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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丁捷的長篇報告文學《“三”生有幸》以對交控公司為代表的國企現實的真實完整再現踐行報告文學的非虛構性，在田野調查基礎上表現出卓越的新聞性和文獻性，表現出思考的新高度；作品以復調敘述結構全文，是話語方式的出新，也具意義組合的新意，顯示出同類題材文學紀實視角觀照的新維度；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再現與概括敘述緊密勾連，呈現出個案與綜述、具象與宏闊、靈動與雄渾相結合的文本狀貌，生動鮮明的人物形象“坐實”復調敘述，成為作品敘寫新力度的顯明表征。

關鍵詞：《“三”生有幸》 報告文學 復調敘述

作為小說家的丁捷，近幾年也以其《追問》式“深度現實主義”的獨特魅影獨步于非虛構創作領域，成績斐然。令人欣喜的是，丁捷的長篇報告文學新作《“三”生有幸》又表現出思考的新高度、觀照的新維度和敘寫的新力度，拓展了當下報告文學書寫新時代中國現實、再現國企跨越式發展的全新境界。

一

中國報告文學對于國之重器的工業企業的關注和描述由來已久，也涌現出不少經典之作。《“三”生有幸》承繼傳統、拓展新意、凸顯個性，給人以意外之喜。作品以“聰明訣”“幸福場”和“彩虹渡”等富于詩意的標題構成篇幅為十二章的三個板塊，以豐富多元立體的人物個案，全景式形象展示江蘇交通控股公司實施“企業有前途”“人才有舞臺”和“生活有滋味”的“三個故事”工程，凸顯江蘇交控作為頭部國企的實力和魅力，即交通強省的“頂梁柱”、國企改革的“排頭兵”、產業報國的“先行軍”、人才創新的“策源地”、數字經濟的“新高地”和利民惠民的“先鋒隊”，呈現出思考的新高度。

面對這樣一個以“交通”為核心元素、具有舉足輕重意味、涉及多個部門和領域的描述對象，作者的呈現全面深入、有條不紊、開合有度。作品對于描述對象的精準定位和精心再現，建立在廣泛深入的有關江蘇交控公司的田野調查基礎之上，譬如研讀數百萬字的有關材料和文獻，與數百名相關人員訪談或深度交流，對江河湖?，F場的無數次銘心刻骨之感受與體驗等，在最大程度上，以對江蘇交控公司為代表的國企現實的真實完整再現踐行報告文學的非虛構性，其描述不可謂不真實，其意味不可謂不宏大，其意境不可謂不深遠。與虛構的小說相比，作為非虛構的報告文學文體，以真實再現現實為己任和寫作倫理，“我們并沒有隨意構造任何歷史敘事的自由”。1因此，在我看來，所謂“非虛構性”，就是指文本所呈現的是經驗世界中所給定的現實，是一種不以主觀想象為轉移的、與特定歷史或現實時空所發生的事實相符合的特性。這也剛好與伊澤爾對虛構的定義相對應——“虛構這個詞本身就意味著，印在紙上的詞語并不是用來指稱某些在經驗世界中給定的現實，而是用來表現沒有給定的現實”。2而非虛構性所包含的田野調查性、新聞性和文獻性，正是其得以成立的最為重要的元素。就田野調查性而言，丁捷的做法即與之相當契合——用一年的時間，“在滾燙的公路上眩暈，在顛簸的輪船上嘔吐”，將感受與把握人、事、物等第一手材料的田野式“行走”與“密接”進行到底，并從中獲取寫作的靈感、理性的認知和情感的交融。這無疑是一個將外在任務式“采訪”程序轉換為內在感應式“問心”之旅的浸潤過程，因為在丁捷看來，《“三”生有幸》“雖說是一部報告文學，但來自我寫作過程中始終沉浸于感動的一種‘散文’狀態。這部作品寫出來后，我是那樣的心潮起伏，心情久久未能平靜”。3當然，在田野調查性之外，這部作品以現實性和真實性為基本內核的新聞性也是足量滿格的。應該說，與一般書寫歷史或個人情感的非虛構作品有所不同，報告文學對于具有現實價值和關注熱度的重大事件與人物的再現，是其文體的敘述倫理和優長所在?！丁叭鄙行摇窋懏斚隆鞍倌曛从兄笞兙帧鼻榫诚轮袊浆F代化高質量發展中重要國企的奮進之路，即抓住了極具話題新鮮度、敏銳度和關注度的描述對象，其建立于全景式真實還原江蘇交控踔厲爭先、實施蘊涵社會、物質和精神層面“三個故事”工程的獨特之道，就已經具備了強烈的現實沖擊力，不僅對于江蘇交控系統和國有企業，也是給予全國“國之重器”以及遠不限于此的各行各業，以如何紓困境、謀發展、創未來之文學妙方。而這樣基于新聞性、又絕不僅僅滿足于新聞性的書寫，完全可以使我們洞見作家撲下身子擁抱大地的赤子深情，以及立足高遠思載千里的哲人風采。

經由《“三”生有幸》這種描述的非虛構性，江蘇交控公司的活力現狀和輝煌未來，各盡所能、各顯神通的人才構筑的企業核心競爭力，“快樂工作、健康生活”的“幸福交控”理念等得以全方位多層次呈現和演繹。作品通過江蘇交控這一個案的描述，不啻向我們傳達了這樣一個理念，即以文學紀實的方式重塑國有大型骨干企業的發展理念和品牌價值，助推交通強省、交通強國戰略，記錄堅守并推進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奮力創建世界一流國企的行業精英之信心與雄心。而更為深遠的意涵也許在于，作品力求通過一個獨具特色的國企之“行業敘事”，寓意中國文學的新時代責任，那就是講實中國故事，講好中國故事，講活中國故事，而 “《“三”生有幸》就是‘講好中國故事’的一個生動樣本，是展示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的一次鮮活的文學表達。……正是有無數個像江蘇交控一樣的國有企業，以社會經濟的一隅方寸，融入發展的脈動和國家的航向，才有了中國式現代化生生不息的力量。那蘊含其中的深情故事，如一幅幅動人心弦的美麗畫卷，訴說著一個個新時代的絢麗華章”4。在此，“講實”“講好”和“講活”以江蘇交控為個案代表的國之重器的中國故事，實際也就在一個較高的層面上踐行與落實了文學紀實的文獻性要求，即保證其具有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歷史價值，因為“歷史畢竟是一種不言的過去的存在，以文本形式呈現的歷史盡管是敘事的結果，盡管會留下許多的斷裂和空隙，但歷史作為一種‘缺席的本原’是不可能一筆勾銷的，‘在’的歷史文本是以‘不在’的無言的歷史為依據的”。5因此，文學紀實所記錄和描述的現實，也將變成文獻——歷史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上講，《“三”生有幸》已深具這一潛質。

二

作為一部長達近四十萬言的國企發展文學紀實，《“三”生有幸》的敘述方式和敘述結構有其鮮明特點。在我看來，這部作品以復調敘述結構全文，是話語方式的出新，也具意義組合的新意，顯示出同類題材文學紀實視角觀照的新維度。

在作品中，復調敘述主要表現為雙線并置，即從第一章至第十二章，以第三人稱方式敘述人物、事件或現象，此為一條線索敘述；每一章的最后一節（第八章除外）為“手記”，即以第一人稱方式敘述作者的現場采訪實錄，包括與被采訪者的對話、簡要補敘其他人物等內容，以及情感抒發等非敘事性話語，此形成另一條線索敘述。兩條線索形成“雙線并置”的復調效應，貫穿于全書始終，構成某種“對話性”。此復調敘述的雙方看似各自相對獨立，其實是互為映照、互為補充、互為因果，形成全書首尾緊密呼應、節奏起伏勻稱之功效。此猶如巴赫金在談論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為復調小說的首創者時所言：作品“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復調……”6

在《“三”生有幸》里，這種復調敘述不僅體現為作為被再現對象的幾十個人物的言談舉止所形成的某種“眾語喧嘩”——從多角度、多層面再現生活于重點國企空間之下人的年齡、職業、性格、情感的豐富性——由此構成群像色彩斑斕的和聲，也同時表現在身入其間的作者自述或與被訪者之間的對話，作為非虛構的主人公——被訪者，其“對自己、對世界的議論，同一般的作者議論，具有同樣的分量和價值。……它似乎與作者議論平起平坐，并以特別的方式同作者議論結合起來，同其他主人公同樣具有十足價值的聲音結合起來。”7作為凸顯作家主體性和現場感的“手記”與第三人稱的客觀敘述相結合，形成全書完整之“三個故事”的海量引發“報告”，以此架構起對人物形象和事件進行多方位多角度多層次觀照與再現的宏大結構，進而深掘出作品包孕感極強的主題意蘊，并且“從生活與人心的細部出發，在無邊的現實中打撈有滋有味的細節，精心構筑一個文學性很強的敘事基點，從而一下子讓作品的氣質與蕓蕓‘報告式’的報告文學作品區分開來”8。作品每一章的最后一節均為“手記”，每一篇“手記”并非有關采訪的流水賬式記錄，而是精心設計的話語，也就是說，由“手記之一”至“手記之十一”，作者都凸顯出一個“故事里的”關鍵詞，譬如，“故事里的詩”“故事里的燈”“故事里的威武情”“故事里的足音”“故事里的好人生”和“故事里的妙知音”等。這不僅是對每章主旨或描述重點的形象化歸結，更多的則是以非敘事性話語進行抒發、評論或哲思。譬如，“故事里的足音”寫到作者自己到各種現場采訪兼體驗生活——“我已經無力去描繪這一系列體驗的‘殘酷’。……我不過是偶爾體驗生活，走馬觀花地在交通上‘逛’了幾遭。而我要采寫的這些對象，這些在交通一線的‘路哥路姐’們，需要把整個人生交付在這些地方。我想，沒有雙腿蹚過熱浪的骨氣，沒有目光越過彩虹的豪氣，沒有心向著大海的勇氣，他們僅僅以血肉之軀是不可能支撐得住這樣的繁重而沉悶的人生的。”9這是一種帶有詩意的闡釋，也是帶著哲思的由衷感懷。在此，作者對所寫對象“骨氣”“豪氣”和“勇氣”的形象化評價，實際上也是對江蘇交控企業和人之精氣神的高度概括與褒揚。作品中的“故事里的文心”對于江蘇交控文化藝術活動則又是一種“有感而發”，作者將這樣的活動視為“能夠營造濃厚的企業文化氛圍和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可以成為一種大范圍共享的精神能量”“吹開了人性的美好一面，激發了他們的創造力和表現力”“推高了企業發展的段位”等，在我看來，這不啻是富于哲理的提升。

也正是通過這種復調敘述，作者在文本里建立起了一個非虛構的話語場域，將作家與讀者基于真實性的信任感凸顯出來，以避免“虛構”的信任危機?？梢哉f，在非虛構的作品里，不論作者有意還是無意，“虛構”即“無中生有”都是應當竭力避免的，因為“虛構的一大危險，就是作家和讀者雙方都會失去信任感?！绻喿x一篇非虛構作品，大多數讀者確實在較大程度上期待，作者最起碼會努力忠實于可以認識的事實。如果你違背了這種期待，那就創造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期待”。10值得慶幸的是，《“三”生有幸》以其基于被訪者真實身世、性格、行為的非虛構描述，以及滲入其間、無處不在的作者“我”的敘說和對談，凸顯了讀者對于江蘇交控的人物與事件的真實性期待，也就因此強化了作為非虛構作品藝術地觀照現實、把握現實、闡釋現實的定力與魅力。

三

“坐實”復調敘述，需要人物形象的有力支撐，這也是《“三”生有幸》敘寫新力度的顯明表征。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再現與概括敘述緊密勾連，呈現出個案與綜述、具象與宏闊、靈動與雄渾相結合的文本狀貌。

有別于一些“新聞報道式”報告文學的見事不見人，即滿足于說事而疏于寫人的文學性弱化或缺失，《“三”生有幸》對于眾多人物群像的藝術再現無疑是生動而成功的。這種成功一方面或許要歸因于作為小說家的丁捷對人物形象塑造的專精，這當然不是指作者以虛構“造人”，而是指其善于運用除虛構以外表現人物的一切手段和方法，譬如說以豐富的細節、場面描寫，對話及行動描寫，戲劇沖突再現等，作品里勇斗持刀歹徒的餐廳女領班陳傳香、“倔強之花”韓靜、“匠心獨具”的劉成帥、“風電小哥”楊清清、“金牌店長”張雪花、“音樂才女”張文婷等形象皆是如此。另一方面，這種成功還表現在人物個性的鮮明、命運的獨特及其在職業操守、理想信念等方面的廣泛代表性。作品第一章講述花季失肢的余麗琴和中年喪夫的鄭兆芳，扼住命運咽喉、歷經人生風雨、迎來事業彩虹的故事，以兩位“早就‘相識’、一直‘相知’、最終‘相合’的‘黃金搭檔’”在人生路上遭遇的生命與家庭之“不幸”，最終成就事業之“有幸”的奇特經歷作為全書的開篇，其用意正是在于對書名“‘三’生有幸”內涵及其文中所涉人物的定調與引領，因為“這里面有兩人之間、有兩人與更多人之間、有兩人與集體與社會與家庭之間驚人相似的‘糾葛’，有命運邏輯上的‘交叉’關系——平凡人創造不平凡的奇跡，人生中的‘幸’與‘不幸’、因‘不幸’而‘有幸’，在她們身上體現得如此淋漓盡致”。11除此之外，令人記憶深刻的還有作為大學生黨員的錢燕、胡海平和周潔，因為“心中有燈，腳下有光”，在收費、清障或養護等不同崗位上建功立業，成長為全國勞模或“三八紅旗手”；援藏干部康峰成功實踐多個人生“第一次”，退役軍人周金文、潘繼軍、王湖焊、許粲睿以“威武之情”譜寫“老兵新歌”；博士后馬輝、橋梁專家吉林、“海歸”施楊、正高級工程師祝爭艷引領創新“萬年青”；“最美路姐”劉保瑋、夏海燕、劉娟、聶德蘭、劉芳和包海娜盡顯溫馨、靈性、精心、蕙質、勵學和上進之美；幫扶與志愿服務的張言豐、袁春燁奉獻一片“心香”；多才多藝的李嘉永、錢鈞推高企業發展“段位”；“妙知音”柳林與齊秀跟企業“一起長大”等。應該說，這些獨具個性與魅力的人物群像所具有的真實感人的特質，歸因于作者對數百萬字文獻材料的閱讀、對數百名江蘇交控人的接觸、對五十多位“路姐”和“路哥”的深度訪談，以及在此基礎之上以有利于作品的有效、有益、有力傳達而進行的對于各式材料的精挑細選。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對人物呈現的非虛構創作原則的準確把握。此誠如特雷西·基德爾、理查德·托德所言：“要在實際的而不是合成的個體中，真實的而不是虛構的事件內，清晰地表達潛伏在事實深處的戲劇性，當然還有真相?！?2以“實際”“真實”的、而不是“合成”“虛構”的原則再現人物，是報告文學創作的基本倫理，擅長小說創作的丁捷顯然能夠在兩種人物表現原則方面具備清醒的文體意識，涇渭分明又游刃有余、底線固守又起舞靈動，顯示出駕馭非虛構與虛構人物塑造法則的高超智慧。

在作品里，除第十二章“擺渡人”一節詳盡復現作者與“江蘇交控”董事長蔡任杰的對話之外，作品所述的大多數人物均為該公司一線的基層員工——那些閃耀著人格光輝的普通人。而這些不同尋常的尋常人的“海量”存在，其歸因或曰結果都在于“江蘇交控”的巨大向心力、集聚力和感召力，作品通過各類人物的再現形象地告知讀者，“江蘇交控”已經不僅僅是作為一個“物質的”企業而存在，它已是“心”之所向、“理”之所選、“情”之所歸，這恰如書中即將退休老專家的一席肺腑之言——“我身去處順我心，我心歸處是吾鄉，哪里給了我幸福感，我的心就在哪里，這里，我一身留守的地方，也就是我要去的地方。”13在我看來，一個企業能給予其員工如此溫情滿滿的心靈寄托，足矣！而這或許正是“三”生有幸之“大幸”——“企業有前途”“人才有舞臺”和“生活有滋味”所凝聚的其實正是江蘇交控給予其員工最為真實、最為現實、最為厚實的“大幸”，而江蘇交控能夠有此“大幸”，也完全得益于、有幸于新時代所創設的高質量發展之中華復興偉業。

總體而言，《“三”生有幸》通過人物形象的再現，不僅活畫了“江蘇交控”戮力前行的強勁內生動力，也凸顯出作為小說家的丁捷對于人物形象描述的精益求精、細膩入微和嫻熟于心。“現代敘事非虛構作品的獨到之處就是它能夠用人物、動作、場景、年表和動機來代替新聞中的人物、事件、地點、時間和原因。最成功的故事能夠將人物放在主導地位上，掌控整篇敘事。……人物不僅推動故事，有時候還成就故事?！?4《“三”生有幸》當中這些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既是生活原型的真實寫照，也是文學表達的必然結果，它為丁捷紀實系列人物畫廊增添了新景觀，也是當下中國產業題材報告文學人物形象的新收獲。

文學是人學。報告文學也不例外。作為“時代文體”的報告文學自產生之日起，就具有真實再現民族與國家“傳奇故事”及其頂天立地、創業開新英雄的天然優勢。作為聚焦新時代“國之重器”的重要之作，丁捷的《“三”生有幸》所要努力凸顯的正是投身于“國之重器”建設與發展之中的“真的英雄”。如果說，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其對中國科學家陳景潤獨具“撥亂反正”意味的藝術再現轟然出世，成為新時期中國報告文學的里程碑，那么，我也由衷地祈望，《“三”生有幸》以其獨特的“幸之人”閃耀于新時代中國報告文學的璀璨長河之中。

注釋：

1 [美]詹明信著、張旭東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詹明信批評理論文選》，陳清僑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52頁。

2 [德]W·伊澤爾：《審美過程研究——閱讀活動：審美響應理論》，霍桂桓、李寶彥譯，楊明照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頁。

3 9 11 13 丁捷：《“三”生有幸》，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第486、226—227、24、364頁。

4 8 吳義勤：《序：問心至美》，詳見《“三”生有幸》，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2年版。

5 王先霈主編：《文學批評原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頁。

6 7 [蘇聯]巴赫金：《詩學與訪談》，白春仁、顧亞鈴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頁。

10 12 [美]特雷西·基德爾、理查德·托德：《非虛構的藝術》，黃紅宇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81、81頁。

14 [美]杰克·哈特：《故事技巧：敘事性非虛構文學寫作指南》，葉青、曾軼峰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6—77頁。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