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時代推動著中國報告文學進入一個新的繁榮發展時期。作為中國報告文學的領軍人物，何建明的報告文學創作，也為這個時期中國報告文學的發展繁榮做出最為突出和最為重要的貢獻。新近出版的《新時代中國報告文學論》收錄了何建明新時代以來，思考和論述中國報告文學繁榮發展規律的理論文章、創作談、對話錄和部分評論家對他重要作品的評論，比較全面和深入梳理了何建明報告文學理論思考的問題線索和思想脈絡，從中看出，作家對報告文學理論建構的深入思考。事實上，何建明的報告文學思想的貢獻與他的創作同樣重要。特別是面對相對薄弱、相對滯后的報告文學理論建設格局的時候，何建明的報告文學思想更加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性及思想的引領性。

一

新時代的中國文學思想，強化“以人民為中心”的意識、理念與精神。毛澤東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上的講話》，第一次確立了文藝為人民服務、人民是中國文藝的主角的基本思想，奠定了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明確方向。這么多年來，盡管中國文學經歷了各種坎坷和波折，都沒有離開“人民”這個根本的方向。或者可以說，正是對“人民”精神的執著與堅持，才使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破解了一個個難題，化解了一次又一次危機，永遠行進在“人民”的正確文學道路上。進入新時代，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艱巨復雜的歷史進程，中國文學唯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強化“人民”意識，牢牢把握“人民”這個方向，才能真正反映現實，反映人民創造美好新生活，在人民群眾開創自己歷史的進程中，推動文學自身的進步。

中國報告文學是我們時代的產物，血脈里流淌著時代先進思想的文化基因，與時代精神有著天然的融合關系，因此必然是“以人民為中心”文學思想最熱情的響應者、最積極的踐行者和最堅定的開拓者。中國報告文學把握時代跳動的脈搏，敏銳感觸到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正在到來，積極投身現實生活，用大批優秀作品自覺承擔起文學反映現實的主力軍責任，開辟出繁榮發展的新局面。這一切，與何建明等一大批中國報告文學作家群體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在這個由何建明實際領軍的第一方陣中，我們看到了徐劍、王宏甲、黃傳會、趙瑜、陳啟文、李鳴生、李春雷、蔣巍、許晨、鐵流、徐錦庚、紀紅建、任林舉等優秀作家的作品，形成了一股時代文學的合力，推動著中國報告文學登上時代精神的高地。由于他們的努力，中國報告文學挺立在中國當代反映現實的前列。

何建明的新時代中國報告文學的理論思考，正是建立在新時代中國文學思想的發展進步創新的基礎之上，建立在中國報告文學創作發展繁榮的基礎之上，形成了作家與時代、與生活、與人民的基本關系，特別堅實牢靠，真實準確地反映中國報告文學理論建設所能達到的思想水平和思想高度。他的這些豐富而深刻的思考，就構成了《新時代中國報告文學論》的思想“硬核”。

如果結合何建明報告文學的創作，再來認識何建明的報告文學觀的話，不難看出，《新時代中國報告文學論》一書，突出地體現了何建明報告文學觀中的“民生”的思想內涵。縱觀何建明的報告文學創作，“民生”主題的表達呈現幾個特點。

其一，堅持“發展”的思想。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的“硬道理”，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中國經濟騰飛，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就是緊緊抓住發展不放手。報告文學要反映現實，也必須緊扣時代發展的主題。因此，“發展”這條紅線，始終貫穿在何建明的創作當中。這方面的重要作品有《浦東史詩》《大橋》《那山，那水》《德清清地流》《詩在遠方》《流的金流的情》等作品。

第二，是堅持“綠色發展”的思想。中國經濟發展最艱難的階段，曾出現過以環境生態損失和破壞為代價，換取經濟快速發展的現象。現在看來，這種代價的后果相當嚴重，也不是中國現代化的方向。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保護生態，綠色發展的“生態文明”的發展思想，從根本上扭轉了以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局面，引領著中國走上“生態文明”的現代化發展道路。這是中國“發展”主題的深化，也是報告文學創作的新題材。何建明的《那山，那水》率先感知到時代主題的變化，以生態文明思想為引領，寫出浙江余村人民保護生態，、發展經濟的動人事跡，在中國報告文學創作中，第一次形象生動闡釋了習近平總書記“綠水清山就是金山銀山”思想，傳遞出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信息，也升華了中國報告文學反映時代的思想境界，深化了報告文學的主題。在何建明的帶動下，中國報告文學的“生態”題材得以全面鋪開，蔚為大觀。

第三，是堅持“共同富裕”的發展思想。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發展和西方“兩極分化”現代化發展有著本質的不同。我們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現代化，是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現代化，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現代化。離開了“人民”，現化代就失去了意義。這個帶有方向性的觀點，在改革開放早期曾被遮蔽，被模糊、輕視了。只有到了新時代，在令世界矚目的“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歷史進程中，才更加堅定，更加清晰，更加被重視，才形成一整套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思想，明確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道路。可以說，何建明是體會“共同富裕”思想最深刻的報告文學作家群體中的一個。他在《詩在遠方》這部作品里，深入解讀了習近平總書記“擺脫貧困”的思想，他認為，只有人民群眾真正擺脫貧困，才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而在《山神》《德清清地流》《流的金流的情》《萬鳥歸巢》等作品里，作家展現了我們黨和國家探索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艱難的現實過程和壯闊的歷史進程，打開出一幅“中國式”現代化的美麗畫卷。事實上，“共同富裕”是我們黨新的百年征程偉大的奮斗目標，前方的道路還很漫長，還會遇上許許多多艱難險阻。這正是中國報告文學永遠的時代大主題。

二

讀《新時代報告文學論》，必然會碰到文學基本關系問題。現在的理論家已經很少討論文學基本關系。其實，中國當代文學的許多大問題，都發生在這個關于基本關系的議題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后就形成的文學基本關系，一直有效保證著中國文學的社會主義方向，也提供了當代文學發展的基本經驗。中國報告文學在自己的發展歷程中，始終堅持文學基本關系不動搖，始終以文學基本關系為準則。在其他文體出現困惑、迷惘和動搖的時候，報告文學保持了歷史觀上的清醒，時代觀上的堅定，文化觀上的遠識。

從文學基本關系看《新時代中國報告文學論》，能更加清晰地看到何建明文學思考的正確性、準確性和深刻性。在與時代的關系上，何建明說得非常有詩意：“倘若你是一個為中國時代謳歌的立傳者，你就像一個鋼琴手一樣，彈奏的是這個時代最強音部分！”①這里幾層思考表述得相當清楚。首先，報告文學是中國時代的立傳者。也就是說，報告文學要真實記錄我們的時代，講述中國自己的故事。其次，報告文學要謳歌時代，要成為我們時代的最強音。這是說，報告文學必然站在謳歌時代的立場上，把握時代精神的本質。其三，報告文學要像鋼琴手一樣，能從藝術表現的高度，彈出一個時代的強音，也就是主旋律，以振奮人心，給人奮進的能量力量。實際上，何建明在《新時代中國報告文學論》里，大量論述了文學與時代的關系，論述了報告文學如何講述今天日新月異的中國故事，如何表現中國精神。他認為，講述中國故事，“報告文學是最好的文體形式”。在《新時代榮耀著我們》一文中，他說得更清楚：“文學必須緊追時代的腳步前行，文學應當毫不懷疑地成為時代的先聲，這樣才能完成文學真正的時代使命。”

在與生活的關系上，何建明更是有心得。他常常會結合自己創作實踐，說出深入生活的基本道理。他說：“一部作品的思想高度，與作者抵達的生活深度，從來是成正比的。”這話很質樸，卻把道理說透了，而且特別具有現實的針對性。坦率地說，文學創作特別容易脫離生活，一不小心，就會顛倒與生活的關系，作品就會走彎路，甚至走錯路。

在表述與人民的關系中，何建明的思考不僅寬廣，而且充滿作家的情感。他說：“縱觀中國的文學發展史，雖然經歷社會變革，文學形式和風潮迭起，但作家始終與人民保持親密的情感，這也是中國文學不斷進步，作家創作走向繁榮的根本所在。但凡是進步的文學創作，能在人民群眾中有深刻影響力的作家和作品，無不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無不源于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歌頌人民，贊美人民，為人民而寫作，永遠站在人民一邊，是一個作家的基本良知、基本道德、基本價值取向、基本精神歸宿，也是一個作家思想品格，藝術格局的基礎。對于一個報告文學作家來說，更是神圣，更需要敬畏。這是一個人民的時代，報告文學就是真正的人民文學。在這一點上，報告文學作家們達成了高度共識，才使得中國報告文學站上時代精神高地。

把“人民”關系具體化就是作家作品與社會讀者的關系。中國報告文學也可以說是讀者的文學。它所反映的時代現實、觸及的社會問題，都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都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同一節奏。一部講好中國故事的優秀作品，一定表達了人民的心聲，一定會得到社會讀者的歡迎。這方面，何建明很有心得。最為根本的是，他心中有讀者，知道讀者想什么、需要什么、感興趣什么、知道怎樣為讀者寫作。他的經驗是：“寫人民實際上就是在寫中國社會主義江山，寫社會主義江山就是寫人民。”“作家、藝術家需時刻觀照人民的現實生活，在人民的現實生活面前再有‘走進去’的心志，有‘沉下來’的覺悟，有‘融進去’的姿態。”一句話，他心中有人民，有讀者。

三

何建明的文學思考，自始至終都洋溢著自信樂觀的情緒，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從《新時代報告文學論》收錄的一些文章標題中，就可以看出。如《中國文學的水準從來不比西方差》《應當充分自信地書寫中國自己的文本》《中國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世界報告文學的中心》《中國作家正在創造一種新的文體》《中國的寫實文學必將走向世界》《浦東是中國駛向世界中心未來的船頭》等。相當長時期以來，中國文學思想理論一直圍著西方文學轉，沒有中國意識和中國自信，所以，也就沒有創新。只有中國報告文學率先傳遞出“自信”的思想理論信息。

飽滿而實在的自信心直接就反映在何建明的“文體論”之中。他說：“中國文學想要走向高峰，創造新時代經典”，“我們必須充分自信中國自己創造的文本，并且高揚著它走到世界面前”，“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我們國家發展速度和進步幅度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時代，這一過程沒有哪個國家的模式包括文學文體在內，可以讓我們搬來解釋和記述我們所論述的一切”。結合上下文，可以認定，作者一方面講寫出具有創新價值的中國文本，一方面則是講報告文學文體建設的意義。報告文學這個文體源于域外，在世界革命風起云涌的年代為中國進步文學所接受，成為中國時代的新文體。經過百年的打造，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打造，已經形成具有當代中國精神、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具有經典品格的文學文體，完全有資格面對世界文學。因此，何建明甚至斷言，“中國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世界報告文學的中心”。這樣的文體認識，視野開闊，格局宏大，有遠見，有創新，更有啟發思想的意義。

何建明的“作家論”也很有新意。例如，他認為當好一個報告文學作家，“就得準備吃苦，吃大苦，吃到所有人間之苦后方能成大器。任何偷懶之舉都是可以被識破的”。他認為，“報告文學作家應該是政治家的延伸物，是思想家的播音者，是社會學家的傳聲筒”。他說報告文學作家是我們時代的鋼琴手。“鋼琴手便有這樣的魅力：他彈出的每一個音符，都能撼動山河，能摧枯拉朽，能使人落淚涕泣；鋼琴手便有這樣的底氣：他舉重若輕，揮灑中盡是對人世間的愛與憎的準確表達和發泄；鋼琴手便有這樣的氣節：他可以為正義與善良，可以為公平與自由，吶喊出聲，灑落所有節奏，甚至不惜敲斷根根筋骨。”這些富有作家個性的語言表達，生動勾勒出一個中國報告文學作家的形象風貌，展示了報告文學作家具有的思想素質和精神品格，有個人經驗，更有理論內涵。

何建明的“創作論”不僅有自己的理論認識，而且提供了豐富的研究報告文學創作規律的素材，是報告文學“創作論”寶貴的資料。可以說，何建明的創作談，是報告文學“創作論”的一筆難得的思想財富。何建明的“創作論”思考除了探討文學創作的一般規律外，更為突出和重要的是探討報告文學的創作規律。我們都知道，報告文學創作相較于其他文學文體，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我們常說報告文學是作家用腳走出來的文學，“六分走，三分想，一分寫”。實際上是說，報告文學創作的核心是走進現實，深入生活。在其他文體創作中，深入生活只是創作的前期準備，但在報告文學創作中，深入生活則是創作的一個有機的重要的甚至起決定性作用的組成部分。這種“深入生活”前置現象，只有報告文學創作才會發生。這就是報告文學創作規律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報告文學創作的秘密。所以報告文學創作理念特別會強調作家采訪的深入到位、技巧細節以及成功率，因為創作實際上從這個時候就開始了。我們研究何建明的“創作論”，應該特別注意他關于“采訪”的心得。他說：“我發現許多作品沒有寫好，就是因為缺乏采訪的能力，有些人平時很牛，但就是不會采訪，別看他們曾經因為種種原因獲了這獎那獎的，但是實際上還沒有真正過采訪關。”而《新時代報告文學論》收入的何建明每一部重要作品的創作談，多為采訪的心得體會，都是非常獨特的教作家如何“過關”的采訪學教材。

何建明的“人物論”也是與眾不同。寫好人物、寫活人物是報告文學創作的一大難題，難度甚至會超過虛構類作品。寫不好人物，報告文學的藝術性就無法真正提高，就會為那些“報告文學不是文學”的論者提供更多的攻擊口實。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就不難發現，何建明的創作有相當突出的創新。他在新時期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山神》，堪稱人物形象塑造的典范。這部作品，不僅成功塑造了黃大發這個英模人物，把人寫到讀者內心深處，而且大大提升了何建明的“人物論”的品質。何建明在作品創作談說：“我特別注重采訪中，那些不易被人關注的‘零零碎碎’的東西，去挖一般人不怎么感興趣的東西，恰恰這樣的地方與這些零碎的東西才是黃金，才是最有價值的素材與故事。”這是最實用的采訪學，也是最實在的“人物論”。

四

《新時代報告文學論》也把一些評論家相關的評論文章附在其后，從作家作品評論的角度檢視讀解何建明的報告文學的思想。顯然，評論家除了深入賞析評論何建明的作品外，還從他的創作中提煉出幾個帶有規律性的特點，以支持何建明的“創作論”思考。

其一，“國家敘事”。這個概念最初是評論家從何建明的重要作品《國家》中得到啟示并提煉出來的。這部作品描寫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最大的一次海外撤僑行動，反映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外交官們對自己僑民的愛與責任，也反映了一個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國的世界影響力。國家的力量第一次在報告文學創作中得以全面展示，并被評論家們濃縮為“國家敘述”。事實上，評論家進而發現，何建明創作的許多重要題材的作品中，“國家敘事”的特色非常鮮明，已形成了何建明創作思想的一種自覺。如《共和國告急》《國家行動》《那山，那水》《浦東史詩》《大橋》《詩在遠方》《上海表情》等。何建明對此也有自己的認知。他說：“報告文學是‘講好中國故事’最直接最好的文學形式，而國家敘事又是‘講好中國故事’的一種非常可取的非常完美的創作手段。因為今天的中國故事，哪怕是講一個共產黨的事，一個普通老百姓的事，它的意義都超越了人和事本身，常常會受到國際關注、世界讀者的關注，這就是我認為的國家敘事的當代現實意義。”這個概念的提出，不僅表明何建明作品的創新，更表明中國報告文學創作思想的深化。

其二，“紅色敘事”。何建明一直重視對中國革命歷史題材的研究開掘與創作。他曾創作《忠誠與背叛》《南京大屠殺全紀實》《雨花臺》，在社會引發強烈反響，受到讀者的歡迎。而新時代，他最重要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無疑是《革命者》。在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一百年的日子里，紅色主題的報告文學創作進入了一個高潮，涌現了一大批優秀作品。《革命者》則是其中影響力最廣最大的一部。這部作品以大量獨家材料，描寫了大革命失敗后，上海地下黨在被嚴重破壞的情況下，保存實力，堅持對敵斗爭的歷史，塑造一批獻身革命事業、英勇犧牲的烈士的感人形象，謳歌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精神。評論家馬娜說：“被寫進敘事故事中有名有姓的英烈人物有250多人”，“他們象一顆顆閃耀著獨特光芒的星星”，“使共產主義的天空更加光芒和不朽”。何建明自己的創作談則討論了塑造“革命者”形象的藝術思考：“尤其重視細節的故事性和人物鮮明的個性，同時也較注意對歷史史料的新發現”，“首先是出人意料的‘精彩’，其次是一環扣一環的故事性，其三是震撼人心的真理力量”。由此可見，何建明成功地探索了“紅色題材”獨特的敘事方法。

其三，“大美敘事”。筆者在評論何建明作品《萬鳥歸巢》時第一次提出了這個概念，試圖展開討論何建明作品敘事上的詩學追求、美學意蘊。在這部反映蘇州這座美麗而現代的中國城市更新內容的作品，在敘事上顯然自覺使語言更富有詩意，使結構更突出優美，體現出一種接近散文的意境。事實上，何建明近期的作品如《德清清地流》《流的金流的情》已經有明顯的語言、表達和文體的“美化傾向”。這兩部作品都是反映鄉村振興、美麗鄉村建設題材的作品。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認識何建明作品的詩意追求。一是正確地描寫當代中國鄉村振興與城市更新的現實。以往的報告文學作品，在反映“民生”時，更多注意到老百姓的生存斗爭，忽略了這種生存斗爭不僅改變人生，也改變人的品質，不僅創造人的幸福生活，也創造了生活的美。是何建明率先發現了這樣的變化并以創作呈現出來。二是，這是把“生態文明”精神理念融入文學敘事的藝術探索。今天的中國比以往認何時候，都更加深刻更加堅定地認識到，生態文明的現代化才是中國需要努力的方向。因而會出現以生態文明為內涵、為題材的環境文學、自然文學和生態文學。民生發展，江山壯美。這種“美”正在化為報告文學的特有的語言表達。因此，可以稱為“大美敘事”。三是可以把何建明的“大美敘事”與傳統美學思想聯系起來。美學上有一種觀點，認為美是客觀的。這種觀點強調自然之美、社會之美、歷史之美、關系之美、人情之美。報告文學顯然站在客觀美一邊。

五

中國報告文學對“民生”的傾情傾力的探索與表現，必然在推動中國文學思想的進步與發展，也必然會催生一種新的文學意識，那就是以“民生”為引領，開辟一條屬于中國報告文學自己的文學之路。我們知道，中國文學的主流形態一直是帶著鮮明“啟蒙”特征的虛構文學，并一直主導著中國文學思想的基本格局。這是一種以“人性”為引領的文學。雖然在新中國文學進程中，一度處于低谷。但在改革開放時代得以“復歸”，理論上稱之為“現實主義復歸”。我們會注意到，這種“復歸”實際上是強化了“人性”在虛構文學中的“硬核”作用。正因此，中國報告文學的“民生”導向，可能正引領報告文學與現有的虛構的文學思想分道揚鑣。

何建明的報告文學創作問題導向十分明確，正在自覺踐行“民生”時代主題。而把“民生”政治經濟社會思想，轉化為文學思想的建構，可能還有待于日后深入展開。不過在《新時代報告文學論》里，已經傳遞出積極的信息。在回應所謂的“非虛構”問題上，何建明已經注意到了“非虛構”與報告文學之間根本性的差別。

從當代世界文學發展狀況看，“非虛構”始于虛構小說發生困難的一種創作上的選擇。何建明舉了左拉的例子，認為是用非虛構來擺脫虛構小說的困境，目的還是為了小說創作。后來在“新新聞主義”小說，紀實類小說觀念基礎上生成的“非虛構”理論，實際上是一種小說理論，或者小說理論的延伸，或者小說理論的變調，與誕生于需要真實的年代，以及具有革命意義的用真實來揭示世界真相，反映現實的報告文學沒有任何關系。“非虛構”并不是要打破小說的虛構神話，而是在讓小說的虛構做得更隱藏、更巧妙、更有欺騙性而已。在中國，有些人以為“非虛構”可以代替報告文學，或者報告文學也是一種“非虛構”，實際上是進入了一個理論上的誤區。這方面，何建明的思考是清醒的，也是有憂患的。

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的主流是以“人性”為核心的現實主義，而報告文學在表現“民生”必要性上有別于虛構小說的現實主義，或者說，要從現實主義的理論圈子里跳出來。這方面，何建明的思考也是清醒的。他說：“我們所倡導的現實主義精神，其實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時代精神，因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動力，這便是最具有進步意義的現實主義精神。”雖然，他的思考還可以進一步理論化，但“進步意義的現實主義”的提出，已經打開了報告文學向“民生主義”文學思想進發的通道。

注釋：

①何建明：《我們是時代的鋼琴手》，《新時代中國報告文學論》，漓江出版社2022年版，第79頁。本文其后所引內文均出自此書，不再一一加注。

[作者單位：作家出版社]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