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個小的專業，卻受大大的重視

古籍是什么？整理古籍的意義何在？

我先破題。古籍是什么？ 從時間方面講，一般古籍是指周、秦、漢以來，到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的傳統典籍。從內容方面講，包括通過文字形式保存下來的書籍，也包括甲骨、金石、竹簡、帛書等文獻。

什么是文獻？《論語·八佾》記載，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這是“文獻”一詞的來源。對“文”作“典籍”講沒有分歧。“獻”，《爾雅·釋言》“圣也”；朱熹《四書集注》：“獻”，“賢也”，據此，后人把“獻”解釋為“賢才”。認為宋以前“文獻”一詞指形成文字的記錄加上多識博學的賢才。后來，“文獻”一詞只指“文獻典籍”了。

為什么從周朝算起？ 因為周已經有了文字，有了文字記載。是否可以再往前推？ 這就該說到夏朝。目前關于夏商的歷史爭論很大，特別是夏，至今還沒有發現有說服力的文字記載。甲骨出土已達15萬片，學者最重視的是商朝時期的甲骨，因為它不僅記載了商朝的占卜、祭祀活動，還可能從中破譯出夏朝的文明活動。可是至今沒有找到。當然還是大有希望的，因為發掘甲骨15萬片，發現甲骨文4500余字,目前僅破譯了1500多字，還有大量需破譯的文字，誰知道其中還有什么記載。

整理古籍，本身是一項專門的專業學術活動，同時也是研究歷史及相關學科的基礎。如很著名的古埃及羅賽塔石碑的破譯的故事，就很生動地說明了問題。羅賽塔石碑先是被法軍占有，后又被英國掠取，上面刻有1419個象形文字和486個希臘文字。1822年，法國學者商博良成功破譯了羅塞塔石碑上的古埃及象形文字。這一失傳1500年的文字的破譯，使人們了解了古埃及文明的璀璨。

通過對我國近年出土文物的研究，有許多甲骨文字的破譯，解決了長期爭論的問題，充分證明商代的存在，反映商的政治、經濟、天文歷法等等。夏代陶器上也發現了文字的蹤跡，但不多，不足以充分說明問題。而且，是夏末商初還是比夏末更早，是刻畫的還是書寫的、是符號還是文字，學者裘錫圭、李學勤等先生都有爭論。我們等待著更多的發現。

所以，整理和研究古籍，就是研究歷史。只有在科學、準確的史料的基礎之上，才能得出科學的、準確的研究結論。這科學、準確就要靠標點、校勘、注釋、考證等工作來實現。

如，《三國演義》張飛鞭打督郵一節。《三國演義》與《三國志》的記載換了一個人。《三國志·蜀書·先主傳》以及“裴松之注”引《典略》，都記載打督郵的是當時任縣尉的劉備，但可能因為《三國演義》的作者感到小說里張飛的故事太少，張飛性格又暴躁，而劉備號稱皇叔，過于暴躁影響形象，便把這個故事安到了張飛頭上。如不認真考據、研究，就會把故事當作歷史。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從國家社科基金辦提出的要求看，古籍整理已經由傳統的文本整理，外延到研究和考據。李一氓先生在中華書局成立70周年的紀念會上提出要求：整理古籍要落實到研究上去。他說：“標點也好，注釋也好，箋釋也好，翻譯也好，最后還要落實到學術研究上去。我們整理了許多子書，把宋明理學的書整理得不錯，也把佛經、道經、道教的書拿出來整理得不錯，那么，這四類書合起來，是否就等于一部中國哲學史呢？ 不等于。因為這些書并沒有說明這些哲學思想是在什么情況下發生的，佛、道、朱夫子的宋明理學，再加上其他的子書，它們中間有什么關系，還有這些哲學思想是怎么發展的。最根本的問題，是這些哲學思想對我們民族的成長給了消極的影響，還是給了積極的影響。我們的學術界是否有這么個想法，搞研究工作的人就是搞學術，搞標標點點的人就是標標點點；把它分得很分明。搞標標點點的人不搞研究工作，就沒有完成古籍整理的任務。”（李一氓：《整理古籍要落實到研究上去》，1982年）

我同意李一氓先生的意見，現在的古籍整理應該是整理并進一步延伸到研究方面去。目前學術界、出版界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已經充分重視整理后的研究。我認為這樣做才體現了整理古籍的目的，才是全面的整理，是更高質量的整理。

我對古籍整理工作的認識過程

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在很多人眼中，似乎是一個小的專業，或者說并不那么時髦。可是，有一個情況卻十分特殊，是其他專業所沒有的一個待遇，那就是，就這個“小的專業”問題，中央曾經發過三個文件：1981年9月，下發《中共中央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作的意見》；2022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仔細學習、體會這三個文件精神，可以總結出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規格很高，都是以中共中央（以及國務院）的名義發布。

二是把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提得很高。比如文件中說，“是一件十分重要，關系到子孫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

三是不但提得很高，而且指示十分具體。比如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老中青結合，制定五年、十年整理出版規劃，回收流失國外的古籍資料，人才培養，高校、研究單位、出版單位相互配合，編造經費概算，明確講“為辦好整理古籍這件事，盡管國家現在有困難，也要花點錢……以支持這項事業”等等。談得這樣具體，這在中央的文件中是不多見的。

這一切，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古籍整理、出版、研究工作的特別重視和熱情關懷，對文化傳承發展的特別關注。為什么如此重視，這其間的道理值得我們認真地探討。我個人的認識也是一步一步地提高的。這里，我具體談談我的認識過程和體會，和大家交流。

我對古籍整理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我具體地剖析自己認識的過程，是想說明我是怎樣從狹隘的、片面的、沒見識的認識，有了今天的認識的，也許對大家有參考價值。

回顧我與古籍整理與出版工作的緣分，認識再認識，頗多感想。

我1966年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1967年到中華書局工作，進入出版這一行，到現在50多年了。這50多年中，我經歷了從不愿意學，到狹隘的所謂緊密配合政治斗爭，到今天能從更深遠、更廣闊的方面去認識古籍整理和研究對傳承中華文明具有重大意義這樣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我對學古典文獻專業沒有興趣，對學習這個專業的意義也沒有概念。我1961年考入北京大學。當時北大中文系是入學之后再報專業，有三個專業：文學專業、語言專業、古典文獻專業。讀古典文獻專業，是我自己報的名。一般同學讀中文系，多是沖著文學專業的，但報文學專業的人太多，系里號召盡量報另兩個專業。我想古典文獻總比語言有趣吧？但開課之后，我便覺得學的內容實在太陳舊了，先是專書課，《論語》《孟子》《左傳》《詩經》《史記》等等，一本書一本書地學下去。古書還真是讀了不少。再就是專業課，文字音韻訓詁、古籍整理概論、目錄版本學、校勘學，以及古代漢語、現代漢語。那時我十八九歲，費那么大勁考上了北大，卻要整天學這些千百年來的舊學，是我沒有想到的。心里別扭，讀這些東西我何必非到北大來呢？ 覺得很沒有意思。至于有關方面為什么設這個專業，為什么學這些課程，我沒有認真去想。

給我們講《論語》的老師，是一位從校外請來的老先生，叫王孝漁。穿中式衣褂，每次上課時，一個包袱皮，裹著一本線裝書，走上講臺，拿出書來，照著前人的注疏一字一句地講。講完課后，學生還沒有走完，教研室老師就和他結賬，付給他講課的錢。那時還是1961年，這種現場交易的情景在大學校園里出現，當時覺得真是有辱斯文，很不適應。

魏建功先生講音韻學。魏先生是學問大家，年輕時為肅清日本在臺灣奴化教育的影響，受命到臺灣推行國語。1953年主持編纂《新華字典》，后來又主持編纂《簡化漢字總表》，貢獻巨大。在北大文科的歷史上有著名的三大“概要”，一是胡適的“中國文學史概要”，一是沈兼士的“文字形義學概要”，第三個就是魏建功先生的“聲韻學概要”。課堂上，魏先生給我們講今古音的區別，講著講著就用古音吟誦起《醉翁亭記》，吟著吟著老先生還流出了眼淚。魏先生那樣敬業，“文化大革命”中卻批判他是“發思古之幽情”。那個年代，“發思古之幽情”并不是什么好事，暗含著說封建遺老對古代社會的懷戀。

那時確實年輕，不知好歹，看不上這些子曰詩云。學了《論語》我還從中找到了理論根據。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我心想，我既不好也不樂，連孔老夫子都說“不好”“不樂”根本就學不好，趁早別學吧。當時我就要求系里能不能給我換一個專業。系里不同意，說我這樣的要求反映了學習目的問題。“學習目的問題”在當時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學習目的有問題，就不是為國家學習而是為個人學習了，哪還敢再提。那時，我一下課就跑到圖書館，看中外經典名著，一本接一本地看，我的中外文學經典基本都是那個時候讀的。有空就去聽喜歡的專業的課。被動學的是古典文獻學，主動讀的是中外名著。

畢業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學校等了一年多才分配工作，我到了中華書局。其他專業的同學都很羨慕，認為專業對口。我則認為對口更麻煩了，豈不要干一輩子！ 今天回頭看看,很是幼稚，頭腦中根本沒有學習這個專業的意義的概念。也就是說對于古籍整理、文化傳承問題缺乏認識，或者說還沒有什么認識。

第二個階段，到中華書局后，開始了我認識上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主要特點是，認為古籍整理工作也要緊跟、照辦，為現實政治斗爭服務。幾年下來，深感這種認識是實用主義的，是當時“左”的思潮的一種反映。

1967年分到中華書局，先去部隊農場鍛煉，接著又去“五七干校”。幾年后，中華書局的同志陸續返回北京。為什么回來了呢？因為1971年5月，毛主席指示中華書局重啟點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回來之后，我曾跟隨周振甫先生、王毓銓先生二位著名學者點校《明史》。

那時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中華書局領導為了解決像中華書局這樣的古籍出版單位，怎樣才能夠緊密配合政治斗爭需要的問題，黨委書記便親自帶隊到部隊、工廠去調研。工農兵群眾反映，中央文件中經常引用的古典詩文弄不懂，最好能通俗地講一講，還提到過去中華書局出過的《活頁文選》這種形式好。調研之后，中華書局領導認為這不正是中華書局可以做的工作嗎？ 就決定抽幾個年輕的業務骨干，集中精力搞《活頁文選》。我便從點校《明史》的工作中抽了出來。我當時還挺高興，不必天天標標點點了。

《活頁文選》的選目主要是單篇的法家著作。評法批儒，特別強調首先要注解翻譯中央文件、領袖講話中提到的古典名篇。當時，我們認為這就是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而且是緊跟、配合的，所以大家都很認真。又加上畢業六七年了，歲月蹉跎，剛剛開始做一點正經事，一定要快馬加鞭，所以我干得很起勁。

在《活頁文選》的基礎上，我又策劃了《讀〈封建論〉》。毛主席不是說“熟讀唐人《封建論》”嘛，那就先拿柳宗元的《封建論》做個試驗吧，看看怎樣能給工農兵講明白。領導讓我和工人師傅一起搞，以便弄清楚什么水平、什么形式他們愛看、能看得懂。經過多方試驗，搞出一種對古文“注、譯、講、評”的做法。書印出來之后，當時北京市的幾位領導：吳德、萬里、倪志福看過以后，說這種形式好，工農兵看得懂，而且知識分子和工農兵相結合，有利于知識分子的進步。后來全文五萬多字的《讀〈封建論〉》，在《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全文刊出，連載了三四天。

那時候政治掛帥，階級斗爭抓得很緊。在一次有關會議上，有人向周總理提出，古籍整理的標點符號也應該突出階級斗爭觀點。周總理說，不要這樣搞了吧，整理古籍，標點斷句，只能是忠實于原文的意思，怎么好去表現校點者的政治觀點呢？ 當然提這個意見的也是個別人，今天聽起來很可笑，但也能反映出當時思想領域的極“左”氣氛，即便是古籍整理這樣一個專業也不例外。

1981年我參與創辦并主持《文史知識》工作。因為“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很多年輕人的學習，很需要普及古典文學和歷史知識，所以干得很起勁。《文史知識》創辦后第三年就被評為優秀文史刊物，兩三年內，訂數從四萬猛增到三十萬。后來，編輯部被評為文化部優秀青年集體。

這個時候大家都在反思，都在重新認識所謂“古籍整理工作也應該緊密配合政治斗爭，為當前政治服務”的做法和觀念。那時我們為中央文件引用的古典詩文作注、為工農兵搞普及，當然是為政治服務（當然，這里面還有一個為什么樣的政治服務的問題）；但古籍整理只是就要像《活頁文選》那樣為政治服務嗎？ 千百年來，前人整理重印古籍是為了什么？ 為什么中央要求要整理校點“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這樣大部頭的古書？

經過“文革”后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古籍整理是什么、為了什么，逐漸恢復了正常的認識。古籍整理關鍵是對浩如煙海的古典文獻進行系統清理、認真整理，盡量恢復古代文獻的原貌，為研究工作服務。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中央文件中說“得搞上百年”，意思就在于此吧？ 如果僅僅把緊跟、配合當作是為政治服務，對古籍整理出版來說是不是就太狹隘了？ 很容易把一個宏大事業、基礎性工作，變成政治的實用工具。“二十四史”校點能緊跟得上嗎？ 但你能說“二十四史”校點不是為政治服務嗎？ 這是我在前一個時期的經驗、教訓后的思考。

這是我思想認識的第二個階段，即怎樣認識古籍整理與政治的關系，古籍整理怎樣為政治服務。不能簡單化，也不能功利主義。但那時我對古籍整理的認識，還基本上停留在標點、校勘、注釋等整理方面。今天我認為這只是一個方面，或者說一個基礎方面，如李一氓先生所說，“搞標標點點的人，不搞研究工作，就沒有完成古籍整理的任務”。古籍整理本身應該包括整理和研究兩個方面。

第三個階段的認識。1981年陳云同志電話開啟了一個新的時期。那時候我正好在中華書局總編室工作。一天下午4點40分左右，我接到陳云同志的秘書肖華光同志的電話。肖華光傳達了陳云同志的指示，說陳云同志最近問，古籍校點工作進展如何，還說古書不加標點整理，后代根本看不懂，文化就要中斷了，損失很大，一定要把這一工作抓緊搞好。當時我雖然年輕，但也知道陳云同志指示的分量，立即寫了一個電話記錄報告給領導。今天回頭看一看，這一通電話太重要了。這是1981年5月22日。6月 11日，中華書局應陳云同志要求，給他送去報告，匯報古籍整理出版的情況和問題。一個月后，7月9日，陳云同志又派秘書王玉清到中華書局進一步傳達他的意見。9月17日，中共中央便發出了可以載入中華民族文化史冊的文件——《中共中央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從時間上可以看出，5月22日、6月11日、7月9日、9月17日，真是緊鑼密鼓，刻不容緩！ 轉年1982年的3月，便召開了全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會議。古籍整理出版的新時期開始了。

1987年5月，我奉命調到新聞出版署工作。當時，由于對中華書局工作意義的認識有很大提高，工作也熟悉了，對中華書局還是很留戀的。不過，到了新聞出版署以后，在新崗位上，我有條件從全國和世界的角度去了解情況，去思考問題，對古籍和古籍整理的認識發生了很大變化。

比如，我作為中國文化代表團成員訪問埃及，受到的震動很大。公元前64年，埃及一把大火燒毀了很多古籍，又過了兩百年，寺廟里懂古文字的人被全部趕走，很多被殺掉。這樣一來，地上動不動就是五千年以上的古跡，但是文字典籍卻很少，有的刻在石頭上的象形文字到現在也無法破譯。也就是說，埃及的歷史已經斷了線。這引起我長久的思考。

又比如印度，有很多古跡遺存，但歷史記載多有間斷，不少階段沒有留下具體的記述，后人無法了解。據金克木先生介紹，古印度人很多事依靠口口相傳。一個時期將結束時雖也要編成總集，但各學派有各學派的編法。這個學派衰亡了，文獻也隨之亡佚。而且，他們注意的是便于背誦和引用，所以不但會失真而且造成不少重復，甚至遺漏。（金克木：《古籍整理小議》，刊于《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13世紀印度佛教的情況，連佛教圣地鹿野苑、那爛陀學院的情況，因為缺少史料，都是靠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的記載，才得以追述和補充。

特別是美國，它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從1776年算起至今只有248年的歷史，談不上有像埃及、印度、中國這樣精彩、厚重、深刻的古籍。美國人早期甚至謙卑地說自己是文化上的“鄉巴佬”。從美國建國到1929年經濟危機，美國文化上的建樹很少。

當時，他們有一個“藝術計劃”，只是受國會委托完成美國革命人物的畫像。有一個“美術委員會”，僅限于為華盛頓城市建筑提建議。有一個“國會圖書館”，如今已成為世界上藏書最多的圖書館，但它1800年成立的時候，只是為了供議員們演講、寫提案時找資料用。

富蘭克林·羅斯福（1882-1945年）上臺，深感歷史和文化的重要，開始改變這種狀況，制定振興美國的“社會綱領”，特地把振興文化事業、鼓勵文化人和藝術家包括進去。有很多人反對羅斯福這樣干，擔心“社會綱領”搞不好，問題會更為嚴重。羅斯福說：對于振興美國社會、美國經濟文化，我們沒有任何可怕的。“我們唯一的恐懼是恐懼本身。”激勵美國人民提振信心。1941年，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揭幕式上，羅斯福的一段演講很說明問題。他說：“曾經，這個國家的人們從未想象過歷史的藝術遺產可能屬于他們，或他們擁有保護這一遺產的責任。”“不僅美國不再是‘鄉巴佬’，而且開始創造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將在后來的幾十年中主導世界。”

從這以后，特別是1960年代開始，美國總統前所未有地投入文化事業。

比如肯尼迪。他和夫人杰基· 肯尼迪對藝術的熱愛和共同努力，為推動美國文化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為了將《蒙娜麗莎》引到美國展覽，讓國人重視文化，他們絞盡腦汁。肯尼迪在巴黎訪問時，他的夫人與法國文化部長馬爾羅交朋友。這位美麗的第一夫人約馬爾羅陪她逛巴黎各大博物館，為的是進一步加強關系。馬爾羅 出了本新書——《人類命運》，肯尼迪與夫人請馬爾羅來哈佛演講。

努力得到了回報，由于馬爾羅的力挺，雙方終于達成協議。法國同意美國借展《蒙娜麗莎》。

1963年，《蒙娜麗莎》來到美國。美國舉國若狂。在華盛頓國家圖書館，參觀者擁擠排成三列，每個人在畫作前最多只許停留12秒；隊伍排到第五大道；所有參觀者均免費。

肯尼迪說：“這是法國人民給我們派來的第二位女士，雖然她停留的時間比第一位女士（自由女神）要短暫，但我們同樣心存感激。”肯尼迪充分認識到文化的價值，他親身感受到文化給他的總統工作帶來的魅力。

在這種熱潮下，電影業首先發展起來。好萊塢、百老匯、鄉村音樂等等迅速走紅。如今的美國文化，是值得我們認真觀察、認真研究的。（以上資料，參見：[法]弗雷德里克·馬特爾《論美國的文化》，商務印書館，2013年）

埃及、印度，以及美國的歷史說明了什么？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必須依靠自己的傳統文化，從中汲取營養，才能形成其發展進步的源泉。經典文化是傳統的集中體現。”（曹道衡《也談當前的古籍出版工作》）

經典形成標識，展示精華，給人民樹立信念和信心。毀掉一個國家的歷史，否定歷史上的經典、精華，包括英雄人物，就是破壞人民的信仰，破壞人民賴以自立的驕傲，甚至是毀滅一個國家。我們可以說，古代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增強民族的自信心。

美國人沒有悠久的歷史、豐富的文化積淀，但他們認識到要重視文化，重視文化人。由于它們的努力，美國的文化逐漸興起、繁榮并傳向世界，其中的經驗值得我們深思。他們傳播的不只是幾部電影、幾首歌曲，而是文化，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對內是團結的力量，對外是讓世界向它們看齊。這就是美國政治家約瑟夫·奈所說的“軟實力”吧。這一點，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值得我們認真地思考。

聯想到中國歷史上多次的焚書災難，和當前國家對古籍的整理與研究的高度重視，我們不能不慶幸時代的巨大變化。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燒掉了統一前列國的史記、百姓家藏的《詩》《書》與百家語。焚書對于古代文化典籍是一個極大的破壞。由于六國史記被焚，戰國紀年至今還不能完全搞清楚。可見毀滅文化，就是滅國滅宗。

第二個焚書的皇帝是梁元帝。公元554年10月，西魏大軍攻破江陵，梁元帝嘆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 ！”于是下令將宮中14萬冊圖書一把火燒掉。

第三個焚書的是著名的“春花秋月何時了”的作者南唐后主李煜。他酷愛文學，在位時收集了大批書畫珍品。公元975年，宋軍兵臨城下，他便下令全部燒掉。說：“此皆吾所寶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毋使散佚。”于是，又一批珍貴圖書文獻被付之一炬。

第四個是乾隆帝“焚書”。乾隆即位后，從1773年到1782年，組織了360多位有名的文人學者，歷時10年，編撰出了我國封建時代一部空前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的問世，對于保存中國的古代文化典籍，傳播古代學術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乾隆編書的根本目的是推行文化專制主義，以鞏固清王朝的統治。開始編書時，他曾兩次提出：對古籍該“毀棄”的應予毀棄，該“刪改”的應予刪改。因此，有些書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吳晗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中國至今仍保有世界第一的古籍。前幾年，我們編撰出版的《中國古籍總目》著錄的古籍大約有20多萬種。當然，這不一定完備，還會有新的發現。中國古代的文獻，從數量到內容，都是舉世無雙的。

這些文化遺產的作用在哪里？ 從這些文化遺產中，我們可以看到遙遠先人的身影，可以了解他們的思想，感受到他們的情感和智慧，辨認出他們一步步前行的腳印，最終是幫我們弄清楚中華民族是從哪里來的，經過怎樣艱難坎坷的歷程，有哪些光輝燦爛的成就，他們的經驗教訓是什么，在此基礎上才能明白我們要向何處去。所以，對傳統文化，對優秀的文化遺產，保護整理是基礎，然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深入地研究，總結出理論和規律，其根本目的，就是繼承和延續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和文化基因。

這一點我們的先人早有論述。《論語·學而》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就是要我們不忘先人，喚起后人對前人的追思和敬慕，增強凝聚力。對我們今天來說，就是探尋中華文明之源，堅定中華民族文化認同，團結起來向前進。這是重視古代典籍整理和研究的又一個重大意義。

美國哈佛大學神學院教授大衛·查普曼，在一場講座中，向臺下學生解讀中國神話故事，并用激情的語調總結中國神話故事的內核：中華民族的精神特征。他說：

“我們的神話里，火是上帝賜予的；希臘神話里，火是普羅米修斯偷來的；而在中國的神話里，火是他們鉆木取火堅韌不拔地摩擦出來的！ 這就是區別，他們用這樣的故事告誡后代，與 自然作斗爭！”（鉆木取火）

“面對末日洪水，我們在諾亞方舟里躲避，但中國人的神話里，他們的祖先戰勝了洪水，看吧，仍然是斗爭，與災難作斗爭！”（大禹治水）

“每個國家都有太陽神的傳說，在部落時代，太陽神有著絕對的權威，縱覽所有太陽神的神話你會發現，只有中國人的神話里有敢于挑戰太陽神的故事：有一個人因為太陽太熱，就去追太陽，想要把太陽摘下來。（夸父追日）

當然，最后他累死了——我聽到很多人在笑，這太遺憾了，因為你們笑這個人不 自量力，正是證明了你們沒有挑戰困難的意識。但是中國的神話里，人們把他當做英雄來傳頌，因為他敢于和看起來難以戰勝的力 量作斗爭。在另一個故事里，他們終于把太陽射下來了。”（后羿射日）

“一個女孩被大海淹死了，她化作一只鳥復活，想要把海填平——這就是抗爭！”（精衛填海）

“一個人因為挑戰天帝的神威被砍下了頭，可他沒死，而是揮舞著斧子繼續斗爭！”（刑天舞干戚）

“中國人的祖先用這樣的故事告訴后代：可以輸，但不能屈服。可惜，這樣的精神內核，我們的神話里卻不存在，我們的神話是聽從神的安排。中國人聽著這樣的神話故事長大，勇于抗爭的精神已經成為遺傳基 因，他們會像祖先一樣堅強。因此你們現在再想到中國人倔強的不服輸精神，就容易理解多 了，這是他們屹立至今的原因。”

這位哈佛教授的認識是深刻的。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各個歷史階段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利用、改造或繼承，就是要繼承這種民族精神，傳承這種血脈。我們一定要充分認識和高度重視對中華傳統文化繼承和發展的重大意義。

新中國古籍整理事業的經驗

歷史證明，任何一種文化的發展，都具有連續性和交融性，一個有著悠久傳統的文化尤其如此。無論我們承認不承認，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實際上是處在同一體中的，從來都不可能分開。任何一種文化的現代化都是自身傳統的現代化，不可能割斷歷史。任何一個民族文化的現代化，都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和源頭，不可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研究一個民族的現在，必須研究這個民族的歷史。研究一個民族的歷史，也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現在。

德國哲學家雅思貝斯在《歷史的起源和目標》一書中提出“軸心時代”的理論。他說，公元前500年左右，世界范圍內特別是中國、印度、巴勒斯坦、希臘等地區出現了大批哲學家，發生了哲學的突破。他稱這一時期為軸心時代。雅思貝斯說，人類一直是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次新的飛躍都要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況就是那樣，軸心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潛力的回歸或者說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的動力。

雅思貝斯的“軸心時代”相當于我國的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精彩紛呈。距離那時雖然已經過去2500年了，但那時候的思想和創新精神總在鼓舞著后人，或者說仍然可以提供“精神的動力”。

我們今天在黨和國家的號召、提倡和鼓勵下，回顧歷史上的燦爛輝煌，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新中國的古籍整理事業有了良好的環境，得到充分保障。有以下五點十分突出：

第一，國家高度重視，切實加強領導。

1958年，在國家層面上成立了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統籌制定落實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從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列入了國家發展計劃之中。隨后，衛生部正式成立“中醫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教育部成立全國高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國家民委成立了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等。這些古籍整理出版的領導機構，及時貫徹中央精神，總結古籍整理工作的經驗，研究古籍整理存在的問題，發揮著指導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作用。

第二，重視制定、強調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的落實。

中國古籍浩如煙海，數量巨大，科學地規劃，有秩序、有步驟地開展工作，是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證。黨和國家一向重視古籍整理與出版的規劃工作。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古籍整理的規劃性越來越強。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共制定發布了八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最新的為《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特別值得總結的一點是，規劃中強調重大項目的設立，作為標志性工程，樹立典范。這就帶動了各部委、各省也都制定了本部門、本省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從國家到地方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的科學制定，認真落實，使得一個由國家主導、吸收全國各地優秀成果的古籍整理出版體系逐漸形成。

第三，設立古籍整理、出版、研究和教學機構，高度重視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人才的培養。

1958年,中華書局成為專業古籍出版社。隨后，在新聞出版署的規劃下，一批專業的古籍出版社陸續成立，先后建立了20余家古籍出版社。

在中共中央《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的指導下，各方面特別強調對古籍整理人才的培養。1959年6月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設立。隨后，全國多家高校先后建立起古籍整理研究教學科研機構和古典文獻學專業，古籍整理和古文獻學研究人才培養規模不斷擴大，研究和出版的成果顯著提高。這期間，齊燕銘、吳晗、翦伯贊、魏建功、金燦然、陰法魯等先生對建立機構，培養人才，都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四，由國家財政提供持續穩定的資金保證。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國家財政困難的情況下，仍然撥出專項資金支持古籍整理和出版。后來，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對古籍整理和出版的支持力度也大大增加。很多省市也以專項資金的形式支持古籍整理和出版事業。

第五，在國家評獎項目中，十分重視優秀古籍整理出版物的評選，鼓勵古籍整理多出精品，不斷提高古籍整理出版質量。

由以上可以看出，我國的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始終是在國家的關懷指導下，科學規劃，大力資助，重視人才培養，如此，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才取得了前無古人的巨大成就。

新時代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展望

學習黨的二十大精神和中辦國辦文件，聽取古籍出版工作者的意見，我概括以下六個方面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第一，古籍整理與研究發展會更加穩健，勢頭會更加強勁，但要求會更高。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文化自信，鑄就社會主義輝煌。”中央的文件指明：“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和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中央的號令又一次發出，指導思想進一步明確，意義和作用更加清晰，資金投入必然會加大力度，古籍整理與研究的有關方面，摩拳擦掌，未來可期。今天，我們應該特別強調的一點，要緊緊抓住中華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這個主題，繼承優良傳統，發揚光大。

第二，整理與研究相結合會大大加強。“提煉”和“展示”都是為了堅持守正創新，古為今用，服務當代，面向未來。整理工作已有顯著成績，要求研究工作加速跟上。金克木先生說：“縱觀古今中外，凡是文獻大總結之時（漢代、文藝復興），都顯出舊時期結束而新時期開始。這不是隨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期盼，在這個基礎上“重燃火焰”，讓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偉大祖國，產生出一批卓越的思想家、哲學家來。

第三，搜集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漢籍，將成為新時期古籍整理出版的一大重點。由于種種原因，眾多中國古籍流散海外，“據粗略統計，戰時流失日本的古籍至少有300萬冊；美國國會圖書館中的中國古籍有60余萬冊，其中善本書2000余種、地方志2938部、少數民族古籍3600余種；英法掠走的珍貴敦煌文書不計其數”。有鑒于此，中共中央《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特別強調，“要把散失在國外的古籍資料通過各種辦法爭取弄回來，或復制回來”，并在國家層面組織實施了“流失海外中國古籍回歸工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流落海外的部分珍稀文獻，得以陸續整理出版。例如，《英國所藏甲骨文》《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藏甲骨文字》《俄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匯刊》《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以及《韓國所藏中國漢籍總目》等，都是這一時期整理出版的重要成果。由于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出版事業的發展，域外漢籍的搜集整理出版，勢必得到更大的關注。

第四，在智能信息環境下，古籍整理和古文獻研究正面臨著一場深刻的變革，古籍數字化出版會更加受到重視并得到支持。中華書局的“中華經典古籍庫”、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匯典·古籍數字服務平臺”、浙江大學出版社的“中國寫本文獻數字資源庫”，等等，都給讀者帶來很大的方便，解決了找書困難，實現了資源共享，大大提升了古籍整理圖書的服務能力。但這還是第一步。上個世紀末就有學者提出，現在的數字化出版還是初級階段，隨著技術的進步能否實現古籍版本的自動校勘、自動查錯、自動標點斷句，甚至自動注釋和譯成白話文等等，實現智能化平臺建設，形成相關的規范標準。這從根本上說已是取代人腦的、屬于思想層次的工作。隨著科技的巨大進步，恐怕這一步并非空想。那將是古籍整理、研究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大家在這個方面能做出什么貢獻？

第五，中國是世界上古文獻最多的國家，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文化的溝通和聯系，中華文化“走出去”，展示精華、服務世界的任務越來越重。在這方面，雙語對照版《大中華文庫》做出了探索和試驗。出版適應外國讀者使用的中國典籍，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前景必然廣闊。

第六，多樣化地推進古籍的普及和傳播。古籍整理成果一般來說有兩方面讀者對象。一類是專家、研究工作者，一類是一般讀者及青少年。相比較而言，今天更應該強調優秀古籍圖書的普及工作。應該大力引導一般讀者和青少年去讀名著要籍。讓他們知道祖國悠久的文化遺產精華在哪里，熱愛祖國文化，以祖國悠久的文化而自豪，進而為祖國的富強而奮斗。而越是普及的東西就越應該是精華的東西，越要下大功夫。古籍的普及本出版不少，但質量參差不齊，重復現象嚴重。隨著中央強調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在普及讀物出版方面，有計劃、高質量就應該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來。

同時，我們還要特別強調整理和研究中華古籍的質量問題。《蘭亭集序》中有兩句話“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今天說“明人刻書而書亡”，后人會不會像我們評論明人一樣地評論我們呢？ 我們要警惕啊！

我們要把古籍整理、出版、研究當作百年大業去做，當作使命去做，在我們這一時期、我們這一代取得更大的成績。對古籍整理與研究事業，我們要有敬畏感、使命感，為中華民族的繁榮貢獻我們的力量。

（本文作者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總主編，原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