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童詩的藝術德性和審美倫理
高建剛老師是著名詩人、小說家，是青島文學界的領軍人物，但是當讀到他的這本由長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童詩集《小溪流名家童詩坊·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時，還是大吃了一驚，更新了對他詩歌創作的印象。
幾年前，他在 《弦外之音——詩歌札記》說過一段話：“一個人的生命如果按年齡計算，假設1歲是1塊錢，按平均年齡計算，每個人手里只有85塊錢，我已經花去53塊了，現在我手里還有32塊，而且通脹得厲害，干不了別的，很快就會花完，只能用來干好一件事——寫詩。打這個比喻，是為了提醒自己余年所剩無幾，僅有詩歌才是自己的正途。”由此可見，《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出版是情理中的事。
毫無疑問，《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是一部精心之作，是一部真正詩人寫的童詩。翻開這本書，第一印象就是詩集中的每一首詩，都像一串珍珠，晶瑩透明，閃閃發光。它無論是對高建剛個人創作，還是對當代童詩的發展，都有重要意義。
第一，對高建剛個人創作譜系而言，《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是一個很大的拓展，這個拓展不光表現為審美主體由成人拓展到兒童，更重要的是這種拓展的后面，充滿了高度的文化意味和文化自覺。
法國作家捷妮雅·布里薩克指出：“孩子不是一個主題，而是作家觀察世界的一種視角與方式。”兒童，既是審美對象和審美主體，同時也是一個敘述策略和文化選擇。“五四”時期周作人“兒童本位”的提出，在理論上賦予了兒童與成人同等的地位，以兒童的視角去體驗、觀察世界，呈現出的意義與成人世界是完全不同的，這正是兒童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所在。《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體現了詩人高建剛一種內在的自覺的審美選擇。
第二，《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對童詩發展做出了某種方向性的思考和探索。單就主題而言，它既有成長、自然、愛等童詩的普泛性主題，更表現了生命、世界、宇宙等超越性主題，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童詩的藝術表現視域，豐富了童詩的審美內涵，升華了當代童詩的審美趣味和審美境界，推動了當代童詩的現代性進程。
《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有助于重新確立童詩的審美本體性問題。傳統童詩主要強調真善美，側重真與善，更加重視教育和訓誡功能。但是在該書中，高建剛更加重視童詩的純粹性和審美本體性，貫穿在整部詩集中的一個創作理念是——首先是詩，然后才是童詩。
《我的秋天是蟋蟀做的》有助于升華當代童詩的審美品格。例如，一般童詩把童趣作為童詩創作的主要追求，往往過于局限于童趣，但是該書突破了這一局限，與童趣相比，著力表現了自然之趣、生命之趣；再如，《墻上的手影》《家》《路》都具有超出一般童詩的深刻性，甚至哲理性，其中體現的生命之趣、智慧之光、知性之美，極大地深化了童詩的審美意蘊；另外，《世界上都是好人》《我從宇宙回來》《世界是石頭生的》《用一塊臟布把噩夢包起來》等，表現出強烈的世界意識、宇宙意識，極大突破了傳統童詩的藝術格局，具有鮮明的現代審美品格。
第三，該書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在一個信息化時代，也就是信息、知識幾乎壓倒審美的時代，如何重建兒童詩歌的藝術德性問題，這是貫穿該部詩集的一個內在理論自覺。高建剛不僅站在一個全新的兒童角度，建構了一個充滿獨特審美張力的藝術世界，更重要的是他在這部詩集中體現出來的自覺理論探索。
他在這部詩集中力圖重建童詩的體驗美學。法國哲學家克里斯蒂娃提出了詩歌的“非表達的總體性”概念，我覺得這一概念最適合兒童詩歌。這與兒童的思維方式有關。瑞士兒童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兒童思維上主客不分，“未經分化”，決定了童詩本質是一種感性的體驗美學。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曾說，意識越高，有意識的生命就越被排斥在世界之外，也就是說，在一定意義上，詩歌與意識、理性這類概念是有沖突的。或許在一定程度上，詩歌先于文字和語言。而兒童的語言，既是符號，也是體驗，這就破除了所指和能指之間的固定聯系。童詩的根本特質則在于“兒童性”，一個重要的表征是語言，回到語言的“元”語言，不是概念性、工具性語言，童詩拒絕技術性表達，因為兒童對世界的感受是超語言的。兒童體驗和兒童詩歌中有種不可理解性，構成了童詩的“神性”。
高建剛力圖重新思考和探索現代童詩的藝術德性。我認為他已經非常出色地達成了其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