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艷庭：張老師您好，咱們非常熟悉了。我在山東師大讀博時就一直聽您的課，不僅聽您給我們開的課，還去蹭您給其他同學開的課。我對您的研究，不管是論文還是專著，也都有很多的閱讀，讓我受益匪淺。雖然在讀博時我們也有很多交流，但還是希望能跟您進行一個更深入的全面的對話。現在終于有了這樣一個機會。那么，我們首先從您的博士論文談起吧。您的著作《想象農民》（后擴展為《鄉土中國現代性的文學想象》）是基于您的博士論文發展而來的，該書從史料中梳理出諸多作家的“農民觀”，進而梳理由這些認知建構起的農民形象，為中國現代鄉土小說研究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因為認知是進行文學實踐與審美表達的第一步，諸多農民形象并非農民原本的模樣，而是在作家獨特認知下建構而出的形象譜系。您在書中對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農民形象進行了一番福柯式的知識考古，探究了形象背后的思想認知與審美表達特征。您是怎樣想到以此作為研究的切入點與路徑的？以此作為博士論文選題與您的個人經歷有沒有關系？

張麗軍：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我們到底要做一個什么樣的博士論文選題呢？更有意義和價值的還是更有興趣的？當時我也是思來想去。在搜尋資料過程中我發現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高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鄉土成了被大家遺忘的一個世界。進入二十一新世紀以后，鄉土文學書寫的數量包括研究的數量，都在大量的減少。我想作為一個從土地中走出來的研究者，在這樣一個城市化過程中，對中國的鄉村、大地上的農民以及農業，包括鄉土文學應該有更多的關注。這不僅意味著要有常規的思考，對它的問題更要有一些新的呈現，包括對新的狀態、新的現實都應該關注，并找到新的研究路徑。這才是一個研究者的活力和生命所在，也是其意義所在。所以后來我跟我的導師和朋友們商量，確定了自己的選題，其中有著我對農民的想象和思考。開題的時候我做的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農民想象和農民形象的建構”。我的導師逄增玉先生就說這個題目太大了，你還是攔腰斬斷先做一半吧，做現代文學的，以后有機會可以繼續再往下做。我聽從老師的建議去做了“中國現代文學對中國農民的想象和建構”這個選題。這個選題其實也體現了我自己的一個研究路徑：從自己的成長經驗、自己的內心情感關懷出發來做學術。所以我個人一直認為一個人的學術發展，必須建立在興趣和生命情感之上。這樣學術研究才是可以持續的，同時也是快樂的、愉悅的、有長期做下去的價值。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而事實上一個人的生命情感，本身就是具有終極性意義的。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學術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

張艷庭：從您的博士論文開始，中國當代鄉土文學就是您研究的重要領域。在這個領域，您發表了相當數量的論文，這一方面可以理解為在一個研究領域內的深耕，另一方面是否也可以理解為您對中國鄉土小說的情有獨鐘？

張麗軍：這是因為鄉土文學的研究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基點。我在博士論文的研究中發現了很多新的東西。博士論文無法把它們都包括其中，后來就形成很多生長點。后面我的研究是根據這種變化和興趣點，還有時代的發展在不斷地拓展。我二〇〇六年到了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工作，研究重點從現代文學中的農民形象過渡到了當代文學中的農民形象。我有意識地將這個研究延續下去，不斷進行新的拓展。一方面是接續之前的研究，另一方面還是因為這個問題在當代有新的呈現，需要我們進一步地關注。同時我所在的山東師大現當代文學這個學科有很強的當代文學的傳統，當時學科帶頭人吳義勤老師的當代文學研究就在學界有很大影響。山東師大的當代文學研究在山東乃至全國都是一個重鎮。我自己一直想對博士論文的研究進一步推進，于是就從魯迅小說中的農民形象到趙樹理、沈從文小說中的農民形象一直思考到當代文學中，比如《創業史》、賈平凹小說中的農民形象，還有山東的張煒、莫言、劉玉堂、趙德發等作家，他們也書寫下了諸多典型的農民形象，構成了當代文學中的一個重要傳承。所以我對這個主題一直保持著濃郁的興趣，是和個人的生命體驗有內在關聯。

張艷庭：您在《山深流清泉 嶺高昂白頭——論當代文學史域下的高曉聲》中，認同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中對鄉土文化的分析，并認為鄉村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性文化，是中華文化之根。您在《現代化與當代中國文學發展之反思》等文章中，也指出二十世紀以來，發生了從鄉土中國到現代中國轉型的巨大變動。您如何看待當代中國鄉村場域之中，傳統鄉土文化與現代性文化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在這個巨大的轉型之中，又該如何對傳統文化中的思想范式和理論資源進行發掘，運用到文學實踐和社會實踐中？

張麗軍：二十世紀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到今天鄉村的變化尤其巨大。在中國作家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工業文明的巨大轉變中作家的發現。像高曉聲這樣的作家，他之所以能夠成名，之所以能夠寫出經典性作品來，就是因為他抓住了這個歷史轉變的瞬間，一個瞬間之中中國農民的變化。所以要把它稱為“一瞬間的歷史”。通過他的文學書寫，把這一瞬間的歷史定格化而且經典化。我們說一個短篇小說作品就歷史一個瞬間的容納，那個時間很短，但是他恰恰呈現了這一瞬間質的突破，所以他的意義和價值很大。我們對傳統文化的這種思考和挖掘，仍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我做得尚且不夠，但我愿意繼續多想繼續嘗試。

張艷庭：您去年獲批了二〇二一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以“百年中國鄉土文學與農村建設運動關系”為研究對象。從早期的農民形象研究，到鄉村建設運動等更注重從社會學層面來研究的變化，是否可以認為您的中國鄉土文學研究由內部研究向外部研究的轉向？這種轉向的思路是怎樣形成的？

張麗軍：謝謝你對我二〇二一年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關注。這個課題是以“百年中國鄉土文學與農村建設運動的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我想我們要關注鄉土問題、農民問題、農村問題。文學不是一個獨立王國或者是一個封閉王國，總是和時代、社會、人們的生存狀態、心靈是結合在一起的，這是文學的生命活力。所以我想我們對文學以及鄉村文學的關注，對農民境遇的關注，是在一個百年中國文學的譜系之中。五四文學就是對人的現代化，也包括對中國農民的現代化，對人的主體性的探尋和思考。它們是無法分開的，這就需要跨學科的融合。在這個語境之下，文學存在一個和外部交融、跨學科的交叉的問題。這樣我們的學科才會有不斷成長的生命力。我這個重大項目可能也是想在二十一世紀新語境之下對這個問題進行一種新的思考。二〇一八年國家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時代、新的契機，對中國鄉土的問題、中國文化傳統的整理、傳承、轉化和創新的思考，也是一個新的階段。所以我想作為一個研究者，一個學者，我們應該認識到在這種文化轉型和文化重建中所應該肩負的某種使命和擔當。所以我想通過思考文學和社會的這種互動關系，呈現中國作為一個有特定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度、在農民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根本性問題的國度里，農民的轉向、成功、迷茫和農民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哪里。新時代提出中國鄉村振興，我們文學研究者所能夠推進的工作，就是從鄉村倫理文化、倫理道德和審美的維度來推進這種鄉村振興，為國家戰略提供一種智力的支持，對知識結構的建構，特別是深層的內在倫理文化的建構，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或者這個時代的所需要的一種思考。

張艷庭：您對許多現代文學大家有著深入的研究，尤其對老舍的研究成果頗多。您的論文《“戀身”“失身”“洗身”與“毀身”——論祥子的身體自戀與毀滅》聚焦于老舍對祥子的身體書寫，并以自戀來定位祥子對自己身體的態度。自戀是人對自己的一種功能性的依戀，目的在于尋求他人的認可，和真正的自愛并不相同。正是這種過分在意他人認可的態度，又導致他走向自毀。這與對祥子悲劇的社會學層面闡釋并不相同，您當時是如何想到從身體自戀的角度來研究祥子的？

張麗軍：老舍是我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家研究的重點。二〇〇六年我來到山東師大文學院工作的時候，那是一個夏天，吳義勤老師坐在山師二宿舍院子的長排椅上和我聊天。吳老師說：“我們學科正在做一個文學大師系列的研究，你看看哪一個文學大師你感興趣，可以選一個，加入這個課題中來。”當時我們學科很多老師做了像魯迅、郭沫若、茅盾、賈平凹等作家的研究。我看到老舍還沒人做，就說我做老舍。有些事看似有偶然性，我現在想又有某種必然性。我當時是憑著對老舍的印象和感受來選擇的，于我而言則要開拓一個新的世界。因為我以前關注的是鄉土和農民問題，是一個被遮蔽、被忽視的、需要被關注的群體。選擇之后，我就發現老舍的作品主要寫的是城市之中的底層問題，城市邊緣人的形象。這和我內心相契合的，即用文學之光去關注那些需要被關注的人。我在做老舍研究時發現，我們主流觀念把老舍界定為一個中國平民社會的呈現者書寫者。而我的感受恰恰是有一些差異，我個人認為老舍所寫的老北京的市民，是那些最窮苦的人、最卑微的人、受到侮辱和迫害的人，是這樣一些城市底層群體的形象。以往我們對老舍書寫平民社會的定位是沒問題的，但我認為應該更精細、更精準一些，他寫的是平民社會中的城市底層群體和邊緣群體。這是他這一生用力最深，寫作最多的人物形象的群體。所以我想對老舍的關注應該有一種更內在、更細微的視角，去看老舍作品中人物形象架構，他的世界、他的情懷等等。我看到以往我們對祥子的解讀可能更多是從社會學意義的角度進行的，比如從階級意義、軍閥混戰的背景等等來思考祥子的命運。這些因素的確也是存在的，比如社會的盤剝、戰爭的影響、特務勢力的壓迫、他跟革命者的疏離等等，都是祥子命運的外在因素。

但我思考祥子作為一個人來說，他的選擇有一種自主性。他為什么會走這樣一條路？這條路有沒有內在的原因？有沒有從一個人的主體性的角度來審視？如果說祥子的命運僅僅是外在的因素造成的，我覺得是闡釋不足的。所以我想要思考祥子命運本身的內在問題，作為一個人，他的人性、欲望、情感、心理、文化，他到底和這個城市之間存在哪些問題？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發現造成祥子命運的還有鄉土和城市之間的差異問題。所以就要考慮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商業文明差異化下的祥子的命運。他的生活非常狹隘單一，他生命情感的豐富性也都被剝奪、被壓抑了。我們可能覺得祥子是一個悲劇，是需要我們同情的一個人。那么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呢？祥子本來也希望改變命運，他對身體的依戀就可以看出，他覺得我的身體是好的，我的車像土地一樣。那么他依然是以一種鄉土文化，來看待自己的城市生活。他依然有一種淳樸的、自然的、健康的生命氣息，但是在城市中被摧殘、被壓迫。后來祥子走向了一個毀滅的過程，這種毀滅就是祥子對自身的一種拋棄，從對自我生命有非常強的自戀性的，信心性的東西的拋棄，到一種生命的內在脫落，一種墜落。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駱駝祥子》這本小說成為經典的原因。他沒有簡單寫一個人墮落的外在因素，而是寫出了一個人內在的豐富性。他的這種轉變過程，墮落過程，包括他那種內在心理的變化，是需要我們探尋的。其實老舍是一個心理專家，祥子的心理他描繪得非常棒！如果從這種角度來闡釋祥子悲劇命運的話，我覺得是找到了一條路徑，能為祥子的轉變提供一個很確切的內在依據。

張艷庭：哲學家阿甘本認為：作為當代人，既與歷史形成一種斷裂，但同時，又是從一個歷史時代進入當代的，您對現代文學大家如魯迅、沈從文、老舍等都有深入的研究，這是否是您進入當代文學研究的一種路徑？

張麗軍：我們對當代文學的研究有歷史的眼光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認同錢理群老師一個觀點，他認為我們應該重視對文學大師的研究。對于魯迅、郭沫若、茅盾這些文學大師的研究，遇到的問題的豐富性，廣闊性和深度性是普通作家研究所不具備的。我們當代文學需要更充分的多樣化、整體化的研究。這也是我們說當代文學研究需要一種整體觀，一種文學的深度觀，而不僅僅是為做研究而研究，應該呈現出一個研究對象的豐富性：他的價值意義在哪里？他和中國的命運、中國社會轉型、文化轉型內在關系是什么？對我們當代文學發展的價值在哪里？這個作家為什么今天還有生命力？他的生命力在哪里？這些可能是我們當代文學研究非常重要的一個依托，一種母體性的東西。所以我個人非常重視中國現代文學大師的研究。這些現代文學大師還有很多很多值得和需要我們進一步去挖掘、探尋，乃至已在思考和體味的巨大精神空間。

張艷庭：生態文學研究是當下學術界的一個研究熱點，而從二〇〇〇年起，您就開始對生態文學進行相關研究，不僅考察生態文學的源頭，從發生學的角度對生態文學進行梳理和闡釋，而且針對沈從文、遲子建等作家作品進行生態文學角度的闡釋。您在當時是如何對生態文學產生興趣，并想要去深入研究的？

張麗軍：這個問題很值得關注。生態文學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研究領域。二〇〇〇年，我碩士是做生態文學，做文藝學文藝美學方向的。碩士選題時我在思考，一個人為什么要做一個學術研究？有沒有發自內心地想做，有沒有熱情，有沒有興趣？所以我做生態文學研究，其實是在揭示我的一種生命體驗，想要更好地理解這種體驗并闡釋出來。我的童年是在鄉村度過的，小時候渴了，就可以把河里的水捧起來直接喝的。那些野果子呀，都是可以直接吃的，田野上那些昆蟲、鮮地瓜、黃豆，都在山里直接點火或挖個洞燒著吃的。如果說這是一種自然生態的話，那么我看到今天中國的河流，很多是一種被污染的狀態。尤其是在農村，許多河流即使沒被嚴重污染，也有大量農藥的殘留。現在誰還敢在小河里捧水喝？許多小河都斷流了。這是很嚴重的生態問題，所以我希望我們要關注生態。我們看到中國的快速發展創造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但也要看到中國人在生態方面付出的代價。這是特別值得我們思考的。對于我來說，對生態問題的思考是源于這樣一種切身的體驗與思考。

當時生態文學是一個研究熱點，應該說我的研究還是比較早的。我的研究里用了很多世界意義的生態文化和生態文學的研究成果。我們知道西方的生態問題更嚴重，相應的反思也更早，所以它的生態文學也比較早誕生。美國的科普作家蕾切爾·卡遜寫的《寂靜的春天》，羅馬俱樂部的科學家們所寫的《增長的極限》，都給我很大的震撼和啟示。一個人文學者今天做學術研究的價值意義在哪里？我們如何和時代的人對話和共鳴？我覺得生態文學、生態文化今天依然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大問題，因為生態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人類共同的問題，包括我們看到今天氣候問題的談判，都需要我們以一個更廣闊、更包容的世界的意義來看待。如今疫情的問題其實也是一個生態問題。人和自然到底如何和諧共處？我們如何從自然中獲得一種生命的安適，或者是心靈的自由？當下的疫情給我們也帶來了新的問題，我們很容易產生一種被束縛感、一種憂慮感。在這種艱難的境況下，如何獲得內在的平衡，也是我們所做研究的意義和價值所在。后來我還在山東師大開了一門課，就是生態文學與生態文化教育。我想這一塊兒也是我依然很有興趣的一個領域，我想要繼續把它做下去。

張艷庭：那么您對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的發展，有著怎樣的定位和展望？

張麗軍：中國生態文學，總的來說有很大的發展。當代中國的生態觀念也在逐步增強。從普通老百姓到專業學者，生態意識都非常強。但是我們生態文學書寫的深度，對動物和對生命共同體的尊重，即那種真正意義的尊重，我個人覺得離好的生態文學還有一些距離。當代生態文學中那種生命共同體的意識，我們對每一個生命，對生靈萬物，生物群落尊重的意識，乃至更根本的自然復魅理念，還是需要不斷優化。

張艷庭：中國“七〇后”作家是較為獨特的一代作家，他們在文學上的崛起正是中國文學生態發生重大改變的時候。“七〇后”作家是當下文學刊物上的主要作者，但相較而言，他們中具有較大影響力的作家較少，能夠產生廣泛影響的代表作也較少。您對“七〇后”作家有過深入的研究，也主編有《中國“70后”文學研究》等書籍，您是怎么產生對“七〇后”作家的研究興趣的？

張麗軍：“七〇后”作家也是我近些年來關注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研究領域。我是在山東師大體驗到同齡人的研究的重要性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研究啊！我發現像吳義勤、張清華、施戰軍、洪治綱等這一批六〇后的學者，他們關注的還是他們同時期的文學，是和同時期文學、作家同步成長的。他們的這種研究給我很多的啟示。陳思和老師和金理也提出來要做同代人研究。之前和陳思和老師有過一個交談，他說你們要做同代人研究，你們應該跟七〇后作家們多做些對談，不僅是和學者們對談，要跟七〇后作家對談。這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啟發。二〇〇九年黑龍江林超然主編的《綏化學院學報》（后來做《文藝評論》主編）開了一個專欄。我做了很多七〇后作家的訪談和研究。《芳草》主編劉醒龍也很支持，我在《芳草》做過很多期的七〇后作家訪談。我做的七〇后作家研究得到了許多前輩學者老師們的大力支持，還有同代人的支持和鼓勵。代際研究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我覺得依然是非常重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語境，一代人能夠了解同代人成長背景，而這種背景構成很重要的內在精神，或者說對于內在精神有深層的影響。這是需要探尋的，而不是僅僅看一個外在的文本。其實研究者更該關注那種更幽微更內在的精神影響。作家代際研究呈現出社會學、心理學、文化學、創作學等豐富內涵，不應該把它簡單化。

張艷庭：您認為“七〇后”作家是否具有緩慢成長的特征？造成這種情況的是文學生態的改變導致的遮蔽還是“七〇后”作家本身甚至文學發展自身的特征？

張麗軍：我個人認為七〇后作家是一個被遮蔽的群體。他們的成長語境是一種文化轉型、社會轉型、媒介轉型的語境。在這樣的語境之下，他們前面有五〇后、六〇后的大師們光環照耀，后邊也有八〇后在市場經濟和媒介革命里的新崛起。所以他們是被遮蔽的一代人。雖然說他們的成長緩慢，但是我個人認為未必是壞事，可能恰恰是好事。他們可能就是像莫言所說的“晚熟的人”。他們可能有更好的營養，更好的健康度，更好的職業的內在飽滿性。所以我對七〇后作家非常期待！

張艷庭：那您喜歡的七〇后作家有哪些？他或她的寫作有哪些能夠打動您的特質？

張麗軍：我比較欣賞的七〇后作家有很多，像北京的徐則臣、付秀瑩、梁鴻，山東的劉玉棟、艾瑪、東紫、常芳、宗利華，還有像江蘇的魯敏、朱文穎，廣東的王十月、魏微、盛可以，東北的金仁順、福建的李師江、廣西的朱山坡、香港的葛亮等等。這些七〇后作家有很大的活力，像魯敏等人的作品就非常好。我對他們有很大的期待，我覺得他們的作品非常棒！而且他們今天已經成為文壇的中堅力量。他們的寫作最能打動我的特質就是他們作品的生長性，那種野性的力量，鄉土中國和現代中國相交融的力量，還有那種內在的韌性和精神的深度性。我對他們非常期待。

張艷庭：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是您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尤其是新時期和新世紀文學的經典化問題。在許多古代以及現代文學研究者看來，經典需要時間的淘洗，但在這個哈特穆特·羅薩所稱的“加速社會”中，當代文學經典的命名時間障礙已經破除了很多；在一個地球成為“村”的時代中，當代文學經典化的空間障礙也已突破。作為一個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推動者，您是怎么看待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必要性和這個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的？

張麗軍：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也是我在當代文學研究中生發出的問題。我曾經看過施戰軍老師一句話，就是我們做當代文學研究不能等待現成的“名作”“經典”，遠離文學活體，規避文學現場，這給我很深的啟發。我記得吳義勤老師在山東珍珠泉賓館的一次會議上，提出我們很多學術領域更強調宏觀性的研究，當代文學研究則更需要文學作品的細讀，要從作品的細讀里去挑選出一塊塊經典，來建構一個文學的大廈。我覺得這是真正的當代文學研究。

有一次我邀請張莉老師到山東師大來進行演講，當時她在天津師大。她就提出當代文學研究對象的選擇問題，她說你選擇一個研究對象，作品到底是不是具有經典性？是不是具有大師的潛質？這可以看出研究者的眼光，對研究者是一個考驗。對此我很認同。張莉老師提出的是要燒一塊不壞的磚，來為當代文學的大廈來做奠基工作。所以后來我就提出來，我們當代文學研究者要燒一塊千年不壞的文學金磚，為當代文學不朽的大廈去做奠基的工作。從這個意義上來思考當代文學經典化，就是我們要找到一種使命感、價值感、歸屬感。后來我在思考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可能和以往的經典化還有不同：今天的經典化有它新的時代性特征。過去我們說一部經典也可以藏之于名山，傳之于后世，慢慢地傳播，不斷地發酵，口口相傳等等。今天我們發現不一樣了。今天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閱讀具有同步化，同時性甚至全球性特征。過去那種緩慢的淘汰機制，今天已經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我在《小說評論》發表文章《為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正名的十大理由》，就提出來要準確對待這個時代的巨變，特別是文化傳播方式、傳播途徑和傳播技術之變。所以我們對經典，要有一種新的眼光來思考，要更有緊迫感。我們當代文學家究者的責任和壓力應該是更大，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張艷庭：當代文學經典化還有一個較為突出的問題，就是異端與經典的二元轉換問題。因為許多經典曾經是由異端轉化而來的，如《尤利西斯》剛在美國出版時就被當作黃書查禁，可謂異端，后來才成為舉世公認的經典。這樣的轉換其實也是一個社會接受和道德意識形態松綁的過程。文學評論家在這種異端與經典二元對峙的轉化過程中，應該起到怎樣的作用？

張麗軍：對作品有不同的看法，一部作品可能當時是異端，或者是一個不被接受的東西，后來成為經典，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像我們看到賈平凹的《廢都》曾經一段時間都被當成另類或異端來看待，但今天我們看到它可能更具有和時代精神價值的內在關聯性。所以經典作品可以經受時間的考驗，特別是一種爭論性批評的考驗。我們研究者要能夠跳出特定觀念的限制，以一種經典化的眼光來審視這樣的作品。

張艷庭：樣板戲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有著獨特的藝術價值，尤其是在特定人群中，具有不衰的魅力。您的《樣板戲在鄉土中國的接受美學研究》一書就是對樣板戲的研究專著，您是怎么對樣板戲研究產生興趣的？

張麗軍：樣板戲，我覺得是一個需要關注的話題，這也是從我的生命體驗中來的研究。我記得小時候老家堂屋的墻上貼著一些樣板戲的畫，比如《智取威虎山》中楊子榮打虎上山的畫像給我印象非常深刻。還有像《龍江頌》《沙家浜》等劇中的畫像。這種墻上的畫像是構成我童年記憶的重要部分。孩子對這些形象性的東西都很感興趣，所以深深地印到了我腦海里面。但是作為七〇后，我對樣板戲的接觸還是非常少的。以前我知道我岳母會唱《紅燈記》里的一些片段。后來我和岳母聊天的時候，得知那個年代她在村里演過《紅燈記》。她演李鐵梅的媽媽，在周圍的村莊巡演，影響很大。后來跟一些朋友交流，都給我很深的啟發。有一次李云雷到山東作協的青年作家高研班講課，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們坐在一起。當時作協文學院的院長劉強還有北京的徐坤老師講起京劇不同版本，他們說著說著就隔著桌子唱起來，每個版本都會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在山東師大工作的時候，還見過一些老師會唱樣板戲。可以看出來，歷史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人，會呈現出它曾經有過的存在。

張艷庭：這本專著是從接受美學的角度去做樣板戲的研究的，而且將接受對象定義為鄉土中國，您為什么會選擇這個角度來進行研究？

張麗軍：樣板戲在中國鄉村有非常廣泛的傳播，農民的接受度非常高。我們知道文學藝術和農民有一定的距離，但樣板戲卻是一個例外。我們經常能看到他們自編自演京劇現代戲。他們和這種藝術的深入接觸，到底對他們有什么樣的心理影響？這是我們今天的研究者沒有關注到的一個角落。我有時會想，隨著這一代人從大地上消失之后，那么誰來呈現他們的歷史？無聲的歷史，千千萬萬個中國農民無聲的歷史，他們曾經有過的青春記憶啊！這是對文學藝術來說非常重要的東西，但是我們的研究非常少。后來我在研究時，意識到這種研究有另一種價值，那就是我們的口語研究，口語文化研究的價值。我們的研究都重視文字，對口語性有所忽略，尤其是沉默者的口語，作為沉默者的千千萬萬農民的口語。對他們的生活的研究需要我們從口語到文字這種轉錄，這也是我做樣板戲研究一個內在的認同或一種價值的緣由。我所做的工作是把這些沉默的從來沒被關注的文學傳播者接受者，納入我們研究者的視野之中。我們應該看到大地上像風一樣吹過去的一代代人，我們應該記錄他們的情感，并進行呈現。他們的歷史不應該是空白。這個角度也是我做鄉村中國文學文化研究的一個新的角度。我研究的一個新的領域，就是研究京劇、中國傳統戲曲的現代化的命運。相關的研究和思考讓我感觸很多，我們看到中國文化中內生的文化——中國戲曲在社會轉型中的命運。如何進行轉型？如何進行創新？如何與時代對話？樣板戲如果從藝術角度來看的話，是非常有益的探索，有藝術性的嘗試。我們從藝術角度來看，它也提供了一種藝術借鑒：我們今天中國的傳統戲曲藝術如何展現今天的新生活。我們依然需要探索，因為這是中國老百姓所認同、喜歡的一種藝術形式。他們喜歡戲劇故事，喜歡黃梅戲，喜歡京劇，喜歡昆曲。所以我們今天應該從大眾文化的角度，把近千年來中國傳統戲曲文化進行意義的創造性轉化、傳承和創新。

張艷庭：您對先鋒作家也有諸多的關注和研究，如余華、呂新、格非等。您怎樣評價先鋒作家的文學成就？

張麗軍：對先鋒作家的關注，也與我自己的閱讀體驗生活體驗相關。雖然我們作為七〇后的研究者和六〇后的學者比如說吳義勤老師、張清華老師、施戰軍老師、洪治綱老師這批學者有不一樣的成長背景，但這批先鋒作家的寫作，對我還是構成了一種很深的影響。我記得讀大學的時候我們都在看像葉兆言、劉震云、格非、馬原、莫言、洪峰等作家的作品。他們當時都是影響非常大的。我發現這批作家對我們形成了很重要的影響，以至于我們的作家批評家在談論中國當代文學的時候，自覺不自覺的是以先鋒文學為樣板。我個人認為先鋒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特別是新時期文學的一個高峰性存在。他們提供的經驗、價值、意義，他們的文學探索應該進行很好的總結。而且我發現這批作家在新世紀前后重新出場了。像馬原的《牛鬼蛇神》，像余華的《第七天》《文城》，還包括呂新、格非等。格非的《人面桃花》我覺得很震撼。我覺得他們就像一棵樹又長出新的花朵，而且依然那么鮮艷，那么芬芳，那么富有魅力。我們曾經組織過一場文學討論，叫“前度先鋒今又來”。所以他們依然是我們值得尊敬的當代作家，依然寫出了他們非常好的作品。

張艷庭：你對先鋒作家的研究中有褒揚也有批評，在余華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您在對格非的評價中，也非常認可《人面桃花》，但卻對《山河入夢》感覺失望，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感覺？

張麗軍：當然不是每一個作家都能把每一部作品寫得很好，有的作品可能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有的可能也有些不如人意的地方。這很正常。我們不能期待每一個作家每一部作品都要成為經典。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我特別喜歡那本《人面桃花》。我的碩士生導師劉雨老師特別喜歡《人面桃花》，我看出我們有相同的感覺，后來我們還在北京做過討論。當然《山河入夢》我個人是不很滿意的。我對余華的《活著》也是持保留態度的。我覺得可能一些方面寫得很好，有很高的品質；但另一些方面還是和經典有距離。我覺得我們在評判作家的時候，要有一種從百年中國文學，甚至整個中國文學史的經典尺度評判他們。評判從來是無情的，這是文學史的內在要求。

張艷庭：那您對格非的鄉村題材長篇小說《望春風》怎樣評價？

張麗軍：格非的《望春風》寫得非常好，我喜歡格非小說的優雅、內在、舒緩的抒情筆墨和抒情的味道，有一種內在的清澈的生命情感和人格力量。而且在先鋒作家中，格非可能更注重回歸內心，回歸對一個時代的一種呈現。我個人非常喜歡。

張艷庭：您的著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法論十六講》，囊括了從精神分析到新歷史主義等諸多西方文論與批評方法。對理論進行全面介紹的同時，還注重如何對理論進行運用的指導，并且列舉了有效使用和實踐理論的文本，可以說是進行文學研究的一個保姆式教程。您覺得文學理論甚至社會與文化理論的學習，對文學研究有著怎樣的意義？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之間，是否又有著一種內在的張力？

張麗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法論十六講》是我在山東師大的成果。當時是二〇〇六年或二〇〇七年左右，吳義勤老師在山東師大現當代文學學科當學科帶頭人的時候組織編寫一批研究生教材。當時研究生招生人數比較多，但沒有固定教材。當時我們給研究生開了作品經典閱讀等等課程，其中就有研究方法論的課程。這是我到山東師大給研究生上的一個課程。因為我讀碩士時是做文藝學、文藝理論的，對一些批評方法和流派也比較熟悉。所以我也樂意承擔這個研究方法論的教材編寫工作。當時那個春節我都沒有回家，加班把它做出來的。我們在二〇〇九年的時候出版了這套教材，獲得了山東省研究生教育成果一等獎。我做的這本教材，本身也是一種學習和借鑒。因為我們必須要不斷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有意義的、有效的文學研究？我們研究的核心理念是什么？我也做了一些探索，我覺得我本人是非常受益的。我們說教學相長，老師和學生對于作品的研究過程中是互相學習的。我在寫這個教材的時候也是有很多新的啟發，也愿意把這些新的啟發，跟學生們去交流和分享。我個人認為文學研究者，特別是像做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人，一定要強化和重視文藝理論學習。我們中國說十八般兵器， 雖然不能說樣樣精通，但是你要了解或要精通幾個方面。我記得我在東北師大讀博士的時候，我的古代文學老師李炳海先生說，一個人要用三種研究方法去研究，就能夠有一種整體性。我記得我在山東師大工作的時候，溫儒敏老師在山東大學做文科一級教授，給博士上課，我也過去聽課學習。溫老師就說，我們南方人呀，一張牛皮要曬干，需要釘三個釘。講的是一樣的道理，就是你要有多種方法來進行文學批評。能夠吸收理論的精髓，還要進行一種內在的消化。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大家的文學研究文章看不到這種理論的痕跡，他們像武林中的超一流高手一樣，化有形為無形，各大門派的武功融會貫通。所以我們要學習各種不同的理論，遇到不同的研究對象就使用不同的方法，做出獨具風格特色的文學批評。

張艷庭：您在研究中國鄉土文學過程中，注重引用西方經典文論，但我看到您也注重借鑒和使用中國傳統思想資源和學術資源，如分析莫言小說中的方志體敘事；在分析《額爾古納河右岸》之時，既使用了第四世界的理論，又探析了其中的東方生態思想，并總結出第三自然的生態倫理。這種既運用西方理論，又吸納中國傳統思想和學術資源，并根據具體文本來建構新的概念，是不是您的一種有意識追求甚或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應該呈現的一種獨特品質？

張麗軍：對，是這樣的，我也是盡可能地吸收東西方的文學理論。包括你提到這種方志體的敘事，包括東方生態思想，還有第四世界的理論啊。我覺得我們分析不同的文本，不同的作家，要用不同的方法，用更契合的理論進行分析，這樣我們才能夠比較有效地對文本進行理解和闡釋。這個過程可能我們都在不斷地學習，不斷地探索。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張艷庭：謝謝張老師。您的研究課題與評論文章，經常以一個大的時間跨度作為研究背景，考察作品與文本價值之時，注重從文學史的維度來進行定位，而不只是文學理論的闡釋。您覺得當代文學批評中，文學史的維度是否重要？是否只有從文學史的角度上來考量作品與作家，才能考察出其真正的價值？

張麗軍：其實我這幾年寫文章啊，都是愿意有一個文學史的維度。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就是我們判斷一個作品好和不好，好在哪里，問題在哪里都需要一個文學史的維度。就像我們生活中買一個東西，值多少錢需要用秤來稱一稱是一樣的。那么我們看一個作家的作品有沒有價值，價值有多大，需要文學史這個秤來衡量。文學史就是批評事業所需要的內在依據。我個人認為只有從文學史的維度，才能真正看出一個作家的獨特性。所以這些年來，我一直跟我的學生們談，要有一種文學史的意識。文學史的意識是一個底氣。所以我現在給大一大二的學生上中國現代文學課，我說只要你們記住我一句話：你閱讀的經典構成你的底氣，也構成你對文學史的理解。什么是經典？經典到底有什么品質？我們就是在對經典的大量閱讀中，形成一種感知力、鑒賞力和評判力。這是很重要的。在具體文學研究中文學史的意識同樣非常重要。

張艷庭：您的當代文學研究在具體文本批評層面之外，還特別注重對文學制度的研究，探究文本審美屬性和文化屬性背后的制度性因素，有《當代文學制度的內在屬性、歷史變革和改革趨向》等諸多相關論文。您覺得當代文學研究中對文學制度的研究是否有特別重要的作用？當代中國文學制度是否可以看成是文學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源頭？研究時要注意什么？

張麗軍：我們知道外在的制度，就是一種約束性、公約性。其實文學制度也是一樣的，因為我們知道一個人不僅有內在的一種精神探索，內在的生命底色，他還受時代的深刻影響。所以說我們會看到制度對人的影響。我們看到這文學制度，它的發展變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維度，就從知識生產傳播的環節啊，這種機制鏈條中來看這個作家產生的影響或者他的意義價值，可能會更清晰。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文學作品的獨特性以及評判它的價值意義，都有一個依據。今天我們這個文學制度和文學生產的研究也是不夠的。我們也不能把它過于機械套用，不能說有個制度就會有什么結果，我們更應該慎重，更應該尋找內在的千絲萬縷的關系。文學制度的影響肯定需要一個長期的東西來考察會更好一些。

張艷庭：文學評獎是當代文學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評獎重要性的增強甚至也是文學制度進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您曾發表過評論如《“茅獎”，你何時不再矛盾？》，對茅盾文學獎及其引發的相關批評進行了評論。您也是茅盾文學獎的評委，參與到具體的評獎實踐中，與之前外在視角的觀察肯定有很大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您對“茅獎”現存的不足和未來的預期都有哪些？

張麗軍：文學評獎是當代文學制度很重要的一個維度，特別是今天，從中國當代哲學社會科學文化繁榮的這一個角度，我們更愿意強調文化的包容性，文化的豐富性和文化的深度性。我們看到文學精品的生產，文學高峰、巔峰之作的生產，評獎是一個導向，是一種引領。這個我覺得是發揮了很重要的功能。我們會發現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的發展的繁榮，與評獎有一種精神關聯性，對作家的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像我們看到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作為一個官方獎項，它評定的客觀性啊，準確性，影響力，公正性，還是獲得很大的認可的，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很多獲獎作品，是得到公認的。當然，我們作家的心態需要更從容一點，能夠獲獎固然好，不獲獎，我們還可以繼續努力。我想好的作品，好的作家，是不會被淹沒的。當然這需要更長期的建構。我們希望我們能通過評獎看到一些好的東西。但是我們用經典的標準來衡量的話，有些作品還是有距離的。

有些東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對于作為創造主體的作家來說，我覺得還是要有一種傳世的意識，經典的意識，超越現實的意識，超越功利的意識。爭議非常重要，甚至是核心的因素。我們要像司馬遷一樣，做一個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的人。我個人在十多年的文學批評或者文學研究中，也在形成自己的一種理念。我在山東作協的會議上提出過，就是作為批評家，我們需要對青年作家多鼓勵，要做一個鼓勵者，一個雪中送炭的人，要提供溫暖。對成長中的青年作家，我們要雪中送炭，要多看到他們的優點，多鼓勵他們往前走，走出來。那么對于已經暴得大名，具有滿滿文化自信的作家，我個人認為，他們需要的就是苛刻的批評。黃發有老師有一句話給我很深的印象，他說，因為尊重所以苛求。我非常認同。我對余華《兄弟》的批評，是因為我對余華非常熱愛，有很大的期待。可能我因為這種期待和熱愛，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期盼，就會有一種苛刻的要求。我覺得真正的大作家，他需要的不是表面的稱贊，而是需要有一種不同的聲音，一種真誠的批評。從我的感覺來說，對一個成名作家來說，贊揚是很容易的，批評是很難的，要批評得準確，同樣是很難的。一般來說，誰愿意去批評別人呀？批評需要更多的有依據的閱讀，也有風險。但我想一個真正的批評家，一個研究者，要勇敢地說出心中的話。真誠的話，哪怕是批評人，也能夠得到理解。甚至我認為批評、批判是文學批評的核心要素，批判性是文學批評的靈魂。真正意義地理解同情，卻是批評。它是批評的真理。批評絕不是一種對作家的依附，對作品的依附。批評同樣是一種創造，一種創作，同樣有著內在的激情。批評者同樣有個性，是文化建構很重要的環節，是不可缺失的。我們要用我們的一些批評，贏得批評的尊嚴，也是學術研究的尊嚴。

張艷庭：在與批評家展開對話之外，您還經常與作家展開對話，從著名作家到不那么著名的作家。在對話中，您注重對作家人生閱歷和內在思想的探尋，試圖呈現作品背后一個立體而完整的人的形象。而在教學實踐中，您也注重這種對話式教學，既啟發學生獨立思考，也增進思想的交流與碰撞。您出版的《對話的文學經典教育》等書籍，就可以看作這種交流與碰撞的火花。哈貝馬斯認為交往理性是多元價值領域內，達成共識的重要保證，甚至將其當作社會倫理原則。在當下這個價值個體化多元化的時代，有效的對話與交流是否是一種很重要的學術研究手段甚至目的？

張麗軍：跟作家的交往，我覺得是一種對文學現場的參與和見證。我在山東工作的時候，經常參加山東作協的活動，也參加中國現代文學館、魯迅文學院、中國作協各委員會、湖北作協、江蘇作協、安徽作協的一些活動，從中受益很大。我跟朋友們說我非常榮幸參加，說的是真心話。我說這就是我們的文學現場，無論是從中國作協，還是從山東作協來說，都是文學現場。與作家面對面的過程，更能感受到作家的個性，作家的情趣。可能在交流中，我們才能更能理解中國作家，理解中國文學。這對我們的作品闡釋、批評、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能和這個作品的氣場有內在的呼應，更能夠理解作品的內在生命，氣息和節奏。這種有趣的對話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批評家和作家有平等的尊嚴，有各自獨立主體的人格的架構。像中國古代偉大的文學經典《論語》，就是老師和學生對話。《孟子》中也有孟子與諸多不同身份的人的對話。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對話者的獨立人格，看到生命的豐富與可愛。所以我想在我的研究、教學中，對話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種途徑和方式。我覺得這是一種生命的姿態。我們在對話交流中，去理解對方，理解世界，理解文學，是理解作品背后的東西。這是更廣闊的東西。

張艷庭：您的文學研究注重現代化、現代性與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及影響，并寫作有《現代化與當代中國文學發展之反思》等論文，同時您還提倡一種“當下現實主義”的文學書寫。這在您的著作《“當下現實主義”的文學研究》中有集中的體現。“當下現實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書寫理念，同樣也彰顯了您的批評立場。也許我可以將之可以理解為一種文學書寫與研究的當代性。阿甘本有一個關于當代性的觀點，認為當代人是一種同時代人，既屬于這個時代，又反叛這個時代，對這個時代提出批判。這種既保持在場，又保持一種超脫的審視與批評的當代性，在當下的文學書寫與批評中有怎樣的價值和意義？

張麗軍：這兩年我做當代文學，越來越意識到今天時代的巨大變遷。哈特穆特·羅薩說今天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加速社會。在加速社會之中，媒介傳播用技術帶來了巨變。文學生產、文學傳播、文學接受同樣經歷了這種巨變。把它稱之為當下現實主義，我是大力呼吁我們要對剛剛發生并正在發生的現實進行書寫。哪怕我們寫的是歷史，也要有一種當下意識，我們現在當下也要有一種歷史意識。我們要對這個人類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新現實進行熟悉，進行把握，進行理解。它像我們時代的人一樣，也有那種焦慮，那種內在的生命和變化。那么怎樣才能將這些寫出來，寫出這個時代的新東西呢？同時，在書寫當下的時候還要警惕一種短期化啊，功利化的態度。要有一種歷史的眼光來看待當下，為當下研究創造一種歷史維度，同樣非常重要。我們說一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作家。我們只能從我們今天的具體生活，去理解這個新時代，書寫這個新時代，鑄就新時代的新經典！

張艷庭：您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范圍較廣，不僅有鄉土文學，還有生態文學、先鋒文學、樣板戲、七〇后作家等等。保持一個廣闊的研究視野和范圍，是否也是一種當代性在場的保證？不同的研究對象，會有不同研究框架，思維范疇和評價體系，您如何在諸多不同的研究對象中做到一個較好的轉換？

張麗軍：我這段時間就是想將研究領域再拓寬一些。一個學者一方面要有自己的主打研究領域，比如說鄉土文學的研究，和我同代人的七〇后作家研究，是我今年主打的兩個領域；同時我想還多做一些其他的研究，比如像現代文學的研究，現代大師的研究，像一些中國古代經典作品，還有生態文學、戲劇文學、包括影視作品。一些好的電視劇，我也同樣保持著興趣。這也是一個研究者的生命的活力所在。藝術是相通的，看一些美術作品、一些建筑藝術，都能培養一個人的藝術感覺，豐富自己的感覺與認知。我覺得這樣一個學者，才有他的活力所在，生命力所在，他視野的廣闊度所在。所以我一直想跟我的朋友們談一方面我有自己的主打領域，但另一方面不要被自己的學科所限制。我的好朋友也非常認同。其實這也是一個作家、學者的生長性所在。它們是能夠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關系。一個學者的活力一方面體現在邊界的開拓邊界的探索，另一方面也體現在對內在豐富性的東西的探索。

張艷庭：您在山東師范大學任教時，對山東文學圈有著較多的關注，不論是對山東作家的關注與評論，對青年作家的扶持，還是以《沂蒙山派文學與沂蒙精神》等成果對山東文學與文化精神的發掘，都體現了您對山東文學和“文學魯軍”的獨特情感和認同。您現在在暨南大學任教，您到廣東雖然時間不長，但與廣東文學圈也有諸多互動，您覺得兩地文學書寫是否有較大的差異？處于一個與之前不同的地理位置與人文環境中，是否給您的研究帶來一些新的視角和想法？

張麗軍：我在山東師范大學任教的時候，就對山東文學有很多關注，因為我也是山東作家協會的簽約文藝評論家，有這個任務，要關注山東作品。同時我還有另一種意識，就是一個人要從熟悉的土地出發，要關注自己身邊的人、身邊的現實、身邊的文學和身邊的作家。我們同在一片土地上呼吸，我們更具感受上文化上的共通性，這就是我們身邊的最切身的文學現場。我也是山東人，所以我對這些作家非常關注，倍感親切。像趙德發老師，我從上高中的時候就讀趙德發老師的作品，幾十年過去了，我還在讀。還有像我們老家的李存葆、劉玉堂等人的作品，都給我很深的啟示。他們都是中國當代文學最優秀的作家。還包括苗長水，他寫的是一些沂蒙山的故事。就山東文學版圖，我曾經提出沂蒙山派文學來，我現在還想提膠東文學派啊，像張煒、莫言、尤鳳偉、王潤滋、矯健寫的文學作品，書寫膠東半島文化，可以說是海洋文學最優秀的作品。

當然我現在來到廣東了，我開始關注廣東文學作品，關注廣東文化、關注僑鄉以及華僑文化。我覺得這是我理解中國以及中國近現代史，包括革命史、文化史、文學史很重要的途徑。我們看到像康有為、梁啟超都是廣東出來的，北伐革命就從廣東開始出發的。一些學者像溫儒敏老師、陳平原老師等都是廣東人。廣東這片土地孕育著開放的包容的現代的新文化新思想，是中國近現代風氣之先的引領者！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直至今天對中國當代社會發展變化，都有深刻的影響。其實我覺得我們對廣東文學對于南方文學的關注，還是不夠的。我在繼續向他們學習，獲得新的成長。我來到廣東之后，發現像廣東那些年輕的作家，或者南方的作家都寫得很好。像王十月、魏微等，更年輕的像蔡東、王威廉、陳崇正、林培源，包括海南的林森，廣西的朱山坡等作家，包括葛亮，都是非常棒的，達到一個很高的高度。我們需要對當代的新南方寫作有更多的關注。我覺得南方有一批優秀的作家，構成新南方文學的主體性力量。這對我一個北方人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也是一個新的拓展。我覺得我收獲很大，受益很大。

張艷庭：您對自己未來的研究有沒有一個大致的思路或規劃，主要研究范圍、研究對象或方法上會不會與之前有所不同？

張麗軍：我未來的研究除了作家作品研究之外，想做一些理論闡釋，一是就鄉土文學、鄉土文化本體的內在意義，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二是想做一些文學批評理論當代轉化的思考，我覺得中國風格氣質的文學批評，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會發生關系，那么這種古典批評理論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關聯性在哪？這也是我想做的一點。我對這種中國文學批評理論和當代文學批評的關系，思考了很長時間，但是遲遲沒有來做，也是在不斷地醞釀之中。

三是想做當代經典作家與文學創作學問題研究。柳青、歐陽山、路遙，還有像山東的郭澄清、劉玉堂等等這些作家的創作道路，他們獨特的文學創作，獨特的文學精神風貌是如何構成的？從文學創作學的角度來說，對作家的作品進行整體性探析，是我目前很感興趣的一個領域。四是想做文學經典化與文學經典教育問題研究。思考百年中國文學作家的經典化，它的價值意義在哪里？如何做些轉化傳播的工作？我給學生上課能把經典和對經典的思考傳遞下去，其實是我對教學感興趣的一個方面，即把科研成果轉化為教學成果，和學生一起成長。這是目前我做的一些新的思考。

五是做一個廣東文學經典化、廣東文化與百年中國文學現代化關系的探尋。廣東當地文化的研究，像當地的華僑、僑鄉的歷史，百年中國現代化歷程中廣東或者嶺南和中國文化的關聯性關系，是理解百年中國變遷的新視角新方法。總之，既來之則安之，不斷探索，不斷體驗，不斷推進當代文學經典化與中華文化，尤其是中華鄉土文化的傳承。謝謝。

張艷庭：謝謝張老師，非常感謝您對我的問題進行這樣深入的，毫無保留的回答。您的研究思路、心得體會和對許多問題的認識都對我有很大的啟發，您未來的研究規劃也讓我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希望以后能對您新的研究再進行對話和交流。再次向您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