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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王威廉的新作《野未來》和《你的目光》描繪了科技時代之于人類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諸種變化，深入討論了因真實與虛擬界限模糊而導致的一系列身份認知困境。作者在以文學為取景器、在記錄科技時代權力新的呈現方式的同時，也給予精神/意志以某種飛揚。在王威廉看來，正是這些不為權力所約束的自由意志、與主流保持一定距離的理想主義青年以及那些與時代有所錯位的文學創作，為通往“時空之外”的新世界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王威廉的創作也由此呈現出阿甘本式“同時代”寫作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王威廉 《野未來》 《你的目光》 科技 同時代

一、科技時代的“常”與“變”

《野未來》是王威廉的最新小說集。這部小說集收錄了作者自2014年創作的11篇科幻小說作品。記憶芯片、人工智能、VR技術、人體換腦……這些時常閃現于文本中的“科技”元素是小說鮮活而顯著的存在，亦是讀者理解其所置身的時代、解讀此部小說集的重要切口。正如王威廉在小說集后記中談到的，“在本人看來，如何理解當代的文化現實，是在今天進行人文實踐活動（寫作和闡釋）面對的首要問題。……我們必須深入到類似的科技主題當中，才有可能理解現實所蘊藏的這種巨變究竟意味著什么”1，如果在過去的科幻寫作中，“科技”還可以被簡單處理為一個遙遠的故事背景，那么在“科技”不再指向未來而是內嵌于此時此刻的當下，“科技”自身所包含的重要文化倫理議題則需為王威廉一類深具現實關懷的作家所清理。

科學和技術（特別是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使人的智力、體力和情感能力得到強化，人類疾病和不必要的痛苦得以消除，人的存活年限得到延伸。《潛居》中描繪了大量可以替人類分擔管家、女傭、性愛伴侶、代孕工具等職務的肉體機器人，《行星與記憶》里設想人類的平均壽命將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而提升到120歲。《分離》中的孫堅發明了能夠檢測神經元信息活動進而探究人類潛意識的智能機器，《草原藍鯨》里的“我”與留下腦細胞的母親在另一個分層交叉的回憶空間里談天……科技極大拓展了人類的生存時空，《野未來》對科技帶給人類生活的種種積極面向進行了悉心捕捉。

但王威廉顯然不是一個進步論信奉者。作者似乎很難樂觀地相信勞動提升和技術進步必將帶來一個公平正義的未來天堂。事實上，正如小說集中的諸多篇章所呈現出的，技術的進步不僅僅意味著財富的增長和人類生存時空的拓展，也蘊含著對自然的進一步剝奪和財富分配層面的更大不公。這些巨大不公的承受者可能是《退化日》中曾經花費大量精力弄清城市復雜路況、而今卻隨著導航的出現面臨“經驗完全貶值”的老司機“我”，可能是《野未來》中那個熱衷科技、沉溺于科幻讀物，卻因為學歷限制遭逢“夢想的未來與自己并沒有什么關系”的機場臨時保安趙棟，也可能是《地圖里的祖父》中“不干活就渾身難受”、卻因公司引入先進自動化設備而被迫辭退的辛勤父輩。他們是被歷史洪流拋棄的失敗者，卻難以用自身的方式去言說此類驅散他們的神秘力量——當被村里人問起有關機器人的種種事態時，“他們會用贊嘆的語氣描述那些機器的靈活和巧妙，說完之后，還忍不住帶上我們那兒的通用感嘆詞：那狗日的！”2阿甘本在《剩余的時間》中曾提醒讀者注意，人類歷史的進步概念與一種雷同的、空泛的時間進步概念密切相關。這種進步的線性時間觀之所以是同質和空泛的，是因為它掏空了許多歷史內容，像丟棄垃圾一樣壓抑和抹去了諸多異質性因素（失敗者、被蹂躪者、被壓迫階級）。但任何發生過的事情都不應被視為歷史的棄物，任何被壓抑的歷史主體都應得到拯救。新的歷史寫作應該喚醒這些異質性要素，讓它填充時間的空洞，進而在另一個意義上豐盈歷史和現在的內容。3王威廉正是在對這些為時代所拋棄而一無所傍的渺小個體的持續關注與責任書寫中，寄托著自己作為“當代人”的人文關懷與情感許諾。

科技時代與其他時代一同分享著歷史的禍福兩面，但與此前歷史截然不同的是，技術本身在此啟動了一種趨勢，以其自身的邏輯重構著人類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王威廉對此深有洞察，“一個越來越細膩的技術化時代已經到來。所謂技術化時代，不僅僅意味著使用技術統治一切，更加意味著文化政治上的無條件許可。換句話說，技術本身超越了任何的意義話語，開始深度地塑造起人類的精神生活”4。所以在《野未來》中我們看到一系列因科技變化帶來的生存境遇更迭：《行星與記憶》里路邊仿真的全息樹木、被人類復活的滅絕恐龍；《潛居》中阿康通過留存的中學時代的錄音機、磁帶、劃線課本和橙色汽水復原的曾被淹沒的“水下故鄉”；《分離》中通過感知人腦狀態“在您孤獨的時候給您想要的感覺”的陪伴產品；《城市海蜇》中將白色塑料袋呈現為通透海蜇的失焦鏡頭……一切事物都呈現為“虛擬化”的狀態。《不見你目光》中小櫻男友的經歷或可作為科技時代“虛擬化”特征的最好詮釋：他是個十足的游戲迷，生活的大部分時間都“沉浸”(immersion)在人造影像營造的虛擬世界中。即使不在電腦前，也會“掏出手機來，刷刷微信，玩玩微博，看看照片，幾乎不能真正安靜一分鐘”。他在小櫻臥室的角落里安裝攝像頭，并面對著鏡像自瀆。但由于攝像頭安裝位置與人類正常視點的偏差，他為影像呈現的怪誕人像所恐嚇而荒誕自殺。作者以小櫻男友的經歷極端化地呈現了科技時代“虛擬”化的最大陷阱，即它會讓人懷疑周圍的一切都是真的/不是真的。真實與虛幻的界限被打破，真實不再僅僅指向自然風景一類的現成之物，也包括由人工生產或再生產出的“真實”（如《行星與記憶》里的虛擬環境與《不見你目光》中的計算機虛擬世界）；虛擬也不僅僅是關于實在的模擬，更包括那些無須實物或實體而模擬生成的真實感覺（如《分離》中的陪伴機器能為人的大腦模擬最需要的感覺，《潛居》中的“你”在阿康精心設置的懷舊主題房間里切實發生了身心狀態的變化，“仿佛整個人也在迅速逆生長，青春期時的躁動、興奮與莫名惆悵的心境都重新出現了。你坐在黑褐色的舊椅子上，深深呼吸著，有種擺脫了時間囚禁的自由感”5）。人類此前有關真實與虛擬的情感體驗以及建基此上的認知邏輯均宣告失敗，真實、虛擬、意識、主體等重要詩學概念也面臨重新清理的危險。而與這一系列議題密切相關的“人是什么”的古老話題，也將再度于人類耳畔回響。

二、科技語境下的“身份”追問

對“人是什么”，或更準確地說，對現代人存在狀態是什么的持續追問，構成了王威廉小說最堅韌的內核。在敬亭和“你”的談話中，隱含作者穿插了一段話外音，“但你的本意并不是說這種看得見的危險，而是那種看不見甚至無法描述的事物，就像宇宙深處的奧秘，盡管我們不了解，卻不妨礙那些奧妙的存在以及它對我們產生的隱秘影響”6（《潛居》）。這段話外音提醒讀者不僅要留意文本中那些看得見的行動世界，更要關心那些看不見的精神生活。因為正是那些看不見的幽暗沉潛部分，對王威廉的創作產生了永久性的召喚。作者借此找到了理解科技時代現代人存在狀態的途徑。

事實上，只要對王威廉的創作道路稍加回顧，即可發現創作于2010年的《沒有指紋的人》7便已展現出作者對“科技”與存在關系的思考。作者直陳此篇小說的創作靈感來源于“某天上班時突然遭逢了指紋打卡管理”8的真實生活經歷。小說中的“我”是一個生下來就缺失指紋的人。早先這個身體特征對“我”的生活并無較大影響，“我”甚至不想對此過度關注，因為“未來不可預知，不想你們因為我的指紋而說我未來會怎么樣，從而影響到我今天的所作所為”。但隨著“未來”的到來——指紋打卡機等新興身份識別技術的出現，“我”不得不通過盜取朋友指紋、制作指紋套以面對考勤、買房按手印、買車裝指紋鎖等一系列生活難題。“沒有指紋”，“我”便失去了自我身份證實的憑證。隨著指紋識別技術對生活的進一步滲入，“我”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最終只能“像老鼠一樣流竄著”逃離人類。

《沒有指紋的人》所試圖探討的，是人類在科技接管身份識別后所可能遭逢的生存困境。這篇小說在王威廉的創作歷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一方面，它接續了作者早期作品中對身份問題的思考，如《父親的報復》9敘述了一個“父親”一再試圖確認自己的城市身份而最終無果的故事。“父親”祖籍山東，年少時前往廣州生活，并以任何能證明自己是廣州人的事情為榮。對于“父親”而言，“生命的一大半時間都耗在這里了”，自己“早已是地道的廣州人”，但“一口夾雜著粵語的北方話”卻讓其北方人身份難以輕易抹去。是自我內在的情感認同還是外在他者的客我認知確立了個體之于個體的身份意義10，《父親的報復》向讀者揭示了這一文化身份難題。《商場街的鱷魚肉》從哲學角度分析了身體與靈魂之于身份的獨特意義：現實中毫無成績的“我”為了獲得一筆可觀的財產而參與了一場與鱷魚交換大腦的人體實驗。從此，“我”化身為一個人腦鱷魚身的怪物。起先“我堅信，人的身體并不能改變它的野獸本質。我堅信，動物的身體不能改變我的人類本質” 11，靈魂之于身體具有決定性的位置。但鱷魚強大迅猛的身體令“我”竊喜不已，甚至使“我”從曾經感到恐懼的吃人、搶劫銀行等事件中獲得尊嚴。人類的憐憫與道德逐漸離“我”遠去，“我”更基于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去進行行為選擇。但“我”最終被那些因同情而放過的工人們捕獲，并發現屠殺“我”的正是那只拐走“我”身體的鱷魚。文本通過呈現身體與靈魂對“我”的不斷占據搏斗，反映出確認人類身份的認知困境。《沒有指紋的手》接過早期文化身份探討的議題，同時又將此種主體性危機推至科技時代的文化幕布下，為此賦予新的表現形式。

《野未來》正在《沒有指紋的人》開辟的新的美學空間的延長線上。小說集深入討論了一系列傳統身份憑證在科技時代的失效。記憶、經驗、身體、情感曾是確認個體之為個體的重要依據，但隨著科技時代真實與虛擬界限的模糊，這些根基也搖搖欲墜。牛津通識讀本《記憶》（Mem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開宗明義地強調了記憶之于個體的重要意義，“沒有記憶，我們就會無法說話、閱讀、識別物體、辨別方向或是維系人際關系”。正是過去的記憶塑造了當下的我們，“你就是你的記憶”12。這種有關記憶與身份關系的傳統觀點卻并不能解釋《分離》中的情節走向。栗子的前男友孫堅研發出一種能夠檢測神經元信息活動、進而了解人類潛意識記憶的智能機器。研究者可以借此了解、體驗被試者的記憶模式，甚至將自身的記憶與被試者的記憶融為一體。在此意義上，無論多么私有的記憶也不再是個體的專屬，記憶也失去了使個體成為個體的獨特屬性。

與記憶緊密相連的經驗在確認個體身份時也面臨同樣的貶值。《城市海蜇》中的張鋒因為精神危機而去做變性整容手術，以繼承女友文櫻的身體與社會身份。同一身體內潛藏著兩種身份的含混狀態，是前科技時代不曾有過的局面。作者巧妙地以海蜇為喻，揭示其中的張力復雜，“海蜇有雄雌，可以結合后用受精卵繁殖，但神奇的是，它們也可以脫離異性，自我繁殖”13。作為張鋒幼時好友的孫楠一方面堅信經驗是確認自我來路的重要依據，相信眼前的女人正是與自己有過共同經歷的張鋒；但另一方面，“人注定要被自己看見的東西所迷糊惑”，緩慢柔和的女聲與觸手可及的女性身體又讓孫楠不禁將他/她視為某位陌生的美麗女人，并對其產生了難以名狀的曖昧情愫。小說最后，女人解開拉鏈脫下衣裙，變性整形的身體與整個海灘融為一體。在此，人與海天萬物之間的界限被抹平，經驗/身體之于個體的獨特意義也隨之消失。這個情景很容易讓人聯想起福柯有關人類的著名論述，“誠如我們的思想之考古學所輕易地表明地，人是近期的發明。并且正接近其終點。假如那些排列會像出現時那樣消失，假如通過某個我們只能預感其可能性卻不知其形式和希望的事件，那些排列顛倒了——那么，人們就能恰當地打賭：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邊沙地上的一張臉”14。

《地圖里的祖父》和《幽藍》在身份問題的追問上則走得更遠。鹿爾通過三維立體成像技術和對祖父生前聲音、詞語及行為信息的提取，讓祖父重新復活在GPS系統中。這一行徑向讀者提出的難題是：倘若人的肉體毀滅，精神轉化為計算機技術中的某種程序，人類變為脫離身體運行的純粹精神現象，人之為人的前提是否依然成立？（《地圖里的祖父》）。《幽藍》中的人工智能在經過漫長的發展后，終于獲得了自主意識。類人機器人開始劫持人類以采集信息，以幫助自身增強理性。如果我們堅持笛卡爾在《方法論》中提出的理性是使人成其為人、將人與野獸區分開來的觀念，那么隨著科技的發展，當機器人也擁有自主意識時，人之為人的根基又應建在何處？

王威廉顯然無意給讀者呈現一些確切的答案。或者說相較于那些準確的答案，作者更愿意全身心地去感受和呈現當下因科技變化而帶來的復雜神秘的生存狀態。當科技滲入人類的經驗、記憶、身體甚至潛意識，真實與虛構的傳統界限被打破，重組的身體、重寫的記憶、重構的意識隨處可見，傳統世界的根基將搖搖欲墜。在此根基上的人類將一無所傍。而這一切正為王威廉長期以來追求的“文學游牧”提供了廣袤豐饒的土壤。在《野未來》中，作者常常在二元對峙中展開主題，卻更致力于描述各類人物在交叉曖昧地帶中幽微曲折的身心變化。有時為了突出人事的散漫復雜，更是將同一部小說集的不同篇章進行主題并置，書寫同一情境下人物精神的不同走向，以呈現世界的荒誕與生機勃勃， “文學的游牧就是把那些錯位、那些挫折、那些陌生、那些迷茫、那些深夜中的淚水、那些陽光下的歡笑團聚在一起，彼此相連，卻又讓它們各行其是，因為它們像高原牧場一樣生機勃勃”15。

三、科技時代的人文與理想主義

強調王威廉“文學游牧”的開放狀態，不意味著作者沒有自己的原則限度與文學堅持。前文所討論的《沒有指紋的人》在將人類身份困境推至科技時代的同時，也打開了對科技時代權力與主體關系的討論。也即是說，對王威廉創作產生持久性召喚的“不可見的東西”，不僅僅指向“人性”（那些使個體成為個體的特有屬性），也面向“機器性”（那些雖無機器形貌卻充斥著對個體產生壓抑、控制的暴力機器）。這從文本中作者將“指紋識別”敘述為“現代社會管理個人的一種精密技術”“這個時代最為精密的控制機器”，將沒有指紋的“我”處理為需要去醫院診治的病人，將科技時代比喻為“監控無所不在甚至變得歇斯底里的牢獄”等關鍵細節即可得到印證。

福柯認為，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控制權力。不同于15—16世紀壟斷于君主一人之手的君主權力，17—18世紀，隨著學校、工廠、兵營等小型社會體制的出現，中心化的君主權力被分散為各個體制的“微觀權力”。權力的實施也不再是鎮壓性的，而是召喚性的。權力通過各種制度——如隔離和排斥（理性的人將瘋子送進瘋人院、守法的人將犯人關進監獄、異性戀對同性戀進行排斥），將個體塑造成符合其規范的特殊主體。王威廉拒絕任何有損于主體精神自由的“機器性”事物，并敏銳地觀察到科技時代權力表現出的新形式：《不見你目光》中用來控制、窺視他者的攝像頭，《退化日》中“不主動去看”卻自動落到“我”視網膜上的周邊風景，《幽藍》中阻礙“我”與遠方世界連結的廣告牌以及《分離》中進行大數據分析的智能終端。在科技時代，權力可能與照相機、視頻監控、智能終端等更精密的電子儀器設備結合，個體愈加處于無時無處不在的監控之下。王威廉以文學為取景器，記錄了科技時代個體與權力之間的微妙關系。

但王威廉作品與其他科幻小說的不同之處在于作者并未完全夸大科技對人類生活的滲透與控制力，相反，作者常在文本中給予靈魂與精神以某種飛揚。這或許也是小說在啟發讀者的同時也能感動讀者的原因所在。《退化日》里的治安聯防隊員為了逃避上級和監控器無處不在的控制，夢想退化為某類靈長類在廣袤無垠的原始森林中生活。因為“那樣一來，就沒有任何人和任何機器可以認出我來了”。在這樣的狀態下，“我可以完全放下心來，做到真正徹底的無憂無慮，那將創造出無邊無際的發呆，就連樹懶和考拉也無法企及”。無邊無際發呆式的生命形態使人類得以從脆弱易朽的肉身世界和無處不在的權力空間中逃逸出來，獲得某種“真正徹底的無憂無慮”的自由。《后生命》中終究未能被轉移的人類意識也展現出作者對科技時代靈魂/精神超越性的渴望。比《分離》中的拷貝記憶更進一步，《后生命》中的芯片專家李蒙試圖通過科技實現人類意識的徹底轉移。他相信人的意識 “只是大腦那個物質環境生發出來的一種現象”，“就像火，在特定的物質環境下是可以點燃的”。這個情節與莫拉維克實驗（Moravec Test）的邏輯假想異曲同工。在莫拉維克看來，人的主體意識可與實體分離，像信息形式一樣上傳和鑲嵌在機器和其他物種上。但恰似相信一切奧秘都可以通過科學得到破解的李蒙難以解釋“未來科學再怎么發達，大概都不會出現這么偉大的音樂家（貝多芬）”，他也難以通過科技的手段實現人類意識的徹底轉移。這一實驗的失敗連同實驗者李蒙自身的永久昏迷正從反面證實了自由獨立意識之于人類的重要意義以及作者對意識不為任何機器所控制的人文理想守候。

在悉心理解作者止于其所止（科技時代靈魂不死）的良苦用心之后，我們就能感受作者隱藏在同名短篇小說《野未來》中的情感訴求。與王威廉絕大部分小說中的主角身份類似，《野未來》中的趙棟也是一個熱愛文學、充滿幻想、帶著理想氣息卻難以獲得世俗認可的文藝青年。他二十歲時因在電視上看見比北京上海還要密集的高樓大廈而從北方來到廣州，又由于對機場未來世界氛圍的喜愛而選擇做一名機場臨時保安。他床底的書筐里塞滿了《科幻世界》、科幻小說以及科普讀物，也習慣于在現實生活中尋找科幻感——他把自己的房間設置成全熒幕式的，“都是銀色的金屬制成，在燈光下閃耀著光澤，有一種奇特的未來風格”。當“我”的物理系老鄉馬征指出趙棟對科學雜志上觀點的見解甚至比他的導師還深刻透徹后，“我”便開始鼓勵只有高中文憑的趙棟去大學旁聽自考學歷。因為“我”深知學歷在當下時代的重要意義——一個對未來充滿期待、有著科學天賦的青年，如果沒有學歷，也可能只是城市的邊緣人，任何美好的未來都與其無關。盡管老鄉馬征提醒“我”獲得“學歷”也可能通向另一重困境，“假設他通過努力，又考上研究生了，我想，他的那點天賦肯定也被糟蹋得差不多了。他還有興趣和心勁去做研究嗎？去做研究還能有什么創新？你眼睜睜看著他到時變成一個天天想著怎么報項目拿經費的人，這一切付出會顯得特別可笑”16，但“我”依舊堅持應該讓趙棟提升學歷以獲得一份更讓人尊重的工作。但趙棟終究遵從自己的意愿放棄了自考，在某個“陰暗潮濕、泥沙俱下、眾生復雜、卑微如草的窮街陋巷”中生活著。

鄭煥釗曾在王威廉科幻小說研討會上將《野未來》視為“一篇不同于精英主義所構建的未來異托邦”，“體制化及其強大的力量終將讓那些體制之外有天分的人因為沒有體制的加持而喪失發展的機會，而在體制中的人則會在體制中喪失個性與天分。這是一個底層個體無法找到空間的絕望故事”17。這個評價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王威廉作品中那些熱愛文藝、充滿幻想的理想主義青年的共同困境：他們屬于這個時代，是這個時代不可抹去的一部分；但又是這個時代的他者，與這個時代的主流保持著距離。他們是本雅明筆下行走在19世紀巴黎擁擠人群中又與人群格格不入的漫游者18，是這個時代特別的“剩余”之物。

但與《鐵皮小屋》《倒立生活》《老虎！老虎！》中文學青年的悲劇收尾不同，作者在《野未來》中改寫了“詩人之死”的命運結局。小說最后，趙棟邀請“我”前去參觀機場的時空隧道。他認為那里能夠通向未來，“百年前，人類學會了飛行。今天，人類正夢想進入深空，直到時空之外”。故事在趙棟消失在其所熱愛的時空隧道中戛然而止。而“我”為了“完成對他的徹底相信”，也趕緊刪除了他的電話號碼，以增大他前往未來的可能性。“我”的期待也是作者期許的隱喻。借助文學的時空隧道，作者試圖給予趙棟一類城市邊緣者、時代“剩余”之物以出路與希望。因為作者清楚地知曉正是這些不為權力所約束的自由意志、與主流保持一定距離的理想主義青年以及那些與時代有所錯位的文學創作，才為通往“時空之外”的美麗新世界提供了另一種可能。

在最新發表的中篇小說《你的目光》19中，眼鏡正是一種調整個體與世界關系的認知裝置，眼鏡設計者即是在與過去、現實、未來的對話中，豐盈個體的存在。這既需要藝術設計者接續從歷史晦暗中遞過來的燈，也需要他們對時代新事物保持敏感與敞開性，以等待一個新的例外狀態的到來。“古希臘哲學家說，太陽底下無新事。但是，人類對于新事物、新價值一直充滿著渴望。現代以來，這種渴望變得越來越強烈，因為人類的能力提升得越來越快，能量變得越來越大。尤其是置身中國，這幾十年來的快速發展，讓人處于目不暇接的狀態中，滄海桑田式的變遷讓這幾十年相當于過去幾百年；而深圳、廣州和港澳乃至整個珠三角，也就是被稱作‘大灣區’的地方，就像是中國經濟的巨大馬達，以最大的功率在運轉、在驅動、在創新。因此，新事物和新價值已經不僅僅停留在渴望的層面上，而是一點一滴地融進我們的現實當中。我們必須重視那些正在生成的新價值，即便我們還無法徹底辨析與判斷。”作為新價值的生成之地，廣州與科技異曲同工，他們同處于漣漪與漣漪的交匯之處，蘊藏著新的生命形態與生活可能性。而見者，方是智者。

王威廉曾借阿甘本的“同時代人”概念談及“先鋒文學”以來的文學走向與自身的文學追求，“二十七年前，‘先鋒小說’作為一支叛軍，揭竿而起，反擊意識形態化的總體歷史敘事，但‘先鋒小說’中極端的寓言特征與敘述形式，盡管抵達了先前那種總體歷史敘事的反面，但不得不說，它們是同構一體的。此后的各種寫作實際上都體現出了試圖從總體歷史敘事中掙脫出來，走向個人內在的私密經驗。但是，后來的寫作發展又表明，過于私密化的日常生活經驗，會壓抑文學的精神高度。在這種歷史語境下，我想我們的道路只能是回歸歷史的個人化寫作。歷史化的個人寫作與1990年代以來的‘個人化寫作’不同，它并不回避歷史的總體敘事，而且憑依前輩作家積累并修復起來的個人體驗去重新進入歷史。進入歷史，并不意味著一定要書寫歷史題材，而是意味著將自身獲取的個人經驗放進歷史與文化的現場中去辨析、理解和自省。與此同時，即使我們寫出的只是斷簡殘篇，也要為豐饒的內心生活作不竭辯護，因為只有真正的內心生活，才能讓寫作抵御‘外部雜質’的侵擾，擁有相對自立的能力。這種個人與時代彼此介入、血肉相搏的方式，我想可以定義為：‘深度現實主義’”20。一方面，王威廉強調聯結為“先鋒小說”以來過度私密化的日常生活寫作所中斷的歷史敘事，以寫作為我們置身的大時代賦形；另一方面，他又重視 “先鋒小說”對真正內心生活的堅持與關注，通過內心生活的豐饒形成與大時代的張力對話。在《野未來》《你的目光》中，作者以“科技”“廣州”等新價值生發地為切口，深入討論了科技之于人類物質、精神生活的諸種變化，尤其是人何以為人的身份認知危機，展現出作者直面歷史、討論人類問題的現實關懷與寫作責任。同時，在科技時代無處不在的權利、監控與精神虛妄中，作者又給予自由靈魂與獨立精神以超越飛揚，以期“把人類心靈的銘感與豐富從這樣的迷境中拯救出來”21，等待新的生命形態與新的可能性。在個人批判性的介入與參與時代經驗中，王威廉用寫作“來彌合時代破碎的椎骨，為世紀解開束縛，以開啟新的世界”22。

注釋：

1王威廉：《后記：從文化詩學到未來詩學》，《野未來》，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340頁。

2 4 5 13 16王威廉：《野未來》，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60、340、174、268、205—206頁。

3[意]阿甘本：《剩余的時間——解讀〈羅馬書〉》，錢立卿譯，吉林出版社2011年版。

6王威廉：《野未來》，太白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174頁。

7王威廉：《沒有指紋的人》，原載《山花》2011年第6期，后收入小說集《內臉》，太白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

8王威廉：《后記：從文化詩學到未來詩學》，《野未來》，太白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347頁。

9王威廉：《父親的報復》，原載《小說界》2014年第1期，后收入《生活課》，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

10 1890年，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提出“自我”包含“主我”和“客我”兩重含義。所謂“主我”，是指“思考、體驗世界和做出行為的自我，是作為意識主體的自我”；所謂“客我”，“是作為世界客體的自我，是作為被認識者的自我”，參見張江《闡釋與自證——心理學視域下的闡釋本質》，《哲學研究》2020年第10期。

11王威廉：《市場街的鱷魚肉》，原載《北方文學》2011年第10期，后收入《倒立生活》，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72頁。

12[澳]福斯特：《記憶》，劉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頁。

14[法]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莫偉民譯，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506頁。

15王威廉：《無法游牧的悲傷?自序》，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4頁。

17《深度現實與未來詩學——王威廉科幻小說研討會精要》，《華夏》2019年第12期。

18此處強調是本雅明而非波德萊爾筆下的漫游者形象，是因為相較于波德萊爾筆下畫家居伊與人群的“結為一體”，“如天空之于鳥，水之于魚，人群是他的領域。他的激情和他的視野，就是和群眾結為一體。對一個十足的漫游者、熱情的觀察者來說，生活在蕓蕓眾生之中，生活在反復無常、變動不居、短暫和永恒之中，是一種巨大的快樂。離家外出，卻總感到是在自己家里；看看世界，身居世界的重心，卻又為世界所不知，這是這些獨立、熱情、不偏不倚的人的幾樁小小的快樂，語言只能笨拙地確定其特點。觀察者是一位處處得享微服之便的君王”（[法]波德萊爾：《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郭宏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81—482頁），本雅明受布萊希特間離戲劇理論的啟發，更強調漫游者與人群的距離，“這里既有被人群推來搡去的行人，也有要求保留一臂間隔的空間、不愿放棄悠閑紳士生活的閑逛者。讓多數人去關心他們的日常事物吧！悠閑的人能沉溺于那種閑逛者的漫游，只要他本身已經無所歸依。他在徹底悠閑的環境中如同在城市的喧囂躁動中一樣無所歸依”參見[法]本雅明《巴黎，19世紀的首都》，劉北成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206頁。

19王威廉：《你的目光》，《十月》2021年第6期。

20 21王威廉：《成為同時代人的勇氣》，《南方文學》2015年第3期。“深度現實主義”與“歷史化的個人寫作”“同時代”寫作等觀點異曲同工，都強調個人經驗與時代經驗的彼此介入、血肉相搏，是理解王威廉文學創作的重要概念。

22[意]吉奧喬?阿甘本：《何謂同時代人？》，《裸體》，黃曉武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