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馬伯庸已是一個現象，一個近乎光芒四射的現象，以至于人們在注意到他的時候，也清晰地看到了周圍無可奈何的暗淡。從小說到讀者大眾的距離，并沒有因為這些年小說家們的努力變得更近，相反似乎越來越遠，讀者轉身投向了別的山頭。悲觀地說，文學新的讀者群體沒有隨著新媒體的迅猛崛起而廣泛到來，反而是老的讀者正在黯然散去，短視頻、信息流搖旗吶喊得正歡。

（一）

馬伯庸“準確”地出現在讀者換場的路口，以《長安十二時辰》和《兩京十五日》攔住了人們的去路。這不是孤膽英雄式的救場，而是現實的文學生活在此上演。馬伯庸曾經的位置就在那兒，往前一步是純文學，往后一步可能就是網絡文學。馬伯庸近年的廣受關注，不是意外的偶然事件，事實上，很多年前他就隱秘地建立了廣泛而持久的名聲，只不過他所在的地方不叫純文學圈。《長安十二時辰》的確是一次轉折，于馬伯庸自己是如此，于小說生態的調整也是如此。甚至借由電視劇和電影的傳播力，新的人群不斷地從四面八方趕來了，緊緊圍住了他，稱他為馬親王。

“親王”是一個稍微遙遠的故事，未有十二時辰之前，沒進長安的時候，馬伯庸的“神貼”《五行山下雙石記》就流傳甚廣了。金箍棒到底打哪兒來，最終又往哪兒去了？把女媧補天、大禹治水、齊天大圣、紅樓通靈寶玉和水滸一百零八魔王串在一起，講成了一塊石頭跳躍無邊的奇幻旅程。腦洞之大，論證之嚴，敘述之跳躍，行文之灑脫，旁征博引之恣意，堪稱奇文。他所用的文本“拼貼”技藝極具后現代意識，在正經中斗轉星移，在莊嚴中信口開河，戲謔處又引經據典，拼貼手法自如熟練。這條帖子直到今天還時常被人提起，作為尋視馬伯庸創作來路的證據。于馬伯庸而言，這近似一個游戲，一個用想象力搭建起來的文字游戲，莊重與戲謔并存，漫天的想象力與既成的文本事實齊飛，既取悅讀者也取悅自己。借用布羅茨基的話，寫作是一項取悅一個影子的事業，在馬伯庸這里，區別在于影子是誰而已。在馬伯庸的早期寫作中，自得其樂的成分更大一些，被取悅的影子就是他自己。在那些釋放想象力如絢爛煙花般的文章里，文體的邊界被不斷拓展，事件被馬伯庸重新調色、編碼后重新出發。每一篇文章就是一個有趣的游戲，馬伯庸就是一個認真的游戲發明者。如果說寫文章還不夠自由，多少還受限于材料的出處，那講故事就給了馬伯庸更大的自由，以及隨之而來的更大的愉悅與興奮。

從馬伯庸的作品可以捕捉到兩個法則，一是故事生發地，即從何處開始進入虛構，所謂敘事的法門。馬伯庸擅長找到一個故事法門，或從經典文本，或從耳熟能詳的故事，即一個有認知基礎的載體，借用這個載體切入虛構現場，在既有的敘事范疇內做加法。在馬伯庸發表于《收獲長篇小說2021春卷》的小說《長安的荔枝》中，這個載體就是杜牧傳頌千年的幾句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敢問新鮮荔枝從哪兒來？怎么來的？從嶺南到長安路途遙遠、交通不便，如何跨越數千里將新鮮荔枝送到楊貴妃的嘴邊？這個經由詩歌定型的歷史事件已然如此重要，重要到小說家輕而易舉地就建立起了令人信服的對歷史生活的模擬過程，令人相信其必然蘊含的生活邏輯性和真實性。這可以命名為一次“征用”，有了名正言順的“征用”所建立起來的模擬過程，讀者對小說人物的同情心將得以最大程度的被喚醒，因為歷史事件在此扮演的是不容置疑的導演。

第二個法則就是時間，馬伯庸將敘事時間操弄得得心應手。人們在馬伯庸身上感受到了敘事時間的魅力，捕捉到了故事與時間的震蕩聯系。好的小說家都善于與時間周旋共舞，與之玩著心知肚明的游戲和詭計。對小說家來說，時間設定了文本敘述所需要的控制力，也可以說是情節張力、文本彈性。時間意味著計算，有計算就需要縝密的設計，有設計就會有謎題，以及必不可少的解答過程。時間就是一炷香，一次沙漏，一場比賽，當然對小說家而言，時間就是一次文本里的暴風驟雨，雨過天晴之后看不見風雨來臨的痕跡。

馬伯庸已然成為一種方法。雖然這種方法并不適用于后來者的模仿，它更多地屬于馬伯庸一個人，甚至是一次性的文本行動。連馬伯庸自己都得謹慎地使用，以免被視為自我重復。一個高級的游戲玩家，認真起來的話，是不會滿足于重復玩一個游戲的，他一定會想方設法變換更新游戲法則，調新兵，遣新將，重整旗鼓，再布新局。

（二）

進入到馬伯庸的新作《大醫》，便會感覺到他的用心和方法。馬伯庸的歷史敘事來到了近代一個磅礴的時空，我指的是國內現代醫學開始萌生的歷史真實時間。時間線與馬伯庸之前的極限時間不同，從整體故事過渡到了多次事件，這是一次迫不得已卻卓有成效的敘事讓步，畢竟向前發展的歷史無法停下來形成故事閉環。

馬伯庸的處理方法既巧妙又危險，那就是聚焦于某一事件的時間限度，以此來增強文本的張力和故事結構的精密。從這個意義上說，《大醫》的寫作更為從容綿延，敘事策略接續了小說敘事的古典傳統，即以事件驅動小說的進度，小說人物在不斷迭代的事件中得以成長。方三響、孫希和姚英子的從醫是一串事件之后的結果，三個年輕人的成長也是社會現實、個人意志和家庭背景的綜合所為。

清末時期的皖北水災、上海鼠疫、武昌戰場等大事件接連而起，救災、救傷、公共衛生救援漸次展開。這些文學事件與中國現代醫學的萌生緊緊相關。每一件大事都賦予馬伯庸新的敘事空間，曾經緊張的節奏氛圍被置換為命懸一線的救災治病，同樣讓文本保持住了足夠的張力。除卻紅會在中國生根落地的歷史過程，支援革命黨人的赤十字會的成立也進入了小說家的眼簾，由此一并進入的還有宏闊萬千的近代革命歷史。這才展現了馬伯庸的視野之開闊，進入歷史巨河的雄心壯志，以及他柔軟的身段。

這是一部具有歷史意義的大題材，從紅十字會的角度進入中國近代醫學的發展脈絡，連帶著縱觀了近代歷史的變遷，此為大。大有大的氣象，大也有大的艱難。至為艱難的就是恪守虛構的限度，歷史本事都在，如何變幻其相進入歷史，所謂大處不虛、小處不拘。馬伯庸的史料功夫早就盛名在外，涉及歷史大截面的地方可謂處處謹慎，不作虛言，引用化用，均有來處，這是歷史題材小說的魅力，必須呈現出無我的小說氛圍。一旦獲得虛構的空間，小說家也是竭盡所能、長袖善舞，則處處有我。如此大小相諧，才有大珠小珠落玉盤的錯落妙音。聲音有了，故事自然也有了。如果說馬伯庸之前的想象力多少有天馬行空、不拘一格的色彩，那在《大醫》則蛻變為扎實的經營，他處理素材的方式就像一個耐心的歷史學家，尤其是在描繪觸目所及的水災時，馬伯庸的筆觸像一個描繪自己時代的畫家。

這是一次具有示范意義的創作旅程。當小說家回望歷史時，有太多的風云值得重新審視、重新書寫。因為準備工作需要做大量的功課，相比而言書寫個體經驗的就要容易得多。這是一項正在式微的傳統手工式寫作，行者稀少也是正常的。我們偶爾會感嘆，《戰爭與和平》式的小說今天還會有么？當然不會有。或許可以換一個方式追問，不必問這樣的偉大作品是否會有，而是問這樣寫法的小說家還有多少？經年累月地收集素材，皓首窮經地進入歷史生活的細節處，笨拙地悉心打磨小說里的“技術參數”，這都是面對歷史生活，一個作家必須具備的條件。正如好的小說家一定是一個雜家，天文地理人間百業都有觸摸，如此才有溫度的故事。故事是什么？故事就是歷史縫隙里的真實感——有溫度的真實感，而不是所謂的真實。好作家要做的就是傳遞出這類真實感。馬伯庸的寫作就是捕捉到了細節里的溫度，并且很好地實現了傳遞，讓讀者感受到了真實感。

《大醫》里有不少手術場景，涉及醫學專業術語，這本是挑戰。馬伯庸沒有錯過良機，將專業知識可能帶來的挑戰變成了呈現與分享，其巧妙之處在于讓讀者似乎看懂了小說人物所討論的專業問題，從而形成了獨立的小說空間。事實上，非醫學領域的讀者讀過之后并不會就懂了。這是一種構建真實感的敘述技術，這也是文學和現實關系的鏡子。現實主義寫作的法則不是復制現實，而是經由現實進入文本之后獲得現實感。這一觀念同樣可以推到歷史寫作。現實感、專業感、歷史感似乎都是一種非理性的感覺，但那是寫作能力的最好體現。有的作家征用了海量的歷史資料，也依然無法建立哪怕一丁點真實感來。小說寫到傳統接生術時，有一個細節——

“她還沒生呢，你把手伸進產道去做什么？”姚英子突然質問。穩婆搓了搓手，賠笑道：“這位小姐怕是還未經人事，翠香這胎兒忒大，所以每天得多掏掏，開開路，到時候好生。”

這個細節是有力量的，它不止是寫出了傳統接生的問題和現代接生的文明，更重要的是作為小說細節，很好地從現實生活中拓來了粗糲又令人信服的真實感。

（三）

學醫的人大概都知道希波克拉底誓言：“無論至于何處，遇男或女，貴人及奴婢，我之惟一目的，為病家謀幸福，并檢點吾身，不作各種害人及惡劣行為。”

無獨有偶。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第一卷講的也是醫德：“凡大醫治病，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如此可為蒼生大醫。”

不問貴賤，不論貧富，為病家謀幸福，見彼苦惱，若己有之，都是穿越歷史長河依舊清澈迷人的準則。尤其“若己有之”四字，更能體現“大醫”的仁心道德，同情、悲憫、感同身受都是題中之義。這是小說的精魂所在，也是馬伯庸所張揚的醫者精神。往更遼闊的地方講，這一醫者精神同樣是人的精神，甚至是英雄的精神。

從歷史的塵埃中捕捉一種精神，用捏土為骨的手法進行賦形，是馬伯庸塑造小說人物的常用法則，由此他筆下的小說人物常常充盈著一種精神，元氣豐沛，活力有加，從《長安十二時辰》的張小敬，到《長安的荔枝》的李善德，再到《大醫》的方三響，無一不散發出強悍的生命力，一種經受命運摧殘而不認命轉而與之搏斗的精氣神。他們是與生活和命運搏斗的悲壯的英雄。如果說之前的小說人物多少還有悲劇英雄的氣息，那在《大醫》中的英雄氣息則更為純粹，也更為普遍，融入了東西方共通的人類至善的部分品質。

馬伯庸心中理想的醫生，正如小說中所寫道的：“醫者是在上帝的領域工作，掌控的是人的生死。所以一個合格的外科醫生，不止要學習技藝，還要磨煉出鋼鐵般的意志。無論地動山搖還是內心恐懼，都不能干擾醫生對患者的判斷與處置。”這幾乎可轉化為諸多行業中人的標準，技藝非凡，意志強悍，以及光一般的仁心。

馬伯庸天生就是一位講故事的人。傳遞知識經驗的故事法則可能在一部分作家那里失效了，但在他這里依然生機勃勃。經馬伯庸重新編碼的公共經驗得以文學的方式持續激發讀者的好奇與激動。他的熱切、興奮、取悅自我以及打開世界的想象力都為人贊嘆，也給更為年輕的寫作者帶來啟發。

不斷被重述是好故事的價值和宿命，從這個角度而言，當下已經獲勝的馬伯庸還需要與未來更久遠的時間進行談判。當一個故事被講完了，聽故事的人散去了，這個故事是否還會被繼續講述。就像在電影《楚門的世界》的結尾，當楚門終于走出巨大的攝影棚，觀眾在歡呼片刻之后，并沒有停下來想點什么，而是轉頭就去看別的節目了。觀眾并不關心楚門進入真正的生活之后會怎樣，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時間如何被占據，自己的精神如何被喂養。楚門何去何從，與他們無關。小說家終會從故事中離場，投入別的文學生活，心懷馬伯庸方法的馬伯庸將來也得面對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