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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主義在不同歷史時期被提出，隱含著不同的內容和意義，歷次關于現實主義的大討論，以及對這一觀念和方法的不同理解，都表明現實主義一直是一個有多重闡釋空間和可能的概念。本期特邀青島科技大學中文系教授、兒童文學作家劉耀輝撰文，探討兒童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能不能”寫歷史，又該“怎么寫”歷史。

——編 者

現實主義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偉大傳統，正是在它的旗幟指引下，中國文學才得以順利完成了文學革命，在“啟蒙”與“現代性”實踐方面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

現實主義概念集中反映了不同的文學觀、價值觀以及文學功能的訴求，因此可以說現實主義一直是一個不斷變化、不斷豐富的文學概念。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間，關于現實主義的討論非常多，可謂代不乏人，高見迭出。今天重提現實主義，顯然也有著新的時代色彩。據我個人的觀察，就現實主義這一概念本身來講，如今，人們在使用它的時候表現出了越來越寬容的態度。換言之，現實主義題材的范疇得到了擴充，大家不再固執地認為只有摹寫當下的才是現實主義文學，而是已然承認那些反映歷史深處的現實、未來可以預見的現實乃至變形的、魔幻的現實的文學作品，都可以是現實主義的。對于現實主義的藝術表現手法，大家也不再只認可純粹的“寫實”方法，轉而接受“虛實結合”“以虛寫實”“夸張變形”等都可以是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對作家們來說，這樣的新共識，實際上意味著一種深層的寫作解放。

近年來，我主要從事歷史題材的兒童文學創作，因此，在談及現實主義時經常會思考這樣兩個問題：其一是，歷史深處的現實能否照進兒童文學？其二是，兒童文學該怎樣抒寫歷史深處的現實？

歷史深處的現實

能否照進兒童文學

兒童文學“能不能”寫歷史，這一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作家個人的童年史必會照進他的兒童文學創作，作家所認知、所理解的國史、族史乃至人類史，同樣也能照進兒童文學，成為一種可珍貴的現實主義的創作資源

這個問題指向的其實是兒童文學“能不能”寫歷史，我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文學是人學——由此出發，我曾在多個場合反復申說，兒童文學就是兒童的人學。既然如此，兒童文學的天職便應是服務于兒童這一特殊群體的成長。自覺領受了這一天職的兒童文學作家，第一要務便是著力去塑造典型的兒童形象，以此為兒童的精神成長提供參照——無論是正向的指引，還是反向的提醒。如果一個兒童文學作家只是一味迎合市場，以“媚童”的姿態進入兒童文學創作，那他所塑造的人物充其量不過是當下生活中普通兒童的鏡像，難以具備典型性和藝術性，或許會風靡一時，但終究無法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從流行走向經典，可能過不了幾年便會被市場和讀者遺忘。

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的兒童文學繁盛一時，在市場層面走過了“黃金二十年”。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現實主義的文學領域里，我們似乎只收獲了桑桑、禿鶴、青銅、葵花等寥寥幾個典型人物。進入文本，細致分析這些典型人物，我們不難發現他們都來自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這當然與作家的主體性緊密相關。而作家的主體性的最重要構成因素之一，恰是作家的成長記憶，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如曹文軒一代的作家，為什么鐘情于塑造屬于他兒時記憶的典型人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時期的典型少年兒童形象，必須交由在新時期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作家來塑造。在成人文學領域里，一個成熟作家可以駕輕就熟地把握他所處的現實，并將其化為小說；而在兒童文學的領域，一個成熟作家再怎么深入探索孩子們的生活，也難免隔靴搔癢，最終不得不退回自己的童年記憶，基于對童年的回望來展開寫作。進而言之，“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道理誰都懂，大家都知道兒童文學當然不應與當下的現實漸行漸遠，但卻不得不面對一個困境，那就是在對現實的書寫方面，相較于成人文學，兒童文學還是存在著一定的滯后性，這是兒童文學創作難度的關鍵所在。因此，那些寫作中帶有明顯歷史性傾向的兒童文學作家，并不是逃避現實、畏懼現實，而是深知屬于童年的現實只有經過時間的沉淀才能真正上升為藝術。有鑒于此，一如作家個人的童年史必會照進他的兒童文學創作，作家所認知、所理解的國史、族史乃至人類史，同樣也能照進兒童文學，成為一種可珍貴的現實主義的創作資源。在這方面，中外兒童文學作家也都早已大有創獲，如曹文軒的《蘇武牧羊》、斯科特·奧德爾的《國王的五分之一》等。那么，在此基礎上，我們應該進一步思考兒童文學應該怎樣具體地抒寫歷史深處的現實。

兒童文學該怎樣

抒寫歷史深處的現實？

作家將觸手伸入史海，去挖掘那些隱藏在歷史深處的兒童人物，以文學手法來重塑他們的形象，是一種明智之選。至于能否解決好兒童文學現實主義創作“怎么寫”歷史的問題，關鍵在于作家是否具有敏銳的文學眼光和深厚的史學素養

兒童文學該怎樣抒寫歷史深處的現實這一問題，其實指向的是“怎么寫”歷史。現實主義是作家的一種世界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要真正表現好這種世界觀，作家唯有扎根于現實——包括已經成為歷史的現實。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語境里，文史向來不分家。但文學和史學實際上是有分野的，用文學的話語來說，比如搞文學的人必須具備藝術鑒賞力，而搞史學的人大概就不必苛求于此；再比如搞史學的人可以站在岸上看大河東流去，而搞文學的人就不該滿足于觀河，而是最好能化身為河里的一條魚。

沐浴、沉浸于童年的大河里，作家自可寫出自己的童年生活體驗，從而成就一部部現實主義的童年之書。那么，沐浴、沉浸于歷史的大河里，作家能否結合自己對童年的理解，寫出一部部“歷史現實主義”的童年之書呢？這樣的童年之書，所書寫的是作家出生之前的歷史深處的兒童生活現實，對作家來說當然是一個挑戰。因為他無從親身經歷那些歷史，只能通過解析史料，以想象去補足細節，進而完成創作。但這挑戰對所有作家來說都是公平的，畢竟大家都沒有穿越時空的能力。不過，這種寫作可能要比深入當下的兒童生活來得容易，深入兒童生活而創作出的兒童文學作品，難免也會存在種種被誤讀的可能；至于那些“媚童”的作品，則不過是“哄小孩的玩意”，遲早都會被讀者棄之如敝屣。這方面其實殷鑒不遠，相信那些有追求的兒童文學作家，都會竭力遠離這樣的窘境。在這種背景下，作家將觸手伸入史海，去挖掘那些隱藏在歷史深處的兒童人物，以文學手法來重塑他們的形象，應是一個明智之選。而能否解決好兒童文學現實主義創作“怎么寫”歷史的問題，關鍵在于作家是否具有敏銳的文學眼光和深厚的史學素養。若文學眼光足夠敏銳，作家便可以將史上最富有兒童性，最能給今天的少年兒童讀者帶來啟發意義的“那一個”兒童人物打撈出來，賦予他以全新的文學生命。而若史學素養足夠深厚，作家就有能力把這一兒童人物所生活的社會背景、所勾連的人物關系進行高度還原，進而把其中的文學性提煉出來，從而生成一個飽富審美意蘊的兒童文學文本。

至于具體的寫法，就“歷史現實主義”而言，作家盡可以發揮其創作自由，但必須是在充分尊重史實的前提下。正如福樓拜始終執著于對現實世界的學術性追求，我們在復活歷史深處的兒童人物時，也應始終執著于對歷史中的現實世界的學術性追求。當然，在創作手法上，我們不能只是借鑒福樓拜等西方經典作家的經驗，去精準地復刻現實，也應當自覺地向我國自有的文學傳統致敬，比如學習曹雪芹，他的《紅樓夢》無疑是一部現實主義杰作，但其寫人、敘事、造境卻無不摻雜著虛幻的筆墨。如曹雪芹、福樓拜這樣的杰出小說家，可謂憑借完美的虛構創造出了“真正的歷史”。而將觸角深入史海進行創作的那些大作家們，如寫《三國演義》的羅貫中、寫《惡棍列傳》的老博爾赫斯、寫《少年天子》的凌力，也已憑借高妙的虛實結合創造出了“真正的文學”。在兒童文學這片園地，凌力的經驗尤為值得注意。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轉向歷史文學創作前，凌力曾結合自己的童年生活經驗，寫過兩部兒童文學作品《幼年》《火炬在燃燒》，雖然這兩部作品出版后幾無影響，但正是因為血液中流淌著這些兒童文學的因子，凌力才會從她所熱愛的清史中選擇了愛新覺羅·福臨這個6歲就登上皇位的少年作為創作對象，從而奠定了作品的成功。

最近幾年，我也在創作中越來越偏重歷史題材。在長篇小說《少年王陽明》中，我寫了王陽明的少年時代；在中篇小說《刺客少年行》中，我刻畫了刺秦王的少年秦舞陽；在另一篇中篇小說《貞觀少年行》中，我虛構了獨孤扶蘇這樣一個生活于大唐貞觀年間的少年。如今我正在寫長篇小說《秋月高高照長城》，試圖全力塑造好東北抗日少年沈嘯河、沈喚河兄弟。雖然深知這樣的寫作敘事難度比較大，理解成本也相對要高出很多，但我仍樂此不疲。說起來，我甚至還曾關注過史籍中的兩個外國少年：一個是公元前272年被羅馬人俘虜的希臘少年安德羅尼庫斯，他只有12歲，但卻憑一人之力將希臘戲劇傳播到了羅馬；另一個是1793年隨馬戛爾尼使團出使中國的英國少年喬治·托馬斯·斯當東，他也只有12歲，卻因機緣巧合得以覲見乾隆皇帝，親眼見證了兩個大國之間的隔膜與誤會。像這樣的兒童人物，當然完全可以成為兒童文學作品的主人公。但要想把他們的故事寫活，就必須沉潛到歷史深處，不光得高度還原種種細節，包括人物當時的心理活動，還得悉心觀照安德羅尼庫斯的堅韌品格、斯當東身上的現代性等。這樣，作家才能以一種厚重的歷史性書寫，讓今天的中國兒童讀者乃至全世界的兒童讀者都能夠從中吸取成長的力量。我自知才力有所不逮，特別是對西方兒童的心理成長十分陌生，故而雖然明知這兩個題材都很值得一寫，卻也只好望“洋”興嘆。但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兒童文學作家從歷史現實中汲取養分，不斷為少年兒童創作出越來越多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