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

在廟坎這個被喀斯特地貌綿密的針腳縫死在鄉村四至界限上的村莊里，李開文始終是一個外來者。

尺幅內的生活日常，最突出的顏色是白，蒼白的白，空白的白，扯白的白。在一望皆白的天地中，一條山路像躲避晨昏反復的饑餓一樣，一溜煙往山頂上跑，彎曲的身軀像極了我們熟悉的蚯蚓，像極了老去的祖父裹滿虱子的紗布褲腰帶，像極了在無盡的是非中把自己掛在樹上的肖寡婦留下的五尺白綾。這山路，是少年時代的我們“到遠方去”的“出口”，也是我們走不出去后沮喪地回到家的“歸途”。很多時候，我會這樣想：一條山路都已經腐朽得像一聲咳嗽一樣經不住下一陣風暴和雷霆的侵蝕了，是根本沒有必要保留著一條路的名字的，但它偏偏就有一個名字——郭家彎子。有就有吧，為什么要以村里唯一的郭姓去命名呢？為啥不叫尹家彎子、劉家彎子、涂家彎子？再不濟，也應該叫雷家彎子呀，村里姓雷的有兩戶，人口大小十幾個，忙時種地，閑來耍馬，日子始終被弄出了一定的響聲。

姓郭的單家獨戶，從我記事起，就只有一個人了，叫郭登翠。郭登翠的母親不姓郭，還活著，活得像一條蚯蚓一樣，終日慢悠悠地在院子里蠕動著肥胖的身子。郭登翠的父親姓郭，叫郭應舉，我沒有見過，他在我還未來到這個狹小的世界之前就死了，據說是死在那條山路上，被一匹馬踩爛了頭顱。郭登翠像一根蒿枝一樣活著，走道時往往喘著粗氣，喉嚨里像有一根線似的，“呼哧呼哧……”行動窸窸窣窣的郭登翠，長到二十來歲，嫁給了外來者李開文。那時候，“上門”在人們眼里是一種恥辱，恥辱之處在于一個年輕力壯的男人連基本的“志氣”也沒有，不能在自己的房子里風光地迎娶女人。上門女婿李開文對人們在背后的議論置若罔聞，他個子高大，走路帶風，手里握緊的繩子里總系著肥壯的牛馬。李開文早上不去集市上的時候，會把牛馬牽到山路上去，讓它們啃食地埂上的野草，一邊大聲地唱起了山歌：

老遠望妹下山來，

身對身來懷對懷。

看到看到要挨攏，

算路不跟算路來。

“哎呦，這山蠻坡。”那些上了年歲的婦人，端著簸箕在核桃樹下翻找黃豆中的泥沙，那粗野的嗓音在村莊里回蕩的時候，她們總會把沒了門牙的嘴巴張開，側著耳朵聽，然后小聲地罵一句。其實那些年，在廟坎這樣的村子里，歷來都是你唱你的，我聽我的，就像風吹風的、雨下雨的一樣，日子白得一不小心就打上了瞌睡。然而有些時候就是不一樣，比如李開文唱山歌的時候，比如他唱完一首再唱一首的時候，總有些人會懷著一點點不怎么看得出來的期待。

李開文的“娘家”在大堰河邊。大堰是一個村民小組，和廟坎一樣，且同屬一個村，只不過大堰在低處，不只是低那么一點點，而是低了很多。小時候我們去大堰街上看露天電影，感覺一直在走下坡路。和大堰比起來，廟坎是名副其實的高山。既然是高山，就應當擁有被低處的人取笑的由頭，比如就湯的蘸水里沒有蔥花，將個頭肥大的柚子認成梨，以為面條是長在樹尖上的……來自低處的李開文經常對廟坎人說，“你們高山人把茅廁挖在門檻腳，一邊吃飯，一邊看門洞里白花花的大屁股。”和大堰相比，廟坎沒有的東西主要是那一條河。雖同屬一個村，但流水總往低處去，而最遺憾的是，它磅礴的身段沒有經過廟坎，只把一條小得幾乎看不見水花的小溪扔在村口那個叫“螞蝗溝”的地方。沒有河就沒有河吧，我們這些被李開文稱為“山螃蟹”的廟坎人同樣擁有游泳的夢想，怎么游？在哪里游？到螞蟥溝里去，用石頭在較為寬闊的地方堵一個水塘，把身子放進去，雙手撐在溝底，兩只腳使勁地撲騰，溝里的泥沙一下子冒出來，大大小小的男人們一個個像燒糊的土豆，從溝里站起來，找一股清水洗凈身子，吵嚷著回家去了。那時候，我們把游泳叫成“洗澡”，我們問李開文，“在大河里洗澡一定很好受吧？”“當然好受，只是死得也更快。”他說這話的時候，滿臉的鄙夷。

當然，和大堰相比，廟坎沒有的東西還很多，比如那一條小得不夠撒一泡尿就走完的街。我的父親常說，大堰街雖小，卻小得精彩。我不知道精彩在什么地方，我的記憶里，大堰街上放電影的時候，那條巴掌大的街道里站不下幾個人，很多人跑到房頂上去觀看。房頂不是水泥板，是茅屋頂，是瓦頂，是有坡度的。那些趴在房頂上的人，像用透明膠布貼上去的一樣。大堰街就在大堰河邊上，電影還沒開始放映的時候，河水的濤聲很大。我站在一塊石頭上，一眼就看見河對面的山頂上升起的月亮。月亮很白，白得讓人急促地發育，白得讓人想談一場戀愛。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大堰河兩岸有很多讓人心疼的愛情故事，那些年輕人相擁投河的“事件”讓我堅信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比小人書上寫的還要離奇。

李開文的“娘家”在河的這面，也就是說，他要是從廟坎回家，不用趟過那條大河。電影放映之前，我和幾個和我一般大的少年問著路去過他家，兩個“進出”的石頭房里，住著三代二十幾口人。他有很多兄弟姐妹，全都擠在那座不足50平方米的房子里，這使我突然明白，他為什么要“上門”到廟坎去。電影放映之前，我們談得最多的話題不是當晚的電影是什么內容，也不是李開文的那些“家里人”對我們這群毛孩子的冒昧闖入有什么感想，我們談論最多的，是那條名叫大堰的河。

我們不止一次討論過大堰河變粗的身段里接收過哪些小溪的注入，我們知道，廟坎村口的螞蟥溝，幾乎是和我們一樣一路小跑，一頭扎進大堰河里去的。當然，在奔向大堰河之前，螞蟥溝在瓜果村的陳家灣和一條從大山營盤流淌下來的小溪成功牽了手，讓水流變得更大一些；我們還知道，它流淌到了一個叫上槽的地方，又和從上游一個叫“河溝頭”的苗寨里流淌下來的小溪深情擁抱，逐漸有了波浪。然而大堰河之所以很大，并不僅僅是仰仗螞蟥溝、陳家灣或者河溝頭的水，而是來自我們通常認為的上游香壩。香壩河的壯觀我是聽說過的，我的小姑姑就嫁到香壩河邊一個陡峭的村莊里。父親曾經講過，我小姑姑不小心把木質的洗臉盆打翻了，圓形的盆子一路往下，滾過幾十塊坡地，直接滾進香壩河里去。小姑姑后來聽我說了這個“傳言”，流了很多眼淚。關于香壩河邊的村莊，我不想去過多地述說，因為我的小姑姑后來去浙江打工，多年沒有回來，現在連老房子也找不到了。在我成為一名河流的執著觀察者之后，曾沿河而上，從香壩河走到上游的羅甸河，從羅甸河走到上游的妥泥河，又從分叉處分別去了毛壩河、文筆河、果珠河、雨灑河，后來走到現在人們公認的赤水源頭的時候，我已經是一個滿身油膩的中年漢子了。

來自大堰河邊的李開文，到現在已經在廟坎生活了三十多年，在他經營牛馬生意的這些年，從一個精神的彪形大漢變成了一個被燒酒弄壞身子和脾氣的老者，時不時醉了酒，便會在村子里破口大罵我們這些“高山人”。當然，廟坎的村子里，這些年只剩下一些舉不起犁頭的老人了，也就沒有人與他計較。李開文在廟坎的三十多年，他是怎么過來的，所有人都很清楚。那條以一戶姓氏命名的山路，在李開文來到廟坎后的第五年，又以一個小小的地埂滑坡將他的女人郭登翠嚇得半死不活，神經兮兮地過了半年，撒手而去了。李開文沒有悲傷，他和我們一樣，像個在“事頭”里幫忙的親戚或鄰居，大碗喝了酒，把亡者抬上山去，便忙著去以勒街上趕牛馬場。他的兩個兒子，大多數時間寄居在他妹妹家里。李開文的妹妹是我的二嬸，我們同住在一座木質房子里。我們的房子和李開文家的房子，中間只有五六米的距離。

這些年，我不斷地在一條河邊行走，好幾次經過大堰河，去過一次李開文的“娘家”。之前的房子拆了，他的弟兄們把新家安放在河邊不同的地方。他的父親已經離世，母親搬到廟坎和我二嬸一起住。他的侄子們大多在外面打工，留守在家的婦女和孩子們，沒有一個認識我，也沒有一個是我認識的。

我回到廟坎，也能遇見李開文。他現在的女人是從茶木來的，帶來了三個孩子，又給他生了兩個。他大多時候都端著一個酒碗，見了我，就往我手上遞。

“喝兩口嘛。”他說，“人生就是這個逼樣子，幾口酒就老了。”

我稱他三舅。我說，“我還是喜歡你在山路上唱山歌的樣子。”他笑，又喝一口酒。

2

多數時候，我會認為黃泥坡是一個差不多沒有存在過的地方。黃泥坡很小，小得如同它的名字，從我們這些人對地方稱謂的習慣性認識上，往往會直接具體到某個地埂。是的，黃泥坡就是一個地埂，說是“坡”，是因為那個地埂比其它地埂稍大一些。

從廟坎往木桶溝方向走，經過胡家屋基、環山，就到黃泥坡了，時間不會超過半個小時。年少時，我經常在密集的農活中“出逃”，一個人到黃泥坡的外婆家去。外婆家門前有一條小河，在流進苗寨“河溝頭”之前，它是沒有名字的。河里的水，一半來自上面一個叫“紅山”的地方，一半來自外婆家門前的那口井。井很深，很奇怪，我和我的表弟“矮子”用水瓢不停地往外面舀，井面始終是滿當當的。后來我們不舀了，因為某一天我們曾聽到水里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像千軍萬馬在作戰，有刀劍聲、火炮聲、鐃鈸聲、嗩吶聲，還有男男女女哭天搶地的聲音。我母親和舅娘曾懷疑我們中了邪，請了紅山的巫師王三姐為我們“打粉火”。身穿紅色棉襖、口中念念有詞的王三姐左手執一把掃帚，右手執一根澆了菜油的木柴，在外婆家的堂屋里施法驅魔，差點一把火燒了那座已經朽得快要坍塌的木屋。我和矮子表弟躲在人群中“嗤嗤”地笑，被母親揪了耳朵。很多年后，我曾在以勒的集市上遇見老態龍鐘的王三姐，她背著一個眼兜，里面裝滿了雜七雜八的年貨。她看見我，一眼就認出來，對我說，“我曾經為你誦了1000遍《保身經》，誦了2000遍《解冤經》，你現在算是功成名就了。”關于誦經的事，我后來問過母親，她笑而不答。

很多年以后，我向一個熟諳地理知識的朋友請教過水井里發出奇怪聲音的事，他抬頭看著天花板，良久，對我說，“大概是大自然的錄音功能吧！”我知道他也不敢確定，也就沒有再繼續問下去。但我知道，那口水井里的水流到苗寨河溝頭以后，經朱家溝，匯入大堰，成為赤水河支流的一部分，它身體里隱藏著的千軍萬馬，也就成為赤水河濤聲的一部分了。

在我對一個村莊的還原中，很多具體的記憶都來源于我所熟悉的親人，比如黃泥坡。我始終認為，黃泥坡就是一戶人家的名字，黃色的大地埂下，趴著外婆家的木屋。木屋的前壁朽壞了，外公用竹篾糊上泥巴當作墻，時間久了，中間就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洞，大的能伸進一個孩子的腦袋，小的可以安放一只好奇的眼睛。我甚至認為，黃泥坡就是外公和外婆的代名詞，我在木屋里遇到過的其他人，比如我的舅舅、舅媽、表哥、表姐、表弟，他們的臉上除了有黃泥坡三個字的影子，還有一種離開小木屋的不安分的表情。

水井里出現過好幾次奇怪的聲音之后，外婆家里接二連三出了很多事，先是我的矮子表弟突然黃皮寡瘦，沒幾日就蔫蔫地死去了；接著是我的大舅去一個叫新田的地方的親戚家奔喪，吃飯時猝死在人家的堂屋中；后來，表哥的兒子在毫無疾病征兆的情況下凋謝在午后的課堂上……那一時期，黃泥坡突然成為一個不祥的地方，那座外公外婆居住了幾十年、生育了我的幾個姨媽和我母親的木屋，看上去竟有些陰晦。

叫“矮子”的表弟長到十一二歲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可惜那名字還沒叫出來，就煙消云散了。在他的臉日漸發黃的時候，我母親對我舅媽說，要不帶他去醫院瞧瞧吧！舅媽說，沒什么瞧的，他就是被后山的餓鬼截了魂了。于是，母親和舅媽就到木屋后的山道上去，為我的表弟喊魂。舅媽端一個簸箕，簸箕里裝著紙錢香蠟；母親的肩上扛著一桿秤，秤砣上貼了黃紙。她們的另一只手上，都拎著一把鋤頭。兩個女人一前一后，在上山的時候，一邊用鋤頭輕輕地挖著小路中間的牛馬蹄印，一邊輕聲地喊：“矮子呀，回了，回了……”喊聲越來越大，到原路返回的時候，她們唱了起來：

你要來，快快來

別在山前山后捱

你要到，快快到

別在山前山后繞

隔山喊你隔山應

隔河喊你打轉身

雞鳴狗叫嚇到你

還是鬼神讓你驚

快快照著原路轉

不讓老娘再擔心

……

表弟死了以后，舅媽哭了三天。雨下了近半個月，山上的禾苗像失去魂魄似的，垂著頭長不了個頭，一家人便背了農家肥上山侍弄莊稼去了。一個人的消失，有時候潦草得像經歷一次短暫的饑餓。在我逐漸不往黃泥坡“出逃”的時候，每每到了晚上，母親總會在院子里的核桃樹下講起黃泥坡的故事，她講我的外公，說，“那是個比賊還要精靈的男人。”

外公年輕的時候，被國民黨抓壯丁的爪牙盯上。那時候，家里男丁多的，常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外公是從四川敘永黃泥鎮被一路追趕到黃泥坡的，有一次，他與抓壯丁的人在一條絕路上相逢，情急之下，把藏在背篼里的一件順手牽來的女人衣服套在身上，彎著腰就從爪牙們身邊走過去了，直到走了幾十米遠，那些人才反應過來，可是已經追不上了。母親對我說，外公的聰明后來沒遺傳給我的大舅，倒是給了我的表哥。表哥有一次去親戚家“吃酒”，回來的路上，一時內急。早春的山坡上，野花還沒徹底開出來，灌木林退回山頂，隆起的泥埂沒不過腳跟，一路上滿是栽種莊稼的男女，很多眼睛都在盯著一個暴食者腹脹的窘迫。無奈，我的表哥只好把親戚“打發”的一條紅色毛巾裹在頭上，蹲下來就開始解手。那些平常愛嚼舌根的女人，遠遠看見一個大姑娘在野地里排便，都大聲地罵了起來：誰家的母狗不要臉啊，有處吃沒處屙，嫁不出去的邋遢鬼啊……表哥痛快后，拉上褲子，把毛巾從頭上取下來，在春日的地埂上撒歡著跳往一塊塊松軟的土地里，一邊縱情地唱起了山歌：

早春桃樹掛紅巾，

妹要跟哥趁年輕。

人有幾個十八歲？

下坡太陽漸漸陰。

……

唱罷，向田地里的農人們喊：大姑爹二姑爹，你們忙著哈。山坡上一時熱鬧起來，大爹大媽們笑得腰桿亂顫，尖聲叫罵：原來是小順子這個狗日的，花包谷，你盡整些鬼頭刀把的事……

黃泥坡的那口水井，仍然流淌著不竭的泉水，但是后來再也沒有人聽見過那些奇怪的聲音了。我有好幾次做夢，看見矮子表弟站在井邊，流著鼻涕，臉上布滿了黃色的裂痕。我想起外公講的一個故事，一個算命先生來此問路，他要去康家壩。耳背的外婆聽成“湯家壩”，便隨口說了句：湯家壩，順河下。算命先生看了一眼坐在門檻上一言不發的外公，搖搖頭走了，他順著苗寨河溝頭的方向走，半個時辰后，又折回來。外公對他說，剛才是你聽錯了，老太婆說的是：康家壩，在坡下。他對算命先生指了指旁邊的那條小道，小道通往的是一個叫蔡家坳口的地方。蔡家坳口是一個坡，住著幾戶姓蔡的人和幾戶姓周的人，外公年輕的時候，曾在那里“躲丁”。那里的人不信命，他們信的是自己跑得飛快的雙腿。外公其實認識那個算命的老者，他是當年參與抓壯丁的爪牙之一，姓黃。外公后來對我說，“這個黃老葩，討嫌得很。”姓黃的老者走了沒幾日，我的矮子表弟就夭折了。

在我成為一名執著的河流觀察者之后，我曾順著紅山的那條小河一直往上走，發現這條河在流到黃泥坡水井之前，在一個叫新田的地方遭遇了另一口井，井水同樣很大，是從一塊大石頭底下淌出來的，周圍的農人用它做豆腐、煮酒，豆腐吃起來有一種皮筋的韌勁，酒喝起來無比回甜。在新田這個村莊的背后，有一座很大的森林，人們稱之為“官倉梁子”，里面有很多珍稀植物和動物，小時候，我聽外公說，那里面有老虎。我問他，你見過老虎嗎？他說，當然見過。

紅山的那條河，在沒有流淌到新田水井之前，它其實是官倉梁子里的地下水。

比賊還要精靈的外公活到89歲，離開了那個他自己命名為黃泥坡的地方，從此，四川敘永黃泥鎮也收回了這個小村莊的前兩個字。外婆在人間多呆了兩年，也撒手離去。被很多人認為是不祥之地的黃泥坡，在一個清晨被表哥請來的一幫人挖去了老屋，一家人搬到了兩里之外的紅山。表哥的新房是兩個“進出”的水泥平房，建房的資金靠親戚們周濟。現在，表哥家的房子越來越大了，在原來的基礎上擴大了好幾倍，客廳、廚房、衛生間一應俱全，二樓的開間里，擺放了液晶電視、家庭音響。表哥的孩子們都成家了，全部在浙江永康打工，做的是五金、門窗、雨傘和水晶。逢年過節，他們開著轎車回來，走親戚、吃酒，偶爾打牌。表嫂也隨孩子們去了遠方的土地上，為他們帶娃、做飯，每天黃昏時分打電話回來，問一些雞毛蒜皮的事。表哥一個人在家，沒事時，會拿一支話筒唱歌，沒有伴奏，他唱的全是些被雨水洗舊的山俚謠曲，唱著唱著，就在沙發上睡著了。

鄰居們經常拿表哥開玩笑，說：老順一天到晚沒事干，就知道在家里板命。“板命”是嚎叫的意思。在農村，能板命的人不多，起碼應該具備衣食無憂的條件，當然，也要順帶著有一絲小小的寂寞。

3

文筆山水庫上的詩人姓余，筆名余夫。26年前，我在當時鎮雄的“最高學府”鎮雄師范學校認識他。瘦高個，偏分頭，鼻梁上一副金色邊框的眼鏡，白襯衣外面套著一件咖啡色的毛線馬夾，火箭頭皮鞋。走道不彎腰的余夫，在一棵樹下一站就是半天的余夫，畢業時故意讓大合照中自己的凳子空著的余夫，天然的憂郁神態，無比生硬地表達著一個青年詩人的氣質。余夫的清高，是所有認識他的人都知道的，他的埋在骨子里的善良也讓更多的人熟識。他生長的地方，行政村的名字叫廟埂，小地名叫文筆山，和我同屬一個叫以勒的鄉鎮。

文筆河最汪洋恣肆的地方，是一條瀑布，叫“淲水巖”，水量大的季節，能看見流水飛珠濺玉的身子，甚是好看。淲水巖的水流進文筆水庫，文筆水庫的水從地底滲透，從地表浸潤，有的去了果珠魚洞，與熊貝河交織，有的去了毛壩，最后統一從大灣匯入羅甸河，一路從香壩、大堰奔流，于坡頭鎮與從黑樹、母享下來的銅車河相遇，流到德隆去，與貴州的渭河交匯，成為人們所說的“三岔河”。三河擁抱的地方，有三個山頭，每個山頭上都有一座村莊，分屬于云南、貴州、四川，清晨的雄雞打鳴，大多使勁兒比誰的聲音高亢，所以這里被命名為“雞鳴三省”。三山之下的河底，是雞鳴三省大峽谷。

如果說赤水河鎮雄流域內最精彩的地方是在雞鳴三省大峽谷，我必須承認，它的每條支流都為它灌注了太多的內容，比如一河三岸農家晨昏升起的炊煙，比如像我們一樣行走在這片土地上的無數個內心孤獨的人。

余夫的孤獨沒有多少人知道，當然，也沒有多少人愿意知道。余夫寫過的赤水河，通常都是像母親的眼淚一樣，充滿著被時光打濕的憂傷。自幼家貧的余夫，幼年喪父，少年失兄，而他自己，也在38歲時把年輕的生命交付給生養他的那片土地。

我曾在一個待我如胞兄的人的詩里，讀出了歲月的蒼涼、現實的無措以及生活的秘密，讀出了一個命如草芥的人頂天立地的擔當。他寫過一條河里水草與魚蝦的那些事，寫過天空下云朵與莊稼的那些事，寫過脆弱的生命與燃燒的愛的那些事……他寫過的事，很多人知道，很多人不愿意知道。一個飽含深情的詩人最終的去處，是經過無數次矛盾的交織、無數次內心的搶白、無數種無奈的選擇之后的去處。迫于必須站著與人對話，他先后在以勒最貧窮的地方教書、當校長，在很多睡著的人面前掌握醒著的話語權，甚至擁有讓很多人垂涎和嫉妒的崗位權力。或許只有他和我知道，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的理想，是寫出一首讓所有人都能讀懂的詩。他終究還是沒有寫出來，或許，是我和更多如我這般在文字里閃躲的人不愿意承認我們沒有用心去解讀一個與眾不同的生命而已，他留在我書柜里的一大堆詩稿，已經字跡模糊。

作為一個河流的觀察者，我習慣于從行政區劃上的地名中去梳理一條河流的走向。赤水河流經的以勒、茶木、大灣、坡頭、仁和、母享六個地方，有著無比鼎盛的文風，出了很多文人。茶木木構灣的艾氏，是茶木民間文化的“著作權人”。在舊社會，艾氏是茶木的地主，不用懷疑，他們曾經促進了封建文化禮教在一個小地方的繁盛，也擔當了一個時期內社會思潮的引領和發揚。艾氏是改土歸流后東半縣今坡頭、以勒、茶木一帶的團首，解放后，他們把一個家族僅存的人文理想保留了下來。事實是，艾氏在行走的途中，因一些問題的糾纏，部分真正掌握了文化精髓的子孫不得不選擇“在路上”生活。有一個叫艾宗赤的人，寫了很多文章，年輕時，和巴蜀詩人流沙河、上海下派到貴州當知青的作家葉辛交好。在他徹底結束流亡生涯和牢獄之災以后，在波瀾不驚的生活中，把自己修煉成古體詩詞的高人，同時也是民間端公戲的繼承者。艾宗赤的詩詞我讀過一些，針砭時弊一針見血。在很多有月亮的夜里，在他女婿家的院子里，我和他有過很長時間的交談。他從事端公這一民間職業，唱腔優雅到鑼鼓鐃鈸之中的每一個節拍，是不多見的“先生”，方圓幾十里的老百姓很是認同。木枸灣艾氏，從事端公職業的有好幾個，他們不但在長期“糊紙火”的過程中煉得一手好字，還養成了不卑不亢的品德。木枸灣山清水秀，民風淳樸，姓艾的、姓胡的、姓趙的、姓姚的和姓陳的，幾乎每個人都有著輪廓分明的書生相。我父親曾經對我說過：木枸灣是出文人的地方。

茶木以前不叫茶木，是取了彝語中“倮卓”之音來定名的，意為“有參天大樹的地方”。茶木集鎮坐落處，被稱為“大壩”。大壩街一水橫穿，三橋錯落，水邊垂柳依依，生機盎然，是赤水河在東半縣留下的一個美妙景致。茶木街往下延伸，盡頭處是兩個別致的村落，東面的一個叫胡家灣，西面的一個叫蔣家灣。我在茶木街上生活了八年，對這個小地方有著非常復雜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茶木是緩慢的，也是矜持的，就如山頂上慢悠悠生長的杉樹，有著品味生活的閑情雅致。我在茶木認識了一個寫了很多年舊體詩詞的老人，姓魏。二十多年前，他曾寫過一組“西江月·酒色財氣四字歌”，為當地人爭相傳頌。“酒色財氣”中，關于“酒”的一首，和后來發生在茶木的一起車禍成就了一個好玩的民間故事。一個偶然事件發生和結束的時間坡度，被另外一位閑得手癢的鄉干部編成一部章回小說的題楔，開篇引用的“酒”這一首，竟是如此貼切。詩曰：“酒乃癲狂之物，迎賓待客是它，貪杯醉得兩眼花，無論干濕臥下；行路不知早晚，拖泥帶水歸家，一旦喝醉吐渣渣，車上車下皆怕。”

有時我想，與其把這樣的事件當成鬧劇，還不如善意地把它誦讀成一個小鎮的成長日記。閑時無事，不如讀一讀“東西胡蔣兩家灣，地上銀河響水灘”這樣的句子，如果可以，把它刻在某條河邊的石頭上，讓更多的人在小憩間開懷一笑。

赤水河還叫做銅車河的時候，是它徜徉在黑樹、母享、堰塘一帶的時候。

我曾這樣認為，母享是詩人趙高虎的籠子。1997年夏天，我從茶木徒步到母享，看見在母享中學大門外等我的老趙。老趙很可愛，像個孩子，但有些偏激，一見面就給我講他教書的學校周前會上眾多大師的精彩演出，把一處處鬧劇稱為美與丑的巔峰對決。老趙寫過長篇小說，寫得波濤洶涌，纏綿悱惻。他說，母享是天下的母享，寫好了母享，就寫好了人間。我說我不懂。其實，我是聽懂一些的，只是不想說什么，因為我知道，他是一個脆弱的人。

相對于老趙，寫字的胖子王軍是不羈的。在母享街上土生土長的王軍，像一個巫術的傳播者，在寫字的同時，還樂此不疲地履行了另外一種心靈的營生職責，即心潮澎湃地講著各種耐人尋味的段子。聽王軍講段子，感覺到母享就是一個劇組，它在光陰的唆使下不斷地上演很多精彩的故事。王軍講的故事和母享的民風民俗以及不同時期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主人公有名有姓，形象栩栩如生，母享街上的眾生百態被他一口評書似的談吐表現得淋漓盡致。母享毗鄰貴州畢節地區，風土人情儼然是濃濃的黔西味道，街道上有牽馬溜達的，有拿著一串鈴鐺叫賣的，有肩上搭著皮革和草繩像個落魄地主的。操著貴州話也可以講段子的王軍，常常讓人在飯桌上丑態百出，卻也對整個母享的“江湖”諳熟于心，內心陡生向往之情。王軍的曾祖父是母享街上的名人，是清末民初母享王氏煙行的掌舵者，他的一聲高呼，可以使整個母享的青石巷里彌漫著濃濃的鴉片味道。在一個對毒害生靈不以為然的年代，王軍的曾祖父無疑幻想過用成簍的大煙交換子孫后代的顯赫和張揚，所以王軍在講到他的祖先的時候，眼睛里不時噴薄出火光一樣的激情，讓人對那個時代的秘密充滿畏懼。我去過破落得只剩下一個孤獨的院子的王氏煙行，朽蝕的木柱、黯然的石凳，像一個個陳舊的蜂桶，在時間的快步流逝中搖搖欲墜。王氏煙行外面的水泥地面上，徜徉著穿戴搶眼的做小生意的女人，她們是開體育用品店的少婦、開理發店的小姑娘、開照相館和書店的干部家屬，在王氏煙行的煙霧消失將近一百年的今天，她們同樣拖著懶洋洋的身軀，在艷陽下打著歲月的呵欠。

灣溝是母享的一個行政村，是銅車河流經的地方。從以勒街上翻過寒婆嶺，往下迂回數里，再往右迂回，會看到折疊起來的綠色，一沓一沓的，像剛從銀行柜臺里取出來的五十元面值的新鈔票，疊得很干凈，很整齊——那是四五月份的稻田；往坡上放眼，也是一疊一疊的，是整齊而干凈的麥地，不過顏色卻是金黃的。母享有灣溝這樣的地方，頗讓人費解，好像冰山上藏著一個江南小鎮，難怪灣溝人從不說自己是母享灣溝的，而是直接說“我是灣溝的”，那意思，灣溝是人間之灣溝。灣溝不僅有寫散文的女子涂夢月，還有折疊好的稻田和麥地。當然，有麥地，就不僅僅有詩，至少還有潔白而絲滑爽口的灣溝面條和濃香可口的灣溝糯米。母享、以勒、茶木、坡頭、大灣、花朗等周邊鄉鎮趕集，集市上隨處都可以見到灣溝面條和糯米，縣城里的干部下鄉，總要弄一些帶回家去。

赤水河流淌到坡頭的德隆，就是名副其實的赤水河了，它在一路上使用過的小名，全都被恣肆的濤聲掩埋在兩岸的群山之中。坡頭有很多弄性尚氣的人，比如蔡挺、曹糙、阿傳，他們喝酒、吹牛、寫字，借助一河三岸的人間煙火，把自己武裝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江湖郎中，在一片狹小的土地上大張旗鼓地販賣自己的才情。在我還沒有認識王單單的時候，全然不知道官邸坎、泡桐林這些小得被農村客運司機叫成“仁和街邊邊”的地方，也不知道那個叫廟坪的村子其實是一條古老的街道。我和王單單在縣城的一個小酒館吃酒，聽他搖頭晃腦地吟唱：

官邸坎，泡桐林

家家出些讀書人

廟坪街，土墻房

家家都是煤匠王

讀書人王單單曾在一個偏遠的鄉村小學教書，酒后像巫師一樣裝神弄鬼，口吐蓮花，清醒時一唱三嘆地信奉著分行文字中的詞語宗教。那些被稱作“煤匠王”的挖煤者，在非法開采的小煤窯被盡數關閉后，有的去了浙江，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就近重負討活。若干年后，他們中的有些人徹底改換了行頭，開著轎車衣錦還鄉；有的仍然流落在烏蒙山中的某個礦井里，在計件和質檢的縫隙中艱難度日。

4

在遙遠的以古鎮，只有小米多、麥車這樣的名字才會讓人不去擔心饑餓問題。當我在一個秋天繞開場壩鎮以拉梁子的風去到犀牛塘邊的時候，才發現，原來小米多的風才是最蕭瑟的。小米多在高處，少得可憐的日照讓人幾乎忽略了季節的變化。夏秋時節，如果想看見太陽，得等到午后。在能見度只夠得著自己影子的清晨，伸手往窗玻璃上一摸，指尖上會有水珠往下滴落。難怪王單單說，以古是大鎮雄的邊塞。羊皮氈子緊裹著的羞澀的肉身，藏在高原深處的某塊淺草坪上。

蕭瑟秋風中，一只羊站在干凈的天空下打盹，陽光撫摸著它的皮毛，安詳的午后會變得無比寧靜。馱馬的人攀著石頭行走，他故意把自己的雙腳印在馬蹄印里，制造庸常生活中最細微的和諧。馱馬人提一個很舊的酒壺，在通往目的地之前，他會喝完一壺酒，回來時，在路上找一口井，灌滿苦澀的山泉，喝完后也就到了家。我在路上遇到過成群的馱馬人，他們一路唱著山歌，見到我手中閃光的鐵，會盯著發呆，他們不知道，相機其實是一個比以古還要大的世界。

唱山歌的其中一人名叫張朝文，是犀牛塘邊的彝族漢子。他把馬拴進馬廄后，從家里拿了一只大碗出來，倒了酒，遞給我說，“整一口。”我說我不勝酒力，其實是不忍心喝。他看了看我，又說，“你整一口，然后給我。”

我喝了一小口，差點嗆出了眼淚。酒很烈，是純粹的包谷酒，吞下后有一股包谷炒糊的味道。見我搖頭晃腦的模樣，他笑，從我手里把碗拿過去，用手掌在碗口擦了擦，放到嘴邊，“咕咚”喝了一大半。

小米多的彝族人喜歡喝的“轉轉酒”，就是用一只碗倒了酒，一人一口輪流著喝。每個人喝完，都會用手掌在碗口擦一下，然后再遞給別人。張朝文說，“手比碗更臟，但我們習慣了。”我說，你再唱一首山歌吧。

要回家來要回家，

馬兒栓在石旮旯。

馬兒順著蹄印走，

小妹朝著前頭拉。

小米多生長蕎麥、土豆和彝人蒼涼的嗓音。小米多沒有小米，連包谷苗也拒絕高過自己的影子；小米多有的是彝家燒酒，清晨和黃昏，農舍里散發出濃濃的酒香。小米多有彝人祭祀舞蹈“喀紅唄”，很美，很干凈。張朝文是“喀紅唄”的表演者之一，年過五十仍然身子靈活，唱跳皆有模有樣。

秋天，陽光追趕著四面八方的人群，從小米多的山峰上向犀牛塘匯集。人群中央，四個男人身穿黑色長衫，左手舉著白色孝帕，右手搖動馬鈴。他們唱腔高亢，舞步深沉。“鐺鐺鐺”的馬鈴聲中，他們的聲音像是從云層里迸出來的，充滿著陽光瞬間老去之前的急促。

“喀紅唄”意為“跳腳”“跩腳”“拐腳”或“四個跳舞者耍”，也叫“靈桶舞”“鬼桶舞”，是彝族喪葬中的祭祀舞蹈。跳完一段，舞者們汗流浹背，席地而坐，喝酒。酒下了肚，他們面色紅潤，臉上的表情變得肅然，但是，歇了歇，他們又跳了起來。

赤水河邊的苗族人好玩得很，他們喝酒就像喝水一樣。在大灣玉田，苗族人馬啟貴硬是把漢語中的某些動詞在我面前篡改得無比生動。他說：你信不信，我能一口就把這碗酒“逮”掉！他說：你信不信，我喝完三斤酒，可以在雪地里“拉”一覺瞌睡！他說，你信不信，只要有酒喝，我能陪你們“閃”三天三夜的山歌……我不敢不信，我見識過他們的豪爽，他們只要有酒，就會忘乎所以，把一片病怏怏的禾苗“甩”在山坡上。赤水河的某條支流從以勒“龍家水井”冒出來，甘洌得像大酒量男人“咕咚”一聲吞下去的燒酒；赤水河的某條支流從木桶溝的一塊大石頭底下沁出來，流經苗寨河溝頭，清涼得像黃昏來臨之前的天空。河溝頭的苗族人，每年都要去一個叫“大羊嘴”的地方過花山節。農歷正月，正值農閑，花場早已設好，高高的花桿頂著鮮艷的紙花，彩旗在風中招搖，牛皮鼓就架在場子邊上，靜默著，等待著一場急風驟雨般的錘擊。除夕夜一過，正月初一，山路上，苗家的咪哆（小伙子）、咪彩（姑娘）唱著山歌，從各個角落匯聚到花場上來。咪多們肩扛蘆笙，褲包里裝著心愛的調簫；咪彩們穿的是自己親手繡的花衣衫和親手點染的蠟花百褶裙。我曾認為，如此閑得讓人心癢癢的節日，純屬日子里多余出來的虛度。只要你認為自己已經長大，就可以到花場里去，用唱山歌的方式贏得綻放在欲望里的另一半肉身。十五歲那年，我和河溝頭的熊國金他們一起去大羊嘴，與咪彩們對歌，唱了半天，沒有了，就用古詩里的句子唱。把知曉的古詩唱了一遍，又唱第二遍，唱得喉嚨發啞，不得不收拾細軟滾回廟坎去。

在小米多，彝人張朝書是村里的炊事員。吃飯時，我問他能不能為我們唱一首山歌。他說，好久不唱了，記不得了。我們正有意作罷，他卻唱了起來：

久不唱歌忘記歌，

久不打漁忘記河。

久不提筆忘記字，

久不貪花臉皮薄。

一條河在我身邊轉來轉去，它的水草、河石都如河水那般清澈，它的濤聲、蛙鳴都如夢境那般迷人，在它澎湃著一路向東的光陰中，兩岸的人間演繹著無數活著與死去的場景。我曾和我的堂叔去花郎鄉的香壩河邊做一場法事，超度一個與我扯得上親戚關系的亡者。我打鐃鈸、敲鑼、擊鼓、吹螺號，從正壇到耍壇，從“祭奠”到“辭靈”，從“破地獄”到“坐焰口”“放河燈”……那時我十六歲，對生死縫隙之間的每一種儀式都無比癡迷，我自信在不久后就會得到“頒執”，成為一個道行高深的“掌壇師”。若干年后，在赤水河源頭銀廠村的一個亡者家中，我認識了來自塘房鎮的大端公郎學智，我才知道，如果要讓某種愛好成為一門營生，必須有窮盡畢生精力去專研甚至獻身的勇氣，想來想去，我確實做不到，也做不好。看郎學智的端公戲，會讓人覺得他塑造的每一個角色都那么精致、準確，會讓人覺得他不再是一個酒肉之身，而是上天派到人世為人們清掃命運的使者。我在河邊行走多年，見過一些生死，聽過一些唱詞，當然有著不同的感受。我曾和同村發小范賢科討論過一場法事的終極意義，做了將近三十年道場的他居然說不上來，只連連說了幾句“老兄你學過這個東西，它是講不清楚的”。

講不清楚的東西太多了，就算唱出來，也未必能唱得清楚。這些年來，一有空閑時光，我就會沿河行走。說來也奇怪，只有當我在河邊看到流水里自己的影子的時候，才會開懷地笑。在一條河的流淌中打探人間聲息，把生活中的每一種流量都計算出來，想一想庸常時日中那些真正來自民間的歲月養分，你會覺得，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體都是一條河，無論奔騰、平靜，無論湍急、溫柔，都是一種走向自然、走向安詳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所需要的，是不止息、不破壞、不妥協。

很累的時候，和人們在酒桌上扯白，說一些自己愿意相信的大話。那些一聽段子就用手掌把耳朵蒙起來卻又故意留出指縫的女人問我：“你會唱山歌嗎？”

“會唱。”

“能唱多少？”

“一麻篩。”

“一麻篩有多少首？”

“你的麻篩有多少個孔，就有多少首。”

“你唱一首吧。”

“算了。”

“為啥？”

“好久不唱了。”

尹馬，1977年生，云南昭通鎮雄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有作品發表于《人民文學》《詩刊》《青年文學》《散文選刊》等雜志。出版詩集《數羊》《我的女媧》等4部，長篇小說《回鄉時代》，中篇小說集《藍波旺》《天坑》，散文集《在鎮雄》。曾獲云南文學獎、滇池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