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若深入解讀草明的《女人的故事》，必先大致了解天馬書店的《天馬叢書》的策劃和出版情況。上世紀30年代（1935年—1936年4月），尹庚受天馬書店老板韓振業之邀——此前，因樓適夷、葉以群兩任編輯先后被捕入獄——曾經主編過一套叢書《天馬叢書》。這套叢書包括文藝理論和文學創作兩類，原擬出100種，實際上最后僅出版了30多種。出版流產也實屬正常，因為當時國民黨當局嚴格的圖書審查經常干擾或打斷出版社的出版計劃。一方面，尹庚是左聯成員，由他主編的這套叢書中有很多是左聯青年作家的著作，這不能不引起國民黨圖書審查機構的格外注意。另一方面，最初靠出版左翼文人著作而立足于上海的天馬書店本來就是個小店，雖然出版了大量進步書刊，但其老板韓振業一度謹小慎微——凡出書大都走正常報批程序，這樣帶有左翼色彩的書就更難出版了。加之，韓振業于1935年11月因患中風去世，書店隨之陷于困境，故出版流產也實乃必然。

這套叢書封面由畫家錢辛稻設計，題名、編者、著者、叢書編號統一用美術字體標示，左下方附有比利時法朗士·麥綏萊勒（Frans Masereel，1889年－1972年）的木刻畫，美術字與西洋版畫搭配，顯得新穎別致。錢辛稻1912年生于上海浦東，曾在上海洋畫研究所學畫，并與同仁創辦“線上畫會”。他為什么選取麥綏萊勒的木刻畫？原因可能是：一、為了謀生需要，也為表達對現實的不滿或反抗。1935年，作為自由職業者，他沒有固定工作，而主要以畫廣告、教畫為生；同時，又大量閱讀左翼書刊，對當局對外不抵抗政策和對內壓迫多有不滿。在此背景下，為尹庚的《天馬叢書》設計封面，既可獲得一筆酬勞，也可在此設計中融入對時局的看法。他之所以采用麥綏萊勒的木刻版畫，顯然也與彼時境遇有關。其中，麥綏萊勒用黑白畫表達壓迫、忍耐與抗爭主題，更與錢辛稻（也包括尹庚）產生深度共鳴。二、魯迅對木刻運動的倡導，也深刻影響了錢辛稻。當時，魯迅正不遺余力地倡導木刻運動，比如從1929年1月起，出版了《美術叢刊》五種（《近代木刻選集（一）》《蕗谷虹兒畫選》《近代木刻選集（二）》《比亞茲萊畫選》《新俄畫選》）。麥綏萊勒與比亞茲萊、埃舍爾等木刻家一樣，都于上世紀30年代初被介紹到中國。魯迅曾在《為連環圖畫辯護》一文中有介紹：“比國有一個麥綏萊勒，是歐洲大戰時候，像羅曼·羅蘭一樣，因為非戰而逃出外國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書，只有書名，連小題目也沒有。”同時，由趙家璧主持的上海良友圖書公司也曾出版過《一個人的受難》《光明的追求》《我的懺悔》等木刻畫集。因此，同在上海美術界且對左翼文藝界非常熟悉的錢辛稻，對由魯迅所倡導的這種美術風潮不可能沒有關注。須知在當時，從西洋引進的木刻畫也是最為前衛的藝術形式之一。作為先知先覺的青年畫家，錢辛稻之所以在封面中加入麥綏萊勒的木刻版畫，顯然與魯迅的倡導密不可分。

《女人的故事》是草明的第一部小說集，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由上海天馬書店（上海江北西路海寧路北368號）初版，為《天馬叢書》第16種，定價兩角。初版本無序跋，共68頁，封面大小為18.8cm×13.1cm。內收《阿勝》《等待》《有句話要問真他》《一個人不做聲的時候》《老怪物》《騙子們》《出嫁》《憤恨》共8篇。草明1932年開始文學創作，且多以揭示舊制度和當局壓迫為主題，加之在廣州曾參與進步刊物《廣州文藝》（歐陽山主辦）的編輯工作，這也就是為什么她在1932—1933年創作的小說多發表于《廣州文藝》的根本原因所在。

《天馬叢書》每一本的封面都嵌入了不同內容的版畫。底封統一印有陳之佛設計的書店店標。《女人的故事》右下方木刻版畫繪有青年男女聚會的場景，其中，一雙手插入褲兜的男子立于其中，不知所措地四望，其姿態、眼神、心態就很讓人遐想。在這個不乏貴婦、美女聚集的地方，他來此地的目的何在？這種形象及畫面內容，至少很合乎“女人的故事”之字面意義。不過與之不同的是，《女人的故事》中的“女人”大都是受壓迫、受迫害的繅絲女工一類的底層女性形象，而與之相對的“男人”則多為女性悲劇的制造者。1930年代的草明勤奮且多產，先后在《廣州文藝》《文藝》《作家》《文學》《太白》《小說家》《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說。單在1934年，年僅21歲的草明共創作了19篇短篇小說，創作力可謂驚人。她的作品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底層人物形象，反映社會下層人的疾苦、反抗和斗爭；通過對日常生活細節、人物心理和風景的描寫，以小見大地呈現社會的基本風貌；具有深刻的現實感、思想性；善于以第一人稱“我”（多是旁觀者、不諳世事的孩童或少年）為視點，側重揭示人生的種種情態。收入這個短篇小說集中的8篇作品都以“人物”為中心，從不同側面呈現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草明家鄉（廣東順德）底層民眾的生活本相和精神樣態。而像《阿勝》《等待》這類作品不僅關注女性命運，還涉及底層民眾的革命訴求，正暗合著左翼思潮發展的一個方向。在當時，這類作品如要送審，肯定通不過當局審查關，而版權頁上亦無“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頒定的審查證號，故可推測《女人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天馬書店的違規出版物。其實，這也是天馬書店慣用的手段，或以叢書形式，或以打擦邊球策略——比如出版魯迅的《門外文談》，雖也經過當局審查，但沒有問題——出版左翼文人的書刊，以獲取可觀的利潤。

草明是左聯成員，加入“小說研究會”，經常參加撒傳單、貼標語、飛行集會等活動。這種立于“十字街頭”的有組織的革命活動很容易暴露身份。1935年3月，草明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后經魯迅、茅盾、張天翼等人援救，才于第二年2月被保釋出獄。可見，這部小說集的策劃、編輯、出版與草明本人基本無關。《女人的故事》的誕生很可能是歐陽山一手操辦的結果，但所收篇目基本代表了草明在1930年代前半期的創作成績。這部小說集最初題名為“人物速寫”——在《夢一樣的自由》（歐陽山著，1935年7月初版）尾頁上有《天馬叢書目錄》，列第16種的為草明的《人物速寫》——但在出版時書名改為“女人的故事”。其實，以“人物速寫”為題名，也正顯示了草明上世紀30年代短篇小說創作的一個突出特點，即草明是以對形形色色底層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著稱的。由于《女人的故事》的編輯、出版正好發生在草明入獄期間，當草明出獄，歐陽山以其當禮物相送時，它就有了不同尋常的紀念意義。它既是修復草明因入獄導致的精神焦慮或傷痛的一劑良藥，也是現實中“革命+戀愛”版的情侶故事的最好見證。

另一值得深入探討的是《女人的故事》在當代語境中文本修改問題。在此，不妨以《草明文集》（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為例，對之稍作說明。《草明文集》第一卷為短篇小說卷，經筆者仔細比對，內文也做了一些修改。除將助詞“底”改為“的”外，修改類型主要有：

其一，句法修改。比如，在《阿勝》中，將“他們為什么喜歡這兩句話，好像他們是構成完整的生命的重要部分呢，開頭在我覺得是難以解釋的。”改為“他們為什么喜歡這兩句話呢？好像這句話是說明人的命運的重要部分似的，開頭我是覺得難以解釋的。”在《等待》中，將第7段最后一句話“那以后，高高大大的，說起話來不時要摸摸鼻子的‘牛精’李祥就不曉得那（哪——筆者注）里去了”調到該段第二句之后；將“一大隊兵士經過騰同村”改為“一大隊戰士經過騰同村”；將“一個光榮，快樂的名字”改為“一個愜意的名字”；將“你敢咒他，你這黑心狗！”改為“你敢咒他，你這黑心鬼！”；等等。這些修改都屬于文法、修辭層面上的修改——或調正句序，或更換詞語，或添加修飾語，都實屬必要，屬于正向改寫。

其二，更換標題。比如，將《有句話要問真他》改為《有句話要問他》，將《阿勝》改為《不聽媽媽話的女孩子》，前者為了消除歧義，后者為了突出主題。對于后者而言，不僅改了標題，還將主人翁的名字“阿勝”改為“阿鳳”。如此一改，既突出其女性身份，又與修改后的標題互為補充，共同揭示一種深刻的思想——婦女要解放，不僅要反抗婚姻專制，還要融入社會，走革命之路。

其三，刪除方言。比如，將“……但有些‘生疳’的卻望都不望他們一下……”改為“……但有些性情沉靜的卻望都不望他們一下……”（《阿勝》），將“在冬天，給寒氣趕跑了，就變成‘青雞’一樣，鼻涕無緣無故地淌出來”改為“在冬天，給寒氣趕跑了，就變成清的鼻涕無緣無故的淌出來”（《等待》），都是著眼于語言的易懂而做出的刪除。這種改寫有其必要性，但如不妨礙理解，就沒必要修改或刪除。方言是作家的第一母語。它進入現代小說，并成為現代文學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是要不要、可不可的問題，而是如何探索、怎樣實踐的問題。草明在此后的修改中，對初刊本中的方言采用刪除或同義替換策略，逐步剔除了方言在小說語言中的存在。我覺得，這種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一位優秀的小說家必須擁有獨立的語言創生意識。草明在上世紀30年代的小說語言存在較為明顯的歐化傾向，且較為單一，而初步萌發的方言意識及實踐又在此后的修改中被強行壓制，這多少是有些遺憾的。雖然“歐化”一度代表了現代小說語言發展的方向，但在中國現代小說語言發展史上，這也僅僅是諸多實驗中的一種，白話、方言、文言、翻譯等都是生成“現代小說語言”不可或缺的資源。

左聯時期的草明及其創作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它和延安時期、“十七年”時期、1980年代以來的草明及其創作有著怎樣的關系、呈現何種特質、有哪些意義，都值得作系統而深入地研究，但目前這方面學界做得很不夠。其實，草明一生有兩個創作高峰，即左聯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七年”時期，前者以短篇小說初步顯示了其在左翼文壇上的實績，后者以工業題材長篇小說奠定了其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而由上海到延安，到北京，再到鞍山，草明的作家身份、語言意識、創作風格都不斷發生變化，若要全面深入地梳理或研究這種“變化”，左聯時期的草明及其創作是無論如何不能被忽視的，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其左聯時期的短篇小說創作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女人的故事》收入此時期創作的8篇作品，但也僅僅是很少的一部分，若要全面而深入研究草明左聯時期的創作實績，其他幾十篇作品也應重新納入再解讀、再闡釋的視野。然而，目前除了一兩篇論文外，有關這方面的關注與研究還遠遠不夠。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