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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估定歷史人物在歷史進程中的價值與作用，既以其功業、道德、文章為基礎，也與一個階段的時代風氣、思想潮流、問題意識和接受水平密切相關。在從“晚清”到“五四”的文學發展過程中，戲劇性的一幕出現在了王國維的身上。世人或依據其自述，將其學術生涯分為“哲學”（1907年之前）、“文學”（1907年—1912年）與“史學”（1912年以后）三個階段[1]；或以辛亥鼎革，王國維隨羅振玉東渡為界，將之斷為“新人物”與“一軌于正”前后兩個時期，甚至指為“兩個王國維”[2]。無論怎樣區分，辛亥以前的王國維多在哲學與文學上用力，而此后的他專注國學研究，則是基本事實。

進入民國的王國維一向少就“文學”問題發言。對于1917年興起的“文學革命”，他也沒有任何公開言說。但從私下場合的記錄中，不難獲悉在諸如“白話”、“橫排”等“文學革命”的根本訴求上，王國維都持有鮮明的反對態度[3]。胡適在1922年完成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是最早對于“文學革命”做出歷史敘述的重要論著。在關于晚清時期的“古文學的變化史”部分中，胡適依次寫到了“嚴復、林紓的翻譯的文章”、“譚嗣同、梁啟超一派的議論的文章”、“章炳麟的述學的文章”與“章士釗一派的政論的文章”，并未提及王國維[4]。但次年胡適為此文日譯本作序時，卻特意“指出一兩處應補充之點”，其中之一便是表彰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與《曲錄》等著作[5]。又過了幾年，已經遠離文壇的王國維“搖身一變”，成為了備受新文學家們推崇的“先驅”，他與“文學革命”的關聯開始被由理論而歷史地全面建立了起來。待到1927年去世以后，王國維在新文學史上的地位愈加顯豁。

王國維在辛亥以前苦心孤詣探求“文學”義諦時，未有多少反響；而當“五四”之后新文學家們對于他的昔日言論大感興趣時，他又已經返身離開，無心舊事重提，與之對話。那么，究竟是怎樣的機緣促成了早年的王國維被高度關注？又是怎樣的動因使得王國維之于“文學革命”的“先驅”形象被確立下來進而廣泛接受？其間的邏輯是怎樣的？對于文學史又蘊含了怎樣的啟示？這一切大概都需要從“文學革命”過后的“整理國故”運動說起。

一 “文學革命的先驅者”

在學術史上，參與“整理國故”運動者多為北大、清華等高校內外的學人；但從文學史上看，其實也不乏“新文學”作家以社團的力量介入其間。作為第一家“新文學”社團，1921年成立的文學研究會在其“簡章”中就確立了“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6]。成立伊始，文學研究會就接編了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并且在《改革宣言》中表示“西洋文學變遷之過程有急須介紹與國人之必要，而中國文學變遷之過程則有急待整理之必要”，為此而創設了“研究”欄目[7]。起初，《小說月報》由茅盾編輯，雜志并未特別向“整理中國舊文學”方面傾斜。次年，《小說月報》改為鄭振鐸編輯，他“更重視發表有關整理中國古典文學遺產的理論探索和研究成果方面的文章”[8]。上任同年，他在文學研究會的另外一家副刊《文學旬刊》上發表了《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主張通過“打破一切傳襲的文學觀念的勇氣”與“近代的文學研究的精神”來“整理中國文學”[9]。鄭振鐸的這一姿態“明顯可見‘整理國故’的影響”[10]。

1923年，鄭振鐸編輯的首期《小說月報》出版。該期不僅頭題即其長文《讀〈毛詩序〉》，還推出了“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專題。鄭振鐸說，專題中的文章“都是偏于主張國故的整理對于新文學運動很有利益一方面的論調”[11]。如此一邊倒的聲音足以說明文學研究會同人在這一問題上的基本立場[12] 。

在“新文學”最為主要的陣地上為“整理國故”發聲之后，鄭振鐸還有更為宏大的計劃，即組織《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專號[13]。經過認真籌備，皇皇兩巨冊的《中國文學研究》終于在1927年以《小說月報》“號外”的形式出版。鄭振鐸在“卷頭語”中寫道：“這是一個初步的工作，這是艱難而且偉大的工作；我們的只是一個引子，底下的大文章，當然不是我們這幾個人所能以一手一足之能力寫成了的”[14]。鄭振鐸謙稱這“只是一個引子”，但收錄在《中國文學研究》中的多篇論著其實可謂學術史上的“大文章”。吳文祺的《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安先生》（以下簡稱《先驅者》）便是其一。

吳文祺很早就是文學研究會成員[15]。從1921年開始，他就在《文學旬刊》上發表文章了[16]。1923年，吳文祺的名字出現在鄭振鐸編輯的《小說月報》上[17]。1925年，在鄭振鐸創辦的《鑒賞周刊》創刊號上，吳文祺發表了《重新估定國故學之價值》，主張“國故學和文學的性質，絕對不同”，“但是中國文學的研究和整理，卻完全建筑在國故學的基礎上”[18]。《先驅者》一文，即他個人從事“國故學”研究的重要成果，正可以看作他以“科學精神”整理“新文學”歷史的發現。

吳文祺是王國維的浙江海寧同鄉，其在1920年代的文學與學術活動大都與文學研究會有關。毫無疑問，吳文祺是在“新文學”與“整理國故”的雙重視野中打量王國維這位因為地緣而拉近距離的前賢的。當然，其研究領域與王國維的交集[19]，也使得他對于王國維格外關注。而由“文學革命”傳播開來的新的“文學”觀念以及在“整理國故”運動中大行其道的文學史研究的思路，更讓他對于王國維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有了獨到而深入的認識。

需要說明的是，吳文祺的《先驅者》雖是1927年才在《中國文學研究》中發表，但寫作卻是在1924年。鄭振鐸組織《中國文學研究》專號的想法起于1923年，而在其接辦的首期《小說月報》上，便已在“讀書雜記”欄目中發表過他自己所寫的關于王國維的《曲錄》的兩則札記，對于王國維稱贊有加[20]。所以可以想見，鄭振鐸對于吳文祺的《先驅者》一文必然持有歡迎態度。只不過受到《中國文學研究》整體出版進度的影響，此文三年以后才得以發表。而就在吳文問世的當月，王國維自沉，恰好錯過。

有感于當時流行的幾種重要的學術史著與文學史論——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與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都未曾提及王國維，蔡元培的《五十年來世界之哲學》與樊志厚的《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盡管說到了王國維，可介紹的是他在哲學與史學上的成就，以及陳獨秀雖然表示“王靜安所長是文學”，但缺乏論述[21]，吳文祺認為“系統的介紹”王國維的文學思想很有必要，于是寫就了《先驅者》一文。而此文正是最早對于王國維的文學史地位做出勾勒的文章。

吳文祺寫作《先驅者》時，《人間詞話》的標點本尚未問世[22]，所以其立論主要依據的是《靜庵文集》與《宋元戲曲史》。吳文祺開篇談到漫長的中國文學傳統不能“徹底明白文學的真諦”，即“文學”的獨立價值。可就在他撰文的二十年前，“酸化了的中國文壇里”，“居然有一個獨具只眼大聲疾呼地以小說戲曲為‘文學中之頂點’的人”。在吳文祺看來，此人“見解之卓越，較之現代的新文學家，有過之，無不及”。這便是王國維[23]。可見，吳文祺是在中國文學史的背景中定位王國維的文學思想的，而他依據的標準則是“現代的新文學家”提供的觀念，也就是“文學革命”對于“文學”的定義。

吳文主體部分有三，分別論述了王國維文學思想的三個主要方面。其一，是王國維在中西比較視野中對于“文學”本體的發現。王國維認為，文學在中國歷史上主要是一種“載道”工具，而真正的“文學”應當“以描寫人生為職志”，是純粹的而非功利的。其二，是王國維主張以“自然”為“文學的試金石”，也循此看待文體更替的現象。王國維主張“文體之解放”與“文體之自由變化”是“文學上的一大進步”。其三，是王國維更為看重文學的美學價值。而由于他以“自然”為最高的美學尺度，對于“白話勝于文言，俗語勝于古語”的規律當然也就加以肯定[24]。

以后見之明來看，吳文祺所總結的王國維的文學思想的主要內容與“文學革命”倡導的理念若合符契。但作為首位就此問題做出論述的學者，吳文祺想要厘清其中的關節卻并不容易。所以在行文過程中，他很注意勾連王國維的具體論述與“文學革命”的關系。比如，在論及“我國之重文學不如泰西”時，吳文祺強調“王氏于二十年前已能撕去這傳襲的自傲的膜”，而二十年的距離，連接的正是王國維與“文學革命”；再如，在說到王國維“自然”的文學取向時，吳文祺提示“近年來的新文學運動，只是一種解除文學上的一切鐐銬枷鎖的運動，只是一種出文學于做作的牢籠而復返于自然的運動”，王國維顯然已經就此發出先聲；而“在王氏的文體愈自由愈進步的標語之下，一切足以傷自然之美的典故、對偶、韻律……等人工雕琢法，應該絕對地排斥”[25]，這也就和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中的“八事”關聯在了一起[26]；還有，在述及王國維對于白話的看法時，吳文祺說“王氏是很知道白話的價值的”[27]。

在文章的最后，吳文祺又通過一連串的對舉，展示了王國維的文學論述與胡適等“近來的新文學家”的主張是何等一致，從而概括道，既然王國維與“新文學家”的見解“不謀而合”，“我稱他為文學革命的先驅者，似乎不是過分的夸大的尊號吧！”[28]王國維的“文學革命的先驅者”形象由是被建構起來。

吳文祺構筑的“文學革命的先驅者”形象及其論述思路，深刻影響了此后的學界。此文一經發表，迅速引起關注。此中既有《中國文學研究》作為“新文學”陣營重要的學術成果本身具有的加持效果[29]，也與文章問世時恰好遭遇王國維去世帶來的巨大新聞效應多少相關[30]。但更為主要的，恐怕還是由于該文的問題意識切中了文壇關切。

吳文祺寫作《先驅者》時，“文學革命”已經初戰告捷，同時高潮消歇。可在他看來，“其實誤會的繃帶，仍舊很牢固地很普遍地縛在大多數人們的眼上”。具體而言，一是“他們對于白話文，始終沒有明確的認識”，二是“一般站在新文學旗幟底下的人，在理論上雖然常常發出反對文以載道的主張的呼聲，而在實際上有時卻不免走到他們自己所反對的主張的牛角尖里去”[31]。吳文祺所描述的，是整個“新文學”陣營的同感。對此，不同的作家選擇不同的角度、資源與方式加以回應。吳文祺發現了王國維早年的文學思想的重要價值，特別是他對于“文以載道”觀念的徹底反撥，并且有力地論述了其與“文學革命”先行后續的歷史與理論關聯，這是他提供的方案。此舉一方面說明了“文學革命”其來有自，另一方面也通借助王國維的國學重鎮身份為“文學革命”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做出論證。后者在具體語境中尤其具有現實針對性。而這正是“整理國故”運動創造的條件，即達成了“新國學”與“新文學”的辯證。

吳文祺意欲表明，“今日”從事國學研究的王國維與“昨日”探索文學革新的王國維可以相通，甚至其本來就是“新文學”中人：“王氏有這樣的高超的見解，若是繼續不已地在文藝的園地里盡力，那末我國的文藝之花，或許要開得格外鮮艷些，也未可知。”[32] 不過，如果以為吳文祺只是借用王國維的學術聲望為“新文學”背書，那么則有些“買櫝還珠”了。吳文更為重要的貢獻是把一段此前未曾為人矚目的“文學革命”的“前史”清理了出來，特別是為“新文學”觀念、理論與批評的發生補充了一條至為關鍵的思想脈絡。在吳文祺看來，王國維“關于文學上的論述”，“真可以說是前無古人”。而他早年的這些“和當時的思想界不曾發生過什么關系”的論著[33]，之所以值得認真開掘，是因為“前無古人”的思想，此時已然“后有來者”。

二 “不要忘記了王靜安先生”

吳文問世的次年，浦江清發表《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在此繼續上繼續展開討論，認為王國維的歷史眼光、“古雅”美學以及對于“屈子文學之精神”的闡發，也是其文學思想的重要貢獻。“至于先生提高文學藝術價值之論，推崇悲劇之說，對于《紅樓夢》之批評等等，則某君于《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特號》述之已詳，余故略而不論”[34]。其實，非獨浦江清一文，此后學界對于王國維文學思想及其文學史地位的論述，也多從吳文祺的《先驅者》出發。

浦江清關于王國維文學思想的發凡，首推王國維的歷史眼光。在他看來，“千百年來，能以歷史的眼光論文學之得失者，二人而已”，“其一江都焦里堂氏，其又一則海寧王靜安先生也”。浦江清認為，歷史眼光是王國維全部文學論述的起點，由此他在“文體盛衰”的過程中更加看重一種文體“當其初起之時”的“自然的美、樸素的美、白描的美”，具體到宋元戲曲而言，則“明其極端其傾向白話也”[35]。而“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正是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的核心觀點[36]，對于白話文學的提倡更是“文學革命”的根本主張。浦江清承認，其后“創文學革命之論，變天下之文章而盡為白話者”是胡適而非王國維，但他同時枚舉了胡適對于王國維文論在各個向度上的發展，令“胡氏生后于先生，而推先生之波瀾者也”的關系一目了然，說明“凡先生有所言，胡氏莫不應之、實行之”，“一切之論，發之自先生，而衍之自胡氏”，“胡氏莫不盡受先生之影響”[37]。此種論證方式本自吳文祺的《先驅者》。但較之吳文，浦文顯然更具深度，也更為辯證[38]。在建構王國維的“文學革命的先驅者”形象方面，浦江清又夯實了一分。

浦文發表的同年，《小說月報》發表了趙萬里輯錄的《〈人間詞話〉未刊稿及其他》[39]。1934年，鄭振鐸與章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在北平創刊。創刊號上又刊登了兩篇專論王國維文學思想的文章：一是李長之的《王國維文藝批評著作批判》，一是吳文祺的《再談王靜安先生的文學見解》。吳文是對于《先驅者》一文的“補遺”，主要根據其此前未曾得見的王國維早年發表在《教育世界》上的系列文章撰寫。吳文祺的結論是：“其能以西洋的文學原理來批評中國文學的，當以王靜安為第一人。”他呼吁“如果有人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話，我希望他們不要忘記了王靜安先生”[40]。吳文祺的判斷，其實也是時人的感受。

與吳文同在《文學季刊》創刊號上發表的李長之的《王國維文藝批評著作批判》一文，較之浦江清又有推進。而靳德峻在樸社標點本基礎上完成的《〈人間詞話〉箋證》、趙萬里輯錄的《〈人間詞話〉未刊稿及其他》與吳文祺的《先驅者》，都是他的主要參考文獻。可見，李長之得以進行此項研究，與“新文學”陣營在“整理國故”運動中對于王國維文學思想的一再開采直接相關。而李文不僅更加系統地勾勒了王國維文學批評的要點，還重申了其與“文學革命”的關系。他認為，王國維“承了傳統的中國式的批評的方式，頗又接受了點西洋的思潮，有他獨到的見地，而作了文學革命的先驅”，其“確乎是后此的人的導師”，而且“截至現在論，也還沒有人及他”[41]。值得一提的是，李長之寫作《王國維文藝著作批判》時，正在清華大學哲學系讀書，對于德國哲學用功尤勤。研究者認為，李長之“對德國近代哲學、思想有相當的研習功夫”，使得他與王國維具有相近的氣質，因此在現代文學批評史上可以視為“同類”[42]。而這樣的經歷對于理解王國維當然多有助益。

也是在1934年，李長之又在鄭振鐸的啟發下，為《靜庵文集》撰寫了一篇書評，評述王國維早年在“文學”以外的哲學與教育論著。他指出，王國維“頂大的貢獻”在于“用了西洋的哲學的思索”來研究中國哲學的重大問題[43]。李長之從王國維的學術源頭上揭出了其治學的一大底色，這與王國維去世以后諸家對于其學術新意的認識可以互相參照，也與胡適在《新思潮的意義》中對于“新思潮”的本質乃是一種“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評判的態度”互相關聯[44]。在這一意義上，王國維就不僅是“文學革命”的“先驅者”了，稱之為整個“新思潮”的“先驅者”大概已不為過。

討論王國維與“文學革命”乃至“新思潮”的關系，“從王國維到胡適”是一條主要的論述線索。這一脈絡由吳文祺在《先驅者》中奠立，浦江清等人續予發揮。同樣是在1934年，正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讀書的任訪秋寫作了《王國維〈人間詞話〉與胡適〈詞選〉》一文。任訪秋提出，“王，為遜清之遺老，而胡，為新文化運動之前導，但就彼二人對文學之見地上言之，竟有出人意外之如許相同處，不能不說是一件極堪耐人尋味的事”。任文具體比較了兩人在“詞體之演變”、“時代之批評”、“批評之標準”以及“詠物詞之見解”等方面見解的異同，認為他們的觀點大同小異。而“他們相同的地方，即批評的方向還算一致，比較重內容而輕格律”。在任訪秋的理解中，“這是新文學運動一個新的趨向”，“但靜安在十年前即有此見解，竟能與十年后新文學之倡導者胡適見解相同，即此一端，已不能不令我們欽佩他的識見之卓越了”。他以吳文祺的說法為全文作結：“吳文祺君稱王為‘文學革命的先驅者’，信哉斯言！”[45]

任訪秋與胡適多有聯絡。《王國維〈人間詞話〉與胡適〈詞選〉》發表以后，他寄贈了一份給胡適。胡適很認真地給任訪秋回了信。雖然他認為任文“太著重相同之點”，而且花了不小篇幅向任訪秋解釋他與王國維詞學觀點的不同，但依舊表示此文“使我很感興趣”，“我很覺得我們的見解確有一些相同之點”[46]。由于胡適對于吳文祺、浦江清與李長之等人的文章并無直接回應，他在給任訪秋的回信中表達的意見也就格外值得關注。胡適認可將他與王國維進行比較研究的方式，更肯定了兩人“確有一些相同之點”。這也就意味著作為當事人，他同意“從王國維到胡適”的論述脈絡，以及王國維的“文學革命的先驅者”地位。

至此，由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新派學人在“整理國故”運動中對于王國維的推崇首開其端，使得其“現代的”與“科學的”文學研究論著備受關注[47]，進而在文學研究會同人的推動下，其文學思想也被置于“文學革命”帶來的新的觀念視野與問題意識中加以認識，并且其本人也被逐漸建構為“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的過程，大致完成。此番發明的結果，很快便被以文學史書寫的形式確認下來。吳文祺呼吁的“不要忘記了王靜安先生”，馬上就在實踐中得到了回應。

三 新文學史書寫中的王國維

隨著“整理國故”運動的不斷推進，也因了1920年代中期以后政局與時局的激變，文壇與學界對于“整理國故”的評價更趨復雜。到了1920年代后期，胡適本人曾經一度表示“深深懺悔關于研究國故”[48]，鄭振鐸等文學研究會同人也多有檢討[49]。“整理國故”造成的多個方面的復雜效應的確值得關注，但不應忽略的是，如是表態更多針對的是作為一種“思想事件”的“整理國故”。在學術研究的層面上，胡適、鄭振鐸，甚至魯迅都從未中斷研究國故，作為“學術志業”的“整理國故”在1930年代以后繼續進行[50]。

由“整理國故”與“文學革命”的關系問題帶來的啟發，也在繼續促使“新文學”陣營思考。1934年，吳文祺發表了《考證與文藝》一文，主張“考證學與文學的性質不同，但不一定相反”。他認為當時的許多論爭都因為昧于二者關系而起。在他看來，非但“作者的生平時代及環境，以及作品本身的演變，各種版本的異同”離不開考證，對于文本內容的理解，同樣也需要多得考證之助。而王國維的論著正是“以極嚴密的考證方法來研究文學作品的好例”[51]。吳文祺在此彰顯的，是一種“國學”與“文學”彼此辯證、相互成就的思路。這正是“整理國故”運動的一大積極價值，即在一種“新學”的立場上實現了“國學”與“文學”的對話與互動。而王國維的范式意義，便系于此。這自然使得“新文學”陣營對于王國維的接受幾乎沒有任何障礙，并且樂于通過文學史書寫的方式將兩者的關系確定下來[52]。

最早修正了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遺漏王國維的疏失，而把其寫進了“新文學”歷史的是王豐園。1935年，王著《中國新文學運動述評》出版。該書第一章為“戊戌政變與文章的新趨勢”，共計八節，分別是“維新運動與文體解放”、“維新前后的新詩運動”、“章炳麟先生的文學見解”、“文藝批評家王國維先生”、“章士釗派的政論文章”、“嚴復西洋近世思想的介紹”、“林紓西洋近世文學的介紹”與“小說的提倡與發展”。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相比，王著在敘述“新文學”的“前史”時，最大的不同便是不但寫入了胡適當年沒有提及的王國維，而且還為其列了專節。該節主要參考了吳文祺與李長之等人對于王國維的文學思想的論述，明確提出“王氏可以說是最先徹底明白文字價值之一人”，“影響于文學革命最大”。王豐園認為：“有人把他和梁啟超并稱為新時代的先趨者，實不為過分。他雖則不曾正式高舉文學革命的旗幟，積極提倡這個運動，可是他卻種下了文學革命的種子。”行文及此，他特別感慨：“胡適、梁啟超諸先生論近代文學，沒有論及王先生，未免太‘殊屬非是’了。”王豐園援引了吳文祺的話：“如果有人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話，我希望他們不要忘記了王靜安先生。”[53]可見，將王國維的“文學革命的先驅者”地位寫進《中國新文學運動述評》，對于王豐園來說是一種高度自覺的選擇。這也是吳文祺的呼吁首次在文學史書寫中被落實下來。

其實，就在王豐園寫作《中國新文學運動述評》的同時，吳文祺本人也在撰寫一部敘述“新文學”歷史的著作。1936年，這本未能完稿的《新文學概要》出版。在導言部分中，吳文祺指出“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產生，并不是突如其來的”，“新文學的胎，早孕育于戊戌變法以后，逐漸發展，逐漸生長，至五四時期而始呱呱墜地”，“胡適、陳獨秀等不過是接產的醫生罷了”。而在“新文學”的結胎過程中，尤其值得一提者有三：一是梁啟超在文體解放上的貢獻，二是林紓的翻譯小說與李伯元等人的譴責小說，三是王國維的文學批評[54]。與胡適和王豐園對于這段歷史的敘述相比，吳文祺將之大為精簡。王國維在其中占據三分之一，其文學史地位得到了空前凸顯。吳文祺此處對于王國維的論述，因為有《先驅者》與《再談王靜安先生的文學見解》兩篇專文打底，所以游刃有余。

接連問世的兩部“新文學”史著都突出了王國維的“文學革命的先驅者”身份，也都以《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與《宋元戲曲史》為其最為重要的文學論著，這就基本奠定了王國維的文學史形象。也是自這一時期開始，從詩學角度討論王國維的文學思想的研究成果陸續出現[55]。其文學創作，也被認為參與了為“新文學”開辟道路[56]。

或許對于吳文祺來說，《新文學概要》未完是他的一大遺憾。1940年，他再起爐灶，終于完成了一部《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57]，全面詮釋了“文學革命”的發生。在《新文學概要》中，他已經顯露了受到蘇聯弗里契理論影響的痕跡[58]。待到寫作《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時，他更是明確了馬克思的主義立場。所以，此書不僅是對于其自家《新文學概要》后出轉精式的最終寫定，也是對于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一種“重寫”。

《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的正文部分計有五章，依次是“古文學的余波——桐城派與文選派”、“戊戌變法與文學改良運動”、“王國維的文學批評”、“民族革命者章炳麟的文學主張”以及“五四運動與文學革命”。與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兩篇王國維專論相比，吳文祺寫作于1940年代的“王國維的文學批評”一章更為純熟。該章以“王國維的文學批評，是戊戌的文學運動前進一步的路標”總領，認為“王氏對于詞曲和小說，都有極深切的研究，極透辟的批評”。吳文祺此前兩文都沒有涉及王國維“論詞”的部分，而這次寫作，他首先介紹的便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然后才是對于《宋元戲曲史》和《紅樓夢評論》的討論。在三者中，吳文祺論述《人間詞話》的篇幅最多，這既是他對于舊文前說的某種補正，也代表了此時綜合考察王國維的文學思想時得出的判斷。一如當年撰文時一再為王國維“二十年前”的識見擊節，這回他也不忘點出文中征引的乃是王國維“三十年前”的觀點，“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見”。在對于王國維的詞學、曲學與小說評論分別鉤玄提要過后，吳文祺寫道：“中國的文學批評，盛于齊梁，以后便衰落下去”，“讀中國文學批評史，真不勝蕭條寂寞之感”，“至王國維出，開始以西洋的文學原理來研究中國文學，常有石破天驚的偉論，使中國的文學批評，擺脫了舊的牢籠，而走上了新的途徑”。此章最后，他以“在黑暗的中國文藝批評界，王國維是一盞引路的明燈”論定[59]，呼應了自己數年以前所作的“不要忘記了王靜安先生”的倡議。

吳文祺三論王國維，每次皆有新境。概而言之，他不僅為在文學史的視野中定位王國維逐漸尋找到了恰當的坐標，而且日益褪去了評論品格，著史的意識更加濃烈。經由一再調整與提升，王國維作為“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的結論也從一種時代創見，開始轉化成為歷史共識。

結論

“新文學”陣營建構了王國維的“文學革命的先驅者”形象，而這一形象也將王國維與“新文學”的關系從一種發明的“傳統”確立為歷史與理論雙重層面上的實際聯結。此后，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認識基本都是以此為前提，繼續向前推進的。王國維被以或總或分、或實或虛、或明或暗、或正或反的形式把王國維納入了“新文學”的內部，成為“新文學”的內在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而參與了“新文學”和“新思潮”的建設。

“新文學”的發生史敘述由是改寫。不過，這一事件卻并非僅是一個形象學或者文學史課題，此中輻射所及，還有“晚清”與“五四”、“文學”與“國學”、歷史與歷史書寫，以及“新文學”的內涵與外延等一系列問題。從不同的文化立場與知識資源出發，對于文學史上的王國維形象或有不同想象[60]，但王國維的治學心得——“吾儕當以事實決事實，而不當以后世之理論決事實”——無疑可以提示我們[61]，通過對于諸種形象的建構過程的考掘，能夠盡可能逼近一種實事求是的認識。

注釋：

[1] 參見王國維《自序二》，《王國維全集》第十四卷，第121頁，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羅振玉《海寧王忠愨公傳》，《王國維全集》第二十卷，第228—229頁。

[2] 此說由張爾田發端，參見《張爾田覆黃節書》，《王國維全集》第二十卷，第263—264頁。續有羅鋼長文加以發揮，參見羅鋼《兩個王國維》，《傳統的幻象：跨文化語境中的王國維詩學》，第1—6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

[3] 參見王國維《致顧頡剛（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王國維全集》第十五卷，第844頁；神田喜一郎等《追想王靜安先生》，陳平原、王風編：《追憶王國維》（增訂本），第335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

[4] 參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全集》第2卷，第260—261、273—310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 胡適：《日本譯〈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序》，《胡適全集》第2卷，第344頁。

[6] 《文學研究會簡章》，《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一號，1921年1月。

[7] 《改革宣言》，《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一號，1921年1月。

[8] 陳福康：《鄭振鐸傳》（修訂本），第94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9] 西諦（鄭振鐸）：《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文學旬刊》第五十一期，1922年10月。

[10] 羅志田：《從正名到打鬼：新派學人對整理國故的態度轉變》，《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爭》，第315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

[11] 西諦（鄭振鐸）：《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發端》，《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一號，1923年1月。

[12] 對于“整理國故”運動，文學研究會同人的意見并不完全一致。但就總體而言，文學研究會仍屬支持“整理國故”最力，也是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貢獻最多的“新文學”社團。

[13] 鄭振鐸：《通信》，《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二號，1923年2月。

[14] 西諦（鄭振鐸）：《卷頭語》，《中國文學研究》（《小說月報》第十七卷號外）上冊，第1頁，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

[15] 參見蘇興良《文學研究會會員考錄》，賈植芳、蘇興良、劉裕蓮、周春東、李玉珍編：《文學研究會資料》上卷，第24頁，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

[16] 參見吳文祺《對于舊體詩的我見》，《文學旬刊》第廿三號，1921年12月；《駁“旁觀者言”》，《文學旬刊》第廿五號，1922年1月；《“又一旁觀者言”的批評》，《文學旬刊》第二十八期，1922年2月。

[17] 參見《通信》，《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三期，1923年3月。

[18] 吳文祺：《重新估定國故學之價值》，《鑒賞周刊》第一期，1925年5月。

[19] 1923年，吳文祺發表了《“聯綿字”在文學上的價值》（《責任》第十二期，1923年2月）。這是吳文祺寫出的首篇重要的學術文章。而無獨有偶，王國維在此前一年致信沈兼士，為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開列了四項研究課題，其中之一即“古文學中聯綿字之研究”。參見王國維《致沈兼士（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王國維全集》第十五卷，第853—858頁。王國維致沈兼士的信，以及與何之兼等同學的來往書信，以《研究所國學門關于學術之通信》之名在1923年公布（《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1923年7月）。

[20] 西諦：《曲錄（讀書雜記）》，《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一號，1923年1月。

[21] 陳獨秀：《寸鐵·國學》，《陳獨秀著作選編》第三卷，第10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此文原刊《前鋒》第一期，1923年7月。

[22] 1926年，俞平伯標點的《人間詞話》由北京樸社出版。

[23][ 24 ][ 25 ][ 27 ][ 28 ][ 31 ][ 32 ][ 33 ] 吳文祺：《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國維》，鄭振鐸編纂：《中國文學研究》（《小說月報》第十七卷號外）下冊，第1頁，第3、7、10頁，第3、7、8頁，第10頁，第12頁，第12—13頁，第12頁，第13頁。

[26][ 38 ] 參見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胡適全集》第1卷，第4—15頁，第6頁。

[29] 《中國文學研究》1927年6月出版以后，頗受文壇與學界歡迎，1928年4月便再版。

[30] 參見王潤澤、徐誠《從“國故之爭”到“王國維之死”：近代報刊空間中的五四新文化思想轉型》，《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

[34][35][ 37 ] 浦江清：《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張耀宗選編：《浦江清文存》，第133頁，第127、128頁，第128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此文原刊《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十三期，1928年6月。

[36]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胡適全集》第1卷，第6頁。

[38] 吳文祺的文章重在呈現王國維的文論與“文學革命”的諸多主張一致的一面，而浦江清的文章既深化了這一方面的討論，同時也直面了王、胡畢竟不同的問題。

[39] 王國維著、趙萬里輯：《〈人間詞話〉未刊稿及其他》，《小說月報》第十九卷第三號，1928年3月。

[40] 吳文祺：《再談王靜安先生的文學見解》，《文學集刊》創刊號，1934年1月。

[41] 李長之：《王國維文藝批評著作批判》，《文學集刊》創刊號，1934年1月。

[42] 參見李振聲《王國維：一份隱性的遺產》，《重溯新文學精神之源：中國新文學建構中的晚清思想學術因素》，第198—19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43] 李長之：《王國維靜庵文集》，《李長之文集》第七卷，第203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此文原刊《大公報·文藝》第二十七期，1933年12月。

[44]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全集》第1卷，第692頁。

[45] 任訪秋：《王國維〈人間詞話〉與胡適〈詞選〉》，《任訪秋文集·古典文學研究》中冊，第943、954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此文原刊《中法大學月刊》七卷三期，1935年6月。

[46] 參見胡適《致任訪秋》，《胡適全集》第24卷，第226—227頁。

[47] 參見李浴洋《“現代的”與“科學的”——“整理國故”運動與王國維文學論著的接受》，《文藝爭鳴》2022年第2期。

[48] 《研究所國學門第四次懇親會紀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第一卷第一號，1926年10月。需要說明的是，研究者多以胡適此語作為其“整理國故”觀念轉變的標志，但胡適發言的主旨實為對于“整理國故”的“辯誣”。

[49] 參見鄭振鐸《且慢談所謂“國學”》，《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一號，1929年1月。

[50] 譬如，1934年出版的《文學》第二卷第六號即鄭振鐸主編的“中國文學研究專號”。這一專號與《小說月報》的《中國文學研究》專號當然有所不同，但作為“民國時期文學史上的第二個這方面的專號”，其間的承傳之意十分明顯。參見陳福康：《鄭振鐸論》（修訂本），第212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51] 吳文祺：《考證與文藝》，《文史》第1卷第3號，1934年8月。

[52] 早在1930年，錢基博就在其所著《現代中國文學史》中論及了王國維。不過，他不僅沒有將其置于“新文學”部分，而且也未對于王國維與“新文學”的關系做出任何論述。參見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第212—225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版。

[53] 參見王豐園《中國新文學運動述評》，第18、21頁，新新學社1935年版。

[54] 參見吳文祺《新文學概要》，第1、13頁，亞細亞書局1936年版。

[55] 以《人間詞話》研究為例，朱光潛等人從1930年代開始相繼寫出了就此進行詩學研究的文章。參見姚柯夫編《〈人間詞話〉及評論匯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彭玉平《解說與辯難：三四十年代〈人間詞話〉的范疇研究》，《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上卷，第473—489頁，中華書局2015年版。

[56] 繆鉞認為，王國維的詩詞“含有哲學意味，清邃淵永，在近五十年之作家中，能獨樹一幟”，其“以歐西哲理融入詩詞，得良好之成績，不啻為新詩試驗開一康莊”。繆鉞：《王靜安與叔本華》，《詩詞散論》（增訂本），第392、39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此文原刊《思想與時代》第二十六期，1943年9月。

[57] 參見吳文祺《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學林》第一、二、三輯，1940年11月—1941年1月。根據吳文祺的提示，“近人李何林君所編之《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其第一編頗采余說”。同年在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李著日后傳播廣泛，不過吳著直到1944年才在重慶開明書店出版。

[58] 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第二版），第4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59] 吳文祺：《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王國維的文學批評》，《學林》第二輯，1940年12月。

[60] 以“文學革命的先驅者”形象主導的，是一種將王國維作為“新文學”原點的敘述。學界另有一種以闡釋其“境界”學說為核心，將之塑造成為傳統詩學的集大成者的努力。

[61] 王國維：《再與林博士論洛誥書》，《王國維全集》第八卷，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