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在吳曉東先生的新著《文本的內外：現代主體與審美形式》中，“文學性”范疇構成了勾連各章節的主要線索與核心問題視閾。具體而言，在新世紀語境下對文學性問題的再探討將包含對文本“內”“外”界限及其相互關系的厘定，對文學之審美功能及審美活動自身獨特性的分析把握，以及在創作與研究實踐中對文學倫理諸向度的審慎探尋。《文本的內外》各章以文本細讀為方法，從尋找形式中介入手，結合對各層次語境的認知體察，呈現了“文本”與“歷史”的互化過程，并在由形式詩學向文化詩學的研究路徑中對審美與政治之關系進行了原理性探討。而在審美維度之外，倫理維度也從著作的字里行間生長，由研究態度、研究方法本身所建構的文學倫理最終通向了對現代主體問題的思考，并觸及了人文學術在當今世界的文化位置與深度意義。

關鍵詞：《文本的內外》 形式詩學與文化詩學 審美與政治 文學倫理

在2003年與薛毅就文學、審美等問題展開的對話中，吳曉東提出，曾被賦予“救世”之重任的審美的偉力似乎正逐漸消退。許多跡象表明，盛行于1980年代的審美主義或許已然無法因應當今時代情境，因此就文學研究而言，需要找到某種更具活力的范疇以保護、激活文學的獨特力量，而他所選擇的范疇便是“文學性”。在確立文學性之于文學學科的價值、地位的同時，論者不可避免地要對這一概念的基本意涵做出界定。有關文學性的定義牽涉了俄國形式主義以來豐富的理論譜系，而吳曉東在這里則運用了使動句法：“文學性就是使文學成為文學的東西。”1這似乎暗示了文學性并非某種天然的屬性，而更近乎一個自覺施動的行為過程。在隨后展開的論述中吳曉東指出，這種“同義反復”式的本質化定位實則仍無法有效地完成對文學性的言說并打開這一問題領域內部的豐富空間。與之相比，更為理想化的定位路徑是采取某種“非確定性”“境遇化”的描述方式，由此將文學性理解為一個在創作、閱讀、批評、研究等實踐環節中不斷生成的過程。反過來，對文學性的界定與守護、開掘與反思也就成為這些文學實踐的題中應有之義。

系統性地閱讀作者的學術論著不難發現，文學性這一范疇的確構成了吳曉東文學研究辛勤耕耘的領域、時時回顧的原點乃至安身立命的終極依托。在他的學術歷程中，文學性有如一粒種子，在對其所根植的土地的敏銳感知與對各種生命資源的接納中逐漸生長，于每個生命階段結出了各異的果實。在這個意義上，收集了吳曉東先生近二十年間重要學術論文、訪談對話的新著《文本的內外：現代主體與審美形式》（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以下簡稱《文本的內外》）便可視為文學性的種子在新世紀的文化土壤中孕育的成果。具體而言，這些研究及彼此間的呼應勾連對文學性場域中的諸多問題層次進行了更為深細的發掘，從而使一種抒情性的姿態落實為學理性的行動，并作用于文學性的流動生成。這些問題包括：如何界定文學性與文學文本的關系？文學性是否可能也應當在“文本”內部完成，抑或它本身塑造并不斷改寫了文本內外的邊界？文學性與審美這一范疇的交疊與分異又該如何看待？能否在對文學性的關注中實現審美與歷史的融合，或豐富對它們本身的認知？而倫理的維度又將如何從審美活動或文學性的場域里生長？進而審美、歷史、倫理諸要素如何以文學的方式綜合作用于主體的成長？《文本的內外》所收錄的這些帶著溫情與詩性的學術文章或許便以謙虛而誠摯的態度嘗試著對這些問題做出了回應。總體而言，在這些研究工作中，研究者帶領我們進行著一次次穿越文學文本內外的審美分析與倫理建構。由此，一片片鐫刻著新世紀文化印痕的文學性的風景得以浮現在我們眼前。

一、文本的“內”與“外”

如著作標題所示，“文本的內外”在整體上將“文本”這一意象確立為某種物質基礎與認知、闡釋模式的邊界。在物質層面，文本的所指或許是作為出版物的作品。無論自敘傳小說、化歐又化古的現代詩還是可作為“旅行手冊”的山水游記，在創作、流通、閱讀所構成的鏈條中，這些作品都以“文學”的方式被生產消費，從而它們的內容和形制本身也就承載了“文學”的基本意涵。而在更為抽象的層面，“文本之內”指向的便是“文學性”概念的內核，是“使……成為文學”的關鍵要素。內核一旦明確，外延的問題便隨之產生。而圍繞作品展開的一系列寫作、閱讀、宣傳介紹、批評闡釋活動所構成的文化語境也搭建著一個與文本息息相關的“外部世界”。

在較為表層的意義上，內外的區隔突出的是對“界限”的強調，正是由于邊界的存在，文本及其所勾連的文學范疇才具備合法性，并有可能召喚出與之適配的獨特的觀照視角與研究方法。然而，倘若如作者所希望的那樣，將文學性理解為一個文學不斷因應時代議題、進入社會生產鏈條、處理物質與精神、理性與感性等結構關系同時進行自我定位的過程，那么文學性的作用或許并非對邊界的簡單固守，而是依靠敏銳的感知對邊界的不斷調試、移動與重建。在內外有別的基礎上，更為重要的實則是“內”與“外”的互轉與溝通。

在《文本的內外》所收錄的研究文章中，溝通內外的方式總體上呈現為從形式詩學到文化詩學的研究路徑，即從細致的形式分析入手，經由對作品形式的構成方式、使文本成為共同體的主導形式要素、形式所派生的微觀詩學機制及其普適性等問題的思考2，逐漸發掘出形式中的“意味”，進而勾勒出包括人的境遇、時代氛圍、歷史趨勢、社會結構等在內的文化語境。在這里，所謂微觀詩學機制既是對類型學視界的補充、細化與創新，也是捕捉降落在“文學”領域的歷史文化諸要素的必須途徑。而文化詩學的引入則在賦予文學性以歷史維度的同時將微觀詩學領域中由“物象世界”與“觀念世界”所構成的自足而又攜帶張力的“語言”帶入現實世界，使其在一定社會關系、權力結構中變成“內部開放的話語空間”3。即如在研究者對張愛玲《傳奇》世界的探索中，小說種種有關都市、居室的空間性修辭最終凝聚為某種“空間意識形態”，形式因素總與經濟政治文化視景密切關聯。而從形式詩學到文化詩學的通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建構著文學與歷史兩大人文學科領域與認知感受模式的關聯。所謂“在文本結構中看歷史，在歷史中看文本結構”，這般對文本與歷史互動關系的發見似乎與新歷史主義的思維范式若合符契。作為某種“跨學科”的理論資源與研究方法，新歷史主義強調文學與歷史的互通性乃至一體性，進而挑戰了簡單的“歷史決定—文學反映”模式，并在對“文化本文（cultural intertextuality）相互關系”4的把握下建構出一幅更為復雜多元的文化圖景。然而，就文學研究而言，作為一種“后-”（post-）知識氣候中的理論譜系，新歷史主義或許又因對文學與非文學之界限的徹底解構而使文學遠離了“人文主義”傳統，以及構成文學之獨特性的精神特質與美學要素。在運用“流通”（circulation）、“交換”（exchange）等商業隱喻將文學文本與其他各種文本一并視為與“資本主義經濟活動”捆綁在一起的文化現象時5，這種研究方式便難免落入其所批判和反抗的文化運作中，也使文學性面臨著新的危機。

新歷史主義在“歷史”與“文學”間的自我定位及價值選擇或許是更為宏大的議題，而作為文學研究者，需要尋覓和守望的依然是文學獨特的存在和作用方式。在《文本的內外》所收文章里，這種對文學本位的堅持或許便體現為對一系列“形式中介”的提煉與深描。在談及張愛玲小說的空間修辭時，研究者特別提出“陽臺”作為連通張愛玲文學世界中都市現代性與古中國傳統性、外發性與內斂性的“中介”意義。推而廣之，在文學研究中，勾連形式與文化、修辭和語境、經驗及理念等向度的關鍵便在于尋找合適的中介。它們是“內”與“外”的交互作用在文本中留下的痕跡，進而也揭示了文學性的再生產活動如何進入更為廣闊的社會關系網絡與文化生活之中。可以發現，在《文本的內外》中，無論作為古典或現代詩學概念的“心象”“反諷”，還是作為意象的“扇”“尺八”“陽臺”，是神話故事中的人物，抑或更具“現實感”的疾病、風景與報紙，都構成了這樣結晶體式的中介。具備了這類中介，形式詩學才獲得了某種自足性，文本與理論得以相互創生。如在《現代派詩人的鏡像自我》一章，作為中介的納蕤思形象便聯結了精神分析鏡像理論、西方現代派詩歌的文化資源、1930年代“前線詩人”們的精神氣質及其詩歌文本中的代表性意象，從而成為“把‘主體的真理’與形式詩學相結合的有效路徑”6。另一方面，以文學為立足點的文化詩學的合法性也要由恰切的中介賦予。在《旅游產業的興起與中國現代風景的發現》一章，“風景”作為中介便通向了文化產業、國家現代化建設與文化宣傳以及文人在其中的位置、作用、身份想象等問題。可以認為，這些形式中介的生成經過便是將文化因素“文學化”的過程，它呈現出文學特有的作用方式，同時又是歷史變遷的載體。

對于文學性的信念而言，中介的意義還在于昭示“形式”本身的價值，它不僅使歷史得以結構化并參與了時代文化圖景的創造，更為“結構”所無法容納的諸多碎片、暗影與冗余物提供了棲身空間。所謂“不必有所指，不必無所指，言外只覺有一種深情”7，就形式所帶來的深情體驗而言，“文本”的意義或許本不假外求，而那些“斷片化、零散的、原初、感性”、不可化約的經驗和境遇8，便如從陽臺披披拂拂飄落的頭發9，終于融進由文學所營造和守候的夜色中。

二、審美的可能性

以文學文本作為總體性中介，《文本的內外》中的大部分研究文字最終通向了對審美這一人類實踐領域的探尋。這里的審美既包含審美意識、審美精神，也意味著在不同語境下形態各異的審美活動與它們所制造和彰顯的美學問題。盡管敏銳意識到“審美主義”思潮在當今時代的困境與退守，作者還是愿意在研究過程中不時縱情于一個審美的世界，并以此為文學性確立某種本質的、永恒的內涵。自康德對科學、道德與審美三領域的劃分使“審美”在哲學體系中具備獨立性以來，西方哲學與美學理論逐漸為“審美”確立了某些獨特屬性，比如感性、形式性、“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等等。可以看出，就基本層面的審美認知而言，《文本的內外》對這些框定了審美屬性的范疇都有所肯定，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批研究文章在面對、處理具體研究對象與問題結構時對“審美”特性做出的諸種反思。這類自覺的反思意識在研讀文本的過程中往往轉化為具象的審美分析，它們最終揭示的是存在于審美活動中的多重復雜面向，這些面向之間可能構成矛盾張力，甚至某種永恒的、無解的、悲劇性的分裂和沖突。或許審美的復雜與“危險”、魅力與誘惑都在于此。

在對諸多矛盾結構的呈現中，審美的意識形態性和烏托邦性或許構成了尤為值得關注的問題。這組概念出自卡爾?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譜系，簡而言之在曼海姆這里，意識形態是現行秩序的載體，烏托邦則是“從業已存在、只有從給定社會秩序觀點出發才無法實現的思想”10，它包含著“沖破現行秩序桎梏，使之朝著下一個存在秩序自由地發展”的動能。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在社會歷史發展歷程中存在持續的辯證互動關系，當烏托邦能夠被組織化，與現行秩序的發展產生聯系進而演變為對“現在”所蘊含的“將來”的確定指示，它就會意識形態化。從政治學角度，曼海姆將這類“有助于瓦解先前存在的秩序”并建立新秩序的“滲透著意識形態元素”的烏托邦視為“真正的烏托邦”思想，它包含著一種可實現/實踐性。然而，若從文學的視角觀之，烏托邦大抵仍有一種“不可企及”的“虛幻”屬性。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遜所言，“烏托邦不是一種觀念而是一種幻象”11，是被文學具體化了的幻景。在作為代序收入本書的洪子誠與吳曉東的對談中，兩位學者也都指出了烏托邦的某種“悲劇”意味。就審美范疇而言，若將意識形態性概括為審美對政治、社會秩序建構與歷史發展的參與介入，那么烏托邦性則意味著某種退避、幻想，乃至“癡人說夢”式的追求。在與民族國家現代化建設密切相關的現代文學活動中，審美的意識形態性隨處可見，如郁達夫形似自白的“自敘傳”小說，實則也是現代性建制的一個環節，所謂“現代性建制（裝置）創生了現代小說，小說反過來又成為促使現代性以及現代民族國家生成的一個重要媒介”12，文學文本、審美意識與召喚、安置現代個體和群體的現代性裝置之間的相互創生最為明顯地昭示了審美的意識形態屬性。而與此同時，烏托邦式的審美體驗也始終在現代文化中綿延。某種程度上，它構成了更令研究者眷戀的美學因素。在以納蕤思形象為現代派詩人的自我意識與群體心態賦形之時，研究者進一步將這種“鏡像”體驗概括為文學的烏托邦內涵，并坦言“也許人類想擺脫鏡像階段的誘惑注定是很難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鏡花水月’的幻象中存在著令人類永遠癡迷的東西……文學世界由此構成了人類獲得自我確證和自我認同的審美機制，并在終極性的意義上涵容了鏡花水月的幻美特征和烏托邦屬性”13。納蕤思的臨水自鑒仿佛象征著文學、審美的本真境界——在這個意義上，“文學世界”本身便是一個“鏡花水月的世界”，具備永恒的自戀與幻美屬性。而縱觀全書，審美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沖突、并存與轉化最為集中地體現在沈從文這一研究個案中。如果說沈從文于生活情境之外營造“傳奇”情境的態度、能力以及針對地域文化的“挽歌情緒”塑造了其小說作品的烏托邦屬性，那么其戰時創作的小說《長河》便經由對《申報》這類大眾傳媒符碼的反復征用將自身置于現實時代議題與信息輿論場域中。這使得小說本身帶有了政論的屬性，以文學的方式對現代社會或地方“現代化”的物質基礎（交通通訊）、政治屬性（民族國家與政黨政治）及文化面貌（大眾傳媒、生活改造）做出了勾勒與反思，從而“充分展示了意識形態特征”14，小說敘事對意義的生產也由此具備了更為鮮明的政治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在意識形態與烏托邦的二元關系之側，或許還存在著某種第三項因素，那便是審美的寓言性維度，如研究者征引杰姆遜論述所呈現的那樣，寓言構成了“物與意義、自我與世界相分裂的現代生活的最恰當的表現方式”，以其斷續性、異質性對應著“破碎、歧義與斷裂的歷史”15。寓言維度的存在使得無論意識形態還是烏托邦都不再具備純粹性，從而塑造了小說意義世界的復義特征。

不難發現，上述研究已反復觸及審美與政治的關系，而從文章所引介和對話的理論資源來看，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譜系或許構成了探討審美與政治議題的某種重要啟示與支撐。無論以感性解放為社會解放的推動力與終極追求的馬爾庫塞，還是對“寓言”等詩學范疇做出細密的政治性文化性闡釋的杰姆遜，或是試圖將馬克思主義觀察方法引入日本近代文學與美學研究的柄谷行人，其審美觀念也許均可被納入這一肇始于20世紀初期的宏闊理論譜系中。這一理論脈絡之所以具備有效性，或許便源于左翼革命者與理論家們在世紀性的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在各種成功或受挫的經驗里為“審美”賦予的政治潛能，他們試圖發掘和塑造的是審美所獨有的、不可替代的政治性。而在這一過程里，這些理論同樣對審美的矛盾性有所發掘。如伊格爾頓所言，“審美從一開始就是個矛盾而且意義雙關的概念。一方面，它扮演著真正的解放力量的角色——扮演著主體的統一的角色，這些主體通過感覺沖動和同情而不是通過外在的法律聯系在一起，每一個主體在達成社會和諧的同時又保持獨特的個性……另一方面，審美預示了馬克思?霍克海默爾所稱的‘內化的壓抑’，把社會統治更深地置于被征服者的肉體中，并因此作為一種最有效的政治領導權模式而發揮作用”。審美可以是一種感性的創造，也可以是一種“細膩的強制性法則”16。凡此對立沖突構成了這一理論譜系的難題和困境。在某些極具政治性的時刻，對這些矛盾的洞察或許也導致了緊張感、分裂感，乃至行止選擇層面的彷徨。如對藝術形式之“自律”與“他律”取向難以調和的論述，在將審美作為抵達政治的手段、工具與目的本身之間的多番游移，“介入現實”與“永遠歷史化”等宣言的內在張力，或多或少都是理論與實踐難題的顯影。然而隨著整體文化語境的改變，理論在穿越時空的“旅行”中也逐漸生長出差異性樣貌。難題依然存在，但在“賦予文學某種深刻內涵的時代已經過去”的境遇判斷中17，在文學性立場的支撐下，研究者對“審美”與“政治”范疇也產生著新的、更為語境化的理解。簡而言之，在《文本的內外》中，審美大抵指向對生活經驗、情境乃至生存境遇的隱喻、象征、寓言式言說（它們都屬于廣義的“詩意話語”），或是感性、抒情性因素的彰顯，抑或個人化、內省式的生命狀態。而政治的意涵也更為寬泛，包含對權力結構、人際關系的認知，意識形態的建構和詢喚過程，更為具體的革命動員、社會管理等政治實踐，以及某種集體性的生活方式，等等。而在重思審美與政治的關系并由此發掘審美的多重屬性的過程里，“審美主義”也就由某種本質化的取向變為身處歷史洪流之中的個體所可能選擇的姿態和意向，它包含著對一切既定觀念與生存模式的反思，對歧異性、繁復性的寬容，以及對“意義”的永久性追尋。這種審美姿態也終將參與到現代主體的建構中。

三、倫理維度與主體的成長

在對郁達夫小說作品的系統性解讀中，作者試圖梳理現代審美主體的創生歷程。從被發明的疾病、被規訓的身體到愛欲體驗與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內在關聯，審美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現代主體之母，并幾乎蘊藏了這一主體的全部秘密。然而，盡管審美主體與現代建制之間的關聯如此密切，文學形式中也的確可能蘊含著“主體的真理”，但僅僅憑借審美領域尚不足以完成真正意義上的主體建構。這一點在研究者對納蕤思式的現代派詩人的文學活動與“鏡像自我”的分析中得到了最為明晰的體現。在表現出自身對1930年代現代派詩歌審美情境的眷戀之感的同時，研究者經由拉康等理論資源及對詩人們心態、前路的描述揭示出這一審美態度所塑造的主體的內在局限，這類幻美、封閉而脆弱的審美主體似乎終究無法在現實世界中獲得行動能力，成為“歷史的主體”。這提示我們在審美維度之外，倫理之維的引入也是文學實踐以及文學性建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某種程度上，戰時中國文學界對抒情的“放逐”與象征的反思同樣指向對倫理意識的呼喚，而新的文學形態的開端或許也在此訴求中誕生18。對于文學研究而言，倫理維度的引入也是必須的，它意味著支撐行動的倫理判斷，以及在實踐過程里對各種關系的仔細探尋。縱觀全書可以發現，與審美相比，倫理同樣構成了《文本的內外》的重要視景與核心關懷。如果說在《文本的內外》中，對審美與政治關系的多般探索厘析了審美的多重屬性，那么諸篇文章所呈現的論述方式、價值取向及主體姿態則可視為研究者在學術閱讀與寫作過程中完成的某種倫理建構，也正是這樣的建構經歷使文學性更加切近地作用于生活世界。

具體而言，在《文本的內外》中，倫理建構首先體現為在堅守文學性、審美等范疇的基礎上對研究者自身立場、姿態之限度的體認與反思，這在作為序言的對談中體現得較為明顯，并內化為每篇文章具備分寸感與自反意識的用語、修辭和行文方式。對自我限度的自覺恰恰意味著對別種可能性的開放態度與審慎的責任意識。其次就研究對象而言，倫理意識還表現為對文學之陌生性與神秘性的尊重，所謂“文學保守著自己的秘密”19，作者對這一判斷的深切認同致使他將 “追求某種非確定性把握和判斷”視為“文學研究者職業倫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20。如果說立足于文學性而在文本內外進行的穿梭往復體現出一種“以有限叩問無限”21的姿態，那么即便在這一“有限”的范圍內，研究者也不愿竭澤而漁，不傾向于用理論或歷史的強光將文本通體穿透，而更希望保留、呵護某種“不可知”性。落實到文章寫作層面，則某些猶疑、讓步、非確定、非絕對性的表述塑造了文章的內在肌理，其所形成的行文語氣和態度也召喚讀者以同樣敏感而謙遜的心態進行分析性閱讀。而對自身限度與文學文本之神秘性的體認最終通向了對真正的“他者”的關注與理解。就作為文學研究基礎的閱讀活動而言，在與不同文本、言語形態及背后具體的人的相遇和相處過程中，對“他性”的發現或許構成了閱讀倫理的要義22，而某種詩學模式的生產性也正在于它對差異性因素的發掘與互動能力。如同現代派詩人在走向“群體性他者”的旅程中艱難成長，超越“自鑒”的審美模式，文學研究也往往內含著一個經由對他者的注視、剖析而重新認識自我、識別和建立人我關系的過程。這在評述日本學者竹內好與伊藤虎丸魯迅研究的《從“回心”到“終末論”》一文中有所體現。兩位學者研究魯迅的關注點與探討方式、思維路徑均有所不同，而相通之處則在于他們以中國和魯迅為參照性他者所進行的自我文化反省。在自我與他者間循環折返或許是文學研究的某種理想狀態，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我與他者渾然一體的“契合”或許也只是某些瞬間的審美幻象，在倫理關系內部，隔閡、沖突與分裂必然發生。因此，在往返于“我”與“他”的研究路徑中，關鍵的抉擇便在于視他者為已然過去的對象還是同樣具備生命力的主體，是將他者自我化，還是明晰各自的界限與分歧，在對視差的認知中尋求某種共在體驗與交流的可能。或許，后者才是《文本的內外》所要建構的理想研究倫理。

而若將對“人”之境遇的關注視為文學倫理的某種終極要義，那么，文學實踐中有關“我你他”的種種關系想象便終將指向對主體成長的關切，以及“相互主體性”的范疇。這既包含個體與個體在文學場域中的相遇，也指向審美主體與倫理主體、“文本中的主體”與“歷史中的主體”諸范疇的交結。在文學研究過程中，這種相互主體性或許還體現為研究者與研究對象、與讀者在多重時空、多種經驗與話語場域中的互動。這種互動狀態所織就的細細密密的關系網絡塑造了文學研究的“現在”與“未來”向度，并打開了主體性問題內部的豐富空間，而由這些互動所構成的相互主體性，也必然是“矛盾的藏身之地，它永遠處于建構過程中，并在有可能改變的語言和社會組織的變換中被置入危機”23。危機所存也正是生機所在，進一步，真正的相互主體性或許必須在研究者交付自我、直面危機的勇氣和與文本建立的積極的、親密的情感關系中達成24。學術散文《尺八的故事》便流動著這樣一種親近感，以此篇文章作為全書結尾，或許也別有寄托：在著作最后，時空情境來到了世紀之交的京都，我們也終于驚喜地發現了研究者的身影與情感流露。沉浸在尺八聲中的體驗與隨想為讀者揭開了研究者心靈生活的一隅，就文章的學術意義而言，這般結構方式寄寓著“我”對上述作家作品及自身所承繼的文化、審美、詩學譜系的追認和憶戀，同時在“我”與各位研究對象、詩學前輩跨越一個世紀的生命經驗的參差交互中生成一種新的研究者主體意識與人文學科的學術倫理。而在文末擬想的樂聲中我們或將繼續追問，在21世紀的世界政治格局與文化形態下，詩心、詩藝、性靈、審美種種，該往何處安身。或許，《文本的內外》本身也已經給出了某種答案。如研究者所鐘愛的文學家沈從文對以悲憫和愛為內里的抒情境界的追求那樣，一種依托于“在地性”（無論這土地是某一鄉土空間，還是更為抽象的文學性等范疇）并保有對“完整的生命境界的追尋”愿景的人文活動25，正是為文者“抒情的喜樂”的源泉與跨越時空的力量之所在。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中國文學學術話語體系的形成、建構與反思研究”（項目編號：20&ZD280）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8吳曉東、薛毅：《文學性的命運》，《文學性的命運》，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3頁。

2 3 6 12 13 14 15 18 25吳曉東：《文本的內外：現代主體與審美形式》，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164、247、88、67、94、248、33、398、374頁。

4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5[美]斯蒂芬?葛林伯雷：《通向一種文化詩學》，收入《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頁。

7李商隱：《玉溪生詩意》，屈復、朱鶴齡注，文物出版社2020年版。

9張愛玲：《〈太太萬歲〉題記》，《大公報?戲劇與電影》（上海），1947年12月3日第59期。在《“陽臺”：張愛玲小說中的空間意義生產》一文中，吳曉東借用張愛玲所描繪的“在陽臺上篦頭”的亂世女子形象為淪陷區寫作的張愛玲定格。

10 [德]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李步樓、尚偉、祁阿紅、朱泱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239頁。

11[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遜：《語言的牢籠：馬克思主義與形式》，錢佼汝、朱剛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頁。

16[英]特里?伊格爾頓：《審美意識形態》，王杰、傅德根、麥永雄譯，柏敬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7—18頁。

17 20吳曉東、洪子誠：《文學性：經典與闡釋》，《文本的內外》，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2、21頁。

19[美]希利斯?米勒：《文學死了嗎》，秦立彥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頁。

21吳曉東：《20世紀最后的傳奇》，《漫讀經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70頁。

22[英]德里克?阿特里奇：《文學的獨特性》，張進、董國俊、張丹旸譯，知識產權出版社2019年版，第190頁。

23[美]凱瑟琳?貝爾西：《批評的實踐》，胡亞敏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頁。

24[美]約瑟夫?諾思：《文學批評：一部簡明政治史》，張德旭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17頁。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