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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藤的長篇小說《北愛》（湖南文藝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是一部書寫新時代軍工領域的“創業史”和展現中國強國夢想的典型之作。在廣闊時空跨度和多維文化向度的相互交織中，小說不僅塑造了新時代軍工路徑中的青年工程師形象，更以強烈的現實主義為基底，以理想主義情懷、傳奇性和故事性為質素，敷衍出新時代工業故事的新書寫，為當代文學中工業題材小說創作探索了新的藝術經驗。

小說中的苗青是作家重點塑造的新時代青年工程師形象的典型代表。與其工程師形象和精神品格密切相關的，是小說中出現頻次高達47次的“逆行者”、38次的“靜默”和61次的“一個人的計劃”三大高頻詞。就“逆行者”而言，它意指博士畢業于名校的飛行器設計人員苗青“從大多數人趨之若鶩的南方逆向到發展亟待轉型的北方”，“從欣欣向榮、前景（錢景）似乎更看好的地產業逆向到需要坐冷板凳的科技研發”[①]，凸顯的是苗青不計個人利益、無私忘我和堅忍不拔的精神品格。更為重要的是，當國家需要自己時，她毅然放棄了好友托付給自己的飛鷹公司而回歸鯤鵬集團，并為了完成設計制造隱形超聲速飛機，不僅延緩了生育計劃和無法全程陪同生病的父親就醫，甚至還錯過了見丈夫生前最后一面。這些不計榮辱得失而將個人發展與東北振興的時代使命和科技強國的國家需求相結合的行為，無不體現出以苗青為代表的新時代青年淡泊名利、甘于奉獻、勇擔重任和攻堅克難的優秀品格。

至于“靜默”一詞，它既是對苗青隔絕外界一切干擾、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工作狀態的一種概括，同時也是以苗青為代表的科研工作者甘于寂寞、潛心科研、追求創新的科學精神的一種體現。小說中苗青為了讓年邁的父親和導師能夠早日看到中國自主設計研發的國產飛機成功飛上藍天，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除了白天工作之外，晚上七點半到十點半，她都關閉手機，遠離人際煩擾，爭分奪秒地在“靜默”中探索國產飛機的設計研發。這種寧靜致遠、既甘于寂寞又沉得下心來專心做研究的科學精神，在喧嘩浮躁的時代里顯得尤為難得。最終，艱辛的付出和潛心的研究使得苗青攻克一個又一個的難關，不僅帶領飛鷹公司和聯合東北的其他企業設計出獨領風騷的軍用無人機“青峰一號”和重載無人機“大山挑夫”，為東北的工業振興帶來了曙光。更為重要的是，在東北的國有企業鯤鵬集團的全力支持和飛鷹公司、金普機床集團、九成集團等本地民營企業的協助下，苗青等人還設計制造出隱形超聲速國產飛機，鑄就了軍工歷史，也促進了我國國防現代化的質變與飛躍。

就“一個人的計劃”而言，它有兩個意義指向：一是意指“子一代”青年對父輩在特殊年代里能完成的設計國產飛機夢想的接力，二是強調以國之重器和科技創新助力大國崛起。通過兩個向度上意義的交互，小說中苗青對父輩未完成的“一個人的計劃”的承續，具有了在“父與子”、歷史與未來、個人與時代、家與國之間建立聯系的宏大意蘊。事實上，“子一代”青年苗青之所以執著于設計制造國產大型飛機，離不開父親、導師航空夢的熏陶和時代精神文化的濡化。在一步步實現“一個人的計劃”的過程中，苗青始終牢記父親所說的“一個在地上爬行的國家一定難逃弱國命運”[②]，并十年如一日地將個人發展與時代的需求和國家的強國夢想聯系在一起。隨著東北振興戰略的實施和中國科技強國夢的推進，父輩在特殊年代未能實現的設計制造國產飛機的個人計劃，到“子一代”苗青這里逐漸發展為“一群人的計劃”。在這個過程中，苗青也慢慢成長為國之重器的重大項目組負責人，兼具工程師和企業家的身份。由此，苗青也成為繼“喬廠長”之后，兼具工程技術人員和企業管理者、開拓者身份的時代“強人”。

毫無疑問，《北愛》中自覺承擔起東北振興和科技強國使命的新時代青年工程技術人員，豐富和拓展了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工程師形象譜系，更重要的是，小說在為大國重器的研制者們畫像、立傳的同時，也對如何在兼具審美性、時代性和歷史意識的情況下書寫新時代工業故事進行了藝術上的探索。

在故事情節的展開上，《北愛》融合和改造了“英雄成長”敘事和“外來者”敘事的情節結構。與百年文學寫作譜系中單一的外來者敘事或英雄成長敘事不同，《北愛》在苗青從上海交通大學到鯤鵬集團909所、再到飛鷹公司、最后回歸909所的空間位移中，以詢喚/追求/考驗/命名的英雄成長敘事范型和沖突/反抗/融合的外來者敘事模式的融匯，不僅再現了外來者在異質空間中的不同境遇，同時也呈現了英雄的成長歷程。

在苗青未到達鯤鵬集團之前，小說的敘事邏輯主要在“英雄成長”敘事這一向度上展開。在小說開篇，作者借助禮物的“在場”與“缺席”，既為苗青的成長創設一個初始情境，同時也交代其宏大高遠的人生目標。事實上，在場與不在場的禮物，完成的是集體、國家對個人的詢喚。“在場”的禮物指向苗青在畢業前夕收到的名為《逆行者》的色粉畫，隱含著新時代東北振興對人才的呼喚；“缺席”的禮物則指向苗青多年來一直都會收到的父親贈送的飛機模型，隱喻著“父一代”與“子一代”之間前后相繼的國產飛機設計理想與目標。在實現人生理想與追求個人幸福時，苗青卻面臨著南下與北上、愛情與事業的選擇困境。事實上，這一困境也是多年前的“江玫”和“林道靜”們所遇到的難題。在處理這一被反復書寫的選擇難題時，《北愛》可貴之處在于，老藤打破了價值等級上的二元對立思維，“并不以苗青的選擇否定江峰的選擇，也沒有以江峰的墮落來凸顯苗青的崇高。”[③]由此，《北愛》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寫了中國文學中愛情倫理與家國倫理沖突的書寫。

在苗青從南方到達位于東北的909所從事飛機設計的三年時間里，小說呈現出以外來者敘事為主的敘事特點。在傳統的外來者敘事模式中，外來者來到異質環境之后，其境遇通常有兩種情況，一是“不為環境所容——或遭遇進入‘無物之陣’的尷尬，或遭受排擠放逐”；二是“成功進行啟蒙，喚醒、解放閉塞、落后空間中的蒙眾。”[④]在這一段時間里，苗青所遭遇的正是“不為環境所容”的困境。作為一個外來者，她一直努力地融入到鯤鵬集團旗下的909所，但還是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同事們的排擠。當苗青熱切地想要加入到新立項的輕型直升機的設計項目時，即便是頗具技術優勢，項目負責人周正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拒絕；另一個即將接近尾聲的項目，其負責人胡工也不愿意讓苗青加入；研制多功能運輸機的王野也同樣拒絕苗青的加入。由此，如何融入909所這個工作環境以及如何獲得同事們的認可，就成為作為外來者的苗青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第一次沖突，同時也成為其在成長道路上面臨的第二個難題。

當苗青以掛職總經理的身份到飛鷹公司上任之后，小說情節主要在英雄成長敘事的邏輯結構中展開。從英雄成長敘事的角度來說，這一階段苗青的成長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通過不斷地解決管理和科研上的難題，苗青日益成長兼具工程師和企業管理者身份“當代英雄”。這主要表現在，解決廠房建設、顧單跳槽、合同違約等難題，設計出隱形無人機“青峰一號”和重載無人機“大山挑夫”，完成關于商用大飛機的設計計劃，為新時代的強軍強國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其二，苗青在精神和心理上也獲得了成長。經歷廠房建設、顧單背叛、何英跳槽、文劍入獄等事件，曾經備受排擠的苗青日益成長高模仿類型的英雄[⑤]，不僅在個人能力、精神品格方面都遠遠超出我們常人，同時也她實現了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小說后半部分寫到的苗青接受調查一事，實際上是在委以重任之前對苗青的“資格審查”，是對其英雄身份的確證。至于最后苗青回歸909所，帶領團隊圓滿完成G-31項目，則是對其英雄能力的展現，完成的是苗青英雄的命名式。

最后，《北愛》的意義和價值還在于，在多維文化的互動中對東北形象進行重構。早在《銅行里》《戰國紅》《北地》等作品中，老藤就試圖建構充滿詩意和溫情的“東北形象”。這一向度的東北形象，既區別于“80后”新東北青年作家筆下的東北衰落寓言所呈現的“黑色東北”形象，也不同于小品、二人傳和《鄉村愛情》《馬大帥》等作品所塑造的“幽默東北”形象，它是濾去時代的陰沉底色和告別昨日傷痛后，充滿詩意、溫情和文化氣息的“優美東北”。在小說《北愛》中，老藤竭力在多維文化的互動中豐富和拓展文學對東北形象的建構。這種努力和嘗試突出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儒道匯通中的東北形象。一方面，小說通過對《論語》《道德經》《抱樸子》等儒道典籍的直接引證，顯在地呈現了儒道文化之于東北人民生活和精神的影響。另一方面，小說通過對苗青“以入世的姿態出世”和畫家大仙“以出世的姿態入世”[⑥]的形象塑造，展現了儒家文化中的憂患意識和道家文化中的見素抱樸思想對于現代青年實現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重要意義。其二，精英文化與日常生活文化交匯中的東北形象。在題材和人物的選擇上，小說所選取的飛機設計制造領域和精英工程師，本身就具有極強的專業性和高端性，但為了平衡其中的精英文化色彩，老藤在高尖端的飛機設計制造工作之外，增加了豐富的日常生活場景。青年們相聚于“巨無霸”海鮮酒店、苗青之父重游北地、苗青拜見未來公婆、馬歌與苗青合作張羅家宴等等場景，無不是極具日常生活氣息的書寫。借由這些日常生活場景的再現，小說中和了精英文化的高雅性，使其愈加貼近生活。其三，東北地域文化與東北本土形象的形塑。在小說中，老藤不僅再現了大連的老虎灘、東關街和高爾基路，長春的長春電影制片廠和一汽，哈爾濱的中央大街、哈工大和太陽島等東北地標性建筑，海膽、蝦怪、赤貝、蟶子、紅腸、松花江開江魚、小麥哈啤等東北飲食，而且還借助《寧古塔紀略》對東北人重贈予不求回報的品質的記錄，以及善良的大連夫婦救助大仙祖輩、大仙的爺爺敦促和鼓勵出國留學的孫子回大連工作、楊總在福州出差時維護東北形象等等情節，充分展現了東北的人文風情和東北人民的精神氣質，進而建構出一個充滿地域風情和人文氣息的東北形象。

總之，通過對軍工題材的選擇和對新時代青年工程師形象的建構，小說《北愛》不僅確認了個人在時代發展中所處的位置，書寫了新的歷史語境下東北復興的大敘事和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篇章，而且還為當代工業題材小說創作如何在兼具故事性、思想性和時代性的情況下書寫新故事進行了藝術探索。更為重要的是，小說還在多維文化的融匯中重新建構東北的形象，既探索了一種讓人看到希望、感受到詩意和溫情的“東北書寫”面向，也展現了廣博的中華文化意蘊和工業、文化路徑中大國崛起的新貌。就此而言，小說《北愛》無疑是一部在家與國、個人與集體、理想與信仰、歷史與現實的多向維度中，書寫新時代工業領域的“創業史”和展現大國崛起新貌的典型之作。

注釋

[①] 劉大先：《<北愛>：逆行與順流》，《中國作家網》2023年4月13日。

[②] 老藤：《北愛》，湖南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2頁。

[③] 岳雯：《老藤<北愛>：獻給逆行者的戰歌》，《文藝報》2023年4月27日。

[④] 王宇：《另類現代性：時間、空間與性別的深度關聯》，《學術月刊》2009年第3期。

[⑤] [加]諾思羅普·弗萊：《批評的剖析》，陳慧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2頁。

[⑥] 劉詩宇：《“東北”與“世界”——評老藤<北愛>》，《鴨綠江》2023年第3期。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

郝婷，蘭州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

朱永富，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貴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貴州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