回到北大，住中老胡同32號，有七間住房，比較寬裕。1951年，沈從文到四川內江參加土改，張兆和在交道口租了三間住房。1953年，中國歷史博物館給沈從文在東堂子胡同分了三間北房。在這三間房里，最多的時候曾經住過老少三代七口人。“文革”期間，因為家人分散各地，三間住房被收走兩間，沈從文收藏的文物無處存放，只能送人甚至變賣廢品。從干校回到北京后，沈從文蜷居在剩下的那間宿舍中，張兆和則被安置在離東堂子胡同二里路遠的一間宿舍里。“文革”結束以后，經過長期爭取，沈從文甚至不惜調離已經工作了將近30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一家人的居住條件才逐漸得到改善，但此時他已經很難真正有效地開展他的文物研究工作了。

在回憶沈從文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緣起時，很多回憶錄都說沈從文是受周總理囑托。“一九六四年沈先生接受周恩來總理的囑托，開始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的編寫工作。”111有的還描述了具體的細節：“周總理出訪發現外國有歷代服飾陳列，而中國沒有，問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誰在研究古代服飾？齊答沈從文，‘總理當即決定，把這個任務交給沈先生，給他配七八位研究人員當助手，給他充分的工作條件，編出一部中國歷代服飾的書來。’”112其實細細想來，這樣的說法很難經得起推敲。按照政府的一般工作程序，周總理應該不會這樣安排工作。這些回憶錄之所以這樣敘述，有可能是作者掌握的信息不夠準確，也有可能是他們在感情傾向上更愿意認為沈從文的工作受到了更高層次的重視。

相似的情況還出現在對《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序言的回憶上。這部著作的序言是由郭沫若撰寫的。以沈從文與郭沫若的歷史糾葛來看，我們實在難以理解沈從文的著作怎么可能會讓郭沫若寫序！關于這一難以理解的問題，不少回憶錄也有各自的說法。“據說周總理得知這件事情后，非常關心特別指示此書一定要出版，還請郭沫若寫一篇序。”113“沈先生講，在書未成稿之前，有次宴會沈先生與郭沫若先生鄰座，談到這本書，郭老主動說：‘我給你寫個序言吧！’并很快就送過來了，序言成于書稿之前，郭老未看過書稿。許多人不明就里，總是問為什么序言和內容不符，這就是原因。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這個方式表示點歉意吧！”114根據第一種說法，序言似乎是周總理請郭沫若寫的。如果說周總理特意安排沈從文撰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不大符合政府的工作程序，那么，周總理特意邀請郭沫若給沈從文的這部著作寫序就更加難以理解了。第二種說法其實更像是坊間的附會演繹，難以相信。

關于沈從文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緣起和郭沫若撰寫序言的原因，中國歷史博物館李之檀的回憶相對要全面客觀得多。根據他的回憶，沈從文早在1961年“就曾寫信給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及歷史博物館領導，呼吁編寫《中國古代服飾》，請求領導給予支持”。1963年，齊燕銘在文化部黨組會議上正式傳達周總理的指示，“并責成由中國歷史博物館負責《中國古代服飾資料》的編輯工作”。“歷史博物館決定由副館長陳喬主持這項工作，由館長業務秘書陳鵬程和陳列部主任王鏡如擬定工作計劃，由沈從文先生主編，由陳列部美術組陳大章、李之檀、范曾、邊寶華負責形象材料的臨摹繪圖工作，由陳列部副主任耿宗仁、美術組組長章毅然協助工作。”1964年“六月二十四日郭沫若為此書題字” 。在工作人員大多下鄉參加“四清”工作的時候，“《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的編輯工作實際上停頓了下來”。此后是沈從文憑著個人的力量堅持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九八一年九月，被延擱了十七年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以沈從文編著的名義，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正式出版，終于完成了周恩來總理的囑托。”115

按照這個回憶，沈從文之前就有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想法，但是領導不支持，遲遲沒有實現。1964年周總理因出訪發現了該項工作的意義，把任務交給了文化部，文化部又責成中國歷史博物館完成。中國歷史博物館成立了領導班子，配備了工作人員，沈從文是具體負責這項工作的主編。后來因為社會運動，集體工作被迫停止，沈從文以個人的力量繼續堅持，最終在中國社會科院完成了這項工作。這樣的回憶才符合政府工作的一般程序，也才更加真實可信。根據這一回憶，郭沫若為這部著作撰寫序言也就相對容易理解，因為在1964年，這部著作還不能算作沈從文個人的，郭沫若也就不是為沈從文的著作寫序。這種理解在《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中也可以得到證實：“還在編撰工作結束之前，有關領導就請康生題了書名，請郭沫若作序。郭沫若寫了兩百多個字，文末注明的時間是六月二十五日。”116

那么，到1981年香港出版這部著作時，沈從文為什么還要帶上這篇既“文不對題”自己心里又未必舒服的序言呢？對此，劉祖春的回憶相對比較可信。他說“是出自出版社的請求，沈從文根本沒有這個意思”117。從一個商業社會以盈利為目的的出版機構來講，出版社堅持選用郭沫若的這篇序言其實也容易理解。首先，郭沫若在海內外的華人社會享有很高的聲譽；其次，沈從文與郭沫若之間還曾經有過一段富有談資的歷史糾葛；第三，這篇序言的背后還包含著這部著作為期17年的編著過程。有這么多充足的理由，任哪一個高明的出版商也不會放棄這么一篇富有歷史內涵的序言。

[本文為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作家回憶錄史料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19YJC751052）、202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現代作家八十年代文學創作研究”（項目編號：22BZW159）信陽師范大學“南湖學者獎勵計劃”青年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徐洪軍：《八十年代作家回憶錄研究的意義、現狀與可能》，《天府新論》2018年第4期。

2 初版于1934年，《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3期至1981年第1期連載，1981年又作為“新文學史料叢書”的一種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3 作于1959年12月，收入岳麓書社1992年版《沈從文別集·阿黑小史》。

4 以上兩篇是沈從文1980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圣若望大學演講的文字版。

5 演講作于1982年5月27日，發表于《吉首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原題為《沈從文先生在吉首大學的講話》，收入岳麓書社1992年版《沈從文別集》時改為現名。

6 這3篇演講是：《我是一個很迷信文物的人——在湖南省博物館的演講》《自己來支配自己的命運——在〈湘江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我有機會看到許多朋友沒機會看到的東西——在湖南省文聯座談會上的講話》。

7 9 以上史料均收入《沈從文全集》（第27卷）。

8 以上兩篇收入王亞蓉編著《沈從文晚年口述》。

10 載《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4期。

11 載《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4期。

12 20 18年5月湖南文藝出版社又出版了該文集的紀念版，書名也發生了一點細微的變化，即《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

13 20 14年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該文集的增訂本。

14 后來在接受劉紅慶的訪談時，沈龍朱又口述了很多關于沈家的故事。見劉紅慶《沈從文家事》，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15 1988年9—11月作，2010年5月校改。

16 74 75 76 109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國文壇紀實》，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26、38、48、43、29頁。

17 20 107 劉紅慶：《沈從文家事》，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48—50、278、286頁。

18 張兆和：《〈從文家書〉后記》，《生命流轉，長河不盡：沈從文紀念集》，張新穎編，北岳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頁。

19 沈虎雛：《團聚》，《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539頁。

21 周少連：《偶像、現實和“黑鳳集”》，《鳳凰文史資料第二輯·懷念沈從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鳳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9年12月。

22 33 57 117 劉祖春：《憂傷的遐思》，《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憶沈從文》，田伏隆主編，岳麓書社1998年版，第110、90、84、88—89頁。

23 張寰和：《懷念沈二哥》，《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3、4期。

24 黃永玉：《這一些憂郁的碎屑》，《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508頁。

25 李輝：《穿過洞庭，翻閱一本大書——沈從文與黃永玉的故事》，黃永玉：《沈從文與我》，湖南美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5頁。

26 魏荒弩的回憶文章《默默者存——沈從文先生和我》中有一句話，大概可以給這些知識分子的謹慎提供一個時代背景：“在‘四人幫’覆滅前后，對知識分子，可以說是乍暖還寒時候。彼此間雖已開始走動，但也有不少人還不敢出頭露面。”參見《隨筆》1990年第5期。

27 41 110 王亞蓉編著：《沈從文晚年口述》（增訂本），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283、222—239、247—275頁。

28 黃永玉：《太陽下的風景——沈從文與我》，《花城》1980年第5期。

29 69 蕭離：《沈從文先生二三事》，《文匯增刊》1980年第7期。

30 43 59 李輝：《與巴金談沈從文》，《生命流轉，長河不盡：沈從文紀念集》，張新穎，編北岳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7、20、17頁。

31 62 李輝：《平和，或者不安分——沈從文印象素描》，《沈從文印象》，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149頁。

32 陳明：《澄清幾件事——關于劉祖春同志〈憂傷的遐思〉涉及丁玲的幾段文字》，《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3期。

34 35 102 105 106 巴金：《懷念從文》，《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21、23、12、12、13頁。

36 從《沈從文全集》書信部分可以看得很清楚。

37 可參見張新穎：《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6頁。

38 96 沈從文：《復韓宗樹》，《沈從文全集》（第25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09、409頁。

39 沈從文：《致程應鏐》，《沈從文全集》（第2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頁。

40 田紀倫：《我眼中的舅父沈從文先生》，《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3、4期。

42 94 袁可嘉：《四十年代末的沈從文》，《光明日報》1988年12月25日。

44 易夢虹：《懷念沈從文老師》，《散文》1988年第8期。

45 1949年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沈從文當然更加寂寞，但此時他已沒有了廣泛接觸青年學生的機會，也就失去了借此排遣寂寞的途徑。

46 55 凌宇：《沈從文研究》，《鳳凰文史資料第二輯·懷念沈從文》，鳳凰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89年版，第203頁、第203頁。

47 夏衍認為，沈從文沒能參加第一次文代會，主要問題是《戰國策》。“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了。那個時候，刊物宣揚法西斯，就不得了。再加上他自殺，這就復雜了。”參見李輝：《和老人聊天·關于周揚的漫談》，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頁。

48 岳麓書社1986年版《我所認識的沈從文》中幾乎沒有一篇涉及沈從文參與的文學論爭。

49 沈從文：《社會變化太快了，我就落后了——與美國學者金介甫對話》（1980年6月22—26日），《沈從文晚年口述》（增訂本），王亞蓉編著，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161頁。

50 沈從文：《我有機會看到許多朋友沒機會看到的東西——在湖南省文聯座談會上的講話》（1981年4月11日），《沈從文晚年口述》（增訂本），王亞蓉編著，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117頁。

51 56 施蟄存：《滇云浦雨話從文》，《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71、71頁。

52 53 58 61 81 83 103 王西彥：《寬厚的人，并非孤寂的作家——關于沈從文的為人和作品》，《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110、111、111、129、129、130頁。

54 馬蹄聲：《懷念沈從文》，《鳳凰文史資料第二輯·懷念沈從文》，鳳凰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1989年版，第74頁。

60 施蟄存：《滇云浦雨話從文》，《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71—72頁。對于將沈從文歸入“戰國策派”的觀點，張新穎在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辨析之后指出，“事實上沈從文從未認同過‘戰國策派’的時政言論，并且在雜志初期即公開批駁陳銓的《論英雄崇拜》”。張新穎：《沈從文的前半生：1902—1948》，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246頁。

63 張新穎：《沈從文的前半生：1902—1948》，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249頁。

64 張允和：《三姐夫沈二哥》，《我所認識的沈從文》，荒蕪編，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11頁。

65 66 97 金介甫：《訪問沈從文之后的感想》，《我所認識的沈從文》，荒蕪編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128、89、96頁。

67 汪曾祺：《沈從文轉業之謎》，《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61頁。

68 沈從文：《致吉六——給一個寫文章的青年》，《沈從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519頁。

70 林湄：《美麗總是愁人的——訪著名文學家、古文物學家沈從文》，《羊城晚報》1986年2月20日。

71 曾敏之：《天末懷沈從文先生》，《我所認識的沈從文》，荒蕪編，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181、183頁。

72 [美]韓秀：《沈從文先生印象》，《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471頁。

73 沈從文：《〈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76頁。

77 95 [美]馬逢華：《敬悼沈從文教授》，《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219、227頁。

78 91 劉一友：《沈從文現象》，《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420、434頁。

79 蕭離：《他生活、勞動在“兩本大書”之間——側寫老作家、物質文化史家沈從文》，《文藝報》1985年第4期。

80 嚴文井：《誰也抹煞不了他的存在》，《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33頁。

82 卞之琳：《還是且講一點他》，《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88頁。

84 鄭樹森：《沈從文先生的歷史位置》，《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333頁。

85 87 98 100 101 凌宇：《風雨十載忘年游——沈從文與我的沈從文研究》，《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359、366、367、374、377—378頁。

86 關于1980年代“沈從文熱”興起的具體情況，可參考謝尚發《80年代初的“沈從文熱”》（《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4期），本文僅討論與沈從文回憶錄相關的部分。

88 蹇先艾：《回憶老友沈從文》，《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57—58頁。

89 金介甫：《粲然瞬間遲遲去 一生沉浮長相憶》，《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357頁。

90 周紹昌：《斯人獨風流》，《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憶沈從文》，田伏隆主編，岳麓書社1998年版，第408—409頁。

92 汪曾祺：《沈從文的寂寞——淺談他的散文》，《讀書》1984年第8期。該文作于1982年11月3日。

93 汪曾祺：《一個愛國的作家——懷念沈從文老師》，《人民日報》1988年5月20日。

99 古華：《一代宗師沈從文》，《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437頁。

104 吳泰昌：《緊含眼中的淚》《長河不盡流——懷念從文》，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395頁。

108 《魯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全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111 王亞蓉、王?：《沈從文和他的服裝研究》，《中國建設》1980年第11期。

112 鄭笑楓：《堅實地站在中華大地上——訪著名老作家沈從文》，《光明日報》1985年12月9日。

113 高華：《我所認識的沈從文先生》，《我所認識的沈從文先生》荒蕪編，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139頁。

114 王亞蓉：《先生帶我走進充實難忘的人生》，《沈從文晚年口述》（增訂本），王亞蓉編著，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258頁。

115 李之檀：《沈從文先生在歷史博物館》，《生命流轉，長河不盡：沈從文紀念集》，張新穎編，北岳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185—198頁。

116 張新穎：《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頁。

[作者單位：信陽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