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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成玄英作《莊子疏序》說莊子的“當戰國之初，降衰周之末，嘆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莊子疏序》）。這與西漢司馬遷《報任安書》的“發憤著書”說相吻合，司馬遷還提到《周易》《春秋》《離騷》《國語》等著作的撰述，沒有提到莊子，成玄英的意思是《莊子》也可歸于這一類，明代的陸西星等人也持此說，清代錢澄之還著有《莊屈合詁》，不過莊多激憤而屈多哀怨。

人們常說莊子逍遙且自然，逍遙的“無己”是無憤的；自然的“順應”也是無憤的，即使是社會生活中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式的順應，也把本有的憤慨情緒給消解了。但莊子在那個時代，是另類的憤世者，他認為天下沉濁，不可說嚴肅認真的話，故用“三言”即寓言、重言、卮言作意見表達，剽剝儒墨、鄙薄諸侯、輕視貪圖名利的人，讓人看到他處世的灑脫自由。但這只是一種表象，就像他在《養生主》里以不喜歡待在樊籠里的澤雉暗喻自己，可他始終處在生活的樊籠中，因不可能解脫而有多重的人生糾結。

自然與人為的糾結。莊子承襲老子“道”的理念，以自然為法則，自然則逍遙、自然則齊物，自然則無為而無不為，故《應帝王》說治天下，應是“游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自然是什么呢？莊子說是人或物的本真，他有一個譬喻說馬的本真是蹄踐霜雪、毛御風寒、饑食草、渴飲水，這就是自然。因此，莊子反對人為，鶴脛長不可斷，鳧脛短不可續，他還用《應帝王》的“渾沌之死”作比擬，渾沌無七竅則無欲望，當他動了善待儵、忽的心思，導致儵、忽為他鑿七竅，七竅成，渾沌死。無為無害，有為有害，人為是不可取的。故他想象的“至德之世”就是人與禽獸、萬物平等而和諧相處的社會。然而現實的戰國社會滿是殺戮與血腥，他用“觸蠻之爭”諷刺諸侯戰爭的渺小，但無濟于止戰。于是始終反對人為的莊子，堅持有為，他寓言主導下的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的非“莊語”，即使是自詡“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依舊是人為的外化形態。又如他在《逍遙游》中對惠施責其言“大而無用”的反批評，他以“宋人善為不龜手之藥”講述物當善用，如是，怎能說不是有為呢？

無己與有我的糾結。《逍遙游》說至人無己，抵達這一境界自然功名均無。對“無己”莊子有三種不同的表達，一是《人間世》的“心齋”，“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二是《大宗師》的“坐忘”，“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是謂坐忘”；三是《在宥》的“心養”“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這三種表達告訴人們“無己”當舍棄欲望、舍棄才智或說忘世忘己，淪為虛無。這是一個漸修的過程。《達生》有一則“呆若木雞”的寓言是很好的說明：“紀渻子為王養斗雞。十日而問：‘雞可斗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向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見者反走矣。’”然而，莊子有這樣一再表達的執念，何曾做到“無己”？他的朋友惠施在魏國為相時，聽說莊子到魏國欲取而代之，在城里搜索莊子。莊子見惠施，譏其相位為腐鼠，毫無取代的想法。這樣的莊子，當然不是“無己”。惠施死后，莊子在《徐無鬼》里講了一則“運斤成風”的故事，感傷自己失去了善辯的最佳對手。而且他在沒米下鍋的時候會向監河侯借糧，還曾穿著打了補丁的粗布衣服去見魏惠王，說自己并非不得志，只是生活貧困罷了。這樣的莊子始終“有我”，什么時候可以抵達“無己”的境界？

有用與無用的糾結。莊子很喜歡說有用與無用的問題，這與他自然無為、返璞歸真的一系列主張被世俗視為無用相關聯。不僅是惠施對他有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的批評，而且《田子方》里莊子見魯哀公，魯哀公笑言：“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這讓莊子很在意有用與無用。他在《人間世》講了匠石之齊在曲轅見了大蔽數千牛的櫟社樹的故事，他稱之為無用散木。當晚櫟社樹托夢給他，說有用的柤梨橘柚中道夭折而不終天年，怎比得上櫟社樹無用于世、有用于生呢？類似的故事還有同篇的大而不材的商丘之木，畸形人支離疏。支離疏的臉在肚臍下，雙肩高過頭頂，發髻朝天，兩條大腿與脅下相連。莊子說這樣的人社會征兵不會找他，徭役不會找他，發救濟一定會發給他。無用于社會，有用于自我的人生，得以終其天年。但《山木》里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說莊子一次帶著弟子行于山中，見伐木者不取的大樹枝葉盛茂，莊子說這樹因不材得終其天年。隨后一行人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命豎子殺不能鳴之雁款待他。于是第二天弟子問莊子：“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自言將處在材與不材之間。雖說他還為自己辯，說處世最好是順應自然，但這材與不材之間的說法，還是透露了他內心的糾結。還有他在《天道》里了講的“輪扁斫輪”，在《達生》里講的“梓慶削木為鐻”，都是一些有用的故事，提示了人有用方能使物盡其用。

求生與樂死的糾結。《齊物論》說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以及“莊周夢蝶”的“物化”是生死齊同的哲學認知。現實中的他清晰地看到人的生命過程，在《至樂》里講了“妻死鼓盆”的故事，說人的演化從恍惚之氣到形體（《知北游》也說“人之生，氣之聚也”）、生命、最后又變而之死。還用春夏秋冬四時的運行來比擬人的生命變化，凸顯了生命的自然。天地委形，人有生死，生的有涯讓他深刻感受了知的無涯，專門寫了《養生主》，勸人為善無近名，為惡無所刑，像庖丁解牛一樣，在中間空隙里游刃有余。這是養生的基本道理，養生是求生避死之方，他的“心齋”“坐忘”“心養”術，也是養生求生，但難以踐行。為養生，他可以隱于垂釣；為求生，可以不仕而自保。《秋水》里莊子釣于濮水，拒絕楚王愿以境內相累的請求，表示寧生而曳尾于泥水；《列御寇》里莊子辭聘時說，不可入仕最后為人供奉。所以他在《達生》里說，人為豬盤算，寧可在豬圈里食糟糠；為自己盤算，卻想有軒冕之尊，死后放在雕花的柩車里，這有什么意義呢？他有時又說：生死存亡是人的命運，如日夜交替，不知終始。人何必求生？更甚者，《大宗師》說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游方之外，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疴潰癰，據此人當是生苦而死樂。莊子還在《至樂》虛構了“莊子之楚見空髑髏”的故事，故事里莊子用馬鞭敲打空髑髏，尋問死因。空髑髏夜間托夢給他說：“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縱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因此不愿重返人間。盡管這樣，莊子并不愿死，依然努力避死求生。只是在無奈之際，說一句“死生，命也”（《大宗師》）。

以上四者是莊子“逍遙”下的主要糾結。他的糾結不限于此，如《齊物論》說論辯無是非，可《秋水》里講了惠施與莊子的“濠梁之辯”，莊子說濠水里的儵魚出游從容，惠施說你不是魚，安知魚之樂。二人互相辯駁，沒有誰是誰非的結論，成為邏輯史上有名的公案，但莊子和惠施都在求己是人非。又如《至樂》說，人認為毛嬙、西施美，但游魚、飛鳥也認為她們美嗎？《山木》里宋國旅館里主人的美、丑二妾，美者遭遇冷落，丑者得到寵愛，結論是主人說的美者自美，我不認為美；丑者自丑，我不認為丑。這揭示了美的虛無、相對和主觀性，也表明美相對于丑絕對存在，即使是《天道》說的以樸素為美。《莊子》內、外、雜33篇，自古以來就存在自著或他著的爭議，卻又是它們共同造就了逍遙與糾結同在的莊子，他的憤世深蘊其中。后人很少探究莊子的糾結，放大了他逍遙的內核順應自然，于是有了處世的曠達灑脫以及遭遇艱難時的淡泊堅忍。而莊子向往逍遙游，卻在諸多的糾結中并不逍遙，當是他人生最大的糾結，也是孤憤之書《莊子》產生的最大動因。

（作者：阮忠，系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