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文學》2023年第11期｜趙柏田：不離家舍，常在途中
小 序
我常想，這世間的好文字都是要勘破些什么的。李叔同勘破紅塵，所以有“長亭外，古道邊，夕陽山外山”，史鐵生勘破生死，所以有《我與地壇》，胡蘭成勘破情欲——也可能是更深的沉迷，所以有《今生今世》。什么也勘不破的俗人，只有埋頭趕路。
川端康成的小說《雪國》開頭寫道：“穿過長長的隧道，前面就是雪國。”少年時代起，我著迷于幽暗盡頭的那一抹微光。在我看來，那就是東方的審美和格調。還有一年，去西寧，帶了一本陳渠珍的《艽野塵夢》路上看，書上寫的是民元之前，他帶兵駐藏的經歷，還寫到一個愛上他的藏女西原，一路跟著他，最后歷盡艱難回到西安，卻死了。常讀的還有沈從文在沅水漂泊，寫給女友張兆和的那些私人信件。讀著這樣的文字，總覺得他們都是特別認真趕路的人，在途中，處處可以安身立命。
年輕時，我借同鄉王陽明之口說，“地理是我記憶的核心”。我那時說的地理，是“一次次的離去、抵達、思鄉、懷念以及旅途中歸屬感的疑問”。它們構成了一張復雜、密致的網，是一個人成長并獲得自我身份確認的重要部分。
我現在多么懷念那些遠游的時刻，“到處地方都有個秋風吹上心頭的時候”。靈光閃現的一霎，讓四時滄桑、胸中海岳如通了電般，圓融正覺了起來。那是多么美妙的一刻，每個詞都坐到了世界的實處，而凌亂著的物，也在天地間的秩序中一一歸位，如同頭頂的星空，無言中卻有大美。
就像華萊士·斯蒂文斯找到那只“田納西的壇子”，讓凌亂的荒野和山峰重新得以安排。“荒野向壇子涌起，匍匐在四周，不再荒涼。”
臨濟宗的義玄禪師有一偈，“在途中不離家舍”，途中的一棵樹，一片云，都可以是家。他還有一句話是，“離家舍不在途中”，離開了家，也并沒有一個旅途可言，人生本是一場遠行。
不執著，也不疏怠輕忽，活到五十歲，我好像才學會走路。有道是，“不離家舍，常在途中；途中家舍，觸處相逢”。同樣的意思，在我喜歡的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那里也得到了印證：“離開本土而又不真正離開家是一種誘惑，這是一種產生于旅行癖好的樂趣。”
偈云：“人從明州來，卻入廬山去。”我現在生活的地方，以前就叫明州呀。
1.湘湖記
去越王城時，下起了大雨。雨如箭鏃，攢擊著湖面，十余步外人影莫辨。湖上影子，唯淡墨般長堤一痕，和遠處船形建筑一座。兩千余年前，此地是吳越兩國交戰的古戰場。那風聲雨聲，似乎也帶著兵氣了。
蕭山的由來，據說就是這般：越王勾踐兵敗，退入此境，登山，四顧蕭然，跟出來的老兄弟們都沒幾個回來的，故名蕭山。
眼前百米高的城山，就是古越國的一處古堡。山前有廣場，廊柱、石坊、臺階都是新砌的。雨委實太大，那越王城遺址的一段城墻，只得遠遠看一眼，而洗馬池、佛眼泉、山后古道，那些生長出諸多傳奇的去處，竟生生地被雨隔著，不能近前一步。
這樣也好，可以看湖。
桑君給我看湖。是去年初冬的湖。她曾陪家人來此，拍了幾張，喜歡得不行。我一看，果然好，初看像是西湖，山光樹影籠著霧氣，都是虛虛的，線條洗練得像是明人小品。我疑心她是用手機軟件處理過。桑君竟似為這湖鳴屈了，說這湖本來就這么好看的。
但我好像更喜眼前這湖。大風大雨，浩浩渺渺，天與水，與山與樹，沒有遮掩，也沒有轉折。它不再是小品，而是墨色酣暢的宋元山水。“雨過河源隔座看”，是我喜歡的李義山的名句，還有前句，“星沉海底當窗見”，也好。星沉雨過，一隔一看，一沉一見，如在目前。有人說李詩是寫男女幽會事，在我看來，那實在是與天地精神接通的一瞬。
湘湖，能否給我這樣的一瞬？
說到此湖的宋元氣象，是因其闊大。卻不承想，此湖，真的是一個宋人筑的。時在宋徽宗政和二年，也就是公元1112年。
那個人叫楊時。
越地的湖，取一湘字，我總百思不解，這與湖南人何干？看了楊時的履歷才明白。楊時，福建人，熙寧九年（1076）進士，先官湖南瀏陽，然后到浙江的余杭和蕭山，任知縣。
他是北宋理學家程顥的門下弟子，程顥說他聰明，領會得快，“楊君最會得容易。”又說他自信滿滿，誰也不能駕馭。他學成南歸，程顥送他遠去，感慨說：“吾道南矣！”那心情，幾百年后的王陽明得著了王艮，差堪比擬。
程顥死后，楊時跑到洛陽，投到程顥的弟弟程頤門下，著名的典故“程門立雪”，說的就是他的故事。說的是，一日，他與同學游酢去程府求教，正巧碰上程頤靜坐小睡，二人便肅立等候。當時天降大雪，待程頤一覺醒來，雪已經下了有一尺深了，兩個虔敬的弟子已立成了雪人。一個至今想來還是異常溫暖美好的故事。
楊時來任蕭山令時，一定想起了三十多年前來浙江明州任鄞縣令的江西人王安石。王介甫一代名臣，后來位極宰輔，在神宗支持下發起變法。楊時初入仕途時，這位政治老人在反對派的攻擊下已經落職閑居江寧。若要站隊，楊時和他的老師都是熙寧變法的反對派，但這并不妨礙他把治鄞時的王安石作為自己人生的樣板。慶歷七年（1047）秋天，王安石花了大半個月巡視鄞縣各鄉水利，爾后疏浚東錢湖，在各鄉建了許多塘壩.三十多年后，楊時在蕭山城西“以山為界，筑土為塘”，建成這樣一個巨大的人工湖，以解九鄉旱澇，也很難說不是來自青年王安石的啟迪。
此湖周圍八十余里，湖域面積四萬畝，《蕭山縣志》上說楊時為邑令時指揮這一工程，“經理庶務，裁決如流”，可見也是個能吏。湖建好后，他想起了自己曾經任官的瀟湘，名之湘湖，也是一番寄托。
湖中舊有八景，什么晚鐘，什么棹歌，大抵后世文人穿鑿，我只是記住了一個山腳窯煙，說的是此湖筑成后，湖底的黏土成了燒陶的好料，湖邊人多以制陶為業，環湖窯場林立，一到暮色時分，湖邊山腳，窯煙縹緲，如一空空幻境。大雨天不見窯煙，我想現在這里的窯場應是都關閉了吧。
離開浙江后，楊時被宋徽宗召為秘書郎，做了京官，后來屢有升遷。從他寫給當道的一些時事札子來看，他論茶法、鹽法、邊事、軍制，對北宋末年的經濟和軍事政策多有建言。到南宋建炎四年（1130），他辭官回了老家，去研究他的性理學說去了。
他雖然以“二程”嫡傳的理學家的身份進入官場，一生都在精研心性之學，但他面對的，一直是人的世界。在政治架構內，他做過牧民的縣令、新法的反對者、皇帝的近臣，他從來沒有生活在一個玄之又玄的超驗世界，即使談性，談理，也都是人間的消息。從此人身上可知，中國的哲學，一向都是在人間的哲學。
他的學問，自有朱熹等后來者承繼；他在蕭山留下的這個湖，遺澤千年。
雨中遠遠望見的，湖邊那幢船形建筑，是跨湖橋遺址博物館。我知道跨湖夜月，也是入了舊八景的，但雨中看去，那橋似乎也隱入水汽中不見了。
我很快就知道，博物館為什么是一個船屋的外形。館中主藏的，是一只史前時代的獨木舟。此舟是跨湖橋新石器遺址考古發現的，距今約八千年。
出土的還有水稻、茶籽、陶釜，但我的目光已經黏在了這只上古時代的木船上。
還在一個星期前，陪同廣州來的謝有順君，剛去看了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遺址。我總覺得，對史前時期文明的一種想象，如同泅渡一片無人的水域一樣，對今人是一種挑戰。兀地看到這八千年來的古舟子，我不由深吸一口氣，這片水域實在是太深太廣了些。
我們所能想象的，也就是一個有了文字之后的世界。甚至安于時世，連這種想象力都不再具備。
但在蕭山，只要有足夠的好運氣，還是可以遭遇接通古今、接通天地精神的一瞬。因為此地有春秋的山，宋朝的湖，還有一只上古時代的古舟子。
2.方巖記
昔年郁達夫從金華去方巖，既是沖著胡公廟香火之盛，也是慕此地風景幽靜靈秀。郁達夫為文，如嚼老姜，苦辛味居多，獨獨這篇《方巖紀靜》，寫山水，紀風俗，也寫宋儒習性，通篇皆有靜氣，在他的文集中是個異數。
上方巖，先經芝英鎮。這也是當年郁達夫走過的路線，就連山下那座坍塌在荒草叢中的石亭子，也曾進到郁達夫的眼里。這讓我恍惚覺得，八十年并不遠，他好像昨天才來過，或者，他就是身旁坐著轎子登山的一個香客。
芝英，最早名官田，是晉時官軍屯田之所，因有靈芝產于其間，明永樂乃改此名。其實芝英還有一個舊稱，汝南郡，這是河南上蔡的一個古地名，移用至此，也是兩晉之交遷居此地的中原豪族難忘故土。郁達夫到此時，說居民千戶，多應姓者。我特意留意了一下族譜，應氏集居此地已逾千年，他們的遠祖，可以追溯到東晉時的鎮南將軍應詹。
穿鎮而過時，特意去了當年郁達夫停轎去買油紙做雨具的半面街。街面入口處狹窄，往里有一半月形小廣場，街兩旁店鋪林立，集中了永康當地打制五金器具的傳統手工藝人，有打鐵、打銅、打錫、打銀、釘秤、鑄鍋的，那些擺放的器具都帶著金屬沉穩的光澤。永康的小五金工藝，源自東晉，又有南朝時煉丹術的推動，也是所來有自。永康地處金衢盆地要沖，田少人稠，民國時，這里的手藝人挑著家什外出謀生，近到金華、衢州，遠到上饒、南昌，皆是他們的勞碌身影。詩人早年打過鐵，說這條街也是當年的一個勞力市場，東家要雇手藝人，也都到半面街來物色。
古驛，義莊，道觀，書院，祠堂，使這個千年古鎮在外觀上還保留著傳統中國社會的濃重痕跡。尤其是祠堂，迄今保存完好者，尚有五十余座。小宗祠堂、思文公祠等，皆是明清時就建了的，水磨青磚，廓梁浮雕，皆外觀宏大，做工精細。傳統中國，皇權不下縣，能維系兩千年傳統中國于不墜，宗族制功莫大焉。這些祠堂，曾是古鎮等級最高的建筑，舉凡祭祖敬宗、訓誡子弟、催課完糧、息訟御盜，民間日常里的一些重大活動，都是在此舉行。
應氏后裔，于晚清時崛起兩人，皆與洋務有關，一是曾任蘇松太道、曾得李鴻章專折敘功的應寶時，一為曾任駐西班牙使館參贊的應祖錫。于這么一個傳統的腹地，卻有子弟投身于時代前沿，也是世風渲染吧，卻也證明中國文化自有其生生不息之力。應祖錫故居為一清中葉磚木混構，重檐歇山鐘樓，三合院式，上下兩層，硬山頂，門窗、花拱等處的花鳥雕刻，刀法精微，見輒心喜。
在鎮中一處祠堂里——祠堂太多，委實想不起了——喝過巖茶，吃過永康本地產的烤包子和餛飩，向著方巖腳下而去。八十年前郁達夫登山，說石階密而且峻，盤旋環繞，需一個鐘頭方得上去，那是因為他走的是前山。我們走的是后山（前門在修繕），山徑清幽，鳥鳴啾啾，間有笛聲可聞，上山的途程是短了許多，但郁達夫所說的巖下街是不及見了，想當年香火旺的時候，這些專靠胡公廟吃飯的生民，生意都是好的，日子也過得富裕。
胡公實有其人，那就是北宋初年的胡則。胡則在公元11世紀南方的一場大旱中，上疏請求朝廷，免江南各地身丁錢，為官時又寬刑施仁，故此在他死后，多地百姓立廟祭祀。胡則是永康人，又在方巖讀過書，故廟在此處方稱正宗。但即便宋時文臣地位極高，死后民間稱“大帝”，也是僭越，數百年來沒見官方禁止，也真可怪也歟。據說胡公大帝極為靈驗，這也是數百年來吸引著香客絡繹不絕上山的原因吧。
從后山上來，穿過一極險峻之峰門，即為天街，也就一略寬的石徑。山頂平地，林木叢生，亦明瑟可愛。胡公廟即在天街另一側。廟門依山而建，內極寬大，我看供奉的胡公面相，也就是連環畫上常見的文官模樣，只是多了些慈悲與藹然。大概民眾總是按著他們的理想，來制造心目中的偶像。天街西側，有一絕壁，筆立數百米，大藤垂于下，旁邊石上書“千人坑”三字，卻有一本事，說的是方臘陷永康時，鄉民避難于山頂，亂兵攀藤而上偷襲，山上砍斷藤索，多有墜崖死者。亂世中，幽僻如方巖，也是難逃兵禍，即便有靈驗的大帝，也是護佑不得。
從永康至芝英五十里，從芝英到方巖又二十里，七八十里地，也就為看山。方巖的山，果然是雄奇的，郁達夫說“絕壁陡起，高二三百丈”，絕無夸張。從頂上的望景臺看去，四面的山幾乎都是柱狀的，山體從上到下，一般粗細，加一錐狀的山頂，如碩大的帳篷，也如林立的糧屯。“峰的腰際，只是一層一層的沙石巖壁，可望而不可登”，郁達夫有文在此，任何的描繪都是貧乏的了。這種成片的巨巖，我見過的山中，只有雁蕩差堪比擬，若有畫家要寫景，也只有油畫方壓得住，郁達夫說中國畫的畫山點石功夫，無論怎樣的皴法皺疊，都有未到之處，確是到過方巖的人才說得出來的行話。
靈巖也是去了的，乃一極幽深的洞，幾乎對穿山體。山頂有一觀音塑像，是新塑上去的，線條不甚靈動。有洞穴之地必有宗教和哲學，我所愛者，還是后者，離此相去不遠壽山下，五峰書院所在的那處山洞。
那洞，如蛤口翕張，亦如覆船扣于崖下，郁達夫所說“冬暖夏涼，紅塵不到”之所也。洞內支開數張大桌，喝茶，說話，也不覺局促和喧鬧。頂上灑落的一縷細泉，長年不斷，被風吹散，時作潺潺水聲，讓人總也聽不厭。洞前靜潭，映著被五峰擠壓著變得縮小的一方天，飛鳥，流云，綠樹、紅花，皆在觸手可及的水鏡里，“仰視天小，鳥飛不渡，對視五峰，青紫無言”，八十年前感動郁達夫的那種極大極深的靜，我也是體味著了，只不知那布幔般遮在四面的，巨厚、瀑布、桃花、覆釜、雞鳴五峰，又各是哪一座？此次上方巖，好在可與八十年前的郁達夫一路對話、爭辯，想到此處，不由微笑。
五峰書院、學易齋、麗澤池，朱熹、葉適、呂東萊、陳亮等宋儒們時作勾留的這些處所，都是在此洞的另一側，依山而成，無椽無瓦，又不侵風雨。郁達夫說，不看金華的山水，不知宋儒苦心，他們借山洞作講堂，大多是想借了自然的威力來壓制人欲，但我看真正的修學者，他們的天機也是奔放泠如的，書院、學易齋這邊固然高冷，向東步出數十步入此天然涵洞，聽風聽瀑，看云看樹，也是運思者的樂趣罷。
1938年日軍侵浙，浙江省府在省主席黃紹竑率領下遷入五峰書院所在山巖辦公，以避日軍轟炸，一直到1942年。黃紹竑把裸露在外的辦公樓漆成黑褐色，既與山體偽裝成一色，也示不忘國恥。洞前有一省府南遷紀念石碑，這是郁達夫1932年秋天來時所未能見的。
下得山來，在永康還逗留了兩日，去看了厚吳、大陳、塘里等古村。那都是些散在平原上的村落，移步換景，秀色處處，良可回味。塘里古村，聚居的是三國時的孫權后裔，這里有個叫孫孝賢的鄉紳，1927年在老家開辦了同文書局，以木印和石印印刷賬簿、課本，到1938年浙江省府西遷，書局的印刷業務一下到了鼎盛。我找了很久，想看看當年的印刷機器和書籍，村人告，已找不到一件實物了。這讓我再次想到了宗族制和鄉紳階層在傳統中國社會的作用，他們是基石，也是一種文明的薪火傳承者，維系著傳統中國縣以下的基層社會的文脈和秩序。鄉紳一死，群氓遍地，這八字，幾乎可作一部20世紀史的縮略來看的。
3.溫嶺記
站在山下我聞到了大海的氣息。看不見大海，大海就在數里開外。盛夏的天空，將雨未雨，是鉛灰色的，帶著點渾黃。空氣里帶著點腥甜的渾濁。然后登山，突地有了風，就好像關得嚴嚴實實的屋子里啟開了一條縫。
這里是北雁蕩山的余脈，約兩百米的高度，在地圖上，它被標識為“溫嶺長嶼硐天”。《嘉慶太平縣志·地輿三》載：“嶼不甚大而最有名，并石蒼、黃監或統稱長嶼。”它是因山巒蜿蜒起伏，猶如海上一座狹長的島嶼而得名。我來這里是看一處歷時千余年的采石場，一座自南北朝開采經宋元直至晚清的巨大的工場。
它沒有想象中環形火山般的荒涼。它現在是如許的安寧。山靜如愁，山道也是空的。路邊一個個蓄滿了水的巨大的石潭，其潔凈就如同一個個剛張開的眸子。但這也只是讓我微微地驚訝，驚訝于此間的秀色。道旁看到原太平縣舊衙前的擂鼓石和一截龍柱，掩映于樹叢間，是明成化年間的舊物，幾乎完好。
然后下到了山體的腹部。
到了山頂，覓一洞口，緣著石壁上狹窄的石級逐級而下，愈往前行，境界愈大。窟與窟相連，移步換景。抬頭看上方壇口似的一片天，已下到了百余米處。原來這個巨大的采石場竟是在山體的腹部。原來這整座山體，讓一千多年來的工匠們都給鑿空了。依勢取石留下的石硐風景，或如古鐘，或如覆鍋，或如桶壁，或如巨獸，千姿百態。其硐有的孤立，有的串聯，有的環生相疊，有的幾硐并峙，深幽曲折，雄偉險奇。硐內凝灰巖削壁成廊，天窗頂空，石架懸橋，層疊有致，變幻莫測，宛若巖石的迷宮。
自南北朝以來，一千余年，上千個形態各異的石窟。為了防雨水侵蝕石質變硬，開口都極小，內里一例都別有洞天，幽深莫測。斧削過一般齊整的石壁，壁上的木楔，隱約刻在石上的姓氏和計件數字，就好像采石工們全都工間小憩去了，呼啦一聲，他們又會叮叮當當地勞作開來。
那些鑿石的人，那些背石頭的人，他們都是把影子刻進石頭里的人。他們的身影曾經在洞里幽暗的光線里晃動。晉人，唐人，元人，宋人，明朝人，清朝人。一個個世代勞動的疊加，造就了這個石窟。這里的石壁、洞頂、石級，石頭里的每一處縫隙，都遍布著他們的掌紋、汗水、血漬。
那些從山體里開采出來的條石，順著水路，走向了四面八方，它們砌入了哪些房屋，成了哪些建筑的墻基？如果石頭有記憶，那會是怎樣一部歷史？而一方生民，正是靠這些血汗里掙來的銀子生息著。一代一代，直至今世。
就像一個漫不經心的閱讀者，我被震懾了。震懾我的不是自然造化，而是無處不在的手工的痕跡，勞動的痕跡。從這些痕跡間，我看見了一種日常營生所筑就的偉大的文化，聞見了手工時代那一縷飄蕩至今的氣息。
走出洞口，恍恍乎耳邊還響著叮叮當當的采石聲，那聲音從明清、從更早的宋元年間傳來。
然后去看了石塘，一個古老的漁業集鎮，新世紀千年曙光最早升起的地方。這里所見最多者，還是石頭。《臺州府志》也曾這般記載：“塘多泥筑，少石砌者，惟此塘獨砌以石，故即以為全島總稱。”鎮中房屋、道路也大多隨地勢升降而建，石屋、石街、石巷、石級，果然是個石塘的樣子！
大海尚在休漁期，猛烈的陽光直射空曠的海面，暑氣逼人。漁港邊，幾艘漁船正在修理，幾個皮膚黝黑的焊工正在操作，焊花四射。在車上看了一圈沿島公路，我退回到海邊一家私人客棧，看一本20世紀80年代版的《牡丹亭》。
看石最多的，還是在石塘下面的一個小村，里箬村。它原本是屬于箬山鎮的，這個鎮的建制撤銷后，它就并入了石塘。這里地處箬山內側，東西北三面懸海，故又名內箬。“有山焉，層層包裹，故曰箬。又分內外兩層，故曰外箬里箬。”鎮志上這般說。
最早是來自福建的陳氏一支在此定居，繁衍生息，已歷百余年。村里現在的一些風俗，還是閩地一帶的。民國十九年（1930）的《陳氏卜園記》說，一個叫陳和隆的商人是這里最富有的，他的祖先從福建東部遷徙而來，及至陳的祖父，“始置漁船”，到陳和隆時，“三世經營航運得宜而告富有”。陳和隆發家后，在海邊營建了一座幾乎全由石頭砌成的宅第，“遠望漁船風帆沙鳥，無不畢陳于前，洵足樂也”，又有小花園，“設施得宜，遂覺草有忘憂之意，花含解語之容，魚多情而聽琴，鳥識趣而逐酒。瘐信之賦小園，尚無此樂境也”。
此時已是傍晚時分，西斜的陽光射在魚鱗般疊合著的石屋群上，于石墻的轉折處，切割出一塊塊黑白，石花窗里的一盆盆鮮花，于夏日黃昏之際重又恢復了生機。那一刻，這個海邊的石頭小村像極了歐洲老電影中的一個鏡頭。月亮慢慢高出山岡和村莊，世界正在加快下行，這個沉到夜的底部的小村，又會是如何的風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