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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長篇新作《歡迎來到人間》是畢飛宇切入當代、觀照當下的突破性作品。圍繞著主人公傅睿“醫者”“患者”“解放者”的三重身份，作者呈現了微觀權力籠罩下當代城市生活的現實圖景，摹寫了城市人群彌散性的“神經癥人格”，并試圖以“非理性”作為沖破壓抑、爭取自由的力量。小說以“非暴力”的敘事方式，真切地貼近了當代都市人群波瀾不驚又日復一日的精神困苦，從而在當代小說中獲得了一個獨特的位置。

關 鍵 詞

畢飛宇 《歡迎來到人間》 非理性 神經癥人格

暌違十五年，畢飛宇推出長篇新作《歡迎來到人間》。畢飛宇寄予了這本小說厚重的使命：“一個作家沒有理由到他死的時候，對他的家人和讀者說，‘我’的一生跟當代無關。從文化結構上講，我什么都不缺，只缺一個東西嵌入當代。”[1]

小說原定的題目是《傅睿》，畢飛宇要通過主人公傅睿切入、書寫、表達當代中國，“去展望新世紀之后整個族群的生活”[2]。

醫者傅睿：人間圖景中的“天使”

《歡迎來到人間》的主人公傅睿是一名外科醫生。醫生是“掌握醫藥知識，以治病為業的人”[3]，在中國民間文化中，對醫生還有懸壺濟世、普濟眾生的道德要求。因此，醫生是一個具有高度文化負載意義的職業，至少包括三種屬性，治病救人的拯救者、掌握知識的社會精英、舍己為人的白衣天使。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醫生的形象也正是從這三個方面出發，結合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語境來建構的。

晚清時期的中國，日薄西山、危機四伏，而革命救亡的腳步正在逐漸迫近，革命者將民主科學視作挽救國家的良方。于是，“國家-積弊-志士-救亡”的關系，相當自然地被轉化為“患者-疾病-醫者-治療”的關系。《老殘游記》中，老殘為大戶人家黃瑞和治療潰爛病的隱喻被許多學者認為是這類模式的開端。到了抵抗日本侵略的1940年代，“醫生-社會／國家”這一關系有了更加明確的表達。夏衍的《法西斯細菌》以研究戲劇的醫學家俞實夫為主人公，直接將法西斯才是破壞中國人生活的最大細菌這一主題彰顯在題目上。在陳白塵的《歲寒圖》中，黎竹蓀行醫和編制《防癆計劃》的經過，既是履行醫生使命的過程，更是認識并暴露社會黑暗，逐漸承擔起為國家“診病治病”的責任和使命的過程。家喻戶曉的魯迅棄醫從文的故事，更是極大地鞏固了“醫生-社會／國家”之間的關聯性，使其幾乎成為現當代文學中涉及醫生形象時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新中國成立以后，救亡圖存不再是時代的主題，醫生形象的塑造偏重于強調其道德屬性。“醫生-社會／國家”之間的關系從對國家的療救，轉為對不合理的社會潮流的拒斥。在丁玲1940年代的作品《在醫院中》里就出現過的，在不理想的現實環境中堅持自我的醫者形象，在新時期以后的小說中得到了繼承和發展。1980年代，諶容《人到中年》中的陸文婷大夫表達的是知識分子對人性的堅守；1990年代，池莉《霍亂之亂》中的聞達大夫則代表著在市場經濟浪潮中“不求聞達于諸侯”的自持與堅定。

《歡迎來到人間》繼承了百年文學的這一書寫傳統。小說伊始，作者便以相當精致的筆墨繪制了一幅城市景象，表明這部小說并不止于講述一個醫生的故事，而是要為人物創造一個仿真的世界，借人物的視角觀察城市、觀照當下、摹寫時代。

小說從一尊“千里馬雕塑”開始：

為了體現時代的速度，一尊城市雕塑很快矗立在了橢圓形廣場的中央。是一匹馬，坐北朝南。絳紅色，差不多像人一樣立了起來，像跑，也像跳，更像飛。馬的左前腿是彎曲的，右前腿則繃得筆直——在向自身的肌肉提取速度。馬的表情異樣地苦楚，它很憤怒，它在嘶鳴。[4]

恍如《子夜》一開篇，茅盾就用異常龐大的霓虹電管所射出的“Light, Heat, Power”來標識1930年代的上海, 畢飛宇用這座千里馬雕塑直指時代的要害與癥結——速度，以及速度帶來的痛楚。城市圍繞著“千里馬廣場”向我們鋪開，戶部大街正南正北，米歇爾大道正東正西，兩條道路，隱含著這個城市過往的歷史。不過，在滾滾的經濟洪流面前，歷史算得了什么呢？不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氣息”的殘留。路兩側高大的梧桐被砍光了，明朝的鋪路石換成了瀝青，一切都是快速、現代的樣子。就連道路的名字也被改成了“南商街”“東商街”，“商”的邏輯簡單粗暴地蓋過了一切。在對城市景觀進行“航拍”之后，作者將鏡頭對準了主人公傅睿工作的地方——位于黃金位置的市第一醫院。繞過最為顯眼的門診大樓，作者的鏡頭推進到第一醫院“真正意義上的主要建筑”外科大樓，然后進入門診樓內部，聚焦到第一醫院的王牌科室泌尿外科。通過類似一組電影慢搖鏡頭般的描寫，畢飛宇清楚地刻畫了醫院與外部世界的關系——醫院非但不是世外桃源，反而是商業的中心、各種利益的交匯點。正如第一醫院的書記傅博在市人大的報告中強調的，“我們去年的營業額超過了十個億”。這里不只是救死扶傷的醫院，它更是一個盈利的單位，是這城市的交匯點，“人間”的樣板間。然而，第一醫院泌尿外科的主刀醫生傅睿卻是這“人間”的一個例外。

小說中“人間”這個詞的第一次出現，正是在傅睿與敏鹿相親的時候。從敏鹿的視角觀察到的傅睿：

傅睿的眼睛是多么地好看哦，目光干凈，是剔透的。像玻璃，嚴格地說，像實驗室的器皿，閃亮，卻安穩，毫無喧囂。這樣的器皿上始終伴隨著這樣的標簽：小心，輕放。敏鹿會的，她會小心，她會輕放。敏鹿就那么望著傅睿，心里說：傅睿，歡迎來到人間。[5]

小說的題目據說正是編輯程永新從這里摘取的，可以看作是整本小說的題眼。畢飛宇將“白衣天使”拆分開來，放大了傅睿的“天使”屬性。“歡迎來到人間”，即他雖然在人間，卻不屬于人間，不熟悉人間。小說不斷地強調傅睿的“非人間性”。當傅睿偶爾端詳車窗外，他發現：

今天的空氣特別地臟，黏稠得很，都有些發黃了。實際上，空氣一直都是這樣的，傅睿沒有留意過罷了。傅睿很少注視二十米之外的遠方，更不用說天空了。傅睿一直待在室內，基本處在燈光的下面，空氣總是那么干凈，它透明，接近于無。這一切原來都是假象，空氣結結實實的，固體一樣凝聚在一起。

作為天使，傅睿與“人間”最大的格格不入之處在于他的寡欲。他不慕錢財、不諳官場之道、不享口腹之欲、不善社交、沒有特別的愛好，甚至已經沒有了性生活。在這個熱氣騰騰、充滿欲望的城市里，傅睿顯得鶴立雞群。

作者為傅睿設置了一個“參照系”，郭棟。郭棟是傅睿的同事，也是博士期間的同學。同樣是大夫，郭棟卻在各個方面都幾乎是傅睿的反面。傅睿是“官二代”，郭棟是“鳳凰男”；傅睿孤傲，郭棟隨和；傅睿瘦弱，郭棟強壯。而最為重要的是，傅睿寡欲，而郭棟可以說是縱欲。小說用一道令人口角生津的菜詮釋了郭棟的人間性：

鐵鍋里的鐵生煙了。大爺把事先預備好的大蔥、姜、桂皮、花椒、八角扔在了油里。熗完了，廚房里芳香四溢，未成曲調先有情哪。——油鍋就是在這個時候燃燒起來的，它的火苗躥得比大爺的腦袋還要高。大爺瞅準了這個時機，倒進了羊雜。油鍋“嗞啦”一聲，既像疼，也像高潮。烈火烹油，鮮花著錦。所有的羊雜當場就改變了它們的顏色與造型……香啊，香。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香，像命運的撞擊。……它伴隨著致命的誘惑，驚為天人。天上人間，不枉此生。

這道菜的名字就叫“天上人間”。這樣誘人的甘旨肥濃，這樣熱鬧的人間煙火氣，恰與傅睿清冷寡淡的“非人間”性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用敏鹿的話說，郭棟“跟上這個時代了，整個人都蓬勃，正享受著這個享受的時代”，而傅睿“吃力得很，說受罪也不為過”。[6]

傅睿寡欲，也就與人間拉開了距離，他得以“懸浮”著，以一種高半等的姿態微微俯瞰著這個人間。透過傅睿的視角，作者呈現了一幅“人間”的眾生相。這里有撈金無數，如今卻因病幽閉喪失自由，只剩下基本求生欲望的前報社領導老趙；有靠點鈔票起步，一步步發達的銀行行長郭鼎榮；有談了七次戀愛，如今甘當胡先生情婦的護士小蔡……情感與欲望、父母與子女、媒體與公眾，現代社會的諸多議題都可以在這個浮世繪中找到蹤跡。這個“人間”既是復雜的，又有著清晰的邏輯，作者在一開始就言明了：“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不是買就是賣。”[7]理解和認可它，便能在人間怡然自得、翩翩起舞。小說里有個“觀自在”會館，在這個會館里，權錢交易、假鳳虛凰天天上演，這里是“人間”的極致形態，也是作者對“人間”的極致諷刺。作者說，看吶，那些名利場中的人，他們多么自在！然而這種自在，卻都帶著某種病態。郭棟是病態的貪婪：“每一頓飯都像玩命兒。是爭分與奪秒，是強取與豪奪。是落荒。是餓狗遇上了新鮮屎。”[8]胡先生是病態的情欲：“他不是來過夜，不是，是遭到了意外的暴擊，奄奄一息了。”[9]老趙是病態的被控制欲：“只要能跪下去，膝蓋的縫隙都會微笑。”[10]個體的無意義感、道德標準的消散、自由的喪失，查爾斯·泰勒提出的現代性的種種隱憂在這里皆可對號入座。[11]

患者傅睿：神經癥人格與“非暴力”

作者賦予了傅睿近乎完美的天使般的形象，他聰慧帥氣、正直善良。但天使終要與人間遭遇，成為蕓蕓眾生中的一員，這時的傅睿便成了一位處于焦慮和壓抑之中的典型現代人。

盡管畢飛宇一直以擅長心理描寫著稱，但與他的早期作品相比，近年來的創作無疑更加鮮明地呈現出一種開掘人物內心深處世界的趨勢。他如同手持采鏟、頭戴礦燈帽的工人，用力而耐心地向人性的最幽微處掘進。《歡迎來到人間》其實與《推拿》有著相通之處。它們寫的都是“病人”，但都不是以“正常人”的視角去觀察“病人”的“異態”，而是去體貼“病人”的內心世界，去書寫他們的“常態”，他們內心深處的愛、痛與怕。《推拿》是從盲人的“視角”，讓作為健全人的讀者了解“他們所建構的客觀世界是怎么樣的狀況”[12]，了解盲人的心臟里“彪悍的馬力”[13]；而《歡迎來到人間》則是從有心理問題的傅睿的視角，去呈現他的精神世界，帶領讀者去體悟那里的細致逼仄、澎湃豐盛。所不同的是，盲人的世界對大多數人來說是陌生的，徐泰來對金嫣說的那句“你比紅燒肉還要好看”之所以會廣為流傳，正是以一種陌生化的體驗打動了我們，類似于修辭學上的“通感”。而《歡迎來到人間》打動讀者的，則恰恰是熟悉，是“同感”。

卡倫·霍妮在她那本著名的《我們時代的神經癥人格》中指出，焦慮實際上是一種恐懼感，“但導致恐懼的危險更明顯更客觀，導致焦慮的危險則往往是潛在而且主觀的”，甚至“表現者自己本人基本上也不知道”。[14]于是我們不難發現，焦慮是現代性的必然伴生品。現代性要求人們不斷向上、向前、盡善、盡美，于是就帶來了模糊的對未知的恐懼、對不完美的擔憂，焦慮就此成為現代社會中的彌散性癥候。而為了抵抗焦慮而產生的自我防御機制、試圖找出緩和沖突傾向的妥協方式又與焦慮本身一起導致了現代人心理的紊亂，共同構成了“神經癥”的組成要素。從這個意義上說，“神經癥”確乎已經是我們的時代人格。

傅睿的焦慮首先來自他的完美和他對完美的執著。上小學的傅睿就曾因為擔心在考試中寫錯了一個標點符號吃不下飯。成年以后，作者則用“潔癖”外化了他的焦慮：“他的西服干凈。襯衣干凈。領口、袖口干凈。牙干凈。指甲干凈。面部的皮膚干凈，找不出一塊斑點。眼鏡的鏡片干凈。瞳孔和目光干凈。干凈的鏡片和干凈的目光原來是相互呼應的，那樣地相得益彰。頭發。耳廓。脖子。還有他的氣味。”[15]畢飛宇用“實驗室器皿”來比喻傅睿的干凈，同時也暗示著危險——這樣的完美容不得一個小小的污點、經不住一次輕微的磕碰。

傅睿的“磕碰”是田菲的去世。“非典”過后，作為泌尿科王牌大夫的傅睿遇到了很大的挑戰——經他手術的病人一連出現了八例術后死亡的情況，而最讓他難以釋懷的是小女孩田菲。田菲的活潑可愛讓傅睿一時心軟，違背醫生的原則，向她保證能治好她的病，這個沒能兌現的承諾從此成了完美主義又道德潔癖的傅睿的心結。隨后，兩次表揚大會把傅睿推向了深淵。田菲死后的“醫鬧”事件不但沒有對傅睿造成不良影響，以表揚傅大夫為主題的“老趙日記”還使得傅睿成了先進人物，作為重點培養對象進入“骨干培訓班”。在骨干培訓班里，他深夜拖地，又成了“好人好事”。對傅睿而言，這是兩次嚴重錯位的表揚。“老趙日記”頌揚他半夜去探視病人，其實是他在田菲死后，無法遏制內心的焦慮，要去確認其他病人的情況；培訓中心拖地，也只是他在極度焦慮之下的夜游。于是，對于傅睿而言，“表揚”恰恰是將他內心的脆弱與隱秘示眾，他不過是一個被展示的工具，被選定、被賦予意義、被索要價值，他既難以招架，也無力制止。

在第二次表揚大會上，傅睿在心里進行了一臺手術：

謳歌是多么地殘暴，傅睿是患者，被捆好了固定帶，他已經被推上了手術臺。燈火通明，無一陰影。這一臺手術要切除的不是腎，是傅睿臉部的皮，也就是傅睿的臉。傅睿很清醒。傅睿知道了，麻醉師沒有對他實施全麻，是局部麻醉。稍后，中心主任、雷書記、老傅，他們齊刷刷地站在傅睿的身邊。傅睿的父親，老傅，終于拿上了他夢寐以求的手術刀。他主刀。他要親手剝了傅睿的臉皮。傅睿親眼看著父親手里的刀片把自己的額頭切開了，中心主任和雷書記一人拽住了一只角，用力一拽，傅睿面部的皮膚就被撕開了，是一個整張。傅睿的面目模糊了，鮮紅的，像一只潰爛的櫻桃。卻一點都不疼，只是癢。生命顯示儀就在傅睿的身邊，血壓正常，心率正常，呼頻正常，血氧飽和度正常。

現在，中心主任就拿著傅睿的臉皮，高高舉過了頭頂。[16]

作者賦予了傅睿的“神經癥”更加明確的指向性，那就是對于“臉皮”的焦慮。臉皮，也就是尊嚴。傅睿逐漸崩潰的過程，也正是尊嚴被破壞、被損毀的過程。如果說七位病人以及田菲的死亡挑戰的是傅睿作為醫者的尊嚴，那么兩次表揚大會損毀的則是傅睿作為人的尊嚴。尊嚴的挑戰與毀滅一直是畢飛宇小說創作中的關鍵詞之一，《玉米》里的玉米、《推拿》里的都紅、《平原》里的吳蔓玲……畢飛宇小說中的許多人物，都是以強烈的尊嚴感作為人物的核心特性的，而侵犯人的尊嚴的，往往是或隱或顯的權力。

權力的施行，在《玉秀》里是一場性暴力，在《雨天的棉花糖》里是漫天的流言，在《推拿》里是視覺正常的人對盲人的同情，在《歡迎來到人間》里，便是傅睿父親、雷書記、中心主任傳承有序的神情語調。通過對傅睿精神世界崩塌過程的書寫，畢飛宇建立起一種因果關系：他將現代人精神焦慮的來源，歸結為無處不在的權力。不過，在以往的作品中，畢飛宇著力于向我們展示權力如何以歷史暴力的方式加諸個人、帶來人物命運猝不及防的轉折，而從《推拿》到《歡迎來到人間》，隨著作家的目光轉向當代，權力更呈現為一種關系，接近于福柯所謂的“微觀權力”，它是各種勢力關系的復雜綜合體、是一種無處不在的綜合性力量。這里鮮有顯而易見的暴力，但人人都處在權力關系的宰制性籠罩之下，它浸透于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平緩而深入地影響著人們的心理機制和心理結構，最終讓焦慮成為生活的常態。畢飛宇寫道：“傅睿的臉算是丟盡了。”這或許很容易讓我們想起《玉秀》那個似乎有點突兀的結尾：“玉米捂上臉，在巴掌的背后咬著牙齒說‘臉都給你丟盡了。’”[17]權力關系對個體的影響從顯性的變成了隱性的，但個體面對權力關系時無奈的喟嘆卻是共通的。

如同在《推拿》中，畢飛宇在嘗試問詢每一個盲人，他們的性格是怎樣形成的，盲的時間、盲的原因、盲的程度是怎樣影響了他們的性格，在《歡迎來到人間》里，畢飛宇也并沒有止步于對傅睿精神世界現狀的刻畫，而是去追溯了他的前史。畢飛宇曾說“性格即命運。這句老話因為被重復的次數太多而差一點騙了我。寫完這部小說（指《青衣》），我想說，命運才是性格”[18]。在《歡迎來到人間》里，畢飛宇探索著傅睿性格的來路。小說用插敘的方式，不斷回溯傅睿的人生經歷。用小說中的話來說，傅睿的人生一直是“被按揭”的，他有一對有著極強控制欲的父母。作者以插敘的方式多次回溯了傅睿的人生經歷。幼年時期，他分分必爭，為的是替母親壓過她的女同事；他在母親的安排下先后學習了二胡、小提琴、鋼琴——為的是一次文藝會演可以上臺表演三次，被人當成音樂天才；長大以后，父親為他選擇了醫學專業，為的是幫父親圓他的醫生夢。再之后，他的導師、他的研究方向、他的工作單位，都是早早安排好的，妻子敏鹿則是母親為他挑選的能照顧他的“賢內助”。而傅睿，他“不爭辯，不抗拒，你安排什么他就是什么”[19]。

畢飛宇對于傅睿“前史”的講述，同樣聚焦于權力關系，并且具體到了一個微觀場域——家庭關系當中。父輩權力陰影下孱弱的子輩形象可以構成畢飛宇小說中的一個形象序列，《哥倆好》中的圖北、《那個夏季、那個秋天》中的耿東亮、《雨天的棉花糖》中的紅豆，都與傅睿有著相似性。不過，在以往的作品中，畢飛宇往往以激烈的沖突來呈現父輩的強權和執著的自我意識拉扯下人物的內在分裂性，以強烈的悲劇性去反思父子這種特殊的權力關系。《哥倆好》中原本“一心想讀金融”“套上著名的黃馬甲”的殷圖北，卻背負著繼承“教書世家”、成為一名教書匠的使命。在性意識覺醒之后，他“下海”了，徹底走向了父親和哥哥期待的反面。《雨中的棉花糖》中的紅豆，明明是女孩子一般的性情，卻在朝鮮戰爭歸來的英雄父親引導下走上戰場，最后在戰爭留下的心理創傷和因為曾經做過戰俘而被周圍人鄙視的偏見中結束了生命。

“我不會做另一個你的。”[20]《哥倆好》結尾處圖北的這句宣言幾乎可以看作是《歡迎來到人間》之前畢飛宇代際書寫的核心主題。而在《歡迎來到人間》中，畢飛宇沒有將父輩與子輩之間的沖突處理成表面的激烈對抗關系。對于父輩們的期待和安排，比起紅豆們的不適合，傅睿是適合的。他是天才的外科大夫。他思維縝密、記憶力超群，還生就了一雙“天生就該是一個外科大夫”[21]的手，他也的確成了醫術精湛的大夫。到傅睿這里，畢飛宇其實將代際沖突的思考和描寫更向前推進了一步——親情并不是微觀權力的化外之地，恰恰相反，微觀權力可以通過個體滲透到由個體組成的家庭，再以代際傳遞的形式繼續擴大它的影響。

小說通過一場傅睿缺席的傅睿專訪，生動地表現了微觀權力是如何在傅睿的原生家庭中運轉的。老傅替傅睿應承了一場電視臺的專訪，采訪的人來了，傅睿卻失聯了。然而傅睿的不在場并沒有影響采訪的進行，專訪變成了他父母的“秀場”：母親聞蘭拿出了她的播音員做派，在鏡頭前喋喋不休地展示她完美的普通話；父親傅博則端出了書記的身份，興致勃勃地夸耀自己對第一醫院的貢獻。這當然是作者的一個隱喻：在母親眼里，傅睿是她可以炫耀的“別人家的孩子”；在父親口中，傅睿是他值得贊許的下屬。作為兒子、享受父母之愛的傅睿在他的原生家庭里一直是“缺席”的。畢飛宇不動聲色地暗示著家庭溫情的缺失給傅睿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小說中有大量傅睿的內心獨白，卻幾乎從未出現過他的親人，母親聞蘭、妻子敏鹿甚至兒子面團，唯一出現過的老傅，也是以領導而非父親的身份出現的，而且還是撕毀他臉皮的劊子手。母親聞蘭這樣認識傅睿：

知子莫若母。傅睿這孩子打小就這樣兒，他熱衷于額外的承擔，他滿足于額外的承擔。然而，這承擔并不針對任何人，相反，他針對的僅僅是他自己。在骨子里，這孩子卻冷漠，很冷，尤其是和他親近的人。在他所認定的承擔之外，具體的事和具體的人恰恰又很難走進他的內心。[22]

但我們知道，傅睿并不是一個冷漠的人，恰恰相反，他善良、敏感、博愛。與其說傅睿的承擔僅僅針對他自己，倒不如說傅睿的冷漠僅僅針對他的親人，他的冷漠既是一種結果，也是一種抗爭，只是他的抗爭并不是外向的針鋒相對，而是內向的自我消耗。

當畢飛宇把對權力的理解從宏觀權力轉移到了微觀權力，小說也就變得溫暾了起來。作者將權力與個人的沖突、權力帶來的代際問題都處理成了“去暴力”的，規避了死亡、性、離家出走這些小說中常見的，也是他過去常常使用的暴力反抗形式，最大程度地遵循了人物性格發展的邏輯和現實生活的邏輯。配合傅睿作為大夫的身份，整部小說起承轉合的關鍵節點，都落在“傷害與拯救”上。不斷被外部力量損傷尊嚴的傅睿，卻有著非同尋常的拯救欲。拯救小羊、拯救獨角仙、拯救哥白尼、拯救小蔡。拯救“哥白尼大夫”是這一系列拯救行動的高潮。裝修中從天而降的水泥包裹住了培訓中心哥白尼的雕塑，“透過攪拌物，他（傅睿）看到了哥白尼窒息的表情。哥白尼已不能呼吸了，他的瞳孔里全是求助的目光”[23]。無法“呼吸”、無法“言說”的哥白尼大夫，讓傅睿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感，他想要清除掉水泥，就如同他想要清除掉那些包裹著他、禁錮著他、令他窒息的空氣。但是，水泥早已凝固，豈是傅睿能夠撼動的，他的鋼鏨只能劃下淡淡的痕跡，不但沒能拯救哥白尼，反而使他身首異處。傅睿不斷地嘗試拯救，而每一次拯救都以失敗告終，對他來說不啻于又一次的傷害，再次將他推向深淵……通過這種“非暴力”的螺旋式下墜，小說抵達了一種格外壓抑的真實感和一種無法逃離的悲哀——馴順而無措，不滿又無從表達，這大約是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面對或有形或無形的權力時最為真實的情態。作者沒有選擇去制造激烈的矛盾沖突，主人公也就失去了發泄的途徑，于是不得不墮入無休止的精神內耗之中。他“陷入機械輪回般的自我抗爭。只要傅睿的油箱里還有一滴油，傅睿就會永不停息地抗爭下去”[24]。

解放者“free”：拯救他人與釋放自我

不知畢飛宇是有心還是無意，傅睿的發音非常接近英文的“free”。與傅睿精神世界的螺旋下墜互為對照又相互交織，小說中另有一條螺旋上升的線索，即傅睿不斷尋求精神自由，試圖沖破束縛的過程。當現代社會的權力關系如水泥般禁錮住現代人的精神自由，我們能做的是否只有緬懷？畢飛宇顯然并不甘心。在小說前半部分的極度壓抑之后，敘事變換了風格和節奏，傅睿開始了他的反抗，他精神世界中的非理性因素被召喚出來，成為突破壓抑的力量。在談論這本書的創作時，畢飛宇談到了他對書寫“非理性”的渴望：“你如果問我腦袋里面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那就是充分地呈現我們的非理性。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民族，藝術家關注非理性都是必須的。新世紀之后，我們似乎把這個事情忘了。我們力圖從二十世紀的非理性，緩慢地建立理性的時代。某種程度上來講，這種理性的建立是有成效的，但是內心的那種非理性究竟有可能是怎樣的一個局面，最起碼我們的文學沒有呈現它，我甚至都不認為我們的文學是完整的。”[25]巧合的是，卡倫·霍妮也曾論及非理性，她認為，焦慮中包含著顯而易見的非理性，但這種非理性因素，往往是受到壓抑的。“對于某些人來說，允許非理性因素控制自己，簡直是一件不堪忍受的事情。這些人心中會隱隱覺得自己正處于被一股異己力量吞噬的危險境地中，由于堅信理性的力量，他們已經在無意識中將自己訓練成了嚴格服從理智支配的人，因而對這群人而言，他們堅決無法自覺接納非理性因素。除了種種個人動機外，后者的反應還涉及文化因素，因為我們的文化總是極力推崇理性思考、理智行為，對于那些非理性或類似非理性的東西，我們將其一律認作低級之物。”[26]顯然，畢飛宇與卡倫·霍妮達成了某種遙遠的共識，即，我們需要去正視被現代理性所壓抑著的自身的非理性、時代的非理性。

小說多次強調，傅睿“寡言”。事實上，在小說前半部分理性占據主動時，傅睿不只寡言，甚至幾乎是“靜音”的；而后半部分，傅睿開始有聲音了，他一旦出聲，便多半是喊、是叫，前半部分里被壓抑著的、影影綽綽的非理性以狂歡的形式大張旗鼓地走上了前臺。

小說中出現了三次傅睿的叫喊。第一次叫喊，是他從老趙家出來，對著所有的建筑物大喊：“我保證你們都能活下來！”[27]在他眼里，所有的建筑物都跪立在他的面前，請求著他的承諾。此前，他剛剛向老趙做出了“我保證你能夠活下來”的許諾。他滿心歡喜地接受了老趙的跪拜，在老趙“只有被拯救的人才會有”的淚光中獲得了強烈的、“接近于幸福”的自我滿足。在愛秋的見證下，這個小小的場域充滿了儀式性。老趙的“跪”和“磕頭”，使得現實社會的規則、秩序和身份被打破了，傅睿不再是不能做出允諾的大夫，他是救苦救難的菩薩，他被“加冕”了。巴赫金認為，狂歡式所有的形象都是“合二而一”的，作為狂歡式中的核心儀式，加冕更具有“兩重性”[28]，加冕就是脫冕，國王即是小丑。在這個加冕時刻，傅睿的身份也是“雙重”的，他是醫生，也是病人，既是拯救者，也是被拯救者。他感受到了自己內心最深處的渴望，在田菲那里產生的自我懷疑，在兩次表揚大會上被損毀的尊嚴，在這一刻被修復了，他獲得了內心暫時的寧靜。

傅睿的第二次大喊是在拯救小蔡的行動中。傅睿有一個瘋狂的設想，他要用汽車的離心力重組人的靈魂，“只需一次嘔吐”。整個行動中，作者一直在強調傅睿內心的理性和冷靜，與行為的非理性和癲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直沉靜的、懨懨的傅睿，在這次拯救中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亢奮：“傅睿一上直道就減速，一旦沖上了彎道，他就拼命地抽帕薩特的屁股，駕！——駕！”“傅睿無比地亢奮，他大聲地喊道——吐，吐干凈！吐，吐干凈！”[29]這是又一場“狂歡”。“狂歡式的世界感受正是從這種鄭重其事的官腔中把人們解放出來。”在與帕薩特的肉搏中，那個儒雅的、矜持的、理性的傅睿消失了，從一直規訓他的成規中解放了出來。與其說這是一次心血來潮的發瘋，不如說這是一場蓄謀已久的越軌行動，是“一種自由意識的突然放縱”，“心理的一種解脫，一種心靈的松弛，一種壓迫被移除的快感”。[30]因而，這場不可能的拯救雖然無法拯救小蔡的靈魂，卻救贖了傅睿自己，甚至也救贖了作家本人，畢飛宇說：“在描寫這一段的時候，我自己都覺得自己不是個人。但我的手不能等，只有一個字一個字把這種令人不寒而栗的狀況交代的清清楚楚，我的噩夢才能結束。”[31]

所以，我們或許可以提出這樣的疑問，上島咖啡里的那個狂歡時刻是不是真的存在？那個拯救了傅睿的光頭是誰？他是真實存在的嗎？還是僅僅存在于傅睿的幻想之中？或者，就是傅睿自己？完成了對小蔡的拯救之后，在光頭狹小的地下室里，上演了令人驚異的“變形記”，他狂笑，他吼叫。他變成羊、變成狗、變成蛇。那個冷漠孤傲的傅睿變得乖巧、忠誠、討好，他蹭、他舔、他依偎、他要抱抱，他毫無尊嚴。最后，他變成了蠶，吐干凈了，睡著了。在帕薩特里，他曾高喊著讓小蔡“吐！吐干凈！”而此刻，吐干凈了的不正是傅睿自己么？或者，是另一種可能讓我們啞然失笑的答案：畢飛宇本人，不正是一個“光頭”么？畢竟，從《虛構》中的馬原到《褐色鳥群》中的格非，打破現實與敘事的界限不過是先鋒派慣用的伎倆，而畢飛宇本人，早年也正是博爾赫斯的信徒。

三次狂歡，是小說中的越軌時刻，是傅睿最為瘋癲的時刻，卻也是他精神得到安寧和救贖的時刻。福柯認為，瘋癲作為近代文明社會的產物，其罪魁禍首就是人的理性話語和理性權力。“作為起點的應該是理性與非理性相互疏離的斷裂，由此導致理性對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使非理性成為瘋癲、犯罪或疾病的真理。”[32]理性通過其擁有的權力及各種微觀權力，對非理性進行著絕對的統治。因而，在福柯看來，瘋癲并不會使人失去本質或本性。恰恰相反，在人人相互欺騙的時候，瘋癲構成了“欺騙之欺騙”，成為真理、正義、直言和誠實的化身，成為人的底線和本真，從而構成一種對現實社會的有力批判。傅睿以非理性的方式尋求自由，正是對理性的挑戰、對微觀權力的挑戰、對“人間”的挑戰。傅睿的瘋癲，很容易讓我們想起福柯所提到的“愚人船”，其上所裝載的不是后來被混同于麻風病、罪犯、妓女和賊盜一類的精神病人，而是一船頗受歡迎的“理想中的英雄、道德的楷模和社會的典范”[33]。他們比普通人更加直接地“向戀人談論愛情，向年輕人講生活的真理，向高傲者和說謊者講中庸之道”[34]。因此，他們也往往會比“理性更接近于幸福和真理，比理性更接近于理性”。從這個角度而言，傅睿是強大的，盡管各種權力關系讓他不堪重負，但他不但拒絕了“人間”秩序對他的改造，還主動以非理性向“人間”宣戰，他是勇者、也是英雄。由此，我們可以再次理解傅睿對哥白尼的共情：“和排列在圖書館門前的其他塑像不同，哥白尼醫生并沒有緊閉他的嘴巴，這是絕無僅有的。在他的上嘴唇和下嘴唇之間，有一道明顯的縫隙。顯然，那是言說的欲望。”[35]我們都知道，哥白尼是沒有屈服于“地心說”的統治地位，提出了“日心說”的人，傅睿對他，有一種同為逆行者的惺惺相惜。在拯救小蔡之前，傅睿曾與哥白尼有過一段“對話”：

哥白尼的腦袋埋在了草叢中，面朝下。哥白尼的嘴巴陷在泥土里說：“你要挽救她，你是醫生。”大地的表層泛起了漣漪，把哥白尼的囑托一直傳遞到了傅睿的腳下，傅睿的雙腳聽見了，哥白尼在說：“你要挽救她，你是醫生。”

傅睿鄭重了。夜色是使命的顏色，籠罩了傅睿。傅睿說：“我會。”[36]

這是傅睿的出征儀式。福柯引用德尚的詩說：“我們膽怯而軟弱，貪婪、衰老、出言不遜。我環視左右，皆是愚人。末日即將來臨，一切皆顯病態。”[37]面對這個“病態”的人間，傅睿決定出征。他是“天使”，他觀察“人間”，遭遇“人間”，現在，他要拯救“人間”。非理性的傅睿顯然寄托了作者的某種理想，雖然這種理想帶有顯而易見的悲壯，以至于作者自己似乎也無法十分篤定，小說最后結束在了敏鹿蒼茫一片的夢境里。

小說中一直并行著兩個傅睿，一個是作為被觀察的客體存在的“傅睿大夫”，他優秀幸運、風度翩翩；另一個是內心世界里作為主體存在的“傅睿”，他百病纏身、奮力掙扎。畢飛宇以傅睿來代表“新世紀以后”的族群生活，就是在摹寫看上去非常幸運，踩著時代的風口起飛的這一代人，在物質生活基本實現自由之后的精神狀態。這也構成了《歡迎來到人間》在當代小說中的獨特位置。通過傅睿，畢飛宇突破了現實主義對瑣碎生活細節的復現、對性的習慣性書寫、對戲劇化沖突的依賴，真正抵達了微觀權力下城市人群波瀾不驚又日復一日的精神困苦。畢飛宇給了這種痛苦一個外化的癥狀——“癢”。每個人都體驗過“癢”，它沒有傷口，卻無孔不入，它不致命，卻無休無止。“你很難從臨床上解釋這樣的征兆，那是千真萬確的感受。”[38]癢是“活的”，它可以從一點抵達全身，甚至深入骨髓。當代人也許與傅睿有著不一樣的境遇，但是，單調高壓的工作，缺乏溫情的家庭，理想與現實的碰撞，道德與尊嚴的挑戰，權力與利益的壓迫……總有一樣，或者幾樣，是我們每天正在面對的，是我們每天都在感受的“癢”。從這個意義上說，傅睿又是屬于“人間”的，他“在‘這里’，也不在‘這里’；他屬于‘我們’，也不屬于‘我們’”[39]。

本文作者簡介：

劉月悅，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