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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滇池》2023年第6期|姜紫:動物園(節選)
    來源:《滇池》2023年第6期 | 姜紫  2023年07月06日08:24

    1

    宿舍區斜對面是一座小山,山那邊有一座動物園。夜半三更,或者天亮以前,我總能聽見大象的叫聲。那聲音悠長而凄涼,像從另一個時空傳來的汽笛。我不知道汽笛在催促些什么,卻不得不翻個身,朝著睡夢的淺處浮上來一些。幾乎同一時刻,一股溫暖的暗流也猝不及防涌上我的身體,朝那里某個三岔路口匯聚過去,脹成一只鼓鼓囊囊的熱水袋。熱水袋很快就會破裂,我必須在那股濕漉漉的暖意把我淹沒之前醒過來,否則一切將再也無法挽回。而在那些為了蘇醒而苦苦掙扎的時刻,我的腦海里總會有張稀薄而蒼白的面孔一閃而過,像一面標示著投降的旗幟揮舞了一下,就此輕飄飄地宣判我的一敗涂地。

    有一頭大象,可從沒有人相信我。附近曾有過一個動物園,但廢棄已久,里面應該已經沒有動物。報紙上說新的動物園建在城郊的山谷里,面積更大,條件也更好,所有漂亮、可愛、健壯的動物都已搬到新家。那里有全新的游覽模式,動物們可以自由自在地游蕩,游客則必須坐在焊了鐵窗條的觀光車里。當然,經過一些溫和的食草動物時,也會允許他們下車去,向鹿或羊遞出手里的青草,以便在它們湊上來的時候乘機摸摸它們的腦袋,拍下一張有趣的合影,以資留念。報紙上沒有說那些衰老病弱、也不夠好看的動物將如何處理,也許那頭象正是其中的一員。因為身軀過于龐大,處理起來太過麻煩,他們說不定索性將它扔在廢棄的動物園。

    新的和老的動物園我們都沒去過,但四眼很肯定地說,即使確實曾經有那么一頭象,它也一定早被賣給過路的馬戲團了,他們通常都是這樣處理廢棄動物的。城市里到處都是人,四眼說,那么大個東西,要是扔下不管,讓它跑了出來,后果會很嚴重的。

    我們聽著四眼說這些,就像在說我們自己。

    這是我們的最后一個學期,我們是在這里上完大學的最后一屆學生。

    新校區建在離城七十公里的地方,那里號稱將來會建成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進而成為某個衛星新城的核心地帶,但就目前而言,那里還只能算作鳥不拉屎的流放地。流放者中的幾個告訴過我們,新校區四周都是高山,校園建在一條望不到頭的山坡上,教室和宿舍都散發著刺鼻的氣味,路還沒有完全鋪好,四處塵土飛揚,是當地特有的那種暗紅色的土。一下雨,所有人就不得不踮著腳尖,像螞蚱一樣在無數縱橫交錯的暗紅色細流間蹦跳著往教室去。圍墻外面是成片油綠的菜地,據說種的全是蠶豆。

    這一切發生在城市的盡頭之外,某個對我們來說幾乎不存在的地方,并且很快將與我們無關。去了那邊的人似乎有些羨慕我們,但我們不太確定被廢棄與被流放相比,哪個更令人羨慕一些。

    大概是人都走了的緣故,臨近黃昏時校園顯得尤其落寞荒涼,以往招人煩的校園廣播早已停了,食堂里的人稀稀落落,天花板上吊著的電視里無聲地播放著似乎很久以前就已發生過的新聞,火災、洪水、會議、襲擊,畫面沉默地跳動著,令人忐忑。回宿舍的路上,我們總會遠遠看到那個送水工在黃昏里奮力蹬著一輛三輪車穿過校園,在他前方不遠,夕陽掛在鐘樓的尖頂旁,發出一種短暫而反常的明亮。這里的人已經越來越少,我們不知道他要把水運到哪兒去,但每次看到他,我們總會暗自松口氣,這景象代表著某種微弱卻尚未消散的秩序,像是我們的救命稻草。

    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垂頭喪氣。最后剩下的日子已經不多,但我們的問題還有不少,比如我們因為掛過太多科,此時還欠著學分,英語四級也還沒過,投出去的簡歷沒有一點回音,除此之外,我們還沒有女朋友。這樣下去,我們可能拿不到畢業證,也拿不到學位證,我們將不斷接到不知什么辦公室打來的電話,里面會有一個粗魯而冷漠的聲音一次次催交三方協議,以及,我們還很可能以最丟臉的方式離開大學,為接下來的人生新旅程奠定一個完蛋的起點。在不知從何而起的眾口一詞中,最后這件事的嚴重性總是被再三強調。學分可以補,工作可以找,學位證很可能不再跟四級掛鉤,但是那件事,套用一句足球解說員的常用語: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依照慣例,問題最后總會落到我頭上。四眼喜歡像個算卦的江湖騙子那樣,掰著手指頭說,現在最難過的就是路小白了,你們想,他現在要解決那個問題只能去找那個田小年,可是現在出了這種事,他又不能找田小年解決那個問題了,畢竟怪嚇人的,是不是,路小白?

    這種時候我只能扭開臉去看著書桌,桌上放著一本《四級必過詞匯大全》,最后一次考試在六月,要背的第一個單詞是abandon,放棄。

    四眼那些和廢話無異的分析終于停下后,我們會一齊沉默著點上煙,望著對面宿舍樓。只有零星幾個窗口還亮著燈,燈光之外仿佛是廣袤無垠的荒野,有什么東西豎起汗毛蟄伏其中,正等待著把還有光亮的方格一口一口吞下去。

    我們就這樣看著,直到我們中的某一個掐滅煙頭,惡狠狠地說,老子早就說嘛,好端端的一個學校,人都搬走完,肯定要出事,這不是!

    不會有人回答,但作為隔岸觀火的人,我們無疑惶恐又痛快。

    2

    田小年走進來時,教室里照例突然安靜了一下。四年了,大家的習慣一直沒有改,只是這次,安靜持續得比以往長一些,里面大概還多了某種莫可名狀的成分。那件事讓田小年從一個難以理解的怪物,變成了一個多少讓人同情的怪物,更重要的是,她是我們能接觸到的人里,和那件事關聯最緊密的一個。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大家都沉默而嚴肅地看著田小年,仿佛她是一套神秘莫測又至關重要的密碼。

    田小年已經許久沒有出現過,她還是那副樣子,面色蒼白,身材干瘦,駝著背,一對招風耳從披散的黑色長發間戳出來,當你同她那雙大得出奇的眼睛相遇時,你會發現她的目光稀薄而渙散,仿佛即將失明。但她當然總能一眼就捕捉到目標,似乎只是短短一瞬,她已經視若無睹地穿過重疊交織的目光,徑直朝我走過來。她在我面前站定,牢牢盯住我,旁若無人地問,路小白,你旁邊有沒有人?

    我旁邊坐的是肥龍,但他不知什么時候已經起身擠到后排,此刻正自以為是地沖我眨眼睛。我躲開他,也躲開正看著我的其他人。和田小年有關的什么東西像一塊嚼剩的口香糖,已經牢牢地粘了我四年,現在,我似乎還將承擔什么新的不幸。田小年在我旁邊坐下,帶著小學班主任式的關切語氣問我,你工作找得怎么樣了?

    有個面試,一家醫院,我說著,扭開頭去。這時班主任急匆匆地走進教室,班會終于開始了。

    事情發生在寒假結束前,一共發現了三具尸體,都被嚴嚴實實地裹上特大號的黑色塑料袋,塞進宿舍的柜子。那間宿舍是六人間,有六個柜子,同宿舍有一個人提前返校,他的柜子里恰巧沒有塞進尸體,所以他一直沒有察覺異樣,他也一直沒有見到假期留校的兩名舍友。獨自在宿舍住到第三天,他聞到像是墨汁的氣味,又看到底下一排的柜子門縫里滴出來粘稠的液體,于是報了警。

    三個人里最先遇害的一個和兇手都住這間宿舍,另外兩個則分別住在不同的宿舍,其中一個晚上偶然過去想找人聊天,看到熟人不在,要走時,被兇手留了下來。我們明白那種感覺,人都走了,晚上到處靜悄悄的,人就會有些發慌,所以要去串門,找人聊天,說不定兇手一開始也只是想把他留下來聊天呢。

    班會當然不會講得這樣詳細,實際上,案情早在媒體上炒得沸沸揚揚,私下傳的真真假假的消息也早已超過了班會上可以宣布的那些。因為事態嚴峻,所以從明天開始,出入校門必須帶學生證,校徽不管用,外出實習的人必須每天打電話向班主任匯報行蹤,進出宿舍要鎖好門,天黑后不要在外面逗留,最后,不要聽信和傳播流言,以免干擾案件偵破。如果我沒有看錯,說到這里時,班主任朝我旁邊的位置投去意味復雜的一瞥。田小年一動不動地坐著,我覺得空氣短暫地停止了一下。

    班會開完,大家卻不愿散去,他們圍著我們坐下來,迫不及待說起他們真正關心的那些事。我們成了中心,是因為我們是班上僅有的幾個也在假期留校的人。

    有人疑心兇手不止一個,照片上兇器又大又沉,一個人怎么弄得回來,三個人的血加起來也得處理很長時間,單靠自己搞不定的。另一個反駁說又不用把血都放光,遮掩個一兩天不被發現就行了,何況假期里人本來就少。還有人關心我們的安全,提議現在還在學校的人集中起來住,自然無人響應。有人開始規劃逃跑的路線,這里離邊境不算遠,如果方向正確,那么人現在大概率已經在山里了,一定會往那邊跑,因為過去就是金三角,咬咬牙就海闊天空了!說到這個,不少人臉上都流露出某種向往的神情。這是不應該的,出了這樣的事,四周回蕩的卻是隱約的興奮和莫名的快意。可如果你在學校里待過就會知道,事情總是這個樣子。

    田小年在人群圍過來之前就換去窗邊一個位子坐下。在他們討論怎樣在山里躲避毒蛇和瘴氣的時候,她一直面無表情看向窗外,十根手指絞纏在一起,不時扭一下變個花樣。她看上去并不悲傷,只是顯出一種奇特的肅穆。沒有人向她詢問或求證什么,他們只是看向我,壓著嗓子問,聽說她和他們一起打過牌?

    我見過那個因為偶然串門而遇害的男生,在真假難辨的傳言里,他的后腦勺碎得最厲害,就像煮雞蛋的殼被敲碎的樣子,有人這樣形容。我不愛吃雞蛋,也不愿去想象它被敲碎的殼。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見到他時還是冬天,天黑得很早,在我前面不遠處,情人坡,他和田小年并肩走著。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個寬而扁的梯形,從背后看過去,讓人想到青蛙。他的形狀注定了田小年無法和他挨得很近,起碼不會像情侶那樣近。

    不是,我說。我知道他們要問的不是打牌的事。

    他們齊刷刷看著我。你認識他?有人低聲問,同時暗自朝田小年的方向瞥了一眼。

    我說,那個人不是她男朋友。

    似乎有人在笑,但沒有笑聲,有人又問,你怎么知道?

    我忽然感到惱怒,聲音也陡然大了起來。我就是知道,愛信不信,我說。

    我一向灰頭土臉慣了,現在這樣,似乎讓大家很掃興。短暫的沉默后,有人小聲嘟噥了一句,她自己都報名去了。

    聽說可以留校,另一個人小聲補充道。

    我有些吃驚,忙看向田小年,她也正看著我。她從窗邊站起身,朝我走過來,說,路小白,你要去面試的是哪家醫院?我可以陪你去。

    不用,我說。但她已經轉身走了,不知道有沒有聽見。我盯著她的脊背,她看上去似乎并不在意剛才的事。

    人都走了之后,四眼坐在課桌上,憂心忡忡地看著我,鄭重地說,路小白,你一定要當心田小年,你看,你們的名字都是對仗的。

    是啊,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肥龍在一旁幫腔。

    3

    在一切的開端,我們站在一扇半掩的門邊,天還亮著,里面沒開燈,什么都看不清,只有音箱刺刺拉拉的雜音不斷傳來,其間夾雜了“喂喂”的試探。我們等了一會兒,又走回去看旁邊的招貼欄,那張巨大的黃紙上畫了一個鮮血淋漓的“舞”字,收筆的一豎故意畫得像條腿,膝蓋以上飛著半截裙擺,末端高跟鞋鞋尖點地,引人遐想。

    我估摸著女生應該晚來的,那樣才有……肥龍想了想,終于找到那個詞,譜兒。

    話音剛落,音響炸了幾個雜音出來,隨后傳出一個悠揚的女聲,但原本舒緩的歌聲中被生硬地加進去了標示節奏的鼓點,讓那首歌變成了另外一個版本。

    好人,一生平安?肥龍遲疑著說。

    音樂忽然中斷,門全部打開,有幾個看上去很老練的男生走出來,居高臨下地看著我們說,你們來了怎么不進來,還愣在那兒干嘛?

    就是他們,昨天在宿舍樓門口像傳銷團伙一樣向我們不停重復:二食堂吃完飯出門左手邊活動中心,門口有海報。

    那就走吧,肥龍卷著袖子走進去,我們忙跟上去。

    地方不大,空氣里有很重的霉味。一個人從我們身后竄出來,對著墻上一排電閘折騰一番,“啪”地一聲,一排刺眼的小燈在我們頭頂齊刷刷亮起。我們發現自己被籠罩在不斷翻滾起伏的灰塵里,天花板正中掛著一只灰撲撲的燈球,靠墻擺著一圈簡陋的折疊椅,每一只上面都積著厚厚的灰塵。

    剛才門口的幾個人沖進來,連珠炮一樣對我們說,歡迎你們來到K大,我們是舞協的。他們說得太快,冷不丁被灰塵嗆到,此起彼伏地咳了幾聲。肥龍問,太極拳,還是雙節棍?一個人緩過氣來之后解釋,是舞蹈的舞,交誼舞。另一個人問,你們是哪個學院的?

    文學院,肥龍面帶狐疑地嘟噥了一句。

    中文班,四眼補充道。沒必要告訴它們這個,但那時我們還是新生,不知道這樣很傻。

    哦,他們說,看上去都有些興奮,似乎陷阱旁的貓終于等到了耗子。一個男生說自己雖然不是文學院的,但在校報上發表過不少文章,所以我們一定聽過他的筆名……

    這時舞廳的門忽然被推開,我們一齊扭臉去看新來的人。天色已經暗了下來,除了我們,只有一個人來參加這個傳說中可以結識老鄉和女生的迎新舞會。

    走進來的人很瘦,有點駝背,穿著一條分不清是黃還是白的裙子,披散的長發稀疏又黯淡,臉色蒼白,睜著一雙大得出奇的眼睛,略帶神經質地看向我們。此外,她還長了一對尖尖的招風耳,讓人想到電影里的精靈,或者鬼怪。

    是她,那張表格的最后一個,田小年。

    你們在這兒干嘛?她認出了我們。

    我扭過臉去,問那幾個男生,迎新舞會到底幾點?

    他們臉上泛起尷尬的笑,不等他們開口,田小年已經接著說,迎新晚會不是已經開始了嗎?好多人都去了。

    是舞會,進大學你們要先掃舞盲,一個男生有些慌張地說,不然很丟臉的。

    哦,田小年把我們挨個兒看了一遍,似乎明白過來,她又慢悠悠地說,那邊也挺丟臉,幾十個人穿著白襯衫牛仔褲在那里唱什么“吹動少年的心”,跟耍猴兒似的。

    聽她這么說,我們多少有點欣慰,這幾天來,我們找了各種借口不去參加合唱排練,此刻終于避免淪為猴子。

    舞協男生里的一個搖搖頭,臉脹紅了一些,結巴著說,也,也不能這么說,進到大學來,就是要積極,這個,參加活動嘛,學知識還要學做人。

    田小年不置可否,走過去關上門,同時被關在外面的還有一些隱約回蕩的歌聲,以及同樣影影綽綽的月光。歌聲有些跑調,聽不清是不是“吹動少年的心”。

    那么你們學得怎么樣了?她轉回身,拍拍手上的灰,在燈光下盯著我們。

    音響并沒有完全弄好,雜音依然斷斷續續,一個男生用眼神示意另一個扮演女伴,二人隨即踩上鼓點,在舞池中煞有介事地上演起一種我至今不明所以的舞步。邁步,后退,轉身,甚至還有幾個滑步和下腰,他們不時向我們飛來幾個炫耀的眼神。那副模樣比耍猴好不到哪里去,但肥龍和四眼看了看我,還是下定決心隆重又稀松地搭上對方,摸索著溜進舞池。剩下的幾個男生也成雙作對,在舞池里轉起圈來。

    現在只剩下兩個人,田小年似乎松了口氣,把隨身挎的布包往我身旁的椅背上一掛,然后一屁股坐了下來,好像完全沒發現那上面厚厚的灰塵。不遠處的肥龍和四眼跳得奇形怪狀,不時朝我們這邊瞟一眼。我咬咬牙,也坐了下來。

    她從身上不知什么地方摸出兩根煙,遞給我一根,卻不忙著點火。煙卷是棕色的,又粗又短,她把它夾在指間轉來轉去,就像中學時在課堂上無數次被老師打斷的轉筆那樣。現在不會再有人打斷我轉筆,但我依舊時常陷入與從前別無二致的茫然。

    你會跳舞嗎?我問她。

    她搖搖頭,說,這樣式的,恐怕不行。

    那你會跳什么樣式的?我又問。

    她摸了一下頭發,轉過臉去看著肥龍,嘴里說,都不會。

    哦,我說。這是我能想到的全部話題。

    她轉回臉來,看著我,鄭重地說,那是我媽,不是我,精神病不遺傳的。

    軍訓回來之后,一部分人被叫去談過話,都是在統一摸排中篩出來有情況的。我是單親家庭,問題不大,所以只是例行說幾句后在一張表格上簽字了事。表格最后一行的名字是加粗的,后面填談話記錄的地方直接打了叉,那是重點關注對象,應該會有很長的談話,需要另行記錄。簽字的地方空著,只剩下她,情況最復雜的那個,按表格上的說法是:學習班。

    這是那幾年心照不宣的說法。參加過某種類似于傳銷的非法組織的人,為了讓他們清醒過來,不再犯錯,會把他們送到某個地方去,集中起來教育改造,什么時候改好了什么時候放回來。也有的管這個叫治病,治的自然是精神病。

    田小年大概已經被談過話,在那張表格上見過我的簽字,也知道我見過她的名字。其實她沒有必要向我解釋什么,談話的事幾乎已經人盡皆知,大家自然也知道學習班意味著什么,這一切并不會因為我這個模棱兩可的同病相憐者有所改變。

    我知道,我說。這時音樂停了,沒有人能夠像舞場禮儀規定的那樣在一曲終了時將舞伴送回座位,這大概是因為舞伴里沒有女的。

    下一支曲子響起來,是《昨夜星辰》,一首很老的歌。這時田小年從掛在椅背上的布包里掏出個東西,你知道這里有大象么?她說著,把一只耳機遞到我面前。

    那是一只我夢寐以求的隨身聽,愛華牌,銀灰色外殼,耳機線上竟然帶了一個小巧精美的遙控盤,看得出不便宜。

    什么?我問。我接過另一只耳機塞上,這樣我就不得不和她靠得近一些。

    大象,你聽見過大象叫嗎?她說著,在遙控盤上摁了一下,然后塞上手里那只耳機。

    “咔嗒”一聲后,我聽到一個男孩兒在耳邊唱了起來:

    是的我看見到處是陽光,快樂在城市上空飄揚

    新世界來得像夢一樣,讓我暖洋洋……

    舞池里的音樂似乎停了下來,我看到肥龍在不遠處指著我和田小年在說些什么。在“昨夜星辰”的伴奏里,耳機里那個男孩兒似乎下定了決心——我要把自己打掃,把破舊的全部賣掉。

    他們朝這邊走過來,我摘下耳機,聽見四眼說,我們要回去了。他的手還虛搭在肥龍肩上,語氣里有一點嫌惡。

    兩首曲子過去,沒人能跟上那套舞步,也沒有什么女生或老鄉加入,椅子上有很厚的灰,他們不會坐下來,我覺得所有人都已經開始厭煩。

    人沒來齊,而且你們還沒有學會,一個舞協男生急促地說。他看向我和田小年,似乎發現了救命稻草。比如這兩個,都還沒有試一下,他說著,向田小年伸出手去,我可以邀請……

    田小年把手里的煙塞回身上不知道什么地方,站起身,拎起她的布包,把隨身聽裝進去,抬頭說,下次吧,12月31號晚上八點半,鐵路邊上,你們來嗎?

    那男生說,露天的嗎?沒聽說有這個計劃啊,難道是別的部門搞的?

    田小年的目光挨個兒掃過我們的臉,說,你們都來,可以么?她又看著我,說,新世紀要開始了,而且在那里可以聽到大象的叫聲。

    我們條件反射地點點頭,不知是因為新世紀還是因為大象。她滿意地轉身,又很快轉回來,問剛才接話的那個男生,我們都是一個班的,那你呢,叫什么,哪個班的?

    男生喜出望外地說,我嘛,他們一般都習慣叫我的筆名……

    他又說了一遍,但或許是音響里那首曲子也正演奏到最高潮,所以我還是無法確定他剛剛說出的那個詞究竟是改錐、螺絲刀,還是錘子。我最先排除的是最后一個選項,在四眼的家鄉話里,那個詞是罵人的。這樣一來,那個理當耳熟能詳的筆名到底是三個字還是兩個字,就成為一個永恒的謎。

    4

    也許是1999年12月31日的世界末日預言太深入人心,以至于大家迫不及待、也是順理成章將終結的下一刻視為新的開端。但新世紀要按新的算法,真正的新世紀應該從2001年1月1號零點算起,我們是在2000年快過去時才知道的。

    至于為什么是從2001年開始,四眼胸有成竹地表示自己在網吧早聽說了,叫作“千年蟲”的東西已經被成功消滅,所以新千年就可以到來了。有蟲的話人家網吧首先不會允許噻,人家還要開通宵場的嘛,他說。

    無論如何,世界末日是一樁令人失望的未遂計劃,延遲了一年降臨的新世界大概率也不怎么會像夢一樣讓人暖洋洋。但我們還是如約去了鐵路邊,那是這里為數不多的我們已經熟悉的地方。

    鐵道的路面比兩旁的人行道要矮一些,我們喜歡天黑之后再來,跳下去坐在鐵軌外的石子上。我們身后總是很熱鬧,砂鍋店、串串香、包子鋪、奶茶店、租書店什么的生意都不錯,不過它們在高處,影響不到我們。我們面朝一道灰色的圍墻,從里面伸出來一截大煙囪,里面不時飄出沉甸甸甜膩膩的氣味,那是經過烘烤的煙葉。我們就像幾個無可救藥的癮君子,混和著夜風貪婪地把它們都吸進去。

    但是在2000年12月31日晚上,約定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很久,我們一直等到風里的煙味都散盡,不論田小年還是大象都沒出現。

    上次掃舞盲失敗之后,我們就沒再見過田小年。她很少來上課,也很少出現在校園里,聽說她被通報了幾次夜不歸宿后,就索性在外面租了房子。雖然有些不像話,但也沒什么好在意的,“學習班”已經足以解釋一切,況且這里是大學,所有人都很忙。

    這譜會不會擺得有點大了,肥龍朝遠處張望著,嘴里嘀咕道。

    會不會根本就沒有這回事,從一開始就是做了個夢?四眼問。

    我撿起地上一顆石子,用力朝鐵軌扔過去,“當”地一聲脆響,四眼應聲倒下。

    誰要和你做同一個夢,我說。

    四眼捂著額頭從地上坐起來,抱怨說,路小白,你有沒有稍微,啊,注意一點,老子瞎了啷個整!

    你少在這里演,肥龍打落他捂在額頭上的手。

    嘿嘿,像吧?四眼訕笑著說。

    我們一齊搖頭,剛要說什么,有人在對面那道灰色圍墻下沖我們招手。是田小年,她穿了一條毛線的連衣裙,依舊難以分辨顏色,連衣裙的上半身開了雞心形的領口,她卻沒有圍圍巾,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緣故,她的聲音聽起來有些顫抖,再被呼呼的夜風一吹,就有些氣若游絲的感覺。

    你們來了多久了?她問。

    不是你約我們來的么,四眼說,八點半。

    田小年挽著一個高個子的男人,那人的平頭顯然剛剃了不久,迷彩服歪歪扭扭裹在身上,領口的扣子隨意敞開著,腳上是一雙短靴,和衣服相反,鞋帶系得一絲不茍。他的手插在褲兜里,被田小年挽著的那只胳膊上,袖口胡亂卷起來幾圈,露出一截黑乎乎的圖案。我幾乎可以斷定那是畫上去的,我知道他們不允許紋身。

    她也找了教官,肥龍說。或許是意識到軍訓早已結束,他又換了個詞,大兵。

    對不起啊,都怪……田小年在風里聲嘶力竭地喊著,但她的聲音很快被吞掉了大半,遠處隱隱傳來一陣汽笛聲。我們早已熟悉了它,一天之中唯一一列從這條幾近廢棄的鐵道駛過的火車,車廂是露天的,總是堆著些砂石、泥土之類看上去一文不值的東西,以慢得不可思議的速度一節節依次從我們眼前爬過,像一樁漫不經心的意外。這意味著我們要等上好一陣,等到火車終于消失后,才能重新和田小年喊話。

    對不起,我們來晚了,田小年再次試圖解釋,因為他……

    但沒有人想聽她解釋,我把手里另一塊石子向鐵軌上砸過去,和方才大同小異的“當”的一聲,在黑夜里飄蕩出去老遠。你們,過來吧,我喊道,趁火車來之前。

    田小年看了看身邊的男人,走到人行道邊,往下看了看,又朝鐵道兩端各張望了一番。

    沒事的,肥龍說,還早著呢,那趟車很慢的。

    我們看著田小年跳下鐵道,朝我們走過來。我們從不想開什么舞會,與她道別之后我們將沿著鐵軌走回去,說不定還能追上那趟火車的屁股。鐵軌通向宿舍區的方向,我們在路面下方走,尾隨一列像假的一樣的慢火車,我們喜歡這樣。

    鐵軌早已被磨得過于光滑,田小年踉蹌著走在上面,打了幾個滑,我們正猶豫著是否要伸手扶她,忽然,她的身后一道雪亮的光柱刺破黑暗,轟隆隆的聲響連綿不絕從我胸口滾過,一列火車咆哮著像是從幽深的黑洞里鉆出,噴著粗壯的熱氣,張牙舞爪地撲向我們。

    這是一列我們從未見過的火車,列車上亮著無數個方形的小窗口,里面貼著無數剪影一般形態各異的人形,就像一股裹挾著泥沙的洪流,從我們眼前席卷而過。大片的風拍在我的臉上,里頭卷著一股腥熱的氣味,像是某種野獸的氣息。我在風里屏住呼吸,不遠處有幾縷頭發高高飄起,晃晃悠悠蕩在夜空中,像是某個無法企及的夢境。但就連這一絲夢境,轉瞬間也被那股洪流舔舐得干干凈凈,好像在最后的最后,這個走到盡頭的世紀,絲毫不準備給我們留下點什么。

    風慢下來之后,我緩過呼吸,慘白的路燈下,四眼抖抖索索從石子路基上爬起來,肥龍站得筆直,后背緊緊繃著,好像貼著一堵堅硬的墻壁。他的手掐著我的胳膊,正不停地顫抖,我意識到自己正以和他同樣的姿勢站立著。

    似乎是在火車過去之后很長時間,我們才想起田小年。

    怎么樣?肥龍最先問,他的聲音和手顫抖的頻率大抵一致。

    沒事,田小年鎮靜得讓人害怕的聲音傳過來。她還在,沒有被碾成四濺的碎片,也沒有在風暴中化為烏有。黯淡的路燈光里,她趴在鐵軌間的枕木上,微微抬頭看向我們,甚至還含含糊糊地沖我笑了一下。

    這條路每天只過一趟,那個,拉貨的,是慢車,我發誓,肥龍木然說。

    田小年慢慢爬起來,拍著毛線裙子上的土,沖我們高聲說,你們大概沒聽清吧,剛才火車的聲音太大,把大象的叫聲蓋過去了。

    你怕是扯鬼哦,四眼忽然嚷起來,似乎只有這樣才能抵消我們的倉惶與狼狽。

    田小年微微笑了笑,說,你們嚇得不輕吧,但是真的有大象,我聽見過的,就是不知道今天怎么會有趟火車,搞不好是開錯了。

    四眼驟然綻放出一個慌張的笑容,像是潦草地原諒了剛才的一切,他結巴著說,隨,隨便了,不過你膽,膽子好大哦,剛才火車是不是就在你上面幾公分?我過去只在報紙上看過這種事。

    我們都笑起來,也忽然想起,新世紀好像已經到來了,在我們絲毫顧不上它的時候,并且一來就是一千年。

    在我們的笑里,對面的大兵突然吼了一聲,神經病啊!不等我們有所回應,他已經轉過身,朝著來時的方向跑了。

    大兵也嚇壞了,肥龍說。他的手已經不再抓著我的胳膊,我也就無從知曉他是否還在顫抖。

    他說不定是對的,四眼說,聽說神經病有時候會遺傳。

    田小年朝大兵離開的方向看了看,很快轉回頭對我們笑著說,不理他,今天吵了一架。她看了一圈,問,還有幾個呢?

    不知道,肥龍回答,后來再沒見過。

    那還是掃不成舞盲啊。田小年說。

    理他們呢,傻不拉幾的。四眼說。我覺得這話里也包括我們,我同意他說的。

    田小年聳了聳肩,長出一口氣,像是放下心來,又像是有些無奈。也好,她說,不過總得有點音樂,你們會唱歌嗎?不等我們回答,她已經自顧自哼了起來,某支我從沒聽過的曲子,但我能聽出她哼得跑了調,她的情緒大概還沒平息。我們都情不自禁跟著唱起歌來,這大概就是劫后余生的心情。

    很快,形形色色的奇怪調子在空曠的夜空回蕩開來,四眼吼的好像是《無地自容》,我哼了幾句《祝福》,肥龍剛唱了句“有過多少往事”就被我們嚴厲禁止,在劫后余生的新世紀,沒有人要聽這個。

    很久以后,我想起那個晚上,始終無法確定是否真的出現過一列錯誤的火車,以及那野獸般散發腥熱的轟鳴里是否真的夾雜著象的叫聲。在剛剛降臨的新世紀里,所有人都迫不及待要變得更酷,正像那個男孩兒唱的:我要把自己打掃,把破舊的全部賣掉。那些破爛過時的東西已經自動成為錯誤,比如一頭被遺棄在動物園的象。

    我現在唯一能夠確定的是,那天晚上,大兵轉身逃跑時曾向我投來的短暫一瞥。那目光里混雜了驚懼與茫然,卻并不是因為火車,我知道他和我看到了同樣的東西。火車駛過后,趴在枕木上的田小年瘦削的脊背明顯地向上拱起,左右兩側的肩胛骨在毛衣下顯出清晰的輪廓,它們像刀刃般薄而鋒利,正向上不停跳動,似乎有溫度、會呼吸,此刻正試圖沖破那層衣服,完全伸展開來。有一個瞬間,我覺得它們即將帶著田小年升到半空中去,就像一只振翅起飛的鳥。

    5

    醫院在城市邊緣一條塵土飛揚的馬路邊,緊挨著一個城中村。我去的時候是上午,可是空氣中已經飄蕩著倦怠和腐爛的氣息。

    院長辦公室在四樓,里面彌漫著一股殺蟲劑的氣味。來參加面試的只有我一個人,我坐在院長的大班臺對面,好讓他把我看清楚,但窗子在我身后,灰白的陽光從木頭窗框里照進來,密密的灰塵在光里不停翻飛,大概只是讓我的面目更加模糊。有十幾只蒼蠅在桌面上聚成一小團黑,很長時間都不動一下,讓人懷疑它們已經死去。

    院長穿一件灰白的大褂,看不出是不是醫生穿的那種,也看不出他的年紀。他操著沿海地區口音,沖著辦公桌上一摞花花綠綠的冊子抬了抬下巴說,宣傳總監主要負責醫療內容的運營和推廣,今后我們集團還要考慮建個網站,中英雙語的,你英語過了四級嗎?

    我已經背下了第一個單詞,abandon,放棄,你看,已經開始了。我并沒有說出口,只是小心翼翼從蒼蠅們旁邊抽出一本冊子,它們絲毫沒有要動的意思。冊子封面上有一行字:××國際婦女健康關懷中心免費贈閱。我翻到目錄,從標題來看,主要是少女未婚先孕遭遇負心男、少婦出軌沉淪欲海意外染病,以及中年女富豪重金求子三個故事。封底印著一些奇形怪狀的據稱是醫療儀器的圖片,儀器們旁邊懸浮著一個身穿白大褂的老太太,正斜著眼兇巴巴地看向桌上的蒼蠅。除了開本變大了一些,冊子和去年沒什么區別。

    那個,我猶豫著開口說,名稱是不是能把“婦女”改成“女性”,這樣針對面會更廣一些。院長眼睛一亮,猛地一拍桌子,蒼蠅們終于不情愿地四散飛開,與此同時,辦公室里某個角落忽然“吱呀”一聲,一個中年女人端著一只焦糊的鍋走出來,嘴里罵罵咧咧說,還不去拿碗,眼里有沒有點事兒?我嚇了一跳,此前并沒有注意到這里面還包含其他房間。院長坐在椅子上沒有動,只是略顯尷尬地看向我。我忽然意識到那女人罵的是我,于是趕緊起身,作勢抬了抬胳膊說,那我不打擾你們吃飯,先走了。院長忙站起來連聲說,別客氣別客氣,留下來一起吃飯嘛。這時那女人已經把鍋放在茶幾上,站在灰塵翻滾的光柱里氣鼓鼓盯著我。我胡亂搖了搖頭,轉身逃出去,仿佛他們準備吃的是我。身后傳來那女人嚴厲的責問,你不是說今天這個肯定能搞定嗎?

    我沿著空蕩蕩的水磨石樓梯跑到一樓,看見田小年百無聊賴地坐在樓梯上。樓道里黑黢黢地,她穿一條辨不清顏色的連衣裙,長頭發垂下來,縮著脖子,駝著背。看見我過來,她仰起臉問我,怎么樣?有一瞬間,我覺得她像一只迷路的女鬼,蒼白、柔弱、茫然、神經質。這時一個佝僂的身影從走廊深處向我們走過來,邊走邊說,姑娘來看病啊,先進去躺好,我洗完飯盒就來給你檢查,哪里不好啊?那身影走近時,我忽然發現她就是剛才那本冊子封底懸浮的斜眼老太太,她手里端的不是飯盒,而是一把碩大無比的剪刀。

    我嚇了一跳,趕緊拉起田小年,喊一聲,快跑。田小年緊緊攥住我的手,我們像一對亡命鴛鴦,朝著走廊盡頭有光的方向拼命奔去。院子里晾在樹叢上的灰白色床單從我們身旁掠過,伴著一陣腥熱的氣息,我感到自己身后仿佛拖著一只風箏,它正笨拙地微微離地,試圖朝上飄起,只是我們奔跑的速度尚不足以戰勝風箏自身的重量,所以它最終沒能飛起來。我們又狂奔了一段路,直到確定危險消除,這才站定,一邊大口喘氣,一邊再也按捺不住地大笑起來。

    為了感謝田小年陪我走這驚險而滑稽的一趟,我決定請她吃串串香。

    小店里的蒼蠅和醫院辦公桌上的仿佛是同一個品種,都懶洋洋地不愿搭理周圍川流不息的人們,仿佛正靜待一切死去,以便讓它們叮上去,聚成一團黑球。我和田小年一起研究了一會兒蒼蠅,漸漸有些尷尬,便都沉默下來。

    我把她拿來的菜全部下進鍋里,隔著蒸騰的熱氣問她,怎么樣,你還好吧?

    他們都死了,我卻活著,田小年突然抬起頭,直勾勾看著我說。

    我心知不妙,想躲開她的眼神,于是拼命扭動僵硬的脖子,又想閉上眼睛,誰知道一使勁卻反而睜開了眼睛。肥龍盤腿坐在他的床上,正伸著腦袋盯著我看。

    我一哆嗦,被子不知道什么時候已經被我踢得干干凈凈,我連忙向下瞄去,什么都沒有,幸好。

    你看什么?我扯過卷成一團的被子蓋在腰上。

    你小子有鬼,肥龍摸著下巴說。

    什么鬼?我擠一下眉頭,終于能扭開臉去。

    你是不是夢見什么了?坐在書桌邊的四眼問。

    那不是夢。面試在上午,我和田小年在醫院對面的城中村吃的串串香,沒有大剪刀,也沒有斜眼老太太,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真的,正是我這樣的人活該遇上的倒霉事。

    你的詩寫好了嗎?肥龍說,不如寫寫你那頭大象。

    幾乎沒有人在最后一個學期還需要上課和應付考試,被抽中畢業論文答辯的人已經在準備PPT了,只有我們這樣的倒霉蛋,還在為以前的掛科還著債。

    在最后一個學期,為了補齊最后兩個學分,我選了一門叫作“文學創作”的課,開課的據稱是一位“激憤派”的著名詩人,當然,也可能是“雞糞派”,我不確定,我從不認識任何一個詩人。我之所以選了這門課,只是因為我估摸著一個詩人也許能約略明白一些,所謂“倒霉蛋”是怎樣一回事。

    其實沒有人會歡迎我們這些人,這里早已受夠了我們,正如我們早已受夠了這里。何況現在情況很麻煩——我們無法去上課和考試,蠶豆地旁的新校區仿佛另一個世界,我們根本無從抵達。

    我按照輾轉問來的號碼把電話撥過去時,那頭詩人的語氣明顯有些反常的興奮,不過是因為另外的事。人到底抓到沒有?有沒有什么有用的線索?你們那邊挺緊張的吧?我早說了嘛,人都搬走了,要出事的!詩人說。我覺得這是個機會,于是趕緊對他強調我的倒霉,以及他所掌握的生殺大權。他似乎對此很是滿意,半推半就地同意接收我,并且許諾我不用去上課和考試。我是很開明的,他自豪地宣稱。

    但是,我需要交一首詩。他強調不準寫打油詩,末了,又意猶未盡地說了一句:可憐的孩子啊!我不知道他說的是我,還是那三個被害人,抑或是兇手。

    一天的最后一次鈴聲響了起來,九點半,晚上最后一節課下課。這里的教室已經沒什么人上課,但鈴聲永遠準時響起。這反倒讓我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真實感,好像一覺醒來,我們被永久地拋出了某種運轉不息的秩序之外。

    我坐直身子,扔開團在腰上的被子,試圖從一團混沌里一點點把發生過的事剔出來。

    在串串香店,田小年把一條青菜挑到碗里,輕輕戳著,嘴里說,謝謝你。

    對不起,我說,我沒料到是這么個鬼地方。

    那天開完班會,你說的那幾句話我都聽到了,她說。

    這么說,她一定也聽到了其他的。

    我說的是真的嗎?我問。

    她看著我,不點頭也不搖頭。

    幾個受害者家屬都提出了賠償要求,但學校不想在破案之前談價錢,就得先想其他辦法安撫他們。他們想打感情牌,派幾個跟受害人生前認識的學生充作志愿者去參與接待工作,但找了一圈,只有田小年愿意去。

    田小年應一個家屬的要求講過一點她知道的死者生前的事情,這違反了學校事先給志愿者的規定。其實沒什么可講的,她說,不過是學校里那些千篇一律的事。可是他們還是暫時忘記了哀痛與憤怒,一個個聽得津津有味,還不時插嘴問上她幾句。看得出來,他們和自己的孩子之間幾乎像陌生人一樣。賓館里還有不少家屬們找來一道辦這事的人,那些人什么都不聽,只是一直在旁邊吆喝著什么,直到所有人恢復憤怒,一道吵嚷著讓她去把洋樓里辦公的那幫人叫來。

    有一件事她沒有對他們提起。他們經常一起打牌,輸了在腦門上貼紙條。有一次,其中一個人一直輸,腦門上和臉上都貼滿了長長的紙條,沒地方貼就貼到眼皮上去。他很老實的樣子,一直沒說什么,但是他很快又輸了,看起來就有些不高興,吞吞吐吐地說幾個人串通好耍賴。另一個人就哼了一聲,很不屑地把手里的牌摔在桌上,說,小氣樣兒,玩不起就別玩。他就趕忙站起來道歉,還在下嘴唇上新貼了一張紙條,引得大家發笑才作罷。

    那次我看見他們幾個互相使眼色了,我看見有人袖子里藏著一張牌,我都看見了,田小年說,我就在那里,他們都死了,我卻活著。

    你覺得他為什么要這么做?我問。這是我一直想問的問題。

    她聳聳肩,扭開頭去看柜臺前搶著付賬的一伙人。

    我猜他大概很不耐煩。她說。

    為什么?我又問,對什么不耐煩?

    不知道,她說完,轉回頭,沖我溫柔地笑了笑,說,路小白,不論如何,你知道他們說的那件事我幫不了你。

    他們知道個屁,我也笑起來,說,那件事我早解決掉了。

    要不是那個叫巴蒂斯圖塔的家伙。

    ……

    全文見《滇池》2023年第6期

    姜紫,教師,現居昆明。小說見于《滇池》《小鳥文學》《特區文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