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湖南日報》的文章，將謝璞兒童文學獎頒獎典禮落戶洞口縣，比作在這兒“栽下了一棵常青樹”。這個比喻非常貼切。謝璞老師本人，也是中國文壇的一棵常青樹。他輝煌的文學業績，將被后人永久傳誦。

我與謝璞老師相識和跟班學習長達４７年，其中密切接觸與交流有１６年。那是我在洞口縣直機關工作的８年，以及在長沙省直機關工作的８年。后來我去北京中央機關工作，密切接觸與交流的機會少了，但每年至少有一次敞開心扉的深談。為此可以說，對于謝璞老師早、中期的文學創作思想、成就和應有文學地位，我應該是有一定發言權。但由于我尊崇的是“中國古代文論”的基本理念，可能在某些人眼里有點陳腐，所以在評價謝璞老師代表性作品時，與某些人衡量的標準不太一致。因此且算一家之言。

早期創作

１９３２年出生的謝璞老師，生在舊社會，長在新中國。少年時代處于兩個社會制度的交替時期。他出身貧寒，父親是彈棉花的手藝工人。為了謀生，領著家人從鄉村搬到高沙鎮安家，因為那兒掙苦力錢的機會更多一點。為了讓下一輩更好地謀生計，竭盡全力送孩子們念書。所以謝璞老師是舊社會苦難生活的親歷者。尤其親睹日本侵略者在“雪峰山會戰”期間，將高沙鎮燒成一片瓦礫，更深知國家積貧積弱、政府腐敗無能給老百姓帶來的深重苦難。所以在心靈深處，謝璞老師對新社會充滿感情，對中國共產黨真心擁護。他不知有多少次對我講：“沒有共產黨，你我這樣的手藝人子弟（注：我的父親是泥瓦匠），很難有出頭之日。”我們研討謝璞文學創作，一定要記住他的青少年生活經歷。

光有豐富的生活經歷和深厚的思想感情，不可能自然而然結出文學之果。謝璞老師由一名普通的高中學生成為文學作者，自有一番艱難歷練。這個，每一位寫作者都有深切體會。謝璞老師的成功在于，盯住當下最緊要的社會事件，表現人們最關切的社會生活。而在那時，最大的事情莫過于農村合作化運動。他的第一篇文學作品《一籃子酸菜》，表現的就是這個內容。其主題與柳青的著名長篇小說《創業史》基本相同。該文發表在北京出版的《新觀察》雜志，頓時在本地產生了轟動效應。那是１９５４年，他才２２歲，應該算少年早熟。因為那時刊物很少，發表作品相當不易。這篇作品現在看來盡管有點粗糙，但堅定了他的創作指導思想，即“文章合為時而著”。通俗點說，寫作切不可脫離現實生活，遁入象牙之塔。這就是中國文化人的寶貴傳統，可以從《詩經》《史記》覓得軌跡，盡管現在某些人不以為然。

自然，光是緊貼社會現實，還不等于寫出的一定是好文學作品，還可能是概念大于形式。謝璞老師始終不渝的又一重要創作原則是：堅持“真善美”的標準。他多少次對我諄諄教誨：“一定要人物美、語言美、環境美。切記不要‘假惡丑’。”謝璞老師未經過大學中文專業的古典文學系統學習，為彌補這方面的不足，他在學習古代優秀文學作品，尤其是古典詩詞方面狠下功夫，因之成果赫赫。所以在他筆下，一切都顯得那么美好。

初步體現謝璞老師創作風格的，是他其后發表在《長江文藝》的短篇小說《姊妹情》，寫人狀物，都顯示出他的獨特風格。１９５９年８月，他在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即以此為書名。這一創作風格，以后便貫穿了他的寫作始終。就如沈從文、周立波的作品，始終有自己的風格一樣。這也是他堅持“真善美”創作宗旨的生動體現。

謝璞老師的作品風格形成后，在創作道路上立即產生新的飛躍。他在１９５６年從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回來之后，作品如井噴一般，一發而不可收。最能體現他這一時期文學創作水平的，則是１９６２年３月發表于《人民文學》雜志的《二月蘭》。這是當期的短篇小說頭條，可見分量之重。它所代表的，也是當時全國短篇小說創作的最高水平，這一年，他才剛３０歲。

這部作品發表，立即在全國文學界引起轟動，廣大讀者爭相傳誦，專業人士也紛紛關注。１９６３年３月，權威的《文藝報》發表了著名文學評論家歐陽文彬的文章《漫談謝璞的作品》，對他此前的文學創作進行系統評論，予以高度評價。歐陽文彬在文章里說：“謝璞善于給生活插曲譜上時代的聲音，把個人感情融入對集體的熱愛。他到處物色足以寄托自己的熱情的材料，即使他所擷取的只是生活長河中的一朵水花、現實風云中的一抹霞光，即使他所創造的只是祖國壯麗圖景中的一個細部、社會主義交響樂曲中的一簇音符，總能讓人感覺到我們的農村多么美好，生活多么幸福，勞動多么愉快，人民多么可愛。謝璞歌唱這一切，唱得真摯、自然而又委婉。他的歌具有抒情的基調、明快的節奏、歡樂的旋律。他唱的是新時代的田園之歌。”“他那明麗的筆墨，娓娓的敘述，仿佛陣陣輕風，股股流泉……在那字里行間，跳動著久違的故鄉的脈搏。而躍然紙上的湘西兒女，更免不了要勾起我遙遠的記憶。”

可惜那時還沒舉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活動，否則，該作品肯定獲獎無疑。從作品質量說，謝璞老師與同年代的全國短篇小說高手李準（《李雙雙小傳》作者）、王汶石（《新結識的伙伴》作者）、茹志鵑（《靜靜的產院》作者）等，處在同一水平線上。

也因為上述創作成就，謝璞老師深得老一輩作家周立波、嚴文井、蔣牧良等器重，贊揚他的人品和文品，還親自給他寫信，為他的作品寫序。所以至少在湖南當代文學史上，應該給謝璞老師寫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若以年齡劃分，這可以算作謝璞老師文學創作的早期。早期即是他文學創作的高峰期。

中期文學創作

如果再按年齡劃分，謝璞老師中期的文學創作，即從３０歲至６０歲這個時間段。這段時間，正是國家政治風云劇烈變幻之時。這又可細分為三個階段。

階段一，從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６年，謝璞老師按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遵循“真善美”的標準，繼續《二月蘭》的創作風格。這段時間的代表作，是１９６３年發表在《上海文學》的短篇小說《織蓑女》，以及于１９６４年在《湖南文學》連載的中篇小說《這邊風雨》。前者繼續著作家特有的風格，以農村男女青年的愛情生活為主線。后者則從作品內容到表現形式，都有了極大升華；寫作風格則與此前作品一脈相承，娓娓動聽的敘述中不乏抒情的描寫；同時篇幅大增，容量擴展。這是謝璞老師文學創作上新的里程碑，發表后即引起強烈反響。很快被湖南省花鼓劇團改編成多幕花鼓戲《牛多喜上轎》，并由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籌備拍攝電影。

湖南省著名文學評論家馮放，在該作品發表３０年后，仍對它予以高度評價。稱：“《這邊風雨》……塑造了一群人物，通過這一群人物的思想感情的表達和彼此關系的敘述，生動地再現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建設的一個歷史階段。《這邊風雨》的容量很大，它雖然不過五萬來字，嚴格來說還是一個短篇小說，但它包含的社會生活內容，抵得上一部一、二十萬字的作品的容量；這就是它能改編成戲劇、電影的原因。應該說，《這邊風雨》是謝璞的一部力作。”（見《理論與創作》１９９４年第４期）。該作品在湖南當代文學史上，應有它的一席之地。

階段二，從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７年，謝璞老師經歷過從省文聯機關直接下放到綏寧縣武陽人民公社勞動的歲月；調任邵陽地區文工團創作組組長；再重回湖南省文聯機關。

那年代文學創作不受重視，戲劇創作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創作指導原則是程式化的“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結果弄得千人一面，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完全相違。就是在這種創作氛圍里，謝璞老師硬著頭皮迎難而上，領頭創作了一部大型歌劇，名為《石嶺紅路》，以邵東縣野雞坪大隊的事跡為原型。這部劇也不知經過多少次修改，前后費時兩年，從劇作者到演員都勞心費力，苦不堪言。而在上省里參加會演時，評價卻不太高。這對謝老師是很大打擊，因為他真心實意想要做好，沒料到事與愿違。他心里既不免焦慮，又感覺無奈。

以后整個文藝指導思想有所調整，文學創作又提上日程。上海創辦了《朝霞》月刊，湖南也籌備創辦文學刊物（即后來的《湘江文藝》）。在文學刊物創辦前，湖南省革委會政工組下設的文化組，決定編揖出版一本短篇小說集。于是有關人士想到了謝璞老師，鄭重向他約稿。他十分高興，卻不知如何選擇題材和確定主題。按照《二月蘭》和《這邊風雨》的路子走肯定不行了，只能努力“三突出”。他心里還想著那三個字：真善美。因為那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載明的。就這樣，謝璞老師寫出了短篇小說《報春花》，列為省革委會政工組文化組主編短篇小說集的壓卷之作。小說以農業學大寨為背景，與以往的寫作風格相去甚遠。

在這以后，謝璞老師開始了新的文學探索。《湘江文藝》創刊時，他發表了短篇小說《飛躍》，主題是批判極左思潮，結果差點被文藝思想更左的湖南師范學院中文系的“工農兵學員”公開批判。他還寫過一篇反映階級斗爭的《桃花水》，自己也覺得沒有新意。他又寫了一個短篇小說《荷花嘴奇遇》，卻因為有一定創新，竟未能公開發表，只能在內刊《長沙文藝》刊登。他還在《人民日報》發表過一篇散文：《韶山飛出的一把土》，從內容到文筆都不是十分滿意。他繼續努力探索，盡量在“真善美”與“三突出”之間找到平衡點。功夫不負苦心人，又一篇代表作《珍珠賦》終于橫空出世。

那時他重回文聯機關不久，受省相關領導委派，與另一位作家孫健忠同去洞庭湖地區采訪并寫作“農業學大寨”的報告文學。這篇報告文學兩人共同署名，發表在《湘江文藝》上。謝璞老師意猶未了，寫作的沖勁還在心頭激蕩。湖區人民的實干精神太令他感動了。這才是生活中的“真善美”。他按捺不住滿腔的激情，只用了一個晚上的工夫，便寫就散文《珍珠賦》，投寄《湖南日報》文藝部。文藝部主任劉豐讀罷拍手叫好，當即簽批，在《湖南日報》副刊頭條發出，時為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６日。該文刊發后，引起開始復蘇的全國文藝界廣泛關注，被收入權威性文學作品選集。同時引起教育界高度重視，先后被收入中學語文課本和大學語文教材。這是謝璞老師創作道路上的又一座豐碑。

階段三，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６年。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再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學創作總體指導思想跟著調整。謝璞老師于是再次遇到了難題，一度又不知如何下筆是好。

１９７７年３月號的《人民文學》雜志，刊發了謝璞老師發于內刊《長沙文藝》的小說《荷花嘴奇遇》。如前所述，這篇作品有一定新意，既不完全同于《二月蘭》，也不完全同于《報春花》，而是按照“真善美”的標準，做的一次有意義的探索。那時《人民文學》尚未被“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霸屏，這才刊登了謝璞老師這篇“舊作”。他很欣慰，好像又找回久違的感覺了。

然而從這年第１１期“小說專號”開始，《人民文學》風格大變。謝璞老師感覺自己與許多時尚的創作主張格格不入，因之又陷入深深苦惱。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他在上海文藝出版社結集出版了《無邊的眷戀》，收錄的多為舊作。自那以后，再沒有國家重量級出版社編輯出版過他的文學作品（兒童文學作品除外）。各種大型文學評獎，同樣與他無緣（兒童文學作品除外）。《人民文學》也極少發表謝璞老師等同一輩“文革”前獨領風騷的作家的作品，因為他們趕不上文學創作的新潮流。

名目繁多的文學評獎，給謝璞老師自然帶來些許壓力，因為一些獲獎者就在他周圍晃來晃去。在某些人眼里，謝璞老師已然“落伍”，不再是文學湘軍的主力。但他并沒停止手中的筆，也沒有停止新的探索。他的寫作題材大幅度擴展，主題進一步深化，文鋒也柔中帶剛，讓人回味無窮。這十年間，他按照自己恪守的“真善美”原則，不斷推出新的作品，數量較前期大增。新的代表作有短篇小說《相知》（發表于《湘江文藝》，由《新華文摘》轉載）、《蘆蘆》（發表于《上海文學》，先后由《中國文學》英文版、法文版翻譯轉載）、《爬窗》（發表于《人民日報》）等，以及《一滴茅臺》等若干優秀散文。１９８６年，推出長篇小說《海哥與“狐貍精”》（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終于使他的文學創作攀上新的高峰。

謝璞老師曾計劃創作一部以“農業學大寨”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擬名《奔騰的孔雀河》。由于創作思想過于僵化，表現手法過于拘束，費時數年也未能完稿。進入新時期，他重新梳理創作思路，吸收《二月蘭》《這邊風雨》的成功經驗，揚棄某些陳舊觀念，不惜對原稿推倒重來，于是有了鳳凰涅槃般的《海哥與“狐貍精”》。

它是這個時期謝璞老師的重要作品，是他唯一的長篇小說。它同樣以男女青年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展開了廣闊的社會生活場景，塑造了多個性格鮮明的人物。既有剛勁火辣的剖析力量，又有柔美溫婉的抒情畫面。讀來既令人深思，又感覺回腸蕩氣。著名文學評論家艾斐于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１日的《文論報》發表專文，高度評價這部作品。他說：“作品的背景大，人物活，情節兀躍，細節真實，生活味濃，時代感強，筆法多變，描寫細而生動，通篇充滿了濃烈的感情、濃郁的詩意和濃厚的抒情氣息。筆鋒翔弋之處，無不楚楚動人；人物出沒之際，更能撼心移情。”

馮放即把這部長篇小說與謝璞整個文學創作串聯起來，說：“由于他的創作一直貼近生活，所以從短篇小說《一籃子酸菜》、中篇小說《這邊風雨》到長篇小說《海哥與“狐貍精”》，就把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輪廓，清晰地勾勒出來了，使得這些文學作品具有了歷史文獻的價值。”我以為這個評價是中肯的，是對謝璞老師文學成就的準確定位。

謝璞老師與兒童文學

謝璞老師在兒童文學創作方面的成就，已有定評。他在這一領域的地位，基本上沒太多爭議。他的兒童文學代表作是短篇小說《竹娃》，發表于《長江文藝》１９５６年第２期，３０年后，獲得第二屆全國兒童文學獎。可見優秀文學作品的藝術生命力。他的另一部兒童文學代表作是小說集《憶怪集》，出版于１９８１年，榮獲全國少年兒童優秀讀物獎。關于該書，一直對謝璞老師文學創作高度關注的著名老作家嚴文井，在“代序”中熱情稱道：“你是一個有自己特色的作家……使你作品閃出光彩的，最重要的還是你的‘人物’，那些善良、勇敢、勤勞、具有自己的善惡觀的普通人民。他們總是不幸，總是失敗。然而他們的靈魂總是閃光。”

謝璞老師對兒童文學的熱愛與創作，伴隨著他的全部人生。在成名作《竹娃》發表之前，他還發表過一篇兒童小說《吉平得寶》。進入創作中期，他在別的文體創作方面備感壓抑，乃將部分精力投身于兒童文學創作。他對我說：兒童文學創作，最能體現“真善美”的原則。到了晚年，謝璞老師的重要作品是中篇小說《夜郎西舅》（２００７年發表于《大家》），然后便是大量兒童文學作品，不同體裁、不同篇幅的都有。如長篇童話《小狗狗要當大市長》等。此外，他還以相當多的精力，主編兒童文學刊物《小溪流》，創辦兒童讀物《小天使報》。足見他對兒童文學何等投入，視為文學生命的重要部分。這種情況，在浩浩蕩蕩的文學創作大軍中，頗為罕見，難能可貴。人民文學出版社以《血牡丹》為書名，將謝璞老師的兒童文學代表作結集出版，也是對他兒童文學創作成就的充分肯定。

可敬的謝璞老師，您是中國當代文學大花園中一棵名副其實的大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