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選中短篇 | 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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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乍看寫的是空軍某場務連瑣瑣碎碎的日常，只是各種不起眼的工作和人事變動，加上敘述者有點玩世不恭的語調，很容易讓我們覺得這作品要表達某種幽默或微諷的主題。隨著敘事的深入，作品中人物行為的來龍去脈逐漸勾勒出來，小說也漸漸顯露出內在的嚴肅性——每一件不起眼的工作，都可能牽扯到飛行安全；每一個看似不經意的決定，都可能涉及人生的某個轉折點；每一次對自身的認知調整，都可能影響到自己和別人的命運。最終，那些屬于青春年少的嫉妒和夢想，那些微妙的心思和隱藏的善意，那一切看起來細密庸常的平凡日子，一起描畫出“我”的成長之路。在這個有意味的成長過程中，“我”逐漸減少了自己的虛榮，學會了對挫折的接受和對他人的理解，也意識到了每一個生命的獨一無二，從而鄭重地走上了自己踏實的人生之路。
這是一個“十八歲出門遠行”的故事，為了對抗屈辱的校園霸凌，小說里的少年踏上了復仇的旅程。這頗有幾分悲壯的尋槍之旅，卻沒能迎來快意恩仇的歡暢。讓人感到滑稽的是，他的復仇行動竟然被拙劣的騙局所打斷。從美容院到售槍團伙，少年經歷的二次騙局，雖讓他避免了誤入歧途，卻終究給他帶來了更大的屈辱，將他無情地拋擲到成人世界的荒野之中。楊知寒的這篇小說包含著東北特有的冷幽默，但幽默的背后卻是深入骨髓的冷，也恰是這種冷意，促使我們思索個體的尊嚴和人生處境。
這是一篇讀來讓人感到妙趣橫生、可以充分體會到現實與虛構相交織的無窮魅力的小說。小說的主人公也可以稱為“傳主”的“魯先生”，是“我”讀初中時的語文老師。他其貌不揚，但酷愛讀書，對文學閱讀近乎癡迷，尤其鐘愛魯迅的作品，因此也受到了包括“我”在內的不少同學的愛戴。魯先生出生在紹興，一口紹興方言，一生命運多舛。這篇小說的故事，從許多我們耳熟能詳的、被收入中小學語文課本的魯迅文章里生發出來。魯先生杜撰自己與魯迅先生的交情，非但沒有讓人感到被捉弄，反倒讓人更深刻地意識到，要把魯迅當做一個完整的、有著七情六欲和世俗生活的“人”去理解；換句話說，魯迅先生之所以值得我們崇敬，首先因為他是一個“真”人。魯先生以“真”人魯迅為偶像，真正地達到了與魯迅先生的心靈相通。可惜的是，無論是在今天的文學界還是語文教育界，這樣的“真”人都太少了。在這個意義上，《魯先生傳》這篇小說，絕非是一篇游戲之作，值得我們讀后深思。
作者將故事發生的場景設置在一所小地方的醫院。一個戲曲名角、一個戲曲編劇分別從遙遠的都市返回，在家鄉走完最后一段旅程。編劇妻子以醫院護工的身份，在對戲曲名角的照顧中，將她的言行不經意間講與丈夫聽，從而鉤織起三個人之間的關聯。病房中住著形形色色的人，同時隱藏著形形色色的人生。兩個病人，在彼此的映照下是他們在自己的生活中愛而不得的心痛。真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作品在隱秘中叩問命運，又在溫情中舒緩遺憾與隱痛。
《金無足赤》的故事圍繞著老鋼筆展開，寫“我”因為在舊貨攤上淘鋼筆，結識了小鎮姑娘趙小玲。在隨后的相處中，我們互相生出信任。我資助小玲，小玲卻不斷地欠債，我幫助小玲，小玲卻連我的客戶和師父都騙。兩人的交往止步于借錢和還債，但似乎又不止于此。而烘托兩人關系的則是包含了鋼筆的產地、品牌、配件以及歷史的知識手冊。器物的歷史與人性的含混復雜相互關照，老鋼筆的磨損與修復與人與人之間既脆弱又堅韌的關系相互呼應。
小說在一種從容、和緩的敘事中，將時代的起落、行業的興衰、人生的曲折、人心的幽微折疊于一雙男女的際會與失散。盡管小說淡化了具體的時間和地點，但老鋼筆的意象始終都給人以懷舊和逝去之感。正所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純金做不了筆尖，完人也只可能是一種假象。
小說中有這樣一句話，“潮水來的時候，沙痕消失得那樣干凈”，這讓我想起同寫上海的同代際作家周嘉寧的中篇小說《浪的景觀》，她們不約而同地處理了一個幾乎一致的“文藝青年”成長蛻變的“懷舊”主題，并通過各自不同的敘事路徑，生長出諸多與“起源”“女性”“文藝嗎”有關的豐富的時代鏡像和感傷、冷峻的時代主題，青年人的這樣一種“精神自傳”最終凝結為對新世紀以來的時代精神衍變的追問。“竹本無心，卻節外生枝”，竹心也即金婷，她是小說的靈魂人物，她的所有的游離于秩序、規則、規訓以外的“節外生枝”都隱含著某種時代命運，折射著某種充滿魔性和魅力的時代氣質。默音寫作的貢獻在于直面這一“時代氣質”“中空”的本質，以及落幕時的悲涼、狼狽。
讓方向相悖的力，在作用結果上達成一致，是青年作家湯成難在描述離別時，同時完成的一項“創舉”。
小說《天幕騎兵團》講述的是一個馬戲團散場、給每個動物尋找歸屬的故事。馬戲團一共五個人、五個動物，分別是父親、我、菜籽、雙胞胎姐妹；孫大圣（猴子）、扁擔（蛇）、水仙（耕牛）、煙花（鸚鵡）、張富貴（大象）。停滯的演出，終日耷拉的藍白帳篷，頭頂揮之不去的灰云，將從前所有鮮活的日子都變為過去，將這個看似離奇、實則不分彼此命運統一體，拖拽進一張失去顏色的照片里。
清晰與含混，在這里相互交織，使得小說呈現出難以描述的復雜意味。“那些鬧哄哄的日子，那些擠擠挨挨的日子，那些五彩斑斕的日子”被敘述者一五一十地記錄下來，然而，帳篷與“天”，人與動物，南方北方，看與被看，喧鬧與靜默，命運及其抗爭，舊的事物與新的事物，卻都以含混的狀態存在。正如“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分不清哪些是人、哪些是動物一樣。無從區分，也無須區分。
小說結尾處，作者用將來進行時覆蓋了“我”與好朋友富貴分離的場景，在閱讀者心上再次重重一擊。而后，“空落落的心里突然多了些東西，可那東西又是沉的，重的，墜得低低的”。
這是一次意圖與形式高度契合的令人贊嘆的藝術創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