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同時收到兩個快遞，一個是書，另一個也是書。打開，先是汪家明的《范用：為書籍的一生》。家明，亦師亦友；范用，應該很熟絡，搜尋下來，卻找不到和他交往的印象。只是我從心里認識他太久了，自以為和他很熟。

范老走了整整13年了，今年百歲。

這本書，拿起，就放不下了，因為太多熟悉的名字，勾起一幅幅遙遠、沉重、輕快、幸福的回憶，由一個名字、一本書、一個場景……散漫開去，竟數日不得安靜。

一

遙遠的《寥寥集》

家明書中有一章的標題是“《寥寥集》——新的消息”，這個標題讓我眼前一亮，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讓我先讀。

《寥寥集》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沈鈞儒先生唯一的一部詩集，由他的三子沈議（叔羊）先生編。沈鈞儒先生祖輩都是清廷官員，他本人也是光緒年進士，是著名的“七君子”中的“家長”，新中國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詩集取名《寥寥集》，是沈鈞儒先生自謙，寥寥無幾之意。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由韜奮先生促成，已出版過三次。四十年后，范用先生慧眼識書，他親自填寫了《寥寥集》的發稿單，在編輯過程中又與沈叔羊先生通了許多封長信，在他為此書起草的給胡愈之、沙千里、薩空了的報告中如此寫道：“我們非常贊成明年紀念沈老一百零五周年誕辰時，再正式出版一本沈老的詩文集，希望在民盟中央主持下，早一點進行編輯工作。……出版這些書是我們三聯書店的任務。”沈鈞儒先生是中國民主同盟的發起人之一，曾任民盟中央主席，范用先生把出版《寥寥集》作為三聯書店的任務，此后又一直為《傅雷家書》《干校六記》《隨想錄》等書不遺余力，可見他對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的敬重。

叔羊先生是畫家，夫人華慶蓮是北京24中的英文教師，上海人。一兒一女名寬、松。女兒沈松，與我是中學同班最要好的朋友，新中國成立至1963年沈鈞儒先生逝世，叔羊先生一家一直與老人在東總布胡同同住。沈鈞儒先生離世后國家安置叔羊先生一家搬至和平里，后又搬至興化路定居，與我家住的宿舍大院毗鄰。松松與我上學早晚同進出，無話不談。剛搬來和平里時，她家的書很多，有一間屋子被一排排書架占滿了，很吸引我。最享受一人蹲坐在幾排書架之間看書，幾次發生找我不見的笑話。動蕩的“文革”十年，我們一同赴陜北插隊，極度營養不良染病先后返京。我父母全家去了河南太康五七干校，留我一人托與沈家關照。我們兩個從尚有教會女校遺風的學校出來的規規矩矩的好學生，從未想過不上大學以后會怎么樣，人生下一步該怎么走。松松的各門功課都極好，詩禮之家、高門大宅出來的淑女，比常人家的孩子更單純簡單些。我們一時卻都成了四顧茫茫不知所措的“驚弓之鳥”。幸好她有完整的家在，比我幸福。

沈家人只要在我家樓后不用太大聲地呼喚一聲，我就會應聲下樓轉去沈家。沈家有南方人的飲食習慣，基本不吃面食，家里做了稍好一點的飯菜一定叫我。興化路的沈家在二樓有兩個相鄰的單元，這在當時是少有的。叔羊先生的畫室“畫髓室”在東邊單元的東間，不過十三四平方米，東窗下放著一個大畫案，他自幼因腦膜炎遺留的左耳失聰右耳重聽，生性極平和安靜。畫如其人，雖有《歲朝圖》的喜慶，但更多的是云逸風清的古樸，自創的指頭畫，很得業內人夸贊。我家姐姐因是保密單位遷至京郊，周末帶來鯽魚，送給沈伯母。叔羊先生喜歡河南干校帶回的花生。

養好病，我去河南干校投奔父母，松松在北京安排了普通的工作，每年只有探親回來能聚聚。叔羊先生與我通信，有詩作也會寄給我。我也真是挺不懂事的，常麻煩老人家替我辦些沖洗照片的雜事，現在想來汗顏。

那年回京探親的一個周末傍晚，沈伯母在窗下喚我，說是請我去她家玩玩。這種情況常有，我暢快地去了。沈寬性格外向開朗，社會上各種朋友交往了不少。晚飯后一屋子“身份不明”三教九流的朋友神侃沙龍，一周少說有兩三回。他們很愿意我和沈松兩個沒見過什么世面的女孩旁聽。這次見到了一位的確良襯衫領子上有補丁的高個子“叔叔”。原來是徐盈和子岡為他們那已過而立無處安放的兒子焦心，想起拜托衡山（沈鈞儒）先生后人。抗戰時期重慶棗子嵐埡徐盈、子岡因自家房子被敵機炸毀反復遷居，沈鈞儒先生知道后便邀請他們到良莊暫居。此后便一直與沈家沒斷聯系。可巧我的父親也暗自將我的“終身事”托付沈家。于是我們兩個“三無”（無學歷，無戶口，無工作）人員便有了以后的連理終身。

一提當年，數不清的場景飛回眼前，一本書怕也寫不完。只還說回《寥寥集》。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調入民盟中央工作，那時的機關四合院西廂房辟有沈鈞儒先生的藏石展室，經年后四合院改建更名為“儒瀾軒”，擇民盟先賢沈鈞儒、張瀾、楊明軒各一字。沈鈞儒先生《寥寥集》初版，我還沒有出生，再看到此書“新的消息”的出版緣由，我已老邁，因緣際會，一切皆如冥冥中自有安排。這一縷清淺的草蛇灰線，豈止伏脈千里，竟綿延生命始終。遙遠的重慶半山坡沈宅，使城北和沈寬在不記事的年齡就相識了；訂我終身的北京沈家，是我和城北在當婚該嫁的年齡碰到了。家明記錄下了范用先生對推動《寥寥集》重出的過程，提及沈叔羊先生，旁人會一眼掃過，于我，卻如重錘擊心，時光回轉，幾十年寒溫，幾代人的情誼，如見故人，更憶親人。

二

沉香歲月《張家舊事》與《水》

周有光、張允和先生在朝外后拐棒胡同的家，是我的“港灣”。聽周老講“大事”，聽允和先生講“小事”，是享受！周老晚年也是聽力不好，外人求他辦事，約稿、采訪、出書、簽合同，他只會“好的，好的！”允和先生客人來，讓他離開書桌，他便聽從安排，“敬陪末座”。允和先生說：“我給你們講個笑話……”講完大家都笑。然后周老說：“我也給你們講個笑話……”講完大家更笑。原來他們講的是同一個笑話。

允和先生有十一個小賬簿，所有收入支出都記得清清楚楚。她送給我小賬本，告訴我：“女人一定要學會記賬。”她腦子里還另有本賬，每年我的生日、我先生城北生日、我女兒的生日，她都一定送紅包。你不能推辭，數目有零有整：城北59歲生日，紅包59美元。她說：“你的女兒要結婚，一定要先讓我看看，我看過了以后才能同意嫁給他。”結果這仙界的月老倏然仙去，一切沒了下文！

《張家舊事》的出版，緣于一次我和城北陪家明看望兩位老人。允和先生一如既往地說個不停。當時家明正在為他創意出版的《老照片》傾心盡力，就想看看家中存留的老照片。豪爽的允和先生留飯之后徑自搬出歷經劫難的家中所存的照片讓我們隨意翻看，然后去午休了。記得當時家明安安靜靜聽我們談話，斯斯文文翻檢照片。忽然很認真地問我能不能由張允和講述，我來整理成一本書，是商量的口氣。我哪里會寫這樣的書啊！以為是笑談。他就耐心地和我商討，并不勉強。我素來懶散，又要坐班，他也由著我，只在信中順便一句“此書還拜托您幫忙早日做成”，不大催促，總像是不經意間給我種種幫助鼓勵點撥，而不是為師的教導。從創意策劃、書名、設計到所分章目、配圖都是他一手經辦。1998年《張家舊事》由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多次加印，那時這種文體的書籍還少，了解張家四姐妹的人也不多，有人戲稱這本書引爆了張家文化的研究。但書成后，知道我的人多，知道他應頭功的人少。其實這本書一大半的辛勞應該歸于他。我很不會當面感激贊揚人，但對他一直心存感激。自山東畫報社《老照片》異峰突起，先聲奪人帶動引領了出版界的歷史照片、家族史、口述史、圖文類書籍的出版熱潮。雖然后來花樣翻新，視角或內容雷同的書籍刊物不少，但也只是出于藍未能勝于藍。作為有首創之功的山東畫報社，汪家明是核心成員之一，他和幾位骨干成員的才識能力，均在以后的出版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從《張家舊事》又想到《水》，本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張家姊弟在蘇州九如巷自辦的家庭刊物，自娛而已。六十年后，張允和、兆和又在后拐棒胡同復刊。約稿、編輯、打印、復印、裝訂，花費了兩位老人多少精力！允和先生為此在84歲上決心學習使用電子打字機，她不會漢語拼音，口音又“半精（京）半肥（合肥）”，硬是一個字一個字查字典注音，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當然是全程指導。當時周老用的是電腦中西文打字機，一向主張要有“世界眼光”的周老，在近四十年前就說：兩千年前的“書同文”是進步，如今只有“書同文”沒有“語同音”就是落后了。我們不能再失去一個大眾化的語詞處理機時代。應日本夏普公司邀請，周老提出中西文語詞處理設想，夏普公司于1985年研制成功一款小巧便攜的中西文打字機，相對于當時剛剛流行的帶有主機和顯示屏的“386”，方便多了，很受各國知識分子的歡迎。允和要學打字，是件大事！周老將自己的打字機讓出來，兒子周小平又為他買了一臺新的。允和先生的打字機在南向臥室的寫字臺上，周老的書桌在朝北的小書房，窗外是一棵大樹。周老是極有耐心的人，好不容易教會學生“親愛的”三個字的拼音及縮寫，剛剛回到自己的書桌前坐下，那邊就喊“親愛滴，又打不出了……”周老聽力不行，要“半京半肥”大聲喊，90歲的老人不停地南北走動，引得保姆偷笑。籌劃了兩年，1995年10月28日，張允和向海內外的張氏家族成員發出了第一封約稿信，給在蘇州的寰和五弟的信的開頭是“最最親愛的小五狗……”

第一期《水》只印了25冊，我有幸得一本，覺得太有意思就興奮地公之于眾。引起很多人的關注，范用先生曾打電話給我詢問過此事，且他原本和周有光、張允和是舊識，又知道是別樣的“書”，就寄上15元作為訂費。我初時也有一樣的想法，也送過錢，允和先生說從父親辦“樂益”女中起就立下規矩不收外界捐助，《水》的復刊也明文確定除張家成員，不收外人的一分錢。不許我們壞了規矩。

范用先生寫了一篇“《水》之歌”在《光明日報》發表，允和先生寫信：“您呀，把《水》捧得太高了些，還有小葉闖了兩個大禍：一是把《水》捅了出去。二是她在《新民晚報》上說，她愛《水》，要把她的稿費給《水》。”

允和先生把給范用先生的信復印給我：“小葉：寄上范用的《水》之歌，還有一張丁午的漫畫，很有趣。”漫畫家丁午當時已是《兒童漫畫》的主編，允和先生不曉得，因問“丁午何許人也，莫非丁聰之子？”這封信不是從郵局寄出的，允和先生在信封上收信人地址一欄寫兩個字“風便”，看到信封的人都奇怪地問是什么意思，現在想來真是有趣，本是古風猶存的“風便”二字，倒像是幾十年前她就知道了順風（豐）快遞，信是托順便路過的人帶來的。多么可愛有趣味的老人！

瑣瑣碎碎有趣的小事，當時只道是尋常，如今隨著家明的書回眼望去，都已是回不去的故事。前些日正走過后拐棒，周老書房外他喜歡的大樹又長高了一些，房子已經換了主人。

三

似是舊人來

《范用：為書籍的一生》，翻看到哪一節幾乎都是熟人。不但名字熟，一些幾十年前的場景也會從腦際掠過。

高高大大的葉至善先生自被從河南潢川五七干校“放回來”以后，曾常來我們西四北的小院。他騎著很有一把年紀的二八自行車，好像說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買的捷克產的。穿著洗得邊角泛白的舊中山裝，面色帶著鄉野風吹的印記。葉圣陶先生當年辦《中學生》，牽起了我的公公婆婆一生的姻緣。公公婆婆徐盈、子岡人品端方，無論自己處境如何，總是對故舊親朋及他們的后代謙恭禮待。公公徐盈長至善先生五歲，兄友弟恭，客氣親切。他們可能會談起前朝往事，我不敢洗耳陪坐，送客時總會敬隨。至善先生常在自行車后座上帶走一盆不名貴的草花，花盆是舊瓦的，繩子是廢舊的。

雖都久居京城胡同自家的四合院，東四葉宅，西四徐家的往還，卻沒有“宅門”氣派，有詩書繼世的遺風，不露聲色地帶出些江南的斯文，原來兩家都與蘇州有緣。狹窄的胡同口兩位穿著相仿的舊衣，風霜染了些白發的長者，只從分手時的禮貌安妥能看出是兩位都有些閱歷的文人，應穿著豐子愷畫中的長衫才對。

家明的書中記下了范用和至善先生在東四附近的小館約飯的趣事，葉至善給范用寫過一封短信：

“中午11時25分，我去到‘孔乙己’，等到12點10分還不見人來，只好要了四樣菜一瓶酒，獨自喝了起來。在酒店里獨酌，回想起來還是頭一回，也別有風趣。可惜心里總不踏實，大概是我記錯了日，你約我星期六，我誤作星期日了。應邀而不見面，真有點荒唐，抱歉之至，好在以后有的是機會，不必放在心上。”

我看了幾遍仍覺得有趣，隨遇而安的好心態，“四樣菜一瓶酒”好飯量！推算也是七十以上的歲數了。可見得彼此間的親厚。

在民盟中央工作時，一次統戰部開會需各黨派參會人員事先定準以便準備桌簽，電話中人事部門報上我的名字，統戰部的同志有些為難地說：“葉老那么大年齡不要驚動他了吧……”后來知道因為名字的發音幾乎相同，又都是黨派的成員，多少次引出誤會。

1999年8月，《張家舊事》出版座談會，葉至善、葉至美、黃宗江、范用、張中行、姜德明、董秀玉、沈峻等前輩都來了。在門口葉至善笑著對我說：“我們的名字同音不同字，我很驚奇，看了你《張家舊事》寫的序言和為《最后的閨秀》寫的后記，就知道你很會寫東西……”我愧不敢當！作為晚輩，這是我和至善先生唯一的一次交談。座談會在三聯韜奮圖書中心二樓召開，背景墻上滿是張家十姊弟舊照，一張長桌兩排人，沒有常規出版座談會的鋪排，座中俱是舊時友，個個都有趣得不得了，再回首，當時共我賞“書”人，點檢如今無一半。

范用先生的夫人丁仙寶在原單位退休后曾被請到群言出版社幫忙會計工作，當時群言出版社和群言雜志社財務雖分開，但編輯人員是兩塊牌子一個班子。回想起來丁仙寶先生從不愛出頭露面，勤勉簡樸，一絲不茍，身著舊衣伏案不語，下班匆匆離去的背影是留給我的最后印象。2000年夫人仙逝，范用先生竟跪地痛哭：“她對我太好了，她也是我的媽媽。”范用在給羅浮先生的信中說：“老伴長我三歲，我十九歲見到她，次年結縭，七十年恩愛到底，我一生幸福……”物傷其類，我看了隨即流下淚來。可惜“為書籍的一生”的范用先生，沒有寫下一篇詳敘追憶終身伴侶的文章。

在美術館十字路口常看到的范用先生走在馬路對面，背著一個蠟染布書包，家明似是隨意一筆，才知這書包是曾薔送的。曾薔是北大才女，三聯出版社的小編輯，文靜秀美，允和先生喜歡得不得了，認作干孫女。記得她臨去美國與夫君團聚前，張先生在慣例的家宴前行水令，因為我們都沒有出題限韻當場成詩的本事，她老人家用紅綠黃的小紙卷，分別用彩色小曲別針別好。以備我們“拈鬮”，這是她的“合肥蘇州話”發音，北京人叫“抓鬮兒”。她給我的信中說：“我想了整整三個晚上，很得意。聯系實際。抓住現在，放眼未來。就是字寫得不好，沒有筆鋒了。”為曾薔專作“人去也，千萬遍關山也則難留”“這兒別離，那兒團聚，是英雄到處皆天地”。轉眼幾十年，在場的人水流云散也都斷了音訊。

家明的書中摘引了范用和羅孚的幾封通信，恰巧我也還記得那些年羅孚先生的境況，現在才知道，在多少熟人舊友對他避之唯恐不及的日子里，范用先生給了他那么真誠的溫暖。

最動人的是著名的編輯學家、出版家戴文葆1957年被戴上帽子送農場勞改后，他們還一直保持聯系。

“這期間，范用按月給戴文葆寄《紅旗》雜志，在精神上鼓勵他，還曾在周末坐‘京山線’夜車，去農場送衣物和吃食。后來，戴文葆病重，奄奄一息，農場怕負責任，同意他回京治病，需原單位有人來接。范用主動承擔了這件沒人愿意做的事。1960年4月的一天，范用坐永定門火車站晚11時的車，第二天早晨四時許到茶淀清河農場，6時有汽車到五科。8時到五科后，沒馬車只好走十來里路，約上午11時才到……戴文葆不能行走，范用借了一輛平板車把戴文葆拉到車站，搭車回了北京。”

瘦弱的范用，拉著平板車，載著良知、襟懷和情誼。

丁聰、黃苗子、郁風、馮亦代、黃宗江、葉淺予、蕭乾、聶紺弩和周婆……我因各種緣故和他們都有一些往來，他們寫的信、贈的書也還都在。另有唐弢、黃裳、黎澍等前輩，敬而慕之，交往雖淺，沒齒難忘。

看了家明的書更知范用先生是怎樣傾心為他人做嫁衣，把作者變成朋友，把朋友發展成作者，真心誠意換來的肺腑之交，體現了他的為人。故人西辭，凋零殆盡，幸有家明細致地整理記錄，并承繼“范老板”成為新一代出版名家，同時為后繼“新人”的一脈相承做出樣板。

四

再說汪家明

汪家明魯人南相，人如其貌，性格純凈綿軟，矜持細膩，看不出還當過兵。他和范用先生一樣，除了書籍，“再無一事擾公卿”。認識他很多年了，從當年他在山東畫報就很熟悉，源起必然是“書籍”。有很多年我們成了鄰居，彼此往還，交談中從無凡俗內容和粗鄙言語，薄茶一盞，極自然清雅。他的內斂低調，使我在很長時間里都并不知道他的深厚學養和對美術的熱愛。在這方面我對他的了解來自業內人的評價和他的作品。他和范用先生都是圖書裝幀和封面設計的癡迷者，記得當年我到青年出版社找呂敬人先生設計一本書的封面，他爽快地答應并很快交稿。后來他成為那么有名的設計大師，我連連慶幸自己的“無畏”并再沒敢叨擾。我一直以為只有專業的人才能做專業的事，看到范用設計圖書的結集《葉雨書衣》，才知道“葉雨”即業余的諧音，是范用的筆名，我們熟悉的《讀書》雜志、《新華文摘》，我非常喜歡的《北京乎》封面設計都出自范用筆下或有他的參與。巴金先生贊為“第一流的裝幀”。范用和家明都是自幼喜歡讀書和畫畫，又都有對書籍裝幀、封面設計、插圖等美編的熱愛、熟悉和極高的品評鑒賞修養，同時幸運地將這種愛好融入職業，貫穿一生。因此他們雖隔著幾十年的歲月卻靠得很近。

前不久汪家明的一本書《美術所給予我的》，是一本筆觸細膩充滿情感的學術作品，他的一句“好的畫，是世界上最好的東西”，使我看到了淡定從容的家明色彩繽紛的內心。

家明知識面廣，天然具有出版家的靈敏嗅覺和判斷能力，卻沒有出版商極易染上的“商賈”氣。與人交好重的是情誼而非利用價值。久病故人稀，城北好時，病中，病重，他都關照。他這樣的待人，并非只對一人一事，從他對晚年辭別文壇離國定居的張潔所寫的《坐在樹下長椅上的張潔》，看出不同于一般編作者的情誼，令人動容。從他對瑞典漢學家林西莉被多家出版社拒過的作品的出版反復通信十多年，不遺余力，不厭其煩為《漢字王國》等一系列小眾作品的出版付出的心血，同樣如此。上面提到的漫畫家丁午，2011年80歲時因癌癥去世了。2013年，家明編輯出版了一本奇特的精美讀物《小艾，爸爸特別特別地想你》，僅看書名，就令人滴淚。這是在1969年5月至1972年8月丁午在河南黃湖五七干校期間，和8歲的女兒通信61封，其中漫畫百多幅。人情涼薄的粗糙歲月，殘忍無奈的父女分離，父親對女兒溫馨動人的愛，都在含淚幽默童心稚趣的畫中。這本書從選用的帶有懷舊溫情的紙的溫潤顏色和手感，到文字和圖畫編排的講究，都飽含著家明的深情。之前他就為范用先生出過幾本書，這本《范用：為書籍的一生》，他所做出的繁雜的收集整理編寫，所費時間精力，不會少于自己創寫一部作品，其中真情實意隱于字里行間，不事張揚，猶如家明的性格。

家明年輕時清雅，身居要職許多年仍毫不油膩。在該是主角的場合也安靜地不搶話，同時溫文爾雅不使冷場，控場能力極強。2014年《張家舊事》由三聯書店重版，在發布會上他為上不得臺面的我“把場”，鼓勵我穩定發揮。腦子已經退化的城北在發言時語不成句淚灑當場。恰好當天是我們的結婚紀念日，會后家明在附近云南小館請飯，很有些三聯范老板請客的一貫做派，避開堂皇的大場面，小館的質樸可口，兩三知己推心置腹，使人會想到書中描述西南聯大的學人吃小館，想到扎著圍裙的汪曾祺。我們還收到了蛋糕和鮮花，這應該是城北最后一次在公眾場合露面。

家明當上三聯書店副總經理、副總編輯和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當然避不開“碼洋”收益，但他都消化在幕后無形中，不給作者以壓力，目光集中于書籍的水準價值。出版業也曾被稱為“商圈”，說家明是其中“清流”未免有些俗套。楊絳先生對三聯出版社的評價“不官不商有書香”，我覺得用在家明身上很合適。

前面說到我同時收到兩個快遞，另一個也是書，文匯出版社的《弦歌中西——趙瑞鴻》，喜歡其中一段話：“回憶是溫馨，也是惆悵的；有時也很悲憤。懷舊是一種美好的感情，它帶來生活樂趣、哲理沉思、對往日的追索和重新認識，以及獲取經驗和教訓、鼓起繼續邁進的勇氣。”

期待家明佳作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