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洪權：開明版《郁達夫選集》梳考
1951年7月至1952年4月，開明書店推出“新文學選集”叢書甲種本。叢書分兩輯：逝去新文學家選集和健在新文學家選集（各十一種）?！队暨_夫選集》是逝去新文學家選集的一種，這種編選凸顯出郁達夫的新文學史價值。從新文學發展史來看，郁達夫也同步于這一過程。莫洛對郁達夫的文學史地位、成就曾有過如下評價：
他不僅是創造社的重要作家，而且是創造社的開創者，領導者和支持者，和郭沫若成仿吾等人一樣，他們是中國新文學運動初期中代表創造社的一面光彩奪目的旗幟。郁達夫不僅是創造社的一位最優秀的小說家，而且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一位最杰出的小說家，他的小說曾經風靡全國，迷惑了無數的中國讀者?！璠1]
小說集《沉淪》是新文學運動初期重要的文學創作，成仿吾曾認為“《沉淪》是新文學運動以來的第一部小說集”[2]，《沉淪》亦受到周作人的推介[3]。但郁達夫備受爭議，曾被當作“中國的頹廢作家”[4]。因文學觀念的差異，郁達夫后與創造社分道揚鑣，被“左聯”除名，但在魯迅的晚年，郁達夫卻是魯迅的知己?？箲鸪跗?，郁達夫投身救國洪流，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研究部主任，后輾轉至香港，為香港文學的繁榮做過貢獻，最后流亡南洋，1945年8月29日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失蹤[5]。
郁達夫失蹤是戰后中國文藝界最重大的文學事件之一，1945年9月和1946年9月，鄭伯奇、胡愈之、王任叔、陳翔鶴等都寫過文章，追憶郁達夫并發起悼念[6]。從1947年起，北新書局開啟出版《郁達夫全集》的工作。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郁達夫成為“新文學選集”叢書理所當然的選輯對象。但是，當面對《郁達夫選集》的編選者時，我們卻發現：這本書的編選并不那么簡單。
一、健在創造社同仁與流亡期間摯友：刻意回避編選《郁達夫選集》？
最突出的問題就是，《郁達夫選集》的編選者為何是丁易，而不是郁達夫的生前友好，包括健在的創造社同仁郭沫若、成仿吾、鄭伯奇等，或是與郁達夫一同流亡南洋的胡愈之、王任叔，或是熟悉郁達夫作品的李小峰、趙景深，抑或是其妻子（孫荃、王映霞）？
叢書的《編輯凡例》稱：“各集有為作家本人自選的，也有本叢書編委會約請專人代選的，如已故諸作家及烈士的作品。”[7]也就是說，“新文學選集”叢書在啟動時，是有其考慮的：健在作家的選集，應由本人承擔；逝去作家的選集，則由編委會約請專人負責。從后來陸續出版的情況看，除《葉圣陶選集》由金燦然代編、《趙樹理選集》沒有趙樹理參與外[8]，健在作家選集的各冊都由本人編選。逝去作家選集的編選工作卻有點復雜：聞一多、朱自清的選集由李廣田編選，“左聯”的三位烈士胡也頻、柔石、殷夫的選集分別由丁玲、魏金枝和阿英編選，魯彥、洪靈菲、蔣光慈的選集分別由周立波、孟超和黃藥眠編選，魯迅的選集由許廣平編選，魯迅著作編刊社亦做了協助工作。這十種選集的編選者，與逝者都有特殊關系：或者是妻子（丁玲、許廣平），或者是學生（楊剛），或者是老友（魏金枝、阿英、周立波、孟超、黃藥眠、李廣田）。丁易成為《郁達夫選集》的編選者顯得很特殊，他與郁達夫并無生活交集，更談不上親密交往。為何叢書編委會選中丁易？照理說，創造社同仁中健在者并不少，不管是郭沫若（政務院副總理兼文教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田漢（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文化部戲曲改進局局長、藝術事業管理局局長、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還是鄭伯奇（西北大學教授、西北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成仿吾（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在創造社早期，他們與郁達夫交集頗多，由他們中任意一人編選郁達夫的選集，都更為合適。看來，丁易的被選聘另有考量。這背后，與郁達夫同創造社的關系、郁達夫作品在此時的敏感度可能有關。
按照文學社團的介紹文字，郁達夫是創造社的中堅力量，郭沫若曾說到郁達夫對于創造社的意義[9]。按理說，郭沫若應是《郁達夫選集》的首選人。郁達夫失蹤后，郭沫若深感痛心，“我們今天失掉了郁達夫，我們應該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頭子償命！”并談及郁達夫的慘：“就我們所知道的范圍內，在我們的朋輩中，怕應該以達夫的犧牲為最慘酷的吧?！盵10]1946年《郁達夫全集》的編印工作啟動，向蜀光向郭沫若建議重印《郁達夫全集》，并要其“來負搜羅刊行的責任”。郭沫若答應了向蜀光，“愿意虔誠地擔負起這個責任來”，“我決以我的全力促進并完成這件事情。當然我是需要大家來協力進行的。這不僅為的表彰達夫一個人，而是為中華民族保持良心與清明之氣”。郭沫若認為郁達夫的文學成就不容忽視：“達夫在中國新文學里面的地位，很像俄國文學中的屠格涅甫（今譯作‘屠格涅夫’），僅此已足永遠不朽?！盵11]1947年，郭沫若再次談及郁達夫，并把郁達夫與魯迅、聞一多并論：“魯迅先生的韌，一多先生的剛，達夫先生的卑己自牧，我認為是文壇的三絕?！盵12]1949年1月，北新書局成立了由郭沫若、鄭振鐸、劉大杰、趙景深、郁飛六人組成的編纂委員會，著手編輯《郁達夫全集》，郭沫若領銜其事，連紙型都開始制版。推介廣告提到這套全集，分為短篇小說集（第一卷）、中篇小說集（第二卷）、日記游記集（第三卷）、散文雜文集（第四卷）、文藝論文集（第五卷）、譯文雜著集（第六卷）[13]，并附有陸丹林整理的郁達夫舊詩130多首、詞6首[14]，但“遺憾的是，這部新的《郁達夫全集》已經打出校樣，卻終因形勢發展太快而被迫擱淺”[15]。全國文代會期間，趙景深曾拜訪郭沫若，希望他為《郁達夫全集》寫序，也被郭沫若婉拒。[16]
此時，郭沫若對北新書局出版《郁達夫全集》的態度，與1946年聲稱的“決以我的全力促進并完成這件事情”[17]相比，已發生一百八十度轉彎[18]。面對新的時代對文學的規訓，郭沫若態度的轉變可以理解，他意識到郁達夫的“黃色描寫”對新社會的負面影響，因而不再助推全集出版，但對選集的出版仍持支持態度?！队暨_夫選集》的封面題字，正是郭沫若完成的（逝去新文學家的選集書名，除《魯迅選集》外全部由郭沫若題寫）。不知在題寫老友的選集時，郭沫若作何感想。但作為健在新文學家，在編選自己的選集時，郭沫若在《自序》中稱：“自己來選自己的作品，實在是很困難的事。每篇東西在寫出或發表的當時，都好像是得意之作，但時過境遷，在今天看起來，可以說沒有一篇是能夠使自己滿意的?！盵19]這可視為那時他的心態腳注。
1959年10月17日，郭沫若為《郁達夫詩詞鈔》寫序，再次肯定郁達夫的文學成就，和郁達夫作為“倔強的戰士”的價值，同時也指出其“短處”：“他盡管一直在反抗舊社會，反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但總覺得不夠勇敢、不夠堅定，他有時有點逃避的傾向……”但郭沫若從側面肯定了郁達夫的短處：“短處是誰也難免的，達夫也頗知道自己的短處，而他卻不是加以掩飾，文飾，而是加以揭露，更改。自己始終是想更堅強、更勇敢一些，和惡勢力搏斗。他是一位一片天真的人，有時甚至天真到對于敵人也不夠警惕?！盵20]不難看出，20世紀50年代的文學、政治語境中，郁達夫的一生有他的復雜性。想來，其他健在的創造社同仁（成仿吾、鄭伯奇等）與郭沫若的態度也有一定的相似處。
與郁達夫流亡期間交往密切的胡愈之、王任叔，在郁達夫失蹤后亦分別撰文《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和《記郁達夫》，表達懷念。胡愈之、王任叔同郁達夫一起從新加坡流亡，直至戰爭結束，相交甚深。但他們也沒有被叢書編委會選中，恐怕內中涉及他們對郁達夫的評價（也可能是他們推脫）。胡愈之、王任叔都是黨員，相當了解郁達夫南洋期間的生活，但對郁達夫的生活行為卻有自己的看法，甚至是微詞，這可能會影響他們對待郁達夫作品編選的態度，或許這是他們回避的原因之一。
《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是胡愈之給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寫的報告書。報告中，胡愈之對郁達夫的遇難及其學術研究流露出復雜情感：“對于象達夫這樣一個復雜的不平常的人物及其思想作品，要做一個正確的評價，應當是未來中國文學史作者的事，而我不配”，“我對達夫的死，就只不過有這一點點迷惘的感想而已。”[21]后記中，胡愈之透露出南洋文化界對郁達夫的負面評價：“郁達夫失蹤以后，新加坡的一群附敵記者，落水文人，還要向他揶揄一番，不是罵他‘有文無行’，就是笑他‘家破人亡’。”胡愈之清楚知道，其中有些人就曾和郁達夫喝酒做詩、附庸風雅。但是，在戰后的文化語境中，他們“譏笑達夫生活浪漫，甘心事敵”“想把‘死無對證’的郁達夫拖下水去，然后他們自己從水中鉆出頭來”[22]。盡管這些看法在國內非主流，但肯定會對評價郁達夫產生影響，有人當時就指出郁達夫的死，“更給了那些誤解他或故懷惡意的人一種筆攻的機會”[23]。胡愈之的寫作初衷，是對誹謗郁達夫和攻擊流亡南洋文人進行的反駁[24]。后記中胡愈之稱，“至于達夫的一生作正確的評價，則是國內文藝界的事了”[25]。胡愈之談及郁達夫對日本人的觀感，認為他常把民族和人性分開來，“他愛國，愛同胞，但也愛人類。他相信人性是善的，他可以說是為了這一信仰而犧牲的” 。但他接著又批駁說：“現在是民族問題，在民族問題上面日本人是從沒有把中國人當作平等的人看待的?！盵26]胡愈之著重強調政治觀點，“我們兩人并無相同之處”[27]。郁達夫遇害兩周年時，胡愈之再談到郁達夫：“一個投降出賣的可以被稱為民族英雄，一個詩人的被害，卻不會引起人們的同情。有些無恥之徒，甚至還要用鞭尸的手段，來騙取美金的津貼，下流到這種地步，還有什么話說?！盵28]他針對的正是南洋文化界對郁達夫之死的詆毀。這說明，郁達夫遇害后有負面評價聲音，胡愈之懂得這是復雜的政治文化所致。王任叔對郁達夫南洋期間的思想有明確判斷：“達夫是感情上熱愛祖國，思想上卻接近于日本的，因此他個人有和日本人和解的可能。”他聲稱：“愿中國智識分子中間，永遠不再有達夫；新的世代是不需要有這樣的人物出現了。”[29]王任叔也意識到，郁達夫內心對存有漢奸嫌疑是有隱憂的[30]。作為見證人，王任叔保持必要的警惕也含有組織紀律的站位。
需指出的是，戰后文藝界復員期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總會展開了對附逆文人的追查，除眾所周知的周作人、張愛玲外，葉靈鳳、戴望舒也深陷其中。葉靈鳳因滯留香港，并沒有受到沖擊。戴望舒復員期間想回國，必然面對這一敏感的政治議題[31]。作為資深左翼文人，王任叔對此很清楚。可以斷定，他寫的那篇文章，已牽涉到他復雜的內心感情：從私人角度來看，郁達夫畢竟有恩于他，但從政治高度來看，他對郁達夫的戰時行為卻需持保留的態度。
不管是郭沫若等健在創造社同仁，還是胡愈之和王任叔，他們都試著在時代文化語境與政治間尋找制衡。盡管學界對郁達夫有較高的文學評價，但郁達夫潛在的政治危險卻必須極力回避[32]。顯然，《郁達夫選集》的編選與政治間存在著敏感地帶，其作品選集的分寸把握是有難度的。另有一部分郁達夫生前好友和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進程始終保持游離關系，如趙景深、陳翔鶴、李小峰等，他們不可能受到叢書編委會的認可。至于郁達夫的親屬（孫荃及其子女、王映霞及其子女），考慮到家庭的復雜性，叢書編委會也不會貿然選聘誰擔任編選工作。聘請與郁達夫沒有任何交集的文學史家來擔此重任，或許是最好的選擇。這樣，時在北京師范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史》的葉丁易，成為了叢書編委會看中的最佳人選[33]。
二、《郁達夫選集?序》解讀：郁達夫的政治及文史評價
作為編選者，丁易的身份很特殊。他既不是郁達夫生前知友或學生，也不是郁達夫的親人。丁易對郁達夫的創作及為人，也沒有其他編選者的那種了解，更談不上“能夠全面把握作家的思想脈絡，準確地闡述其作品的文學史意義”[34]?；蛟S，這正顯示出《郁達夫選集?序》的“特殊性”，丁易是以文學史家的審視眼光[35]對待編選工作的，他在編選過程中可以撇開復雜的人事關系和政治關系，回避了因熟悉而帶來的情感因素[36]，這正好回應了1946年胡愈之提出的“觀點”（郁達夫的評價“是國內文藝界的事”）。
種種跡象表明，叢書編委會聘請丁易，是基于他已有的新文學史治史理念。接受編選工作后，在篇目編訂過程中，丁易按照編委會的要求1950年8月10日完成序言。這說明，“新文學選集”叢書從1950年1月醞釀編選后[37]的七個月，也即八月初，丁易即已大體上完成了編選工作。序言是對編選工作的總結，《人民文學》第2卷第6期刊載時題名為《郁達夫選集序》。此序收入《郁達夫選集》時，只刪了最后一條注釋。序言文字可以在國家級文學刊物披露，成為新文學史課程的參考資料[38]，這證明丁易的編選工作是編委會認可的。
從文獻構成來看，序言僅使用了這樣幾條參考資料：《論郁達夫》（郭沫若）、《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魯迅）、《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胡愈之）、《懺馀集》（郁達夫）和《閑情日記》（郁達夫）。除去郁達夫的作品集，真正用以參考的文獻只有三種。從文獻來源看，丁易明顯以左翼的魯迅、郭沫若、胡愈之對郁達夫的評價為立足點。公開文獻與遮蔽文獻的背后，我們看到序言寫作時，丁易潛在的理論資源與話語立場的處理方式。要知道，郁達夫畢竟是上世紀20年代就已聞名的新文學家，有關他的評論文字很多，如周作人、沈從文、邵洵美、韓侍桁、曾虛白、杜衡、趙景深、劉大杰、蘇雪林等人，但這些評論文字在序言中都沒有呈現。對郁達夫進行政治定位，擺在了丁易序言撰寫的首要位置。文獻來源上，丁易保證了其論述的左翼姿態與色彩，剔除了左翼的雜質，更屏蔽了非左翼話語的空間。
如何定位郁達夫，丁易費了不少的心思。他先從郁達夫的死說起，認定郁達夫是被日本憲兵殺害的，并結合時代變遷與政治環境，假設了郁達夫如果沒有死會進入的生活圖景：
達夫先生如果還活著，憑著他那摯愛祖國的熱情，眼看到今天祖國以英勇的姿態大踏步地向富強的道路上邁進，人民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改善起來，他一定會像今天許多文藝工作者一樣，毫不吝惜地來改造自己，跟自己進行強烈的自我斗爭，把自己變得更堅強更結實，無條件地獻身于新中國的建設事業。[39]
誠然，丁易以想象展望郁達夫的生活圖景，具有20世紀50年代的特色，但這依然讓人們看到：丁易對郁達夫文學思想的理解、生活道路的認識，與歷史現場是有距離的。1927年退出創造社后，郁達夫與左翼文學、與國民政府保持著游離關系，沒有真正融進去（入職福建省政府是鑒于他與陳誠的私人關系）。他對左翼文藝的看法及其所作所為，導致最終被“左聯”除名；他對國民政府的反感，使他堅守著傳統的知識分子立場。他與共產黨進行的政治斗爭始終保持著距離。陳改玲指出，“新文學選集”叢書的出版建議來自胡愈之[40]，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叢書建構與編選時吸納《郁達夫選集》進入名單，很可能受到胡愈之的實際推動，但他卻又回避具體編務，可見其態度的復雜?？梢钥闯?，胡愈之希望《郁達夫選集》的編選者能夠冷靜、客觀，這是文學史家應有的歷史態度。
丁易對郁達夫的政治定位側重在兩點，一是“愛國主義”，一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序言中的“詩人氣質的郁達夫，始終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41]，統領著序言的基調：愛國主義者本身是模糊的。如果追問，郁達夫愛的是什么國？難道20年代至40年代的國，與50年代的國沒有區別？丁易運用愛國主義表述有其好處，郁達夫的一生都可用它寬泛地概括之。具體針對郁達夫生平細節（五四運動、1927年大革命、抗戰）時，丁易都站在政治的高度對郁達夫進行了批評。
對于新文化運動初期郁達夫的創作，丁易說：“可惜得很，達夫先生看出了中國社會現實的黑暗，卻不知道如何消滅這黑暗；希望中國富強，卻不知道怎樣才可以使中國富強起來，這就使他墮入了更苦悶的境地?！盵42]在丁易看來，郁達夫的生活行為、思想追求“卻讓自己更走向荊棘叢中，那就是更感傷更頹廢下去。感傷頹廢得簡直有些近乎自我麻醉，自己戕害自己”[43]。也就是說，新文學陣營分裂的過程中，郁達夫是十足的落伍者。結合共產黨成立后的社會狀況，丁易嚴厲批評郁達夫的情緒“實在是不健康的”、“這種消極的自戕式的反抗，對于現實的反動政治無損于秋毫，而在客觀上對青年們的前進向上的熱忱卻起了一種很不好的消極作用”[44]。
針對大革命時期，丁易認為郁達夫“始終沒有放棄他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這導致郁達夫大革命行動的負面評價，丁易這樣概括道：“一九二六年，他高興地跑到革命策源地的廣州，不久又回到上海去編輯《洪水》，都顯得很積極，但這積極卻是沒有深固的基礎的，由于他的思想上的不徹底，一遇挫折，便又萎縮下去”，對革命產生了“動搖”[45]，帶有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氣：革命前興奮，遇到挫折就思想幻滅。
郁達夫抗戰前期的態度值得肯定。他進入政治部第三廳，參加臺兒莊前線勞軍，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重要職務（常務理事兼出版部主任，《抗戰文藝》編委），1939年后遠赴南洋，為抗戰文化做出貢獻，但對于這些，丁易評價并不高：“達夫先生對抗戰工作雖然積極，但是由于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所以對抗戰認識是有些模糊的?！盵46]他引用胡愈之的郁達夫論，政治上對郁達夫的思想傾向進行批評。而遵從這一思維慣性，關于郁達夫新加坡的生活情況，丁易根本不觸及郁達夫為蘇門答臘日本憲兵隊做日文翻譯的經歷，讓郁達夫在當時的文學與政治語境中，回避了滑向“事敵行為”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可見，序言中丁易采取左翼的政治立場，對郁達夫的思想加以批評，但他不得不回到《編選凡例》的主旨上。所以，丁易說到：“他在中國新文藝上的貢獻和功績仍是不可磨滅的，他是‘五四’以后有影響的作家之一。我們要了解中國新文藝史，他總是一個必須研究的作家。”[47]按照他所作序言的精神內核來看，盡管郁達夫是“必須研究”的作家，但必須在辯證批評的視野下展開。在篇目的入選和具體作品的評價上，丁易均呈現出這種傾向。
三、篇目編選：作家的自我建構與文學史家的有限修改
回到《郁達夫選集》的篇目上，我們捕捉其由選目建構的郁達夫文學史形象，或許可看到編選的真實一面。如果說序言是丁易編選《郁達夫選集》的總綱，那么篇目的選擇則表達了其具體策略，體現了史家眼光如何與總綱形成呼應。丁易序言中提到，他曾涉獵過郁達夫的多種著作：
《達夫全集》八冊——《寒灰集》，《雞肋集》，《過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斷殘集》，《懺馀集》（本集沒有標明是全集，但就編排的體例和年月來看，應該是全集之八）。中篇小說兩冊——《迷羊》，《她是一個弱女子》。另外還有《沉淪》一冊，《達夫短篇小說集》上下冊，《達夫代表作》一冊，《達夫自選集》一冊，這些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已見于全集之中。……此外便是五冊散文和日記：《達夫散文集》，《屐痕處處》，《閑書》，《日記九種》，《達夫日記集》。[48]
盡管翻閱郁達夫著作多達20種，最后卻只有8篇小說、6篇散記（含理論文章1篇）入選?！队暨_夫選集》268頁，厚度僅僅超過《殷夫選集》（132頁）、《趙樹理選集》（150頁）、《洪靈菲選集》（185頁）、《許地山選集》（201頁）和《柔石選集》（219頁），排在“新文學選集”叢書第十七位。要知道，從創作生涯的時長來衡量，不管是殷夫、洪靈菲、柔石，還是許地山、趙樹理，他們都沒有郁達夫長。凸顯一位新文學家的歷史地位，可以用厚度來表達[49]，但郁達夫卻沒有應達到的厚度，篇目似也不見高明。
為了真正看清《郁達夫選集》篇目編選的細節，這里把1951年7月前出版的“郁達夫選集”性質的十種書籍篇目整理如下：
這十種選集性質的書籍均有其代表性，分別在三、四十年代產生過影響，側面反映了彼時郁達夫在新文學作家中的地位。第一種《達夫代表作》，錢杏邨、孟超、楊邨人合編，是目前最早雛形的“郁達夫選集”，選入小說10篇、散記（散文）5篇。以三位編者當時的文藝思想來看，它是一部帶有左翼色彩的“選集”。1930年1月，改訂版改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收錄篇目仍舊沿用合編篇目。不過在改訂版扉頁上，郁達夫專門寫了一段題詞：“此書是獻給周作人先生的，因為他是對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國第一個批評家。”[52]既是郁達夫親自編訂的書，加入這段話必然有他的考慮?；仡欁约旱膭撟鳉v程，郁達夫十分感慨，對十年前的《沉淪》風波并沒有真正釋懷。當然，他也沒有讓《沉淪》進入選本。這表達了郁達夫的堅守，他壓根就沒有把《沉淪》當作自己的代表作。篇目上郁達夫沿用1928年版，說明他對錢杏邨、孟超、楊邨人的編輯行為是認同的。第二種為郁達夫親自編訂的自選集，選入小說11篇，散記2篇?？梢?，自選集和1928年版《達夫代表作》體現出郁達夫對選集范圍的認可。綜合這兩種選本，可以大致確定郁氏代表作的選輯范圍：1933年以前的小說，總計有14篇是郁達夫喜歡的，重合的有7篇小說（《采石磯》《離散之前》《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煙影》《過去》《微雪的早晨》），不重合的也有7篇，包括《銀灰色的死》《還鄉記》《還鄉后記》《小春天氣》《二詩人》《遲桂花》《在寒風里》。散記代表作的范圍，大體依郁達夫的認定入選5篇，包括《海上通信》《一個人在途上》《病閑日記》《釣臺的春晝》和《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第三至九種選本帶有唐人選唐詩的味道，其中三、五、六、八這四種選本，是當時的文藝叢書之一種（現代作家選集、當代創作文庫、現代文藝選輯、現代創作文庫），書前的序言，不但對郁達夫有簡介，而且兼有文學批評功能。郁達夫能夠進入這四種叢書，體現出他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新文學的地位。第五種《達夫代表作選》，1946年曾以《達夫杰作選》為名出版（盜印本，出版社標明為上海全球書店，僅為代表作選之下部，以散文為主），分為上下兩冊。上冊以小說為主，收錄11篇；下冊以散記為主，收錄18篇。第四、七兩種選集較特殊，是選本中或者以一種文體建構起來的選本，或者收錄郁達夫古體詩的選本，但在選本學上反而被學界忽略。第十種為梅林（中華全國文藝協會總務部秘書）的編選本，列為“現代作家文叢”?！靶挛膶W選集”叢書推出前，“現代作家文叢”受到過嚴厲的批評，被認為是“濫選濫編的所謂某某作家選集”[53]。這十種選集性質的書籍中，對丁易影響最大的是《達夫代表作》和《達夫自選集》，這大體確定了《郁達夫選集》的編選體例。
《郁達夫選集》由小說和散記兩輯組成。除《郁達夫文選》《郁達夫杰作選》收錄的文章體例有差異外，1949年以前的“選集”都由小說、散文兩種文體組成。丁易沿用這一編選通例，以兩輯來組成篇目。第一輯小說入選8篇，分別為《沉淪》《采石磯》《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過去》《遲桂花》《東梓關》《出奔》；第二輯散記入選6篇，分別為《文學上的階級斗爭》《海上通信》《一個人在途上》《病閑日記》《釣臺的春晝》《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與郁達夫理想的14篇代表小說相比，丁易只保留5篇（《采石磯》《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過去》《遲桂花》），新增3篇（《沉淪》《東梓關》《出奔》），刪掉9篇（《離散之前》《煙影》《微雪的早晨》《銀灰色的死》《還鄉記》《還鄉后記》《小春天氣》《二詩人》《在寒風里》）。與郁達夫理想的5篇代表散記（文）相比，丁易悉數保留，只新增1篇理論文章（《文學上的階級斗爭》）。從篇目編選的細節處可看出，丁易只在小說篇目上有限度地修改了郁達夫的代表作。此處，我們就針對丁易新增的小說和理論文章加以分析。
《沉淪》《東梓關》《出奔》的入選，是有其根據的。丁易不僅在序言中對《沉淪》給予高度的評價，而且在后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中也有相似評價[54]?！冻翜S》作為郁達夫的小說代表作，丁易是認可的。《東梓關》盡管寫的是一個名叫徐竹園的封建名士，但郁達夫“對勞動人民的熱愛和同情還是一貫存在的，他寫出了鄉村農民的誠樸和忠實”，“該算是一點進步意識”[55]。《出奔》則在題材上顯示出郁達夫的進步，“把題材擴張到社會的各方面，企圖來表現一個時代了”，“顯出了他的思想更向前一步的躍進”。丁易欣賞《出奔》“十分細致地刻畫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的剝削行為，也描繪出地主階級本身的貪鄙自私刻薄殘忍的性格，并且分析了地主在革命過程中怎樣鉆空子混進革命陣營來破壞革命，前后一貫地流露出作者對地主階級仇視憎惡的心情”[56]，認為它“算是比較具有進步意義的一篇作品”[57]。郁達夫的創作生涯中，盡管《她是一個弱女子》是重要的小說，文中涉及工人群眾的革命描寫，成功塑造出革命者形象馮世芬，但“色情描繪過多，所以沒有入選”[58]，對此，丁易都有特別地交代。
關于散文，丁易認可郁達夫的選目。但在文學史的敘述中，他還是批評了郁達夫的散文，認為“前期多半是解剖自己，發抒苦悶”，“后期則都是抒情的紀游小品，雖然對現實的苦悶也偶爾透露在字里行間，但終究是悠游閑適的風趣占了上風，戰斗的意義是一點也沒有的了”[59]。增加理論文章《文學上的階級斗爭》，其實是有所指的，它被認為是和郭沫若的《我們的文學新運動》相匹配的重要理論文章（創造社早期的理論代表作）。該文寫于1923年5月19日，按丁易的說法，此時共產黨已成立，“郁達夫卻也不能不受這思想的影響”[60]。郁達夫不僅在理論上思考，提出“世界上受苦的無產階級者，在文學上社會上被壓迫的同志，凡對有權有產階級的走狗對敵的文人，我們大家不可不團結起來”[61]的口號，體現出其理論探索，且具體落實到創作中，《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多少帶有點社會主義思想色彩的”，“有意地去寫工人和勞動者，表達了勞動人民的那種真誠淳樸的高貴品質，并且對資本家壓迫勞工表示了高度的憎恨”[62]。丁易雖然對這種題材的創作有肯定，但批評也不少，最重要的是郁達夫并沒有指明下層勞動人民的革命道路，“始終沒有放棄他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63]。
結束語
“新文學選集”叢書還推出過乙種本，1952年7月就出版13種[64]。遲至1952年12月，魯迅、茅盾、曹禺、洪深、魯彥、洪靈菲、許地山、蔣光慈八位新文學家的選集都出版乙種本。有些乙種本還推出再版本，包括魯迅、聞一多、朱自清、胡也頻、柔石、殷夫、趙樹理、郭沫若、丁玲、張天翼、葉圣陶、巴金、艾青和老舍[65]共14位新文學家的選集。相對于甲種本，不管裝幀還是開本，乙種本都發生了變化。最重要的變化當然是定價，開明書店對乙種本做了微調。以《魯迅選集》為例，甲種本定價51000元，乙種本降至37000元，真正響應《編輯凡例》中預期的“以便青年讀者得以最經濟的時間和精力獲得新文學發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識”[66]。叢書強調其服務對象是青年讀者，從經濟上給予實惠成為開明書店的經營策略。
從這個角度來看，《郁達夫選集》確實例外，它沒有出版乙種本。需要注意的是，1952年12月前，郁達夫早已被認定為“烈士”。開明書店關于《郁達夫選集》乙種本的推行，顯然有更深的擔憂。郁達夫遲至1952年才被定為烈士，說明在那段時間里，關于烈士身份的認定可能有爭議（相關檔案文獻至今沒有披露）。郁達夫是和他的胞兄郁曼陀一起被定為“抗日烈士”的。“抗日烈士”與“新文學選集”叢書所列舉的革命烈士、特別是“左聯五烈士”相比，是有本質的區別的，這涉及對于革命的深層理解?！白舐撐辶沂俊迸c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同構關系，他們的鮮血熔鑄在革命歷程中，郁達夫和這樣的革命有距離。與郁達夫交往密切的郭沫若等健在的創造社同仁、胡愈之、王任叔等，在這樣特殊的語境中選擇盡量不參與郁達夫選本的編選，原因或許正在此。更何況，從1951年11月開始，文藝界整風運動已經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規避與新的革命運動相抵牾的話語和復雜的人事關系，是每個文藝工作者必須要遵守的準則。
另外，“新文學選集”叢書的乙種本，明顯秉承了開明書店文學普及（政治）與商業盈利（經濟）的共贏追求，一旦意識到追求的任意一端可能滑向危險并與政治產生齟齬，它會果斷加以處理?！队暨_夫選集》的乙種本，極有可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最終未能出版的。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2020SK0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1]莫洛：《隕落的星辰》，第80頁，上海人間書屋1949年版。
[2]成仿吾：《<沉淪>的評論》，《創造季刊》第1卷第4期。
[3]“《沉淪》是一件藝術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學’（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讀物。”仲密：《沉淪》，《晨報副鐫》1922年3月26日，第1版。
[4]匡亞明：《達夫印象記》，賀玉波編：《郁達夫論》，第12頁，光華書局1932年版。
[5][29]鈴木正夫：《蘇門答臘的郁達夫》，第234頁，第247頁，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版。
[6]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與失蹤》，香港咫園書屋1946年版；陳翔鶴：《郁達夫回憶瑣記》，《文藝春秋副刊》第1卷1-3期；王任叔：《記郁達夫》，《人世間》第2卷第1期，第2、3期合刊。
[7][66]“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編輯凡例》，1951年3月。
[8]袁洪權：《開明版<趙樹理選集>梳考》，《文學評論》2013年第1期。
[9][10]郭沫若：《論郁達夫》，《人物雜志》第3期，1946年9月30日。
[11][17]郭沫若：《編印郁達夫全集——答向蜀光先生》，《人物雜志》第5-6期合刊，1947年12月10日。
[12]郭沫若：《再談郁達夫》，《文訊月刊》第7卷第5期，1947年11月15日,。
[13][16][28]陳子善、王自立編：《回憶郁達夫》，第270-271頁，第273頁，第568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14]陸丹林：《達夫遺詩編后記》，《新聞報》1949年1月15日，第7版。
[15]陳子善：《<郁達夫全集>種種》，《識小錄》，第133頁，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18]小報曾報道郭沫若將整理郁氏書簡，擬出版一部紀念冊。魚藏：《郁達夫紀念會》，《飛報》1949年6月18日，第2版。
[19]郭沫若：《自序》，《郭沫若選集》，第1頁，開明書店1951年版。
[20]郭沫若：《望遠鏡中看故人》，《光明日報》1962年8月4日，第4版。
[21][22][25][26][27]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第31頁，第35-36頁，第36頁，第33頁，第31頁，香港咫尺書屋1946年版。
[23]靜聞：《憶達夫先生》，《文藝生活》光復版第17期。
[24]金?。骸队暨_夫的最后》，香港《文藝生活》海外版第13期。
[29][30]王任叔：《記郁達夫》，《人世間》第2卷第2、3期合刊。
[31]趙稀方：《戴望舒的“附敵”問題》，《大公報》2018年9月4日，第B8版。
[32]建國前郭沫若最后一次公開表達對郁達夫好感，是1949年6月中旬的郁達夫紀念會座談。魚藏：《郁達夫紀念會》，《飛報》1949年6月18日，第2版。
[33]此處也許有人會質疑，編委會為何不請王瑤擔任編選工作。問題很簡單，《朱自清選集》和《聞一多選集》的編選都沒選擇王瑤，可見編委會是另有其考慮的。
[34]《出版說明》，《郁達夫選集》，第4頁，開明出版社2016年版。
[35]陳改玲指出，丁易“是五十年代研究新文學史的專家，曾在《新建設》《新中華》等刊物上發表過一系列新文學史的研究文章，在以新觀點新方法研究新文學史方面做出了較大的貢獻。”陳改玲：《重建新文學史秩序：1950-1957年現代作家選集的出版研究》，第3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
[36]《胡也頻選集》編選就涉及丁玲的個人情感及對部分事實的選擇性敘述。袁洪權：《開明版<胡也頻選集>序言的“隱秘事實”》，《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年第2期。
[37]蔡楚生1950年1月30日日記，最早透露出“新文學選集”叢書（“五四文藝叢書”）編選。蔡楚生：《蔡楚生文集》第3卷，第338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年版。
[38]老舍、蔡儀、王瑤、李何林：《<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新建設》4卷4期。
[39[41[42][43][44][45][46][47][48][55][56][58][61][63]丁易：《序》，《郁達夫選集》，第7頁，第19頁，第10頁，第10頁，第10-11頁，第13頁，第19頁，第19-20頁，第20頁，第16頁，第18頁，第18頁，第11頁，第18頁，開明書店1951年版。
[40]陳改玲認為，“擔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的開明書店股東胡愈之，萌發了編選‘新文學選集’的念頭”。陳改玲：《重建新文學史秩序：1950-1957年現代作家選集的出版研究》，第25頁。
[49]魯迅、郭沫若的選集有厚度和冊數參照?！遏斞高x集》分上中下三冊，《郭沫若選集》分上下兩冊。
[50]1930年1月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新版，以春野書店版為底本，刪去郁達夫原序和錢杏邨的《后序》，增加《改版自序》，所收作品完全相同。
[51]其下部散文部分1946年以《達夫杰作選》由上海全球書店出版，此為盜版本。
[52]郁達夫：《達夫代表作》，上海現代書局，1933年版。
[53]冷火：《新文學的光輝道路——介紹開明書店出版的“新文學選集”》，《文匯報》1951年8月20日，第4版。
[54]經過核對，筆者發現序言文字直接進入了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之郁達夫章節。
[57][59][60][62]丁易：《中國現代文學史略》，第247頁，第247頁，第246頁，第246頁，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64]包括柔石、郭沫若、丁玲、葉圣陶、巴金、艾青、張天翼、老舍、聞一多、趙樹理、朱自清、胡也頻、殷夫的選集?！缎挛膶W選集》廣告，《語文學習》1952年第7期。
[65]此處統計基于對孔夫子舊書網的新文學選集各冊之版權頁信息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