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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文學》2023年第10期|許玲:在他們走之前
    來源:《湖南文學》2023年第10期 | 許 玲  2023年10月27日08:36

    主編推薦

    親情的故事已很難寫出新意,這篇小說卻有著令人可喜的嘗試和表達。人類在大限來臨之前,會有一種緣自本能的掙扎和反思。普通人看似平淡的一生,暗藏著可將人吞噬的災難和風暴。他們去討別人欠自己的債,也去贖自己犯下的罪孽和遺憾。在人類的無奈和渺小面前,自然往往變得愈加神秘而博大。小說將普通人的命運和大自然的更迭交替,以及人生突然而至的災禍與自然界的災難兩種不同的主題進行揉和,渾然天成,毫無雕琢的痕跡。

    小說語言樸實,情感動人,而更加可貴的是,作者對于小人物的命運,有著悲憫而又通透的思辨。

    ——黃斌

    在他們走之前

    ·許 玲·

    清晨時候,熟睡的父親從床上摔了下來。他“哎喲”一聲,跌坐在地上。那茫然無辜的樣子像足了一個突然被驚醒的孩子。我先是一驚,隨后大笑,母親也跟著大笑。父親問道:“這是哪里?”

    我們住在醫院旁快捷酒店的雙人標間里,我和母親睡一張床,父親睡另外一張。大概因為已有多年沒有和他們睡一個房間,母親的話比平日多。入睡前,她剛好講起了一件從床上摔下來的陳年老事:有一天早晨,她醒來順勢一摸枕頭旁,空空的,嚇得魂都沒有了,以為我被強盜偷走了。因為不久前,小偷從窗戶外鉤走了她掛在床邊的一條長褲。她哭著起身,在床腳下發現了我,將我抱起來,見我額頭上鼓起了雞蛋大小一個包,正睡得酣甜。她說:“那時多累啊,一個孩子滾在地上都不知道。你的瞌睡勁也大,怎么就沒有聽到你哼一聲呢。”這個故事我其實聽過很多遍了,問道:“那時還有偷孩子的嗎?”母親說:“怎么沒有!那年,隔壁村就偷走了一個孩子,那強盜抱著孩子,從棉花地里穿過去,走了幾里路發現是個女娃,就把孩子丟在了地里。”我頗為驚訝,問道:“是不是真的呀?”母親說:“她們都這樣說。”我在黑暗中笑了笑。

    父親的鼾聲響了起來,聲音震耳欲聾,如同攀山越嶺的火車,幾聲之后突然急剎車般地停住,周圍一片寂靜,我心中不免驚懼,擔心那口呼出去的氣借勢逃跑,再也回不到他嘴里。我連叫了兩聲“爸”,父親翻了個身,嘴里不耐煩地“哼”了一聲,鼾聲復又響起,卻改變了旋律,仿佛蒸汽列車吐著白煙隆隆而過,不斷呼著一口口的粗氣。母親寬慰我:“沒事,他打鼾就是這樣嚇人。”很快,她的鼾聲也響了起來,聲音高亢而又尖細,像吹著一支竹哨。我夾在兩個至親的人中間,在異鄉的床上失眠了。我竟不知道父親的鼾聲這般令人心驚膽戰,而我母親年輕的時候睡覺原是無聲無息的。這本來可以回到少年的親密距離,卻讓我悲哀地意識到,他們真是年逾七十的老人了。

    我們千里迢迢到這個北方城市是來替父親看病的。此刻,父親自己也反應了過來,沒有得到我們的回答,自己訕訕地笑了一下,重新回到了床上。我打量著他那兩條肥碩的腿,它們配合著主人起身,上床,被放置在棉被之上,除了笨拙,實在看不出其他異樣。我和母親起床洗漱之后,見父親還躺在床上,盯著墻壁。那里本來應該有扇窗才對。可是,卻是一堵嚴實的墻,一扇小小的窗戶從另一側墻壁的高處打開。外面就是走廊,已有了熱鬧的聲響。我昨晚進了房間,才知道網上訂的特價房原是沒有大窗的。那時,父母已經一身倦意地坐在床沿邊。我沒有勇氣返回前臺去更換一間有大窗的房。我們到達前臺的時候,當父親得知我訂了兩間房,便開始生氣。他們堅決要與我住在一起,爭論幾句之后,父親動了怒,轉頭就往外走。見他這樣,母親便丟下了我,跟在他的身后。眼見著他們真的出了門,我只得跟了出去,然后妥協了。他們的腳被自己帶來的大包小包簇擁著,黑色的拉桿箱繚亂地倒在地上,占據了整間如同鴿籠般的房。出趟門,他們像搬家一樣,隨身攜帶著家中令他們不放心的東西:定期存折,被塑料袋重重包裹的一疊現金,父親的一枚黃金戒指,母親的黃金手鐲,還有一只有按摩功能的枕頭……我向他們反復說,只需要幾天而已,我們只是確診一下父親的腿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沒有人聽我的。他們的固執,進入七十歲之后仿佛被水泥重新澆灌了一圈,變得愈加龐大而又結實。

    我坐在另一張床上,注視著父親的兩只腳交叉疊放在床上,不自覺地抖動。五年前,他感覺自己雙腿無力,如同踩在一團棉花上面。我們將他帶到醫院,到了醫院門診大廳,他又死活不肯進去了,醫院獨有的味道讓他喘不過氣來。母親扶著他的胳膊,摸著他的背,替他解釋:“你爸一輩子沒有進過醫院的。”年輕的時候,父親在地里打農藥,不知是中暑,還是中毒了,倒在了地里,被人抬了回來,看起來奄奄一息。村里的人將他圍成了一圈,有人湊到他耳邊安慰道,不要慌,已經能在路上看到赤腳醫生背著藥箱的影子了。他聽了這話,沖出人群就跑了。我和妹妹俞丹并不是第一次從母親嘴中知道這件事情,卻也沒想到他如此諱疾忌醫。我們只得陪著父親坐在離醫院門診遠遠的一排條凳上,像哄著一個幾歲的孩子。他抽了平生第一管血,母親將他的頭摟在懷里,捂著他的眼睛,嘴里一個勁地說:“別看,別看。”做頭部核磁共振檢查的時候,我們都站在了門外,看著母親將他扶在了檢查臺上,將他脫下來的鞋擺正,他正準備躺在狹長的檢查甬道里,醫生將母親請出,然后把門關上。我對母親說:“要二十分鐘,我們先坐坐。”母親執意等在門口,她說:“這個檢查我做過,吵得要死,我擔心你爸受不了。”俞丹早已對父親失去耐心,不滿地說:“他還是一個孩子嗎?你把他慣得已經沒有名堂了。”正說著,門開了,父親一臉惶恐地站在門口,對著我們直擺手,“不做了,不做了,躺里面人還沒死,先嚇死了。”醫生告訴我們,機器還沒開始響,他身子就在劇烈抖動,像一條擱淺在岸上拼命掙扎的魚。醫生看著面前站成一排的三個女人,猶豫了一下,將檢查單還到了我的手里。

    父親的求醫之路正式以這種方式開啟。我們哄著他,帶著他輾轉于不同的醫院的不同科室——內分泌、神經內科、心臟內科、腦外科,他在不同的醫生面前拍打著他的腿。醫生們讓他躺在床上,用錘子敲打著他的膝蓋,或者閉著眼睛,伸直胳膊站立,或者兩只手交替著點自己的鼻尖,他一一照做著完成,臉上充滿了得意——他對這些動作的完成已有經驗,做得相當出色。他確實被檢查出了一些小毛病,但那都是老年人的常見病,就像一臺機器運行良久,會有不可避免的損耗和故障。沒有哪個醫生能用疾病來說明他腿的問題。我們總是會提著一袋子藥回家,除了高血壓的藥堅持服用,其他藥都被他丟了,因為那些藥物所有的副作用都在他身上體現了出來。我們后來不得不偷偷將說明書從藥品盒里拿出來,勸他繼續服藥,但是,他很快在抽屜里發現了那張薄薄的說明書,不偏不巧,正是治療焦慮癥和精神病的那類藥。父親異常生氣,責罵我們和醫生將他當成了神經病。他從此不再去醫院,只是日日抱怨。他的腿淤在了沙灘里,走路往一邊倒。每當我和俞丹回家,他都會在客廳里向我們演示,他一邊走,一邊說,我會摔倒,我好像在騰云駕霧。我們看著他一步一步朝前走,沒有往一邊傾斜的跡象,只是因為懶于運動,身體明顯沉重了起來。五年了,他其實沒有摔倒過一次。我們似乎也司空見慣,只是靜靜地看著他。最近,母親在電話里面哭,父親不敢走路,怕摔跤,整日在家里坐著,像一顆長在沙發上的土豆。她的哭聲讓我警覺,父親不管有沒有病,這樣下去,就會真得病。

    我給在北京當醫生的同學打電話,他提醒我,耳蝸問題也會讓人有失去平衡的感覺。我用這個嶄新的,父親還從未涉獵的新領域說服了他,讓他同意和我再去一次醫院。在火車上的時候,他就開始后悔,認為我欺騙了他,這個世界上,沒有醫生能治好他的病。母親只在一旁好言勸他,給他剝香蕉,不時將他們隨身攜帶的養生壺擰開,讓他喝上一口泡著菊花紅棗的茶。幾乎每到一個列車停靠站,他都要重申一次,他要回去。我只得站了起來,說道:“那就走吧,你一個人回去。”母親要說什么,我擋著她:“讓他回去,我帶你去北京旅游。”他嘟囔了一下,終于不再提起這事。現在,我見他賴在了床上,心中已經隱約有了預感,這一趟大概是白來了。當然,千辛萬苦來了一趟,我是怎么也會將他送進醫院的。

    我和母親背著包拖著箱子到了醫院,像極了逃難的人。醫院門診人流涌動,我們的隊伍很快被沖散。我尋找著父親,哪里還能找到?他一口氣就逃出了醫院,身子緊緊貼著醫院外墻,喘著粗氣:“我活不了多久了,我知道。”

    我聽他說話,又急又氣:“你的嘴里,為什么就不能說一句好聽的話呢?”

    他露出一種我從未見過的乞求神情:“真的不治了,沒有用的。”

    每年菜籽收割的季節,父親照例要從城里回鄉下收菜籽,將菜籽曬干賣掉,再榨一些油提回城里。妹妹俞丹婚后,戶口一直未從家中的戶口簿上撤下來,所以,家里在村上尚有五畝良田,上半年收菜籽,收完之后接著種黃豆。我本來一直勸說他們將田地租給別人,免去奔波勞作之苦。從北京看病回來之后,我改變了想法。現在只有那塊田,才能讓他邁開步子了。那兩條被他日日痛恨和詛咒的腿,再也沒有邁下樓去過。他只是每日在家中轉圈,在陽臺上甩甩胳膊,僅此而已。

    車子經過洞庭湖大堤的時候,父親突然打開車窗對著河岸上大聲叫著:“老吳!是老吳吧?”我將車停了下來,母親說:“你看花了吧,這么遠。”父親的眼睛是他全身使用情況最好的器官,他閱讀藥物說明書上密密麻麻的小字時,還無須用到老花鏡。我看著從河邊延伸過來的小道上那個黑色的影子越來越近,他戴著一個草帽,提著一個紅色的桶,手上拎著一根長長的竹竿,想是從湖里釣魚收工回家。我的視線很快鎖定在他的腿上,他的腿在草叢中一走一彈,身子歪向一邊之后再收回,像一個被推到一邊的不倒翁。母親也看清了,她驚嘆道:“哎呀!真是老吳啊,他怎么成這個樣子了?”父親已經從車子上下來了,迎向老吳,母親和我坐在車內。他們因為這次意外的相逢而興奮不已,父親問起了老吳的腿。老吳說:“喝多了酒,中過一次風就這樣了。”

    父親也談起了自己的腿,倆人惺惺相惜了一番。老吳邀請父親去家吃飯,喝上一杯。父親連連擺手:“早就不喝了。”老吳透過打開的車窗看了一眼母親,對父親說道:“這么多年了,還在忌口呢。黃土都淹到脖子的人了,還有什么放不下的。該吃就吃,該喝就喝,我們現在就是活一天算一天了。”

    父親與老吳告別后,在車上一直沉默不語。我逗著他說話,問他老吳是什么人。父親沒有理我,母親小聲替他回答:“是你爸當年來洞庭湖時,住在一個窩棚里的人,處得像兄弟一樣的,你爺爺也很喜歡他。”母親話說到這里之后,戛然而止。

    我們一般不在父親面前提起祖父。我突然明白此刻父親悶悶不樂的原因,和老吳的這次邂逅,或許讓他想起了自己的父親。

    一個拖著尾巴的身影從大堤的草叢邊迅速躥出,從車前掠過,讓我猛然一個急剎,后面兩個人都驚叫了一下,一起問道:“怎么啦?”我說:“一只黃鼠聾子。”父親有些興奮地說:“真的?現在黃鼠聾子又多起來了?它們白天都跑出來了。”

    我笑著說:“你是不是又想夾它們了?”

    父親激動了起來:“不要命了!它們現在是保護動物了,打了要坐牢的。”母親說:“在北方,它們還是黃大仙呢,都是供著的。”說罷,坐在駕駛座位后的她一拍手掌,大聲說:“呀!老俞,你這腿是不是打了它們的報應啊?”我聽罷,笑道:“還真是啊,那時你不就是夾的它們的腿呀!”

    黃鼠聾子是我們這兒的叫法,學名黃鼠狼。這個被稱為聾子,尖頭長身,披著一身黃皮的家伙聽覺其實特別好。對于它,我是自小就熟悉的。那時,在冬日的清晨,我還躺在床上,處在朦朧的睡意里,聽到父親的腳步聲在臺階上停住,而母親問道:“昨天晚上怎么樣?”緊接著,便響起她歡喜的聲音:“真不錯,三只啊!”有時,則是父親懊惱的聲音:“打到腳了,讓它跑了,夾子被拖了好遠。”空手而歸的時候極少,在我們廣袤的洞庭湖平原,黃聾子很多。它們常會在夜里單槍匹馬地行動,偷襲雞舍,偷起雞和雞蛋來毫不留情。父親并不惱它們,我們家的雞籠作為家中重要的資產,不像別人家設在偏房或廚房,而是鄭重地置在堂屋的一角。我們在飯桌上吃飯的時候,它們就蹲在一旁的雞窩里熱火朝天地生蛋。父親看中的是黃聾子的價值,他心軟,打來的黃聾子全部交給母親來處理,一張皮可以賣上一個好價錢。父親只管打,剝皮去肉的事情都是母親動手。新鮮的肉雖然有股騷味,母親總有辦法讓它們烹飪得味道鮮美,這就大大彌補了家里一個月也稱不上一次肉的遺憾。

    在月亮如水的夜晚,父親會叫上我,與他一同前往。母親卻不大樂意,一個女孩子家跟著去學這些東西。那時,我的頭發被母親剪成了板寸,一根一根像針般地刺向天空,夏天里被曬得黝黑的皮膚到冬天都沒有被淘洗白凈。我常愛和一幫男孩打架,從堤岸打到河里,有一次,用紅磚將隔壁鄰村男孩板出一頭血,那家的父母牽著哭哭啼啼的孩子找上門來。父親嘴上罵著,讓我跪在地上,臉上卻掩不住得色。母親知道父親歡喜我這樣,只是眼見我的模樣和性情越來越像一個野小子,卻還是有了憂慮之色。父親卻不在意,他將一些夾子掛在我的肩頭上,我們就踏著月光出發了。

    月亮像一面鏡子照亮著田野上的一切,棉花鋪天蓋地的,葉子早已經枯萎了,只剩下一根根的枝杈頂著已經被采盡的棉花殼,密密匝匝地挨在一起,如同舉著無數盞小碗。父親在田地的溝埂上尋好地方,用鏟子挖上一個洞,塞些雞毛之類的東西進去。再將夾子放在洞口,彎弓做的竹夾子有點像現在的捕鼠夾,留有一個如黃聾子頭大小的洞,用細棍支撐著。黃聾子以為洞里面藏著一只雞,腦袋一伸進去,“咔嚓”一聲,碰了機關,就著了套。上了夾子,我們繼續前行,我緊緊跟在父親身后,幾次想伸出手拽住他的衣角,半途卻縮了回來。我和父親從未有過肢體上的親密,他生病之后,我才敢伸出手攙扶他,這么點距離,竟是過了半生才跨越的。

    我們走著走著就遠了,走到了洞庭湖邊上。有時會有額外的收獲,在一處蘆草叢生的溝渠邊,碰到一只刺猬,父親一腳將它一踢,趁著它縮成一團的時候,提起它身上的刺,就捉到了。捉起來給我們玩弄幾日,父親就將它放了,因為它叫起來的時候,聲音像極了嬰兒的啼哭聲。母親也說,做了父母的人,聽了都會受不了。有一次,父親帶我穿過一片棉田,走了很遠,到了我們村棉田的盡頭,右邊是洞庭湖分出來的一條毛細支流,聽得到流水從水草和石頭縫中穿行的聲音。從一座簡陋的石橋上過去,就是另一個鄉的地盤了。他掏出一根煙點上。在我們面前是一排水杉立在地勢稍高的坡上,那晚有微風,樹葉被吹得搖擺不定。我以為他累了,坐在他旁邊。父親吐了一口煙說道:“三兒,一個人在這里住了好久了。”他用手指了那片樹林制造的黑影深處,我一怔,三兒是我弟弟,不到三個月就夭折了。對于這個弟弟,我那時已經有了些印象。我到現在還記得他肚子上系著的紅色肚兜,他揮舞著瘦弱的小胳膊哭,母親要我站在木搖窩的旁邊去搖晃他。他留給了我這些如同夢境般的影子,他離奇的死亡,讓他的名字成為了我們家的禁區,所以就這么點有關他的影子,都變得遙遠了。我不知道,父親竟將他葬在了此處。這地方冷清,感覺到害怕,坐在地上,我緊緊摟著自己的雙腿。一支煙抽完,父親起了身,我們就返回了家中,只等到第二天早起,父親趕早起來收他一路上放下的夾子。那些鏡頭如同被月光照拂,格外清晰,我甚至還能聽得到,我和父親一前一后踩在鋪滿銀霜的落葉上,腳下響起的“咯吱咯吱”的聲音。我提了一晚上的心,從小道上看到我家那盞煤油燈發出的暈黃燈光時,才放了下來。

    一路從回憶中駛過,已經下了洞庭湖大堤,進入了鎮上的公路。父親從后座拍了拍我的肩膀,要我停下來等他們,他和母親一同下了車,進入到路邊一個小店。這是一家小型超市,灰撲撲的玻璃大門上寫著幾個紅字——兼賣紅白喜事用品。再上車的時候,母親提著一袋子香燭、黃紙上了車。我好奇地問:“又不是七月半,你們買這些東西干嗎?”

    父親說:“你爺爺忌日就是今天。”我默然,他連我們生日有時都會記錯,倒是記得清這個日子。父親又說:“你晚上幫我寫一封信。”我不解:“寫給誰呀?”父親說:“寫給你爺爺,給他燒過去。”

    幾十年前在祖父身上發生的那件不幸的事情,我們都會刻意繞開它,讓它模糊在記憶的深處,成為一件神秘莫測的事情。今天,父親提起祖父,毫無回避之意,讓我意外。我說:“寫什么內容呢?為什么要我寫?”父親說:“在我走之前,我要給他寫封信。寫什么,我告訴你,你代筆就行了。”我扭過頭看了他一眼,他一本正經的表情,不像是開玩笑。

    快到村莊的時候,母親就會將車窗打開,這是她的習慣性動作。自從十年前,我與大熊分開后,在城里買下一套房子給他們養老,他們就離開了這里。雖然,一年中因為田地的原因,總還回來小住一些日子,卻到底和以前不一樣了,對于鄉村,他們有了些客人的樣子了。眼前的村道經過幾次大修,早已平平整整。道路兩邊不再是齊膝深的雜草,而是種上了高低交錯的綠植,花朵在這個季節仍開得靡荼。兩三層高的樓房與紅磚瓦房交錯,帶著院落的歐式別墅像從城市遷徙過來的仿制品。母親每次都會感嘆,誰家的孩子在城里賺了錢,又建了新房子。這樣快速的場景變化,讓母親總是輕易地便回到了過去,回到了我出生前的幾年。她說:“還是人厲害呀!”她的手指了指外面,“五十年前,這里全是蘆葦,是爛灘。你們看看現在成了什么樣。”

    五十年前,母親離開老家,和眾多背井離鄉的人,在一片蘆葦荒洲中建立起新的家園,她也正是在那里碰到了我的父親。

    我們三個都坐在燈光下,面前是一張吃飯的桌子,擦干凈之后又成了書桌。某個瞬間,這一幕將我帶回到了少年,正是在這張桌子前,上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數學公式和勵志格言。現在它們痕跡猶存,陷在粗糙殘破的桌面紋理里,仿佛一個垂暮老人黧黑面孔上的老年斑。我問父親:“到底怎么寫?”等待他回答的時候,我抬起頭注視著頭頂上的白色燈管,它已經發黑,里面擠滿了蚊蟲凋零的身體。

    父親的回憶很是遙遠,回到了剛來到洞庭湖的時候。在此之前,他從來沒有見過那么空曠的地方,天和地在這兒豁然分界。上面是明瓦一樣的天空,下面是黃色的蘆葦。天和地之間,是潮濕卷著湖腥味的風,是一窩一窩的人。沒有老家如同背景一樣的山脈,只有一片平坦的黑地和未來得及收割的蘆葦,如同剃了一半的頭發,在冬風中蕭瑟。舉目望遠,視線沒有盡頭,一路綿延。腳下是退水后的淤地。一腳踩上去,解放鞋的底就陷沒了,有些地方,連膝蓋都可以埋住。漲水時,是一望無涯的湖面,蘆葦的下部被水淹著,只剩蘆葦的尖部,一綹綹如同頭發般隨著水波蕩漾。水退之后,它就成了爛泥灘。晴上幾個時日,人可以穿著鞋在上面走,深一腳淺一腳的,成形的不成形的腳印,和一些動物制造的奇怪痕跡,就往蘆葦叢中延伸了去。蘆葦叢究竟有多深,也沒有人敢去深究。怕有野獸出來將人害了。負責蘆葦收割的蘆葦場上的那些工人說,每年都能看到腐爛的肉身橫陳在葦叢深處,有些還被撕扯得七零八碎,只看到骨架。來自全縣所有鄉鎮的勞力和青壯年女人們都來了,要在這洞庭湖洼地建一個嶄新的家出來。

    先是建堤搭棚,一個村一個工棚。做工棚的時候,專挑那骨骼強壯的蘆葦做兩邊的壁,中間專挑小的發育不良的小叢蘆,細細軟軟的莖稈,遮風避雨卻是極好的,一般大小的雨滴,落在工棚上潤物細無聲似的,滴水不進。工棚被弄成了圓弧形,一米七左右個子的男人需低著頭進那圓形的門,在里面勉強能站直。一條大通鋪上,可以橫著擺上十幾個人。這些低矮的工棚散落在地勢高些的緩坡上,密密麻麻的。它們像一個個巨大的蒸籠。洞庭湖邊上常有龍卷風,如果碰到一次大風,就會有一只手,提起這些個蒸籠到半空中,滿是工棚在天上飛來飛去。沒有任何現代設備,就是這一雙雙的手,一擔擔的土,讓堤一寸寸往上漲。力氣就像湖風,白天耗盡之后,次日便又漲了起來。那樣的勁頭,如果是修長城,那時也能壘出一個長城來。

    黃紙寫了滿滿的一頁,還沒有寫完,又換了一頁。我不得不打斷他:“不是給爺爺寫信嗎?這是不是跑題了?”父親氣惱地說:“我又沒有讓你把這些寫上去,我只是讓你知道一些事情, 不要等我們走了,你什么都不知道,忘了本。”

    我知道自己的家鄉是洞庭湖邊割蘆填湖建起來的,卻是第一次從父親嘴里知道得這般清晰。母親在一旁說:“那時日子真的好難。你爺爺在老家聽說我們辛苦,才會過來給我們幫忙,在我們的茅棚里一住就是幾個月。”

    父親用手指敲了一下桌面,對我說:“你寫上,尊敬的父親大人。”

    我依言寫上這幾個字,看著他,等著下文。等了半天,我催問道:“下一句是什么?”父親皺著眉,我覺得他那樣子好笑。就在這時,父親突然站了起來,大聲說:“算了,不寫了!”

    他氣呼呼地進屋上了床,我和母親相互看了看,對于他的喜怒無常已經習慣,跟著他進了屋。我們依然住在同一間房子里。在過去的近五十年里,這是我們最親密的一段時間。房子是我下午收拾出來的,被子和褥子上次使用后,按照往常的習慣,母親會整理后放進柜子里。這次,母親竟然忘記關上柜門,所有的柜門都張著大嘴。母親又被嚇了一次,以為家里進去了小偷。我覺得好笑,家中并沒有什么值得小偷光顧的。母親一個勁地強調,她不可能不記得關柜門。我們檢查了一圈,什么也沒有丟,前門、后門都是關著的,窗戶也是完好無損的。母親嘴硬:“小偷是從窗戶里跳進來的。”我將自己的拳頭從窗戶的欄桿里伸出去,說道:“只有拳頭大的腦袋,我還沒有見過。”她才不得不承認,真是自己忘記了。我和俞丹的房間早就廢了,床和家具都還在,各種爬行動物早已在房內偷偷安家,在上面制造出一片混亂的景象,我們已是不打算重新啟用了。

    以前母親并不這樣,她每次回家,總是會將我們房間的被子拿出來晾曬,將家具擦洗一遍,好像我們隨時會回來一般。母親對家務顯得有些力不從心,是從前年開始的。她有時會說頭暈,和我們一起走著走著,就會慢了下來,坐到路邊。她不像父親那樣懼怕醫院。但是,她無法像父親一樣,準確描述自己的癥狀。醫生問她:“暈起來的時候,周圍的東西會不會轉?”她說:“不會。”醫生又問:“是不是感覺自己會摔倒的暈?”她說:“不是,就是模模糊糊的,好像東西都泡在了水里。”核磁和CT,各類體檢都做過,結果顯示小腦萎縮,腔隙性腦梗,動脈硬化,一系列的疾病名稱像葡萄一樣長長地掛在診斷書后面。醫生并沒有說什么,母親只問:“不會死吧?”醫生抖了抖病歷本笑道:“年紀大了,病歷就不可能和年輕人那樣干凈的。”藥物吃完后,并不見好轉。她仍然說暈得很,但是我從外面也看不出異樣,她依舊和往日一樣做著家中的所有事情,包容著父親的壞脾氣。我對父親的腿、母親的暈逐漸產生了耐受。但是,母親身上一些細微的變化卻還是被我捕捉到了,肉塊越切越大,該切絲的菜也是粗細不均,洗過的碗上還沾著大蒜葉。我慢慢意識到,衰老自然地降臨到了他們的身上,它們或許和疾病沒有太多關系。

    我睡在床上,他們的鼾聲久久未有響起。我睜開眼睛看著天花板,這個房子還是二十年前,我出嫁時裝修的。是父親參照了城里房子的標準,鋪了地板磚,刷了墻漆,隔出了一個天花板,在那周圍嵌了一圈彩色的小燈,照得房間里五光十色,姹紫嫣紅。那時,每天都有村人,甚至鄰村的人過來參觀,嘴中嘖嘖稱贊,頗為羨慕。母親喜氣洋洋地接待著一波一波的來客,一遍一遍地告訴他們,是我家俞星寄來的錢。人家也會順著她的話夸獎,你家的女兒養得比男兒都有出息。母親后來總是提起這件事,毛孔里都透著喜悅,那大概是她最快樂的一段時光。很快,村里的年輕人陸續外出打工,賺了錢回來就修房子,房子越修越時尚。我們的房子自然再也無人問津了。當然,十年前,我給他們在城里買了房子,戶口本上寫著父親的名字,讓他們又風光了一回。回憶讓我游走在睡夢的邊緣,父親的聲音將我驚醒:“這狗日的老鼠!吵得人睡不著。”

    “吱吱”的聲音在我們頭頂上響起,感覺幾只老鼠扭打成了一團,痛苦而又興奮。頭頂上的世界變得熱鬧起來,腳步急促地跑來跑去。我說:“喲,老鼠在接力賽跑。”

    母親接上話:“老鼠還好,蛇才讓人怕。”或許是在床上讓她更容易陷入回憶,她講起了一件事情:我們在團湖鄉搭的第一個房子,是用芭茅草和泥巴糊起來的,一到夏天,只聽到墻壁里窸窸窣窣爬行的聲音,母親知道是蛇在墻夾板中游行,那時,所有人家的墻壁里都藏著各種活物。母親硬著頭皮選擇視而不見,似乎這樣,它們就不存在。有一天晚上,父親陪著村長去湖北送車棉花沒有回家。母親給還是嬰兒的我洗澡,洗著洗著,一個什么東西“啪”地掉到了她的頭上,然后又滑到腳盆里,母親看清是條蛇,驚得一下子將我提了起來,然后逃到床上,再也不敢下床,她將我緊緊抱著,提心吊膽睡了一晚,也顧不上那條蛇到底去了哪里。待她清早起來,在我們的腳頭,發現了一條像蚊香般盤成一餅的蛇,睡得正香,發出微微的鼾聲。

    這個故事,我也聽過很多遍了,卻從未覺得厭煩。每一次,都會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孩童,人類以外的生命在墻壁之間弄出蓬勃的聲響,我正泡在大大的木盆里。再沒有什么能比一個母親的回憶,更能讓自己忘記年齡的了。我有些動容,將身子挨母親的腿近了些。母親問道:“你們有沒有聽到敲鑼打鼓的聲音?”我其實早已聽到隱隱的唱經聲和鑼鼓聲。父親說:“河那邊又是哪個走了,這是做齋事的聲音。”

    每次他們回家,母親總會告訴我,誰誰走了。那些曾經熟悉的老人一個一個都走了。那場大水之后,他們從團湖鄉又搬遷到這里時,我已經外出讀書了,這些名字對于我來說是陌生的。只有一次,母親說起一個名字時,反復提醒我,那個會炸齋菜的謝婆婆,每次你從學校回來,都會炸碗齋菜送過來,你最愛吃她炸的紅薯條了。我恍然,哦!原來是她呀!

    我們沉默著。天花板上的動靜和隱約的音樂聲,讓夜顯得更加寂靜和深不可測。父親說:“俞星,抽個時間把天花板換一下。”我不解:“你們只是偶爾住住,沒必要了吧。”

    父親說:“我們以后走了,是不會去殯儀館的,還是得在這個家里出去。”

    我知道父親的那點小心思,他平日親密地將死掛在嘴里,只是以為,越是這樣,它們越會網開一面。如同做了一個不好的噩夢,到處說給別人聽,說破就不靈了。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正式講起他的身后事。他將它置于面前,已做好一腳邁過去的準備。他的話將夜里所有的聲音淹沒:“有些事情該早點做準備了。我不會再去醫院了,活到哪天,就算哪天了。”

    母親一早便帶來了確切的消息,七隊的李婆婆走了,壽齡八十四。母親并沒有如往日那般唏噓,反而有些興奮地告訴我,李婆婆只有四個女兒,葬禮卻辦得好熱鬧,只要晚上通宵守靈的,每人都發了一條黃芙蓉王的煙。她“嘖嘖”地說:“真是比有幾個兒子的都辦得氣派。”我見她羨慕的樣子,便說道:“其實,咱們村生了女兒的,現在過得都不錯。你看你,是不是也很幸福?”母親對此話不以為然:“我和她們不一樣,我是有過兒子的。”

    母親年輕的時候從來不會說這樣的話。她甚至從來不提我那叫作三兒的弟弟。近年,她開始提起她的小兒子。我有幾次去看她,她正和小區里那些老太太們聊天。她們聊起自己的兒女或者孫子。母親常會見縫插針地說:“我本來是有兒子的,如果沒走,我也早做奶奶了,哪里有這樣輕松的日子過。”她們又問她:“多大走的?”母親頗為傷感:“兩個多月。”她們松了一口氣:“這么小還好,孩子也沒有什么知覺,養到十七八歲成了人,又成了家立了業的,才是真的會要了當娘的命。”這個時候,母親也不爭辯,只是面無表情地沉默。卻因為這份無言,在一群聊興正濃的老人中顯得異常落寂。

    三兒出生的那年,我六歲。每一年春末夏初的時候,村里的壯勞動力都去堤上防汛。那個中午,祖父和父親在大堤上日夜巡防,待了差不多一個月,終于下堤回到了家中。在家里留守的婦女,也已聽到水位退下的消息,從高高吊在兩樹之間的“空中樓閣”之上,將搬上去的物件取了下來,重新擺回家中。父親和祖父用扁擔擔著一大壺酒,是從鎮上一家谷酒老店打來的。和他們一起跟來的,還有一個男人。我對回憶孩童時的事情已無十分把握,但是好不容易將父親盼回家,卻沒有得到一粒糖的失望是記憶猶新的。母親稱了肉,炒了一碟花生米。三個男人坐在桌前邊聊天邊喝酒,為又度過了有驚無險的一年而慶幸,我和俞丹看著無趣,從家里出去。俞丹跟在我后面,手中拿著一個玻璃瓶,里面塞滿了油菜花和四處碰壁的蜜蜂。我們從母親刷鍋的竹刷子中扯下一根簽子,去捅藏在土坯磚里的蜜蜂,將它們堵得無路可逃。母親提著一桶衣服去了河邊,又從河邊回來,然后又拿著鋤頭出了門。

    是母親驚天動地的哭聲將我們召喚了回來。她披著頭發,拼命拍打著臺階,將三兒緊緊抱在懷里,弟弟已經沒有了呼吸,一群人圍著母親,試圖從她的懷里抱走孩子。沒有人成功,母親已經瘋了。父親和祖父一臉酒氣未褪,父親的眼睛紅得要滴出血來。祖父搖搖欲墜,被人架著肩膀。那樣晴朗明媚的下午,太陽曬干了母親臉上滾滾而下的淚,也讓死亡變得有種不真切的滑稽感。我牽著俞丹的手哭,俞丹不知道發生了什么,跟著哭得撕心裂肺。

    祖父在某一個瞬間從麻木的狀態中復蘇了過來,站在堂屋里拍打著自己的臉,捶打著自己的胸,他跑到廚房,沖到灶臺邊。在堅硬的水泥和紅磚前,那群人死死拖住了他,就像把弟弟從母親懷里分離出來時,死死摟住母親一樣。那些人說:“你也不是故意的,這就是命,孩子就該這樣走。”我縮在人群內,對于死亡有了最初的認知。家里所有積攢下來放在門彎里,用來換錢的空酒瓶都被母親砸得稀碎。那個裝著糧食谷酒,又泡上了參須的,如同女人大肚子的酒瓶被母親砸了,滿滿一壇子像山洪暴發般傾瀉而下,仿佛被稀釋過的血液。這是母親特意買的,用以犒勞田間繁重勞作的父親。父親從此再也沒有沾過酒,我再也不用站在木搖窩前,去搖晃那個瘦弱而又愛哭的嬰兒。祖父很快不辭而別,他回了老家。我的大伯在山區堅守,并沒有選擇和那股涌動的人潮,來到土地肥沃的湖區。祖父想幫著我們家再好好干幾年,沒想到竟這樣草草收場。從此,我在家里就再也沒有見過祖父了。而父親也鮮與大伯家往來,只有祖父母去世時,他回過老家。而大伯家,連兩個堂姐結婚這樣的大事,都未通知父親。

    我從未對認識的人講過我的弟弟,包括曾與自己特別親密的大熊。以前在團湖,有人在夏夜的竹席上,在自家男人喝得爛醉如泥,睡在田埂間草叢里的時候,一邊跳起腳罵男人,一邊講起我只活了兩個多月的弟弟。事情也就在這些哭訴中慢慢復了原:平日應該睡在搖窩里的弟弟,因為尿濕了,被母親抱在床上。東邊廂房里有兩張床,一個搖窩。那個風平浪靜的下午,一壺谷酒將祖父和父親灌醉,各自上了一張床,母親發現的時候,那個才來到人間兩個多月的孩子被他的祖父壓得沒有了呼吸。又過了一些年,一場洪水讓父親帶著我們離開了團湖。我們那個才新換了瓦頂紅墻的家,三兒睡的那片沙樹林,還有那個油菜花飄香卻讓人絕望的下午都留給了浩渺的洞庭湖。

    現在三兒這個名字,在母親嘴里重啟。我才知道,一些事情在母親心中,從來沒有被時光腐化,而只是被她冷藏起來了,撈起來時還冒著絲絲冷氣。我順著她的話說:“如果弟弟活著,爸會健步如飛,你會頭腦清明。”母親不解地看著我:“為什么?”我笑:“俞丹說得沒錯,你們就是差一個惡媳婦,把你們追得到處跑。”母親被氣笑了:“她一天到晚盡講些怪話,就是怪我們在城里享福,也不去幫她帶孩子。”

    俞丹在省城一家企業工作,有一雙兒女。不僅工作繁忙,每天還被青春叛逆期的孩子整得死去活來,自顧不暇。我聽得母親又說:“她是有公公婆婆的,我們跑去那里當她的家,這算怎么回事呢?”

    雖然我的母親從未享受過來自婆婆的照顧,但是這個想法卻深深種在她的內心,無法動搖。一種熟悉的挫敗感從我心里泛上來,我聲音中夾著一絲憤怒:“女兒家和兒子家到底有什么區別呢?如果我能有孩子,我就愿意生一個像我這樣的女兒。”母親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她知道無論怎么樣的話也無法給我安慰。我這輩子不會再擁有自己的孩子,不會有機會像俞丹那樣去享受孩子給予我的愛和兵荒馬亂。

    父親裹著清晨的潮氣進了屋,頗為高興地告訴我們:“今年菜籽價格還不錯。菜籽還在地里,就已經被一個販子預訂了。”那個人是游街走巷的幾個菜籽販子中的一個,這幾年已經成為了父親的熟人。他在路上遇到父親,幾句話一交談便定好了,只等中午將車子開到田間,將菜籽直接就從收割機上收到貨車車斗里。平原地勢平坦,一望無際,種田可以借助機械,確實不再如同以往那般辛苦。一些年前,所有的道路都鋪滿了菜籽稈,人們立在路旁高高舉起連枷,拍得大地聲聲回響的場景已一去不返。母親問道:“全賣了嗎?自己吃油的菜籽還是留了吧?”父親說:“肯定啊,留了幾分地,自己收,自己曬。今年還多留了一點,我要去給大哥送點。”

    父親嘴中的大哥就是大伯。母親臉上有些不悅,我也有些驚訝。我們和大伯一家早已形同陌路。倒是母親這邊的親戚,因為后輩慢慢都搬到城里,也就逐漸走得密切。母親小聲嘟囔道:“這么多年,也沒有見你大哥還記得你,他有一次來看你沒有?”父親說:“我去看地,總要帶點東西,未必空著手去?”

    我不解:“你去大伯家看什么地?”

    父親說:“什么地?百年之后躺的地!”他看了一眼母親,對我說道:“我肯定比你媽先走,我先占好位置,把地方睡暖和,你媽后面再來。”母親拍了一下他肥厚的背說道:“我不去你們老俞家!我就睡在自家菜園里。”

    父親“嘿嘿”笑了幾聲,說道:“行!各睡各的。”話雖這樣說,卻是一副勝券在握的表情,他知道,我的母親最后還是會順著他。他們年輕時也吵架,母親那時是潑辣的,說話又快,像放鞭炮,氣勢常占了上風。母親做事麻利,九歲就能下地鋤草,十四歲在工地上做飯掙工分,不僅如此,家里殺雞宰鴨這樣的活,也是母親去做。父親能夾黃聾子,卻不敢去殺活物。他曾經殺過一次雞,一刀下去,雞沒死,從他手上掙脫跑了,那只雞最后長成了一個歪脖子,又活了一個多月,母親見它實在可憐,才一刀將它送上了路。這樣的女人在家庭中是有地位的,在我印象中,母親也不是這般低眉順目。我不知道他們什么時候開始交換地位的,應該是父親的腿開始有毛病,又或者是他們從土地上撤離時開始的。他們慢慢失去了年輕時的個性,重新長出了另一副全新的面孔,讓人感嘆時間的力量如此驚人。

    我說:“我等會就回去了,等你們榨好油,我再來接你們。”父親問:“你回去有事?”我苦笑了一下。母親則在一邊說:“她不回去,給你當司機和服務員,你給那一屋人開工資?”

    我在城里有個財務管理公司,有員工近二十人。父親在一旁拍了拍自己的腿,臉有不悅,卻不再說話。我每次要過來陪他們,他總是認為沒有必要,在電話中發脾氣,說他們還沒有到需要人照顧的時候,而且每次來,我總是覺得他們需要去醫院,打擾了他們的自由和清凈,可是,一旦我離開他們時,他又顯出不快。

    我坐在了駕駛座上,母親把頭伸進車窗看著我。她的頭離我很近,幾根干枯發灰的頭發在一叢一叢的白發之間顯得特別蕭瑟,讓我想起了暮冬季節的草叢。衰老離我如此之近,我心中一酸。沒想到,母親用手翻了一下我的頭發,我扭轉頭看著她,她說:“我還以為看花了,原來你也有這么多白頭發了。”我笑了笑說:“早就有了,沒事。”

    車子重新啟動,母親突然從口袋里掏出一個紅包往我座位上一扔。我說:“這是什么意思?”一直站在臺階上的父親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口吻說:“拿著!過兩天就是你生日了!”我沒有再堅持,拿著紅包得意地晃了晃。紅包鼓鼓囊囊的,是份厚禮。

    我從后視鏡中看著母親,她在揉眼睛。這一刻,我理解了來自母親的同情,一個快半百之年的女人沒有愛人,沒有孩子。他們想到的是我注定孤獨的后半程。

    他們不知道,我的生活還是有些小溫暖的。比如離開大熊后,那個十年如一日,在生日那天給我送上鮮花的人。那人在花叢中插上一顆巨大的棒棒糖,有時會是一盒巧克力。這種屬于年輕人的青澀,讓我想到他可能弄錯了人。我并不想去糾正這種錯誤。正是這種未知,就變成了生活中難得的一種期待。

    去大伯家的路,已不是留在我記憶中那條蜿蜒曲折,在群山中如同一條小蛇般游出的路。很多年前,父親帶著我,在大雨后的泥濘中行走的鏡頭已經成了一團影子。我和父親在這條路上,走得異常艱難和漫長,從一個泥坑中踏進另一個泥坑,全身都是濕的,鞋子也是濕的。他去學校叫上我,是為了參加祖父的葬禮。他的猛然出現,嚇了我一跳,因為他兩天前才離開家,去給祖父過七十歲的生日。我從教室里走了出去,父親低聲告訴我:“祖父去世了。你去送送他。”我很驚愕:“什么時候的事?”父親說:“昨天。”我給老師請了假,他帶著我坐上汽車,我才發現只有我們兩個人。

    那次以后,我再也沒有抵達過這里。我開著車盤旋幾圈進入山中,路加寬了,對面碰到過幾輛車,放慢車速,擦身而過。父親將頭伸到車窗外,他一個勁地說:“不認得了,不認得了。”一直到我根據他的記憶,將車停在大伯屋前的時候,他看著嶄新的兩層樓,更加猶豫,問母親:“是不是呢?”母親說:“我幾十年沒來過了,我怎么知道。”

    從樓房一側低矮的偏房里出來一個老頭,一邊走路一邊提著褲帶。看到我們,他停了下來,正是大伯,與當年的祖父幾乎成了一個模樣。父親先下了車,大伯平淡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橫在兄弟倆之間幾十年的隔閡從來沒有存在過,他輕描淡寫地說:“回來了。”這時,從偏房里又出來一個穿著藍色工裝服的瘦小女人。她是大伯母,頗為驚訝地說:“稀客呀!怎么不先打一個電話呢?”我知道,她只是順嘴一說,他們未必就會有對方的電話。

    大伯母在旁邊的山頭圈養了一群雞,很快,她就提了一只雞出來,大伯則坐在臺階上陪我們聊天。他看起來很是憔悴,告訴我們,他一天要上七八次廁所,和祖父當年一樣,怕是兇多吉少。我問道:“怎么不去醫院看看呢?”大伯說:“看過一次,醫生說是結腸息肉,怕是癌癥,要我做手術。”父親則說:“該動刀還是得動刀,有病拖著也不是辦法。”父親一直在勸大伯重視自己的病情,要去醫院,就像我們一直以來對他說的話一樣。大伯擺了擺手,態度堅定地說:“生死有命,活到八十了,夠本了,不想受這折騰。”

    中飯是在偏房里吃的,房間低矮,地面潮濕。大伯家立了新樓,房內也如同城里一般,進行了裝修。可是,幾間房子卻是留給大女兒和女婿回來住的,他們老兩口依舊住在以前牛棚改造的小房間里。大伯也是兩個女兒,大女婿是入贅進來的。父親說:“這么大個屋,他們一年也難得回來一次,你不曉得住樓房里呀。”大伯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擺了擺手:“他們打工賺的錢,我不占這便宜,我替他們把屋看好就行了。”大伯又問父親:“你真的不喝一口?”父親也擺手:“早不喝了。”

    吃罷飯,大伯和父親帶我去祖父母墳前,母親執意不去。祖父母背靠青山而居,去那里,需經過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路旁盡是上了歲數的山茶樹,枝條虬扎,周圍的灌木長得郁郁蔥蔥。大伯指著那老得一身滿布黑疙瘩的山茶樹說:“這是你太祖父手下的,老了,已經不怎么結果了。”我說:“樹也會老嗎?”父親在一旁笑:“沒有什么東西是不老的。”過了山道,前面已無路可走,荒草淹沒了小腿,大伯拿著棍子打著草叢。這個季節,蛇已出洞了。又往前走了一段,路突然就豁然開闊,不遠處幾個土包散落在山坡上。我走近,發現墳頭上很干凈,長著如同絨毛樣的新草。大伯說:“上次小珍和國安清明節回來了,我帶著他們把草都除了遍。”大伯說起廣州打工的女兒和女婿,口氣頗為自豪。父親站在兩個連體墳頭的后面說:“我就選這里了。”他取了一截小樹枝插在地上,對我說:“就是這里了。我左邊,你媽右邊。”他站在那里,我感覺他身體顫巍巍,腿在微微發抖,一臉孩子氣,好像和那個未來必會到來的事情賭氣似的。

    父親前面那兩座連體的就是祖父母。很多年前,將祖父送到此處的鏡頭,如同浸泡在那天的大雨里。我看到了一個人被世間淹沒的全部過程。我那時緊緊貼著父親,他那時還輪廓分明的下巴繃得像塊石頭,他沒有哭,眼睛卻是通紅的。

    祖父死于他七十歲生日那天,一個特意謀劃過的日子。他在生日前幾日,騎了七十多公里自行車來到我家。自從弟弟走后,他就再也沒有登過我家的門。我們那時已經住進紅磚大瓦的新房。他扶著車,站在我們家的禾場上,沒有進屋,只是喊著父親的名字,接著又喊我的名字。那天正是周末,我在屋里寫作業,跟在父親后面出來。幾年不見,我差點認不出,自行車旁邊那個又瘦又憔悴的老頭,是那個精神矍鑠的祖父。父親顯得手忙腳亂,他走過去,替祖父站住自行車,將他帶進屋。祖父取下帽子,滿頭白發軟趴趴地貼在腦袋上,他低著頭,問道:“細美呢?”細美是我母親,她提著洗衣桶從屋內出來,看到了他也是一愣,只淡淡說了句:“來了。”祖父到我們新家到處轉了一圈,臉上帶著滿意的笑容,一個勁地說:“你們這步棋,還是走對了,越搞越好了!”

    祖父到家的時候,已經過了中飯時間。父親招呼母親給祖父做飯,祖父卻說,自己在路上已經吃過了。他站了一會,就要打道回府。父親拉著他的自行車挽留,祖父卻態度堅定,要快點趕回去,要不然天黑,山中的路不好走。臨走,他交代父親,生日那天早點趕到。

    父親提前一天回了老家。那天的菜做了整整十二道,擺了滿滿一大桌。成家之后的兒女都被祖父一家一家請了回來,祖父從我家回來之后,和父親一樣,再也沒端過杯。生日這天,他找出以前的舊酒盅,給自己倒上一杯。一杯喝完,又自己滿上一杯。仿佛往肚子里灌的不是酒,而是水。祖母逐漸不滿,一個勁地攔他,到最后也顧不上在生日這天給他面子,罵道,這么喝,不要命了嗎?父親曾經對我講起過祖母,是一個嘴巴厲害,手重得像棒槌的女人。因為嫌父親做事慢,幾兄妹中最不喜歡他這個兒子,一張嘴掛在他身上,不停地念叨。有一次,對他做的事情太不滿意,忍無可忍,用一個喂豬食的瓢給他腦袋就是一瓢,瓢破了,腦袋也破了,流了一臉的血。父親告訴我們,祖母姓王,生了兩兒三女,她就是家里的王母娘娘,祖父就是她的一碗下飯菜。那天,祖父卻不怕她,拍著桌子說:“老子被你管了一世,今天我就做主了,我要不要命的,也是我說的算!”

    祖父坐在椅子上,失去很久的紅光重新返回到了他的臉上,他整個人都像在發光。喝夠了酒,他開始吃飯。他說:“這一世,沒飯吃的日子過了,有飯吃的日子也過了。人的一世,就是一碗飯啊!”他吃著說著,哭了起來。大家認為這些不著邊際的話不過是一個喝醉老人的胡言亂語。一碗飯吃完,他說:“你們都過來。”他特意請過來的幾個孩子都圍在他身邊。大伯笑:“老頭子喝多了,準備給我們唱花鼓戲。”祖父說:“花鼓戲就不要請了,趁你們都沒有走,再留你們一個晚上。”大家看著他的醉態,都覺得好笑。祖父把桌上的碗一摔,目光從他的后輩的臉上一一看過去,笑著說:“我今天飯里拌了老鼠藥,我活不了了。”一群人不知真假,被他嚇壞了。他看著父親說:“我對不起俞家老祖宗,我欠你們家一條命,下輩子給你當兒子、當孫子還你們。”父親那時已經察覺,祖父不是在說胡話,他哭著說:“爹啊!都過去這么多年了,都已經過去了!”祖母拍著祖父的臉,將手伸到他的嗓子里,說道:“你吐出來,吐出來呀。”祖父有些得意地說:“沒有用了,量下得足,米是泡了兩天的。”祖母已哀嚎連連:“你這個死鬼!你叫我一個人怎么過!你這樣的死法,別人會怎么講你的孩子。”祖父長嘆一口氣說:“心里累,走了輕松,管不了你們了。”

    父親及他的兄弟姐妹們將祖父圍在中間,看著他臉上的紅色慢慢褪盡,灰敗逐漸覆蓋住他的臉。父親回來后告訴母親這一幕,他是這樣形容祖父——爹爹的一張嘴最后變成茄子的顏色。母親被祖父的死法嚇住,不斷地抹著眼淚。父親只告訴她,祖父過生日前幾天和大伯母吵了一架,而且,幾個月前已經有了腸上的毛病,每天都要拉上好幾次。大概是覺得活得沒有意思,也活得累了。母親聽完這些,嘴中說的是和祖母同樣的話:“他這叫自私,這樣的走法,叫后人心中怎么過得去。”有幾次中元節,我看到父親久久蹲在一堆燃燒的火焰旁,我知道,他不可避免地要想起他的兒子,還會想起他的父親。無論怎么樣,那些痛心疾首的往事已經一過多年,父親也已活得超過祖父當年的年紀。

    我們在墳頭磕了幾個頭,又站了一會,就折身回去。大伯照例在前面開路,我在中間,父親走在最后。我本來是要去扶他,他有些不耐煩:“我還沒有老成這樣!”我剛從一個陡坡上下來,還未來得及扭頭,就聽到身后“撲通”一聲,哪怕父親走得極為小心,還是沒有站穩,從坡上摔了下來。我慌忙將他扶起來,他的胳膊肥胖,有一種油膩冰冷的觸感。我說:“你動動,沒把哪里摔壞了吧。”他拍了拍手上和膝蓋上的黃泥,有些狼狽:“老了,沒有用了。”他掙脫開我扶著的手,說道:“沒事,就是滑了一下。”我只能跟在他身后慢慢走著,大伯在上下起伏的小道上走得飛快,早就不見了人影。

    我們回到了大伯家的臺階上,俞丹給我電話。我給她講了父親摔倒的事情。她有些埋怨我:“也許,你當初給他們買房子來城里就是一個錯誤。在鄉下住著,他起碼能保持運動量。”我聽她這樣說,就來了火:“你這不是馬后炮嗎?難道生個病,還分鄉下城里的?”

    那時給他們在城里買房,心中確實有爭氣的成分,想著的是兒子能做到的,我就能做得更好。俞丹見我動怒,聰明地繞開了話題,她在父母問題上,因為參與少,并未獲得多少發言權。我們又聊到了伯母和大伯,俞丹對于他們并未有多少興趣,他們于她,和陌生人并無多少差別。俞丹沒有問起母親,我們似乎從未擔心過母親。母親在我們小時候曾經說過,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現在的情況是,會哼的大人,才能得到重視。

    我們又坐了一會,準備回家了。我聽到父親對大伯說:“你還是收拾下東西,跟我們去城里看看吧,就住我們家,有房間的。”大伯弓著背在他身后,聲音很小:“太遠了,不敢去,車上總要上廁所。”父親又說:“那你總得去醫院,你這病還不比我的,好治。”

    大伯和伯母將園中所采的應季蔬菜,年底腌制的鹽菜腐乳裝滿了整整兩蛇皮袋。因為我坐在那里的時候,多吃了幾把紅薯干,伯母又轉回屋中,裝了半袋子生紅薯片塞了進去,將整個車的后備廂塞得滿滿的。我將車窗搖開,對著兩張干枯的臉回報以笑容。他們看起來謙卑慈祥,對著我們揮著手。我的眼眶有些發澀,我所有關于大伯的印象,是從母親嘴中提煉出來的,那個精明小氣,盡得祖母照顧,將祖父母所有資產收入囊中的山里漢子。他不是我面前和藹謙卑,恨不得將一個家都裝入后備廂的老人。

    我一直有一種認知,所有突然而至的不好事情,都會發生在黑夜里。所以,我從來不敢在晚上將手機設成靜音。父親的電話是上午十點多打來的,我正在組織員工開會,主題是公司應該怎樣在經濟的逆境中存活下去,我看著會議桌前的人,有些動情地表示,我們公司發展了幾年,所有的人都在這里了,我希望一年、兩年后,我們都還在,一個也不會少。這次比平時都開得久,等到一切結束,我才將反扣在桌面上,早被靜音的手機拿起來,屏幕上二十幾個未接電話,是母親的手機打來的。我的腦袋“轟”的一下,一直懸在頭頂上的石頭掉了下來,在心中砸了一個大坑——父親終于是出事了。

    回過去的時候,電話卻是父親接的。他帶著哭腔,語無倫次:“俞星,俞星,你媽倒了,叫都叫不醒了。”

    我在慌亂中極力保持著冷靜:“120打了沒?現在在哪里?”

    父親沒有作聲,一個勁地拿著電話喘氣,我咆哮著說:“沒打嗎?怎么蠢成了這樣?”電話里面傳來其他人的聲音,母親應是被人圍著。接著,我聽到了救護車尖銳的鳴叫聲,一聲一聲呼嘯著清晰了。我交代父親:“問下是哪個醫院的120。”

    我趕到醫院的時候,醫生已經診斷出母親是顱內一根血管破裂引起的腦出血,須馬上做開顱手術。醫生手中拿著病歷本,找我們緊急談話。他強調,病人已經七十五歲了,這本身也是巨大風險,家屬要考慮清楚。我問道:“是不是做了還有希望活,不做就沒有希望。”醫生說:“基本是這個意思。”我又問道:“手術成功率有多少?”醫生說:“要看顱內的出血情況。”

    我拿過筆,看了看父親,他像個木頭一般地立在我旁邊。我對父親說:“那就只能做手術了。”父親顯然是被嚇壞了,他呆呆地看著我。我在手術通知單上簽了字之后,母親很快推進了手術室,一想到在她的頭上將要開一個洞,我就感覺到鉆心的疼。我一扭頭,才看到一旁椅子上的父親,全身都在發抖。我上前一摸他的背,一身冷汗將外套都染透了。我叫了幾聲爸,他都沒有回過神來。我一著急,伏在他耳邊又大叫一聲。他整個人看起來還在神游:“不可能,你媽不可能死在我前面。”我看到他這樣,不由悲從中來,想到母親對我說過的話——我真是希望你父親走在我前頭,有我擋著。要不然,他這脾氣一定會害你沒日子過。父親被母親慣得成了一個自私的孩子,我埋怨道:“你以為媽是桐油泡著的,現在知道怕了,你平時又不對她好點。”

    在等待母親手術的過程中,父親慢慢接受了事實,開始講述上午發生的事情:母親吃罷早飯,就開始催促父親下樓走走。父親和往常一樣霸占著沙發,將電視打開,母親催得急了,他大聲發脾氣,不去!今天走不得!母親又哄道,我扶著你慢慢走。他依舊不干,母親只好先獨自下樓,準備自己在一樓架空層先走上幾圈,再上樓去喊父親。這一趟再上去,他雖然嘴中說著不干,卻往往成功。母親曾在電話里告訴我,父親現在像個剛出嫁的新姑娘,需要左請右請,才出門走幾步。但是,今天上午,他沒有等到母親的上樓。父親對我說:“我見她總不上來,我又等了會,就自己下樓了。我走到架空層,看到幾個人圍著。我那時都沒有想到,是你媽。”我到這時才緩緩流下了眼淚說:“我也沒有想到。”父親看著我,臉上的皺紋深刻而密集,比平日又添了幾分可憐,他問道:“你是不是以為是我?”還未等我回答,他又說:“為什么不是我,是你媽呢?”

    母親的手術做了五個小時,手術完成后直接住進了重癥監護室。手術不知道是否成功,起碼人到那刻還活著。我讓父親回家休息,因為那一扇白色的大門將母親獨自關在了里面。父親不肯回,我只得哄著:“我們待在這里一點用沒有,還把自己整病了。”父親不為所動。我只得威脅道:“你以為我是三頭六臂的神仙?這叫給我添亂。”

    父親終于緩慢起身,朝電梯間走去。走了一段,他又站住,回過頭來看著我。

    我問道:“沒帶錢?”父親搖頭,我說:“那是什么?”父親說:“人晃得很,怕倒在路上。”我又急又氣,對他說:“倒!倒!天天你說會倒,你倒一次試試。”

    父親顯然是生氣了,重新轉身,扶著墻,慢慢朝前走去。我看著他已經蹣跚的身影,心中后悔言辭傷人,卻又不得不硬起心腸。我突然想到了童年月光下,那個健步如飛的父親。歲月啊,如此可怕!讓我至親的兩個人,一個生死未卜,一個被改造成了另外一個人。

    晚上,我一個人坐在ICU過道旁的椅子上。我的對面坐著的是一個和我年紀差不多的男人,里面住著的是他的老婆,已經三天了。他不斷地用手搓著自己的臉,我在他打量的目光中,來來回回地走。凌晨過去,又到了新的一天。世界萬籟俱靜,那扇門毫無動靜,紋絲不動。我知道如同自己這樣的凡人坐在ICU的門口,并不會使死神望而卻步。我也不敢離開,害怕里面突然走出來一個醫生,叫著陳細美的家屬在哪里。

    我想起父親,到底不放心,回家了一趟。房門虛掩著,一推就開。父親也沒有在床上,而是和衣躺在沙發上,我說:“門怎么忘記關了?”父親不理我,沉默得像一團巨大的黑影。我知道他沒有睡著,便逗他:“你看還不是一個人回來了,還是很厲害的呀。”我坐在他的旁邊休息,差點睡著了。但是,對于母親,手術后第一天是至關重要的,我決定還是回到醫院。離開的時候,我特意將門關牢。走到樓下架空層的時候,目光掠過挨著墻角擺放得整整齊齊的盆栽,想到母親上午是不是就是在她種的月季花旁邊倒下的?路燈下的花兒在我的眼中,就騰起了一層霧。我想起,萬一母親醒來,是否會需要一些毛巾,我又重新返回了家里。我到家門口的時候,發現門又是虛掩著的。我問父親:“為什么把門開著,這就不怕強盜了?”父親揉了揉胸口說:“關著門,怕自己突然死了,沒有人發現。”我看著他頹敗的樣子,心里軟了下來。我說:“我們還是在醫院旁的酒店開個房。你沒事,就待在那里休息。”父親如聽到大赦般,趕緊從沙發上起來,動作前所未有地迅速。

    母親度過了大難,半個月后從ICU轉到了特護病房。晚上,我可以睡在陪護病床了。酒店的房,我準備留著,父親卻執意要我退了。他白天呆在醫院,晚上坐公交車回家,如同上下班一般準時,我吩咐他做些給母親倒水,放尿袋,去食堂打飯之類的事情。他一絲不茍地在本子上記著母親每次的尿量,引流液的量,精細到毫升。事情忙完之后,他就坐在母親的床頭椅上打著瞌睡。父親的動作思維都慢了下來,像一個銹跡斑駁,用舊了的機器。人也變得安靜下來,沒有再像往日一般說起自己的腿。

    母親則進入了漫長的恢復期,最先開始蘇醒的是她的嘴。她認出了我,沒有絲毫猶豫,也沒有張冠李戴,這讓我放下心來。我一邊用電腦工作,一邊陪著她。到晚上,隔壁病房那個身強力壯的護工會過來幫忙,和我一起給母親擦洗身體及翻身。

    母親的身體慢慢好轉,她總是突然冒出一些話。這日上午,我正在電腦上做一個財務表格,她問我:“照片拿了沒?”我一愣:“什么照片?”

    她又接著說:“接人的船來了沒?”

    這一聽,我覺得她糊涂了。醫生早有交代,母親會有一段時間的記憶顛倒或者錯亂。我順著她的話接道:“都來了。”母親聲音帶著哭腔:“那么多的豬,鴨和雞都在水上漂走了,我們的房子一棟棟地倒了。老天爺啊,真的狠!”

    我此時明白過來,第一個從她腦海中復活的竟然是團湖鄉倒垸那一幕。在我還是孩童時,每年春末夏初,就是我們躲水之時。那一年,水瓢潑而下,洞庭湖水位就像不斷伸直身體的螞蟥。那年夏天和往年沒有什么兩樣,那個中午,父輩們一擔一擔泥土壘起來的大堤,高水位浸泡了一個多月之后,終于出現管涌,接著撕開了一個巨大的裂口,吞噬了這片新生的,寄予了父輩全部希望的家園。他們以為,他們會在那里終老。就像他們的祖輩一樣,開創一個時代和歷史,子孫后輩在此一代一代繁衍下去。洪水到來的那一刻,驚慌失措的人挑著家里最值錢的東西,乘船逃亡。我的母親在家里轉了幾圈后,帶了一個西瓜出來。而我的鄰居則拿了一個高壓鍋蓋站在村里的防洪安全樓上,她們一起看著滔滔的洪水如同氣勢兇猛的強盜,將田地和房屋洗劫一空,她們一邊跺腳,一邊號啕大哭。母親最后悔的事情是,沒有保持冷靜,將家里的相冊帶出來。那時雖然家里窮,但每次有照相的師傅來村里,母親總會給我們穿著最好看的衣服,站在畫著黃鶴樓或者岳陽樓的背景布下照上一張。母親常會自責,在團湖鄉的一切,連張照片都沒有留下。

    “我們屋前有株月季花,一到五月,開得火紅火紅的一樹,還記得嗎?我帶著你們姐妹在那株花前照過相,我抱著三兒。”母親的回憶,我腦中時常會有些印象。但是我已不能確認真實性,我懷疑是自己根據她給出的故事,自我設想的場景。有一次,她講的是我一歲時候,她在田間鋤草,而我睡在田埂上的籮筐里,后來被鄰居偷偷抱回家放在抽屜里。我準確地說出了是哪個鄰居,我被放在一個怎樣的柜子里。母親特別驚訝,她認為一歲的孩子有記憶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則認為,母親記錯了我的年紀,那也許是我三四歲時候的事了,但母親從來不承認她在記憶上存在差錯。母親善于講故事,而且繪聲繪色。只是無論母親怎么向我描述,我小時候生過癩子的光頭,我那稀薄的幾根紅頭發,我卻怎么也勾勒不出一張屬于自己孩提時的臉了。

    我看著躺在床上的母親,她戴著帽子,臉變得又瘦又小,如果不是因為那滿臉的皺紋,她似乎成了襁褓中的嬰兒。“我給你熬的湯。”身后傳來父親的聲音,我看到他抱著一個保溫桶站在病房門口,像一個考了一百分,想給父母驚喜的孩子。

    母親的精神好了很多,她的話題慢慢也多了,如同一把缺了齒的老梳,往事講得密而跳脫。其實,說來說去,就是那些事情。我這一日,先起了個頭,問起她:“你怎么喜歡我爸的?你這么能干,我爸那么笨。”我其實是調侃她,避免她的思路又沿著重復的軌道回到那個,被說了幾十遍的過去。母親說:“你別看不起你爸,你爸歌唱得好啊!”我笑:“我怎么從來沒有聽他唱過歌。”母親倒是一臉陶醉:“他那時總唱《賣花姑娘》。”

    我繼續逗她:“一首賣花姑娘把你魂唱走了,還挺浪漫的啊。”

    母親嘴上否認,卻高興地帶著我回到了洞庭湖的大堤上,她和父親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那年冬天結束之前,堤岸必須建成,待到春天,便開始建房種田。大家唱著號子,把河灘里齊膝蓋深的淤泥,一擔擔地挑到河堤上,手扶拖拉機在挑著擔子、喊著號子的人群之間來回碾壓,把剛建起來的堤岸壓低夯實了下去。到處都是人,這樣的熱火朝天的場景,硬是讓冰冷的冬天升騰起陣陣熱氣。干到一半,后生們都脫了棉襖,母親注意到父親卻總是不脫。后來,母親觀察到,是因為父親穿的毛衣的兩只袖子和衣身顏色迥異,他不好意思。母親就對他說,你把毛衣脫了,穿襯衣啊!父親依舊不干,細心的母親猜出來了,父親從棉襖里露出來的不過是一個假襯衣領。后面幾天,后生們將里面的秋衣脫掉了,光著膀子,露出硬扎扎的肌肉疙瘩。母親又對父親說,你也脫了呀!父親終究沒有脫。母親嘆道:“他那時就像個女人一樣扭捏。”

    父親那時很瘦,挑著一堆堆的土剛開始還能和他們一樣朝前沖,慢慢便步履維艱,又不想落后,勉強支撐著。一趟又一趟,只要停下來,腿便像篩糠一樣。最后,被安排了一個收糞的差事,拾糞工也是一個崗位,計八分,和滿分的婦女一個工種,而我的母親,就是一個總得滿分的鐵娘子。工種一輕閑下來,父親顯得從容多了,每次經過母親身邊的時候,總能聽到他的歌聲,唱的就是《賣花姑娘》。母親說:“你爸的聲音比電視里蔣大為唱得還好聽。”

    我聽到此處,便逗她:“看這樣子,是你先追的爸呀。”

    母親一張還未脫去浮腫的臉在枕頭上笑著。她接著說:“你爺爺和奶奶還不同意我們呢,他們給你爸找了隔壁村的一個女的。她們嫌我滿臉的斑,個子又不高,沒有別人家好看。你爸不干,自己做主,和我在團湖結了婚。”

    “原來你們還是私奔的啊。”我由衷地驚道。

    “我們那時興自由結婚了。什么也沒有,就兩個人。搭的茅棚,窗戶沒有,門也沒有。結婚那天,我才知道你爸的棉襖也是假的。”

    “棉襖還有假呢?”

    “可不是,一件棉襖除了前面胸口有點棉花,后面都是空的。”

    母親如往常一樣,一個話題結束后就會陷入沉默。話講多了,也會累。我繼續在電腦上工作。突然,我聽到母親喊道:“大熊!”

    我看著她,以為她又陷入了迷茫的記憶皺褶里。父母都喜歡前夫大熊,比起俞丹找的男人,他們覺得大熊老實多了。話不多,干些實在活。第一次去我家,就把我家水缸搖滿水。給我家修水龍頭,換老化的電線,每回一次老家,就不聲不響地進行一次大修整。母親曾經夸他,兒子也不一定有他好使。當我告訴母親,我們已經和平離婚時,母親氣憤地說,肯定是你提出來的,大熊不會這樣的。我承認是我提的,因為是我的問題。她覺得惋惜——我為什么要活得這么硬氣。沒有孩子的夫妻那么多,不是每一對都走到了離婚的地步。

    母親又叫了聲大熊,她還將手伸出被窩外招了招。門口果真站著一個男人。我站了起來,說道:“你怎么來了。”這幾年,他兩鬢的白發多了很多,臉也更瘦削了些。他走了進來,接著父親也跟了進來。母親看著他,神態很是自然,不像是久別重逢的樣子。我看著這一幕,突然明白過來,這不是大熊第一次過來了。

    我見大熊坐著,便站了起來,在抽屜找那張催款單。我說:“我去把費繳了。”母親說:“大熊昨天交了。”我突然就有些生氣:“你們什么意思?”

    沒有人接我這句話。大熊坐了一會,識趣地先離開了。很快,母親說出了自己的意思:“是我們給大熊打的電話。他能來,說明他還想和你過。”

    我冷笑了一聲:“我不想。”

    “我們這個年紀,說走就走了,誰來管你呢?”

    我被氣笑了:“未必這么多年,都是你們在管我啊!”母親說:“那你總得有個伴,要不然,我們不放心。想來想去,沒有誰比大熊合適。你看大熊對你爸,這么多年,還是那么真心。”我看著父親,恍然大悟,他不是突然膽子大了,而是大熊陪著的。不但陪著來,又陪著回去,還陪睡。我說:“難怪現在要你回去,也不害怕了,原來找到三陪保鏢了。”父親嘿嘿笑了下,算是默認。父親說:“離婚是你提出來的,又不是他提的。”

    我說:“他也簽了字的,說明他心里也是想離的。”

    母親說:“你們離婚了,他也沒有再結婚。”我搶白著說:“他怎么沒有結婚,他找過人了。”

    和大熊離婚后的第三年,我從一個朋友嘴中得知,他找了個高中的老師,兩人回了趟老家,手牽著手在公路上散步。這事對于我來說,和結婚了就是一個性質。想到這兒,我說:“錢,我會還給人家。你們厚著臉皮要欠別人的情,我可還不了。”父親從椅子上站起來,看著我冷哼了一聲。我聽到他氣呼呼地說:“你這孩子,真把老子氣死了。”

    這日查房,醫生告訴我,再住幾日,母親就可以自己回家休養,慢慢下地活動,逐步增加活動量了。我對母親說:“大難不死,過了這個坎,你最少活一百歲了。”母親笑:“活那么老,哪個養?”她又說道:“如果三兒在,就是他養我們了,你一個女孩,就不用這么累了。”

    母親又提到了三兒。我不想接話,將頭埋在電腦之上。過了一會,母親叫道:“俞星。”我“嗯”了一聲。母親說:“那天陪他們一起喝酒的人還有老吳。他也喝多了,從我們家出去后沒多久,一頭就倒在公路上睡著了。”我恍然:“是他呀!難怪后來你們也不往來了。”

    母親又說:“三兒是睡在你爸床上的。”我說:“嗯,知道。”母親說:“三兒是你爸壓死的,不是你爺爺。”

    我的手一抖,定定地看著她。我將電腦放到座位上,站起來摸了下她的額頭,濕而冰冷。母親說:“三兒死了,我把他抱到你爺爺那張床上去,才開始哭著喊人的。”一股寒意迅速蔓延了我的全身,我打了一個寒噤,問道:“為什么要這樣做?”

    “你爸一只雞都不敢殺。如果被他知道了,他把自己的孩子壓沒了,他這一世都過不好了,而我們這個家……”我從震驚中回過神來,很想反問她,那么我那可憐的祖父呢?

    三兒是俞家唯一的兒子,可以想象祖父是活在一種怎么樣的折磨中。我看著母親,一瞬間覺得面前是一個陌生的老人。這時,我突然決定講起一件很久以前,就想講給她聽的事情。那天,我在醫院去做宮腔鏡——一種能夠伸到女人體內的儀器。那個醫生告訴我,在這面鏡子下面,我不能生育的問題終于找到了——我有兩個子宮。醫生打著比方,子宮就像一個足夠寬敞的一室一廳的房子,而你房子是兩室兩廳,關鍵是那兩個房子都特別小,中間還有一個厚重的承重墻,所以哪怕自然受孕,孩子在里面也是長不大的。我拿著報告單,捂著隱隱作痛的小腹,心中已然絕望。三年來,我輾轉于各大醫院,那一刻,終于塵埃落定。當我走出產科病房那條長長的走廊時,我看到一個年輕的戴著月子帽的媽媽,抱著一床印花色的襁褓在傷心絕望地哭泣。一個年紀大的女人,或許是她媽媽在勸慰她,接著又來了兩個女人,也加入了安慰的行列。我才知道,襁褓是空的,那個生下來哭聲特別響亮的孩子,剖腹產第三天后突然夭折了。我在她們的身邊坐下,聽到年紀大的說,尸檢結果會不會是醫院造的假。慢慢我就聽清楚了眉目,失去了孩子的產婦和家屬認定這是一場醫療事故,最后在醫院的主張下做了尸檢,在孩子的氣管里發現了液體,也就是孩子喂了奶后,放在搖籃里,或許是吐奶嗆在了氣管,而照看孩子的大人們并未發現。現在,我將此事告訴了母親,說道:“三兒不一定是被壓死的,也有可能是被嗆死的。”

    我見母親臉色沉重,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錯誤。母親如果認可我的說法,便會將一件早已蓋棺的錯誤,重新攬到自己身上。我又說道:“一個好好的孩子,一般也不會發生這種事。”母親輕輕地說:“嗯,一般不會。”

    我說:“不管三兒是怎么走的,這個事情也過去大半輩子了。不要讓爸知道了。”

    母親重重嘆了一口氣:“這事本來跟著我帶到土里去了。我不講給一個人聽,我心里又過不去啊!我一想到這些事,我就覺得對不起你爺爺,就會讓著你爸。這都是我的報應。”

    我將她的手重新放置到被子里,說道:“我們都是凡人,這一生,哪個不會犯錯呢。”

    那天晚上,我從公司下班之后,拐到家中去看望父母。一進他們那幢樓的架空層,我就看到他們一人拄著一根黑色棍子散步的身影。他們看到我了,舉起手中的棍朝我揮舞:“這個輕,我們一人一根,蠻好。”這是我買的登山杖,那天選錯了地址,寄到了他們的地址。沒想到,被他們當作拐杖瓜分了。我說:“這是登山的,我再給你們買根專用的。”父親不悅地說:“不用了,就這蠻好。我們還沒有老到用老年拐杖的時候。”

    母親生病之后,他們變得更加形影不離,連拐杖都用的情侶款。母親告訴我,今天和父親一起去討債了。我知道他們說的是哪筆債。這筆舊債還是團湖鄉倒垸前一年遺留下來的。父親那一年沒有將棉花交到鄉里,而是因為每斤多出的幾分差價,交到了販子手上。那年棉花豐收,父親指望著換錢,將我和俞丹讀書欠下的錢還掉一些。沒想到,那人家中出了變故,一車棉花翻了,司機當場沒有了,他自己也成了重傷。錢的事,也就一年一年拖到了現在。快二十年過去了,父親在家中困難的時候,去討過幾次,不但無功而返,臨走還把手中僅有的一點錢留給了那人。父親回來常會感嘆,那人處境不好,過得太可憐。原指望他們已經放棄這筆錢了,沒想到,今天又和母親一起去了。我說:“怎么樣,討到了沒?”母親說:“沒有錢,只有一棟在洞庭湖堤邊的老房子,說抵債給你爸。”我說:“那要了有什么用?”父親說:“我當然不得要。我要了,他住在哪里?”我知道會是這個結局,便逗他:“那你那筆巨款怎么辦?”父親說:“怕什么,又不是我欠別人的,是別人欠我的。”我不解:“這是什么邏輯?”父親說:“你以為債能跑掉?欠了別人,這輩子還不完,下輩子也是要還的。我和你媽把這些債慢慢清完,能還的,能討的,都要搞清白的。”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問道:“你們怎么去的?”

    父親說:“要你管,反正不是你送過去的。”

    我明白過來,他們又找的大熊。回了家,我偷偷拿起母親的手機,發現他們和大熊經常有聯系,似乎毫無芥蒂,頗為親熱。大熊對他們還保持著離婚前的稱呼。我用母親的手機給他發了一句話:這段時間,打擾你了。謝謝你!

    我正欲把他拉黑,他卻察覺出,是我在用手機,很快回過來一句話:每年在你生日那天,送禮物的那個人是我,我其實一直在等你。我心中感動之中有些淡淡的失落,雖然也猜過會是他,但我到底期待能有一絲陌生的驚喜。這也讓我明白,十年光陰,并沒有將大熊在我心中變成一個陌生人。我問道:為什么不和那個老師生個孩子?

    他回過來:我們領養一個孩子吧,養個女孩。我才五十,你還沒有五十。我們把身體養好,肯定能把她養大成人。說不定,我們還能給她帶孩子呢。

    我的手停在手機上。心里那道緊鎖的門,突然被撬開了一條縫。有陽光照射了進去,看得清那些塵世里漫天飛舞的灰塵。我看到重新長出滿頭銀發的母親到處在找她的手機,她大聲在問父親:“你看到我的手機了沒?”父親氣呼呼地回答:“沒有,你一天要找一百遍手機。”我將手機偷偷放在茶幾上,母親轉過身的時候看到了,她拿了起來,又問父親:“你剛放的嗎?”父親說:“不是!你自己放的。”

    我是在一個中午,接到了父親的電話。他那帶著哭腔的聲音,讓我握著電話的手都開始抖動。他說:“俞星,你的大伯走了。”我長長舒了一口氣之后,心中重新泛起一種真切的難過。我沒有想到,他走得如此之快。老家是一定得再回一次,我開著車,從公司里出來,到家的時候,他們已經收拾好了帶出門的東西。父親的眼睛有些紅腫,這讓我有些意外。我問道:“這是哭過了?”父親一扭頭,有些生氣地說:“沒有,有什么好哭的,他都八十了。”上車的時候,母親小心翼翼問我:“要不告訴一下大熊?”我不解:“跟他有什么關系?”母親說:“我們家總得派一個男人去幫忙吧。”我指了指父親說:“他不是嗎?再說,男人能做的,我都能做。”

    母親說:“有些事情不合規矩。”我的口氣開始加重:“破了規矩會怎么樣?那把大伯從棺材里氣得跑出來,不是更好?”父親對著我的座椅使勁一拍,對著母親兇道:“你管她的事干什么!”

    我們在老家待了三天,一直將大伯送上了山。父親在墳地周圍轉了一圈,沒有找到他插在地上做記號的木棍,他又拾起一根更大的樹枝插在那里,對母親說:“你看,這地方不錯吧。”母親沒有說話,她一直站在祖父墳前,眼睛腫得像桃子一樣。我一直留意著她,竟然不知道她什么時候哭泣過。

    回家的時候,我對這條路開始熟悉起來,哪里會上坡,下坡,哪里有轉彎。我想因為父母,我未來一定會經常來到這里,這也是我的老家。我將他們送回家中,準備回公司上班。父親說:“你不要走。我和你媽還要去趟團湖。”

    我說:“哪里還有團湖啊?去那里干什么?”

    他們倆異口同聲地說:“我們就站在堤上看看。”

    晚上吃罷飯后,父親一人躲在房里,趴在桌上寫字。母親替他關上門,神秘地告訴我,父親在給祖父寫信,想要得到他的諒解。我看到墻壁上龐大笨拙,卻無比認真的影子覺得好笑。母親說:“他說,這個還得自己寫,去團湖燒,哪里燒的都不靈。”

    一場洪水讓團湖回歸了洞庭湖,成為了鳥類的家園。我和朋友們來過這里,我們一群人在觀鳥節的時候,架著望遠鏡去觀察遷徙的候鳥,捕捉它們在月光下留下的各種姿態的影子。而我的父母從那個潰垸的中午坐著小船離開,再也沒有回來過。

    一大早,我們就出發了。兩個小時后,我們進入了洞庭湖保護區,天地在這里豁然開闊。父親像孩子一樣將頭貼到了窗戶玻璃上,水天一色中,水草、蘆葦叢繁茂的綠島從湖中一座一座生長出來,時有鳥群從空中飛起,又落下。更遠處,一群小黑點,像一片自由的符號遠去。我選了一個堤段下車,世界真是安靜!除了風驚起湖面的聲音,還有幾聲清亮的鳥鳴,萬籟俱寂中,如同它們不小心經過世界時碰響的琴弦之聲。母親指著那片在陽光下靜靜泛著微瀾的湖水,問道:“這是不是我們當年搭棚子的地方?”

    父親搖了搖頭:“不知道,一點都看不出來了。其實,我們也應該想明白,團湖本來就是洞庭湖的,只是又還給了洞庭湖。”

    父親選擇了一塊空地,點起了一根香燭,從懷中掏出兩頁紙點燃。因為自己隆起的肚子,父親跪下來顯得異常艱難,但是他還是堅持跪了下來,將頭拼命垂了下去,磕了三個頭。燃燒過后的灰燼,在一片紅光中飛舞,如同一只只飛蛾落在了他雪白的頭發頂上。父親如同完成了一件大事情,看起來輕松了不少,他眉目舒展的笑容讓我一愣,許久未見,竟是有些陌生了。其實一早上,我因為好奇,曾偷偷打開他花了大半晚寫下的悔過書,當我看到開頭那句話的時候,我就合上了它。一個七十六歲的老人在紙上一筆一畫的字跡,上面端正寫著三個大字:悔過信,下面寫著:尊敬的父親大人,您離開我們整整三十年了……

    母親看著面前一望無涯的水和碧藍的天色,說道:“我來洞庭湖快五十年了啊,這個世界上,只有老天爺最厲害。”

    我說:“老天爺無所不能,但是它也有犯錯的時候啊。”

    母親接過我的話:“既然是這樣,你為什么就不能原諒大熊呢?”

    風將我們的衣服吹得鼓了起來,父親的白發飄搖得像一叢亂草,他將登山杖放至一邊,面對這蒼茫的、一望無際的洞庭湖一言不發。母親病后,越加瘦小,她拄著另一根登山杖,挨在父親身旁。我站在他們身后,看著母親將手伸到了父親的臂彎里。一只巨大的白枕鶴突然從綠島中的蘆葦叢中飛了起來,他們抬起頭來,聲音充滿驚喜——“哦!”

    它掠過他們面前,離我們如此之近,仿佛是一對天使的翅膀。

    許玲,中國作協會員。文字散見《人民文學》《中國作家》《湖南文學》《芙蓉》《小說月報·原創版》《湘江文藝》《芳草》《清明》等,曾獲《湘江文藝》雙年優秀短篇小說獎,出版長篇都市小說《向前三十圈》《南回北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