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內(nèi)容提要：本文從作者與吳曉東多年的交往談起，在談?wù)搮菚詵|為人特點的基礎(chǔ)上，以《文本的內(nèi)外》這本有階段性總結(jié)意義的著作為核心討論吳曉東的治學方式。文章指出，吳曉東始終關(guān)切審美、詩學與文學性問題，既高度重視文本細讀和審美判斷，又竭力打通文本的內(nèi)部肌理與歷史語境，進行了內(nèi)外交互、主體與形式交融的卓有成效的學術(shù)工作，而這一研究立場、態(tài)度尤其是視野、方法，在當下學界是稀缺的，也是具有典范價值的。

關(guān)鍵詞：吳曉東 《文本的內(nèi)外》 詩學 審美形式 “高端文學性”

一

吳曉東的書多，但基本都在我手邊，除非被學生借走了。這本《文本的內(nèi)外》是出得最漂亮的。可惜因為疫情，面世一年多后才開了一個小型的研討會。不用說，影響早就有了，可是，遠沒有達到與這本書相稱的地步。我本來要說遺憾的，轉(zhuǎn)念一想，這還真就像曉東兄的為人，內(nèi)秀低調(diào)，太不張揚。那天在北京中間美術(shù)館，我跟曉東說起這些，他當然地很不以為意，我也才想起來，他的第一本書《陽光與苦難》是在上海出的，那時，我們已經(jīng)很熟了。

不過我讀曉東的文章，是要更早。當時并沒什么權(quán)威、核心之說，但《讀書》《文學評論》的分量誰都明白，誰都認。那真是一個黃金時代。曉東本科至多是碩士期間吧，就已經(jīng)在那兒發(fā)表了不止一篇文章。文采斐然，情感豐沛，思想深邃，讓我佩服得不行。

第一次見面是在桂林了。1997年暑假，錢理群老師召集我們一幫畢業(yè)入行沒幾年的年輕人，一起細讀研習20世紀中國的詩化小說——錢老師創(chuàng)造力驚人、興奮點多，這只是他諸多研究規(guī)劃之一，而對于錢門弟子曉東兄來說，則像是為他量身定做。記得是我們上海幾名私淑弟子先到的，吳曉東聽說是還在從長江三峽一帶旅游過來的路上。曉東來了，全沒有年少得志的樣子，倒簡直是看不出一點鋒芒。他話不多，除了偶爾來個冷幽默。待人特別謙和，太禮讓了，周到得讓人不好意思。——我相信，這是曉東兄幾十年來給幾乎所有人的第一印象，這太難得了，而更難得的是，曉東自始至終就是那個樣子，以至于我都忍不住批評他多年了，“你為人不能總那么好呀！”

當時住宿條件不如現(xiàn)在。偶然中也有必然吧，曉東和我被旅店安排在一間。你想不到的是，人前人后，他還是一個樣，依然克己內(nèi)斂，當然，話是多了，問題是我話更多，所以他還是樂于以聽為主；然而，他根本不是個有城府的人。約莫就是第一晚聊天，曉東告訴我，他讀研心儀的本來是洪子誠老師，因為他最初更想研究當代文學，洪老師的課也讓他很著迷，可是洪老師當時在國外講學，所以他后來跟錢老師讀了碩士。坦誠如我，也還是很吃驚的。我一直知道、也親眼見識過錢老師的課堂，已經(jīng)那么高級了，北大的文學課還有讓曉東特別迷的啊；洪老師的文章我當然讀過，但有了曉東的介紹普及，洪老師后來以一本《中國當代文學史》使這門學科真正成立，于我就更在意想之中了。從此我也知道，把課上好能給好學生多么大的影響，而上好課又是多么沒有底。可那時，可是曉東和我頭一回見面，我們可是參加錢老師組織的活動的。

有道是，男人之間的友情，需要下半夜。假如下半夜還不能敞開心扉，那是做不成朋友了。何其有幸，應(yīng)該還沒到下半夜，我們就聊成了幾乎無話不談的朋友，到如今友誼已超過了1/4世紀。曉東成了我最好的兄長，我自認為對他的了解也越來越深。曉東有沒有鋒芒呢？有，研讀過那么多中外名著，對人對事有多少不是了了分明，看懂了，誰還沒有個看法想法？然而曉東確乎沒有鋒芒，就是因為他人太好，太為別人著想了，換位思考幾乎成了他的本能。還沒跟人家紅臉呢，他倒已自己先臉紅了。他就是這么個人，過分善良。應(yīng)該也不是怕得罪人，因為無論對誰，無論地位高低，甚至越是對方低，曉東還越是客氣。我這么說下去，像是要批評了，其實也不是，總之，我聽北大系的朋友說“圣曉東”，深以為然。這就是吳曉東，性本善，善就是他的真，也是他的美。無論你喜歡不喜歡。

二

曉東為人的方式也當然地影響了他治學的方式。

他不聲不響讀書、教書、寫書。寫文章做研究，不做驚人之語，不發(fā)無根之談。我要“吐槽”一點，曉東和我交流，私下甚至是公開場合，我習慣了老是找他的茬，戳他輪胎，而他呢總是夸我好，結(jié)果，我倆差距越拉越大。不過這么多年來，印象極其深刻的有一回例外：我們就有關(guān)沈從文的問題爭得不亦樂乎，他忽然來了一句：“沈從文后來那些作品你看了嗎？沒看還振振有詞，還爭得很有道理的樣子！”我當時一愣，我讀書本來就慢，而人少交流時又愛說敢講，這一回被吳曉東“教育”得啞口無言。此后也時常想到這一幕，再也不大敢以推論或想象來發(fā)表議論了。曉東自己的閱讀量非常驚人，尤其是文學作品讀得多。他寫得當然也多，但比起他讀的數(shù)量來還是少很多。我曾經(jīng)請教過李陀老師，藝術(shù)鑒賞力怎么來？陀爺認真想了半天回答，“那還是得看得多，見多識廣”。實話說我對這答案還是有點于心不甘，但又不得不承認，這在曉東這里又是應(yīng)驗的。曉東的閱讀是一個“養(yǎng)氣”的過程，也可以說是到了非功利的境界，像他就是那么個人一樣，他就是熱愛閱讀以及閱讀基礎(chǔ)上的研究，這和他熱愛旅行、熱愛好茶好酒美食美景沒什么區(qū)別。

對此，我想曉東也是自覺的，他在整理這部書稿時，將《現(xiàn)代文學中的審美主義與現(xiàn)代性問題》放在第一章，就清楚地表明了，是廣泛的文學閱讀幫助他在世紀之交的現(xiàn)代性討論中確立了“‘文學性’的立場”，也讓他有底氣倡導“重建兼容性的審美”——這兩個引號里的表述，是曉東在這書中收入此文時新添的兩則小標題，在我看來也是他這本書低調(diào)而又堅定的總綱。更明顯的體現(xiàn)，當然是在他和洪子誠老師的對談《文學性：經(jīng)典與闡釋》這篇“代序”里，洪老師目光如炬，擇出了曉東的一些句子，如“堅守文學性的立場是文學研究者言說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方式，也是無可代替的方式”，而曉東自己也補充了一些，“就我個人而言，一旦回到單純的沒有功利性的文學閱讀狀態(tài)——閱讀古今中外各種類型的最好的作品，都是心靈感到安詳充實和滿足的時光”。

這也是我對曉東最佩服的一點，他的持之以恒，勤奮和意志力，尤其是定力。認準了自己的所愛所長，便一以貫之，不為風潮所動。曉東我們這代人在1980年代中期進入中文系讀書時，正趕上了文學最好的年頭；然而就像洪老師說的那樣，當我們學成而真進入文學研究的場域了，文學卻做不了時代的先導，甚至也不再為社會和學界信任了。傳統(tǒng)文史哲的學術(shù)中心地位被經(jīng)濟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取代，文學中人也更多“轉(zhuǎn)向以文學為‘平臺’的文化、思想史、社會學的研究”。說得簡單一點，我們做學生時代的時髦到了我們做研究時已經(jīng)不再時髦，甚至有點“凹凸”過氣了。但是，曉東做文學研究不趕時髦，更不為了制造學術(shù)話題和熱點，而危言聳聽以吸引流量、“做大”自己。他只是始終如一不忘初心，最關(guān)切審美、詩學與文學性問題。記得十幾年前，我倆想就“什么是文本細讀？”“什么是好的細讀？”合作搞對話、寫文章，都談得蠻深入乃至有細節(jié)了，后來還是不了了之。這在我，是因為懶散與拖沓，無可無不可；曉東怎么想我沒問，但我多半也能猜到：做學問，“做”就是了，與其一起高調(diào)宣揚，不如各自踏實研究，與其講什么是好的文本細讀，不如好好具體地細讀一些文本、拿出實績。

這本書，顯然就是實績。

另外一點也是很顯然的，我說曉東的研究以文學閱讀為基礎(chǔ)，重視審美判斷和文本細讀，可不是說曉東的研究怎么老派，多么不重視理論。事實恰恰相反，他的理論閱讀書單也很長。比如曉東的這書，每一章前面都有題記，是該文引用過的兩位名家的兩段話。其中在冊的外國理論家，我記得的就有：本雅明、詹明信、蘇珊?桑塔格、福柯、巴赫金、竹內(nèi)好、盧卡奇、克爾凱郭爾、柄谷行人……；而書中的好多篇章，單看看標題，“審美主體的創(chuàng)生：郁達夫小說再解讀”“現(xiàn)代派詩人的鏡像自我”“魯迅第一人稱的復調(diào)小說”“從‘回心’到‘終末論’”“‘陽臺’：張愛玲小說中的空間意義生產(chǎn)”“戰(zhàn)時文化語境與小說反諷模式的生成”，等等，就足以見得作者的理論興趣有多么廣泛。當然，曉東對理論的態(tài)度總的來說是“為我所用”的，而不像羅崗兄一般喜歡窮根究底。曉東特別擅長的，是從理論家的長篇大論里發(fā)現(xiàn)“金句”。舉個例子，“盧卡奇教給了我們很多東西，其中最有價值的觀念之一就是藝術(shù)作品（包括大眾文化產(chǎn)品）的形式本身是我們觀察和思考社會條件和社會形勢的一個場合。有時在這個場合人們能比在日常生活和歷史的偶發(fā)事件中更貼切地考察具體的社會語境”。詹明信的這席話，原本藏在那本深奧難讀的《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里，一旦被吳曉東征引出來討論魯迅小說的文體形式，討論魯迅的形式創(chuàng)造和意識形態(tài)以及世界的關(guān)系，倒反而因為有了上下文而清晰了許多；到了這本書中，放在文章之前被凸顯出來了，就更是獲得了一種警句般的力量。這理論的力量當然是來自詹明信，但未必沒有曉東的功勞。

同樣，吳曉東當然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當代中國語境和學術(shù)氛圍里研究文學，與時俱進也是必須的。他這本有階段性小結(jié)意味的書，取名為《文本的內(nèi)外：現(xiàn)代主體與審美形式》就很能說明問題。高度重視文學的外部關(guān)聯(lián)，把作品放在社會與思想的背景上進行“遠讀”和“重讀”，竭盡所能打通文本的歷史語境與內(nèi)部肌理，也正是吳曉東詩學研究的特色所在。想當年，文學如何援引“文化研究”的視野與方法來深化研究，這話題正討論得熱火朝天，曉東悄無聲息地拿出了他的《〈長河〉中的傳媒符碼》——現(xiàn)為書中第九章。《長河》是沈從文創(chuàng)作于1940年代初期的一部長篇，曉東這篇論文從小說中一個不那么起眼的文本現(xiàn)象，即文中頻繁出現(xiàn)書名號、出現(xiàn)如《申報》《大公報》《創(chuàng)造》《解放》等報刊的字樣這一事實出發(fā)，分析作家是在什么樣的具體語境里運用這些傳媒符碼，而這些符碼又怎樣以一種小說文本內(nèi)的結(jié)構(gòu)性因素參與了小說敘事意義的生成；而其最終抵達的，是沈從文通過傳媒符號的運用建構(gòu)了什么樣的“湘西”想象和國家想象等大問題。這就給出了一個復雜深刻的沈從文形象，與那個被地域化、被傳統(tǒng)化、被純文學化的“沈從文”展開了有效對話。“《長河》最終體現(xiàn)出的是國家主義與地域話語之間的張力。而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激進與守成的維度又摻雜在國家與自治話語之間，使《長河》成為一個內(nèi)部開放的話語空間。……讀《長河》你會感到內(nèi)心很喧囂，既有閱讀情緒上的浮躁，也有意識形態(tài)上的困惑，你與作者一樣尋找不到出路。這就是因為小說缺乏內(nèi)在的遠景形象，既是一種文化遠景，也是意識形態(tài)遠景。所以沈從文面臨的矛盾是，一方面他要寫長河式的詩史般的大敘事，另一方面歷史的長河究竟要流向哪里，又是作者無法企及的。《長河》的敘事視野中缺乏一個新的歷史觀念和歷史景象的維度。而文化視野以及意識形態(tài)遠景的缺乏，則使沈從文甚至無法給故事中湘西世界的復雜局面一個哪怕是想象性的解決。”這是典型的吳曉東文字，溫和地周全地講道理、下判斷，對小說家和閱讀者都很體貼、很交心。我多數(shù)時候是很欣賞的，但有些時候，比如現(xiàn)在，則還是有些不滿，曉東你完全可以把話說得更果斷、更分明、更有力啊！——如果是那樣，吳曉東的文章一定會傳播更快、影響更大。但我也知道，曉東偏不，他是這樣才舒服，也才心安，這和他做人做事是一個道理。不可救藥。

三

在這個意義上，《文本的內(nèi)外》所呈現(xiàn)的吳曉東形象固然是準確的，但以我來看也還不最全面、立體。一方面是這本書已經(jīng)足夠厚實，無法再收錄他更多的成果，另一方面據(jù)我所知，曉東兄還有些壓箱底的文稿沒有拿出來，比如有關(guān)沈從文小說的更多研究；而更關(guān)鍵的是，曉東意識到也關(guān)注了的學術(shù)動向和研究領(lǐng)域，比他敢下手做學問、寫文章的要廣得多。為此，他這些年來花了很大功夫帶研究生。看看他的那些博士的畢業(yè)論文選題，如趙樹理、郭沫若、延安文藝等，和他這本書的目錄一經(jīng)互文，就撐開了一個張力很大的論述空間。這不單單是吳曉東為人、為師、為學都兼容并包的緣故，還因為我跟曉東私下交流很多，以前是電話，近年是微信，我了解放松聊天狀態(tài)的曉東：趣味更寬，立論更多，想得更透，更為精彩。

比如文學性的問題，我們就討論過許多回，也貌似解決了許多回。其實是，每次討論完都興奮極了，尤其是我；而過些天，又覺得不是那回事，甚至忘了當時最興奮的是什么。但還是有些積淀下來的。所以，接下來聚焦文學性的話，是我說的，而聽來很像是曉東的，也很正常；當然，如果太老生常談了，那一定怪我沒有表達好。

我要講的第一點，是投降主義甚或失敗論的。“文學性”，是那除不盡的余數(shù)，有太多的角度可以進入，都可能談出點意思來，但又無法從根本上把事情講透徹，把話說完。除非你用隱喻的方式來表達，像北京研討會那天，黃子平老師以其一貫的機警透亮，點到為止地說文學性就好比是“旗”——是旗幟，是旗號，是思想是內(nèi)容，乃至是信仰是立場；同時呢，又如馮至的詩句所言，“向何處安排我們的思想？但愿這些詩像一面風旗 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是形式，是形制，是給思想內(nèi)容賦形，是將“把不住的事體”賦形從而“把住”。

而我覺得文學性這面旗，既可以從低端來看，也可以從高端來看。所謂低端就是最低限度，就是一部作品只要有些文學性，就行，就算。那么文學性，就不是多么稀罕之物，也沒有什么神秘。不過，人們說起文學性、談到一部作品文學性如何時，多半是著眼于高端，多半是精英主義的。就像這概念的由來，俄國形式主義的“文學性”就特別強調(diào)“陌生化”一樣，大多數(shù)學術(shù)中人對文學性的追問，往往意在有沒有新的文學經(jīng)驗。我理解，這“文學新經(jīng)驗”是有兩方面意涵：一是對現(xiàn)實、對世界、對存在，有沒有新的經(jīng)驗，有沒有“前人之所未及就”的新發(fā)現(xiàn)，有沒有在文學作品中體現(xiàn)出新的世界圖景、新的認知視景——“圖景”“視景”是曉東兄鐘情的語匯；二就是，在文學尤其是創(chuàng)作上，有沒有給后來者發(fā)明出一些可資學習借鑒的新技術(shù)、新方法。

那么，怎樣才能有文學性、表達文學新經(jīng)驗?zāi)兀烤托聢D景、新視景而言，又有兩方面的進路。其一，從對象來說，世界處在變動之中、現(xiàn)實也永遠在刷新，問題就是，你有沒有認真觀察、能不能有足夠的敏銳，能不能感受到、把握住，同時，有沒有足夠的文學才能，把你把握到的東西用文學、用作品結(jié)晶出來，表述出來。其二，從主體來說，被壓迫者的、邊緣性的身份、立場和眼光，也就變得特別重要，你是不是身處或真能感同身受被壓迫、受壓抑的位置，無論階級的、性別的、族群的……，對于現(xiàn)實新視界、文學新經(jīng)驗的獲得與表達，就極其關(guān)鍵而彌足珍貴，所以，底層左翼文學、女性及同性文學這些，越來越受到業(yè)內(nèi)外的重視，這也就不難理解了。對此，我還多次跟曉東開玩笑說，諸如“左撇子文學”什么的，也該冒出來、發(fā)達起來。因為那熟悉的世界、主流的經(jīng)驗，早就被表達了無數(shù)回，留下了大量成功的作品，也已經(jīng)被經(jīng)典化了，有一套成熟的程式化路徑乃至套路了。一句話，不再陌生了。

這樣說來，新世界與新視界（景）是一體的，而文學新經(jīng)驗要獲得，要表達出來，都是極其艱難的。是的，我更強調(diào)表達的難題性，因為前無古人，因為沒有路徑可以依賴，就特別需要創(chuàng)造性，特別需要發(fā)明新的文學形式來表達新的經(jīng)驗內(nèi)容——嚴格地說，沒有表達出來，就還是等于沒有，“就是個零”，曉東如是說。我要接著啰嗦幾句的是，從高端來看文學性或“高端文學性”，就是“文學新經(jīng)驗”兩方面意涵的完全統(tǒng)一，就是新內(nèi)容與新形式的同步創(chuàng)生，——這就像地球的運動，我們只能用既在“公轉(zhuǎn)”又在“自轉(zhuǎn)”這兩個范疇來描述，其實，地球在怎樣運動？地球就在“這樣”運動！

原諒我把我們聊天時的話語方式拿出來了。總而言之，（高端）文學性就是不斷地實現(xiàn)“零的突破”，就是永遠動態(tài)、永遠新出的“剩余物”，——我大膽地用個數(shù)學概念來類比吧，就是一個極限的軌跡。這該多難啊，確實太難了！所以就允許、有時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因此，“題材決定論”乃至一定程度的“立場先行”就有了其價值。身處“大時代”是幸運的，甚至有所謂“社稷不幸詩家興”。在劇烈變動的社會與現(xiàn)實中始終警醒、敏銳觀察，對文學新內(nèi)容的表達有高度的自覺性、“意向性”，那么，所創(chuàng)作出來的作品，即便不怎么成功，那也有可能是“了不起的失敗”：新經(jīng)驗的探索、不屈不撓的表達欲，以及掙扎的姿態(tài)、失敗的教訓，都可能是非常可貴的。

也因此，在一定條件下，新形式的探索，文學技巧方法層次的孜孜以求、推陳出新，也有其價值。這是因為，文學自身也有其發(fā)展史，這就包括了從內(nèi)部觀之的文學形式變遷史。曉東和我都不是形式主義者，但我們都對形式上真有發(fā)明的寫作者葆有必要的尊敬，因為這也很難啊，只要是創(chuàng)新，哪怕只是一步半步，都不容易。

如此說來，是不是顯得很中庸了？也許。不過，面對事情本身，不說過頭話，不說漂亮話，也正是曉東兄為人的一貫風格，也是他多年以來有教于我的，或者我也不該謙虛，這可能原本就是我們倆友誼的基礎(chǔ)。內(nèi)容形式完美統(tǒng)一、完全成功的偉大文學作品是多么稀缺，所以，我們在討論文學性、評價一部作品的文學性時，往往就只能像體操、跳水比賽那樣，難度和完成度綜合起來進行打分評判。

毛尖說過，文學性就是吳曉東，吳曉東就是文學性。我理解她這話，前半句的意思是，文學性該怎么理解？曉東兄是當代中國對此最執(zhí)著、貢獻也最大的學者（之一都不加），而后半句是說吳曉東已是文學性“道成肉身”。誠哉斯言，我只補充一句：說不盡的文學性，仍將是曉東的“陽光與苦難”。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鐘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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