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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熊育群的《第76天》以全景呈現和細節書寫相結合的方式書寫了武漢“封城”的全過程。它以個體視角為主，同時兼顧民間視角與官方視角，全面客觀地還原疫情期間的整體情境。它重點關注疫情中人的生存狀況和疫情對人們身心的影響，以超越性的姿態批判了“天人對立”的自然觀，反思了人對地球環境的破壞，從而突破了傳統災難敘事的視域限制，顯示出更深遠的思想價值。

關鍵詞：《第76天》 熊育群 非虛構 災難寫作 新冠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作為疫情重災區的武漢成為文學創作重點關注的對象，以此為題材，產生了許多記錄武漢抗疫歷程的文學作品。作為疫情非虛構寫作，《第76天》從眾多抗疫文學作品中脫穎而出，在真實客觀的基礎上全景式地回顧了從疫情暴發到武漢“解封”的抗疫歷程。它是以個體視角為主的非虛構寫作，書寫全社會對武漢“封城”的集體記憶，不僅關注疫情中個人的生存狀態，還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從而突破了傳統災難敘事的視域束縛。

一、疫情“震中”的全景呈現

文學書寫都有自己的視角局限，因此所謂的“全景書寫”也只是相對而言。只有從多方角度出發，盡可能以更全面的角度展示事實，并輔以客觀的態度，才是最能夠接近理性認識的方法。《第76天》就是如此，它以全景呈現和細節書寫相結合的敘述方式對疫情“震中”的狀況進行全面還原。

在全景層面，《第76天》按照線性時間順序，以新冠“零號”病人就診作為開始，武漢解封作為結束，從不同職業、不同身份的人的視角展現了抗擊新冠疫情的全過程。全書正文按照情節可以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敘述從出現疫情到武漢“封城”的經過，第二部分描寫武漢“封城”期間的抗疫歷程，第三部分講述疫情在全球蔓延的現狀。《第76天》將第二部分作為敘述重點，以“抗疫”為主線，圍繞武漢抗擊疫情的過程展開敘述，以疫情暴發、武漢封城、全國醫護人員馳援武漢等事件作為重要節點，通過個體人物的視角來串聯事件、補充細節，從而對“抗疫”主線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立體塑造。在選擇作為敘事主體的人物時，《第76天》注重人物形象的代表性，使這些人物能夠作為其所屬社會階層的代表，從他們的角度反映社會各階層在疫情中的整體狀況。

正如熊育群所強調的“在國家、民族發生危難之際，身為作家，有責任把戰斗的全過程記錄下來，為后人留下一份真實的歷史記錄和精神遺產”1，作品將記錄抗疫歷史作為全景書寫的意義，力求實現對歷史的客觀還原。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品的敘述方式。它選取了不同階層、不同職業的人物，講述他們在武漢“封城”期間的遭遇，將歷史大環境與具體人物的生存狀況融于一體，既擺脫了個人細節視角的限制性，又深入到了個體生命維度，從而在內容上達到“九成以上的準確”2。

首先，作品側重于在抗疫的宏觀背景下展現某一方面的具體情形。對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建設過程的描寫就是范例之一，書中以專業化的語言呈現了醫院建設和維護的全過程，不僅涉及了為公眾所熟知的直播施工、“云監工”等情景，而且揭示了建設過程中不為公眾所了解的內情。除了對宏大的建設過程進行再現，熊育群還關注到個體建設者。在他的筆下，建設者不再只是“云直播”鏡頭下籠統的集體，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具體可感的人，他們既有著抗疫逆行的責任與擔當，也有擔心感染新冠肺炎的憂慮，對復雜人性的刻畫讓建設者的形象更加立體和真實。

其次，透過不同的個人視角和大量的局部細節描寫，抗疫全景被很自然地呈現出來。在關于志愿捐贈的章節中，作品通過衛婧、蘇毅、吳志輝的經歷分別反映了慈善團隊、民營企業家和海外華人的捐贈情況，展現了從具備捐助意向，到收集捐助需求、組織捐助、籌集捐助物資、運輸與發放捐助物資的全過程，并以典型性的視角折射了疫情期間海內外的捐助情況。除對企業家慷慨解囊的書寫外，作品還觀照到了普通人的積極奉獻。無論是捐贈口罩不留名的志愿者“大俠”，還是支付抗疫物資運輸費用的退伍老兵，或是從海外采購醫療物資寄回國內的留學生，他們都代表著疫情中熱心奉獻的普通人，他們的善舉顯現出中華民族面對災難時眾志成城、守望相助的民族精神。

二、個體視角為主的非虛構寫作

那么，《第76天》是怎樣實現對“封城”狀況的全景呈現的？通過閱讀可以發現，熊育群選擇以個體視角為主的非虛構寫作來記錄疫情，并以個體視角來囊括民間視角和官方視角。這種非虛構寫作在視角選擇和視角書寫上呈現出兩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它在對個體視角的選擇上不同于多數非虛構文學作品對民間視角的偏重，而是兼顧民間視角和官方視角，在篇幅和內容上給予二者相同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在對個體視角的書寫中又具有非虛構寫作的文學性，從而提高了作品可讀性。

要選取合適的個體視角，就必須要兼顧民間視角和官方視角。《第76天》中既出現體現民間視角的患者、志愿者等普通民眾形象，也存在體現官方視角的疾控中心專家、社區基層干部等政府工作人員形象。民間視角和官方視角的共現不僅能夠反映民眾在疫情期間的生活狀況，還可以呈現官方的各項抗疫舉措，避免了官方視角的缺位、失聲，從而更客觀、更理性地展現出疫情的真實狀況。

不難看出，同多數非虛構寫作一樣，《第76天》從民間視角出發，以普通人的親身遭遇為內容來描述民眾在疫情期間的生存狀態。作品以平實生動的語言記錄了疫情初期民眾搶購生活必需品的混亂場景和醫院發生醫療擠兌的嚴峻形勢，并不加掩飾地呈現了新冠肺炎對人類生命的戕害：“這只腳像燒焦了，腳趾腳板如同涂上了厚厚一層暗紅色油漆。”3但相比描述疫情期間的混亂和死亡，熊育群更著重于書寫民眾在災難中散發的人性光輝。作品詳細刻畫了“封城”期間民眾之間的互助精神和堅信戰疫必勝的樂觀態度：母親冒著染病的危險為女兒送來食物；居民們積極組織社區團購采購生活物資；民眾自發聚集在陽臺高唱國歌來表達戰勝疫情的信心……疫情雖然限制了人與人之間的物理距離，但卻拉近了情感距離。隨著防疫形勢不斷向好，民眾逐漸適應疫情影響下的生活，并對未來生活作出規劃：“首先得囤好糧食，做好每一餐飯，早睡早起調整好作息時間，增強免疫力，讓生活進入新的‘日常’。”4

相較于民間視角對民眾生存境遇的關注，官方視角則側重于政府領導下的抗疫歷程。《第76天》從醫療專家、政府官員、公安干警、社區工作者等官方人員的個體視角出發，從疫情防控的各個方面呈現了防疫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作品之所以選取個體視角作為敘事主體，是因為個體視角不僅能夠揭示防疫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細節，而且有助于推動社會對官方抗疫工作的了解，進而促進社會輿論對官方抗疫工作誤解的消除。作為疫情高級別專家組成員，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曾因公眾質疑其輕視疫情而遭到非議，作品還原了他在疫情期間的心理活動和決策過程，并詳細描寫他對新冠疫情的高度重視和及時處置，對輿論的指責加以澄清。“封城”期間，社區工作者作為與群眾直接接觸的官方代表，他們的工作不僅直接關乎民眾的生活質量，更影響到公眾對政府防疫工作的感受。作為參與社區防疫的社區工作者，劉斌的視角反映出疫情期間社區防疫工作的面貌，他和同事在自己負責的社區安排防疫門禁，開展上門摸排，協調物資供應，確保了居民們的生活物資供應和生命健康。這些視角的書寫充分表現了抗疫工作者為抗擊新冠疫情做出的努力，是對政府在抗擊新冠疫情的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的肯定。

此外，在個體視角的書寫中，熊育群還注重非虛構寫作文學性的體現。他以火神山醫院建設情節為例說明了視角在文學書寫中的作用：“我們十天建成了火神山醫院，很多媒體報道那些工人怎么樣辛苦，那肯定是玩命地干，一天幾乎沒怎么睡覺，十天堅持下來是什么樣的狀況。但是我這本書的角度要避開一下，我可能偏重于他們是怎么樣做到的，這個可能更有意思一點。”5在個體視角的影響下，敘事者能夠進一步深入敘事情境，清晰地呈現出疫情中的局部細節，使人物和情節更具有表現力和感染力，以此凸顯出非虛構寫作的文學性。借助個體視角的限知特性，《第76天》從情節、敘事和情感三個層面對文學性進行了構建。

首先，憑借個體視角的限知特性，《第76天》采用了懸念、反轉等文學手法來進行情節設置。比如醫學專家發現新冠病毒的情節被塑造為揭示“懸念”的過程。從張繼先上報疫情，到高級專家組前往武漢調查，再到鐘南山公開證實新冠病毒“人傳人”，溯源的進程伴隨著醫學家的研究不斷推進，最終 “懸念”得以解開，使新冠病毒作為疫情元兇出現在人類面前。《第76天》更多地從對人物的身體狀況和心理狀態的細致描述來表現個人命運的劇烈變化。當疑似患者黎婧正在為自己的體溫回歸正常范圍而感到慶幸時，醫院卻正式告知她確診新冠肺炎，導致她的精神狀態急轉直下。懸念和反轉情節的設置既提升了作品的可讀性，也對激起讀者的閱讀興趣起到積極作用。

其次，《第76天》在不影響線性敘事結構的前提下，通過多視角敘事較好地解決了個體視角的限知問題。多視角敘事是指從多個角度對特定事物展開敘述，它有利于切換個體視角和使用穿插敘事，能夠更為全面客觀地展現“封城”期間的整體情況。例如作品選取了不同身份的市民，從他們的視角講述他們在疫情前的日常生活，從而更為全面地表現“封城”前夕的社會狀況。當疫情爆發初期出現醫療擠兌現象時，作品從患者和醫護人員兩種不同視角出發展開敘事，既關注感染新冠后無法及時得到確診和救治的市民，也描寫在緊張的救治工作中精神瀕臨崩潰的醫護工作者。在多視角敘事模式下，作品不僅客觀地闡釋了醫療擠兌的具體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疫情初期人人自危的社會氛圍。

最后，《第76天》根據情節節奏的緊張與否來選擇人物情感的表現方式：當情節節奏緊張時，作品多從側面對人物情感加以塑造；在節奏舒緩時，則以較多的篇幅來對人物情感進行正面書寫。比如在描繪金銀潭醫院重癥監護室的醫護人員時，作品通過對患者救治工作的深入描寫，從側面來展現醫護人員堅守抗疫一線的頑強意志。又如當書寫居家隔離的市民時，作品對市民的情感活動進行了正面描寫，較為具體地表現他們從恐懼焦慮到平穩安定的情感轉變。

書寫人物情感時，《第76天》以實地采訪為依據，不陷入對人物情感的公式化書寫，選擇捕捉疫情期間人物的真實情感。患者沈延春在入院時面對家人淚流滿面，她擔心“這一別可能從此就是陰陽兩隔，再見面時她可能只是一捧骨灰”6。即便是看慣生死的醫護人員，他們的情緒也在疫情的沖擊下瀕臨崩潰。經歷數次失敗的搶救后，金銀潭醫院重癥監護室護士長瞿昭輝“恨不得自己變成兩個人，恨不得有四雙手，她想救每一個病人，但卻無能為力，只能一個一個來處理。那個時候，她自責、內疚，邊哭邊參與搶救”7。對人物情感的細致刻畫不僅能幫助讀者切身體會到作品中人物的情感狀態，更能充分地調動讀者情感，激起讀者的情感共鳴。

三、突破“災難視域”的束縛

支宇在《災難寫作的危機與災難文學意義空間的拓展》中批評了災難文學的同質性，他認為當代災難寫作的重要問題是“視域的固化”，災難寫作被先行的寫作理念支配，無法將災難敘事轉變為個人命運的苦難敘事，導致固化的“災難視域”“先行凝固了一切寫作個體活生生的靈魂感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封閉了書寫個體真實命運的可能性”。8《第76天》則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災難視域”的限制：一方面熊育群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關注疫情中個人的生存狀態；另一方面作品沒有將疫情中人與病毒的對抗延伸到人與自然的對立，正如全書正文末尾的三個短句：“新冠肺炎疫情終將過去。歷史必將記住新冠病毒。人類也必須開始反思”9。熊育群在疫情還未被徹底平息的時候便開始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呼吁人類尊重和敬畏自然。

要突破“災難視域”的束縛，首先就要堅持“以人為本”，關注疫情下個人的生存狀態。師力斌抨擊了部分抗疫文學，他認為“災難文學尤其需要理解的真誠，需要設身處地的真誠。感動需要細節的真實來支撐”10，文學要以誠摯的語言和真實的細節來講述災難中人的現實處境。《第76天》以紀實的態度書寫了疫情期間武漢人的生命體驗，在大量的細節描寫中展現宏觀敘事中難以觸及的個體命運，在平實的語言中蘊含真摯的情感，以此來表現新冠疫情對個人身心和群體意識的深刻影響。

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保持人的主體地位，讓人成為災難文學的主體。這需要文學作品真實記述災難對人造成的痛苦，呈現災難對人身心的影響。因為“災難就是災難，它拒絕任何修辭與虛構；痛苦只是痛苦，痛苦本身具有一種自足而不言自明的價值，而這種價值只是彰明于那忍受著絕望與想要沉默的欲望之下的如實記錄之中”11。這正是熊育群在書寫個人生存狀態時所采用的方式：“我查詢天氣，導航人物走過的路線，通過圖片、視頻勾畫出他們的生活軌跡，設身處地進入他們的生活。”12他以訪談和現場還原作為再現個人生存狀態的途徑，力求確保再現內容的真實準確。

從全書內容看，《第76天》著重從身體和精神兩方面展現普通人的生存狀態。作品選取了沈延春、黎婧、滿彩美、陳婉清四位普通市民，關注“封城”期間他們在身體和精神上的變化。沈延春在病痛中感受到生命的脆弱與頑強，她努力與死神抗爭，不讓絕望打垮自己的精神，以樂觀、自信和勇氣激勵自己和他人不要放棄生的希望。黎婧在方艙醫院的悉心治療下逐漸康復，她用畫筆描繪醫護人員，以可愛詼諧的畫面表達對他們的感激之情。滿彩美志愿加入抗疫工作，她主動報名參與醫院衛生保潔，冒著危險處理醫療廢棄物和生活垃圾。在工作時，她從患者和醫護人員的感謝中獲得他們對自己價值的肯定，體會到在從前工作中所沒有的精神愉悅。陳婉清在疫情暴發時滯留海外，歷經波折后才得以返回武漢，后來她主動成為社區志愿者，幫助居民采購生活物資。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她意識到自己不再脆弱，變得更加成熟與堅毅。

美中不足的是，《第76天》缺乏對死者生存狀態的描寫。熊育群其實并不避諱書寫死亡，但他在描述中只是從醫護和其他患者的視角描寫了疫情中的死難者，但并沒有觀照到死者的生命體驗，沒有使死者的主體性得到顯現，這無疑是一種遺憾。實際上，這一群體的生命體驗中也不乏對疫情、個人和社會的切身認識與深刻思考。媒體曾報道過重癥患者肖賢友在彌留之際寫下的遺書：“我的遺體捐國家，我老婆呢？”這封遺書中既蘊含對社會的自覺責任，也飽含對妻子的深情牽掛，有著深刻的倫理責任感和道德價值。如果能夠對普通人的生命個案有更多的關注，留存他們有關災難的個人記憶，或許就可以更完整、更全面地揭示災難下的具體情形和死難者與幸存者的生存狀態，將關于疫情的個人記憶真正聚合為具有公共性的集體記憶。

突破“災難視域”還需要放棄“天人對立”的傳統自然觀，并轉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蘇珊?桑塔格反對以道德觀念來看待疾病：“疾病并非隱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盡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13疾病是不能被道德化的，新冠病毒也不能被作為特例去允許作者用人類中心的道德化視角來描述人與自然關系。

在“病毒之殤”一章中，熊育群介紹了病毒是在自然界中的廣泛存在的現象，并揭示了這一現象的生態意義。病毒不僅是維持生態平衡的重要成員，還起到促進生物演化、維持生命基因多樣性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地從人類與病毒的對抗深入到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探討，指出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調問題。他認為正是由于人類對自然規律的模式和對環境的肆意破壞，才招致了自然的報復：“當人類不能約束自己的行為，破壞了地球生態，病毒便以前所未有的種類和數量襲擊，糾正人類的自我膨脹——地球的炎癥。”14這種冷靜客觀的反思意識在以高亢抒情為主要特色的抗疫文學作品中顯得尤為難得可貴。

結 語

作為現時性的長篇非虛構文學作品，《第76天》全景式地記錄了從2020年年初到武漢“解封”這一時期內全民抗擊新冠疫情的歷程。霍洛韋爾曾論述到非虛構寫作中作家責任意識的相關概念：“某些小說家和新聞記者的作品，反映了一種不同尋常的自我意識，即作家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作用和美國人生活里的獨特角色。”15熊育群肩負著作為作家的社會責任，以非虛構寫作的形式記錄了武漢抗疫歷程，將國人對這場災難的集體記憶留存下來，并反映出疫情對武漢、全國乃至世界的深刻影響。

新冠疫情作為“進行時”的重大社會事件承載了太多疾病以外的因素，可遺憾的是，《第76天》更關注抗擊疫情的過程，而淡化了對疫情中其他亂象的表述，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現實深度和反思力度。可貴的是，熊育群在書寫中確保了內容的客觀與真實，最大程度上契合了國家、社會和個人對疫情的集體共識，促進了新冠疫情集體記憶的進一步形成，也為人類面對災難留存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總的來說，《第76天》中的視角融合和視域突破為疫情非虛構寫作提供了一種新的創作路徑。正如張光芒指出的那樣，疫情文學要“真實科學地再現瘟疫流行的病理，并折射出疫情流行的社會問題與社會根源，同時不遺余力地反思人類文化心理與文明的思想痼疾”16。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鄉土小說與鄉村文化變遷的關系、啟示研究及文獻整理”（項目編號：19ZDA27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12許旸：《致敬中國抗疫精神，紀實長篇〈第76天〉從日常洪流中打撈重大歷史》，文匯網2021年1月28日。

2 5高丹、王珩瑾：《熊育群〈第76天〉：全景式記錄2020年中國抗疫歷程》，澎湃新聞2021年2月2日。

3 4 6 7 9 14熊育群：《第76天》，十月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213、158、188、204、583、578頁。

8 支宇：《災難寫作的危機與災難文學意義空間的拓展》，《中華文化論壇》2009年第1期。

10 師力斌：《寫好抗疫文學需要功夫與敬畏》，《環球時報》2020年3月10日。

11徐兆正：《拒絕想象：災難文學論綱》，《創作評譚》2020年第4期。

13[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頁。

15[美]約翰?霍洛韋爾：《非虛構小說的寫作》，仲大軍、周友皋譯，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4頁。

16張光芒：《疫情文學的資源與后疫情時代的文學轉向》，《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 2020年第1期。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