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報紙文藝副刊在中國新文學發生和發展過程中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不過其特殊形制和傳播規律也決定了在培養作家、推動經典文學文本生產方面同文學雜志相比不具優勢，如果以此為依據來考察其研究價值與文學史貢獻的話注定會乏善可陳。但在“文學生活”視閾下，報紙文藝副刊對國人文學生活的意義卻可能遠超文學雜志，在新媒體興起之前，為滿足民眾的文學生活需求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當代報紙文藝副刊的流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折射出了當代國人文學生活的變遷。

關鍵詞：報紙文藝副刊 文學史 文學生活

一、報紙文藝副刊的研究價值與意義

報紙文藝副刊在中國新文學發生和發展過程中起過極為重要的作用，這已經是研究界的共識。“五四”時期的四大副刊：《晨報副刊》、《京報副刊》、《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以及《申報?自由談》、《大公報?文藝》等著名副刊之于中國現代文學的關系，早已是研究界的熱點選題。反觀既有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也確實有不少被文學史家們遴選“入史”的經典作家、作品是從文學副刊中“走出”的。經典作品方面，如魯迅的《阿Q正傳》最初發表在《晨報副刊》上，因而也帶有明顯的“副刊文體”痕跡，小說“當時在北京《晨報副刊》上發表的，這件事與本文的性格很有些關系……為星期特刊而寫的，筆調比平常輕松，卻也特別深刻”1；巴金的《家》最初是以《激流》為題在《時報》副刊上連載；而張恨水的《金粉世家》最初也是連載于《世界日報》副刊《明珠》、《啼笑因緣》最初連載于《新聞報》副刊《快活林》，等等。由副刊“走出”的經典作家也屢見不鮮，當年郭沫若作為一位新詩人登上詩壇并且大放異彩，是與《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及主編宗白華對他的“發現”和“培養”分不開的；蕭乾之所以能在1930年代文壇上脫穎而出，也與沈從文及《大公報?文藝》對他的扶植和提攜有關。也正因此，后來蕭乾回憶說：“每當寫到個人文學生涯時，我從不忘記提到楊振聲、沈從文主編的天津《大公報?文藝》是我的搖籃。”2

即便1949年以后，也有不少“入史”的文學作品或作家跟副刊有著密切的關聯。例如1961年3月19日，鄧拓以“馬南邨”為筆名開始在《北京晚報》副刊《五色土》上開設“燕山夜話”專欄，以及1962年《人民日報》副刊上設立的“長短錄”專欄就成為十七年文學史上兩次雜文復興的標志性事件之一；1961年《人民日報》副刊開辟的“筆談散文”專欄也與1960年代的“散文熱”之間有著顯而易見的關聯。另外，被譽為“開紅色文學之先河”的中國當代長篇小說《新兒女英雄傳》最初就是發表在《人民日報》副刊上；而傷痕文學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盧新華的《傷痕》，最初也是發表在1978年8月11日的《文匯報》副刊上……但是，從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來看，副刊上產生的經典作品畢竟是有限的，或者說副刊的特性注定了其難以產生經典。曾經擔任《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的蕭乾說過：“副刊拉不到好文章，拉到手也容納不了。《雷雨》發表在《文學季刊》上，立刻轟動全國。但如拿到副刊上，每天登個千兒八百字，它的所有劇力必為空間、時間的隔離折光。在這懸殊的情形下，一個副刊編者拉稿時，已懷著一份先天的自卑感。為了整個文壇，為了作品本身，也不宜只顧為自己的刊物增加光彩。我曾多次把到手的好文章轉送給編雜志的朋友。”3蕭乾此論對研究報紙文藝副刊并對副刊的價值進行判斷有著極為重要的參照作用。

回顧20世紀中國文學史，盡管我們可以梳理出上述不少“入史”的經典作家與作品皆跟副刊的“發現”與“培養”有關，但是，從文學生產的場域來說，的確如蕭乾所言，報紙副刊并非經典作品生長的理想園地，除去適合連載的通俗文藝作品之外，副刊對作品篇幅形制的特殊要求無形之中會將大批內涵深刻的長篇作品拒之門外。而說到對作家的“培養”，確實有相當數量的作家其處女作就是發表在報紙副刊上，而處女作的發表對寫作者的激勵與支持——無論是精神層面還是物質層面，也確實不容忽視。然而，除去專注于散文（尤其是雜文）、詩歌、小小說等文體創作的寫作者以及專注于通俗文學創作的寫作者之外，其他作家能夠得到報紙副刊持續“扶持”或“培養”的機會其實也并不多。而這也從一個側面提醒研究者，盡管在重視史料研究、建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呼吁中報刊研究成為1990年代以來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新的學術生長點，但是文學雜志和報紙文藝副刊區別還是很大的，二者的評價標準也不應相同。如果僅以某份報紙文藝副刊發表過哪些經典作品、培養了哪些重量級作家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參與了現有的文學史建構作為衡量其研究價值的標準，那肯定是失之偏頗的。現有的文學史體系中新文學對鴛蝴派通俗文學的壓抑與遮蔽已經為眾多的學者所關注，并且也有范伯群先生等一批學者多年來一直努力推動通俗文學研究、編撰通俗文學史來對此進行糾偏。但是，迄今為止，以新文學為“正統”或“主流”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架構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如果僅僅考慮所謂“文學史貢獻”的話，那么無可諱言，報紙文藝副刊的研究價值與意義可能會乏善可陳。尤其是1949年后的報紙文藝副刊，不但沒有出現“五四”時期那樣影響深遠同時也極具代表性的“四大副刊”，對新文學的發生和發展起到重要的推進作用，甚至還幾度出現過全國報紙大面積“取消副刊”的現象。然而這是不是就意味著報紙文藝副刊可以從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中被抹掉、同時也從當代文學研究領域被驅除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近年來“文學生活”研究開始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一個學術概念，“文學生活”主要是指“社會生活中的文學閱讀、文學接受、文學消費等活動，也牽涉到文學生產、傳播、讀者群、閱讀風尚等等，甚至還包括文學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滲透情況”，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強調關注‘普通國民的文學生活’，或者與文學有關的普通民眾的生活”4。如果引入“文學生活”概念來對報紙文藝副刊加以觀照，那么就會發現其對國人文學生活的意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會超過文學雜志，而其受眾群體也遠比文學雜志的受眾群體更為龐大。說到底，這其實是文學審美精英趣味與大眾趣味的區別。報紙文藝副刊從總體上來說是平民化的，著眼于滿足普通大眾的閱讀和審美需求，而文學雜志一般來說則更為專門和小眾。盡管報紙文藝副刊的這一定位可能導致它無法為現有的文學史體系貢獻出太多的經典作家與作品，但是在新媒體興起之前，它卻在大眾的文學生活中影響巨大、甚至具有某種不可替代性。

解決了報紙文藝副刊研究的價值與意義問題，也就可以從容地對其在1949年后的發展流變進行系統地梳理分析，并對其與當代文學的交流互動、以及在當代國人文學生活中的作用與影響做出相應的評判。

二、從副刊之“副”到“名副實不副”

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上，周揚宣布：“毛主席的《文藝座談會講話》規定了新中國文藝的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5這也就意味著《講話》中所體現出來的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成了指導新中國文藝運動發展方向的唯一指導思想，在處理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系問題時，應當“文藝服從于政治”；在從事文藝批評時，應當“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在解決歌頌還是暴露時，“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6等原則和標準從此也具有了排他性和唯一性。這對文藝界的影響是全方面的。報紙文藝副刊作為文學生產鏈條中的一環，自然也受到這些原則的指導與制約。因而相較于1949年以前，尤其是“五四”時期那些大獲成功的副刊，1949年以后副刊逐步走向“一體化”的趨勢是相當明顯的。

1949年以前，無論是晚清政府岌岌可危的時代、北洋政府時期軍閥割據的時代，還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共分庭抗禮的時代，政治一體化始終未能完成，其所帶來的意識形態縫隙也始終存在。因而即便某些報刊有明顯的黨派背景，但是總體上的黨派色彩也并不十分明顯。比如“五四”時期“四大副刊” 之中的《晨報副刊》和《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報紙的正刊《晨報》與《時事新報》均為研究系所掌握，是研究系的報紙。而根據國民黨元老吳敬恒的說法，《民國日報》是《民立報》的后身，《民立報》又是“發表民黨總意志的機構”7，那《民國日報》自然也就承繼了國民黨“機關報”的角色，是所謂“黨報”。不過這些報紙雖然有明確的黨派背景，但是為了盡可能地吸引讀者、擴大自身影響，在辦報理念上也大都寬容開放，兼收并蓄，并不黨同伐異。至于副刊，在新文化運動的語境中更是常常比正刊表現出更大的開放性，表現出對新文化和新文學的親近與贊助。更有甚者，副刊在文化立場與政治立場上有時與正刊并不保持一致，而是表現出某種獨立性，所有這些都為副刊的發展贏得了空間。以《覺悟》為例，1919年6月《覺悟》副刊創辦之初即全部改用白話，而將近兩個月后的8月10日，《覺悟》上刊載的一篇《本欄歡迎投稿》的征稿啟事中，對所征稿件的第一條要求也是“體裁概用白話”，不過“體裁概用白話”的要求僅限于《覺悟》副刊，至于報紙的正刊則仍然采用文言。《晨報副刊》與《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也是如此，僅僅副刊改用白話，作為對新文化運動的贊助和支持，正刊則繼續使用文言，正刊與副刊的文化立場差異顯而易見。還是以《覺悟》為例，《民國日報》的總編輯是葉楚傖，而《覺悟》副刊的主編是邵力子，據曾做過《覺悟》編輯的陳望道回憶，葉楚傖和邵力子之間的觀點存在分歧：“邵、葉觀點不一致，葉為《覺悟》寫稿，邵有時不登。”8不僅如此，葉楚傖與邵力子在政治立場上也不盡一致，兩人雖然早年都曾加入同盟會，后來又都加入國民黨，是國民黨內的元老，但1920年5月邵力子又與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發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8月份成為中共黨員并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所以邵力子對研究與傳播馬克思主義也抱有極大的熱情，這使得他主編的《覺悟》副刊與后期《新青年》一樣，成為1920年代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之一，政治傾向上與《民國日報》正刊呈現出明顯的差異。

副刊相對于正刊的這種“相對獨立性”還與副刊的合訂本有關系。“五四”以后的一些著名報紙副刊如《晨報》副刊、《京報》副刊、《覺悟》、《學燈》、《華西日報》副刊、《益世報》副刊、《新中華報》副刊、《華北日報》副刊等等，在隨報紙正刊發行的同時，又都分別另外印行合訂本單獨發行。這也使得副刊相對于正刊的“相對獨立性”得到進一步加強。總之，意識形態管控的相對寬松和副刊的相對獨立性以及辦刊方針的開放自由，是“五四”以后文藝副刊繁榮并且“名刊迭出”的重要原因。另外，1920至1930年代正處于中國新文學發生和發展的快速上升期，也是文藝副刊繁榮的另一重要外部條件。以“四大副刊”為代表的眾多報紙文藝副刊為滿足當時民眾的文學生活需求提供了品類豐富的精神大餐。而眾多讀者的關注和支持也反過來推動了副刊的發展繁榮，形成了一種雙向共贏的局面。

而1949年后，副刊生存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40年代后期，隨著各大城市相繼被解放，中共中央連續發出指示，對舊中國的報業進行接管和清理：“對帝國主義國家在華設立的新聞機構一律封閉。外國人非經中央許可，不得在解放區出版報紙刊物”；“對國民黨反動派報刊、通訊社與電臺，一律由人民政府接管，沒收其一切設備與資財……對國民黨《中央日報》及反動黨派主辦的報刊，全部明令停刊并沒收一切資財”；“對私營報刊根據情況區別對待。如天津解放后，對《大公報》采取了沒收其中的官僚資本股份，支持報內進步人士，將其改組為《進步日報》繼續出版”；“對舊報社的從業人員，人民政府也予以區別對待妥善處理。除對少數查有實據的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依法處理外，其余均采取爭取、團結與改造的方針，各有適當安排”9。而新中國新聞出版總署成立后，也發出系列指示，要求報紙雜志的創刊、停刊、改變刊期、刊名、開張以至定價等事項全部納入黨和政府的統一管理。中央級、大區級、省（市）級報紙、雜志的創刊、停刊或改變刊名、刊期、開張等事務，須經大區新聞出版行政機關審核，并經當地黨政領導機關同意后，報新聞出版總署轉報上級黨政機關批準，省屬市級專署、縣級報紙的上述事務也各有審核批準程序……在建章立制的探索實踐中，社會主義報業經營管理體系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

顯而易見的是，在這種報業經營管理體系中，“副刊”相對于正刊的相對獨立性不復存在，無論在政治立場還是文化立場上，副刊必須與正刊保持一致。副刊同正刊一樣，都是黨的喉舌，是宣傳機器的有機組成部分。1950年代曾經擔任過《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主任的袁鷹在系列《副刊編輯手記》中開篇即認為副刊是“名副實不副”。他說副刊肩負的任務有：“宣傳的任務”“向人民群眾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任務”“豐富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的任務”以及“經常給讀者提供一些他所感興趣的知識的任務”等。“有的同志也許說：這哪里是副刊的任務？這不成了整個報紙的任務了嗎？”“正是這樣。副刊名為副刊，實在并不‘副’，它同‘正刊’一樣。‘正刊’宣傳什么，副刊也應該宣傳什么。這就是說：名副實不副。” 他還說：“副刊，是黨的報紙這個整體的一個有機部分，它的任務，同整個報紙負擔的任務基本上是相同的。絕不可能設想副刊可以離開整個報紙來單獨規定自己的任務。如果副刊離開了整個報紙的宣傳方針，就一定成為迷失方向的船，在茫茫大海上，隨時有觸礁的危險；就不可能編好，而且就可能犯錯誤，也不僅是‘讀者生厭’而已了。”⑩這種“副刊不副”觀，并非是針對傳統觀念中將副刊作為“報屁股”的一種反駁，而是強調副刊絕對不能辦成脫離于正刊而獨立存在的“自己的園地”，副刊的“黨性”或“政治性”要求不能低于正刊，它就是整個宣傳機器的有機組成部分，不能搞特殊。這樣一種對副刊的認知，否定了副刊可以具有相對于正刊的獨特性或“個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卻是當時副刊生存環境的真實反映。而袁鷹將副刊承擔的“宣傳的任務”與“向人民群眾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任務”放在“豐富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的任務”之前，其實也已經對這一時期副刊的角色和面貌進行了規定，宣傳與教育成為其首要的任務，副刊在群眾文學生活中的地位開始逐步降低。而這也是與報紙副刊逐步走向與正刊的一體化相適應的。

三、“匿名化”與消失

副刊與正刊一體化的表現之一就是逐漸被“匿名化”。在副刊迅速發展、影響日益擴大的時代，副刊版面一般有獨立的刊頭和刊名，而且許多都是經名人題簽的，非常醒目。但在1949年，經歷過停刊復刊的修整之后，許多老牌的副刊紛紛“更名”，以求與新的時代相適應，更有甚者干脆取消了副刊的刊頭與刊名，版面與正刊完全融為一體，只有從內容上進行辨析才能加以區分。

以《人民日報》副刊為例，1949年8月1日，原先定位為“晉冀魯豫邊區廣大人民的報紙”11的《人民日報》，正式升級為中共中央機關報。改版之前，《人民日報》的第4版為副刊，另外每逢周日還出版《星期文藝》周刊。這一時期的副刊曾經連載過袁靜、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等文藝作品，頗受好評。1949年7月29日，《人民日報》刊出《本報營業部啟事》進行改版預告，內中說：“本報‘八一’起改出對開一張半，大張內容為國內外要聞，解放區新聞，副刊；半張為四開小型報，定名《北平新聞》，專載北平市消息。”8月1日改版后，副刊《人民園地》也同時創刊，第1期發表了馬甫的《我們的心永遠是紅的——“八一”回憶》、何朋的《英雄的故事》、以及方之中的詩作《一枝槍》。8月4號起，《人民日報》在第6版連續刊出《人民園地 學習生活稿約》，聲稱歡迎下列各稿：

１.學習生活報道，問題研究，讀書筆記等。

２.有關思想、作風、生活態度問題的短論、雜文、特寫。

３.反映工廠、部隊、農村、學校生活的文藝通訊、報告。

４.書刊影劇評介。

５.正確反映人民生活思想感情的小型文藝作品。（譯文長篇連載小說，連環故事書亦歡迎）

從中可見，《人民日報》“升級”中共中央機關報之初，副刊也全新亮相，不僅有了富有時代氣息的刊名（1950年8月1日創刊的《蘭州日報》，其副刊也有“《人民園地》《職工園地》《學習蘇聯》《大眾文藝》《學習生活》”12等等，而《光明日報》1958年創辦的文藝副刊叫《東風》，同樣也富含時代氣息），而且還專門成立了《人民園地》與《學習生活》編輯室，負責稿件的編發。而從《稿約》中也大致可以看出《人民日報》副刊此后的辦刊方針和將要努力的方向。“學習生活報道、問題研究、讀書筆記”等是副刊刊發的首選內容，而“文藝作品”是放在征稿啟事的最后一條的，并且有必須“正確反映人民生活的思想感情”這樣的政治要求，稿約內容正符合袁鷹所說的副刊的主要任務是“宣傳”和“對人民群眾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定位，副刊在民眾文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被日漸淡化和弱化。

最初《人民園地》《學習生活》與《北平新聞》合印在一張四開小型報上，不與其他版面一起編號，而另用（一）（二）（三）（四）編排。具體版面分布為：（一）、《北平新聞》；（二）、《人民園地》；（三）（四）、《學習生活》。但由于版面下部還有公告或廣告內容，所以實際上《人民園地》與《學習生活》并非整版，但《學習生活》版面是《人民園地》的一倍。而原第4版仍不定期發表一些文藝作品，同時，《星期文藝》也繼續刊出。僅僅十幾天后，1949年8月18日，《人民日報》副刊就迎來了首次改版：將《人民園地》與《學習生活》合二為一，同時取消《人民園地》與《學習生活》的單獨編號，與其他新聞版面統一編號，改為六大版，新的《人民園地》就在第6版。“啟事”中說：“《學習生活》與《人民園地》并為一版，內容仍以學習生活為主。希望大家經常提問題并踴躍參加討論……”13這是《人民日報》副刊政治色彩增強的一個標志。因為《學習生活》內容的政治化是非常強的。1949年8月3日《學習生活》第2期之后有個編輯室的“小啟”，從中可見《學習生活》的內容與辦刊方向：“目前，各機關各學校都在學習《論人民民主專政》，希望大家將學習中爭論最多的問題和學習心得寄給我們，我們準備挑選其中一部分發表，進行討論，藉以交流學習經驗。特別希望黨訓班、暑期學習團以及暑期學園的同志們多多來稿。”14同時，8月18日《本刊啟事》中也有征集學習討論的內容：“美帝國主義國務院發表關于中國問題的‘白皮書’后，新華總社已有兩篇社論。……我們希望大家來研討所謂‘原著中國的民主的個人主義者’等問題，需要展開討論，弄個一清二楚。”15而8月18日開始連載的由蘇齡翻譯、曹靖華校對的蘇聯作家潘諾瓦的作品《旅伴》也是放在第5版，直到8月29日才轉移到《人民園地》中，并于9月28日連載完畢。9月29日又開始連載梅志的童話詩《小紅帽脫險記》，至10月12日連載完畢。10月13日開始連載康濯的《黑石坡煤窯演義》直到1950年1月11日連載完畢，此后長篇連載就基本從《人民日報》副刊上消失了。10月13日的《人民園地》中刊出的“小啟”，所征求的內容同樣與文學無關：“各地機關、學校、工廠、部隊同志正在熱烈學習中國人民政協三大文件，請將你們學習的心得、經驗、筆記多多寄來，本刊將盡量選擇刊登，每篇最好在千字以內。”161950年11月7日，《人民園地》停刊，《人民日報》副刊進入“匿名”時代：副刊性文字雖然偶爾還會見報，但已沒有了固定版面和刊名。直到1956年7月1日《人民日報》改為八版，副刊才得以恢復——將第8版的上半版作為“帶文學性的副刊，下半是廣告”17。7月1日當天，《人民日報》第8版發表《副刊需要哪些稿件？》，雖然并不是副刊恢復的正式宣言，不過卻在事實上起到了宣布副刊回歸的作用。

《人民日報》的版面減少，副刊版面被取消并不是一個個別現象。袁鷹在《編輯手記》中回憶： “大約是從1956年下半年，人民日報和許多省報恢復了副刊以后，散文就逐漸多起來了。別的副刊我不知道。人民日報副刊復刊的時候，我們的確有這樣的想法：把復興散文作為副刊的一項任務。兩年多來，也一直為完成這項任務進行努力……”18副刊何以被取消，當然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學習蘇聯《真理報》經驗的結果。曾在《人民日報》工作過的王英秀回憶說：“學習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的辦報經驗，也是五十年代前期我們報社的一件大事。”19而做過《人民日報》副刊編輯的姜德明也回憶說：“1949年進城后，《人民日報》原有兩個文藝副刊專欄，一是每周出版的《人民文藝》；一是每天見報的綜合性副刊《人民園地》。后因學習蘇聯的《真理報》，他們沒有副刊，我們也停辦了。”20

另外，1950年代紙張供應緊張也是導致副刊停辦的外在原因之一。學習《真理報》不設副刊等辦報經驗，再加上國內紙張供應緊張，副刊被取消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事實上，直到1956年7月1日《人民日報》進行改革，增加版面、恢復副刊之時，也仍然面臨紙張無法供應的危機。1956年5月22日，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整理的一份《1956年新聞出版用紙供不應求的緊張情況》中說：1956年 “出版用紙需要量為20.2萬噸，輕工業部只能供應17.5萬噸，今年尚缺紙2.7萬噸。如果進口紙3萬噸終于不能及時運到，則現有資源只能滿足今年1月省市計劃會議時核定的出版計劃（17萬噸）的需要，1月份以后各省市提出的要求絕大部分不能供應。具體地說，下列各項用紙將無法供應：1.人民日報增加篇幅和期印數用紙7000噸；2.增加的中小學課本，掃盲課本用紙20000噸”21；在此情勢之下，文化部給周總理打報告，要求節約和增撥新聞用紙，另一方面也發出指示，要求各省市“根據各種出版物的不同性質和內容、讀者需要情況，分輕重緩急，重新調整出版計劃，并核定各出版單位配紙限額。”22 可見，紙張供應的緊張也是制約1950年代副刊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文革”時期，大量報紙停刊，報紙副刊自然也所剩無多。“據統計，在‘文革’前的1965年，全國通過郵局發行的中央和地方報紙共413種，1966年下降為390種，1967年下降為334種……到‘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的1968年，原有的正規報紙只剩下了42家，就是這幾十家，大多也被造反派接管。”23到了“文革”后期，更是出現了“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尷尬局面，在此情勢之下，無論報紙正刊還是副刊的政治宣傳與政治批判功能被都推到極致，而文藝功能則急劇衰減。偶有一些“戰歌”“革命故事”之類見諸版面，也是宣傳意味十足而審美性乏善可陳。所以正像一些研究者所觀察的：“……那些政治性副刊作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是得到了極致的發揮，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尤其是在極左路線的影響下，報刊副刊徹底淪為單一的階級斗爭的工具，刊登的都是為自己歌功頌德、對‘敵人’肆意詆毀和丑化的‘戰斗文字’，副刊本身就具有的信息功能、服務功能、娛樂功能、教育功能等被統統抹殺，整個副刊界萬馬齊喑、蕭瑟一片，呈現出極為扭曲、畸形的景象。”24這一時期副刊對文學生產、傳播的貢獻既無從談起，同時也幾乎從老百姓的文學生活中完全消失了。

四、副刊的“黃金時代”

進入新時期，文學迎來了一個所謂“黃金時代”，報紙副刊也開始復蘇并獲得迅猛發展。當然，報紙副刊的復蘇是與報刊業的復蘇與興盛相伴而生的。“一方面，‘文革’中停辦的一大批報刊紛紛復刊，另一方面新創辦的報刊更是層出不窮。1978年報紙僅186種，1980年編恢復發展到382種。到1988年底，全國共有公開出版的報紙1579種，比‘文革’前增加了2倍多，登記注冊的企業報也達800余種，其中大多是1980年以后創辦的。”25隨著報紙的大量復刊與創辦，報紙副刊的數量也急劇上升，并且在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語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文匯報》副刊為例，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副刊發表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預示了報紙副刊從新時期之初就參與到了當代文學的傷痕書寫之中，并且在實際上起到了“開風氣”的作用。而《文匯報》副刊重視文藝性的傳統也從新時期之初便再次得到復歸。即便后來市場經濟興起乃至新媒體對紙媒構成嚴重沖擊之時，《文匯報》副刊重視文藝、堅守文學精英立場的辦刊方針也未曾改變，由此成為當代報紙文藝副刊中一道靚麗的風景。1979年4月，《文匯報?筆會》刊出編者對未來文學創作的希望與召喚：“我們希望大家能在揭露林彪、‘四人幫’的同時多方面反映各個時期各條戰線的生活，如能與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火熱斗爭生活聯系起來更好，我們愿意為文藝領域進一步擴大創作題材而作更大努力。”26此后，文藝界的任何重要動向在《文匯報》副刊上都會有所反映。由《“歌德”與“缺德”》引發的關于歌頌與暴露問題、有關“現代派”的討論、“文學尋根”、對傳統文化的反思與批判，等等，《文匯報》副刊幾乎都不曾缺席。當然，在1980年代的文化語境中，不獨《文匯報》副刊為然，文學的繁榮與報紙文藝副刊的興盛是相伴而生、齊頭并進的。尤其是作為“日報”的補充的“晚報”，因其定位有別于日報的“宣傳”而專注于文化消遣，副刊更是大放異彩。晚報領域的所謂“四大名旦”：《新民晚報》《羊城晚報》《北京晚報》和《今晚報》發行量都在百萬以上，其副刊具有豐富的知識性和趣味性，文字活潑，雅俗共賞，能夠滿足各階層人民對文藝和審美的需求，因而影響巨大。正是基于此，有研究者認為“從80年代初開始到90年代中，就報紙副刊來說，影響最大、最深遠的是晚報系統的副刊，尤其是以《新民晚報》《羊城晚報》《北京晚報》《今晚報》為代表的‘新副刊’風格大大沖擊了傳統黨報副刊的辦刊思維，在社會上影響巨大，因此可以將這一時期稱為副刊的晚報時期”27。“副刊的晚報時期”之說能否成立以及晚報與日報相比其差異性到底有多大姑且不論，至少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晚報副刊帶來了當代報紙文藝副刊的新變，由過去強調與正刊相一致的對民眾的政治宣傳和教育功能，轉而開始強調滿足民眾精神需求的審美娛樂功能。這種轉變其實是副刊向“副”回歸的一種表現，因為相對于政治宣傳，審美娛樂顯然更接近于副刊的本質性規定。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報紙文藝副刊的興盛以及對新時期文學的高度參與其實也并沒有完全否定1949年后副刊與正刊都是黨的喉舌、是宣傳機器的有機組成部分的定位。因為新時期以來的文學潮流，無論是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還是改革文學，都與政治領域的撥亂反正與意識形態重建在事實上形成一種同構關系。在此背景之下，報紙副刊迎來“輝煌”也就不奇怪了。所以這一時期許多報紙副刊的版面都得到了大幅擴充。“在80年代后期，一些報紙的新聞和副刊版面比例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新聞版面減少，而專副刊版面大幅增加，如《人民日報》新聞版面從1980年的81%下降到1989年的62.5%，下降了18.5%，而副刊從1980年的19%上升到1989年的37.5%，上升了18.5%。《羊城晚報》80年代末專副刊的比例超過新聞版面，《廣州日報》和《新民晚報》新聞和副刊版面各半”28，副刊版面大幅增加的現象說明了報紙副刊在民眾的文學和文化生活中開始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

但隨著1990年代市場經濟的大潮席卷而來，以及1990年代末期開始的新媒體迅速崛起，1980年代報紙文藝副刊的輝煌很快走向終結。除去《人民日報》副刊《大地》、《文匯報》副刊《筆會》、《光明日報》副刊《文薈》以及《解放日報》副刊“朝花”等傳統黨報副刊依然堅持文藝副刊的定位而與市場大潮自覺保持距離之外，大部分報紙副刊都被市場所裹挾，大幅削減乃至放棄文藝性元素，以市場為導向，走向服務大眾的綜合性副刊之路。當然，這也與1980年代文學熱的退潮，或者說文學的“邊緣化”語境有關。1993年2月18日，王曉明跟華東師大的幾位研究生對話時談道：“今天，文學的危機已經非常明顯，文學雜志紛紛轉向，新作品的質量普遍下降，有鑒賞力的讀者日益減少，作家和批評家當中發現自己選錯了行當，于是踴躍‘下海’的人，倒越來越多。我過去認為，文學在我們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現在明白了，這是個錯覺。即使在文學最有‘轟動效應’的那些時候，公眾真正關注的也并非文學，而是裹在文學外衣里面的那些非文學的東西。可惜我們被那些‘轟動’迷住了眼，直到這一股極富中國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幾乎要將文學界連根拔起，才猛然發覺，這個社會的大多數人，早已經對文學失去興趣了。”29在文學日益邊緣化的時代，不僅文學雜志紛紛轉向，報紙文藝副刊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相對于過去副刊曾經出現過的衰落甚至被取消，報紙文藝副刊的這次危機來得較為隱蔽。表面看來，伴隨著市場經濟的大潮和大眾文化的崛起，大批都市報及其副刊紛紛創刊，發行量也非常可觀，但實際上卻是在文學邊緣化的時代語境中，報紙文藝副刊一步步走向新的低谷，文藝副刊開始向文化副刊轉型，以滿足市民大眾的文化需求為要務，緊跟市場，與市場共舞，離文學越來越遠。

都市報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應運而生，成為報界引人注目的一種現象。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后，各都市報陸續推出副刊版面，但是仍然與文學刻意保持了距離：“以《華西都市報》為代表的都市報幾乎都強調副刊的通俗化、生活化和都市化，著眼于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充滿濃郁的市民生活趣味和地方色彩。都市報大多有意識地抵制文學副刊，也不走‘亞文學副刊’的道路，只以社會副刊的大雜燴、小文章的面貌，走入尋常百姓家，辦成具有趣味性、新聞性、參與性，甚至服務性兼具的、雅俗共賞的綜合性副刊。”30總之，市場經濟改變了1990年代的文化格局，大眾文化迅速崛起，與知識分子精英文化以及主流意識形態文化形成三足鼎立之勢。而隨著啟蒙的退潮和1980年代以來對政治文化偏于一極的反思，知識分子精英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在風頭正勁的大眾文化面前呈現出回避和退隱之勢。大眾文化在事實上成為社會文化的主流。都市報、綜合性副刊既源于市民大眾的內在文化需求，同時本身也是大眾文化的重要載體。在市民文化風尚的推動下，有時還會產生出一些新的文學品種。比如1990年代曾經大行其道的“小女人散文”即是一例。“小女人散文”最初源于《新民晚報》副刊上黃茵的“咸淡人生”、黃愛東西的“東張西望”專欄，這些來自廣州的作家到上海后，以其靈動的才情與智慧，配上摻雜著幾分虛榮的小資情調的文字，追求一種時尚、休閑和品位，迅速俘獲了一大批女性市民讀者的心，出版社也看準時機接連推出了她們的散文集。后來張梅、石蛙、素素、蘭妮、宋曉琪等一批報紙副刊的女作者也紛紛加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為她們集中出版過兩個“都市女性散文”專輯，有力地對原本媒體人口中帶有調侃意味的“小女人散文”加以推波助瀾，更使得“小女人散文”一度進入精英批評家的視野，被言說和討論。31雖然“小女人散文”迅速走紅又迅速謝幕，也受到一些批評家的尖銳批評，但卻在那一時期的都市女性市民讀者的文學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報刊業進入都市報時代的同時，綜合性副刊也成為報紙副刊發展的方向。副刊越“綜合”，文藝性就越稀薄，離文學也越遠。如果仍然從文學的精英立場出發，將培養新作家、發表優秀作品作為衡量副刊價值高下的標準的話，那么這一時期的綜合性副刊顯然不具備什么研究價值。或者說，綜合性副刊從傳媒研究的角度來看仍然有意義，但是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則乏善可陳。不過如果借用“文學生活”的視角來加以觀照，那么綜合性副刊上的那些將新聞性、知識性、趣味性等融為一體的文字，雖然其純文學含量被大大稀釋，但其實也仍然有一定的文學性，屬于“亞文學”或“邊緣文學”作品。在純文學被邊緣化的時代，這類綜合性副刊或文化副刊以一種更迅猛、更深入的方式走進了大眾的文學生活，也應得到研究者足夠的重視。

五、“副刊時代的終結”

1990年代末以來，隨著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以及手機、平板電腦等移動智能終端的大眾化，新媒體已經對傳統紙媒構成了嚴重的沖擊。在時效性方面，網絡新媒體的優勢是報紙等傳統紙媒無法比擬的。在便捷性方面，新媒體也已遠遠走在了紙媒的前面。而從公眾的閱讀習慣來說，電子閱讀已經成為越來越多的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的首選。在此情勢之下，等待紙媒的是一場關乎生死存亡的考驗。從21世紀初開始，就先后出現了幾次大規模的報紙停刊潮。在此過程中，除去黨報及其副刊因其背后有政府支持、發行渠道有別于商業報刊，因而生存環境尚未受到太大影響之外，其他紙媒均面臨著越來越大的生存壓力。廣告收入是紙媒尤其是都市報、晚報等報紙主要的收入來源，但是隨著新媒體的強勢進入，報紙廣告的市場份額不斷遭到侵蝕，呈現出持續下降的趨勢。依據中國廣告協會報刊分會與CTR媒介智訊聯合發布的《中國報紙廣告市場數據分析報告》提供的數據，2017年1-6月，報紙廣告降幅為30.5%，廣告資源量下降24.3%，自2012年報紙廣告開啟下降通道以來，廣告收入的持續大幅下降，廣告資源的大幅流失，都使得作為傳統紙媒的報紙生存環境越來越艱難。而同樣作為紙媒的報紙文藝副刊，其所受到的沖擊相比正刊還要更加復雜和猛烈。

首先，隨著“讀圖時代”乃至“影像時代”的到來，傳統的閱讀方式受到強有力的沖擊。圖像和影像以其更加強烈和直接的視覺沖擊形成了對文字的巨大優勢，各種圖片、繪畫、電影、電視、卡通、動漫、小視頻鋪天蓋地，充斥在人們所處的文化空間之中，越來越多的人習慣于“讀圖”或“讀影”，而放棄了文字閱讀。與圖像或影像相適應的快餐文化大行其道，傳統的文學閱讀則更加邊緣化。在這種語境之中，不要說報紙文藝副刊中的文學作品，即便是得到社會公認并且通過教育系統加以強力推廣的經典著作，也很難以文字的方式被公眾閱讀和接受。越來越多的人習慣于通過電視劇來“讀”《紅樓夢》《西游記》《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等文學經典，真正通過文字來閱讀的寥寥無幾。這樣的文化環境雖然也倒逼著報紙文藝副刊在語言文字、版式設計、配圖、選題策劃等方面不斷做出改進與創新，以求盡可能適應讀者的需求，但終究無法改變圖像和影像漸漸成為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主要閱讀選擇的趨勢。喪失了讀者的支持，副刊自然難以為繼。

其次，新世紀網絡文學的異軍突起，也使得報紙文藝副刊作為文學園地的功能逐步喪失。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1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為10.67億，較2021年12月新增網民3549萬，互聯網普及率達75.6%，較2021年12月提升2.6個百分點。我國手機網民規模為10.65億，較2021年12月新增手機網民3636萬，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為99.8%。而網絡文學用戶規模已達4.92億，占網民整體的46.1%。32這樣的網絡文學用戶規模，說明網絡文學在當代國人的文學生活中已經占據了絕對優勢的地位。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主要從網絡文學中獲取資源來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時，其他精神資源渠道的重要性也就會相應下降。而一旦被需求程度開始持續走低，報紙文藝副刊的發展空間也必然會越來越趨于逼仄。所以即便一些老牌的以“文藝”知名的報紙副刊，也不得不對版面做出相應的調整。

以《人民日報》為例，1995年1月1日，《人民日報》由8版改為12版，2003年1月1日改為16版，2009年7月1日改為20版，2010年1月4日又改為24版，周六、周日則一直維持8個版。在總版面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副刊版面卻在不斷縮減。再如《新民晚報》的副刊《夜光杯》，作為一份具有品牌效應和全國性影響的文藝副刊，雖然在新媒體時代仍然堅持了趙超構先生當年的兩個版設計：“副刊有兩版，應當是又廣又雜，不拘一格。總的原則是不要偏食，偏食缺乏營養。一個版雅一點，它是文史、札記、中外古今，談修養的多；另一個版通俗一些，講一點服裝家具，講小菜、電影明星”33，并且建立“夜光杯博客”來突破紙媒局限，增加作者與讀者的互動，以保持在新媒體時代這一副刊品牌的屹立不倒。但實際上卻是雖然版面依舊、“夜光杯”的名稱依舊，原先設計“雅一點”的那個版面內容卻已悄悄變成了追求“雅俗共賞”，從“雅”到“雅俗共賞”實際上是用“俗”對原有的雅進行了“稀釋”。或者說是報紙文藝副刊的文學性被稀釋了，變得越來越淡。這其實也可以看作是一種變相的縮減版面，也是報紙文藝副刊在新媒體時代逐步走向萎縮的反映。

2004年，《南方周末》曾經討論過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題目叫《紙上的風云——副刊時代的終結》34，邀請了傅國涌、李輝、劉克襄、陳平原等學者、編輯就副刊的現狀與未來走向談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觀點非常值得深思。比如有學者就認為讓許多人備感焦慮的“副刊沒落”其實只是副刊回歸常態和本位，副刊曾有的輝煌只是因為當年“社會的焦灼以文學的面貌出現，寄身于副刊，使副刊超載地承擔了本不屬于它的種種任務，凝聚了整個社會的關注”，應當平靜地接受 “一個副刊能使全國矚目街談巷議的時代已過”的現實。這其實暗含了副刊的文學功能或“文學性”逐漸淡化是歷史必然的意思。而曾經做過《人民日報》副刊主任編輯的李輝則說得更加直接：“過去有很多重要作家是在為副刊而寫作。重要的作品交副刊發表，然后產生很大影響。現在文學邊緣化，副刊也是。文學副刊不能說消亡，但應該說以副刊培養文學、培養作家的功能消失了……現在作家已經不愿意在副刊發表文字，在副刊發表文字被作家看成是有失身份和損害文學品質的行為。作家和副刊的疏離是必然的趨勢。文學從副刊中退出也是必然的趨勢。” 關于“過去許多重要作家是在為副刊而寫作，重要的作品交副刊發表”云云，上文已引用蕭乾的話做過辨析，不再贅言。結合對1949年以來報紙文藝副刊發展流變的梳理，李輝在此所做的作家必然和副刊疏離、文學必定從副刊退出的判斷應當還是比較切實和準確的。

至于像《人民日報》副刊《大地》、《解放日報》副刊《朝花》、《文匯報》副刊《筆會》、《新民晚報》副刊《夜光杯》等少數依然選擇對文學性加以守護的報紙副刊，“紙上的風云”討論中學者們的告誡也值得深思：“在一個多元的社會里，應該會有各種風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軟的硬的、俏皮的嚴肅的。唯一不可能的是一個‘雅俗共賞’的副刊。雅與俗各有理直氣壯的生存權利，但若是為了獲得最大量的讀者而將雅俗摻雜，只能使一個副刊非驢非馬，個性盡失，要嚇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讀者。”無論是在市場化的環境中副刊之間競爭激烈的時代，還是在新媒體崛起，傳統副刊與新媒體相互競爭的時代，追求“雅俗共賞”、盡可能地滿足一切讀者的需要成了許多編輯的制勝法寶。但這的確有可能兩面都不討好，白白失掉了自己的個性。其實早在這番討論發表十年前，王彬彬就寫了《雅俗共賞：一種美學上的平均主義》35，對“雅俗共賞”的神話進行了批判與解構。但是雅俗共賞的理想實在太誘人了，所以時至今日仍然被當作對一部作品的最高評價之一，仍然散發著極大的魅惑力。從辦刊實踐來看，那些從一開始就定位明確、將雅俗進行明確區分的副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文匯報》的《筆會》副刊，自1946年創刊以來就定位為一個“面向全國、以文學為主、兼顧其他藝術門類的文藝副刊”，1956年“筆會”副刊后，當時的負責人陳欽源“按照面向高層次文化界、知識界的辦刊宗旨，大力拓展作者隊伍，重視刊登老一代革命家、社會名人、文藝界學術界知名人士的作品……”，可見其追求“雅”的精英立場是非常明確的，而且也是直到今天仍然在堅持的：“經過幾代作家藝術家的共同努力和幾代編輯的共同創造，‘筆會’形成了自己厚重的傳統和高雅的品格。”36對“雅”的追求和對文學性的重視，使得“筆會”在眾多報紙副刊中獨樹一幟，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應，甚至已經被看作是《文匯報》的核心競爭力。

同樣，《解放日報》副刊《朝花》創刊之初也在“雅”上下功夫，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朝花》創辦時，就由編委出面聘請巴金、唐弢、以群、羅蓀、李俊民、趙超構、張俊祥、許杰等著名專家當顧問，正式成立了《朝花》的顧問小組，每月發給每個顧問五十元的車馬費。這個顧問組，實際上成了《朝花》作者隊伍中的核心和骨干……這種依靠專家作家、追求“雅”的品位的做法，對擴大《朝花》的社會影響力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朝花》副刊的業界聲譽也正是這樣積累起來的。所以報紙文藝副刊的成功或許并不在于千方百計一味迎合讀者需求，而在于堅持并堅守自己的個性。當個性喪失、面孔越來越不清晰時，無論雅的還是俗的讀者都不會再喜歡和支持，那么副刊也就垮掉了。在新媒體崛起、“副刊走向終結”的時代，也許堅守個性、樹立品牌意識、守護住已有的讀者資源，還能給副刊帶來一線生機。

結 語

對于文學研究者來說，報紙文藝副刊屬于文學史料，每一份報紙文藝副刊都保存了文學現場或大或小的一角，因而都有其研究的價值和意義。然而在既有的文學史架構之下，研究對象的價值又是有等級次序的。判斷文學史料是否有價值的重要依據之一就是看對這份史料的發掘和研究能否與現有的文學史架構形成一種有效的對話關系，能否對現有的文學史敘述形成一種豐富、增益、補充或是修正、顛覆、重構，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么對這類文學史料的發掘與研究就往往會遭到質疑。前文曾經論及，在現有的研究格局下，想通過研究和梳理報紙文藝副刊，再次發掘出被文學史秩序所遮蔽的另外一個“魯郭茅巴老曹”那樣的重量級作家，或是再次發掘出《阿Q正傳》《家》那樣的經典文本已經基本沒有可能性。但引入“文學生活”視野后卻可以發現，經由這一理論工具的觀照，可以有效拓展文學史的研究空間，并進而形成一種新的文學史觀。在傳統文學史研究架構中，報紙文藝副刊論述起來或許會捉襟見肘，但在“文學生活史”的視野中，每個時代的報紙文藝副刊相比同時代的文學雜志，卻更能折射出普通民眾的文學閱讀、文學接受和消費風尚，因而報紙文藝副刊完全可以成為研究不同年代國人文學生活的重要史料。一部副刊的流變史，同時也是一部國人文學生活的變遷史。

以1949年以來的報紙文藝副刊發展軌跡來說，1950—1970年代的報紙文藝副刊受制于“副刊不副”、學習蘇聯辦報經驗以及紙張短缺不得不縮減版面等因素的影響，副刊專注于宣傳、教育或是政治斗爭，審美、娛樂功能被壓抑乃至取締，因而在國人的文學生活中逐漸邊緣化并直至淡出；而新時期以來，隨著報刊業的復蘇，副刊也迎來了空前的繁榮，不但作為文學現場直接介入或推動了一些重要作品和文學話題的生產與傳播，成為備受不同階層讀者關注的文學媒介，而隨著晚報副刊、都市報副刊的大量涌現，盡管副刊的文學性被稀釋，綜合性副刊或“文化副刊”開始成為主流，但卻在國人的文學生活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很好地滿足了大眾讀者的審美、娛樂與知識增益等方面的需求。在這一過程中，副刊的調整與轉變其實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大眾讀者文學生活需求的變化；隨著媒介環境的劇烈變革和“讀圖時代”“影像時代”的到來，副刊開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這一危機的實質其實是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大眾文學生活中已經出現了類型空前豐富的替代品，而傳統的副刊則已經不能滿足大眾讀者多元化的文學生活需求。所以副刊如果不能積極尋求與新媒體融合，并積極調整自身的辦刊理念以更精準地適應不同類型讀者的文學生活需求，那么“副刊時代的終結”或許的確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即便副刊走向終結，但作為研究特定時代民眾文學生活的重要史料，在當下，還有待更多的研究者去關注和開掘。

注釋：

1 周作人：《魯迅小說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頁。

2 蕭乾：《應該研究報紙副刊》，《人民日報》1988年9月13日。

3 蕭乾：《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謹向本刊作者讀者辭行》，《副刊面面觀》，李輝編，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160頁。

4 溫儒敏：《“文學生活”概念與文學史寫作》，《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5 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宣傳處編，新華書店1950年版，第70頁。

6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79頁。

7 吳敬恒：《民國日報與世界的進化》，《民國日報紀念增刊》1920年1月1日。

8 陳望道：《關于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活動的回憶》，《復旦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3期。

9 胡太春：《中國報業經營管理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59-160頁。

10 袁鷹：《副刊編輯手記》，《新聞戰線》1959年第1期。

11《發刊詞》，《人民日報》1946年5月15日。

12王文彬：《中國現代報史資料匯輯》，重慶出版社1996年版，第672頁。

13 15《本刊啟事》，《人民日報》1949年8月18日。

14學習生活編輯室：《小啟》，《人民日報》1949年8月3日。

16《人民園地小啟》，《人民日報》1949年10月13日。

17《致讀者》，《人民日報》1956年7月1日。

18袁鷹：《副刊編輯手記》，《新聞戰線》1959年第6期。

19王英秀：《談談學習蘇聯辦報經驗》，《人民日報回憶錄1948—1988》，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頁。

20 姜德明：《〈副刊面面觀〉小序》，《副刊面面觀》，李輝編，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2頁。

21《1956年新聞出版用紙供不應求緊張情況（1956年5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8，中國書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頁。

22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文化部關于1956年紙張供應問題的指示》，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8》，中國書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頁。

23 25 李焱勝：《中國報刊圖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0、203頁。

24 27 30魏劍美、駱一歌：《中國報紙副刊史》，新華出版社2015年版，第77、84、96頁。

26 《讀者?作者?編者》，《文匯報?筆會》1979年4月1日。

28 薛國林、侯東陽：《中國報紙專副刊文化》，中國科學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頁。

29 王曉明等：《曠野上的廢墟——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上海文學》1993年第6期。

31王干：《話說“小女人散文”》，《在場——王干30年文論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8-173頁。

32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https://cnnic.cn/NMediaFile/2023/0322/MAIN16794576367190GBA2HA1KQ.pdf。

33《〈新民晚報〉“夜光杯”七十年》，東方網，2016年7月20日，http://gov.eastday.com/renda/dfzw/n28905/n28943/u1ai6103481.html。

34《紙上風云——副刊時代的終結》，《南方周末》，2004年9月9日。

35王彬彬：《雅俗共賞：一種美學上的平均主義》，《上海文化》1994年第6期。

36 《文匯報歷史上的副刊》，《文匯報》官網，2018年1月18日，http://www.whb.cn/zhuzhan/xinwen/20180118/186944.html。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