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由作家余華同名先鋒小說改編的電影《河邊的錯誤》近日在第七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上作為開幕影片舉行首映禮。余華在電影發布的特輯里談及小說改編影視：“這部小說是很難改編的，陸小雅和張藝謀都沒有成功。能改編出來就是成功。”無論是即將公映的由文學作品改編的電影《河邊的錯誤》《逍遙·游》，還是由電視劇《漫長的季節》《隱蔽的角落》《膽小鬼》等引發的改編熱潮，都在力證文學與影視的互相成就、雙相賦能。

翻開中國文學和影視發展的歷史，文學一直扮演“母本”的角色，文學和影視在“雙向奔赴”、融合共生中，深刻反映時代變革和現實生活，構筑中國文藝的繁榮燦爛。第七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繼續與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合作，再啟產業單元“遷徙計劃?從文學到影視Literary Picturized Project (LPP)”。 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李敬澤在開幕式賀信中談到，這是文學與影視的相互走近和聯結，是不同藝術形式間的激活與更新。“遷徙計劃”釋放文學潛能，拓展文學邊界，助力優質文學資源蓬勃生長，促進文學與影視領域的融合接軌與產業合作。兩年來，“遷徙計劃”不僅實現了文學的遷徙，也創造了藝術的匯流，已助推多部文學原創作品進入影視化軌道。

10月13日，第七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產業板塊“遷徙計劃 ：從文學到影視”兩項重點活動舉辦。16部入圍作品集中亮相，作家蔡駿、大頭馬、郭沛文、田耳、索南才讓、劉詩偉、三三、永城、甫躍輝、鐘求是及出版社代表到場，分別從文學作品的故事性、人物關系、商業價值與藝術價值等角度出發，推介各自的作品。在隨后舉辦的“詞語與視聽”對話中，小說家班宇、鄭執，制片人蔣浩、導演劉苗苗、電影監制王紅衛共同討論文學作品與影像改編之間的關系。兩場活動均由詩人、“遷徙計劃 ：從文學到影視”單元節目策劃顧問歐陽江河主持。

入圍作品類型眾多 內容多樣

入圍作品代表及推薦委員會代表合影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其實我是一個靦腆的人，這兩年參加過不少電影制作和評獎活動，所以每次上臺都變得很自信，這一次的自信來自于《謊言之子》……”蔡駿在推介會第一個發言，耐心細致地向臺下影視行業從業人士介紹自己的入選作品；大頭馬則設計了一場“戲中戲”，通過半虛半實、亦真亦假地講述，將觀眾帶入一個“敘事迷宮”。索南才讓、郭沛文、甫躍輝、田耳等作家及出版社代表也一一上臺面向影視產業相關機構進行作品推介、版權洽談。

本屆入圍的十六部作品囊括了近三年極具影視改編潛質且尚未進行任何影視化開發的文學佳作，以中、長篇小說為主，涵蓋懸疑、喜劇、犯罪、科幻、愛情、歷史等多種類型。其中既包括懸疑作家蔡駿二十年來的里程碑式新作《謊言之子》、大頭馬取材自真實案件的懸疑小說《白鯨》、石一楓的北京“新世情”小說《逍遙仙兒》、國際商業調查師永城創作的燒腦商業犯罪小說《頭等艙的賊》等類型題材作品，也包括多部獲獎作家的作品，如喬葉獲得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的鄉村題材小說《寶水》、索南才讓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之后的首部小說集《找信號》、葛亮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的《飛發》等。

推薦委員會成員班宇、王紅衛對每部作品都做了精彩點評。在參與“遷徙計劃”項目的時候，班宇享受到了作為讀者所獨有的樂趣。他希望與會的影視行業從業者通過這一機會了解同時代下的作家如何通過寫作成為自己，實現自我。王紅衛則向文學、出版界提出建議，希望“大家未來把推薦的重點放在中、短篇小說上，因為影視作品，尤其是電影對于文學改編的體量需求不一樣，中、短篇更有優勢，它的改編空間會更大”。

在接受本網記者專訪時，談到影視對自身創作的影響，索南才讓表示，影視對他的寫作產生過很多積極影響，包括對話、畫面的移動和精度等。在寫作中描述人物時，他的一言一行，他的表情，他說每一句話的樣子，都會在索南才讓的腦海中以影視的方式呈現出來。劉詩偉認為，以影像抵達優秀文學作品的審美意蘊比較困難，因為文學創作善用＂六感＂，影視作品重在視覺影像——這是優勢也是困難。甫躍輝在深夜寫作時，喜歡一邊用手機播放影視劇，一邊在電腦上寫。創作時，他更希望筆下人物像在影視劇中那樣行動起來，而非只有敘述者的旁白。如果有一天作品被改編，他希望這部影視作品能有亦真亦幻的、天馬行空且不乏溫暖的感覺。

據悉，“遷徙計劃?從文學到影視”單元于第六屆平遙國際電影展首次設立，旨在打通文學與影視、促進文學與影視領域的融合接軌與產業合作，曾順利助推王安憶、劉亮程、田耳、林棹、葉彌、笛安等作家的18部文學作品進入影視產業界視野，并促成《蹦極》《燕食記》等多部作品達成影視版權合作。

“詞語與視聽”對話：雙向賦能

“詞語與視聽”對話活動現場 李菁/攝

在對話活動“詞語與視聽”中，與會嘉賓從各自的經歷出發，分享文學創作與影視改編之間的關系，以及當下所面臨的行業現狀。

“從小說到電影，我覺得更多的是文學創作者和電影導演之間靈魂上的交流，我也很幸運地遇到了石舒清先生，跟他合作了四部劇本，已經拍出來的是《紅花綠葉》和《帶彩球的帳篷》。” 劉苗苗自言是“傍著”文學拍電影——文學為電影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核心。她還講述了當年拍攝電影《雜嘴子》的經歷，并分享其對個人創作與文學改編之間關系的看法。

班宇分享了小說《逍遙游》的改編歷程。原本《逍遙·游》的劇本是導演梁鳴自己寫的，他只是提出了一點看法。“梁鳴導演拍的東北是一個此刻的、既潔白又有點臟、既可愛又有點讓人討厭的北方環境，他在用影像來解釋和解決當代性的問題。我跟他溝通《逍遙·游》的時候也比較順暢，我覺得文學和電影相互轉化時，導演有導演的思路，那不是我最擅長的部分”。他還談到，在文學向影視轉化的過程中，存在相互“水漲船高”的可能性，甚至一部電影在拍攝完成后會增加原著本身的文學性，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鄭執則認為創作的過程和樂趣至關重要。他以自己跟顧長衛導演合作《刺猬》的經歷舉例，“我是寫小說的人，后來寫劇本，再到深度參與劇組拍戲，我個人最在乎的不是小說中的東西被保留，而是創作的過程和樂趣。跟顧長衛導演合作《刺猬》時，我真正體驗到了小說改編為影視的樂趣，它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創作。”

王紅衛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堅守自己喜歡的創作形式，“無論是文學愛好者還是電影人，最重要的是解決本體探討——你要堅定地知道文學就是文學，電影就是電影，只要想明白這兩件事，不論你去做作家，還是做導演，你才能做出最符合你的藝術形式的作品，堅守你喜歡的藝術形式，知道它的核心是什么，才是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