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胡丹娃，中國作協會員，著有長中短篇小說多種。現居南京。代表作有《活在福地》《尼采魔咒》《四月五日》等，作品見于《十月》《鐘山》《黃河》《北京文學》《上海文學》《中篇小說選刊》《長江文藝·好小說》等。

在這部七個樂章的大協奏曲結尾，

我為你們寫下一個不完全終止式。

——題記

I

四十年前那個金色的時代，我在南京城南一家文化館工作過幾年。有一年春天，我們文化館面向社會開辦作曲訓練班，我幸運地被館里任命為這個班的班主任。之所以說幸運，是因為我在少女時代就夢想當作曲家，高考恢復那年還不知天高地厚去考過音樂學院作曲系，能在作曲訓練班泡一泡是多么美的事。館里將此重任交給我，我猜還因我是從基層上來的，方便與學員溝通。

文化館藏在秦淮河畔千年夫子廟的古建筑群里，給我們作曲訓練班上課的是藝術學院的作曲家達鳴老師。他不僅課講得好，還寫得一手漂亮板書——漢字氣勢磅礴筆力千鈞，五線譜別具創意妙趣橫生。作曲訓練班的學員都是基層單位的作曲愛好者，不少是業余文藝宣傳隊的骨干，男生居多，個個勁頭十足仿佛自己是貝多芬，畢竟進了作曲訓練班離當作曲家已經不遠。他們卻并不總能篤志凝神，上課時喜歡低聲討論達鳴老師板書的藝術特色，有的還在下面悄悄臨摹，以致忘了聽講。達鳴老師上課愛提問，尤其講和聲學，而他一提問，下面就冷場。達鳴老師用的教材綜合了蘇聯作曲家、音樂理論家、教育家伊戈爾·斯波索賓和美國作曲家、音樂理論家、教育家瓦爾特·辟斯頓和聲學的精華，加上他自己獨到的見解，又有機揉入曲式學、作品分析的內容，非常精彩，非常實用。我恰好在少女時代像攻殺國際象棋一樣專研過作曲理論，所以，每當達鳴老師提問遭冷場，我就代替學員回答。結果，這個作曲訓練班好似專門為我一人所開。有一天，達鳴老師又提問了，他的話音剛落，就有不少同學望向我，等我這個班主任來撐傘，其中當然也不乏等我出洋相者。

達鳴老師的問題是這樣的——

什么是變格終止？

“嗯，這個問題我剛講過的，誰來解釋一下，講不好沒關系。”

鴉默雀靜。

我剛要開口，一個清亮的聲音在教室后排座上響起來。

“變格終止是由下屬和弦進行到主和弦。通俗點說，就是從四級和弦到一級和弦，它通常用在樂段和樂章的結尾，形成一種與正格終止完全不同的和聲效果。有時也作為正格終止的補充結尾，用來達到擴展樂段或樂章的目的，給人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最喜歡用變格終止的是偉大的馬勒！從馬勒一到馬勒九（馬勒的九部交響曲），都可以聽到這偉大的終止式。變格終止也叫教堂終止，經常用在教堂圣歌結尾那聲莊嚴的‘阿門’響起時，所以也叫‘阿門’終止。不過，并非只有西方音樂才用到變格終止，它也常出現在我們中國樂曲的結尾，比如《茉莉花》的終止式。”

啊，這幾乎是把達鳴老師所講的內容全背了出來，又加上了她自己的積累。班上的男生坐不住了，紛紛擰身后轉——

一個年輕的姑娘，自帶聰慧，眉清目秀，烏黑的頭發束在腦后，著紅底白花襯衫，亭亭玉立。姑娘讓男生們眼前一亮，也驚到我了，更讓達鳴老師喜出望外。

“你能上來寫下這個終止式嗎？”達鳴老師發出邀請。

姑娘毫不怯場，離開座位穿越過道，晃動著長至腰際的馬尾翩翩走向講臺。上了講臺，黑眸掠過，嫣然一笑，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穩穩寫下兩個羅馬數字，列出一個變格終止式：Ⅳ—Ⅰ。然后，她玩兒似的在黑板上的空白五線譜上畫出一個美少女般的高音譜號和一個雨傘樣謙恭的低音譜號，一個富有生命的高低音譜表躍然于黑板上。接下來，她向我們展示了更為驚人的傳奇——

她在低音譜上熟練地標出原位下屬七和弦的根音，繼而從下往上依次標出三音、五音、七音，呈現出這個原位和弦的四個聲部。接著她做好兩個和弦之間的連接，各個聲部朝著自己的解決方向有序進行，構成一個完美的變格終止式。

贊嘆聲不絕于耳，我簡直要為姑娘鼓掌了。豈料她并沒完，紅著臉對達鳴老師說：“老師，我可以在琴上彈出這個終止式嗎？”

“可以，可以啊。”達鳴老師為她掀起琴蓋。

姑娘走到鋼琴前，略略思索了一下，纖纖十指在C大調上落下，于是我聽到一個明亮的下屬七和弦，好似晴朗日子里的陽光，讓整個人煥然一新。指尖移動，和弦已連接到主和弦上，一個變格終止圓滿完成。這被2020年代的音樂粉絲譽為“媚藥”的終止式在1982年的作曲訓練班上激起不小波瀾。

“你叫什么名字？”達鳴老師問，他終于發現了一個好學生。

“端木子吟。”

“你是哪個單位的？”

“鹵菜公司。”

“賣鴨子嗎？”有個男生問。

全班哄堂大笑，正所謂“男性造作起來，女人都得靠邊站”。

達鳴老師竟也忍住幾分笑，大約是為端木子吟文質彬彬的名字和鹵菜公司赳赳武夫般的名字之間形成的巨大反差。端木子吟尷尬地立在自己繪制的五線譜前，如休止符一樣孤獨無助。教室里的氣氛讓我感到壓抑，我獨自為端木子吟鼓掌，我不鼓掌誰鼓掌？這班上就我和她兩個女人。我的掌聲是對端木子吟的贊賞，也是對這郁悶氣氛的抗拒。

達鳴老師的掌聲也響起來，男生們幾聲稀疏的響應后爆發了潮水般的掌聲，畢竟是學作曲的，知道每一步都不易。端木子吟圓圓的臉龐上露出笑容，晃著馬尾翩翩返回自己的座位。

“我班同學將來爭取出幾個人，有信心嗎？”達鳴老師愉快地將雙臂撐在講臺上，望著同學們。“有信心嗎？不要迷信權威。”他又說。

但沒人敢應答。

“我班同學要好好學和聲啊，不學好和聲，曲式學根本沒法學。”

“你們看，不難嘛，有信心嗎？”

“有——”雷鳴般的回聲，沸騰的男性氣泡。

達鳴老師滿意地點點頭，開始分析端木子吟所做的和弦連接。他對端木子吟給予充分肯定，但是他在末尾這樣說：“到了創作階段，真實水平才會體現出來，差距會拉得很大，我要看的是創作。”說罷，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下兩個漂亮的大字加驚嘆號——“創作！”引得教室里又一陣贊嘆。最后，他轉過身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所以，要準備迎接新的挑戰。”這話是對全班人說的，也是對端木子吟說的。

在這堂課結尾，端木子吟被任命為課代表。達鳴老師建議再選一位男生，可我暫時還沒看出哪位男生合適。我明白達鳴老師的意思，“作曲這件事得有男生參與。”在中外音樂史上，男性從來都是音樂界的主導，十八、十九世紀的女音樂人只能做男音樂家背后的英雄，連舒曼的妻子克拉拉也只能是“失去姓名的音樂家”。到了二十世紀，一個又一個克拉拉打碎男性光環沖破壟斷，走到臺前創造了獨立樂壇的奇跡，在音樂史上留下一段段佳話。即使這樣，還是會有人認為作曲是男人的事。那么，在這個班的男青年里，最適合當課代表的那一個會是誰呢？

此刻，一個三十出頭、穿白襯衫、留郭凱敏頭的男生站起來，毛遂自薦道：“我愿意當課代表！”全班人都愣住了。

端木子吟飛快地望向那位仿佛來自最火的電影《廬山戀》中的男生，正好這男生也望向她，兩個人的臉都紅了。

我想起了這男生的名字，曉東軍，電子元件廠職工文藝宣傳隊的小提琴手。

兩位課代表定下了。

達鳴老師的板書，沒有人舍得擦去。

II

日子的行板中，我總惦記著端木子吟。那天的課如第一樂章充滿戲劇性的快板，給我留下無盡的回味和期待。這位有點神秘的姑娘似乎有種玩音樂于股掌間的本領，其素養絕非一日養成的。她靠什么養成，靠什么生存？這些我都感興趣。我在她的身上還看到一點自己的影子，時常因她想起七十年代一些與我的作曲愛好有關的人和事。

每周一次的作曲課讓我們得以愉快地見面，她對任命她的課代表身份似乎并不感興趣，只是盡著自己的責任。她在教室墻上貼了一張自己繪制的圖表，上面是用簡譜制作的和弦標記法，既有唱名標記法，也有音名標記法。每次上課前，她將課程講義早早分發好，開水早早灌好，忙完就靜靜地坐在座位上，預習將要學習的新課。班風因她好轉多了，一些上課心不在焉的男生一下熱情大增。課前半小時教室里就熱鬧起來，鋼琴上做視唱練耳的，黑板前做和聲習題的，座位上探討基礎樂理的，翻天覆地的轉變蓋因有了端木子吟。男生們最感興趣的還是讀墻上那份端木子吟繪制的簡譜圖表，尤其是五線譜不好的男生，一邊讀一邊感受制作人的善解人意。男生們對這張圖表的興趣差不多趕上了他們對達鳴老師板書的興趣。課代表曉東軍對端木子吟最感興趣，端木子吟對他卻無多少熱情，只在感覺到他的注目時一低頭，一淺笑，腮間藏起不易覺察的暖暈。只要一上課，她就仿佛換了一個人，渾身每個毛孔都為音樂張開，激情四射，又似那充滿緊張感的半音向著她上方的小二度攀藤攬葛，讓我感到她與作曲家之間真的就差一個小二度。再遇到達鳴老師提問冷場，我索性不代勞了，救場的角色自然交給端木子吟，我發現她比我回答得更好。

有一天，我下班后路過一家鹵菜店，進去買鴨子，一個穿白色工作服、戴白色工作帽、戴白色口罩的姑娘放下手中正看的書站起來，澄波粼粼的眼睛迎向我，讓我對自己的倒影大吃一驚。

“端木子吟！”

“胡老師！”

姑娘絲毫沒有尷尬，倒是我一下萬般失落，沒想到真被班上的男生說中了，端木子吟是賣鴨子的。

“你在這兒工作？”

“是的。胡老師，你要鹽水鴨還是醬鴨？”

“醬鴨吧，來半個前脯。”

“好。”

“你剛才看的什么書？”

“瓦爾特·辟斯頓的《和聲學》，在圖書館借的。”她很興奮，轉身拿出瓦爾特·辟斯頓的另外兩本專著，《對位法》和《配器法》。

“嗬，都借來了呀！你從什么時候愛上作曲的？平時在哪里練琴呢？我那天看你彈琴，看得出你有基礎。”我一口氣問了一串問題。

“我平時在一家剛開的琴行練琴，那里花錢可以學琴、練琴。”

“多少錢一次？你一個月收入多少呀？錢夠用嗎？”

她說了數字，然后道：“緊一緊就好了。我太喜歡了。”

她感動了我。天哪，這不就是我嗎？一個七十年代的我在八十年代重現。

“告訴我，你的終極目標是什么？”

“我想考中央音樂學院的作曲系作曲專業。”

哦，作曲系，這正是我七十年代為之奮斗的，最終碰得頭破血流，她該知道有多難啊。考作曲系作曲專業，鋼琴至少要八級以上，得熟練演奏諸如《車爾尼740練習曲》、肖邦《C小調革命練習曲》、拉赫瑪尼諾夫《音畫練習曲》，抑或李斯特、克里亞賓、卡普斯汀的練習曲，此外，巴赫、貝多芬、莫扎特、克萊門蒂、門德爾松、德沃夏克等作曲家的作品，要么馬思聰、丁善德、賀綠汀、周廣仁等中國作曲家的鋼琴曲，一律要求背譜演奏；作曲這一塊，要在規定時間內根據指定歌詞譜寫一首帶鋼琴伴奏的藝術歌曲，創作一部器樂作品，都是四個聲部的寫作，或者按指定的音樂片段或更小的音樂動機直接即興彈奏，發展成一首單三部曲式的鋼琴曲；理論這一塊，基本樂理、視唱練耳、和聲學、對位法、作品分析、音樂史、文藝概論樣樣得考，還不包括文化考試。然而這些加在一起，都不及鋼琴考試之難。她的目標還是中央音樂學院，比我那時還要偉大。

“你下學期到文化館練吧，我跟館長說說。我們那兒也有鋼琴訓練班，比外面的便宜多了。你就在那兒學，在那兒免費練琴。”

“真的嗎？胡老師，那太好了。”

我快流淚了，她竟然有這樣的志向和理想，若放在七十年代那會兒還能理解，如今八十年代了，人務實多了，可居然還有人這樣不知天高地厚，和我當年一樣生活在夢里。我忽然覺得我們作曲培訓班的使命不只是普及群眾文化、提高基層的音樂創作水平，我們該真的培養出一兩個作曲家，哪怕做一抔泥土為他們根植夢想。我想起達鳴老師的話，“我班要爭取出幾個人”。

“胡老師，我早就知道你了。”端木子吟口罩上方的雙眸忽然透出點頑皮。

“哦。”

“我在湖南路劇場看過你演出，你的舞跳得太好了，舞姿好美。我還拍下一張你跳舞的照片呢，改天我帶給你看。”

我的天，這真沒想到。那個劇場早不存在了。那時的照片我自己一張也沒有留下，那會兒很少有人有照相機。我對她越發好奇了。

“你是怎么愛上作曲的？家里有人搞音樂嗎？”

“我媽媽當過中學音樂教師。”

“怪不得。你媽媽現在呢？”

“她1977年就去世了。”

哦，我心痛起來，是那種真痛，她的母親竟和我的母親同一年去世。

“那你父親呢？”

“父親也不在了。”

我的淚已出。這真像是編排好的，她的身世竟和我的這么相像，父母雙亡。她簡直就是七十年代的我在八十年代重現。

“那你是怎么到這里工作的？”

“分來的。”

“哦。去作曲訓練班是鹵菜公司的決定嗎？”

“不。是媽媽留下的一首歌。”

我的心被她媽媽的那首歌帶上了天堂。

這天晚上，我的心碎綜合征發作了。每逢遇到有所觸動的事，我的心碎綜合征就會發作。我的愛人坐在床邊關心地問我遇到了什么事。我講給他聽，他提醒我，這個端木子吟聽起來像個精靈，你要當心。

可我想幫端木子吟，像當年我的老師們幫我一樣。

III

七十年代是一個金色的時代。金色回想中第一重現的是我當過車工的那家工廠。那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百人大集體工廠，我的十年光陰是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度過的。我十七歲進廠，干活兒笨手笨腳，車刀總是磨不好，一不小心手指還會被砂輪吃掉一塊，廠醫務室是常去的地方。重視職工文化生活的廠領導發現我有文藝潛力，就對我說：“你給我把廠里的文藝宣傳隊抓好就行。”意思是其余的就不指望我了。我于是常常有機會參加脫產排練，那是最偷著樂的時光。排練場就在廠里，哪個車間空著，哪里就是排練場。車間都有活兒時，廠領導就給我們在隔壁大廠借個場地。大廠的人平時戲稱我們廠的女孩子是“小廠飛出的金鳳凰”。我們排練時，他們愛趴在窗上偷看。最有意思的是正式演出時，廠領導一個不落全來觀看，全廠工人無一人缺席。我們宣傳隊最經典的節目是蒙古族舞蹈《擠奶舞》，那是革命現代舞劇《草原兒女》中的一段集體舞。我自然是第一個出場。但見我，一個躍步上“舞臺”，眺望一眼遼闊的草原，翩然轉身招呼同伴，于是提著奶桶的女工在置滿大小車床的車間里移動腳尖搖步擺肩整齊而出，從工人師傅的膝前穿過，來到“牧場”愉快地將牛奶擠進奶桶。

宣傳隊越辦越好，我們常常出去參加區里的匯演，有時候還代表區里參加市里的演出。廠里對我包容到即使我自說自話從外面買雙芭蕾舞鞋把發票拿回廠里報銷，工會主席也二話不說給報了，只是簽過字后叮囑我：“以后不要先斬后奏呀！”那個年代工廠才子才女不少，廠越小，人才越多，卻不是每個廠都像我們廠那樣尊賢愛物。那時，我們的舞蹈都是我先從外面學來，再教會宣傳隊。模仿多了，自然想自己創作一點節目，少不了要寫寫曲子。于是，我為自己編的獨舞寫音樂，為自己編的小舞劇寫音樂，真正自編、自導、自演。我們廠的樂隊很棒，只有幾個人，卻管樂、弦樂、鍵盤樂齊全，樂手都是高知的孩子，和我一樣。他們對我這個女娃娃寫的曲子一點不嫌棄，心甘情愿地演奏。樂隊隊長名叫金波，患有小兒麻痹癥，笛子、提琴都好，懂音樂，他常說的贊語“可以、可以”激勵著我不斷創新變化。有次在外面演完了，省音協的老師到臺前問曲子誰寫的，金波指著我說：“她！”老師說：“寫得好啊。”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專業老師的評價，很開心。那種開心，是一種為我們廠宣傳隊的開心，為我們樂隊的開心，總之是一種非常大度的開心，最開心的是再次聽到金波的口頭禪“可以、可以”。這樣的金波后來卻患上抑郁癥自殺了。我常在作曲訓練班的課代表曉東軍身上看到金波活著時的影子。

我不斷用“那時”來表達漢語的時態，在年代之間跳進跳出，因為唯有“那時”才能夠比較好地表達我對那時的敬意。那個百人的工廠，是我金色七十年代的第一位老師。

我愛著音樂，憑感覺玩著它，工具箱里的紙上全是哆來咪，直到有一天遇見我的第二位老師。

蔡敬民老師是一位竹笛演奏家，時任教于南京藝術學院音樂系，他正對傳統十孔竹笛進行革新。他的研究突破了十孔竹笛音域狹窄、轉調受困的限制，大大提升了中國竹笛的藝術表現力。大約是在蔡老師新竹笛研究的初始階段，有一天我的好友威兒帶我去他家玩，當蔡老師得知我在工廠當車工時，便請我幫他做點東西。我接過蔡老師遞上的圖紙，像接住一份秘密圖紙。當車工的，誰沒干過點私活兒呢，我便在閑暇時間幫蔡老師車做竹笛革命需要的零件，用的是車間里隨處可見的邊角料。雖然，當時我還不知道這場竹笛革命后來的影響，卻也感到幾分神圣。我做的零件，蔡老師十分滿意，作為回報，他將他的書房對我敞開，讓我想看什么書只管拿。你猜我第一次借的是什么書？當我將伊戈爾·斯波索賓的《曲式學》從書架上拿下來交到蔡老師手上時，蔡老師笑了。

“啊，喜歡看這個？”

蔡老師讓我帶回的不僅有《曲式學》，還有《基本樂理》等基礎理論書籍。從此，我真正迷上了作曲。我的簡譜知識和五線譜知識都是無師自通，啃線譜樂理不算難，曲式學的線譜譜例也能看懂，我窩在車床旁用功的樣子，很像后來端木子吟窩在鹵菜店鴨子堆里用功的樣子。

我成了蔡老師家的常客。蔡老師住在一個類似于城中村的地方，只不過那里住的都是高校的知識分子。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我竟嫁到這個村子里的一戶老師家，和蔡老師成了鄰居。

那時除了在蔡老師家借書，我還常去南京圖書館，那里有我父親的一位老朋友，祁叔叔。我的幸福不僅在于擁有一張南京圖書館的借書證，在南圖讀了不少藝術專著，還在于能讀到一些不能搬回家的資料。祁叔叔在外文資料室工作，他常常為我準備好我想看的資料，當然是中文的。已記不清是些什么資料，只記得讀資料的感覺：我在外文資料室里閱讀，沒人嫌棄我，沒人攆我走。還有一種幸福就是在圖書館裝滿卡片的細長抽屜里扒拉著卡片查找各種書目的手感。1970年代的南圖，是我金色七十年代的第三位老師。因為蔡老師，我開始讀音樂啟蒙的書。因為祁叔叔，我的閱讀擴大到整個藝術類書籍。文學書的博覽則緣于好友威兒家的藏書，她家住在一幢民國建筑里，這是另一個故事了。

那個時代也有一些灰色記憶，我的心卻明亮著。

那時，像后來我的詩人朋友所說：“心里充滿了電量。”

我漸漸地萌發了考學的愿望。父親知道了我的愿望，便給我找老師。他找的是他的老朋友施佩秋。父親一直默默地支持我，幫助我。

我的考學計劃雖是異想天開，卻得到了施阿姨的全力支持。施阿姨那時在電臺當音樂編輯，在一個春風沉醉的晚上，她領著我去拜師，拜的是她的學長、戲曲音樂教育家武俊達先生。武先生看完我的音樂習作，滿懷喜悅地對施阿姨說：“她的旋律不錯，我看可以學起來。”就這樣先生收下了一個熱愛音樂的青年，我成了他的學生。我多年后讀武先生的紀念文集，才知道他當時的學生都是知名人士，其中有正在南京大學研修中國京劇的美國留學生、中國第一位“洋貴妃”伊麗莎白·魏麗莎。唉，我一個初中都沒上好的普通小青年能做他的學生是多么幸運啊。武先生畢業于蔡元培創辦的中國第一所音樂學院——國立音樂學院，攻讀音樂創作、聲樂兩個專業，他抗戰時創作過許多進步歌曲，抗美援朝期間所創作的歌曲《打！狠狠的打！》膾炙人口，成為中國二十世紀的經典歌曲。他還是一位優秀的指揮家，在南京解放初期，曾把一支國民黨軍樂隊改造成一支革命樂隊。每逢重大活動，他都指揮樂隊演奏，氣勢磅礴，有國家領導人曾贊賞過他的指揮風采。他教我時，正任教于江蘇戲曲學校。他家是我最喜歡的去處，我的城南舊事就是從那時開始的。武先生面容俊朗，嗓音清亮，“伴隨學過聲樂人的特有共鳴和早年抗戰時期艱苦生活落下的咳喘聲”（引自武先生女兒武小雅《爸爸的笑聲》），講起課來神采飛揚，輔以他指揮家般瀟灑的手勢，極具感染力。我印象最深的一個畫面：他給我講音樂材料的發展方法，講到重復手法時，用了貝多芬《命運》交響曲開頭的音樂動機做例子，“咪咪咪哆——”隨著他口中振聾發聵的命運敲門式動機響起，命運之神向“被命運扼住喉嚨”的人類發起挑戰！之后，音樂動機連續下行二度模進，發展成驚慌不安的主題；縮減后連續上行整體模進，分裂后又連續下行整體模進，構成新主題。之后，倒影重復，模進再模進，第一主題不斷發展，敲門聲不斷，命運之神步步緊逼，威風凜凜。終于，振奮人心的第二主題出現了，覺醒的人類通過斗爭戰勝命運，沖破黑暗迎來光明，直至波浪壯闊。武先生也由坐姿變成站姿，像詩人一樣手舞足蹈，熱淚盈眶，幾乎唱完了七分二十秒的第一樂章，展現了這位從民國走來的音樂家、教育家的無限風采。

那時，我隔些天便到武先生家上課。每次去了，我先向他呈上作業，他那么瀟灑地揮臂哼唱，投入其中，好像那不是一首小青年的習作，而是一首即將由他指揮演奏的世界名曲，我幼稚的樂句在他口中變得那樣好聽。“我看你能行，應該勇敢地去闖！”武先生對我說。

我知道，施阿姨和武先生是在幫我圓夢，是在為我父親的女兒圓夢。他們所做的是一個不論何時想起來都讓我感佩到淚崩的傳幫帶、一托一，只是當我意識到這些時，他們已經不在人世了。

我的第五位老師侯澄階是在我學完曲式學后出現的。侯澄階先生時任教于南京師范學院音樂系，即我后來的母校南京師范大學的前身，他是武先生和施阿姨在國立音樂學院的同學。當我學完曲式學，武先生向施阿姨提議讓我跟侯先生接著學和聲，于是施阿姨帶我到侯先生家，滿頭銀發的何澄階先生如武先生一樣收下我，不講任何條件。我通過神圣的一托一，被傳到侯先生手中。侯先生就住在南師對面，數年后我任教的學校就緊挨侯先生家。在學習曲式學時，我已經接觸到一些和聲知識，正式跟侯先生從頭開始學和聲后，我對原位和弦、轉位和弦、和弦行進的方向、和弦的連接、根音、冠音、音程關系、聲部間的關系、終止音、終止式等，這些音樂堂奧之謎有了深入探究的機會。伴隨每次課后大量的和聲習題，我的邏輯思維能力也得到鍛煉。武先生所教授的曲式學和侯先生所教授的和聲學讓我受益終身。

時間到了恢復高考這一年，我終于要考學了。那時母親已經去世，父親為我準備好了盤纏，我向廠里請假出發了。

1977年上海音樂學院的高考報名場面是人山人海，大約有幾千人。“我看你能行，應該勇敢地去闖！”武先生的話在耳邊響起。氣定神閑地報完名，我回到臨時居住的牟老師家，牟老師也是施阿姨的老同學。在牟老師自制的仿古鋼琴上，我彈著曲子。考試就要到來，我好像并不緊張，大約是因為終于能來此一搏，已經知足。亦所謂大將臨戰，不慌。仿古鋼琴的音色太美了，我竟有幾分陶醉。考試這天，師娘為我準備好早餐，是上海特有的早餐。

結果，我當然沒有考上。

回到廠里，廠里竟沒有一人為我難受，大家認為我考不上是正常的，因為全國才取兩名。從領導到車間同事都為我歸來而高興，車間的同事告訴我，班組把我請假的日子全打了出勤。

我后來才知道，施阿姨、武先生、侯先生、牟老師都知道我不會考上，但他們都希望我去試試。抑或他們是為了完成我父親的囑托，把這顆革命種子傳送到她想到達的地方。這顆種子終于走進考場，他們的心愿也就算完成了。

…………

(未完待續，全文見《黃河》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