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本文為一個實驗性的城市文學研究草案。研究擬從一個小切口，即“北京作家”的居住地址進入，探討其與社會史和文學史的復雜關聯，以期為當代文學研究提供新的觀察路徑。文中所涉及的“北京作家”范圍有嚴格限定，主要指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生活、居住在北京的作家，包括“戶主”（如郭沫若）和“家屬”（如王朔）兩個部分。這種討論的前提條件和問題潛力在于，在1980年代以前的北京，公職人員住房一般都是由單位安排。因此，住址可以看作一個人的社會編碼，與其（或其戶主的）單位、職務、級別等社會信息密切相聯，最終關系到作家出身與身份認同的問題。具體而言，作為“戶主”的作家大致包括三種類型：軍人、干部（老作家）、大學教師。與此相應，作為“家屬”的后來的作家，居住地主要是軍隊大院、部委家屬樓、大學校園三類區域。住址與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文學制度的接合部，是延伸討論的主要方向。這一研究計劃的后續展開，包括兩個彼此相關的步驟：（對每位作家住址的）精準定位和（在此基礎上的）聯絡成網，最終目標是繪成一張北京作家分布地圖，為既有的當代文學史添加一個GPS導航系統。

關鍵詞：居住地 戶口 單位 “北京作家” 地圖

一

本文擬提出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即以“北京作家”的居住地址作為焦點，在大量收集材料與數據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其與當代文學史的復雜關聯，以期為當代文學研究提供另一種觀察路徑。這一研究計劃具有實驗性質，所采用的方法既不同于傳統的文學史研究，也與20世紀末風行學界的文化研究范式迥然有別。在隸屬于文化研究的城市研究風潮中，研究者已經注意到北京這一文化地理空間的特殊性：“對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來說，上海其實是個特例。相對來說，作為古老中國的帝都，加上又是內陸城市，北京的轉型更為痛苦，其發展的路徑也更加曲折，很難套用現成的理論。讀讀西方關于城市研究的著述，你會感到很受啟發，可用來研究北京，又總有些不太適用——在我看來這正是北京研究的潛力所在。‘北京學’必須自己摸索，因而更有理論創新的余地。”1而在既有的文學史研究中，不少學者已經涉及本文所要討論的領域，如京味文學與京味作家的相關論述、以王朔為中心的“大院文學”研究，等等。只是因為問題意識和關注重心的區別，其中有關作家居住地的探討大多淺嘗輒止，或者止步于印象式、抽象化的勾勒。

研究北京作家住址與當代文學的關聯，前提條件和問題潛力在于，在1980年代以前，特別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京，公職人員（特別是遷入人口）的住房一般都是由所在單位安排，自主選購“商品房”的情況較為少見。因此，一個人的住址，就可以看作一個有跡可循的社會編碼，與其（或其戶主/家長的）單位、職務、級別等社會信息密切相關。這正是社會主義北京的特殊性所在，也可視為城市研究的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特色。作為系列研究的初篇，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方法的探討，因此對于其中的關鍵性概念，有必要作出更為具體的界定和說明。

首先，本文及系列研究中的“北京作家”概念，是指居住在北京這座城市的作家。更準確地說，是指那些擁有北京戶口、被視為北京市常住人口的作家。這樣，它與“京味文學”視域下的“北京作家”概念就有了顯而易見的區別。以地域為尺度的“京味文學”，主要是從文化角度，探討現代進程中人與城的精神聯系，以及有關（舊時）北京記憶的書寫方式及其實績。除被視為開創性研究的趙園的《北京：城與人》之外，王一川提出的三代“京味文學”的觀點也頗具代表性，并已被學界廣泛接受。在他梳理的譜系中，第一代“京味文學”以老舍1920—1940年代的創作為代表，第二代為林斤瀾、鄧友梅、汪曾祺、韓少華、陳建功等人1980年代的寫作，第三代的代表則是1990年代“泛媒介場”中的王朔、劉恒、馮小剛、王小波、劉一達的創作。2與之相較，本研究所關注的，首先是“誰在北京？住在哪里？”的基礎性問題。其他諸如籍貫、出生地、文學風格以及文化認同的因素，則置于研究的總體背景之中。

其次，鑒于這一研究體量龐大、枝蔓繁雜，有計劃、有步驟地展開便十分必要。因此，本文及初期研究中的“北京作家”，是以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生活、居住在北京的作家為中心。它在代際的層面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即“當時已是作家”的作家（包括郭沫若、茅盾、曹禺、冰心等“老作家”和王蒙、邵燕祥、劉紹棠、從維熙等“青年作家”），和“后來成為作家”的作家（如阿城、王朔、張辛欣、北島、徐星、劉索拉等）。在階段性的研究完成之后，再逐步把研究對象的時間范圍向后延展，將“新時期”以后遷入北京的作家納入視野。這樣處理的考慮是，本文所謂的“北京作家”，實質可以理解為“生活在社會主義新北京的作家”，因此首先遭遇到的就是“進城”這一社會性問題，并與1950年代城市空間的規劃與改造緊密聯系在一起。如一位研究者所說，1949年以后，為了安置進京的國家機關與軍事、文化單位而興建的廣義的大院群落，重新分割了北京城市地圖。3在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圈地運動”中，作家也根據所在單位（部委、軍隊、學校）在資源配置中的結果，而被安排在不同的地理區域居住。

鑒于視角的特殊性，本研究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表現出“去理論化”的傾向。但事實上，這一研究本身并非“反理論”的，西方學者關于城市的文化研究，特別是以空間分配為中心的文化政治研究，與城市規劃及發展問題的理論及個案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參照意義。但在處理具體的對象時，研究會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盡可能不跨越到理論層面進行抽象討論，而是保持在社會生活的層面橫向展開。因為筆者認為，作家的居住地，以及與此關聯的問題（包括作家對于城市的文學表現在內），不是訴諸話語、權力、規訓、運作等術語所能完全解釋的理論問題，而是當一個新的國家、新的政權建立之時所必然產生、必須面對并且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因此，重要的是將作家住址問題本身打造成一把鑰匙、一種方法，幫助我們破解曾被湮沒的歷史秘密。

概而言之，本課題是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在文學史的知識之外，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等內容，也對研究的深入推進至為重要。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問題，也將輻射到作家研究（出身及身份認同）、文人交往研究（居住片區）、文學體制研究（當代作家的生存條件及物質待遇）、文化研究（城市規劃及布局）、文學社會學（文學與社會學的交叉研究）、現當代文學關系（現代、當代作家存在方式的比較研究）等多個領域。

二

在研究的操作層面，居住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京的作家，將首先根據其在家庭這一社會單元中的位置，劃分為“戶主”和“家屬”兩個部分。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作為“戶主”的作家大致包括三種主要類型：軍人、文化干部（老作家）、大學教師。與之相應，“戶主”及當時作為“家屬”的后來的作家（一般為未成年人），居住地主要是軍隊大院（如王朔、張辛欣）、部委家屬樓（如阿城、食指）、大學校園（如宗璞、陳建功）三類區域，也有研究者將這三類分別稱為軍隊大院、部委大院、高校大院。除此之外，還有不少作家散居在上述區域之外的城市空間之中，鑒于個體的豐富性和差異性，需要依據不同情況做出具體分析。

對于每位“北京作家”的居住地址，首先需要做細、做實，才有歷史發現和顯示問題的可能性。以下筆者將列舉幾個實例，詳細闡述總體和細部的思考角度與提問方式。在研究展開的過程中，首先浮出的是文人的聯絡和交往問題。當代文學中一個著名的未解之謎是，老舍為何選擇太平湖投水自盡。老舍當時家住燈市口，與西直門外的太平湖相距甚遠，要穿越半個城區才能到達。因此，傅光明在做《老舍之死口述實錄》的系列采訪時，除了老舍的家人、同事、朋友和相關當事人之外，也特別留意燈市口—太平湖沿線，關注老舍在1966年8月24日一天的時間中可能會遇到的人、可能會造訪和停留的地方。4王蒙在三卷本的自傳中，記錄了不少“偶遇”的經歷。比如在1979年，剛從新疆“歸來”的王蒙，被安排在市文化局下屬的北池子招待所暫住。期間王蒙晨夕沿著筒子河散步時，多次與老作家蕭軍偶遇。如果掌握一些歷史局勢中的作家住址信息，就會知道諸如此類的“偶遇”并非意外。

對于“家屬”一代的北京作家來說，從196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文學圈子”是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例如，同為1980年代嶄露頭角的北京青年作家，徐星和劉索拉如此回憶兩人初次見面的情景：

劉索拉：我還記得你去找我玩，你記得嗎？你說你是徐星，然后就大搖大擺進來了，大搖大擺坐在我沙發上。

……

徐星：當時見你第一印象我覺得很美，其實我之前知道你。

劉索拉：你是通過別的人，都是這圈子里頭的，北京（上世紀）70年代有個流氓圈。

徐星：后來出來的其實也是這些人，互相都認識，芒克、北島……為什么這些人能出來，就是有那個年代壓抑的經歷。5

劉索拉這里說的“流氓圈”，一般的說法是“地下文藝沙龍”。1990年代以后出版的一批回憶錄與研究著作，如廖亦武編《沉淪的圣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劉禾編《持燈的使者》（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楊健編《中國知青文學史》（中國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等，已經描繪過總體輪廓。李陀也曾回憶說，“在一種強烈的使命感的鼓舞下，不同背景、不同傾向、不同稟賦的作家、詩人、評論家組成了無數的‘小圈子’、小團體、小中心——我敢說在1983—1984年那一段時間里，這種文學圈子遍布中國大陸，無所不在”6。

就北京而言，這種始于1960年代、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末的“沙龍”，其實從未形成過一個整體性的“圈子”，而是根據家庭出身、政治背景、居住片區、年齡層次、同學關系、思想傾向、藝術趣味等多重因素，形成若干“小圈子”。在當時，由于交通和通訊條件的限制，家庭住址的臨近，其實是任何一個“小圈子”最初形成的關鍵性因素。所以在關于1980年代的回憶里，李陀當時居住的東大橋、作家蘇煒的寓所雙榆樹，乃至“《讀書》服務日”活動所在的咖啡館，都是經常被周邊“鄰居”們提及的處所。而且如上一節所言，由于城市建設的高度組織化，上述諸種因素其實都不可能單獨發揮作用，而是密切地關聯在一起，特別是在1950—1970年代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生活中。打個比方說，一個1960年代的少年人的居住地，往往是由其家長的出身或政治背景所決定；而他在哪里讀小學、中學，與哪些人成為同學，也都不是偶然和自由選擇的結果。

在此基礎上，更為精準的定位（pinpoint），就含蘊了文學史的闡釋能量。以大院子弟為例，既往研究者更多注意到大院內外的文化區別：“就內部而言，大院完備的生活與工作條件使其成為一個自足的城中城，而其依照等級結構分配的空間形態使其天然具有一種權力規訓的功能，深深影響到大院中人的人格養成，由此而形成的大院文化也因此深深打上共和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印記。而就外部而言，大院高高聳立的院墻將城市一分為二，墻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國家空間，與墻外的市民社會構成一種隔膜和對立的關系，隨著社會主義現代性想象的激進化，院墻內外兩種不同性質的空間文化的交鋒與爭奪愈演愈烈，大院文化滲透入胡同文化，而胡同文化則以一種報復性的方式對之產生認同。”7但事實上，即使不論在大院與胡同之間是否存在這種針鋒相對的對峙，僅在軍隊大院的系統內部，在此大院與彼大院之間，其實也有著明顯的等級差異。1953年生于南京的張辛欣，出生不久就因乃父張麟（曾為鐵道游擊隊隊員、隨軍記者）的工作調動遷往北京，定居在東城區內務部大街部隊機關大院。大院所在地俗稱“六公主府”，最早是清道光帝六公主的府邸，后來成為北洋政府時期的內務部辦公地。張家的鄰居有不少將軍，以及部隊作家王愿堅、黎明（《黃繼光》的作者）等。張辛欣在一次訪談中就曾明確指出：“軍干子弟和軍干子弟不一樣。”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取景地就是六公主府，但是鏡頭里的大院遠沒有她記憶中的“氣派”，“我們那時……大院分成好多院落，層層疊疊的，還有假山、防空洞”⑧。

再看王朔。研究者大都知悉王朔是大院子弟，成長于公主墳一帶的大院聚集區，但對他所在大院的具體情況，卻往往語焉不詳。事實上，王朔出身于軍委訓練總監部大院，該部簡稱“訓總”，在解放軍八總部中排名第二，統管全軍軍事訓練和院校工作。王朔的父親王天羽，就是“訓總”的一名軍官教員。根據馬未都等人的說法，復興路沿線的大院聚集區，是按照受重視的程度，自東向西依次排列。空軍大院離天安門最近，說明地位最高，隨后是海軍大院、裝甲兵、通訊兵、鐵道兵，以及各種政治學院和軍事學院，“訓總”大院幾乎排在最西頭，因此被視為“叨陪末座”。盡管這種說法有待考證，但是多少道出了一些可供深究的門道。在王朔具有自敘傳性質的小說《看上去很美》中，主人公方槍槍要上的學校是翠微小學，“因為29號（即方槍槍所在的大院——引者注）的孩子到學齡大都要進這所小學念書。有一種說法，這小學最早是29號、通信兵和警衛一師三個院聯合建的子弟小學。歷屆學生除了這三個院的孩子，只有一個牛奶公司經理的兒子和一個翠微路商場書記的女兒”⑨。這里的敘述帶有某種大院子弟的優越感，但這種優越感又是有限的，因為方槍槍自己都知道，雖然同為大院子弟小學，但是翠微小學既不如“育英”“十一”，也不如海軍的“七一”、空軍的“育紅”和總后的“六一”。經過這樣的一番材料對校和細致辨析，我們應會對王朔的身份認同與性格形成生出一些新的認識。

三

在對“北京作家”的居住地址進行爬梳和整理之后，研究的主要延伸方向，是在其與新中國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文學制度的接合部。唐少杰認為，在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層面，新中國逐步建立并實施“七大制度”：單位制度、戶籍制度、城鄉街居制度、人事檔案制度、農業集體化制度、黨管干部制度和黨軍制度。⑩張均在《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中，將新建立的文學制度，分為組織制度、出版制度、批評制度、接受制度四種類型進行討論。11“北京作家”的居住地址，至少與政治—社會制度中的單位制度、戶籍制度、城鄉街居制度和人事檔案制度，以及文學制度中的組織制度直接相關。在文學史家的著述中，文學組織制度主要指文學團體、文藝刊物、文學研究機構的設置，以及相應的作家、干部的存在方式，包括工資、稿酬、版權等具體的政策規定。12值得注意的是，由“住址”這一問題出發，是對制度及其研究的反向刺探。如研究者所說，新中國的各項制度，都有醞釀、生成和落實的一系列環節，成形之后也絕非一成不變。因此，在這種由問題出發的探詢中，我們將能觸及制度的“毛坯”，見到其形成的過程、初始的狀態和持續不斷的調試，而不僅僅是“制度化”之后的結果。

在“戶主”的層面，首先能夠想到的，是他們在1950年代的住址，與新中國建立后文化意義上的“進城”和文化單位的建制有關。一些單位的辦公地點，比如著名的“東西總布胡同之爭”中的兩條胡同（東總布胡同是1950年代初“文協”所在地，西總布胡同指趙樹理當時所在的《工人日報》和工人出版社）13、王府大街64號的文聯大樓，都是當代文學史中的重要“地標”。不過，這些文化單位的“進城”，必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從人事角度講，今天我們知道的很多干部、編輯，都是隨著工作的展開陸續調入京城的。此處僅以中國作協（包括其前身“文協”）及其下屬單位為例，郭小川解放后先在中南局，1953年因調任中宣部理論宣傳處而“進京”，1955年到中國作協任職。公木1954年因“文講所”工作需要，從東北調到北京。而在丁玲擔任中央文學研究所（1953年11月更名為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簡稱“文講所”）主任期間，她還曾致信時任人事部部長的安子文，要求調入田家、袁珂、劉繼祖、西戎、羊路由、劉蓮池等六名干部。14可以想見的是，對于入京干部，首先要解決的就是住房、宿舍的安排問題。由于當時的交通條件，這些公職人員的住所，一般不會距離辦公地點太遠，基本都要在步行、騎車可達的范圍之內。如果存在通勤或取暖等實際困難，一般會在一定時間內由單位協調解決，即使剛剛參加工作的新人也是如此。楊匡滿就曾詳細敘述過，在他1964年大學畢業分配到《文藝報》工作后，如何被安排在東總布胡同22號居住，一年后又如何在副主編侯金鏡的關照下，搬到新建的和平街10區單元樓“集體宿舍”15。

盡管在制度研究中，學者勢必劃分成不同類項分別描述，但“制度”落實于實際的歷史進程，落實于個體的日常生活，則總是以綜合性的方式，以“看不見的手”進行調控。因此在制度問題的具體研究中，也需要采取綜合的手段。如果結合經濟和社會資料，就可以對與“住”有關的體制問題，有更細膩、貼切的歷史理解。比如前面曾說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住房一般都是由單位安排，自主選購“商品房”的情況較少，這其實是一個整體性的判斷。說它是整體判斷，意味著會有若干局部性的例外。如果我們將焦點集中在1950年代的作家群體（即前述“當時已是作家”的作家），就會發現他們不僅會買房，而且形成了作家“買房熱”的社會現象。這個現象背后的根源，是1950年代初制定的“高得有點不合國情”的稿酬制度（以“建國初普通城市居民收入與消費水平”作為參照）16，以及工資、稿費與房價三者之間的關系。據閻綱描述，“當時北京一個小四合院，房價不過幾千元，所以，許多作家都買了自己的房子。周立波在北京香山買了一座大院落。趙樹理用《三里灣》的稿費買下煤炭胡同的房子。田間用他詩集的稿費買了一座緊挨著后海的小四合院”17。據劉紹棠自述，盡管當時作家買房成風，但購房者都是丁玲、艾青、胡風、周立波、趙樹理、臧克家、秦兆陽、李季、馬烽等中年、老年作家，他在1957年以2500元的價格買下了一處位于府右街光明胡同（中南海西紅墻外）的三合院，成為青年作家中買房的第一人，因此在“反右”運動來臨時，這成了他腐化墮落的一大罪狀。我們可以順著閻綱和劉紹棠的敘述，以幾位1950年代登上文壇的青年作家為例，做一點具體的觀察。王蒙1953年在團市委工作的月工資是87.5元。《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發表后，王蒙收到稿費476元，“相當于現在五萬的感覺”18；同年，長篇小說《青春萬歲》預審通過，收到預付金500元，《文匯報》又帶著500元要求連載。從維熙1955到1957兩年間出版了兩部小說集和一部長篇小說，總共拿到6000多元稿費；當時他在《北京日報》的月工資是69元。劉紹棠是這代青年作家中的第一個“萬元戶”，以1/4的身家買下一處三合院，以現在的眼光看來不足為奇，甚至可以說是一筆精明的投資。

對于1950年代以降的稿酬制度，張均、黃發有、王秀濤等研究者，已有相當扎實的考述。他們的這些研究，應當是“北京作家住址”研究的起點和對話對象，而不是結論。以“住址”作為問題，至少可以從兩方面拓展既有的研究成果。其一，從本文標題的導航系統思維出發，自購房的區位因素，本身就可成為視點。自購房的住址，仍然可以視作一個人的社會編碼，與其單位、職務、級別等社會信息緊密相關。以閻綱所舉的幾位作家為例，趙樹理購房所在的煤炭胡同（今名煤渣胡同），其東端和西總布胡同的西端都是東四大街，兩個端點相距僅二百多米。田間在1950年代初供職于文研所，校址位于鼓樓東大街，因此在“緊挨著后海”的地方買房就順理成章；周立波在香山的院落，應該可以理解為“別業”，或者與其工作性質有關。因為可想而知，其時年過四旬的周立波，不可能每日往返于城里和西山。其二，由此可以進一步描述稿費、物價、工資之間的動態關系，三者都是不斷變動的。“買房熱”是一個持續性現象，還是有一個時間下限？如果有下限，主要是政治原因，還是經濟原因？1958年的“降低稿酬”19，對于作家買房是否有影響，有多大程度的影響？在稿酬標準升降的同時，物價、工資的浮動情況又是如何？這些都是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

另一方面，在文學組織制度意義上，探討作家的存在方式，通常指的是作家在制度中的存在，也就是個人“在文學—政治結構中的位置”20。對于作家居住地的研究，可以擴展對于“存在方式”的理解，將衣食住行層面的“存在”納入視野，一定程度上能夠彌補制度研究“不見人”的弊端。與此同時，也可帶出一部北京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微型的生活史和風尚史。譬如，在我既有的印象中，諸如“下館子”“夜生活”（吃喝層面），都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事情，這可能是悅賓飯館（1980年開業，被稱作中國第一家個體戶飯館）、利群烤鴨店（個體經營，接待過眾多知名外賓）一類的故事造成的。但這其實是后來者常有的錯覺。1950年代人們在外吃飯，也不是只能去東安市場、前門大柵欄，也不是只有仿膳、全聚德、東來順；也有很多知名或不知名的小飯館，區別可能只是在“國營”“私營”的性質上。據洪子誠回憶，1959年他與謝冕等六人合作編寫《新詩發展概況》，“第一章在《詩刊》登出后，寄來一百多元稿費，上交中文系被退回。在當年圍剿個人主義的氛圍下，謝冕做出‘大膽’決定：由六人平分，并領著我們在海淀鎮老虎洞小胡同的一家小飯館——胡同連同飯館現在已蕩然無存——吃了一頓飯”21。在郭小川1957—1958年的日記里，有許多關于“吃”的記述。由于工作忙碌、會議頻繁，郭小川晚飯經常在外面解決，最常去的是菜根香（揚州菜館）。也有同周揚、劉白羽商談工作，而在外吃飯直到凌晨兩點歸家的記錄。22可想，當時的人如果想吃夜宵，也不是沒有任何辦法。除了正經飯館以外，還有很多在王蒙的《青春萬歲》《戀愛的季節》等小說中寫過的餛飩攤兒。總而言之，這些生活資料的整理，可以豐富我們對于歷史細節的理解。

四

以上示例都是要說明，北京作家地圖的研究計劃，絕不是機械的資料整理工作。材料的搜集、考辨，與針對材料提出問題的意識，二者不可偏廢，才有可能形成具有思想潛力的研究格局。但研究施行的難度在于，幾乎沒有成形的同類研究作為參考，同時基礎性材料過于零碎，嚴重缺乏系統性。因此，資料來源的問題，就是迫切需要討論的難題。

在筆者構想中，需要廣泛搜求的基礎史料，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檔案資料、口述資料和書面資料。如果能夠查到諸如戶籍、登記表等一批檔案資料，對于研究的裨益自不待言。在檔案資料之外，口述資料是重要的補充，也是研究繼續推進的基石。走訪的對象包括：（1）1949年后生活和居住在北京的老作家，如王蒙、石灣、李國文、劉心武、李陀等；（2）老編輯、老記者及相關的文化工作者。原《光明日報》文藝部副主任秦晉曾回憶說，《光明日報》文藝部的老編輯，有一套自己的工作經驗、工作方法，簡單說就是“交朋友”。老編輯黎丁跟很多老作家都是朋友，比如郭沫若、艾青、丁玲、冰心等，逢年過節就去這些人家看望。23這種以“友情”為基礎的工作方式，在老編輯、老記者當中相當普遍，因此這一部分在場者，可以提供大量寶貴的歷史信息；（3）各大高校的老教師、學者，如謝冕、洪子誠、錢理群、楊匡漢、楊匡滿、劉納、曾慶瑞、孫郁、程光煒等。24在獲取口述資料之后，重要的工作是對這些資料進行對接、整合、考辨、校勘等一系列加工，以及在此基礎上分析和闡釋。

書面資料以公開出版物為主，包括地方志（民政志）、回憶錄、傳記、年譜、訪談等多種資料來源，都可以為研究的展開提供重要線索。需要注意的是，有兩方面的社會史資料需要補充，其一是以身份、戶籍、單位為圓心的社會制度研究，其二是1950年代北京城市規劃、北京接管史的資料，如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北京市檔案館編寫的《北平的和平接管》，另如王軍的《城記》等建筑史研究，也有可供參考的內容。例如，《城記》收錄了有關1950年代各部委、軍隊、學校“圈地”的大量史料：“當時，各機關為解決辦公問題，陸續占用城內空房較多的王府，如衛生部占用了醇親王府、解放軍機關占用了慶親王府、國務院機關占用了禮親王府、全國政協占用了順承郡王府、教育部占用了鄭親王府、國務院僑辦占用了理親王府、國務院機關占用了惠親王府、外貿部占用了廉親王府等。而在城外西郊，大幅土地一下子就被部隊分完了，形成一個個大院，如海軍大院、空軍大院、國防學院大院等；而在西北郊的文教區，民族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等一圈就是一大片，形成了‘誰蓋樓中央就撥錢，誰就跑馬占地’的現象。”25

更直接相關的作家、編輯的傳記、回憶錄等書面資料，其實并不稀缺，只是大多處于字里行間的暗角，需要自覺的問題意識才能照亮。如前引王蒙自傳、從維熙回憶錄、劉紹棠年譜、郭小川日記之中，名編回憶錄如涂光群《五十年文壇親歷記1949—1999》（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吳泰昌《親歷文壇》（安徽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龍世輝《編余隨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張守仁《永遠的十月：我的編輯生涯》（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等，都包含了大量與作家住址有關的信息，只是這些著作一般不會專門從這個角度敘述。因此，字面意義的“爬梳”，或者像磁石一般首先將相關材料吸附，就至關重要。

匯纂資料的初始方式，可以概括為“線狀”和“塊狀”兩種展開邏輯。“線狀”指的是，從一個具體的對象開始，以其資料為線頭，把其他人的情況逐漸串連起來。仍以郭小川為例，僅郭小川1957年1月的日記里，有關來訪和做客的記錄，就有李普、陳笑雨、張海、龐季云、蕭乾、韋君宜、林默涵、李季、許立群、徐遲、熊復、水華、海默、朱丹、李納、邵荃麟、吳組緗等近二十人，而且其中多數都是閑談性質，因此可以理解為彼此都是步行可達的“街坊”；只有去邵荃麟家，郭小川寫明是乘三輪車去的。如從郭小川為起點收集住址材料，就可連線帶面，也就是我們說的“線狀”邏輯。“塊狀”指的是，可以從某一時間、某一群體的截面出發，調查其中人員的居住情況。例如，1956年春中國作協書記處成立，經中央批準，書記處書記共11人：劉白羽、嚴文井、康濯、張光年、郭小川、曹禺、陳白塵、吳組緗、臧克家、楊雨民。“塊狀”即從這11個人構成的“小區塊”著手展開研究。

總而言之，研究的工作方案，包括兩個彼此相關的步驟。用簡單的話說，第一步就是“查戶口”，即對北京作家不同時期的住址做精準定位。需要做實的問題，其實恰好對應于居民戶口簿上的“何時由何地遷來本市”和“何時由何地遷來本址”兩項內容。第二步，就是在此基礎上的聯絡成網，最終繪出一張北京作家分布圖。如能繪成，相當于為既有的當代文學史研究添加一個GPS導航系統，可以激活和接通諸多相關的文學史與文化史問題。作為系列研究的初篇，本文具有方法探討的性質，是“假設”而非“求證”的文章。題為“芻議”，即言這是一個遠未成熟的草案，期待方家指正。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新中國第一代作家門述史及其研究”(項目編號: 19CZW042) 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陳平原：《北京：都市記憶與文化想象》，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42頁。

2參見王一川主編《京味文學第三代——泛媒介場中的20世紀90年代北京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參見叢治辰《現代性與社會主義城市建構——1949年后文學中的北京想象》，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論文作者認為，這種“重新分割”，“隱隱構成國家空間與城市空間的對峙與隔膜”。對于此類問題，本文不從這一角度把握，原因如正文下段所述。

4參見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訪實錄》，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

5 《名Famous》2010年7月刊，網絡資源參見http://ent.sina.com.cn/s/2010-07-30/18473035494.shtml。相關討論參見拙作《當“鐘亦成”再遇“灰影子”——王蒙與〈你別無選擇〉〈無主題變奏〉的發表》，《文藝爭鳴》2019年第2期。

6李陀：《1985》，《雪崩何處》，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頁。

7叢治辰：《現代性與社會主義城市建構——1949年后文學中的北京想象》，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

8唐騁華：《張辛欣：大院里的生猛叢林》，《生活周刊》2014年總第1513期。張辛欣的經歷，還可參見她的自傳體小說《我》、繪本故事《拍花子和俏女孩》，張麟《車輪之下五千里》，《收獲》1986年第1期。

9王朔：《看上去很美》，華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頁。

10唐少杰：《應追溯歷次轉向的歷史淵源和制度基礎》，《國步艱難——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蕭冬連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頁。

11 19參見張均《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12參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二章；孟繁華、程光煒《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四章；丁帆主編《中國現當代文學制度史》（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三編（本編撰稿人黃發有）等。

13參見董大中《東西總布胡同會議》，《你不知道的趙樹理》，北岳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蘇春生《從通俗化研究會到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兼及東西總布胡同之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2期。

14參見李蔚超《社會主義文學教育的試驗與試錯——記草創階段的中央文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4期。

15楊匡滿：《中國作家協會新來的年輕人》，《新文學史料》2005年第3期。

16張均：《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頁。

17閻綱：《作家與稿費》，《文史博覽》2004年第10期。

18王蒙：《人?革命?歷史》，《王蒙全集》（第2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289頁，

20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頁。

21洪子誠：《謝冕四題——在謝冕學術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現代中文學刊》2022年第3期。

22郭小川：《郭小川全集》（第9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3參見筆者2015年11月17日對秦晉的訪談《〈夜的眼〉發表記》，《八十年代文學史料研究》，程光煒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

24學者、教師所能提供的口述資料并不限于親身經歷，也包括相關的文史掌故。例如前述王蒙在1970年代末與蕭軍多次偶遇的背后原因，就是當時“不在場”的程光煒老師提示我的。

25王軍：《城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84—185頁。

[作者單位 ：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