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葉舟原來叫葉洲，筆名是他在大一的時候取的，根脈源頭是自小就生活在“一只船街道”。葉舟無論寫詩還是寫小說，開始都是圍繞著“敦煌”展開的。他父親是甘肅武威人，二十幾歲來到了蘭州，但他一輩子鄉音未改，《敦煌本紀》出版后，父親就問他，怎么寫的又是敦煌呢，河西走廊的第一站不是涼州嗎？那天，看著父親插上了氧氣管，他突然間決定必須抓緊時間，首先為父親寫一本書。但悲哀的是，134萬字的《涼州十八拍》寫出來的時候，父親還是走了。在成書的時候，他特地騰出了一頁雪白的紙，將父親整理的四句話，當成題記印在了扉頁上：天憑日月，人憑心，秤桿憑的定盤星；佛憑香火，官憑印，江山憑的是忠義。葉舟十分悲傷地說：“父親沒能等到這本書的面世，我恍惚成了孤兒，這部書也成了孤兒，無人認領。”

1 相比我寫過幾本書、幾行詩，我干過的最漂亮的事情，是捍衛了一條街道的歷史。

青年報：你生在西北，本來是個缺水的地方，名字中為什么卻有一個“舟”？舟，船的意思，這不會是筆名吧？你覺得名字，尤其是筆名，對一個人的影響是什么？

葉舟：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覺得，一個人的名字或許就是一種宿命，一種前定，它蘊含著你的腳印、方向、運程和花開花落，這里面有一套復雜的編碼，包括所謂的筆名。我生在蘭州，但蘭州并不缺水，有一條偉大的黃河穿城而過，讓這座城市建筑在河谷兩岸的灘涂上，猶如一本打開的巨著，寫滿了古往今來的一切滄桑與記憶。我出生不久，我父親不知從哪里搞來了一本家譜，說下一輩的子女們名字當中必須帶“三點水”，他去給我上了戶口，我就開始叫葉洲，一直叫到了現在，迄今未變。“葉舟”這個筆名是我上大一開始發表詩歌作品時，擅自更改的，沒有征求過父親的意見，但他老人家似乎也默許了，因為這一切都大有深意，他也心領神會。

自小，我們就生活在父親單位的家屬院里，幾十戶人家烏泱泱的，構成了一個小社會。這個家屬院位于蘭州大學大門對面的一條街道上，街道名叫“一只船”，綠柳蔭蔽，古風盎然，距離黃河也不過四五里地。我上初二時，黃河發過一次大水，洪水漫延到了蘭大附近，可見這個地名頗有來歷，而我當時卻一無所知。工作之后，大概是在1998年，我供職于一家都市報社，偶然看見當地的一家機構發布的告示，他們決定拍賣蘭州城內幾條街道的命名權，一只船街道赫然在列。這下子我就急了，我感覺一輛瘋狂的鏟車正在駛來，不僅要鏟除這條街的面貌與記憶，它還會讓“葉舟”這個名字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豈能坐以待斃、善罷甘休？在那個夏天，我騎著一輛自行車，泡圖書館，走訪古稀老人和土著居民，在檔案館里查找舊資料，做足了功課，并發揮了一名小說作者的專長，開始撰寫系列文章，向他們講述一只船街道的前世今生。

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其實，一只船街道跟大名鼎鼎的左宗棠有關，歷經了百年風云，其來有自。想當年，這位朝廷的肱股之臣抬棺西行，入疆平叛，率領大軍路過蘭州城時，就駐扎在東門外的一片亂墳崗子上，補充給養，晝夜操演。后來，隨著前方戰事的不斷擴大，陣亡將士的遺骸被一批一批地輸送下來，又無法及時地運回湖湘入殮，只好暫厝在蘭州城的東門外，漸成規模，號稱“義園”，類似于現在的烈士陵園。義園周圍有重兵把守，擅入者斬，而在中心地帶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帆船，船尾靠近黃河水，船頭則朝向了南方的故鄉，不言而喻。在這里，白天有香火，入夜之后便會升起一盞明亮的桅燈，仿佛在引魂，不至于讓那些亡靈迷失，落魄他鄉。久而久之，本地的土著居民前往義園跟官兵們做小買賣時，一般會遙指著那一艘木質帆船，稱其為“一只船”。我的文章發表之后，有關部門也是從善如流，采納了這一建議，保留下了“一只船街道”這個地名，讓我的“臍帶”迄今猶在。吊詭的是，時隔多年之后，有幾家影視公司來拍攝這條街道的傳奇，他們從網上扒下了我的文章，直接當作了解說詞，但沒有一個人當面采訪過我，這至少是他們的損失。因為在我的父母搬離這里時，我特地撬下了那一塊老舊的鐵皮門牌，保存至今，上面的地址是：蘭州市一只船北街108號。

相比我寫過幾本書、幾行詩，我覺得自己干過的最漂亮的事情，就是捍衛了一條街道的歷史，同時也保住了“葉舟”這個名字，謝天謝地。

青年報：你是蘭州人，你簡單介紹一下你的故鄉吧。人們一提起絲綢之路，肯定會想到蘭州，所以這里文化積累很深。我想問的是，你的文學理想或者說是文學觀，是這片土地上的故事培養起來的嗎？

葉舟：我的故鄉就是一只船街道，它并不長，也不寬，隱身于蘭州城內。

我從小就生活在黃河上游，生活在蘭州這座重要的水陸碼頭上。1877年，當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男爵在他的《中國》一書中首次發明了“絲綢之路”這個名詞，并被世界廣泛認可后，橫亙于亞洲腹地深處的這一條天路，仿佛抖落了身上的灰塵，露出了它清晰的骨骼，以及斑斕的歷史。巧合的是，我所在的蘭州城，恰恰就位于絲綢之路境內，它被黃土高原和青藏高原所簇擁，東望長安，向西又毗鄰著河西走廊這一條著名的孔道。如果說，寫作是一種宿命的話，那么蘭州及河西走廊就是我的文學版圖之一，也是我的文學疆土，我的長篇小說《敦煌本紀》和《涼州十八拍》就發生在這里。

用一個比喻的說法，我站在蘭州這一座水陸碼頭的瞭望塔上，可以望斷千年，看盡春秋。在這里，不僅有大河東去、佛法西來的遺址，不僅有民族融合、各美其美的傳說，不僅有語言共生、和平遍地的光陰，即便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仍舊有著絲綢之路這一條偉大的通道，給予我們這個國家的慷慨饋贈。我以前撰寫過一部紀錄片的解說詞，描述從絲綢之路上涌入中國內地的瓜果與蔬菜，便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一種例證。比如，從先秦到兩晉，我們接納了小麥、大麥、高粱這樣的糧食作物，接納了藕、蘿卜、胡瓜、胡桃、胡椒、蠶豆、芋頭、香菜、豌豆和茄子這樣的蔬菜，接納了生姜、大蒜這樣的調味品。從唐朝至元朝，我們又迎接了絲瓜、萵筍、菠菜、胡蘿卜等的蔬菜，迎接了西瓜、無花果、香蕉等的水果。從明朝和清朝，我們擁抱了紅薯、花生、向日葵、煙葉這樣的作物，擁抱了辣椒、西紅柿、土豆、南瓜、洋蔥、洋白菜、西葫蘆、菜心這樣的蔬菜，擁抱了蘋果、菠蘿、草莓這樣甘甜的水果。真是難以想象，假如剔除了以上這些活色生香、琳瑯滿目的果蔬品種，我們的餐桌上該有多么單調，我們中國人的味覺該有多么寡淡，我們的詩歌和戲文中將會喪失多少清香的氣息。但是不，人類的文明與交流，驅遣著這些植物大軍一路東進，翻山越嶺，服屬了這一方水土，進入了我們的田野與胃囊，養育了我們的昨天和今天，構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這樣的地理，這樣的歷史，這樣的果蔬與飲食，無疑也養育了現在的我，包括文學的眼光、立場、美學、倫理與態度，這似乎有點宿命的成分。

青年報：我們可以說是同行，你在新聞媒體里干過很長時間，你講一講自己在媒體工作的經歷吧。你覺得這些經歷對于你的寫作有什么樣的影響？

葉舟：曾經有整整六年的時間，我一直在埋頭辦報，心無旁騖，沒寫過一篇小說，甚至沒寫過一行詩，簡直到了身心分裂的地步。我知道，世界上或許并不需要我這樣一個新聞編輯，但它可能需要像我這樣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去干點什么，干點正事。仰賴于甘肅日報社的善待和禮遇，為我成立了“葉舟工作室”，讓我一直在從事文學創作，幾乎沒有任何的干擾，我心存感激。

在我看來，新聞結束的地方才是文學的起點，哪怕是一條簡短的社會新聞，其中都包含著足夠多的文學元素。新聞是喧嘩的、表象的、站在前臺的，而文學需要刺破那一張報紙，去究問事件背后的紋理、軌跡與世道人心，后者可能更有力量，也更有說服力，這也是我的興趣所在。我雖然離開了新聞一線，但這一段經歷教會了我對這個時代、對整個社會的熱情與敏感，當然也不乏剖析和懷疑的能力。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有過一段新聞生涯，想必也是一件幸事。

2 我覺得“忠義”在中國文化中是一個發光的詞，自帶光源，經久不滅。

青年報：我們急不可耐地想談談你最近的大作《涼州十八拍》。看到《涼州十八拍》，我們忽然想到了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你的書名是怎么出爐的？你過去的文學地標是“敦煌”，比如《大敦煌》《敦煌詩經》《敦煌本紀》，這次為什么變成了“涼州”？

葉舟：容許我從后往前來說這個問題吧。2018年，我的長篇小說《敦煌本紀》正式出版了，這本書有一個開放式的結尾，一幫少年出走敦煌，各尋未來，我都已經把續集的故事構思好了，也曾經夸下海口，準備撰寫“絲綢之路三部曲”的第二部，但因為我對敦煌周邊的幾個地點還不太確定，就跟朋友們又去了一趟。不料那一日，我接到了父親的一個電話，就是這個電話，就此改變了我的寫作方向。

因為進入了祁連山腹地考察，手機干脆沒有信號，失聯了多日，在電話那頭，父親先是很緊張地問我在干嘛，得知實情后，他叮囑我注意安全，還說：“我肯定打擾你了，抱歉。”那一年，父親已是86歲高齡，我感覺不大對勁，我還發現他有些氣短，便趕緊回到了蘭州。第一眼看到父親時，我就意識到一個人的衰老并不是一個過程，而是一剎那的事情。

我父親是甘肅武威人，二十幾歲只身來到了蘭州，安家落戶，自此很少再回家鄉，但他一輩子鄉音未改。我曾經許諾要給他寫一部關于家鄉的書，他很期待。《敦煌本紀》出版后他還問過我，你怎么寫的又是敦煌呢，河西走廊的第一站不是涼州嗎？那天看著父親插上了氧氣管，我突然間決定要把我手頭所有敦煌題材的寫作計劃全部束之高閣。我必須抓緊時間，首先為父親寫一本書。真的，我有了一種跟生命賽跑的感覺，在接下來的47個月當中，我幾乎馬不停蹄，甚至沒能歇息過哪怕一天。寫作必須有一種紀律，強大而刻板的紀律，寧可十年不要將，也不能一日不拱卒。在給出版社交出書稿的時候，差不多四年時間過去了，我等于又讀完了一個本科，真是悲欣交集，感慨良多啊。

跟《敦煌本紀》截然不同，《涼州十八拍》這個書名是我動筆之前就確定的，屬于順產。我有一幫搞民謠的朋友，他們時常來蘭州相聚，恰是在那種場合，我認識了不少鮮為人知的民間樂器，包括胡笳，也聽過許多遍古典名曲《胡笳十八拍》，它最后形成了這部百萬字小說的架構，給整個故事賦予了一種蒼涼而廣闊的底色。其間，我還求助于著名的音樂人葉云川，他當時正在錄制“中國音樂地圖”，他給我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尤其是關于“胡笳”這方面的，不至于讓我露怯。

青年報：翻開《涼州十八拍》，扉頁上有兩段題記，其中一個是選自你父親生前改編的《涼州寶卷》。你的父親，或者說《涼州寶卷》，為你創作《涼州十八拍》起到了什么作用？

葉舟：前面說過了，這是一本為我父親、為家鄉涼州所寫的書，我在跟時間賽跑。父親出現了氣短的狀況后，他每天夜里總要起來好幾次，長時間地吸氧，我和弟弟妹妹換班守著他。輪到了我，晚上十點多照顧他歇息后，我卻怎么也睡不著，我就開個小臺燈悄悄地翻閱資料。有一天我聽到他問，你在看什么東西呢？我說，我在看涼州史料，還有些不大明白的地方。

這么著，父親在夜晚吸氧的時間就變成了一個特別的契機。我總是問這問那，大到過往的歷史，小到他幼年時的飲食、服飾、方言、村莊的規模、各個家門的情況，等等。上了年紀的人，可能對眼前的事情記不住，但對過去的事卻記得比誰都清楚。有天深夜，父親忽然拔掉了鼻管，對我說了四句他自己整理的《涼州寶卷》：天憑日月，人憑心，/秤桿憑的定盤星；/佛憑香火，官憑印，/江山憑的是忠義。我當即就被這種驚世駭俗的句子給鎮住了，趕緊抄在了紙上，我知道自己抓住了那一根線頭，找見了整個故事的腔調，也摸到了將來《涼州十八拍》的心跳與核心要義。這是父親的加持，更是涼州的賜予。

但悲哀的是，2020年7月20日，父親還是走了，他沒能等到這本書的面世，我恍惚成了孤兒，這部書也成了孤兒，無人認領。在成書的時候，我特地騰出了一頁雪白的紙，將父親整理的這四句話印在了扉頁上，心香淚酒，策勵自己。今年除夕的早上，我跪在父親的墓前，雙手敬獻了一套書，我終于兌現了當初對他的承諾。我想，每一本書都有自己的使命，無論作者出于什么樣的意志去寫這本書，冥冥之中真的有一種深情主義的東西存在。

同時，我也在用這部三卷本的書修復自己的情緒，在我的書寫中，悲傷猶如一尊青銅器，壓得我至今喘不過氣來，我必須開一座窟子，將它安放下來。

青年報：《涼州十八拍》以《趙氏孤兒》為引子，有一個救孤的內核，通篇展現的是義，兄弟朋友之間的小義，慢慢演變成了救亡之義。我們想問的是，這部作品有沒有故事原型，或者說是人物基礎？

葉舟：坦率地講，沒有故事原型，這完全是我虛構出來的，但是一定要追索源頭的話，我想恐怕也來自于父輩們的生活。我父親這一輩兄弟三人，他最小，兩個哥哥都是一米八幾的漢子，高鼻深目，肩背寬厚。小時候，兩位伯父來蘭州城看望我們全家時，我驚訝地發現，這三兄弟點燈鏖戰，一邊飲酒，一邊談論涼州往事，那種神秘的方言雖然令人費解，但又讓我覺得他們來自《三俠五義》和《說岳全傳》這樣的連環畫冊，這是“義”的最初啟蒙。

《涼州十八拍》里“救孤”的故事貌似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北疆販馬集團續門被滿門抄斬，但主人的遺孤被五名忠仆救了下來。這些義士一路躲避追殺，南下進入了武威城，只為了少主子能活下來，在十幾年的光陰中，他們隱姓埋名，忍辱負重。另一個層面，待這個孤兒長大成人后，他又去救別的孤兒，去拯救淪落在險境當中的紅軍，也就是西路軍戰士。實際上，那時的中國也形同一個“孤兒”，內戰頻仍，山河破碎，民心瓦裂，急需要一種不畏死、不屈服的少年精神，去收拾殘局，去重振魂魄。這個故事當中頻繁出現了一個切口，問這個孤兒原本姓什么？回答說，姓續。什么續？答復說：續命的續，續香火的續。——我以為，這才是《涼州十八拍》真正的精神底色，也是整個故事的主軸。

其實，《涼州十八拍》的敘事是相互纏繞的，它總共有三條線索，一條就是前面說到的徐驚白的孤兒身世，以及他的成長與覺醒，另一條則是徐驚白的姐夫顧山農，在那個山河動蕩的大時代面前，他憑著一己之力，苦苦經營著貫通河西一線的貿易保價局，但是在暗中又拼命守護著河西走廊自漢代以來最大的機密——銅奔馬，不愿意讓它被軍閥集團和地方勢力所掠奪，進而戕害百姓，糜爛西北。然而，顧山農的隱忍與保守，讓他走向了弟弟徐驚白的反面，這是大浪淘沙的必然結果。第三條線索是河西走廊境內重要的歷史人物與邊地傳說，諸如鳩摩羅什、羅什塔、薩班渠、左公柳等等，也都被我有機地融入到了小說當中，尤其是古典名曲《胡笳十八拍》奠定了整部書的架構，讓這個故事飛揚了起來。

3 非名山不留僧住，是真佛只說家常，我喜歡這樣的境界。

青年報：你成功塑造了徐驚白、顧山農、權達云、劉北樓、沈閣蘭、朱繡等鐵骨錚錚、重情重義的人物形象。“江山憑的是忠義”，你結合自己塑造的這些人物，來解讀一下“忠義”一詞吧。

葉舟：我覺得“忠義”這個詞太廣闊，也太硬朗了，它在中國文化中是一個發光的詞，自帶光源，經久不滅。上溯春秋、《史記》，及至各種民間話本和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義”是一種骨骼般的存在，更是一種精神血肉般的東西，倍感珍貴。如果非要歸納一下的話，我認為“義”就是正信、正念和正途，就是執念不悔，就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等等吧。

青年報：你將地等傳說、歷史人物、重大事件熔為一爐。傳說，神話，有時候恰恰就是一片土地的魂，可以起到挖掘文化密碼、追尋精神原鄉的作用。你是怎么處理這些傳說的？

葉舟：我常年游走在西北，各處漫游。我一向認為，這片土地上不僅生長五谷雜糧，還長出了因果，長出了一種叫“光陰”的東西，這是世界觀，更是方法論。涼州乃至千里河西走廊，實際上就是中國文化的倉儲之地，對于它的重新發現與認知還遠遠不夠，包括在藝術呈現和表達方式上。石窟走廊、燦爛的壁畫、駁雜的雕像、說唱藝術、遺址與傳奇等等，在這些作品的面前，所謂傳統和現代主義的區分不僅無力，甚至還有點輕薄。我喜歡那種上天入地的野生狀態，比如邊塞詩，我喜歡這樣的寫作，熱衷于將它們融為一爐，為我所用。

青年報：《涼州十八拍》的講述背景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好像不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主場，寫的不是當代的故事，而且從地理位置上來說，河西走廊又比較“偏”。那么，你覺得這部作品的現實意義是什么？時代與文學之間的關系又是什么？

葉舟：我認為，自古而來，河西走廊就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心腹地帶，它不僅僅提供了一種地理上的戰略縱深，而且還提供了一種文化的縱深，思想的縱深。尋龍問穴，爬梳歷史，我們這個民族最初的精神原點其實就是從這個方向上獲得的，我們的邊塞詩，我們的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我們少年時代的目光，概出于此。我曾經寫過一篇散文《何為絲綢之路——以河西走廊為例》，我說當時對整個西北邊疆的經略其實有兩個集團，一個是軍事集團，另一個則是文人集團，在軍隊收復山河之后，文人們就跟了上去，像李白、高適、王昌齡、王之渙、岑參、王翰等等的詩人開始為這片大地貼上標簽，他們用詩歌給每一座山岡、每一條河流、每一塊綠洲命名。我想說的是，中國人的精神原鄉也在這里，開疆拓土的邊塞詩恐怕也只有在這樣的壯烈風景中才能寫就。

但是，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一片疆域漸漸地板結了、荒涼了、天遠地偏了，成了不毛之地，成了一塊生銹的地帶，無論從精神和意志上來講。我寫過大量的詩歌，包括后來的《敦煌本紀》和《涼州十八拍》，我渴望用自己的這一支筆去除銹，對，就是除銹。

青年報：我們翻開這部書，被吸引住的東西很多，感覺像是在讀“古典名著”。首先是因為你的語言值得贊嘆，有著大四名著的“語氣”，比如“言畢”“是故”“不作他想”“列位，總因筆墨徜徉，首先敘述一樁涼州票決之事”。 你用這樣一種語言，是受到古典名著的影響，自然而然的選擇呢，還是有意“做舊”而為之？

葉舟：這樣的語氣，這樣的腔調，實際上就是這個小說文本該有的五官與面貌，也是其中的年代感、身份和生活習性所具備的特征，既不是模仿借鑒，也不是有意做舊，而是還原。《涼州十八拍》里隱藏著一位說書人的角色，這個角色可能就是我父親和他的兩個哥哥。那時候我在半夜里醒來，聽見他們用迷人的方言，你一嘴，我一嘴，一座聲音中的涼州便浮現而出，栩栩如生。在那個清貧而悠長的年代，這無疑是一粒種子，埋在了我這個少年人的心中。

青年報：你的語言還有一個特點，很有詩意的成份，可能與你開始是寫詩的有關。過去，你在詩壇中有重要影響，寫出了《大敦煌》《邊疆詩》《絲綢之路》《敦煌詩經》等名篇，后來為什么要換頻道，開始小說創作？詩人的經歷對你的小說創作產生了哪些影響？

葉舟：詩歌是養料，而小說是一種揮霍，我指的是語言。語言是雜花生樹，千變觀音，顯出了它復雜、高貴和不馴服的一面。我以為恰切的語言，其實是你從年代、人物、身份、地理和習俗等諸多方面摸索出來的，就像你穿行在茫茫黑夜中，你必須喊出一盞燈來，照亮自己的前路那樣。

其實直到現在，我仍然在寫詩，電腦里存了兩三本新詩集，還有待出版。以前就有評論家說過，葉舟是左手詩歌，右手小說，這種狀態持續到了今天。在《敦煌本紀》和《涼州十八拍》的寫作途中，一旦我感覺到語言開始打滑，開始油膩與俗套，我就會堅決停下來，轉頭去讀詩和寫詩。的確，詩歌就是一塊磨石，它可以讓我的語言更鋒利、更尖銳、更敏感，規避迎面而來的那些雜質，時刻保持一種生動且熱烈的表情，不落窠臼，不人云亦云，有一種坐虎針龍的效果。

青年報：在娛樂至上的新媒體時代，純文學的可讀性非常重要。你的作品可以說是可讀性、文學性和思想性兼備，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你認為，思想性與可讀性哪個更重要？它們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葉舟：思想的傳播，一定得有廣泛的可讀性，而可讀性的優劣，又可以鑒別出思想的高下。這是鳥之雙翼、車之雙輪的關系，不可偏廢。非名山不留僧住，是真佛只說家常，我喜歡這樣的境界。

青年報：你業余生活是怎么樣的？還有其他的興趣愛好嗎？

葉舟：哎喲，我其實是一個在日常生活中很單調的人，除了白天寫作，最喜歡的就是讀帖、臨帖，練習毛筆字，酒量在三四兩左右，有三十年的煙齡。

受訪者簡介：

葉舟，詩人、小說家，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甘肅省作家協會主席、甘肅日報社葉舟工作室主任，一級文學創作。

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敦煌本紀》《涼州十八拍》，中短篇小說集《我的帳篷里有平安》《兄弟我》《所有的上帝長羽毛》《第八個是銅像》《秦尼巴克》《西省列傳》和《葉舟小說》（上、下卷），詩集《大敦煌》《邊疆詩》《葉舟詩選》《絲綢之路》《敦煌詩經》《引舟如葉》《自己的心經》《月光照耀甘肅省》《詩般若》，散文集《大地醍醐》《漫唱》《西北紀》《漫山遍野的今天》等。多部詩歌和小說作品被譯為英語、法語、俄語、日語、波蘭語、韓語等語言在海外出版。

作品曾獲得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第四屆施耐庵文學獎、《人民文學》小說獎、《人民文學》年度詩人獎、《十月》文學獎、《鐘山》文學獎等多種文學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